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纪事中国2011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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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钱学森之问” 根本的答案就在这里
国际社会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达程度上，有一个不是标准的标准，那就是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奥林匹克，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大奖。可是，至今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自私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的东邻日本，一亿多人口，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已经出了 18 个了，仅 2008 年就出了 3 个物理学奖。 小小的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就出了 80 多个诺贝尔奖。而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上千所大学，都 60 年了，至今还是零 。是中国没有人才吗？中国人的聪明举世闻名，身在海外的华人已有 9 人得奖。为什么在海外行，在大陆就不行了呢？古语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根子显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身上，在教育身上。 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过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据说温总理立刻约见了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而几位校长的共同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由精英引领，一切精英皆来之于社会教育。教育体制决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辈出还是万马齐喑，归根结底就是体制的问题。 2010 年 4 月，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到，“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 2010 年 5 月 2 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 20 年。与两位校长的观点相认证的是： 5 月 12 日公布的年度 QS 亚洲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分列第 12 位和第 16 位。这还仅是在亚洲。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学界的骄子，几乎倾举国之力兴办，却还算不上世界一流大学，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 据媒体报导， 2009 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 21 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 20 世纪生活的 20 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 2010 年 5 月 21 日，在 2010 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给出了答案。他说，“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理论上讲一个人口大国应该会有更多的天才和创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重大创新。”“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做不到这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比 60 年前还要差。”“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准确答案。”“意识形态控制太强。我们整天讲我们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思想呢？这是很荒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所以我们整天告诉学生、小孩要统一思想，不能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这对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扼杀和谋杀。”学者汪丁丁也曾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为什么 2010 年北京高考的理科状元会被美国 11 所顶尖高校拒收， 2011 年北京三名文科状元同时弃北京大学，内地共 11 名状元弃清华、北大而选择香港大学，这就是答案。并不是港大特意来挖高考状元，恰恰相反——港大并不稀罕状元。早在 2005 年，就有 11 名各省市高考状元申请入读港大时被拒绝。理由是：港大对高考分数跟面试表现同等重视，港大不会收录“书呆子”。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不仅与国外同行，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短短 7 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70 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在茅草屋里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人才培养规律。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流星一现的改革辉煌。 1980 年代武汉大学，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在全面研究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成败利弊之后，励精图治，领全国之先，全面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改革后的武大，文气被发挥到极致。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真正以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子培养学生。学生可以“逃课”，逃掉不喜欢的课，自主选课，从而发挥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自由架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期末考试没有统一的试题格式，没有 AB 卷，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的自由向学、自由论争之风炽烈，精神气象非今日能比。成功的改革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不少高分学生宁弃清华、复旦而报武大。然而，仅仅 6 年，这场让全国学界甚至国外都叫好的改革，却被教育部的一纸公文突然刹车，化为乌有。一 1988 年 2 月，改革者刘道玉被毫无理由的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一场令国内外瞩目的教育改革就这样被扼杀了，所有成果被冰封。刘道玉成为制度的殉道者，从此离开教育，归隐山林。 2008 年 3 月，时隔 17 年后， 72 岁的刘道玉应邀在武大人文馆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也是他对武大学子做的最后一次讲座。演讲结束后，所有学生都不退场，给与这位前武大校长、一个传奇式的长者，长达半个小时的掌声，以此表达对前校长的支持，对现制度的憎恶。 衡量一所大学的根本不在于有多少高楼院所，而是软环境。包括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内的一代科学大家，要么是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要么是国外留学归国的。中共 60 年都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没完没了的运动，一场连着一场，不断的整人、害人； 毛泽东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957 年，内战结束仅仅 7 年，百废待兴，正是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中共一场反右把整个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覆灭了。其后不到 10 年，“文化大革命”降临，知识份子又被整体划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 10 年，每天战战栗栗的处于被管制之中。 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本以为苦日子可熬到头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不到 5 年，又搞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彻底断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从此被画地为牢陷在官方设定的思想牢笼里，一切唯党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 。不仅如此，中国的知识份子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同时，在物质上也被闹出造原子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可悲笑话。 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被禁锢没有痛彻心肺的感觉，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高压统治对人思想的钝化，使人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灵动的思想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了。 实际上人之所以贵为万物之灵，就在于那个思想，没有了思想，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具活的尸体。 62 年了，中国何曾出过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的思想家？何曾有一部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厚重积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能说得过去吗？这究竟是为什么？！ 几十年来，文艺、学术一直为政治服务，只讲党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权威，膜拜权威，创造力被禁锢，得不到正常发挥；中国人只能像陈景润一样去求证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独创一套猜想； 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轻时国民党时期的作品，整个一个黄金中年都在运动中度过，一事无成！巴金直到晚年才敢说真话，发表了《随想录》。说是真话还是说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烂在肚子里。岂止一个巴金， 所有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是骨鲠在喉，却又不得一吐 。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62 年诺贝尔奖中国空缺，没有听到当局的反思声音，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而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5 日以石墨烯研究捧得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就批评俄罗斯政府没有在年轻学者毕业之后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导致了人才的流失。梅德韦杰夫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几年前，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一个写本书都要被抓去审讯的国度，思想还有几多价值？ 因为在诺贝尔奖的标准里，作家需要有独立的价值观，不能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而 在现实中，中国文学只是商业和权力的自娱自乐，现实和历史的真相均不在视野之内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言，一个人才的横空出世并不像预言那样简单，中国学术界若不能解决掉自身的种种问题，那么中国人还将会 10 年、 20 年永远等下去。 了解中国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一百年也不会产生新思想并对人类有所贡献 。 对这种知识领域的专制，有学者如此感慨：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 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份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而不是创新中度过一生的。一个让国民从生至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傲视世界的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 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 。原谷歌公司中国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国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丧失了质疑传统思维和创造独特发明的能力。” 对这种极端悖谬的教育体制，也有抗争。海归教授清华美院陈丹青的愤然出走，北大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对研究生的罢招，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的提前退休，等等。但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沉默。陈丹青的出走，因于美术专业研究生招生的政治考试。他说，艺术学院招生的外语和政治考试，外语考试是否必要，自是见仁见智，但是政治课考试，“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连苏联和古巴都没有这么做。”不仅是艺术学院， 中国人有多少人会去质疑那个政治课是高考必考之课、应考之课呢？有多少人会认为那个政治课其实是当局在强奸民意呢？有多少人会认为各单位那个党组织其实是个绝对多余应该剔除的毒瘤呢？ “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教育是体育教育。因为体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语，只考肌肉、体能和速度，它按专业规律来培养你，择优录取，谁跑得快，谁进来。”面对自己的孤立与周围人的麻木，他发出如此感叹，“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这是一个长居纽约 16 年的海归人士，对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比后的清晰、透彻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国人已经无以分辨正邪了。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教育、知识份子历来都倍受尊崇。封建时代，秀才见官可以赐座，而商人见官只能站着。国民党时期同样如此。 1927 至 1937 年 10 年，共产党所谓的军阀混战年代，却是中国的大学教授境况最好的年代，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份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 1930 年代，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军阀韩复矩支持下搞起来的，山东教育的进步令全国瞩目；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 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 早在 1916 年 10 月，奉系军阀奉天省长张作霖严令各县增加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总支出的 40% 以上，并以此作为考核各县的内容之一。张作霖甚至以宁肯少养 5 万陆军的魄力，创办了东北大学。整个校园面积达 900 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的经费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年经费是 90 万银元，南开大学 40 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 120 万。而东北大学是 160 万元。一直以来被中共一再抹黑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实际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开明人士。凤凰卫视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专门有一集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刘文彩修建的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征地时为使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采取的是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甚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简单说几句，大意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校训中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此外，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要请他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至于所谓的水牢、收租院等等，全系共产党为了政治需要胡编、捏造，共产党为了让人们相信所谓的“旧社会”如何坏，它的“新社会”如何好，为它的夺权制造依据，编造了多少谎言！ 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被尊为圣人，皇帝到了孔庙门前都要下马，以示尊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清圣祖康熙大帝奉孔子“万世师表”，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而且，孔子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当年侵华日军在进入挂有孔子像的人家时，都施礼退出，决不冒犯。但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却被蔑为“老二”，不仅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唯独中国大陆例外。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 GDP 比例为 2.6% ，排于世界各国末尾。 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早在 1993 年就提出本世纪末教育投入占 GDP4% 的目标，如今新世纪又过去了 10 年，还是没有达到。 2010 年五月，新的教改方案获得通过，教育投入占 GDP4% 的目标要到 2012 年达到。…… 一向被瞧不起的印度的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例都达 7.4% ，比中国大陆的 3% （很多年份还达不到）高出一倍还多 。印度 1947 年才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 1949 年就通过宪法确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虽然当时的全民免费医疗还未能完全落实，重大疾病还需要个人负担一部份，可是却规定先看病后补交费用，所以大多数困难患者补交不上的费用，也都由政府买单。印度经过与“新中国”同样的时间，全民免费医疗已经名至实归。并且政府办的医院对于所有在印度的人都不收费，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享受免费医疗。 2008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 3.41 倍，印度以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负担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为 10 多亿人口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 。 基础教育阶段，一年级到八年级，学校不向学生收取任何学费，教材由政府专门拨款购置并向学生免费提供。每位在校学生每年免费领取冬、夏以及春秋季三套校服。现在全印度 1.2 亿学生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被褥、牙膏、毛巾之类的生活需要都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唯一需要负担的费用是每月 12 卢比（合 2.4 元人民币）的“政府福利基金”。学生每年只需要缴 144 卢比，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 30 元。大学教育，每年每生费用也只合人民币 300 元左右。 陕北的吴起县在花 5 千万修一公里路和高中以前的所有学生教育实施免费之间，做出了良心选择。吴起县能做到，其它地方为什么做不到？吴起县县委书记曾表示，吴起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有钱，而“全民免费教育”也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耗钱，在吴起县每年需要 5 千万元。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发展教育的决心。与此相印证的是， 2011 年 2 月，陕西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镇坪县， 2010 年地方财政收入 3,400 万元，却出台政策，在全县实施 12 年免费教育，将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陕西的另一个全国百强县府谷县也在同月出台政策，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免费！但 2010 年 7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公布，教育部官员 8 月 16 日在湖北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时表示：未来 10 年，中国仍将坚持实行 9 年制义务教育。百姓翘首以盼的 12 年义务教育，还得等 10 年！而据媒体报导， 2010 年的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将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以国家经济能力来说，不仅可以实现全民教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都完全可以做到。但共产党就是不做！ 为什么搞三峡工程有钱？办奥运、办世博、搞国庆庆典有钱？ 2008 年 6 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 49 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 国家债务 247 亿元；提供各类援款 2065 亿元，其中无偿援助 908 亿元 ；对 42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 736-1115 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 98% 。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 1 万 5 千名各类人才，派遣 100 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 30 所医院、 100 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作家韩寒说：“ 一个国家，可以几十亿几十亿地到处撒钱，几百亿几百亿地为了一两句赞美签单子，几千亿几千亿地开这会那会，当研究表明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需要投入一千零几亿时，它却表示，拿出这笔钱有困难。 ”多年来，官方一直吆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是空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的重视过知识和人才。相反，对知识的践踏和蔑视，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却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他们来说无所谓。 对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只是任继愈、钱学森，大家看得都很清楚，问题非常简单，不难解决。但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其中包藏着党的一个天机：外国人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只准知道给定的答案，只能回答给定的答案，只准你死记硬背上面的标准答案，不准你自己另寻答案。 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说，长期固守一种模式，必致思维僵化，头脑简单。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听话，听指挥者的话，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只要是党的号召，就是对的，第一反应实际也是唯一的反应，就是听，不折不扣地执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维。这种教育方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头脑僵化机械的书虫，而不是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环境和形势的可造就之才 。 ——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10 多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当指挥者高喊：“让领导先走！”所有学生都乖乖地听话，在大火面前连求生的本能都失去了，最后只能葬身火海， 这个教育模子出来的只能是书呆子。这就是本质原因！ 知识本来是启迪人心智的，但罪恶的体制埋没了多少天才，造就了多少庸人！ 对教育来说，只要听话，听党的话就可以了。党需要的永远是容易统治的应声虫、奴才、顺民，而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否则，若能独立思考，跟党不一致怎么办？还得让党拿出功夫、精力来搞思想统一，不如干脆就是一个不允许，省事。 2010 年秋，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改方案通过，大学教育仍然沿袭旧的一套，仍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再有本事，仍然在党的手心里转转。全世界都在搞素质教育，唯有中国大陆搞应试教育。甚至把社会事业搞成了社会产业，把高尚的教书育人搞成了充满铜臭的赚钱机器。这就是根本问题。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印入眼帘的赫然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完全就是统治者实施愚民统治的工具！——这就是答案 。 罪恶的教育体制不仅误人还吃人 。 2009 年北京大学在不到 9 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一名硕士、一名博士、一名双硕士自杀。 2010 年以来，也曝出全国多所高校学生自杀或杀人的消息。克拉玛依大火，如果不是愚民教育，学生也断不会在火灾面前领导说什么听什么，没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致使自己葬身火海。与其痛恨官僚的冷酷与极端自私，不如声讨罪恶的教育体制。为什么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就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发展，专制独裁永远都跟不上时代发展。 官方让人笃信标准答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谎言太多，人一独立思考，就把谎言揭穿了 。试举一例，李大钊是中共的创始人，为了表现李大钊生的光荣，死的也伟大，一直宣传说李大钊死前曾两次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而据《党史博采》 2007 年第 4 期发表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披露：“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所以，北京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 5% ，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阅读更多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李庄“第三季”前传
6月11日，李庄在自重庆回北京的飞机上 2011年12月12日，李庄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最高法院申诉立案大厅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这里还有该院的信访接待室，是法院系统的上访通道之一。在北京的冬日阳光中，李庄父子穿过挂着各地牌照的警车，来到大厅提出立案请求。他此次申请的事项有二，一是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二是对该案立案再审，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在递交上述申诉后，李庄被要求出示该案判决书的原件。由于这份原件在其出狱时被监狱没收，申诉因此暂停。 次日，李庄正式在北京东城区法院状告《中国青年报》名誉侵权，要求对方道歉并索赔0.5元。这个案子，李庄找到的代理律师，一个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另外一个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上面算是李庄主动出击，但也不排除被动进入“第三季”的可能性。在李庄出狱前，重庆市公安局原李庄专案组又到监狱找他。专案组称，“第三季有没有，完全看你出狱后的表现”。李庄获知，因被李庄在庭上指说“出尔反尔、作风糜烂、吸毒”，第二季中的举报人徐丽军以诽谤罪在重庆市公安局控告了李庄并获立案调查。 人们看到，李庄之所以被卷入时代政治漩涡，既有大背景下的政治环境，亦与他本人行事风格有关。自称“愿为中国法治马前卒”的他，在生活中性格直率，表演欲强；身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他重视取证，常和公检法机关发生冲突。这样一个不合规的刑事辩护律师，案发并非偶然。 李庄事件对中国司法界的影响深远而且复杂，也完全改变了李庄本人的命运。出狱后，他进入了中国著名自由派学者的圈子；他的儿子也通过司法考试，立志成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继承他的事业。今年过完五十岁生日的他，人生被这段经历截成了两半。 提讯 李庄自陈，548天刑期内，“里面的人”对他都非常客气，包括干警和在押服刑人员（已决犯）。 2009年12月12日（被捕）至2010年2月9日（第一季二审宣判日），李庄住的是有5张单人床的特殊监室，他在中间，自己一张床，监室里另外有6个已决犯人，两人一组三班倒，轮流值班，这六人轮流睡另外那四张床。李庄认为，这六个人是经过精挑细选来监视他的。 2010年2月9日被判处1年零6个月刑期后，李庄被押送至重庆市南川监狱，正在办理入监手续时，押送干警接到上级命令，又将他押回看守所。 原来的专案组见面后说了四句话：“李庄啊，成也是你的嘴，败也是你的嘴，祸从口出呀；你的一句话，害的我们年也过不好（当年2月14日是春节）；外省市举报你还有其他犯罪，我们已经立案，你还不能走；你说你宣判时说那些话干嘛啊？”李庄回问：“我的说话能引发外省市的犯罪吗？！” 李庄被转到了走廊尽头那间文强曾住的监室，依次向外，为李庄专门设置了三个临时机构，24小时值班的值班室／医务室和特警小分队。 提讯有六名特警在两边跟着他从监室到提讯室，一边三个，李庄对此非常反感：“如果再这么跟着，我就躺倒，你们抬我过去算了。”在他的强烈抗议下，以后的提讯取消了特警跟随。 文强执行死刑以后，看守所对其原来的监室进行了装修，增加了液晶电视，空调、地毯、电磁感应洗手盆、淋浴器、软包豪华坐便，墙壁也是软包的。此外，还专门配备了电磁炉和电饭锅以改善李庄的伙食。每天两次为他测血压、心跳，医务室配备了氧气包，特警室预备了担架，所有这些，都是怕脾气不好的李庄“想不开”。 在看守所，李庄经常吵着要见家属、见律师，结果都没有如愿，反而，那些网上下载下来骂他的文章让他看后，弄得他心烦意乱。 每个月的5日、15日，是已决犯会见亲属的日子，也是李庄情绪低落的日子。李庄后来感慨到：“每当看到他们会见完亲属，我都非常羡慕，自由的日期在他们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明确，而对于我，则是遥遥无期。” 第一季宣判后，专案组几个月没找他，直到5月底才第一次提讯他，密集连审了4天，前三天不做笔录，只是貌似不着边际的瞎聊，让他再说说龚案的代理经过。第四天，专案组给他做了笔录但还是不告诉他“漏罪”是什么。 这次提讯之后，又是几个月不理他，第二次提讯到了10月底，又密集连审了5天。 在看守所期间，干警们对他都很客气，他和他们相处得不错。2009年11月底重庆市高级法院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避开重庆市第二看守所第105监舍的监控摄像头自杀。为此，看守所有两个值班干警被检察院逮捕，罪名是涉嫌玩忽职守。李庄通过干警给他们支招：“玩忽职守罪必须是严重违反法定职守。巡视干警值班时没有及时监看摄像头，违反的是看守所内部的岗位责任制，中国很多看守所还没有摄像头呢。违规、违法、犯罪是不同的概念。”后来，这两个干警被免予起诉。 无论在看守所还是监狱，干警们家中有法律问题，不少找他来咨询。 世家 李庄服刑期间能和公安干警相处得不错，不仅得益于他的特殊身份，还得益于其家庭背景。他的语汇具有鲜明的公安特色，也对公安的职业特点非常熟悉。 第二季庭审期间，在阴雨连绵的重庆，李庄在北京铁路系统做警察的二哥说，“我们家大都在政法线上”。李庄的父亲是“老革命”，解放后先后辗转济南、天津、石家庄、北京，除“文革”期间被打倒外，他一直在政法系统工作，直到从法院离休。 李庄兄弟姐妹的各自家庭以及他们的第三代，很多都在各地的公检法系统。这样的环境，使得他知己知彼。“家人大都搞政法，他们怎么工作，什么思路，我从小就接触这些，知道从哪容易突破。很多同行可能没有这些先天优势吧，不了解业内的特点，或者说弱点，不知道如何着手。” 他的家族只有李庄一个人是从事律师职业的。在成为专职执业律师之前，李庄先后在铁路系统从事安全、法律等工作。 这里，他从事最长的就是货运事故的处理。“事故一发生，大家都要受到事故的牵连，查不出事故原因不放过；找不出事故责任者不放过；订不出今后整改措施不放过。” 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法律职业生涯中，李庄逐渐成为一个极具鲜明性格特征的律师，有人说他是“刺头”，有人说他是“害群之马”，有人说他是“优秀律师”。不管怎么说，李庄是一个不太常规的律师，很多在诉讼中与李庄分庭抗礼过的人，对他的感触尤为深刻。 孟玲谈起李庄，说他“虽然性格偏激了点，但作为一个律师是很敬业的，有时他为了核实一份重要的证据，上午从北京飞来上海，出机场直接去看守所会见孟英，会见结束后又马上飞回”。 妻子李艳芳对李庄的评价“他太耿直，爱较真儿”，在代理龚刚模案之前，李庄的这个特点已经非常显著，或有意或无意，面对侦查机关种种不合法的“惯例”，他总是以这样耿直的脾气“维权”，这样的工作风格，是导致他常常被请去“喝茶”的原因。 李庄认为自己是个偏执狂。“敢于取证、认真取证的律师，在中国确实不多见，因为风险太大”。当问及他为什么这样无所顾忌的去取证，李庄认为性格占了很大因素。“我从小就好奇，任何事情都想弄个明白，想穷尽一切未知的东西。”李庄不无调侃的说“医学上认为这是偏执性格，是一种病，发展的严重是需要吃药的。” 但与此同时，他还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设防的人。“我在看守所里边说：虽然我这么大，经历过这么多事，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小学生都可以把我骗倒。但是，只能骗我一次，而且一旦我知道我被骗了，不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说我不是君子，我就等不了十年。我就说了这样的话，因为他们骗了我很多。” 铁证 到第二季审判时，李庄偏执而且急于表达性格仍然没有改变，在庭上，他多次打断公诉人发言，给对方“上课”，告诫公诉人怎样应用法条，还不断告诉法官应当如何驾驭法庭审判。 事实上，李庄那天为了抑制自己暴躁的性格，还在自己的手上写了“克制”两个字，可是庭审中仍不能有效克制情绪，多次导致法庭休庭。他说，那一年多的时间在看守所，他只能看到或听到人家从网上下载的骂他的文章和消息，外界支持他的声音，一点儿也得不到，对他是“高度封闭，绝对保密”，以致情绪非常不好。 4月22日，江北法院裁定准许检方撤诉时，旁观听席上的李庄亲属们惊喜之余，百感交集。经法院许可，他们前往临时羁押室看望李庄，儿子李亚童扑上去紧紧地拥抱着爸爸，李艳芳在一旁失声痛哭，在场的多名司法警察也随之流泪；亲属们和李庄告别后，穿过法庭准备离开法院时，很多人、包括好几个法官在空荡荡的法庭里等着他们，目送他们走远。 对于李庄第二季检方的撤诉，李庄第一季辩护人，京衡律师集团主任陈有西认为是法制的胜利，是体制内法律人坚守的成果。但在李庄看来，根基在于“证据”。他说：“如果没有录像备份，如果我儿子没有从家中找出当年那份录音，你觉得后果会是什么样呢？” 第二季检方撤诉的理由是：“辩护方当庭举示的新证据，与公诉方所举示的证据存在矛盾，导致认定李庄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据存在疑点。” 其中一份关键证据，即李庄之子李亚童从家中电脑取得的一份徐丽军的录音。据知情人士透露，重庆警方早在第二季开庭之前就从上海徐汇法院调取了徐丽军这份2005年的录音。当年李庄代理孟英案中，早已向徐汇法院提交过的，但在第二季控方指控的证据中，并未体现这份证据。而这份录音在辩护中发挥了大作用。 事实上，对证据的重视，是李庄个人执业最大的特色，这也是他敢于和公权力机关“呛声”的底气。在他过去的执业生涯中，动辄在一个案件中取证数十份，这在中国刑辩律师界绝无仅有。在朱立岩案中，他提交了55份证据；王向宁案，提交了71份证据，孟英案，仅申请证人出庭就达23名之多，提交49份证据。 在李庄看来，如果李庄代理李庄案，他会用自己的一套战术，归根结底还是取证。他说，“我要代理李庄案，我还是会在取证上下功夫的，千方百计取证，让证据说话，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份（证据），可以胜过一百张嘴的作用。” 取证对于一个律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中国，很多律师基本不取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在李庄看来，“其他律师不敢取证、不愿取证进一步导致不会取证。愈不会就愈不敢，愈不敢就愈不愿，艺高才能人胆大，总是不练怎么可能磨练出来呢。” 当然，这和中国刑事诉法制度有莫大关系，包括取证难在内的“三难”问题（其他“两难”是阅卷难、会见难），一直困扰着中国律师。勇于取证的律师，往往会落入刑法306条所规定的“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2010年，李庄“第一季”时，他便倒在了306条之下。 被捕 2009年6月，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涉黑被捕。其兄龚刚华托朋友来京找李庄，要他代理龚刚摸案子。 李庄说，龚家开始只谈及一把枪和高利贷的事，到重庆后才发现案情重大，认为龚家欺骗了他，他曾想推掉这个案子，后来是龚刚华的苦苦哀求，使他动了恻隐之心。“他在咖啡厅包厢里跪下来求我接这个案子，救他弟弟一命。”事后龚刚华在法庭质证时，不承认下跪之说，这让李庄“非常伤心”——“在法庭上，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当然，李庄并不是在做慈善，康达律师事务所和龚家订立的合同金额确实高达150万，——龚名下企业法律问题颇多，另有近亿元债权需清收，亦需专家论证。 2009年12月2日，李庄飞赴重庆，在与一中院法官做庭前交流时，他提出：开庭前需要做法医鉴定，对龚刚模的伤情进行确认；证据目录有2200套证据，120本卷宗，律师没有看到；不同被告人的口供笔录有惊人的相似，甚至标点符号、错别字都一样；要求不被监视下的会见等等。他还告知法院：将要采用在辽宁朱立岩案时用到的辩护方式。 数年前，李庄为辽阳“民营企业家”朱立岩辩护时，搜集了55份证据，4次打断公诉人发问，最终拂袖而去导致法庭不得不休庭。这种激烈的对抗方式，在中国刑事案件中极为少见，却是李庄的“资本”。 三次会见龚刚模，李庄都和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中一次会见，他用手指着监视他们会见的警察，逐个问龚，“是他打你了吗？是他吗！”当龚刚模面对其中一个警察不敢吭声时，李庄大声呵斥这位警察：“你出去，第一，你不该监视监听，第二，你已经涉嫌刑讯逼供了。” 事后，他不无懊恼地说：“不该把诉讼策略和方向提前泄露，这等于把人家逼到了绝路，必须把你拿下，否则龚案怎么开庭啊”。 2009年12月9日，正在天津为另外一件案件出差的李庄接到司法部官员的电话，希望他退出龚刚模案，理由是重庆方面觉得他太“嚣张，有诱供行为，“录像为证”。 12月11日，李庄赶回北京，当即向康达律师事务所汇报代理工作细节。当日下午，正在开会的李庄突然接到重庆来电：“龚刚模在看守所情绪不稳，你能不能过来帮助做做工作”。 李庄当即回应：“我14日上午、15下午在最高院开庭，最迟我15日末班飞机赶过去，到时你们可以抓我，没关系”。 可是对方很急，催促李庄尽快赴渝，李庄又向对方建议道：“要不然我让助理先过去安慰一下龚刚模？” “那就算了吧”。 对方挂断电话之后，李庄向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说：“他们已经等不及了，要诱捕我，如果我真的犯了罪，今天就算正式投案吧”。傅洋笑了笑，不置可否。 12月12日上午，康达所为此再次召开管委会，决定凡是涉及重庆案的律师全部撤出。康达所当即将决议逐级报告了北京市司法局和司法部律师主管机构。 与此同时，李庄也将该决议告诉龚刚模案的审判长——重庆一中院陈远平庭长。 “但退出之后，你要对人家当事人负责呀。庭，随时要开，没律师怎么行，要尽快告诉人家，帮当事人选择其他律师”。这样，李庄没有听从他人的劝阻——像同行朱明勇律师那样，出去躲一阵儿。午饭后，他开车奔龚妻程琪治病的肿瘤医院。 进入病房后，李庄将退出的消息告知病危中的程琪。正在此时，门被突然打开，进来七、八名警察将李庄团团围住。 按照后来公诉方公布的材料，此前两天，龚刚模是在看守所检举揭发李庄教唆其编造刑讯逼供的伪证。 在重庆江北机场，迎接李庄的是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飞机悬梯下面，李庄看到上百名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挎着微型冲锋枪的特警，他对王立军说，我真的不值得重庆动用这么大规模的司法力量，这要浪费纳税人多少钱啊。王立军对周围的警察说，你们面对的是一个懂法的人，一定要依法办案。 “认罪” 对于第一季二审时的突然“认罪”，李庄如今谈及时依然神秘兮兮。他确实写了含有六段内容的《悔罪书》，“被逼认罪缓刑”藏头诗的破解一度令舆论兴奋。而载有准确文字的李庄手写体《悔罪书》存于重庆公检法各机关，重庆官方对此避而不答。 一方面，李庄认为认罪是不得已之举。“抓我当天，专案组的一位领导就对我明说了‘抓你是大三长（公检法）开会定的，你就是零口供，我也要把你送进监狱，不送你进去，我警察就不干了。当时是指天发誓。” 另一方面，李庄认为自己的认罪中“暗藏玄机”。当问起“认罪”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时，李庄说：“当时考虑了，声誉肯定会受损害，但是，让我再次选择的话，如果出现相同的政治背景，相同的法制环境，我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这样更激烈，更壮观，既然大家把它看做是连续剧，这样不是更有跌宕起伏感吗，个人声誉？那是小事，把一个神秘的法律事件当众解剖，让大家用眼睛看到真相，比什么都重要，否则，大家不会看到二审开庭，也不会看到经过训练的证人当庭出丑。我仍然坚信我在离开法庭时说的最后那句话。” “最后那句话”，指的是一季一审宣判那天，李庄在迈出法庭门口时，冲着旁听席上他的亲属大喊了一声：“时间会让一切暴露在阳光之下！” 尽管有人认为他的动机是辩诉交易的结果，但李庄认为自己这是“诈降”。他说：“既然大家都不按套路出牌，我为什么还要按套路出牌呢，索性各打各的牌吧。” 服刑 2011年4月22日李庄案“第二季”漏罪被撤诉，此时，他已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度过了14个多月。 距刑满还有47天，李庄很想在看守所服余刑，因为对环境和人员都比较熟悉了。当问为什么还要转往南川监狱，他说：“外界对第二季的管辖争议这么大，不送监狱怎么行啊，服刑地管辖，要充分证明我的服刑地在重庆，舆情需要啊”。 4月24下午，由六辆车组成的车队押解李庄去南川监狱。车上，看守所将李庄亲人这14个月来写的几十封家信，第一次交给他，此刻，李庄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信啊，他说：“十几个月，看守所只让我看到一封家信，内容就是找大师看过，说我是命中注定，不要怨天尤人”。 到南川监狱后，李庄重新办理了入监手续，包括新入狱的体检，各项随身物品逐项登记，发放监服备品等。在新犯集训监区，其他的犯人要训练三个月，每天队列训练，走正步。监狱方面没让李庄训练。 入监不久，监狱方面在李庄所在监室的二楼，专门腾出一间教室，供他在里面“改造”，——改造的内容就是看书：有历史、政治、佛教、诗词、国学等很多李庄喜欢的书，在教室的一头专门设了一台兵乓球案子。看书累了就打一会乒乓球。有时候下雨，外面的新犯不能训练，李庄还给他们讲课。 狱方还在他的监室安排了一位具有主任医师资格的犯人随时检查李庄的身体健康，每天早晚测两次血压和脉搏。 第二季被起诉后，他从自身的案件中觉得刑诉法中有很多漏洞，或者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刑诉法221条关于“漏罪”的规定，本身即有漏洞，因为没有检察院接受移交后的实施细则。再比如，律师法与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的冲突、侦查地审判地如何更为适宜、外地服刑人员如何转狱的问题等，刑诉法都没有具体的说明，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刑诉法中的若干“漏洞”》转交给监狱。 如同离开看守所一样，出狱时，李庄写的日记、诗歌、论文等一概不许带出，全部留在了监狱。 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李庄都是干警们不敢得罪的对象，对他优待有加。别的犯人每个月只有300元的购物额度，但他却不受限制，走绿色通道。到出狱时，他被抓时携带的1万5千多元基本用罄。 在看守所和监狱，与他同监室的其他犯人，一开始未必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李庄案外界的社会影响，李庄与他们难免有所冲突。在李庄看来，这些人都是卧底、监视他的，每天把他的一言一行向上汇报，因此他对他们也不甚客气。甚至对他们动过手。 到南川监狱里的第一天，他发现，掌勺分饭的舍长最后一个给他分饭。那顿饭吃的是黄豆炖鸡，最后给他留了个鸡头。李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没有吭声。第二天上午学习时，因李庄不守规矩抽烟，并且在“扒门”“扒窗”（在门口、窗口张望），舍长又当面向干部举报他。半夜，因这个舍长值班时走路发出声响，李庄抓住对方的脖领子大喝：“你是不是找死啊”？从此以后，那舍长对李庄毕恭毕敬，吃饭时第一个给他盛饭，“先让老李吃”。 出狱 6月11日凌晨3点，李庄就被狱警叫醒了。此前，他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睡好觉。他的家属、同事、朋友们也提前一天飞往重庆。 在飞机上，妻子李艳芳心事重重。狱方曾与她和家人协商了多种让李庄避开媒体“静悄悄”出狱的方案，但直到登机前，具体采用哪一种出狱方案，监狱方面始终对李庄家人保密。 6月初，监狱领导打电话给李艳芳，说自己将在六月中旬去北京开会，能不能“顺便”把李庄送到北京。李艳芳考虑到安全等风险不可控的问题，没有同意。 之后，狱方又提出，他们会在机场迎接来接李庄出狱的家属，且只能是李庄的妻儿，即李艳芳和李亚童二人，不得有其他人，一切食宿都由监狱方面安排，这一切都是“为了李庄的安全考虑”。 6月10上午10点多，李庄妻儿刚一落地重庆机场，监狱便来车将两人接走，到机场附近的宾馆住下。同机抵达的其他亲朋好友和媒体则秘密地住到了另外的酒店。李亚童曾提出，希望能去南川接人，但对方婉拒，理由仍是为了安全。 李亚童曾一再询问回程航班时刻，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机票都给你们买好了，但我们不知道具体航班。”直到7点多登机前，李亚童以家人接机不便为由，才问出航班的起飞时间是7点40分。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这之前，警方与机场方面就李庄乘机回京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主要内容就是如何保密，避免李庄家人尤其是李庄在登机前与媒体碰面，6月11日2时许，就有提前来的便衣赶到机场，布置周围警戒。 未来 对李庄来讲，这两年最大的收获，是儿子李亚童突然成熟了起来，“进去之前，我觉得他完全是个孩子。现在和他谈话，发现他的思想观念、对法律、对人生的认识真是判若两人。我的磨难，锻炼了他。” 李亚童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毕业生，2009年底，他正在家中复习准备报考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李庄事发，使他不得不放弃考研，提前承担了家中顶梁柱的责任。 父亲出来后，他报名了今年的司法考试，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密集训练。“这里荒凉得和南川（监狱）一样”，他在电话里说。成绩出来后，他以高分通过了这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的测试。 出狱后，李庄的朋友圈大大拓展。因这一案件，他交往的圈子，从过去的司法界，拓展到知识界，贺卫方、于建嵘等人都成了他的朋友。经常和这些学者聚会，他的社交圈子被扩大，个人的气质也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律师，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变。应邀请，李庄开通了实名微博和博客，他为自己撰写的个人说明是：“前非著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在微博上，他也正在努力谈论司法改革等公共话题。 陈有西曾邀请他担任其律所的北京分所主管，湖南律师杨金柱也曾计划和他一起开办一家律师学院。他说，自己也考虑注册一家公司，做法律文化顾问管理一类的业务。“你觉得大道这名字怎么样？”他转过脸来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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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比司法改革更具改良特色 贺卫方 贺卫方按 ： 2011 年 10 月 25 日，徐昕教授和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题为“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讲座，主办者北京大学法学社的同学们整理了对话的文字稿，承《南方周末》好意，在 2011 年 12 月 8 日“大参考”版面上发表了这篇对话的严重压缩本，其中略有锋芒的话语都遭删除。也许报社确实有某些顾忌，不过近两三年的时间里，这份报纸过度的谨小慎微我已经多次领教，多篇文章包括约稿都发表不出来，奇怪的是它们却可以在其他报纸或刊物上发表。作为一个老作者，对此实在是有些无可奈何。在改革事业前景晦暗的时刻，希望南方报业集团的决策者能够表现出更强大的道德勇气和责任心，不辜负前辈报人所培育的南方系传统以及国人的殷殷期待。我昨天在微博上打油四句，但愿这是过甚其辞： 改革船已入险滩， 西红市算尽机关。 乌有乡猛如饿虎， 南方系噤若寒蝉。 这里是发表前我发言部分的完整稿。 ———————————————————————————— 学者总在忧国忧民，“知其不可而为之”。对 20 年来从事司法改革研究的学者所努力的许多重要方面，徐昕教授用这样五对关系和五个保障做了非常好的归纳，但我感觉不易实现，尽管有策略上的考量，由近及远，由小及大，从技术性层面入手改革。 2009 年 12 月份，蔡定剑教授还在世，一些学者组织开了个专题讨论会，叫“中国宪法的未来”，那次会上，蔡教授和与会者对司法改革的重要性表达了特别强烈的期盼。大家认为，政改的突破口在司法改革，没什么改革比司法改革更具改良的特色。 司法人员的专业化共同体 这些年里推出了一个措施，要提高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选任的标准和素质，建立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让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人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达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天南海北的法律人，都分享同一套知识，甚至分享着同一套价值、同一套职业伦理。 日本的著名学者棚赖孝雄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司法制度，发现每种职业都有一种准据共同体，即他们特别注意和在意的评价人群。比方我带的学生很在意我的评价，同事之间的评论有时非常重要。在一所学校，如果一个人剽窃，同事们看他的眼神就会不一样，这种惩罚极其严厉。棚赖观察发现，日本法官最在意的是同行之间的评价。 这种同事评价会形成一种监督机制，但前提是选任标准一致。不能这拨法官是农民担任，那拨是中学教师，另一拨是转业军人，还有一拨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这不夸张，现在法院里仍是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大家没有共同语言。 某些地方法院，转业军人出身的人提得特别快，很快就庭长、副院长了。过去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姚小红，被称为“三盲”院长，文盲、法盲加流氓。这个院长最初是给法院院长开车的，院长觉得这人不错，就提拔成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最后成为法院副院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当然现在正逐渐减少。提高法官的素质，提高司法人员的学历背景乃是在技术层面上推进司法公正的措施之一。 这类措施的基本目标是要努力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司法只服从法律，不是所谓服务大局。三个至上客观上在分裂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在干扰影响共同体的形成。 改革程序制度，健全证据法 改善程序制度与证据制度，逐渐提升司法的公正程度。要改变法官过于积极的角色，在法庭上，法官最好不要过分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力。当然更不允许上门揽案，借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导致司法应有的中立性丧失殆尽。 证据法的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关注。这体现在证据要由当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而不是由法院去搜集。与之相适应，当事人要承担举证责任，为没有举证而导致的诉讼结果而负责。刑事诉讼里的证人必须出庭接受对质，辩护律师要有足够的空间对控方证人证言加以审查，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都是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 不过，由于近年来关于司法改革方向难以达成共识，这类技术层面的改革也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一些引发巨大关注的案件，例如杨佳案、李庄案第一季一审、邓玉娇案等都存在着司法机关公然阻挠证人出庭的问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性遭到压制，局部地区甚至出现运动式司法的严重回潮。 很多机构在干扰独立审判 还有上下级法院关系，这都是特别技术性的，跟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联。 现在司法到底能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温家宝总理说，到北京上访的事件中，大多数涉及到对法院判决的不服，公众对司法判决并不满意。但这是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吗？许多案件之所以不公平，恰是因外部干预导致的最后判决结果不纠正。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赵作海案。河南赵作海跟村民打架，村民打了他一拳，过两天那村民找不着了，后来人家盖房子，从地下挖出一尸体，没头，但能看出是一具男尸，人们怀疑这个尸体就是失踪的人，怀疑赵作海报复杀人。经过“突击审查”，赵作海交代了犯罪罪行，随后不断翻供，最后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十年后，那个号称被杀的人回来了，他在外面捡破烂，十年没回家。这才发现错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错误？检察院、法院都认为这案子不能判，因为尸体是谁都没搞清楚。但公安局说补充侦查不出来什么了，必须要解决，后来商丘市政法委主持协调。政法委要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说不能判死刑立即执行，但这是很恶性的犯罪，既杀人又碎尸，理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法院不能无视其中疑问，经“协调”，判个死缓吧。这些年来出现的很多冤案背后都有政法委无形的手。也正是因为这种名义上的决策者与实际上的决策者之间的分离，既淡化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责任心，增大的判决的随意性，同时也导致一些冤案揭露后却无法及时平反。聂树斌案就是一个典型。 现在多少案件不是法院自己做出的判决，而是许许多多其他机构在做判决？但板子打到法院身上，最后民众对法院也不信任了。现在苦口婆心告诉大家，要推进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正，但是民众有点不想听了，因为听起来太迂阔迁远，言不及义。 “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曾分析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司法追求的最重要目标是实现党追求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基于这个目标，司法过程也是对人民、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过程。教育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共有财产，追求共产主义等。 为了实现教育功能，司法的严格程序主义就变得非常不重要。从前，苏联、东欧国家一直有这种特色，比如同志审判会。我们的法庭叫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让人民参与司法。为了让人民理解司法，严格的程序主义、法言法语是不允许的。马锡五的方式，最典型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追求的目标。小河边、柳树下、炕头上，随时可以审理案件。 程序正义的内在价值并未受民众重视 徐老师说司法改革能得到社会公众、官方的认可，理由是程序正义这种规范超越了文化或观念，能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但恰好在这点上，我有点信心不足。传统文化、一般民众对程序正义的价值真看得那么重？ 我在微博上经常对一些热点案件做些讨论，其中包括引发广泛关注的李昌奎案。我的看法是，李昌奎案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这个判决是正当的，不立即执行就不公平。根据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应该执行死刑立即执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缓期两年执行，理由不充分，这个改判并不适当。 尽管我主张废除死刑，但废死论是在立法角度，不是司法角度，不能从个案开始。这个法官说不判死刑，那个法官说必须判死，法律面前怎么人人平等？ 不过，接下来，我的意见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我认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尽管不足以说服人，但毕竟是二审终审制。司法过程不存在腐败情节，两家都穷得一塌糊涂，腐败不了。审判委员会做过研究，程序上也没多少值得指责的问题。所以我说，既然如此，我们就从了吧，尊重这个终审判决，不要再去想把它推翻掉。 网友说：你脑袋被驴给踢了吧？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是有错误，但错误都必须纠正吗？制度能承担有错必究这种巨大的代价？要区别什么错误必须纠正，什么错误不需再去纠正的。比如当事人因为自己的过错，使得证据没在诉讼有效期内呈交给法院，过了一年，突然发现箱底有个借条，证明他本应胜诉，但他败诉了，法院应不应当重新受理？我想这是当事人的过错，不应再受理。 但在中国要推行这样的程序正义就很麻烦，老百姓要上北京，拦温总理的车，把事情闹大了，最后必须重新解决。 中国可能是程序正义的传统非常匮乏的国家，建立这种共识需要特别艰苦的努力。 公众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法律人认为程序正义非常重要，公众认为还是实体正义更重要。 在西方传统里，独立的司法制度建立在非常坚实的知识独立的基础上。古罗马人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法律知识系统，这跟古希腊的哲学影响也有关，但它超越了古希腊的玄思妙想式的哲学思考，把这套分析方法和理性精神引入到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提炼，最后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这套体系表现出的话语跟大众话语不一样，比方说种类物、特定物，比如说善意取得，无因管理，都是古罗马时代就创造出来的，这套专业话语跟民众日常话语和知识有明显距离。德尔图良与西塞罗两个律师在一块说话，他们用的一套话语跟公众不一样。 与此同时，在西方悠久传统中，法律职业者跟社会间的互动，对行政权力、立法权力的制约，尤其在限制国王行政权力方面，形成了一种历史传统。独立的司法很重要，没有它，所有人都不安全，这已经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社会常识。 比如在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威胁时，公众会出来说话。美国也如此。罗斯福总统要推行新政，最高法院老阻挠。但通常是 5 ： 4 被否定，他想改组最高法院，解决这个问题。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认可，罗斯福考虑把最高法院由 9 人变成 15 人，这样他就可以一下任命 6 个哥们，投票比例马上会为之一变。 改组最高法院是很危险的信号。美国老百姓都知道那九人的观点分别是什么，这九个人个个地位显赫，最高法院非常强有力。 结果议案刚提出来，罗斯福一下子就陷入整个社会的抨击漩涡。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说：总统指责我们工作效率低下，因而应增多法官，这种说法非常荒唐。我们的工作效率很高，尽管我们的年龄都不小。全美律师、法律人协会当然站出来抨击总统，有色人种权利协进会（ ACLU ）也站出来，最奇怪的是，全美制造业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谴责总统填充最高法院的做法。美国革命女儿会，第一代国父们的女性后裔的俱乐部，发表声明谴责罗斯福，报纸上更是充斥着对他的抨击。当时《罗斯福文集》刚刚出版，正好遇到这个风潮，书就卖不动。 在这个国家，司法独立变成整个公众信仰的一部分，而不是法律人自娱自乐。中国最高法院有 400 多个法官，又因为死刑复核制度加了很多， 500 多人的最高法院肯定不是特别重要的机构。 推动司法独立需要有更广泛的公众认知。推动更消极的司法模式时，法官消极，当事人就要活跃，但这光有律师还不行，当事人还得有个人主义的司法理念。当事人要知道，这是我的案件，我要负责让证人出庭，证据应该我来提交，如果我的所作所为最后导致了失败，我应该承担结果，而不是国家来承担。 一般人还停留在把法院当父亲，认为国家有责任实现正义，有责任收集证据。这是观念方面的改变，并不容易。 司法权在整体政治权利架构中的边缘化 整个政治权力架构中，司法仍非常边缘化。现在公安部门首长一般都比法院、检察院的地位高，最近有人说为了提高法院、检察院的地位，尤其法院的地位，建议全国各级法院的院长进党委常委。从党的序列来说是提高了，但这是不是走偏了？你眼睛斜，到医院去，医生说要从脖子这都砍下来，这是杀头治斜眼。为了取得司法独立，进入党的序列，但党委成员必须遵守党的一盘棋。这是南辕北辙。 权力架构不只是法院院长的政治地位问题，还包括徐老师提到的取消政法委的问题。其实早在 1988 年到 1989 年，就准备取消政法委了。陈有西律师告诉我，他当时就在浙江省政法委，说浙江政法委率先取消，但还保留一个政法领导小组，人少多了， 50 多人变成 20 多人。可惜后来这个过程终结了。 真要反思党和法律之间的基本关系，就应看到：法院真正独立后，社会秩序就好了，官场也清廉了，人民有冤屈也能得到解决，就不上访了。执政党治下，反而获得了更好的社会秩序。这对执政党是好事。 事实上现在权力在扩张，律师事务所建党组织，律协也要设党委，党的权力在不断扩张。我是党员，但有个最大的问题，党的权力无所不在，对社会全方位管理和控制的同时，也把社会中所有过错都承担在你身上。 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说，我们要重申党政分开的问题。我觉得温总理看到问题所在，相信下一步这个问题可能慢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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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debate on the death penalty becomes increasingly open Megha Rajagopalan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Sep 28, 2011 http://www.alaskadispatch.com/article/chinas-debate-death-penalty-becomes-increasingly-open?page=0,1 Megha Rajagopalan（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香梅）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近期死刑案件和死刑论证的文章，发表在昨天出版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今天上午，文章重点讨论的死刑案主人公李昌奎被执行死刑。转发此文，也算是对于这起死刑的一个记号吧。贺卫方 Li Changkui, a southern Chinese farmer charged with raping and murdering a teenage girl before killing the girl’s 3-year-old brother, was tried for the third time in a Chinese court late last month. Both the evidence and charges against him were virtually the same as those of his previous trial, but this time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Months earlier, the Yunnan Provincial High Court had given Mr. Li a lighter sentence tantamount to life imprisonment – overturning a lower court’s death sentence. But the high court’s leniency sparked a massive public outcry demanding that Li be sentenced to death. “If Li Changkui doesn’t die, there is no law in China!” a commenter in an online forum wr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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