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

　　打黑颂扬声后的坊间争论 　　晶报记者  　　岁末年终，曾引发无数国人关注的重庆打黑除恶风暴，高潮隐退，日趋沉寂。这场2009年最受瞩目的地区性官方事件，在展开伊始的数个月内，得到了包括重庆市民和重庆以外地区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叫好者中，有人登广告，有人送锦旗，有人放鞭炮……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对政府工作的支持、赞赏与配合度，达到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新高。然而，随着近日北京律师李庄的被拘，在重庆打黑一片颂扬声的背后，一些在坊间争论和非议许久的话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凸现在人们面前。 　　不仅仅是李庄被拘引发的争议，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与主流民意不一样的声音，在坊间流传…… 　　争论一：“行动”成了“运动”？ 　　“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行动，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写保证、写自我交待、检举揭发他人、签保密协议，有点类似于‘文革’时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庆官员苦笑着说。 　　10月25日晚，在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家酒店里，重庆一家重要媒体的采访部门负责人，向晶报记者讲述了他所亲见的一个场景： 　　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被抓后，“打黑英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召开了一次全市公安系统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事先都安排好了座位。会议开始，王立军提醒，各人都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千万不要坐错了位置！参会人员到齐后，进来一排武警，站到了6个人中间。这6个人顿时吓得浑身发抖，手脚哆嗦。但那些武警却没有任何动作。过了一会儿，坐在武警旁边的其中一个人精神崩溃了，伸出双手对武警说：“你把我铐住吧。”武警说：“不是来铐你的。”那名参会人员说：“铐我吧，不管你们是不是来抓我的，我都坦白，我有问题……” 　　这位重庆媒体记者告诉晶报记者，在打黑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重庆官员都特别怕“开会”。因为文强、彭长健、徐强等被抓的政府官员，都是在开会时被带走的。这个场景，就是在强大的打黑气氛和“气场”威慑下，重庆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一个小小缩影。 　　“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行动，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写保证、自我交待、检举揭发他人、签保密协议，有点类似于‘文革’时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庆官员苦笑着说。 　　不仅官场如此，在商界，一个接一个“亿万富翁”、“商贾名流”作为黑社会团伙头目先后被抓了进去。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一些企业界人士如坐针毡，深恐哪一天“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有媒体报道，当时曾有一些富豪卖掉自己在重庆的产业悄悄出逃。 　　而最为引起争议的是在审判阶段。黑社会团伙系列案件开审之后，法院部门组织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每一场庭审之后再邀请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听取他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定罪量刑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重庆相关法院的官方网站新闻稿称，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这些意见与建议，“合议庭将在评议案件时予以参考吸纳”。 　　法律界人士立即指出，法院合议庭成员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对法官具有投票权的人大代表直接就具体案件发表看法，被指严重违宪，干扰法院独立审判，“政治气氛太浓了。这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了，搞运动也不能违反法律呀”。 　　9月初，在打黑系列案开审之前，重庆市司法局已专门发文，要求办理涉黑案件的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泄密，对苗头性问题要及时报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律师告诉晶报记者，这份文件下发后，很多重庆本地律师不敢或不愿接涉黑案，一些涉黑案件当事人家属，则不得不到重庆以外的地区聘请律师。 　　到了后期，即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在一个律师工作座谈会上，公开要求代理涉黑案件的重庆律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必须“顾大局、守纪律”。这引来全国媒体的强烈批评，不少媒体指其缺乏基本法律意识，讲话有违法治精神。 　　率先公开指出重庆打黑有“政治化、运动化和扩大化”之嫌的，是曾长期在深圳为农民工讨薪和维权、以敢做敢言闻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他在10月上旬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打黑除恶不应该运动化，更不应该变成政治运动。“打黑本来就是政府分内的事情，如果运动化，很多事情就会扩大化。”“重庆自成立直辖市以来，有60万件案件没有破，也就是一年5-6万件……打击犯罪，要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常态机制，不能是突袭式的、政治运动式的。往往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完成的，都会扩大化。” 　　周立太担任了涉黑案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有人认为他说这些话是为黑社会开脱。他的观点随即遭到了猛烈抨击，无数网友将“砖头”砸向周立太，痛骂他是“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他不得不专门开设博客、不停地接受媒体专访来为自己辩护。重庆官方也出面说明，称打黑“不会扩大化”。 　　但是，关于“打黑行动”是否已演变成“政治运动”的争论，并未因此而停歇。 　　争论二：“打黑”变成“黑打”？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测。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证，才是“打黑”变成“黑打”的最值得诟病之处。 　　重庆媒体界资深人士指出，重庆打黑风暴中的这些行动，其实与2007年底重庆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所实施的几项重大举措，思路一脉相承。 　　2008年6月开始，重庆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简称“唱读讲传“）活动。在外人看来，这更像是一场运动。以“传箴言”为例，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N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区县更是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市主要领导亲自创作并上传的一条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到2009年6月已被转发了1600多万次。 　　官方称，这项运动的目的，意在“传播主流价值，丰富群众文化，培育城市精神，提升市民素质”，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然而，“塑魂工程”似乎并未达到“提升市民素质”的目的。2008年11月3日，重庆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全城8000辆的士司机罢运事件，引发海南三亚、甘肃永登、云南大理等全国多个城市的的士罢运连锁反应。事件平息后，重庆市领导召开座谈会，听取的士司机的意见。会上，重庆渝强公司的代表黎强竟然粗暴地打断了市主要领导的讲话，拍着桌子吼道：“你刚来重庆，对重庆的情况不了解，我来说给你听！” 　　如此张狂、“没有素质”的市民，竟然还是市人大代表，而且据事后调查正是他幕后指使和策划了的士罢运事件。有着红色革命传统的重庆怎能任其肆意胡为？ 　　据说，这成为引发重庆打黑风暴的导火索。 　　有消息证实，最开始，黎强案即被列为重庆打黑第一案。后来，因牵出文强，黎强案才退居第二位。 　　10月26日，晶报记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记者一起，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了黎强案的开庭审理。走出法庭，不少记者私下交流，大家都一个共同感受：黎强不像是黑社会。“黎强确实很可恶、有许多违法犯罪行为，但硬要给他戴上‘黑社会’头目这顶帽子，还是有点底气不足。”一位上海记者说。 　　面对公诉人长达59页、宣读了3个小时的指控，黎强的辩护律师赵长青在第一天法庭调查中只花了不到10分钟，问了黎强几个问题，就使旁听者明白了指控黎强为“黑社会”为何不合法理。 　　75岁的赵长青是中国刑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曾参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正是在1997年的修订中被第一次写入刑法。对什么是黑社会犯罪，赵长青可谓最权威的研究者和解释者之一。他认为，要认定黎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必须解决“载体”、“行为”、“领导”三个前提，但这三个前提黎强都不具备。因此他完全否定了检方对黎强“黑社会”罪名的指控。 　　除赵长青外，黎强案中的其他42名律师，事前互相之间并未经过任何沟通，但也都在庭审中全部否认了检方对各自当事人的黑社会犯罪指控。 　　有律师认为，这不是因为律师和当事人有何预谋或死不认罪，而是根据事实和证据，各当事人确实不符合黑社会犯罪的构成要件。 　　那么，专案组和公诉机关为何一定要把黎强“往黑（社会）里‘整’”呢？ 　　黎强案庭审旁听席上，坐在晶报记者身边的是一位平头、夹克衫、休闲裤的精干小伙子。他自称是“普通市民”（但普通市民是进不了法庭的。根据法院提供的信息，进入法庭旁听的只有案件当事人家属、记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后来记者获知，还有一种人就是该案件的专案组成员，他们一般悄无声息地坐在旁听席最后几排，不透露身份。这个“普通市民”刚好符合这些特征）。他向晶报记者透露，出租车罢运事件，是重庆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但这次事件对重庆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有人想把罢运事件的责任推给企业，推给黎强和“黑社会”。这次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视和注释罢运事件”，“查出罢运事件的真正黑手”，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出租车罢运事件后，渝强公司当时就已被处理过，有几名参与闹事的人被抓，后来黎强想法弄出了两人，但放出的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就带人把这两人又抓了回去，还撤了放人的巴南公安分局一名副局长。 　　不只黎强案，在初期开庭审理的杨天庆等9人、刘钟永等２２人、李义等２６人、谢才萍等２２人涉黑系列案件中，各个涉黑“老大”及其他被告人，也几乎都对其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指控表示不认罪。“黑社会”组织成员却全都不承认自己是“黑社会”，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测。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证，才是“打黑”变成“黑打”的最值得诟病之处。 　　赵长青以法律界的泰斗之尊，在黎强案开审之前，也只见过黎强两次。而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律师周立太，担任李义案涉黑被告人李志刚的代理律师后，他声称，“提前见不到被告人，看不到案卷，看不到证据，只能在法庭上瞎说”。 　　“被告人不管犯了什么罪，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他都有委托律师的权利，律师有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有会见权，而在本案中一律不得会见。在审判阶段，所有律师都看不到案卷。所有的案子也都是快起诉、快审理。如此办案，律师如何发挥辩护权？”周立太质问。 　　而在此之前，已有外地律师在华龙网、天涯社区重庆版等网络上，讲述自己代理涉黑案，却见不到人、看不到案卷的窘境，称“涉黑案律师摸不着黑”。 　　法庭上和法庭外，律师们都发出了“打黑不能黑打”的呼声。 　　这种呼声在李庄案出现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争论三：“舆论”源自“官论”？ 　　“一家曾有着光荣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大报，在此次事件中却沦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这是中国媒体2009年最大的耻辱。”在新闻业界的专业论坛上，业内人士发出如此长叹。 　　北京律师李庄的被拘，使坊间对重庆打黑的非议之声达到了顶峰。 　　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以《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为题，披露了重庆打黑案中的一桩案中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因帮助被告与他人串证，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等谎言，唆使其向法庭提供虚假供述，被检察机关逮捕。 　　这篇报道的内容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与以往所披露的案件中公众的反馈多数支持政府打黑不同，这次有为数相当多的民众认为，这是重庆公安司法部门“杀鸡儆猴”，是对代理涉黑案件的重庆市外特别是北京“有背景”律师的“敲山震虎”。李庄会见龚刚模时向其眨眼是“教唆其翻供”、李庄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却被称为“伪造证据”等指控，以及仅仅依靠举报人的举报就予以逮捕，李庄12月12日被拘留、13日批捕并召开新闻发布会、14日刊出长篇报道、不到一周即起诉，事前似经过周密部署等问题，都成为各界质疑的焦点。 　　有意思的是，披露此事的《中国青年报》这篇报道本身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篇报道被指为“文革”腔调，堆砌大量形容词，主观倾向明显，甚至声嘶力竭。“从专业上看，它是典型的‘黄色小报’体写作，用危言耸听的描述来吸引读者”。在没有司法定性前，记者已将李庄定性为“混迹律师界十余年”，“为捞钱”、“有背景”的一个混混。记者“违背基本的新闻公允原则”，只报道警方的说辞，却不给当事人李庄澄清、质证和辩驳的正常话语权，是一篇“专政报道”。当天晚上，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作为节目嘉宾就对这篇报道存在的问题予以了批驳。 　　就在采写这篇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博客上回应称为写这篇报道“做了很多采访”时，12月17日，《新京报》刊发该报记者的报道称，李庄被批捕当日，重庆警方曾组织人员写了两篇通稿，其中一篇与《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基本一致，只是略有删改。 　　“一家曾有着光荣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大报，在此次事件中却沦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这是中国媒体2009年最大的耻辱。”在新闻业界的专业论坛上，业内人士发出如此长叹。 　　实际上，重庆打黑开始以来，一只无形之手一直在操控着舆论的进展。关注着打黑案的各地记者对此深有体会。而此次，这只无形之手只是有意或无意地露出了它的几个小指头。 　　最早的案例发生在文强被双规之时。事实上，不是记者，而是官方主动但匿名地在网上公布了文强被双规的消息，以试探群众的反应、搜集更多的证据。 　　重庆华龙网是重庆有官方背景的新闻网，其“打黑论坛”堪称重庆打黑的“权威消息来源”，经常有用官方语言写作的“网友”，在上面披露一些打黑的零星独家消息，而且几乎都和后来官方正式公布的完全吻合。显然，这些“网友”不简单。 　　不仅如此，每当有不符合官方腔调的声音出来，论坛上便会出现大量围剿、反驳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与官方的基调一致，“文采斐然”，决非一般网民能够写出来。有资深网友认为，这些“舆论”基本来自“官论”。比如央视“新闻1+1”12月14日报道李庄案之后，由于何兵教授认为无证据证明李庄有罪，华龙网几天之内立即出现了十几篇反驳和谩骂何兵的评论。而支持何兵的则几乎没有。网上几乎只有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 　　然而，这已不是一个一言堂、一种声音的时代。重庆打黑，不可能再是“警方雷厉风行抓人，法院三五两下断案，媒体异口同声报道，民众奔走相告叫好”的模式。只有当非议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多，争辩才能越来越明、真正和真相才能越来越清楚，而社会才能越来越进步。

从这一点看，官方意识形态中对民主宪政的态度是相当令人费解的。一方面诬蔑道，西方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可是另一方面又说，民主国家政客短视、迎合选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现在的民主国家太过于民主了（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要专制一些才好——最好是皇帝来统治，皇帝是没有理由会对自己的万年江山采取短视的态度的。   也谈政党“制度”的问题   文/黄陀（Yale University）     国人对于两党或多党制的理解，往往被官方话语所禁锢。即便是在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当中，不少人对于多党制的讨论也仅仅是局限于多个政党轮流执政（即所谓的“政党轮替”）来推动廉能政治、彰显人民主权。这种思路并未能真正回答官方意识形态把多党轮流执政简化为“资产阶级分赃不均故需轮流坐庄”所进行的诬蔑。要从根本上讨论多党制，必须从它的核心内涵讲起，而不是拘泥于所谓“普世价值”的文字游戏。 一、“多党制”的产生 “政党制度”这个词，应当是由Party System(parteiensystem)翻译而来。但把System（系统）这个词翻译成“制度”，则起了相当不好的思维导向作用。因为中文的“制度”这个词，有至少两个意思，一个是“体系”的意思，这个意思对应的是英文的System所含有的描述性作用（即描述客观存在）；另一个则是“规定”的意思（如“考勤制度”、“人事制度”），而这个意思是Party System中的System所没有的。 于是谈起“政党制度”、“两党制”、“多党制”，使用中文的人潜移默化地会认为是有一个更高的政治权力（即所谓的“主权者”或“统治者”）对政党的兴亡存废作出规定。一旦承认了这个更高的政治权力决定政党系统，官方意识形态中“多党制不过是统治阶级决定利益分赃系统”的论述便是很容易接受的一个论点。 然而这种理解是错的。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本质上并非一个主权决断。事实上，西方共和国家没有我们所说的“政党制度”，只有“选举制度”。虽然各国有时会有法案规范政党的行为、政党对政治献金的筹集以及何种资格的政党可以受到公款补助等，但这些并不涉及到政党体系之根本构成。也就是说，并没有宪法或法规规定要有几个执政党、几个参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是什么关系；所谓的两党制、多党制，皆为选举制度之产物。 民意代表机关的选举制度有很多种，但最基本的形式只有两种，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Single-Member-District Plurality, Mehrheitswahlrecht）和比例代表（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Verhältniswahlrecht），其他的往往由这两种衍生而来。简单说来，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更容易产生以两党为主体的两党制系统；比例代表制更容易产生三个政党以上的多党系统。以下作详细解释。 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一般是指把领土划分为若干人数大致相等的选区，各党分别在该选区推出一个特定的候选人，每个选区内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获得代表该区的议席。假定其中某两个选区的各党得票率如下： 选区A: 民主党候选人45% 共和党候选人35% 某小党候选人20% －结果：民主党候选人得到该议席 选区B: 民主党候选人 25% 共和党候选人65% 某小党候选人10% －结果：共和党候选人得到该议席 可见，小党虽然成绩不错，但一个议席也得不到。推而广之，在极端的情况下，就算小党在所有的选区的候选人都分别拿到了10％－20％的选票，在全国范围内拿到15％左右的选票，却仍然有可能一个议席也拿不到，因为大党“赢者通吃”的缘故。 可见，小党在这个制度下很难生存。要知道，现实生活中能拿到10％－20％的选票已经不太可能，一个小党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度下能拿到1％－2％的选票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即便想要支持小党的人，也会认为投给小党等于把选票白白扔掉，那么，支持小党的选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投给一个大党（比如支持绿党的人会投给民主党，或者干脆不投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小党获得议席的希望不大，所以选民就算支持他们，也不会投票给他们；而这样一来小党就更没有希望了，除非遇到重大民意变革时代才有可能兴起（如美国内战前共和党的发展）、取代大党。最终的结局是造成两三个大党垄断政治舞台，如美国由民主党、共和党垄断，英国则是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和工党（其中自由民主党为历史遗留产物）。 而多党制则与比例代表的选举制度有关。这种选举制度的选区一般比较大，理论上甚至可以将全国划为一个选区；选民投票时选择政党（而非如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下选举所在选区的特定候选人），各党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故小党也可以获得更多席位。假定各党在一个100个议席的选区得票如下： 基民盟 35％；社民党 20％；自民党10％；绿党10％；左盟5％；小党甲 4%；小党乙、丙、丁、戊、己、庚、辛、壬各2％。 那么，如果是最简单的比例代表制，议席分配很简单：基民盟得到35席，社民党得到20席⋯⋯以此类推，小党甲得到4席，其他各党各2席。但这样的话国会里政党就太多了，对于议会制的国家是致命的。议会制的政府是由议会多数派产生的。比如基民盟可以和社民党联合组成执政联盟（35％＋20％＝55％），但社民党也可以联合一干小党组阁，只要能凑出50％以上就可以了。政党数目过多使得执政联盟的可能组合大大增加，更容易造成政局不稳、内阁倒台频繁、政策没有连续性。 所以，一般的比例代表制多设有“门槛”（threshold, Hürde），即必须得到一定比例的票数才可参与议席分配。在以上的例子中，如果门槛被设为5％，那么各小党就会被拒之门外，从而将政党数目控制在合适的水平，形成较为稳定的多党制。 在这两种选举制度基础之上，可以衍生出其他选举制度。比如，德国和台湾的议会选举均采用混合制度，即一部分议席由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产生，另一部分由比例代表制产生；选民投票时投两票，一票选人（单一选区的候选人）、一票选党。（不同的是德国采用的是两票联立制，台湾采用两票并立制）混合制度如德式制度下，既有单一选区制度的特征（即有两三个大党稳定主导，在德国为基民盟和社民党），也有比例代表的特征（有小党参政）。 另外，政党的数目，与议会制还是总统制也有关系。比如，美国的两党制除了与单一选区的选举制度有关外，还与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有关。总统选举其实是最大最终极版本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全国只有一个选区、选一个席位，所以能问鼎总统宝座的只能是最大的、全国性的政党。在全国共同市场、新闻媒体焦点追踪的引导下，美国人对选举千里之外的总统热情很高，对选举跟自己日常生活更有关系的镇长、镇议员则热情不大，久而久之造成了全国性政党一统江湖的局面，以至于本地的选举反而有可能受到全国性政党的支配。在德国也有类似情况，德国议会的上议院由各州委派，其结果是选民通过州的选举来左右联邦上议院的政党构成，故本地选举也受到全国性政党和全国性议题的影响。 所以，“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产生，只是自由民主选举的一个必然结果。     二、为什么多党制不是资产阶级轮流坐庄 在今天的世界，在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宣称“我们没有阶级矛盾”，都是需要一些胆量的。在有经济自由的地方，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或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和失灵，或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全、行政过度干预造成寻租空间），造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分层；在没有经济自由的地方，固化了的权贵阶级更是肆无忌惮地掠夺利益。说这些不同的阶层之间没有利益矛盾、没有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冲突，无异于掩耳盗铃。 当矛盾出现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代表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因此能够妥善地化解矛盾、让所有人信服呢？先不着急下结论。在一个封闭的、小型的团体里，这么一个组织也许是可以存在的。所谓的小型团体必须非常非常小，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底细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现代社会里，什么样的组织能真正满足这个要求？——家庭。至少对于绝大多数健康的家庭而言，当家庭成员出现矛盾时，可以通过和平的协商、家里有威望的人的调解来解决，这种解决模式确实是“代表所有成员利益”的，因为毕竟是一家人。 所以，当政治团体希望宣称自己代表所有人的利益时，总是以家长的面貌出现。也无怪乎当今谈论国事时，总有人愿以“子不嫌母丑”作掩护，披着为国“家”辩护的外衣为当权者辩护。然而家庭作为利益整体这个基本前提在现代国家并不存在。现在任何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的人口都远远超过古代一个普通国家的人口，现代的国家（哪怕是小国）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和利益角斗场。在如此纷繁的利益背景下， 伪称各自心怀鬼胎意图谋取私利的利益集团不存在，伪称家庭式的和谐关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所以执政者能够以家长的身份行使权力、所以不需要其他政治势力予以制约，很明显是个谎言。即便抛弃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立场，当执政的少数人声称，这样对国家有好处时，人民有权发问，这样到底是对国家有益，还是对执政的少数人的私利有益？ 退一步说，即便有这么一个理想的组织，它发源于为所有人服务的理想，它的创始人是真诚地怀着这样一个目的去领导组织走出第一步的，当这样一个组织爬到数亿人的头上的时候，怕是也已经蜕化成为一个牟取私利的利益集团。欧美工人运动中的工会领袖吃香喝辣、与权力沆瀣一气早已不是新闻——为什么？当一个组织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需要产生一部分的固定官僚。比如如果是三五个人的读书会，谁来主持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没有什么固定的机构；而几十个人的类似组织，就需要有相对固定的人选去掌握一些资源，因为总是更换管理者会大幅影响组织运行的流畅性；当一个组织发展称为上万人的庞大运动时，不但需要固定的人选，而且需要常设的、专职的人选来进行日常的管理组织工作。而对于政治组织而言，这种常设的、专职的官僚组织的产生，就意味着权力集团的形成。所以，哪怕是再民主的群众运动，一旦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就必然成就一小撮自我巩固的群体成为权力的核心，这就是所谓的“寡头铁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谁愿意相信这些人不会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利呢？ 既然政党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唯一的办法是让不同的政治势力互相制约——甲党为了谋求执政、为了自己的私利会虎视眈眈地看着乙党政客的任何一举一动，反之亦然。而党内派系的存在并不能达到这一功能。一党制下的执政党之所以能称为一个组织，是因为有单一最高决定权的存在，下面无论怎么争斗，管事的人最终提拔谁，还是管事的人说了算。斗得越厉害、越是需要争相取悦上级，上级得利越多。一旦这个过程被真正民主化了，那么掌握权力能谋取的利益就会减少；而党内派系斗争一旦民主化、公开化、摆到枱面上来，离全社会的民主其实也不远了——这恰恰是利益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多个政党的存在，对推进相对的廉能政治是很有益处的。而多个政党的长期稳定存在恰恰依赖于开放的、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在普选的制度下，一人一票，一个阶级想要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已经不大可能——即便是有巨大优势的利益团体，也必须对其他阶级作出相当的妥协让步。在美国，既有人认为草根阶级已经得到得太多、福利国家已经过度膨胀；也有人认为国家已经被华尔街所控制。双方的观点都并非捕风捉影；双方公开的激烈争斗，恰恰反映了没有一方能够完全主导话语权。而在欧洲，由于对选举费用的有效控制、对政治献金作用的削弱，有产阶级通过金钱政治所得到的话语权更进一步地被压缩，年轻的活力型政党有生存空间（甚至有还在读研究生的年轻人被选进议会），就更不存在某一个阶级完全主导话语权的现象了。 从这一点看，官方意识形态中对民主宪政的态度是相当令人费解的。一方面诬蔑道，西方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可是另一方面又说，民主国家政客短视、迎合选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现在的民主国家太过于民主了（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要专制一些才好——最好是皇帝来统治，皇帝是没有理由会对自己的万年江山采取短视的态度的。 事实上，一个共和国里面，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考虑是需要平衡的：一方面我们确实希望政客能深谋远虑，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确实希望他们能迎合民众、考虑民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民众选票的制约。具体怎样平衡，解决方案不同，就造成了多样的民主现正的形态。而有志于中国宪政的人，似乎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应当走出自己的道路。美国两党制不好？那就不要搞美国的纯粹单一选区制、总统制，可以学欧洲学日本。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好？那就不要搞三权分立，事实上主要发达国家当中，除了美国，没有国家搞三权分立。美国大资本家的政治献金对政治影响过多？同样可以学习其他民主宪政国家设法降低竞选费用、限制政治献金、发展小额募捐的作法。有些民主国家政策没有连续性？可以适当增加任期，适当提高门槛限制政党数目，采用受制约的议会制而非一朝一代界限明显的总统制。 归根结底，政治的最终目的，在于平衡。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说，平衡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因为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主张自己的利益——哪怕这种利益在他人看来是自私的、贪婪的（无论是右派眼中吃福利饭的人，还是左派眼中的华尔街资本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代社会利益团体矛盾大面积存在的现实之下，民主选举制度造就以恶制恶、防止一党独大牟取私利的多党格局，也许确实是最不坏的制度。 中华民国一〇一年 一月廿五日 美国 康州 纽黑文 （采编：楼杭丹；责编：应鹏华）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 ＞制度才能改变中国——从驳《你怎样，中国就怎样》谈起 旅美日记（四）：从民主化进程看港大社堂制度 ＜摇光＞论强奸：伦理问题与现实问题 ＜摇光＞研究问题，也要谈主义 炒作缘何而红——对中国大学制度的一点反思 无觅

　　对沉迷于帝王将相电视剧的中国亿万城乡父老来说，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时45分之后两天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宫廷政变”来概括。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25人之一（甚至早有言之凿凿的传闻称其将在半年后进入前十之列）－－薄熙来，在一场由其下属、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国”而引发的蝴蝶风暴中，未能全身而退，功亏一篑地倒在了进军政治高峰的最后台阶上。 　　那天午后，在温家宝允诺“再回答两个问题”之前，人们已经为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而兴奋异常。这位被一些反对者讥作“影帝”的老人，为上任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宽恕，承认类似“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嘲讽确有道理，更叹息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也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热心的话题，声称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与电视直播同步进行的网络讨论中，即使是一些长期以来认定温家宝的勤勉亲民只不过是“做秀”的异议者，也承认他今天的言论尺度超出期待，仿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过，不论是“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还是许诺最后一年做好5件难事，都还不能让围观的人们尽兴。此刻，温家宝的缓慢语速已经使这场发布会延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3小时，最后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站起身来。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这张来自路透社的白人面孔没有辜负人们对外媒记者的期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屏幕前攒动的人们一定也会对这位深谙汉语技巧的记者说声“谢谢”，除了遭遇民间异议者阻击的刑诉法修正案之外，“重庆”可能是关心中国政治者最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种焦急的等待甚至令一位网民产生错觉，当温家宝承诺认真对待地方债务并特意说明“稍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电视机前的他误以为答问就此结束，在微博上对总理“故意不回答”表示愤慨。好在，现场翻译很快完成了工作，温家宝抿了抿嘴，开始那段注定会被反复解读的表态。 　　在声明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后，他话锋一转，在面向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然后，这位被公认为党内右派、开明派的中共高官决定“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网络文字直播实录这时反而显得跟不上他的语速，温家宝显然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片沸腾。那些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理模式常持异议，并因为王立军事发而断定“平西王”前途暗淡的人们，激动不已。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他们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一位媒体主编发出微博感慨，并迅速得到赞同。来自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职位更高的官员的批评，就像一把更加锋利的尚方宝剑。对这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毛左”做法心存不满的“右派”们，利用在网络空间中的绝对优势话语权，提前开始狂欢：“重庆市委市府必须反思”成为最大新闻门户网站们的头条标题；有心人前往重庆官方管辖的华龙网，发现那条有关王立军的同步直播实录链接曾经失效，就此嘲笑此举无异“掩耳盗铃”。 　　此后发生的事情说明，薄书记的属下们此时应该已经不会有“掩耳盗铃”的勇气了。那条华龙网的链接最终得到恢复，重庆市人大的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更是迅速摘录转引温家宝的讲话精神：“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波谲云诡的政治摊牌气氛简直要冲淡温家宝催人泪下的“请人民忘记我”。正当人们兴奋地观看央视《新闻联播》，并确认温家宝这次的“敏感言论”没有“不出中南海”时，中国最有名声的记者胡舒立已经通过财新网发表“火线评论”－－《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新华社公布的记者会答问电稿并没有与电视机前人们的记录有太多出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革重来”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未遗漏，央视一套也在当晚21时重播记者会全程。一些人在网络上传说着“宣传禁令”的到来，一些人则鼓励有良知的媒体人要在这个时候“帮总理一把”。 　　一夜劳作。因为在多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关注的上海《东方早报》，最终在15日的封面上选取“改革须有人民觉醒和支持”作为头条大标题－－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家宝作为“右派”在党内感到形单影只，不得已而求助于民众。另一些典型标题来自温家宝那些诗词警句，广东《新快报》因为摘录了“文革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必须反思”和“吴英案要实事求是”这三段热点答问，而获得同行们的普遍称道。在这种几乎所有市场畅销报纸都将整个头版贡献给温家宝临别箴言的环境中，《南方都市报》简直要因为选了句“一些地方房价远未回归合理”而感到愧疚－－事实就是，这家中国最著名小报已经有记者就此公开表达对总编辑表现的不满。 　　这种比拼在新闻管制下如何游走极限边缘的竞赛，主要发生在市场化媒体身上。当然，风暴中心的重庆例外。人们在最能体现官员意志的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上也没能发现“惊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或者《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一样，这份由本地宣传官员直接管理头版的媒体正常出版发行，按例刊登温家宝答问电稿，未删一字。 　　时间来到15日早晨9时17分，那些因为薄督前途兴奋讨论了一夜的网民们，再一次被人民网吸引住了：这个曾经在王立军事发之初宣布“将有重要消息发布”的《人民日报》主办网站，通过官方微博账号故伎重演。不过，这次预告被民间消息灵通者提前一步透露天机，“今天上午薄已免职。重庆市委大会。张德江兼任市委书记”。拥有近20万关注者、长期贬斥“西红市”模式的前记者杨海鹏甚至赌咒，“如此消息不实，甘愿以此博关闭‘自裁’。” 　　10时整，新华社获准发稿，一共54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短讯迅速直攀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不到1小时后，稍微详细一些的表述公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棋行至此，人们开始明白温家宝在20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华龙网再也没有理由使得这条新闻链接失效；虽然在下午14时后，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已同步将标题由“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更改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并移出要闻区，但更靠近中南海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却保住了醒目版位。 　　重庆森林消息森严。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片语中推演局势，比如“不再兼任”与“免职”之间的距离。有中共历史爱好者在推测薄熙来是会走上陈希同、陈良宇式的覆辙，还是能像王乐泉、杨白冰般“软着陆”。 　　终究还是对“平西王虎落平阳”的“幸灾乐祸”汇成了互联网论坛上的嘹亮歌声，俨然盖棺论定。新浪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在传播“王立军事件回顾”，热点话题榜首的用词是“薄熙来去职”，那些在整个两会期间不停传播的画面、段子更是获得新生，并且加上了对功亏一篑的无情嘲笑，薄熙来时代的一些“罪人”的喊冤音量也更大了。来自海外媒体的分析得到网络传播，比如来自呙中校的《亚洲周刊》特稿：“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着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甚至小团体的秘密……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王文“独立的人格”显得更加“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这位《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在新华社发出第二条稿件的同一分钟，宣布：“删去几条微博，但仍坚定保持个人的政治信仰！这是我近期内唯一的声明：8个月内不再谈论朝政！”此前，在温家宝发布会斥责重庆市委市府之后，王文表示不解；更早前，在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问后，他更是连发三段微博，批评舆论“妖魔化”“刁问”薄熙来，强调重庆人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另一位受到关注的“挺薄”派是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林社长或许代表了一批曾经亲身感受过山城民生提升的观察者，他们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两位著名的“毛左”－－司马南、司马平邦，更显失落。前者除了吟出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外，也叹息“今天的几篇微博被责令删除……致意网友，祝贺网敌人”；后者正因为一早发出“薄黄挺住！重庆挺住！中国挺住！”的金光大字而备受调笑，他决定“午间习书，新华社电”。 　　沦陷的还有大本营。欢欣鼓舞于“五毛党”失去靠山的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网全部打不开了！”在过去的4年中，这几家左派网站成为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在15日的下午，它们陆续宣布“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 　　“人未走，茶已凉”的感慨还因为人民网和新华网已经删改薄熙来简历和过往活动报道而生－－因此，联系到另一位“毛左”孔庆东被北大停课的传闻，有人已然叹息中国民众那套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之根深蒂固，“如果政府可以封杀左派的言论，他们就同样可以封杀右派的言论。那些欢欣鼓舞的公知本质上跟左派没啥区别。”一段嵌入中共关键人物的曲词则表明了对密室政治的厌恶：“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北大学者陈浩武理解“左派”：“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既有对文革缺乏清算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贪腐横行，社会贫富差别极大，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原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度变革。某个人事变动，只能暂时改变力量对比。”而在这天下午一篇曾短暂生存的经济观察网评论中，学者孙立平呼吁“冷静”：“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撑大政治空间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出现，不应从‘削藩’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 　　混合着对胡温十年施政成果的失望，“既不能”和“也不能”的两端正盘踞着重庆路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凭借着在重庆以外市场化媒体上的巨大麦克风，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坚持贬斥“唱红打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生改善只不过是杀富济贫；而那些坚信薄熙来一身正气的人们，则赞扬这位中共元老之子继承正统，给民众带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18时30分，因改作“红色卫视”而失去收视率的重庆卫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观众，人们等着观看那场宣布薄熙来失去根据地的大会。在事后的形容中，有人从男主播的表情中看出了“压不住的欢乐”，有人从市长黄奇帆的主席台表情中读出了“惶恐”。这段口播新闻的解说词很快得到门户网站记录转载，包括“李源潮表示，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张德江指出，重庆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以及“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这或许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喉舌的一贯重视。这一晚，重庆卫视也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为“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甚至在晚间开设了一个认证微博账号，而商业广告，也已经有小部分回到了荧幕上。 　　蔡副部长亲自督阵的重庆报纸，当然更不会出错。继承发扬14日当晚的正确抉择，16日晨间，《重庆日报》原本每天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版面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干部大会表态以及新任最高长官的简历。 　　那些因为“一薄三折”而兴奋了两天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肯定又要在心中骂娘了，总编辑没有允许有关重庆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16日的封面上，简短的新华社电稿孤单地悬在第5版。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读者抱怨，事实上，在这个早晨的广州街头，根本没办法在任何一张本地时事报刊头版上找到薄熙来或者张德江，从《南方日报》到深圳《晶报》，广东省委宣传部成功地将这条可以被用来与本地大员汪洋前程两相对比的消息押出头版。《新快报》作出的努力是，在评论版转荐来自胡舒立的警告：“一些人滑得很远，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甚至主张‘退回去’。于是，这些人怀念贫困和饥饿时代，并将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社会，浪漫化为一个人间天堂。” 　　中共中央机关报给出的标准位置是头版中下部两栏题，《北京日报》跟进。这个时候，《新京报》做得更多。除了以头版头条刊出“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青海副省长何挺接任王立军职务”的消息外，更有社论《中国，只能向前走》助阵：“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虽然王文还是在子夜时分微博抱怨“舆论操纵者的煽情与民粹”、反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但他的领导、《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恪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作为当今中国极少数给予“毛左”人士发言渠道的正式出版物，这份畅销报纸今天只是摘录了部分国外通讯社对重庆人事变动的报道点评。 　　即使需要去争夺市场眼球，总还得顾及媒体安全。一些总编辑选择头条，另一些选择导读，这种上上下下的琢磨，同样体现在这个上午的新闻门户编排中－－腾讯网易只能借《重庆卫视一年来首次出现商业广告》曲线救国，凤凰网则是唯一一个仍能坚持把“重庆领导调整”留在首页要闻区的大型门户，基于新闻冲动和逐利目的，编辑们勇于为一些关键表述加粗加黑，并在稿件下方加上诸多历史专题链接。当然，这种管制更不能有效延伸到网络论坛和微博中，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之类的帖子正与强行删除者赛跑，仿佛野火烧不尽，至于有关薄熙来的秘闻更是四处流传，仿佛一夜之间就获得了通行证。 　　现在是2012年3月16日下午14时，距温家宝公开批评政治局同僚已经48小时，距中共中央确认薄熙来去职重庆已经28小时。这48小时里发生的棋局变幻，显然早在那位路透社记者发问前就已排定，但一招招腾车换帅，外人看来依旧步步惊心。虽然薄熙来的名字后面仍有“同志”二字，但即使是死忠粉丝，也得承认形势极为不利，凭借“唱红打黑”问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早已将王立军事件比作当年林彪出逃，只不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虽然那些密室决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虽然这还是一盘未下完的棋，但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拜这三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媒体之赐，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被元老院罢黜自不待言，即使是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甚至，完全可以将温家宝48小时前的切割摊牌理解为民间沸反舆情的压力所致：改革，的确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2012，遮挡中国执政者最高机密的沉重幕布，不再那么严实。

媒体札记：北京、重庆48小时 对沉迷于帝王将相电视剧的中国亿万城乡父老来说，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时45分之后两天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宫廷政变”来概括。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25人之一（甚至早有言之凿凿的传闻称其将在半年后进入前十之列）－－薄熙来，在一场由其下属、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国”而引发的蝴蝶风暴中，未能全身而退，功亏一篑地倒在了进军政治高峰的最后台阶上。 那天午后，在温家宝允诺“再回答两个问题”之前，人们已经为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而兴奋异常。这位被一些反对者讥作“影帝”的老人，为上任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宽恕，承认类似“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嘲讽确有道理，更叹息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也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热心的话题，声称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与电视直播同步进行的网络讨论中，即使是一些长期以来认定温家宝的勤勉亲民只不过是“做秀”的异议者，也承认他今天的言论尺度超出期待，仿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过，不论是“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还是许诺最后一年做好5件难事，都还不能让围观的人们尽兴。此刻，温家宝的缓慢语速已经使这场发布会延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3小时，最后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站起身来。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这张来自路透社的白人面孔没有辜负人们对外媒记者的期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屏幕前攒动的人们一定也会对这位深谙汉语技巧的记者说声“谢谢”，除了遭遇民间异议者阻击的刑诉法修正案之外，“重庆”可能是关心中国政治者最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种焦急的等待甚至令一位网民产生错觉，当温家宝承诺认真对待地方债务并特意说明“稍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电视机前的他误以为答问就此结束，在微博上对总理“故意不回答”表示愤慨。好在，现场翻译很快完成了工作，温家宝抿了抿嘴，开始那段注定会被反复解读的表态。 在声明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后，他话锋一转，在面向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然后，这位被公认为党内右派、开明派的中共高官决定“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网络文字直播实录这时反而显得跟不上他的语速，温家宝显然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片沸腾。那些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理模式常持异议，并因为王立军事发而断定“平西王”前途暗淡的人们，激动不已。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他们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一位媒体主编发出微博感慨，并迅速得到赞同。来自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职位更高的官员的批评，就像一把更加锋利的尚方宝剑。对这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毛左”做法心存不满的“右派”们，利用在网络空间中的绝对优势话语权，提前开始狂欢：“重庆市委市府必须反思”成为最大新闻门户网站们的头条标题；有心人前往重庆官方管辖的华龙网，发现那条有关王立军的同步直播实录链接曾经失效，就此嘲笑此举无异“掩耳盗铃”。 此后发生的事情说明，薄书记的属下们此时应该已经不会有“掩耳盗铃”的勇气了。那条华龙网的链接最终得到恢复，重庆市人大的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更是迅速摘录转引温家宝的讲话精神：“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波谲云诡的政治摊牌气氛简直要冲淡温家宝催人泪下的“请人民忘记我”。正当人们兴奋地观看央视《新闻联播》，并确认温家宝这次的“敏感言论”没有“不出中南海”时，中国最有名声的记者胡舒立已经通过财新网发表“火线评论”－－《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新华社公布的记者会答问电稿并没有与电视机前人们的记录有太多出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革重来”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未遗漏，央视一套也在当晚21时重播记者会全程。一些人在网络上传说着“宣传禁令”的到来，一些人则鼓励有良知的媒体人要在这个时候“帮总理一把”。 一夜劳作。因为在多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关注的上海《东方早报》，最终在15日的封面上选取“改革须有人民觉醒和支持”作为头条大标题－－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家宝作为“右派”在党内感到形单影只，不得已而求助于民众。另一些典型标题来自温家宝那些诗词警句，广东《新快报》因为摘录了“文革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必须反思”和“吴英案要实事求是”这三段热点答问，而获得同行们的普遍称道。在这种几乎所有市场畅销报纸都将整个头版贡献给温家宝临别箴言的环境中，《南方都市报》简直要因为选了句“一些地方房价远未回归合理”而感到愧疚－－事实就是，这家中国最著名小报已经有记者就此公开表达对总编辑表现的不满。 这种比拼在新闻管制下如何游走极限边缘的竞赛，主要发生在市场化媒体身上。当然，风暴中心的重庆例外。人们在最能体现官员意志的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上也没能发现“惊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或者《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一样，这份由本地宣传官员直接管理头版的媒体正常出版发行，按例刊登温家宝答问电稿，未删一字。 时间来到15日早晨9时17分，那些因为薄督前途兴奋讨论了一夜的网民们，再一次被人民网吸引住了：这个曾经在王立军事发之初宣布“将有重要消息发布”的《人民日报》主办网站，通过官方微博账号故伎重演。不过，这次预告被民间消息灵通者提前一步透露天机，“今天上午薄已免职。重庆市委大会。张德江兼任市委书记”。拥有近20万关注者、长期贬斥“西红市”模式的前记者杨海鹏甚至赌咒，“如此消息不实，甘愿以此博关闭‘自裁’。” 10时整，新华社获准发稿，一共54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短讯迅速直攀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不到1小时后，稍微详细一些的表述公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棋行至此，人们开始明白温家宝在20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华龙网再也没有理由使得这条新闻链接失效；虽然在下午14时后，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已同步将标题由“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更改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并移出要闻区，但更靠近中南海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却保住了醒目版位。 重庆森林消息森严。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片语中推演局势，比如“不再兼任”与“免职”之间的距离。有中共历史爱好者在推测薄熙来是会走上陈希同、陈良宇式的覆辙，还是能像王乐泉、杨白冰般“软着陆”。 终究还是对“平西王虎落平阳”的“幸灾乐祸”汇成了互联网论坛上的嘹亮歌声，俨然盖棺论定。新浪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在传播“王立军事件回顾”，热点话题榜首的用词是“薄熙来去职”，那些在整个两会期间不停传播的画面、段子更是获得新生，并且加上了对功亏一篑的无情嘲笑，薄熙来时代的一些“罪人”的喊冤音量也更大了。来自海外媒体的分析得到网络传播，比如来自呙中校的《亚洲周刊》特稿：“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着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甚至小团体的秘密……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王文“独立的人格”显得更加“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这位《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在新华社发出第二条稿件的同一分钟，宣布：“删去几条微博，但仍坚定保持个人的政治信仰！这是我近期内唯一的声明：8个月内不再谈论朝政！”此前，在温家宝发布会斥责重庆市委市府之后，王文表示不解；更早前，在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问后，他更是连发三段微博，批评舆论“妖魔化”“刁问”薄熙来，强调重庆人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另一位受到关注的“挺薄”派是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林社长或许代表了一批曾经亲身感受过山城民生提升的观察者，他们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两位著名的“毛左”－－司马南、司马平邦，更显失落。前者除了吟出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外，也叹息“今天的几篇微博被责令删除……致意网友，祝贺网敌人”；后者正因为一早发出“薄黄挺住！重庆挺住！中国挺住！”的金光大字而备受调笑，他决定“午间习书，新华社电”。 沦陷的还有大本营。欢欣鼓舞于“五毛党”失去靠山的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网全部打不开了！”在过去的4年中，这几家左派网站成为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在15日的下午，它们陆续宣布“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 “人未走，茶已凉”的感慨还因为人民网和新华网已经删改薄熙来简历和过往活动报道而生－－因此，联系到另一位“毛左”孔庆东被北大停课的传闻，有人已然叹息中国民众那套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之根深蒂固，“如果政府可以封杀左派的言论，他们就同样可以封杀右派的言论。那些欢欣鼓舞的公知本质上跟左派没啥区别。”一段嵌入中共关键人物的曲词则表明了对密室政治的厌恶：“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北大学者陈浩武理解“左派”：“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既有对文革缺乏清算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贪腐横行，社会贫富差别极大，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原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度变革。某个人事变动，只能暂时改变力量对比。”而在这天下午一篇曾短暂生存的经济观察网评论中，学者孙立平呼吁“冷静”：“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撑大政治空间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出现，不应从‘削藩’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 混合着对胡温十年施政成果的失望，“既不能”和“也不能”的两端正盘踞着重庆路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凭借着在重庆以外市场化媒体上的巨大麦克风，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坚持贬斥“唱红打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生提升只不过是短期利益；而那些坚信薄熙来一身正气的人们，则赞扬这位中共元老之子继承正统，给民众带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18时30分，因改作“红色卫视”而失去收视率的重庆卫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观众，人们等着观看那场宣布薄熙来失去根据地的大会。在事后的形容中，有人从男主播的表情中看出了“压不住的欢乐”，有人从市长黄奇帆的主席台表情中读出了“惶恐”。这段口播新闻的解说词很快得到门户网站记录转载，包括“李源潮表示，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张德江指出，重庆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以及“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这或许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喉舌的一贯重视。这一晚，重庆卫视也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为“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甚至在晚间开设了一个认证微博账号，而商业广告，也已经有小部分回到了荧幕上。 蔡副部长亲自督阵的重庆报纸，当然更不会出错。继承发扬14日当晚的正确抉择，16日晨间，《重庆日报》原本每天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版面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干部大会表态以及新任最高长官的简历。 那些因为“一薄三折”而兴奋了两天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肯定又要在心中骂娘了，总编辑没有允许有关重庆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16日的封面上，简短的新华社电稿孤单地悬在第5版。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读者抱怨，事实上，在这个早晨的广州街头，根本没办法在任何一张本地时事报刊头版上找到薄熙来或者张德江，从《南方日报》到深圳《晶报》，广东省委宣传部成功地将这条可以被用来与本地大员汪洋前程两相对比的消息押出头版。《新快报》作出的努力是，在评论版转荐来自胡舒立的警告：“一些人滑得很远，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甚至主张‘退回去’。于是，这些人怀念贫困和饥饿时代，并将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社会，浪漫化为一个人间天堂。” 中共中央机关报给出的标准位置是头版中下部两栏题，《北京日报》跟进。这个时候，《新京报》做得更多。除了以头版头条刊出“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青海副省长何挺接任王立军职务”的消息外，更有社论《中国，只能向前走》助阵：“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虽然王文还是在子夜时分微博抱怨“舆论操纵者的煽情与民粹”、反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但他的领导、《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恪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作为当今中国极少数给予“毛左”人士发言渠道的正式出版物，这份畅销报纸今天只是摘录了部分国外通讯社对重庆人事变动的报道点评。 即使需要去争夺市场眼球，总还得顾及媒体安全。一些总编辑选择头条，另一些选择导读，这种上上下下的琢磨，同样体现在这个上午的新闻门户编排中－－腾讯网易只能借《重庆卫视一年来首次出现商业广告》曲线救国，凤凰网则是唯一一个仍能坚持把“重庆领导调整”留在首页要闻区的大型门户，基于新闻冲动和逐利目的，编辑们勇于为一些关键表述加粗加黑，并在稿件下方加上诸多历史专题链接。当然，这种管制更不能有效延伸到网络论坛和微博中，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之类的帖子正与强行删除者赛跑，仿佛野火烧不尽，至于有关薄熙来的秘闻更是四处流传，仿佛一夜之间就获得了通行证。 现在是2012年3月16日下午14时，距温家宝公开批评政治局同僚已经48小时，距中共中央确认薄熙来去职重庆已经28小时。这48小时里发生的棋局变幻，显然早在那位路透社记者发问前就已排定，但一招招腾车换帅，外人看来依旧步步惊心。虽然薄熙来的名字后面仍有“同志”二字，但即使是死忠粉丝，也得承认形势极为不利，凭借“唱红打黑”问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早已将王立军事件比作当年林彪出逃，只不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虽然那些密室决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虽然这还是一盘未下完的棋，但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拜这三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媒体之赐，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被元老院罢黜自不待言，即使是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甚至，完全可以将温家宝48小时前的切割摊牌理解为民间沸反舆情的压力所致：改革，的确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2012，遮挡中国执政者最高机密的沉重幕布，不再那么严实。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