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读完了简·莫里斯的《的里雅斯特》(Jan Morris,Trieste）游记。在湾仔城邦书店预定了她另外写西班牙和香港的书，迫不及待的想接着读。我喜欢读这种书，它的好奇和天真是自然的，它的心思是绵密而有节奏的。 我认识一位中文作者，跟简·莫里斯是同一类型人，喜欢行走世界，懂得旅游的精髓是流浪，默记流浪是给自己松绑的最可行办法。　　 Trieste，这个词跟法语里的“哀伤”（triste)长得相似，发音一样。简体版翻译成“的里雅斯特”，顿时味道全失。这本书的中译由两个人合作。有些章节还不错，有些章节翻译得十分糟糕，完全不像作家的文字，更别说是一个好作家的文字。　　 但我还是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看完。也许，我也相信，看坏的翻译，更能知道好文字必须有些什么。　　 最打动我的，是讲Trieste的爱欲和犹太人这两章，还有前言和后记。也许这几章译者用心译过，因而还留着原作者的那口“气”。“流亡者中一定有犹太人，但犹太人中却绝少真正的流亡者”。凭着他们对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和改造力，他们给Trieste带来声望、荣誉、成就感的基礎——金钱，通过辛苦劳动而积蓄的财富。因为这种适应力和改造力，这种“取之有道的物质主义”，让犹太人在心里首先安定下来。我从来喜欢他们的聪明。 作者说，Trieste很像香港，但有更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历史感，这个意大利港口曾是几大帝国的殖民地，殖民在这里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没有屈辱相反自得其乐。每一段历史都在这里留下浪漫与伤痕，因而这里也有更多的传奇故事。乡愁在这里酿造出深刻的酒香，甘醇，苦涩，无法咀嚼，只能回味。来来往往的统治者，来来往往的文人骚客，来来往往的流浪者，这衰败的古城，具有meaning of nowhere。　　 乔伊斯在这里构思了两个民族（以色列、爱尔兰）的史诗《尤利西斯》，里尔克在这里写出最重要的诗篇《杜伊诺哀歌》，理查德·伯顿在这里翻译《一千零一夜》……　　 喀斯特地貌和波拉风是这里的特产，这是像个大商场一样的贸易城市，却成为宽容的流浪者之乡。那情形，犹如香港的中环，不只周日而是每天都欢迎席地而坐的菲佣。未来的香港，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的里雅斯特，没有去过，已心向往之。#

回到辛亥重估革命 文/魏英杰 “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裕隆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泪，前面地上的红毡垫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段话出自末代皇帝溥仪的晚年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当时的宣统皇帝并不知道，这是袁世凯作为大清朝臣与皇太后的最后一次会面，而这次会面关涉大清王朝的最后命运。随后不久，裕隆太后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大清王朝结束了自己二百多年的统治，也宣示着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时值辛亥百年，各种相关学术论著纷纷出版。这段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被误读的历史，也因此引起世人的重新审视。对于清帝逊位这段历史，高全喜先生在《立宪时刻》一书中，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去年底出版的《旧邦新造：1911-1917》（章永乐著）一书，则把南北议、清帝逊位和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等一系列事件称为“大妥协”。这两本书都肯定了清帝逊位的积极意义，读来备受启发。 《立宪时刻》作者认为，面对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革命激进主义，清王室最终选择了以和平逊位的方式，将统治权转让给未来的共和立宪国体，由此避免了频仍不断的战争烽火和生灵涂炭。《旧邦新造》作者更进一步评价，认为“大妥协”避免了血腥内战，促成了政权和平过渡，最重要的是避免了更为激烈的边疆危机。《立宪时刻》的分析评判主要着眼于宪法学，重点落在清帝逊位的和平过渡特征。《旧邦新造》一书则从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共和转型路径、时局形势以及宪政法理等多角度展开论述，逐层厘清了“大妥协”的积极意义及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相较之下，我认为以“大妥协”来形容这段历史，比“光荣革命”更为贴切。清帝逊位与英国“光荣革命”的本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帝制终结，后者则是王朝复辟。《立宪时刻》作者也指出，清帝逊位所表现出的核心原则并不是英国“光荣革命”的自由与权利原则（即对王权进行限制），而是和平原则。而以“大妥协”形容这段历史不仅更符合史实，也更加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的实质。 武昌首义后，帝制终结已成南北共识。不过，南京临时政府虽代表新生共和力量，却不具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实力。北洋集团虽手握重兵，却也难以抛开南方独立闹革命。特别是，君主立宪派加入拥戴共和力量后，双方均势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妥协”确如《旧邦新造》作者所称，乃最不坏的结局。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眼光看，以和平过渡方式开启共和之局，实为国家之幸。主流史学向来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是旧官僚窃取了革命果实，这样的说法过于教条，忽略了包括清王朝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对历史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今天回首这段历史，重新审视辛亥革命，完全有必要把清帝逊位这段重要史实纳入视野。这样不仅才能更加客观理性地对待这段历史，也才能够更进一步重估革命的价值。革命的终极价值在于革故鼎新，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暴力流血的手段去实现目标。武昌首义后，因南北议和、清帝逊位成功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避免了边疆危机加重，中华民国从而得以大致保持原有疆域的完整性。这场“大妥协”体现了清王朝、北洋集团和南方革命派顾全大局的精神和责任意识。这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的历史遗产和精神遗产，值得永远珍视。 这段历史也生动表明，揭竿而起闹革命容易，“旧邦新造”却非一时之功。以共和为国体，这在当时已成共识。遗憾的是，包括北洋集团、立宪派和南方革命派内部，对采取何种政体并未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很快地引发了宪政危机，进而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内乱动荡。帝制一去不复返，宪政迟迟不来兮。随着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等历史事件发生，宪政话语退出历史舞台，革命话语最终占据了主流地位。在这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这段历史，重估革命的价值，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012年2月15日 首发《阳光》杂志

这篇文章我自己不是很满意，写得过于收敛，而且并没有准确全面地概述乔布斯的创新精神。姑且当作自己的一个读书札记吧。 乔布斯的创新之道 文/魏英杰 一则微博流传甚广，针对的是刚上市的iphone 4S。微博称，专业人员对该款手机的制造成本进行了详细分析，例如触屏和显示组件大概多少钱，无线天线又多少钱，得出结论：一部iphone 4S的成本只有112.89英镑，约合人民币1150元。 这个成本分析显然是想指责苹果公司从中获取暴利。问题是，这种算法本身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完全抹杀了苹果公司在其中所发挥的力量。很简单，把上述组件摆在面前，你能做出一款与iphone 一模一样的手机吗？我倒是见过一部山寨苹果，某些功能甚至还比iphone强大（比如双卡双待），遗憾的是，这部手机要么听不清楚声音，要么干脆打不通。许多厂家都可以生产iphone所需硬件，但成就iphone的毕竟只有苹果公司。这是一个事实，也是苹果公司与众不同之处。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阐释，这些组件可以看作一个个的“1”。照理说，1加1肯定等于2，但由于企业所发挥的作用，在这里1加1却是等于3。而多出来的这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创新。这也就是说，上述成本分析完全忽略了产品的创新因素，因此不仅是荒谬的算法，而且也是一种不公平的说法。按这么说的话，乔布斯这个人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 人间已无乔布斯。随着《史蒂夫·乔布斯传》上市，近日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盘点这位IT教父及其精神遗产。其中，创新这两个字不断被人提起。毫无疑问，乔布斯是一位创新大师。可由于这两个字被说太多了，反倒让人非常困惑：到底什么才叫创新？怎样才能创新？ 关于创新的讨论不见得马上会有明确结论，但我觉得，用“1+1=3”这个公式来描述创新精神，不失为化繁为简的办法。这么说，可能也比较符合乔布斯对创新的定义。他曾这么说：“创新就是把各种事物整合在一起。当你问有创意的人是如何创新的，他们可能会感到一丝负罪感，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创造什么。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些联系。”这句话可以视作乔布斯一生的写照。 打开《乔布斯传》便可以看到，最早的苹果计算机并非乔布斯发明，但如果不是他，这台电脑或许只能成为兴趣之作。iphone 其实也不全是出于乔布斯的创意，而是来自一位顶级的工业设计师乔纳森·艾弗及其设计团队。可别忘了，如果不是乔布斯慧眼识英才，并且给予他自由的创造环境，这位杰出人物在乔布斯重新进入苹果公司前，就想辞职不干了。比尔·盖茨曾嘲讽乔布斯不过是个“超级销售人员”，但他应该不会忽略，乔布斯是让苹果公司保持非凡创造力的灵魂人物。对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公司来说，乔布斯就是那个把1加1变成3的魔术师。 那么乔布斯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不妨用另一个公式表述，这就是“1+1=1”。换句话说，这就是苹果公司的核心理念：至繁归于至简。 当乔布斯从大学退学后，他在一家游戏制造商找到了工作。在那里，他非常欣赏这家公司开发游戏的简单性原则，这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家公司有款游戏叫作《星级迷航》，游戏说明只有两点：“1.投入硬币；2.躲开克林贡人。”以后，乔布斯把自己的理念归结为“专注和简单”。他这么说：“简单比复杂更难，你必须努力让你的想法变得清晰明了，让它变得简单。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值得你去做。因为一旦你做到了简单，你就能搬动大山。”这一点，从iphone只有一个按键的设计，便可窥见一斑。 当然，这两个公式尚并不足以概括乔布斯的全部创新之道，例如，苹果公司还非常标榜一种叛逆性文化，并且把这看作“推动人类向前迈进”的精神动力。但应该说，并不是什么公司都可以很容易地实现上述理念。否则的话，苹果公司也就不成其为苹果公司了。 2011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