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朝平

北京几十位知识学人近日为“渭南书案”受害人、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举行脱险归来餐叙，呼唤言论自由，敦促出台新闻立法，保护记者和作家的合法权益。 *谢朝平脱险餐叙会* 9月25日，40多位老中青记者、作家、学人在北京一家餐厅为不久前被陕西渭南警方以“取保候审”释放的《大迁徙》一书的作者谢朝平举行归来餐叙。 作过20多年检察官的谢朝平曾是检察日报旗下的方圆杂志的记者，他经过3年的实地采访，撰写并自费出版了报告文学作品《大迁徙》，披露了陕西省渭南市官员在三门峡移民问题上存在“行政无所作为以及涉嫌贪腐问题”。8月中旬，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进京抓捕谢朝平，带回渭南关押。9月17日，谢朝平案因“证据不足”被检察院退回，谢朝平获释。 星期六中午的餐叙由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主持，知名作家辛子陵、民法专家郭道晖、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宽宇、华东科大博导孙旭培、学者丁东、梁晓燕、作家任彦芳以及谢朝平的律师周泽先后发言，欢迎谢朝平脱险归来，谴责渭南警方跨省违法抓捕谢朝平，要求严惩幕后黑手。 与会者对中国作协、记协对“渭南书案”问题从未表态表示遗憾，呼呼保护言论自由，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敦促尽快制定新闻立法。 *促出台新闻立法* 北外教授展江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各界都很关注谢朝平的案子，通过舆论的力量得以使案情发展有所扭转。 他说：“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活动吧。这次谢朝平被陕西警方带走，到后来出来，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件。而且，应该说，还算是在中国最近几年虽然发生一些不愉快的现象，但是最后 通过法制的力量、通过舆论的力量，最后把这个事情给扭转过来。所以我们觉得这还算是进步吧。” 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在餐叙会上向谢朝平转述了原毛泽东兼职政治秘书李锐、原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等改革派老人的问候和鼓励。杨继绳星期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家和记者的言论自由应当得到保护。 他说：“我们作为媒体人当然希望新闻自由，中国的宪法第35条规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吧。作家和记者写写东西，为老百姓讲讲真话，被一些地方政府抓捕，当然是非法的。今年发生好几起了这样的事情。作家揭露了一些问题，一些官员不是去查问题，而是先把揭露问题的记者抓起来，这当然是非常可怕的。” *合法权益无保障* 原成都日报编辑、自由作家铁流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与会者都感到推动新闻立法出台刻不容缓，否则，作家、记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他说：“中心意思就是藉着谢朝平脱险，大家要推进大陆的新闻立法，呼唤政府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发出这么一个呼声。如果新闻不立法，记者的权益不会受到保护。谢朝平事件发生以后，还会发生李朝平、张朝平、王朝平。所以，大家就感到要促进、加快这个国家的新闻法要出台。” 在餐叙会上，知名作家任彦芳宣读了老报人铁流拿出100万个人蓄储设立“铁流新闻基金”的奉献词，并由铁流将首笔5000元授予蒙难归来的谢朝平。 铁流对记者说，他设立铁流新闻基金是为了民间推动新闻立法的事业：“为了加快新闻立法，民间要有推动，推动必须要有钱用于这个方面。因为新闻立法，比如说今后要有人聚会，今后我们还准备建个网，专门处理新闻立法的网。现在不能叫会，会要经过官方批准。如果官方要批准以后呢，可能会有更多人捐献，我也会拿出更多的钱来做这个事情。” *记者作家缺乏安全感* 仍在“取保候审”中的谢朝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案子凸显了制定新闻立法的迫切性。 他说：“我从餐叙会上感受到了中国那些知识分子的善良、对民主法制追求的精神，以及对我个人的支持。那天真是使我非常感动的。新闻不立法的话，新闻媒体那些记者、作家，他们都是没有安全感的。” 参加星期六餐叙会的还有学者郭玉闪、知名媒体人戴睛、敦煌研究专家、作家萧默、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人姚监复、敢言学者焦国标、维权记者王克勤，以及人权活动人士胡佳的妻子，网络作者曾金燕等人。

在被渭南警方拘留39天之后，谢朝平回到了他北京的家。但这并不是谢朝平的自由。在法律上，谢朝平仍是一宗“非法经营案”的嫌疑人，只不过，警方对他的强制措施由“拘留”改成了“取保候审”。促使警方为谢办理取保的关键，在于警方报捕谢朝平未被批准。渭南临渭区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仅就媒体披露的新闻事实来分析，警方以“非法经营罪”对谢朝平立案侦查及拘留，同样证据不足。且不说作为“火花”杂志增刊的《大迁徙》并不是“非法出版物”，就算《大迁徙》非法出版了，查处这一行为的也是新闻出版机构；就算《大迁徙》也“非法经营”了，主体也是出版方，而不是作者。 问题就在：警方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样一个漏洞百出且明显证据不足的“非法经营”个案，强行立案并展开“跨省抓捕”？在全国舆论一边倒地质疑警方违法时，渭南警方全无招架之功，而只能长时间沉默。沉默的背后，是否有难言之隐尚不得而知。也许可以合理怀疑：渭南警方违背法律常识对一位作者展开跨省追捕，乃是奉命所为。至于何人所命，还有待媒体的调查或有关方面的主动公开了。 事实上，警方奉上命而为，行违法之举，虽能一时讨好幕后人物，但从多起“因言获罪”的善后来观察，最早被幕后之手抛弃的，也往往是冲在一线的警察。而在世俗的仕途黯淡之外，作为执行人更要接受道德和良知的折磨。 当然，网上也不乏为唯权不唯法者辩护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在强大的、现实的权力威胁面前，要保持良知并不容易。但这并不能为执法违法者脱责。同样身陷“司法地方化”这一体制之弊中的渭南临渭区检察院，就用“依法不批捕”为当地警方上了一课。这恰恰说明，即便在体制之中，执法者也是有选择的。 不妨看看东德一桩刑案：柏林墙推倒后，一位前东德警察因曾开枪杀死翻墙奔向西德的青年而被指控。其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当时政府法令和上级指令，罪不在己。但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 对于执法者而言，也同样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超越法治和伦理的底线。用伤害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投名状”，来保住自己的官帽，注定要付出精神上的成本。在这个“自媒体时代”，为某幕后人士背书，欺凌弱小、侵害私权，其代价已非一套基层警察的制服所能承担。 期待所有的执法者和司法者，往后遇到“以权压法”时，能像渭南检方那样，秉持良知、有所选择。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尽可能让执法者及司法者在作出依法办案这一选择时，少一些顾虑，多一些保障。 就在一个多月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规定，要求“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一规定虽非治本之策，但也让基层检察院在对抗地方不当干扰时，可以从容地将枪口抬高一厘米——也就是“报上级检察院审批”。此举适逢其时，值得鼓掌。 其实体制之内，执法者和司法者都是有选择的。对体制之弊，决策者们同样也有选择空间。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50349

*政府评估进展 承认不足* 1万4千字的白皮书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发布在互联网上，对中国人权事业在过去一年的进展作出评估，在多方面肯定了中国社会与人权的改善，但也承认“由于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平衡，中国人权状况还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 白皮书把人权事业的发展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相联系。它指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遏制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同时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白皮书从“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的司法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特殊保护”、“残疾人权益”以及“人权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七大部分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其中主要认为许多方面都在改进的过程中。 白皮书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工作，推动各国以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 *突出网路 改革公安* 美国《纽约时报》说，中国的人权报告强调中国“愿意面对这个具有高度争议的问题”，但同时也指出它“对人权的解释有别于许多其他国家”。 白皮书在指出不同领域取得的进展的同时，特别强调互联网发挥的日渐重要的作用，指出过去一年，中国通过互联网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而人权状况因为公安体系改革得到改善。它说，很多政府机构现在常规性地使用网路来征求公众意见；在媒体曝光拘押人员受虐事件之后，政府通过了新法律，规定警察暴力和虐待为不合法行为。 正在江西对部分警察进行人权培训的广州大学资深人权研究人员杨松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关注人权的态度逐渐认真，对人权意识的普及也开始重视，并且正在采取措施对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 他说：“比方说江西省现在正对警察开展人权培训。我们(广州大学)人权中心的几名研究者一同给两百多名警察讲解人权。” *法律付诸实施是硬理* 有海外人权团体说，中国政府采取的步骤的确属实，中国应该因此受到表扬；不过，这些团体也表示，通过法律和将法律付诸实施不可同日而语。 位于香港的人权机构“对话基金会”的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对媒体说：“中国采取措施来制定从前不存在的法规，这的确应该获得赞赏，不过，这并不等于实际效果。立法本身首先必须实施才能衡量其力度。”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亚洲事务主任苏菲.理查森博士(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