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

【选荐】 冉云飞，作家。文章《桑下漫忆书店之死》收录于 书店之输——一五一十周刊第35期。 我推荐一部美国电影 《码头风云》 ，即使在自由社会，有不少权利依然是争取来的，而非别人的赐予。但如何在奥尔森意义上的集体行动逻辑下，让更多的人参与维权，大家齐心协力，依旧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复次我推荐一本中国人写的书，它是朱凌所写的 《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 （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是书叙述了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十二年屡败屡战、永不退缩，最终当选而在人代会上喊出“我反对”的传奇经历。姚立法批评和监督政府不留情面，为民众维权，与穷人交朋友，真正做到了一个公民推进并践行民主的可贵努力。 【来论】 来苏 ： 稳定，不是没有声音；和谐，不是大家都发出一个声音。有棱角的三边形才最稳定，有话语权的共商一致才最和谐。稳，不是“维”出来的；稳，是水到渠成的一种自然态。请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做徒劳的事情了，谢谢！   【余谈】 相关周刊 ：村庄抗议，社会建设先行——一五一十周刊第41期 编辑 ：宗洁 直到2012年3月4日第五届村委会、村小组长重新选举顺利结束，乌坎村终于开始一步步恢复平静的生活。然而这样一次载入史册的成功经验，彼时编辑周刊时，游行，非正常死亡，安全警察，路障，停水停电，以及政府封锁消息，“非法暴力群体事件”的定性，都让人看到了过去村庄抗议失败的影子，我对乌坎事件的后续走势预计并不乐观。乌坎事件包含了太多有意思的元素，基层民主制度，古老的宗族制度，老中青三代的结合，土地制度，以及意见表达渠道等等。可以说每个元素之间的任意组合都足以让中国的社会学界研究好一阵子。本期周刊也循着这个思路，力求在信息封锁的情况下，还原事件来龙去脉，并剖析其导火索。可喜的是，在乌坎村民的努力与社会大众的关注下，大陆终于出现了第一个公开透明的基层民主试点。乌坎人用亲身经历证明，“素质论”不是拒绝民主的合理理由，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找到合适的路，民主就在你前方，你所需要的，只是坚持走下去。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来论】   Daniel_ 丹纽林 ： 自由，四十年前这个概念对这个威权国度的人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经过了四十年的起伏跌宕，公民对自由的需求渐渐觉醒，对自由的理解逐渐建立起来，更不乏许多深谙自由价值观的有识之士。公共领域中，尤其在网络上，关于自由的讨论乃至争吵已是常态，甚至受众已经产生餍足感。 但在此时，我心中依然存疑：我们真的已经理解自由吗？反对它的人仍有相当部分将自由看作无节制的放任和混乱。而吊诡的是，打着“自由”旗号的人似乎也只强调其扩大权利的一面。网络上的争论充斥着无止境的质疑、争吵、谣言，甚至掺杂着无意义的语言暴力、对私人权利和人格的侵犯。（在名人微博的回复里能够得到充分的实证）对于这一切，前不久质疑韩寒的风波可说是一块里程碑。其对于我们社会自由价值观树立的意义也许不如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这般重要，但这场闹剧应该能引发很多人反思：自由的底线在哪里？ 我以为，自由的底线应在于其根基——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又可一分为二，是为对私权的尊重和个人责任的担当。 任何的自由在触及私人领域之时都必须止步。必须保护的私权内容相当广泛，既有公众人物韩寒的隐私，也有我们每个人的人格，财产，言论自由等等，在此不作赘述。更重要的是，对私权的尊重与保护是自由准则能够行之有效的基本保障。17世纪的霍布斯就已经通过演绎得出毫无节制的自由只会形成一个充斥抢夺和偷窃的混乱社会。没有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谈何公共利益。对私权的尊重是个人能够免于被支配的恐惧的必要条件，社会能够向多元和自由发展的强激励。 而同时，“一种权利可以被放弃——但义务却不能。因此，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比作为一种义务更缺少安全性”（阿克顿勋爵）。即是，个人的责任是对自由更强的保障。尤其在公共领域中，个人的责任远远不止于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在公共领域，个人的影响力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特别是在目前个人获得更多话语权的时代。我们分享一次谣言，其传播范围都在以几何级增长；我们发布一条情绪化而欠考虑的言论，也许就有更多的人受这些情绪感染，乃至受到伤害。如胡适所说，“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清晰的思想”是公共领域中每个人都应恪守的责任。否则难得的讨论只会沦为“庸众的狂欢”。 非经自律，无以自由。两者必须达到一致，自由方能行之有效。 在美国，即使开国元勋继承了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谨小慎微地为这个国度的自由奠基，真正的自由也是通过多年的利益群体博弈和法律的不断完善才得以植根。而在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的影响不仅仅在当时的制度，更在于社会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对公权力的无约束习以为常。私人领域长期处于劣势导致我们对私人权利认识的欠缺。对私权真正的认知从清末民初才刚开始，而后另一股思潮的统治又使之断绝，在三十多年前才重新得到生长的土壤，艰难地萌芽。为建立自由的社会道德和意识形态基础，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说，我们需要重新发现的不只是社会，还有自由。 【余谈】 相关周刊 ：要怎样的自由？——一五一十周刊第45期 编辑 ：王陶陶 “韩三篇”的终结话题，“要自由”，为我们开启一扇思考真正“自由”的窗口。 相较于民主、法制这样的专业词汇，“想要12点以后回家”；“想要随时随地抽烟”；“想要肆无忌惮爱写什么写什么”；“想要批评一个人”；“想要投票选出一个人”……这些张口就来的“自由”离我们这么近；可当问题变成，我们在“要”各式各样自定义的“自由”时，我们到底在索取什么？这一刻，“自由”那样远。 事实上，人们无法回答“自由”是什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全然无法享受一个绝对“自由”。“自由”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依附在这纯粹“美好”的周围，总有人间无法逾越的“苦恼”：12点以后回家，要不要给爸妈留个话？随时随地抽烟，要不要避开怀孕的老婆？爱写什么写什么，要不要顾忌未成年的朋友？批评一个人，要不要想想他（她）的好处，就事论事？选出一个人，要从什么角度衡量？ 在我看来，在索取时候想到这些“苦恼”，离真正的自由或许更近了一步。 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大命题，到底什么才是“自由”，很难通过短短8篇文章的一期电子周刊讲明白。但在弱水三千中，我们选取了“责任”这一瓢，望能与读者诸君共勉：我们在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享受了怎样的自由、肩负了哪些义务？而在电脑前下载阅读这些文章的你，又享受了怎样的自由、承担了何种使命。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社论改革再启动，“时间开始了” 南都社论 社论改革再启动，“时间开始了” 南都社论     全国两会闭幕，两会期间最宏亮最能引发共鸣的词语当推“改革”。     这一点似在意外又实在意中。说其意外，是因为屈指算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行进了整整32个年头，说其意中，是因为经过32年的嬗变，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又一次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非深化改革不足以应变早成共识，以继续改革而谋国家民族之新路已是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     这样一个节点，其深刻蕴涵也许只有狄更斯《双城记》中的那段名言才能略表一二，当人们默诵“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心中涌起的正是对改革者的热望。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对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说：“你们现在是个好机会，你们要抓、要抓，我们国家已经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我们对国家要爱啊，对人民要爱啊！”时至今日，“对人民要爱”相信始终是决策者须臾未缺的情怀，而如何配得上人民对这个国家的付出，当然还应是抉择与行动之际最优先的考量。     诚如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见面会上所表示，“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而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思想闪电的射入，谁都不会否认，权利意识急剧苏醒的民众正是改革的呼唤者和生力军，也许最要害的问题端在于：我们准备拿什么样的改革来让人民支持？     作为当年改革的急先锋，广东的再次探索值得关注。媒体报道，今年全国两会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广东坚定的改革言论引起广泛关注。其实熟悉广东的人都知道，广东再度唱响改革已非一日，近三个月来广东官方主流词汇舍“改革”二字莫属，广东社会“改革”的声音最为强劲，只不过经两会平台的辐射扩散，其舆论冲击波有扩大之势罢了。     如果透过表象深入内核，也许能够发现，广东可贵者尚不在于声调，而在于其对改革症结的认识和把握。“改革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这次我们确实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类似论述之所以具备振衰起懦之效，就缘于其回归了两个常识性判断：一是当前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可以遏阻改革或者让改革异化的地步；二是能否有效约束权力是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试金石。     广东具有崭新意义的改革显然已经启动。无论是给社会组织松绑，给民间自治注入活力，还是对部门利益开刀，尝试下放审批权，都堪称改革之路上迈出的实质性步伐。经由这些举措，其改革路线图十分清晰，即一方面政府限权，另一方面向社会放权。对缘于众多因素，事实上掌握着绝大多数资源的政府而言，这一切无异于宣告，“革自己命”的行动已经开始。这样的抉择，既可以说是继承当初改革的未竟之业，也不妨视为在以往改革经验教训之上的重新起航。     人民已经觉醒，人民呼唤改革，人民期盼矫正权力和权利的不对称，人民像祈求阳光雨露一样祈求公平和正义。民众的这种喁喁望治之心足以感天动地，任何一个稍具历史自觉和担当意识而又负实际责任的人不仅不可能轻忽，相反还会倍加珍视和呵护，因为它们是那么滚烫乃至发光，会持续照亮你的前程，直至共同创造历史。     改革的鼓声再度在神州大地上奏响，面对这种喧嚣，似乎也有必要保持适度的清醒，毕竟“改革”是一个动词，而且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态，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不是改革者的应有姿态；其次，并非只要挂有改革的名义，就天然获得了质疑豁免权，是不是真正的改革，公众是最佳的评判者，要让公众评判一项改革，当然需要他们觉醒，但更需要赋予其话语权。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的民族既然已经享受过改革的愉悦和创造的幸福，就断然不会放弃改革和创造。对中国的改革者来说，“时间开始了”。     这两个判断意义重大，以此为起点而出发的改革，必然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与此相反，在早已擦亮了眼睛的民众这里，那些为利益集团所绑架、行剥夺民众权益之实的所谓改革只可能被唾弃，而以各种堂皇的名义坚持权力的垄断，也势必再难赢得民众的欢迎和信任。

薄熙来去职为何令人遗憾？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6 4:19:36 阅读量：8045次     3月15日，西方眼里中共党内性格最为鲜明甚至绚丽(美联社称他是中共内部”最具雄心且异常绚丽”的人物)、最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高层领导人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任。从而出现中共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现象：张德江的前任是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前任是汪洋（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前任是张德江（广东省委书记）。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发全球媒体地震和疯狂的想象力。甚至一向严谨的《纽约时报》，在开始报道时居然说薄熙来被开除党籍。中国一个部级官员的去留竟然能够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实属罕见。这既有薄熙来个人的魅力和影响力，也有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的分量。当然，西方从不放过中国的任何风吹草动，也是原因之一。 　　薄熙来的去职，并不意外，实是王立军事件的必然结果。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也是中共党纪的运作规律使然。当然，我们可以认为王立军事件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原因一是他铁腕打黑特别是将打黑对象置于死地，违反了所谓的潜规则。二是他作为地方官员却过度鼓吹”重庆模式”，俨然成了党的理论家。历史上看，只有最高领袖才可推出自己的理论，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这是最高领导人的专利，以此显示他们不仅掌握军政人事等决策权，也掌握党理论的话语权。三是中共的党内文化是崇尚低调，而薄熙来却是一向反其道而行之，过于张扬。其他领导人如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就公开说，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风格，他的座右铭是：”多干事，少说话”。尽管如此，假如没有王立军事件，他依然会屹立不倒。 　　应该讲，薄熙来去职是中国和中共一起非常遗憾的事件。中共作为已有九十年历史的大党，个性鲜明、幽默、擅长同媒体打交道的政治人物并不多见。虽然这种个人魅力和执政能力并不能划等号，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领导人无不精于作秀的比照下，这样人物的出现对于一个政党的亲和力还是不无裨益。 　　其次，中共党内的竞争一向激烈—-自然有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但由于缺乏透明度，往往会被西方指责为宫廷政治。但薄熙来轰轰烈烈推出的重庆模式，却在一定程度让这种竞争公开化。如果这种尝试最终成功，将有利于中共新世代的转型。所谓的党内民主，很重要的一条不就是竞争公开化吗？更重要的是，薄熙来的手法是诉诸民意，而不是上意。许多自由派人士批评中共的权力傲慢，是只对上负责。但为何对薄熙来这种诉诸”下意”的方式不能接受呢？我一直很奇怪，何以自由派就缺乏对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借力打力推动民主的智慧呢？可能非常反讽的是，假如自由派期待的西方民主来临的时候，收获民主果实的正是他们反对的薄熙来式政治人物。 　　第三，薄熙来推出的重庆模式对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十分有针对性。比如贫富差距、腐败与黑社会勾结、党员干部与百姓脱节、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农民利益的保障等。这也是为什么重庆模式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高度拥护和支持，更成为弱势群体的寄托和希望。可以说，重庆模式对中共有着很强的加分作用。虽然很多自由派人士对解决问题的方式多有批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理念。衡量一切的还是要看结果。手段再好，解决不了问题，也是无益。比如许多自由派人士对广东赞许有加，但广东的治安恶名在外、大规模恶性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增城、乌坎）、官员治理手法明显落后（深圳大运会驱逐外来人员、将罢工的出租车司机开除）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正是由于重庆模式的存在，更反衬出广东模式的不足，从外部产生的压力自然有助于对问题的人士和反思。 　　最后，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千差万别，需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出现发展模式的百花齐放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尤为突出。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或者是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或者是改革的动力衰退，或者是党内低调的传统再度占了上风，或者是部分利益集团的阻挠，总之敢于突破的地方不多。这也是外界认为改革停滞的原因之一。薄熙来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勇气尝试和冲破各种阻力。假如能够成功，势必可以不同程度的改变目前止步不前的状况，鼓励各地尝试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重庆模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薄熙来的去职令人惋惜和遗憾，但却也公平。王立军事件他是有责任的。他本人也承认用人失察，而且这个失误还涉及到他国，影响十分恶劣。不过他下台也有正面意义，说明中共对问题官员的不宽容。我们不妨看看2011年辞职的法国外交部部长米谢勒*阿利奥–马里。她先是支持本阿里镇压民众抗议，又在镇压期间到突尼斯度假，接受本阿里亲信的豪华接待。就是这样，她仍然可以不辞职。后来被发现她高龄九十多岁的父母竟然买卖和持有本阿里亲信公司的大量股票。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她才辞职。而薄熙来仅仅是因为用人不当而受牵连。 　　现在对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就盖棺定论无疑太早。毕竟在今天的中国，民意的作用越来越大。重庆模式和薄熙来本人并无大的不足，而且薄熙来的可贵之处是他看到了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当他入主重庆之初，遇到的第一次大考验就是出租车大罢工。他亲自对话，认为”对老百姓提出的诉求，要理解，要正确对待，还要认真研究解决，说到底，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开诚布公，就一定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9年4月中旬，薄熙来说的一句话：”干部不要一听到百姓上访就认为’无理取闹’。”被《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评选为”每周最热声音”。这远胜于那些回避问题或者只是坐而论道之辈。时代既然需要能够如同重庆模式一样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那么一个处于大转型、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一切都有可能。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