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朝平

tecel: 锤子、镰刀、布(转载)

锤子、镰刀、布(转载) 李承鹏 (特适尔转注:还是脱离不了暴力加谎言。) (2010-09-02 06:01:22) 下面这则消息本来很多网站凌晨是有的,到上午忽然大部份又没有了。我还以为是假消息得到及时制止,后来才知道其实是真的,只不过忽如一夜删帖来。所以先把全过程帖在这里,当小说看好了: 据新京报   8 月 19 日, 55 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带走时,警察口头留下一句 “ 涉嫌非法经营 ” 。 8 月 30 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从警方获悉, “ 非法经营 ” 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 1 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遗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写书为何成为 “ 非法经营 ” ? 8 月 30 日,渭南市临渭区公安分局法制科负责人在电话里称 “ 不便多说 ” 。 今年 6 月辞去记者工作的谢朝平,租住在石景山区鲁谷东里社区。 8 月 29 日,其妻李琼说, 8 月 19 日下午 5 时许, 有人敲门,自称是 “ 人口普查的 ” ,开门后她发现有 7 个穿便衣的人,确定租住者是谢朝平后, “ 他们冲上去擒住谢朝平,并戴上手铐 。 ” 李琼说,他们还念叨 “ 找的就是谢朝平 。 ” 四人是陕西渭南警方的,还有三个陪同的北京警察。随后的两小时,警方对该住所进行搜查,带走了谢朝平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 U 盘。 在谢朝平的要求下,警察列了一个查抄清单,但清单并未留下 。当晚 8 时许,谢朝平被带走。 据了解,谢朝平 “ 涉嫌非法经营 ” ,具体所指就是谢朝平今年 5 月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该书稿以上世纪 50 年代三门峡黄河大移民为背景,记录了那段历史。谢朝平当过老师,后来通过考试到达县监察局工作,再后来调进达州市检察院,一直搞文字工作,曾写过多篇报告文学并获奖。 2005 年,谢朝平办理提前离岗手续,应聘到《检察日报》下属《方圆》杂志社当记者。 2006 年,谢朝平从渭南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民处获悉了三门峡遗民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后三年,谢朝平一有空就去陕西采访移民。采访的素材多了,谢朝平决定写书。 今年年初,谢朝平写成了 10 万字的报告文学《移民》,后改名《大迁徙》,最终与《火花》杂志社下月刊编辑部谈妥,以该杂志 2010 年增刊的方式出版。书出版后,渭南市文化稽查队以 “ 杂志属非法出版物 ” 为由,将其全部没收。与此同时,库区各县市政府还派出公安、乡镇干部和文化稽查队员从移民家里搜走《大迁徙》增刊。渭南下辖华阴市的移民代表董生鑫称,其运回的 4600 多本《大迁徙》亦被华阴市文体局扣押。 据称,按照新闻出版相关规定,出版单位无权擅自出版增刊,出增刊需逐级上报审批,但北京编辑部没有这么做。《火花》杂志北京编辑部的执行社长魏丕植对此表示, “ 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没走审批程序。 ” 主管的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已通知《火花》杂志社,停止出版杂志的下半月刊,此事还在调查中。  —————————— 看到七大便衣奋勇围剿的过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抓捕地下党的《挺进报》,后来发现,哦,是抓《大迁徙》。 我查了一下, 8 月 19 日那天北京阴雨有微风,空气闷热,可以想像一群便衣为了不打草惊蛇,隐藏行迹于消防通道,暗中侦察反动份子家中动静,为避免群众误以为是来小区顺东西的,还尽量掩饰渭南口音,假装谈天气、抽烟,有尿也不敢轻易尿……多不易,警方是值得心疼的。 以 “ 人口普查 ” 名义赚开房门,这个点子反映出人民警察是关注社会热点的,脑子够使,也有影视潜质。 他们在谢家搜了两个多小时,搜书稿十来分钟就够用,其实是再想搜点毛片之类方便日后定罪,这一手法在程益中案先行做过很好示范,早在六扇门中普及开了,可惜 55 岁的谢朝平家里只有毛选,没有毛片,这多少让警方有些遗憾。当然,这显然不会影响最后定性谢朝平 “ 非法经营 ” ,因为 XIAN 法说了公民不准出版,还说了不能自费出版,还说了不准言论自由及涉及拆迁、迁徙、抗暴等低俗作品 。总之,谢朝平是有罪的,你看,连王蒙跟余秋雨都没写过三门峡大迁徙,证明这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火花》杂志没有站在政治家办刊物的立场上,现在是火花,今后说不定就想燎原,莫明其妙就出版了三门峡迁徙,下一步就该出版三峡迁徙,没门,不管有没有门都不准出版三门峡或三峡迁徙。 我是把这件事情跟方舟子联系起来看待的,我没有专门写关于方舟子的文章,一是看到柴静司马南王小山已写得够好了,二是我不太懂科学,也较为怀疑转基因,所以只转发南方都市报王世军的方舟子 “ 打假一生,清贫一生,与风车作战 ” ,附评论是 “ 在中国,与风车作战,比与警车作战还要难 ” 。现在我正式向警车道歉。 我向警车道歉,因为,跟警车作战还是难了很多,比如, 方舟子挨了一锤子,那只是以锤子的名义,现在谢朝平,挨的是以锤子加镰刀的名义,这证明渭南警方要上档次多了 。方舟子还可以以肉身不管单双号在北京大街上跑回家,谢朝平直接被堵家里,当时估计在与其妻做饭,讨论肉价及有没有灯影牛肉干可吃 …… 不知为何我就想起甫志高。所以希望谢朝平在看守所里赶紧招,应该写自白书,并承诺渭南警方写一本一百万字数的《大迁徙,一个民族的升腾》,文风可仿《文化苦旅》或《做鬼也风流》,详实事例证明三门峡居民安居乐业,活得很有尊严,三门峡水电站现在高效运行滋养着中原大地,美国人每回看了都自卑地恨不得炸掉胡佛水坝。 可是这样写,连渭南的政府也是不相信的,因为关于三门峡是这样的, 当初德国专家现场勘测后说在三门峡修大坝无异于在关中地区修建一座死库 ,我们觉得这是国际反动势力的阻挠,后来同样是锤子和镰刀的苏联老大哥说这里修水库是可以的,人民简直可以乌拉。龙颜大悦,群情激昂,所以我们就修了,事实证明 …… 借用龙平川序言里的一句话就是: 渭南移民史是一群蝼蚁一般的农民被拨弄来拨弄去的历史,面对他们的血和泪,我们中的有些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加以盘剥和专政 。 三门峡和三门峡迁徙居民命运的真相,其实早就摆在那里的,无论谢朝平写不写都在那里 ,因为黄河就在那里在流动,对不起,其实黄河都断流了 …… 这是敏感词,我又不懂水利,只能默默 向黄万里致敬 。其实黄河断流没什么,每个国家都犯过错,但别也让历史断流, 当一个国家连历史都不敢正视,也就不会有未来 。这个例子你看司马迁,他一定要写历史,结果就没了小鸡鸡,留鸡鸡不留历史,留历史不留鸡鸡,这让后来想写史的人一看我的妈呀,我先不忙去繁衍历史,还是先保证能繁衍自己,所以中国的历史到后来就成了没小鸡鸡的历史。别人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都可以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这儿到了民国就出现几十个版本, 中国历史,就是鸡鸡偷生史 。 我是把方舟子跟谢朝平联系起来看的,前者说明这个国家不需要科学,后者说明这个国家也不需要历史 ,不需要科学让我们修了很多 YY ,不需要历史让我们矫造了更多的 YY ,我们从一个 YY 走向另一个 YY , YYYY 相加,重影之下实际上就是人民币的¥¥。 三门峡本来是一个国家地理上的失误,可掩盖三门峡就成为一个国家心理的错误 ,国家心理推差了点,谁来办份国家心理杂志。 联想到最近流行封杀相声、锤击科普份子、抓记者、现在已开始抓作家了,所以中国是出不了索尔仁尼琴的 ,顶多出斯琴格日勒。据说这个事情现在群情激愤,谭飞说渭南警方很难办,其实一点都不难办,可以遥祝不久的将来,警方就查证出书中有大量不实内容,而谢朝平一抬头却见愤怒的渭南移民代表说他污蔑了现在的幸福生活,饿们可是每天大白馒头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哪 …… 不久,警方除查出非法经营外还查出谢朝平其实是有嫖娼行为的,三秦媒体更是披露谢朝平其实是想借此事炒作的,最后在《火花》上级主管部门紧急扑火下,以国体为重,此事慢慢消停,《大迁徙》终于也大迁徙了。 搞科学的遇上了锤子,搞历史的遇上了镰刀,警方跨省赶紧用块布把真相包住,不是锤子剪刀布,而且锤子镰刀布 。所以综上所述,中国的事情到最后都没有真相,真相是靠大家一起玩锤子、镰刀、布。是为国情。 (20100904 星期六转载自李承鹏新浪博客 20100902 博文“锤子、镰刀、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0l26j.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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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断想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蒋经国   一   真理是多元的,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如同瞎子摸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和认识,例如,弗洛伊德从性和潜意识的角度解释人的行为,马克斯.韦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说明人类社会等等。条条大道通罗马,每一种认识角度都是通向真理的一条道路,把各种认识角度综合起来,就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真理的全貌。将任何一个角度的认识奉为绝对真理都是荒谬的,都会把人类认识引向片面化和绝对化,都会阻碍人类认识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   马克思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剖析人类历史和社会,对人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马克思只是众多思想家中的一员,马克思没有并且也不可能垄断对真理的发现权。   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显然有失公允,而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神圣化、宗教化(奉为至尊),比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害处更大。因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只是否定了一种真理,而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则是否定了一切真理(真理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不仅否定了其他理论,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杜绝了人类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一切可能性。   二   从概念和原理出发的唯理论(笛卡尔、黑格尔等),强调理论的终极性、系统性、必然性和普遍性,趋向于封闭和独断。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经验论(培根、洛克、休谟等),立足于经验事实的实证性和有效性,趋向于开放和宽容。   唯理论常常是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都带有明显的唯理论色彩,较为轻视经验或实验的实证性(证实与证伪)。而邓小平的理论,尤其是他的”猫论”则带有强烈的经验论色彩。   邓小平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倡导并推行了开放改革,而且在于他以富有中国实用理性特点的经验论,打破了”凡是论”的一统天下,动摇了极权统治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正当性,转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开启了质疑正统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同时也为引入新观点、新思想,实现思想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三   什么叫”共产主义”?”共产”、”共产”,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由私有制产生出来的阶级。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涵义是,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全人类彻底摆脱私有制和阶级的桎梏。   请神容易送神难,奉行”斗争”和”专政”的国家不但未能获得解放,反而都深受其害,”斗争”和”专政”已成为他们新的更难摆脱的桎梏。   而且,私有制(产权)是核算和交换的前提,阶级是分工的产物。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以”按需分配”的社会,而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也就消灭了核算、分工和交换,从而消灭了现代化大生产,消灭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按需分配”成为不可能。显然,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是与它的前提条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根本对立的。晚年的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才告诫后人,共产主义的理论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现代社会较为合理的做法是,通过法制在保护私有制的同时,规范和引导私有制,使之有利于社会,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用合作双赢、谈判博弈取代阶级斗争,而不是消灭阶级。   四   美国是典型的现代国家,中国是典型的传统国家。   美国之”国”与中国之”国”具有不同的含义,美国人之”人”与中国人之”人”也具有不同的含义。   美国之”国”是一个”主权分享”的联合体,中国之国是一个”主权集中”的统一体。美国人之”人”是一个在联合体中享有主权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中国人之”人”在统一体中不享有主权,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只是统一体的一个构件。   因此,美国真正的主权者不是政府,而是全体公民。政府只享有治权,只是受全体公民委托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办事员,公民可以依法监督、撤换甚至罢免政府官员。美国是一个”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国家。   中国正好相反,中国的政府享有主权,是国家的领导者和统治者,国民都是政府治下的臣民,臣民没有权利,只有义务,臣民对政府的任何不满和批评,都被视为”不忠不孝”、”犯上作乱”、”谋逆造反”等等。中国是一个”主权在君”、”主权在党”、”主权在官”的专制极权国家。   国体(包括政体)是主权的一种存在形式,主权的归属最终决定着国体的性质,也最终决定着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梁启超说,西方国家”强者兵也,所以强者法律制度也”。航空母舰等硬实力只是美国强大的外部表现,民权至上、法律至上的人文精神以及民主宪政制度等方面的软实力才是美国强大的内在原因。   中国声称,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坚持党国体制的”基本制度”(戴秉国)。并认为这种制度具有中国特色和无比的优越性,一定能够战胜并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这不仅使中国自身的改革陷入了困境,也必然使中国的发展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疑虑。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和军事对垒,固然有国家利益上抗争的因素,但更为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根本制度上。   中国的开放改革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根本原因不在中国现行的基本制度,而在移植、借鉴了西方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但是移植和模仿不是真正的力量,也不可能行之久远。   中国真正需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借鉴的,是能够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创新的法律政治制度,也就是公民社会和民主宪政制度。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核心利益之所在。   五   国家权力首先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然后才是能不能用好的问题。已有明确归属的所有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   现在有些人借口(只是一种借口)中国人的素质不高,不能用好民主权利,剥夺中国人民(公民)的国家权力所有者的主体地位。且不说中国人民是不是真的素质不高,真的用不好民主权利(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和现在的台湾都说明中国人民完全能够用好民主权利)。即使是真的,也不能成为剥夺他们民主权利的理由,正如我不能以你不善于理财为理由夺取你的财产权一样。   现代社会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来加以认定。从程序上说,权力必须产生于公民的同意和授予;从实体上说,权力必须能够廉洁、公正而有效率地为全社会服务,能够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能够保护每一个公民平等的自由和权利。   程序的合法性与实体的合法性必须是统一的,没有程序合的法性就不能切实保障实体的合法性。   六   传统的暴力政治是野蛮政治,现代的法制政治是文明政治。   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现代化和执政党的现代化。判断国家权力及执政党是否现代化的标准是,国家权力的产生及执政党执政依靠的是暴力还是法制。现代化的国家权力及执政党,只能是依靠法制,同时也绝对服从于法制的权力和政党。国家权力及执政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权力和政党的法制化。   毛泽东自称无法无天,滥用权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私人生活领域中大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实际上依靠的是暴力。所谓党的领导实际上是暴力领导,是掌握暴力机器(主要是军队)的个人独裁领导。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提出建立法制国家,是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一种历史性转变。但他同时又强调党对暴力机器的绝对领导,并且超越法制使用暴力,使国家权力及执政党究竟是依靠法制还是依靠暴力发生了矛盾。   现代法制是公民意志的体现,国家权力和执政党依靠并服从于法制,也就是依靠并服从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国家和政党法制化的实质就是民主化。中国未来现代化、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将决定于暴力集团与公民社会两种力量的博弈与消长。   七   一切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都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权力私有制”理论,一种是”权力公有制”理论。”权力私有制”理论主张国家是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国家,权力只能归一家(皇权制)或一党(党权制)所有。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专制和极权的理论。”权力公有制”理论主张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权力必须归全体国民所有。这种理论当然就是民主的理论。   现代社会地广人众,分工复杂,无法实行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只能实行代议制的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民主是实质,宪政只是形式。从形式上看,宪政要求权力必须产生于宪法、服从于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从实质上看,宪法必须由全体公民参与制定,必须体现全体公民的共同意志,权力服从于宪法,实际上就是服从于全体公民,公民才是国家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在财产是私有还是公有,而在国家权力是私有还是公有。国家权力如果不能实现公有,不能实行民主宪政制度,权力的”私有制”就会从根本上破坏经济社会秩序,降低效率、损害公平,使经济上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名存实亡,成为实际上的”官有制”、”王有制”和”党有制”,形成一个压榨全社会的权贵集团。   ”权力私有制”是导致财富分配不公,法律道德沦丧,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不解决”权力私有制”的问题,中国就会永远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八   现代社会应当把”政制”与”官制”区分开。   ”政制”选举政治家、政务官(总统、总理、省长、州长、市长、议员等),政治家直接对公民负责,代表公民行使国家主权,政治家必须由公民授权,必须是具有高尚品德、战略眼光和领袖气质的一流人才。”官制”选用公务员、事务官,公务员直接对政治家负责,公务员只是贯彻政治家方针、政策意图的办事员,行使的只是事权,具有一定理解和办事能力的人即可担任。   中国的问题是,没有”政制”只有”官制”,”官制”就是”政制”;没有”政治家”,只有”办事员”,”办事员”就是”政治家”。中国的官僚政治、庸人政治就是这样形成的。   九   中国宣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但是,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却使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异并且徒有其名。   ”社会主义”本来有反集权、反垄断,要求”社会化”、”自治化”、”多元化”的含义,否定了”社会”、”自治”和”多元”,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而党领导一切、控制一切的”党国体制”,挤压”社会”、驱逐”社会”,最终吞没了”社会”;党权远离法制,实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内部”对”外部”的歧视、敌视、打击和迫害的”专政”,不仅使”民主”成为空谈,也使”共和”化为乌有;而党权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也早已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官员清谈馆和俱乐部”。党权至上的体制,使”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专政”没有”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只看到”官员”看不到”人民”,最终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和没有”共和”的”共和国”。   ”依法治国”首先要求”依法治官”。中国不能做到”依法治官”是因为中国不是法管干部(官),而是”党管干部”。党不仅管政府的干部,而且管司法干部,党实际上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是党权至上的”党国体制”使”依法治官、依法治国”都成了空话。使宪法和法律也成为一纸空文。   十   专政与宪政是相互排斥和否定的。   专政是一个与阶级的歧视和压迫相联系的专制统治的概念。   专政指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排斥、压迫和打击。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中,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唯一的根据就是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和政策,一个人一旦被划入”反动阶级”或”敌对阶级”,无论你是否触犯法律,你都是专政打击和压迫的对象。因此,专政与现代法制和共和的理念都是格格不入的。   由于专政及掌握专政工具的统治者都是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政就必然导致统治者成为能够任意打击、迫害任何人的独裁极权统治者。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这样的独裁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法制的社会中,专政实际上成为掌握权力的宗法或宗派集团排斥和打击异己力量,实行大一统独裁统治的工具。   共产党执政以来实行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从来就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带来的只是对人民(包括党)中的异己力量(所谓”阶级敌人”)不断进行打击和迫害的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曾经使亿万人民成为专政的对象,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都成了”阶级敌人”。”人民民主专政”实实在在地成了”民主”(人民的主子)对人民的”专政”。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显示,专政从来都是排斥民主的,专政必然导致专制和独裁。”XX民主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   宪政是一个与人的平等权利相联系的法制概念,宪政反对任何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宪政首先要求的是在法律上不分阶级地保护每一个公民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其次要求国家权力必须产生于全体公民的授权并受到公民的监督和制约。简言之,宪政就是宪法至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   专政的基础是阶级的歧视、分裂与对抗,宪政的基础是社会的合作、共和与共赢。只有宪政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带来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专政只能导致专制和独裁,带来社会的分裂、对抗与动荡。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以专政求民主则民主亡,以宪政求民主则民主存。   十一   国家的根本问题是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爱国首先要分清,是爱专制的国家还是爱民主的国家。   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这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   主权有两种,一种是产生于人权,集中体现人权的主权,即民主的主权;一种是由少数人独占,排斥、压制人权的主权,即专制的主权。民主的主权是人权的集中体现,主权与人权本来是一回事,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专制的主权排斥人权,主权与人权根本对立,不是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孰生孰死,孰胜孰负的问题。   爱专制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就是忠于专制统治者,忠于专制制度。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们应该爱的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民主的国家(主权),爱主权范围内的国土、海洋和岛屿,爱自己的亲人、同胞和民族,爱一切与我们平等交往、和平相处的国际友人。   韩寒说:”如果今天能为唐福珍、谢朝平而游行,那么明天我就一定会为钓鱼岛和奥运火炬而游行”。其本意就是,我们应该爱的是能够维护并体现人权的民主的国家(主权)。   十二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确兴盛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文景、贞观、康乾等等,都是这种兴盛的标志。但是,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宗法性的皇权专制国家,国家并非全体国民的国家,只是依靠暴力夺取皇权的一家一姓、一帮一派的国家。所谓民族兴盛其实也只是一家一姓、一帮一派的兴盛,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还是鲁迅说得好,所谓盛世只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1949年,”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然而,只能祈盼并歌颂”大救星”的人,其实是站不起来的。果然,”大救星”成了”大灾星”,根子在于,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民的民主宪政国家。1978年,”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中国人民能够富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实行市场经济,把部分经济权力还给了国民,国民在经济上享有了部分公民权(财产权、经营权等)。但是,由于国民还不能在政治上享有实际上的公民权,才导致了权力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不断加深等严重社会问题。   中国需要的是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现代化的兴盛,而不是秦皇汉武式的”复兴”。只有当中国人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都享有了完全的公民权,才能说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意义上兴盛起来了,才能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才能说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   十三   既得利益者们也在高举”思想解放”的旗帜,但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就是要从既得利益者所主导的”思想解放”(实为”思想蒙蔽”)中解放出来。   观念的背后是利益,利益的背后是权力,”思想解放”反映的是利益和权力调整的要求。如果”思想解放”不能触动并破除特权阶层的垄断性权力和既得利益,不能回复到”还权于民”,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宪政这个调整权力利益格局的”原点”上,只是在”发展、民生、代表”等等问题上绕圈子,中国人民就会在一次次的”思想解放”中被套上新的”思想枷锁”。而”发展、民生”等问题也最终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十四   改革如果只是由权力(党和政府)主导,即权力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且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改革的胜者和赢家就只能是权力。这样的改革必然是一场强者剥夺弱者,利益为权力独占独享,成本由民众悉数承担的零和游戏。   中国的改革应当首先从改变权力主导改革的游戏规则开始,使改革成为各方利益主体(劳工与资本、公民与政府)享有平等话语权,能够平等参与和博弈,最终实现多元共和,互利共赢的改革。也就是说,改革必须从建立公民社会(公民能够自由结社,集体谈判,监督权力)开始。   十五   科学离不开民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主宪政的制度环境。   科学和民主,是鱼和水,树苗和土壤的关系。科学的理性精神,只有在自由、多元、宽容的民主环境中,才可能健康地发育生长。由于没有民主制度的保护,黄万里竟然因为提出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的科学建议而被打成”右派”,长期受到迫害。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怎能进行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创造。没有科学的研究和创造,又何来科学的发展。   当今社会,由官本位带来的行政化和衙门化,是学术研究依附权力,急功近利,抄袭造假,科学创新精神丢弃殆尽的根本原因,正在严重妨碍科学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以人为本首先要以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本,在发展机会、财富分配、政治参与、公共福利、保护环境等方面体现公平正义。侵害人的自由和权利,破坏公平正义的首要祸害是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只有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才能规范约束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平正义。   十六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为了保持经济平等竞争和权力公正廉洁,都要严格限制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权力与资本分则两全,合则两伤。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虽然不受制约,但经济是受计划制约的。在民主宪政体制中,经济虽是自由的,但权力是受法律和公民制约的。上述两种体制中的权力与资本,都很难勾结在一起。   而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把计划经济中不受限制的权力与宪政制度中自由的经济结合起来,使权力与资本直接联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已公司化了),进行反市场的垄断经营、不公平竞争和种种幕后交易,谋取暴利。其结果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官场经济”和”权贵经济”,产生出一个权贵利益集团。   社会是产生权力和资本的母体,也是权力和资本立足的地基。权力和资本如果不能保护社会,反哺社会,一旦社会塌陷,权力和资本都将坠向深渊。   权力的危机(道义危机、公信危机、统治危机等)和资本的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都是源于权力和资本过度侵害社会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尤为危险的是权力和资本联手侵害社会,势将加速社会的崩溃,中国正面临这样的危险。   什么是社会?社会就是百姓,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就是百姓的利益,社会就是公民的权利。   西方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输出过剩的资本和产能、相对落后的技术和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产业,是他们资本扩张、产业技术转移和更新的需要。中国抓住这个机遇,引进借鉴了西方国家现成的经济技术成就,既使中国得到了发展,同时也使西方国家的剩余资本和技术获得了额外的超额利润。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于中国是雪中送炭,对于西方国家则是锦上添花。   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开放改革的成功,也可以说是西方国家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的成功。中国的开放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是西方国家全球化战略的一项配套改革措施。   中国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移植、模仿和借鉴的跟进模式,虽然在发展中少走了很多弯路,避免了很多风险,增长了不少见识,但是,借别人的力量发展了自己,是不够资格侈谈什么”优势”和”奇迹”的。   当中国已经超越了西方,开始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开始走上创新之路的时候,再来谈中国的”奇迹”和”优势”吧。   十七   专制权力也反腐败,但结果却是越反越腐,前腐后继,势不可挡。   这是因为在专制权力的语境中,贪腐实际上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力红利–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权力当然要吃权力。专制制度本来就是统治集团攫取并瓜分腐败红利的一种分赃制度。   一般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财富是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投入要素分配,还有什么一次、二次、三次分配等等。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现实,中国财富主导性的分配方式,其实是按权力及由权力划定的等级来分配的。腐败是按权力分配必然带来的副产品。   腐败一般被认为是对制度的违反和破坏,然而,专制权力的腐败,其典型表现并不是和珅式的对制度的违反,而是慈禧式的由制度规定和默许的特权享受。和珅式的腐败正是源于慈禧式的腐败,和珅这样的贪官是专制特权制度的必然产物。   但是,统治集团超限度的贪腐过度侵占民众的利益,突破民众忍受的底线,就会招致民众反抗;个别官员大量贪腐也会打破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均衡。统治者为了防止官逼民反和维护内部按等级分赃的规则,对于过度的贪腐又不得不给予打击。   打击过度的贪腐,并不是为了彻底杜绝腐败,而是为了巩固统治,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使统治集团能够更久远地获得贪腐红利,更符合等级规则地分配贪腐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反腐败还是专制权力排除异己的一种借口。   在统治权力安全限度内的腐败,按特权等级分配的腐败正是专制权力所允许、所追求的。   反腐败必须先反特权,反特权必须先反专制,因为腐败的根源就在不受限制的专制权力本身。   十八   人是现代社会和国家的中心,培养和塑造人是决定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前景的战略事业。   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是现代国家的第一意识,人力资源是现代国家的第一资源,人的创造力是现代国家的第一竞争力。教育的神圣职责和首要任务就是培育国民的公民意识,生产开发优质人力资源,培养国民的创新能力。   人的素质和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怀疑、探求、批判和创新的理性能力。   教育的目标不应仅是把一些现成的知识和结论塞给学生,更重要的应是把发现新世界(客观与主观的),创造新生活,构建新知识的正确的方法和价值标准告诉学生,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性能力的”人”,而不是只会死记现成知识,只能固守僵死教条的机器和工具。   大学的改革应当遵循教学科研的规律,尊重教授教师的主体地位,体现”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以教授教师为主导,而不是以行政官员为主导”的指导方针和”自治、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大学不应当是政府和行政权力的附属物,而应当是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在机构设置上要体现自治的原则;大学不应当以行政权力为中心(行政部门只是服务性的办事机构),而应当以教授教师们通过协商和选举产生的董事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民主机构为中心,在管理体制上要体现民主的原则;对教授教师们的教学科研活动不允许横加干涉,必须充分尊重教授教师们在教学科研上的自主权,在教学科研上要体现自由的原则。   十九   当前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民不仅要求生活富裕,更要求财富分配公平,要求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能够落到实处;不仅要求政府及官员能够清廉,能够”代表”自己,为自己”服务”,更要求自己能够选择(包括选举和罢免)、监督政府及官员,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和权力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被”代表”、被”服务”的客体。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实现宪法权利的要求与阻碍人民权利实现的各种势力(以既得利益集团为主)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将从根本上决定今后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道路。   二十   印尼总统苏西洛说,民主是一种本能。也就是说,民主的要求、民主的根源不是产生于、存在于社会外部的某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之中。而是产生于、存在于人的本能之中,产生于、存在于人性之中,产生于、存在于人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生命冲动之中。   民主的本能和冲动,在人类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曾顽强地表现出来,原始社会出现过公社民主、古希腊产生了城邦民主、中世纪建立了市民自治民主,现代西方国家创造了代议制民主。   民主的成长和发展固然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但是,决定性的因素不是这些外部条件,而是源于人性中的对民主的渴望。有了这种渴望,人就会为了民主的发展而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必要的条件。   历史的必然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心的必然性,人性的必然性。   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人生来就有追求自由、幸福和民主的权利,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就是人心的必然性,人性的必然性。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从秦始皇到毛泽东)都是依靠暴力取得政权的,暴力专制统治可以一时地压迫、扭曲、蒙蔽人心、人性,但是最终改变不了人心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必然趋向。   自由战胜专制,民主取代极权,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人心的历史的必然性。   人类社会包括个人、社会、政府三个层面。在个人层面应当讲自由,在社会层面应当讲自治,在政府层面应当讲民主。民主是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向公共权力(政府)层面的延伸。只有建立在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充分自治基础上的民主,才是可靠的民主。   重建权力首先要重建社会。重建社会就要在法制的框架内大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独立的工会、农会、商会以及各种公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根源,没有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民主政治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的农民成为市民。农民进城,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经济需求,而且创造出巨大的权利需求和民主需求。   农民进城意味着中国正在从农村宗法等级关系的臣民社会,转变为城市契约平等关系的公民社会。这就必然把公民主导的民主政治推向历史的前台。有远见的政治家应当站在历史大潮的前端,引导历史前进,而不应当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绊脚石。   二十一   所谓民主的阶级性问题其实是一个混淆视听的伪问题。   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但是民主的基本要求和原则都是共同的,不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官由民选,权由民授”,任何”特色”、任何阶级的政治,如果去掉”权由民授”的原则,什么都可能是,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治了。   如果有人抱一条狗来对我说:”这是一条无产阶级的猫,社会主义的猫,有中国特色的猫,要把社会主义的猫与资本主义的猫区分开来。”我只能对他说:”你还是先把猫和狗区分开来吧。”   民主与共和相互依存又相互补益发扬。   ”民主”解决的是纵向的官与民之间的关系,要求官由民选,官服从于民,服务于民(没有服从就谈不上服务)。民主的宗旨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少数服从多数”。   ”共和”解决的是横向的民与民之间的关系,要求破除宗教、种族、阶级、身份、性别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视,主张在法制的保护下,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主要表现为生存权、发展权、信仰权、言论权、选举权、知情权、议政权、参政权等等)。共和的宗旨是”共有、共治、共享和宽容异见、保护少数”。   没有民主,专制统治者依靠少数权贵阶级(也包括当然的”革命者”和”先进者”)歧视、迫害其他庶民阶级,使社会分裂对抗,就不可能有”共和”。   反之,没有共和,一部分人在”内部”独占独享权力,对”外部”的其他人实行”专政”和压迫,在”专政”的基础上必然形成专制和独裁,当然也不可能有”民主”。   ”共有、共治、共享”的”共和”是”民主”的根本保障。   二十二   有两种现代化:一种是以国为本的现代化,一种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   以国为本的现代化,以国家为目的,以统治集团的执政地位为目的,着眼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着眼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着眼于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人只是国家的工具,从调动工具积极性的意义上,也承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重视民生问题。这种现代化,其实是一种与现代化的本意背道而驰的伪现代化。   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以人为目的,以人的生命、自由、幸福和权利为目的,着眼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着眼于提高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国家只是保护和发展人的生命、自由、幸福和权利的工具。政府必须产生于公民的授权,必须用分权和法制的方式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谋私、腐败,侵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经济、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的发展,必须以公民为主体,必须以公民的安全、福祉和自由为最高目的。只有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符合现代化本意的现代化,才是中国需要的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化的发展规律?   现代化的实质是确立人的中心地位,确立人的自由、权利和全面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最高目的。   现代化的发展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层面上:在器物层面上体现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制度层面上体现为公民社会和民主宪政的建设和发展,在价值层面上体现为肯定和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器物层面的发展,必然推动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发展。   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说,就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民主宪政建立并协调发展的规律。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8929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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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透支了民众的善良?

人性善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矛盾。人的恶究竟是先天生成、本性如此,还是潜移默化、后天养成的?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总体上我倾向于相信,人性本善。   我们周围充满着善良的人们。想想汶川大地震,催生了多少令人感动的好人的故事,现在很多人也许还能想起当初那位为灾区捐款的乞讨老人的模样。我周围的成人几乎没有不捐款的,还有一个亲戚,家境拮据、孩子上学,的确无钱可捐,跑去献了400CC的血,把全家吓了一跳。那时候,谁不是满怀柔情?谁不是心忧天下?连看到陌生人,眼神都是温暖的。我们曾经以为那是中国的成人礼,曾经以为“多难”真的会“兴邦”!   然而,时过境迁,慢慢地,我们发现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乌托邦。我们发现朱坚强其实不过是一场闹剧,很多英勇救人的事情,也是别有用心的渲染,一些企业的大手笔捐款曾让我们刮目相看,结果却发现这些钱也许不过是应缴的税款。原来那么多捐款是特殊团费和特殊党费,公权所致,以党性相要挟,虽然钱还是那么多,毕竟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被逼的善,是我们理想中的善么?“逼”,是对善本身的亵渎吗?那位“中国最感人的乞丐”,哪天如果发现,他街头多年的积蓄,其他人多年的积蓄,竟然魔幻般地累积成一辆豪华越野车,从他身边昂然而过,不知道会做何感想?当初连一个生活艰难的下岗家庭,都满怀希望地相信,自己那一点儿吃饭钱对灾区也很重要;如果现在告诉他们,其实你那点儿钱肯本算不得甚么,咱们的政府从来就不差钱!他们会心寒吗?我的那个亲戚不知道现在会不会追问她的那400cc血的去向,是不是卖给了某个本来不需要做手术的病人?从热诚到怀疑,从善良到愤恨,从北川到舟曲,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我们的大学每年春天都有大规模献血。学校里彩旗飘扬,到处都是横幅,到处都是那颗红红的心。采血车几十辆几十辆地开进开出。不献血的学生不予评先进,甚至不给奖学金,当干部和留校自然也别提了。领导给学校布置任务,上级给领导布置任务。软硬兼施,几十年如一日。换成任何一个国家,你都无法想象,如此庞大的工程,居然没有一个后续的交待,没有一个汇总的报告,似乎血一抽完,就跟献血的人毫无关系了!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今后听到献血,立即就会皱起眉头?   我们仍旧在组织。比如大型活动的志愿者。世博会后期,上海高校依次排队,轮流值班。轮到暑假的算运气好,轮到学期中间,那么就停课,连复旦也不能例外。据说有的学校领导通知老师,只要做过志愿者,考试统统及格。学生先被志愿,后被及格,我不知道这些学生内心经历过甚么样的彷徨和质疑。就算人性本善,以善为基础的价值观经得起这么折腾吗?教书育人,你教他们什么?教他们揉捏《教育法》说停课就停课吗?教他们当托凑齐那七千万的世界纪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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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杂志与嗟来之食

     上海有媒体报道,上海作协下属的《收获》《上海文学》等文学杂志稿费标准要猛涨,提高到原来的2至5倍,由上海市政府从文学发展基金拨出专项资金,并且每年都注入新的资金。这让兄弟省份的文学杂志很是羡慕,纷纷呼吁本地政府也出手相助。    纯文学稿费太低,这种抱怨不是一年两年了,每倒下一个文学杂志,为纯文学“讨薪”的呼声就响亮一阵子。这种说法看起来有道理,因为无论横比纵比,纯文学杂志的稿费都相当寒碜。横比:现在的任意一个主流都市报,发给作者的评论稿费都在千字300以上,较高的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新闻晨报》等能达到千字800,《南方周末》给某些作者的稿费,几年前就达到了1字1块钱。市场上杂志的稿费要更高一些,韩寒的《独唱团》的标准就是1字1块。而报纸文化副刊文章的稿费,也多在200以上。与此相比,纯文学杂志千字三五十至多百来块的稿费实在拿不出手。如果算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差距就更加悬殊。    纵向来看呢,在知识分子最为神往的民国时期,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6元。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3元。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元,有时千字5元,《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6元。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要知道,五四时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的薪水是8块钱,只相当于两篇小文的稿费。我估计,当时的稿费标准,大约与现在都市报纸的高等稿酬看齐,遥遥领先于现在的纯文学杂志。     从两个向度比较,可以看出纯文学刊物的境况,已经惨淡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很多杂志苟延残喘其实早该停业清盘,因为几百本的发行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文学刊物的生死,岂是能由自己掌握的?于是,拼发行,搞创收,拉广告,办会议,求赞助,甚至写软文,成了文学杂志上下的主要工作,反倒是文学这件事,在吃饭问题面前,只能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比如两年前爆出的一则新闻,《报告文学》杂志明码标价,只要3万块钱,就可以在杂志上发3万字的稿子,能配五六张图,价格还可以商量。报告文学成了广而告之,可见在生存的窘境之下,文学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么,纯文学杂志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我此言一出,必然有一片声音出来反对,曰纯文学杂志的存在,对文学的意义重大,市场化文学的兴旺是文学的悲哀,好像没了那几本刊物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成了荒漠。可是,这些杂志的存在,又给我们提供了多少的食粮呢?所谓纯文学危机,在我看来,不过是利益相关者的危言耸听。纯文学杂志的衰落,并不是被市场抛弃,而是被读者抛弃,被文学抛弃了。纯文学杂志基本在各级作协管辖之下,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受到文学管理部门的控制,内容不能旁逸斜出,不能以下欺上,不能脱离轨道。我们知道,能够打动读者的好文学,除了高超的技巧,往往是以强烈的现实情怀取胜的,但这一点,却是被严格管制的。想想谢朝平因写报告文学《大迁徙》被警察强拘的事件,你就会明白,所谓纯文学,不过是“遵命文学”的雅号罢了。脱离了对现实的关注,只能在指挥棒下匍匐前进,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文学呢?     而纯文学杂志的存在,不过是被各级作协的工作人员绑架了的一只饭碗而已。有这个刊物存在,至少有一二十编制,百十万拨款,能养活不少“文学人口”。所以,等着别人喂食的杂志,一定是吃人家嘴短的杂志,仰人鼻息的文学,一定是不自由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到底谁需要呢?     在所谓纯文学杂志叫苦连天的时候,市场化的文学刊物正风生水起,虽然也是泥沙俱下,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相对正常的出版生态环境里,作协管不到的文学刊物、书籍、网站,不吃政府资金的嗟来之食,毕竟有了更大的写作空间。这些由读者直接出钱供养的地方,才是产生好文学的希望所在。                         人为地把纯文学和市场文学对立起来,只不过是制造紧张气氛,历史已经证明,纯文学杂志的存在,并没有供养出伟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还将会证明,中国文学的经典将在自由选择的市场中产生。不要以为出版社和读者只会出烂书,真正打动人心的好文学,必然能再在市场上找到属于它的位置,顺带着还会占领当代文学史。       潘采夫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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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飞客居台湾,父亲周海婴和母亲马新云来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灯泡忽然灭了。周令飞站在高凳上换灯泡,“我就跟太太张纯华开玩笑,说‘不好!我要掉下来了!’黑暗中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你看儿子跟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 “我父亲回了一句,他说,‘我爸爸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他跟我爷爷鲁迅一样,喜欢开玩笑。” 周令飞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虽然他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但祖母极少同他讲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来自课本的。小的时候,我学习到鲁迅那些作品,通过老师的教训,也觉得我的祖父是很凶的,有的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否则回到了家里祖父会骂我、打我的屁股。 “鲁迅太伟大了,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扒着窗子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他,站在远处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称是“一个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义工”。让他在不惑之年从眺望变为追随的,正是父亲黑暗中的那句无心之言。“过去在我心中的鲁迅形象,在那一瞬间被颠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飞扭转鲁迅形象转播中的“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周令飞到学校演讲,这句话一出口,台下马上响起会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过一个统计,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总计约20篇,但孩子们谈论鲁迅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说什么,一些老师 甚至怕教鲁迅,不知道在当下该如何阐释鲁迅,“上海有家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民办学校,校长号召孩子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攻克学习的堡垒’。” 他想改变鲁迅形象传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识形态化”,他在自己的演讲和访谈中,常常要将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们看到的鲁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鲁迅有多高,我父亲是1米78,我是1米80,我两个弟弟一个1米83,一个1米85,我妹妹 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计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实际上鲁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讲时他爱给大家看鲁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实例说明,鲁迅先生并非“过去大家经常看到的,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蹙,面庞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 我和我父亲共同编辑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鲁迅的照片,统计之后发现100多张中有20多张的鲁迅是面带笑容的。 萧红笔下,“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我祖母也说过,说我爷爷的笑声,三间屋子外都可以听见。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 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 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他不喜欢那个刻意被塑造为斗士、革命导师的鲁迅,他乐意同大家谈论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电视台《悦读会》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委婉闪烁地问及鲁迅先生与萧红的关系,他直言快语地接过话茬,“你直接说,他俩是不是好过?是这意思不?” 他的定义是“知己”,“这很正常吧!优秀的男女之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赏,很美好啊!”他给大家讲鲁迅跟猪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声传到三间屋子之外。 1926年鲁迅到厦门教书,思念在广州的祖母,他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想念爱人,一头猪不识相,跑过来,啃地上的相思树叶,我祖父很恼火,撸起袖子就跟 猪搏斗,一个老师跑过来,问他你怎么跟猪打架,他说老兄我不能告诉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她,多浪漫多可爱的一个人! 许广平在周扬的指导下回忆鲁迅 “关于我祖父的各种回忆录,1949年之前的更为信实。” 今年年初,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将许广平1959年写成的《鲁迅回忆录》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婴、马新云夫妇在该书序言中写到,“当时已60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写这本书)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 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 这种回忆常使她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 她的文章平实动人,她眼中的鲁迅绝无后来人工演绎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给一样地穿出来。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 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 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鲁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饰这个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 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 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琐谈”,直言她为程式化的鲁迅回忆文章所苦,“似乎类于八股式的命题了,每有纪念鲁迅特辑 的刊物的时候,就很荣幸地直接间接得到通知,许我也参加一分说几句话。其实这是很窘苦的事,我们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经过,有什么可记述的 呢?”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各行各业都须“献礼”,许广平受命再忆鲁迅,“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她的真实一如从前,说自己记不得鲁迅大段的谈话,也没有什么“猛料”,因为家庭生活中“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在周扬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导之下,许广平“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这个极具时代话语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动。周海婴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十几年,从学生到终生伴侣,她说她死后她的文稿 可以一个字不修改发表。当年,中国发表文稿、书籍是有‘纪律’的,能不受约束的只是极少数人,我母亲没有豁免权。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过的地方,研究中国近 50年历史的学者,可以比对两个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种规定话语模式的挤压,如何变形的。” 《鲁迅回忆录》第十二章,许广平原题为“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滴”,后被改为“党的一名小兵”。 毛泽东将鲁迅神圣化 “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推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的毛泽东。 1934年初,冯雪峰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向毛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毛泽东对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 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 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并不生气,反而开怀大笑。 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便养成常读鲁迅的习惯。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一直伴随着他,从陕北带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逝世后,报纸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翻看的正是为他及其他视力减弱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 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力,毛泽东看得很准。1934年与冯雪峰热议鲁迅时,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和打击,被排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听说中央局有意请鲁迅主持中央苏区教育工作时,他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的作品1923年便开始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民国时期选入教材的多是小说、散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 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为“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南京当局虽未采纳为鲁迅“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的要求,但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10个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紧迫的时局淡化了鲁迅知识分子的独立形象,“战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扬起来。郭沫若以他惯有的充沛激情疾 呼,“鲁迅并没有死!目前在前线上作战的武装同志,可以说个个都是鲁迅,目前在后方献身于救亡活动的人,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鲁迅。鲁迅化为复数了。”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的解读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是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 到“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同年,他的《鲁迅评传》在港出版,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是一本“人化”的鲁迅传记,直至1999年4 月,才在大陆出版。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研究员张梦阳终身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科学化”,“1957年,冯雪峰、陈涌、李长之、许杰等研究鲁迅的学者陆续被打成右派,鲁 迅研究的学理精神完全被扼杀。背离真实性和鲁迅精神的极左倾向,统治了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界,鲁迅研究领域首当其冲,成为了重灾区。” 《鲁迅批判》的作者李长之被批斗,一工宣队队员指着他的鼻子骂,“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两年后,形势发生变化,鲁迅杂文被全面收编,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做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许广平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则令人瞠目,“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 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 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许广平讲那样的话也是迫不得已,人们应该原谅。”张梦阳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学者朱健国反思那个时代,“愈号召学习鲁迅,结果愈没有一个鲁迅。鲁迅著作中,好像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有想到,鲁迅会在伟大者的表彰、宣传之中真正永远消逝。”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给本刊记者展示了一本盖有“鲁博革命纵队”红章的《鲁迅语录》,他曾经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鲁迅语录》做过专题研究。 “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 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的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都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 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这段话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推测起 来,这本鲁迅语录有可能是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黄乔生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4角。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上推出了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15位知识分 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仆、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 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最早由鲁迅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其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出版人朱正在《鲁迅的一世纪》一书中分上下两章展现了诸多历史细节。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政治观”一章中称鲁迅“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他始终坚持鲁迅的一生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 胡适眼中的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揣度鲁迅与共产党之 间的关联,“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 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真正改变鲁迅对革命者认识的人是瞿秋白和冯雪峰。鲁迅将瞿秋白引为“知己”,曾抄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英年早逝,共产党又把冯雪峰派到了鲁迅身边。 除了以笔为匕首投枪外,他还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例如帮助成仿吾找到党组织;通过日本友好人士为共产党搜集情报;方志敏入狱后,他成为方和党中央特科的交通桥梁,在他的建议下,方志敏利用敌人软化他的时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流传后世。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某天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这个美好的愿景并非鲁迅对新中国的惟一假想。左联后期,他同周扬等人分歧日剧,难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联成员,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信 中,他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给曹靖华(留 苏学生,参加过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代鲁迅搜集苏联版画和革命书刊,往来密切)的信中,他将周扬等左联领导比作“手执皮鞭,乱打苦工 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扬等人唱高调,发号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于是写信给胡风,“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我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去找鲁迅,请他签一个文件,他不肯签,很生气地问她,“像(周扬)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当冯雪峰长征后,到上海再见鲁迅,鲁迅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 “后期的鲁迅,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是事实。……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 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消耗太多宝贵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刘再复为朱正《鲁迅传》(港 版)作序时如是写道。 胡风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呈现了轰隆运转的宣传机器对鲁迅的巨大损耗和吞噬。 “两个口号”的论争,使得陷入内耗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冯雪峰为了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仍要打扰鲁迅的内心安宁。鲁迅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录的。 一次冯雪峰代拟了一个稿子,约胡风一起去鲁迅家。鲁迅病体不支,冯雪峰把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略有不快之色。 两人出门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文,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就行了。” 胡风很震惊,“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鲁迅在思想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 周令飞不喜外界把鲁迅的晚年描述得过于孤独和凄苦,“我理解的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弥留之际是不应该有悲哀痛苦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尽可能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好。”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 《死》是鲁迅最后时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对亲属的嘱托,常被视为先生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他像是预料到自己身后的喧嚣聒噪,特此嘱托。只是一个遗体上空前庄重地覆盖了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的人,如何能轻易得到安息? 鲁迅的研究、出版,乃至纪念,一直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俗称“西鲁”,院内的鲁迅故居,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195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日,故居头一次开放,接待各界群众参观、瞻仰。 1979年5月,周扬牵头成立了社科院鲁迅研究室,因社科院在东长安街,被称为“东鲁”。 “西鲁”、“东鲁”,以及专司鲁迅著作出版发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都在争夺对鲁迅的话语权。1979年5月26日,鲁迅研究会成立,周扬任会长。“西鲁”馆长李何林为人耿介,直言当年处处违逆鲁迅的“四条汉子”之首如何能当此任?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社科院鲁研室受命为周扬写一篇大会发言稿,由鲁研室的刘再复和哲学所的张琢联手操刀,张梦阳那时30出头,“给他俩打打下手”。 “当时两种思潮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发言稿是刘再复负责执笔的,他的主旨是要坚持鲁迅精神,主张思想解放。写完之后,打印出来,送到周扬那里,当时周扬在北京医院住院,已经73岁了。他看了是满意的,可是林默涵跟王任重坚决否定。” 刘再复后来告诉张梦阳,林默涵和王任重一边一个坐在周扬的病床旁,指责那个讲话稿立场有问题。周扬迫于压力,答应让中宣部重新组织人另起炉灶,“刘再复、张琢就退出了,我这个跑腿儿的反倒继续留在封闭写作的宾馆,等着同新来的人衔接。” 最终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新来的人对鲁迅研究不够,9月25日的人民大会堂上,周扬还是宣读了刘再复他们起草的发言稿。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由中央直接抓,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为了排除 干扰,鲁迅编辑室设在社外,在宣武区虎坊桥《诗刊》杂志社找了个空房子,时任编辑部成员陈早春每天挤公交车去上班,一个冬天下来,“大衣扣子全都被挤掉 了”。他们的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1986年,黄乔生自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直到80年代,鲁迅学都是一门显学。”他的毕业论文是《野草》的文本分析,很多同学羡慕他分到鲁博研究室,极少有人预见到鲁迅的官方研究兴盛期已近尾声。 “我刚来就赶上鲁迅逝世60周年,当时在社科院搞了一个纪念大会,钱钟书致开幕辞,他说鲁迅是个伟人,要从多方面研究……那时刘再复还在国内,是社科院鲁研室主任,那个会他也参加了。” 1989年五四青年节,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鲁迅与五四名人与中国传统”的讨论会,黄乔生记得会上许多人慷慨激昂,将鲁迅视为反传统、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不过很快,那些都不让提了。 一段沉寂之后,商业大潮汹涌来袭,鲁迅研究逐渐退潮,“鲁迅学成为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思想史的一个标本,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了。” 2006年,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发表了一篇长文《鲁迅是谁》,这个话题引来学界内外许多争论。 “东鲁”社科院鲁研室自张梦阳退休后就取消了编制,“西鲁”鲁迅博物馆现为司局级公益性事业单位,参观者只要出示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陈列馆和鲁迅故居。然而即便是北京游客云集的暑期,馆内游客也很少。 副馆长黄乔生眼下最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鲁迅在大众心中的“最后一点影响”抓紧宣传鲁迅。“对于下一代来说,鲁迅是非常陌生的,在这个陌生化到来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作为博物馆的运营者,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普及鲁迅。” 鲁博馆长孙郁曾经邀请莫言、陈丹青来办讲座,莫言说,“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孙郁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鲁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把鲁迅和胡适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胡适的思想和智慧在30岁就 已经停止前进了,而鲁迅在50岁的时候依然在不断发展。因为鲁迅要翻译、要输血、要新鲜的东西,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 黄乔生感叹,“鲁迅还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资源,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鲁迅都有思考,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来读他了。” 学者钱理群指出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是钱先生鲁迅讲座中经常要讲的内容,“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 要意义。” “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鲁博安静的展厅里,一帧帧照片、一件件实物凝固了逝者的人生。 展览的最后一个主题是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鲁迅逝世前13天和青年木刻家的温馨合影;到去世前3天仍在续写的遗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 事》;再到辞世前一天,病体难支,写给好友内山完造,拜托他请医生的珍贵遗墨;之后是那张令人不忍正视,取掉了全副假牙,脸颊塌陷的遗容照片;最后,是那 面曾经覆盖在鲁迅遗体上,绣着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色大旗。 观众留言簿上,《有声的中国》和《野草题辞》中的两段话常被引用: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参考书目: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鲁迅回忆录》、曹聚仁 《鲁迅评传》、刘再复《鲁迅传》、朱正《鲁迅的一世纪》、黄乔生《鲁迅与胡风》、《鲁迅语录阅读小札》、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 年》、薄景昕《试论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康凌《学者鲁迅——一个建构史的回顾(1936-1966)》等) © 鬼怪式 for Oh My Media!!! , 2010/10/1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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