话语权

郑永年《联合早报》专栏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本栏上周阐述了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演进。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学到一些什么经 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要检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先来讨论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另文论 述。 　　应当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国早就发展出一种世俗文化。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中国文 化并不是否定超然或者“形而上”世界的存在，但并不对这个“形而上”世界进行讨论和研究。佛教相信“来世”，相信超然世界，但在进入中国、经过儒家修正之 后，也不像西方神学那样去探讨那个外在世界。总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种类似西方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没有形成“形而上”哲学，并不是中国文 化的缺陷。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期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和文化的世俗性有关。不过，另一方面，缺少“形而上”体系这个现实，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形 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缺失独立的学术精神。在“形而上”领域，人们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例如上帝），并可以与之对话。在超然世 界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和这个超然世界对话，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具有其合理性。 　　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看，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即和王权有关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在王权之外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体制内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和佛家，体制外主要是道家和“江湖派”。 　 　道家没有能够创造中国的知识体系。道家强调独立，具备追求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思想条件，但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知识体系？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道家退出政治社 会，不关心人类社会；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道家主客体不分。同样，道家因为强调个人的修养，也不追求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无关。总体上说，道家可以说是一种 人生哲学。当然，作为一个关于个人修炼的哲学，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很多人所信仰。这也是一种权力，但这里的权力概念，和我们所讨论的已经有了区别。因 此，我们这里不讨论道家。 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密 　　在中国的传统中，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上说，儒家学说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为王权服务的，并且依附于王权的；二是儒家是提倡“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也就是说，儒家主要是用道德来感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儒家也因此被称为是道德哲学。 　 　不过，为王权服务和依附王权，实际上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两种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形成时期，儒家就是为了王权服务的。“学 而优则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态。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劝说各国君主接受其政治理念。但是，那个时候儒家是独立的，并没有依附于王权。人们不难看出，儒家当时 具有非常进取的精神。 但是，一旦儒家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和王权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为王权服务，而且依附王权，不再具有独立精神。在为王权服务这个总体构架 下，儒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第一，对王权，儒家完全依附。儒家成为掌握话语权的人，也就是今天掌握意识形态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愚忠是普 遍现象。儒家为了取悦王权而不惜说假话。当然，儒家也有真正忠诚的分子，他们能够严格坚持儒家“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信念，甚至不惜生命向掌权者说他 们所理解的真话。但即使是这一群体，他们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说真话”的儒家和统治 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紧张。当现实世界不符合儒家的社会理念的时候，儒家就会勇敢地向王权说真话，导致王权的不快。有时候，这当然有不好的结局，因为说真话 而杀头的案例也是有的。 　　第二，对自己这个群体，儒家的自私性往往表露无遗。儒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参与统治，把自己成为统治过程的一部分。历史上， 儒家是最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群体。但同时，儒家是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在儒家那里，社会阶层是具有等级的，而这个等级是通过政治划分的。儒家的等级 就是“士、农、工、商”。通过这种等级划分，儒家成功地把其他社会群体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也把自己排除在法律之外。儒家认为，君子具 有善的品德，不需要任何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针对其他社会群体。不过，历史上，儒家追求政治参与，而排斥其他群体参与政治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代价的。面对 王权，儒家实际上也往往非常微弱。儒家的道德力量何以能够对王权构成任何制约呢？在任何国家，能够制约王权的是具有人口力量的社会，或者具有经济力量的商 业阶层，或者两者的结合。儒家把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自己也往往成为牺牲品。在很多场合，为了权力，儒家的犬儒主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对社会来说，儒家也是极其自私。尽管儒家这个群体本身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儒，通过接受教育而成为儒。“有教无类”是儒家学说的一个 优势。但这并不是说儒家的知识是向社会开放的。儒家是一个垄断知识的群体，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相反，这个群体对社会实行的是愚民政 策，垄断知识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权服务。显然，在“有教无类”的思想传播到西方后，西方就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的教育哲学，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大众 教育结构。而中国尽管很早就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但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 　　一些学者把儒家称之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确在很多方面，儒 家有些类似西方自由主义，例如提倡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干预。但是，儒家不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具有进步性。西方自由主义两个核心。第一就是相信进步，相信 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第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不断改革现存体制，求得进步。儒家则不同，相信第一个层面，但对第二个层面的变迁不甚感兴趣。自《易经》以来，中 国多数思想流派认为“变”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因为对《易经》来说，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否定“变”，也接 受“变”，包括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儒家并不主张人为地去促动变革。儒家是一种非常发达的保 守哲学，利用现存因素来塑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儒家是一种社会秩序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始终是官方意识形态，为王权所有。很显然， 对王权来说，秩序是一切。 儒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创新能力就成为问题。儒家往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 量，其关切的是如何维持现存秩序，而不是改变现存秩序。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永远满足于现存秩序。相反，儒家也经常批评现存秩序。儒家什么时候会批评现存秩 序呢？那就是当其认为现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认同的“规范”秩序的时候。就是说，儒家是用其理想来批评现存秩序。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就好 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人得了病，找医生看病。医生的道德底线是要把病人医好。医生根据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所积累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病看不好，那么只 能说医生所学的知识和经验错了或者不够，而不能说病人生错病了，因为这里病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情况刚好相反。当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化而和 儒家的理念不相吻合的时候，儒家会说，社会现实错了。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识。儒家因此往往结合王权来阻止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可以 说，在儒家主导下，中国历史往往是在“削足适履”的状态下演进的。 　　佛家从印度传入。刚开始的时候，儒家也极力反对佛教的。但后来，儒家 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化”佛教是儒家的功劳。佛教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但也因此佛教和权 力、利益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密切关联。从和权力的关系来看，佛教和儒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说儒家和佛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那么体制 外关心权力的群体只剩下“江湖派”了。“江湖派”当然是对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一个统称。“江湖派”里面也有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 为“江湖派”的一部分。但是“江湖派”里面很多人是关心权力的。他们沦落“江湖”是有不同原因的。大部分人是因为不能挤入体制内，就是说想进入体制但失败 了，于是对现存体制产生了不满。但有些则本来就对现存体制不满。这个群体对权力感兴趣，他们追求权力的方法就是通过“反权力”，就是想方设法挑战现存体 制，通过推翻现存体制而获得权力。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过程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情形。 　　这个群体和我们上周所讨论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 方知识分子是通过创造新的知识体系，或者通过另外一个“规范”学说来挑战现存权力。中国的“江湖派”并不这样。他们往往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思路没有任何 差别。他们强调的是现存掌权者已经不再能够恪守早先的承诺，或者说已经不能履行“天命”了，因此应当挑战掌权者，推翻他们的统治。“天命”应当转移到“反 权力者”那里，这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理念，也是他们动员社会力量的手段。但是，一旦当反权力者真的得到了权力，那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和原先的掌权 者毫无区别。 　　中国历代皇朝简单更替、再复制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没有任何知识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用马克思的物质主义观点来看，这主 要是取决于中国农业社会这一事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永远没有逃离农业社会的陷阱呢？在一些历史阶段，中国成为相当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国曾经有过为什 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争论，但没有结果。不管怎样，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政治形态的演进，新的知识体系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和其没有产生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知识体系是有关联的。诚如韦伯所言，中国很多因素包括儒家学说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都阻止了中国经济 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历史进程中哪些方面起了作用，哪些方面没有发生作用。有一 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苹果涉嫌盗版，运作模式负作用显现 文/魏英杰 新一代iPad热销之时，作家维权联盟向苹果公司维权又被拿来说事了。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苹果应用商店确实存在盗版侵权嫌疑，但尚需相关部门确认后才能做出最终判断。 多名中国作家和出版机构发起的作家维权联盟，于去年声讨百度文库侵权后，已把矛头对准了苹果公司，并提出超过千万元索赔金额。从目前进展来看，维权方只是对苹果公司提出申诉，并未进入诉讼阶段。官方对这起维权事件，虽然表示一定支持，却也没把话说死。而事实上，苹果应用商店部分文学作品存在盗版行为，大家都看在眼里，根本用不着多说。 可见，维权方没有立即进行起诉，更多可能是出于通过交涉实现共赢的考虑。毕竟，一旦进入诉讼程序，不仅要对具体侵权事实进行认定，还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面对强大的苹果公司，以及对应国内并不算完善的版权法规，胜负如何是一回事，维权者有无精力把官司进行到底又是另一回事。何况，在苹果应用商店出售电子图书，是图书出版的一个趋势，维权方大概也不想轻易与苹果公司闹掰。 所以不妨把维权活动暂放一边，先来关注苹果应用商店为何会变成盗版的避难所。应当承认，苹果的App Store是一大商业创新，其用意在于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更好地保障版权人的合法权益。问题是，恐怕连苹果公司都未能料到，这一内容提供模式会具有如此巨大颠覆性，形成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 至今，苹果应用商店的应用程序数目已超过50万款，总下载量已突破250亿次，相关应用上架申请更以每周超过2.6万次的速度增长。可想而知，要逐一审查如此巨量的应用程序，需要花费苹果公司多大精力。这几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在这情况下，苹果公司对盗版申诉回应缓慢、处理滞后，都在可意料之内。即便如此，苹果公司应对铺天盖地的投诉，还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一边不断删除盗版，另一边又出现大量新的盗版内容。无论苹果公司再怎么重视侵权问题，至少在目前，它还很难彻底遏制住盗版狂潮。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相对滞后的中国市场，更是如此。 从这角度看，苹果应用商店大量出现涉嫌盗版作品，与其运作模式高度相关。苹果应用商店不仅是一个内容提供平台，更是一种商业盈利模式。这一盈利模式的特征是，苹果公司掌握了绝对话语权。苹果公司不仅对上载应用程序进行技术把关，还对应用程序内容进行审核，最后还从程序下载获得三七开的营业收入。这种封闭式运作模式，与苹果公司的产品运营风格相适应，从而打造了一个具有高度技术垄断性特征的产品营销帝国。也因如此，一旦内容服务出现问题，苹果公司不仅无法轻易脱身，还必须为此负直接责任。 简单讲，苹果商店出现大量涉嫌盗版作品，一方面原因在于苹果公司规模增长太快，营销管理和售后服务跟不上，另一方面在于苹果应用商店的运作模式存在弊端，目前其负作用开始显现。虽说不必因此就对苹果运作模式作出否定性判断，但苹果公司若不能及时反思上述问题并作出回应，很快它将面临大量侵权诉讼，并可能因此吃尽苦头。从法律角度，苹果公司很难从这些涉嫌侵权活动中完全脱身。 至于苹果公司会怎么应对盗版现象，这里不妨也略作判断。在不改变眼下运作模式的前提下，苹果公司可以做的：一是增加人手，加大应用程序内容审核力度，以及发现问题后的响应速度；二是，抬高应用程序准入门槛，要求作品上载者必须递交相关版权证明；三是，提高违规惩戒力度，要求应用程序开发商上交高额保证金，出现违规行为可罚没保证金并进行追责。说到底，苹果应用商店目前的运作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管理体制。在“后乔布斯时代”，苹果公司很有可能对这一模式进行重估。 2012年3月19日 《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