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文/丰钊（华中科大） 关于革命派 急功近利在当今的中国似乎是一种传染病，无论是毛左还是自由主义者，一锤子买卖式的暴力革命论都颇有市场。毛左嗜血，是由于他们骨子里阶级斗争敌我二分的观念在作祟，他们的逻辑虽然愚蠢却也简单，理解起来并不难。而一些人既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又对暴力手段充满了迷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 这些所谓“自由主义的革命派”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他们揭露当局的种种恶行，控诉这个政权对普通公民的压榨和迫害，嬉笑怒骂间颇有正义感。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往往就搬出了以暴制暴这一余世存所言的“类人孩”式的思维方式予以解答。这种不需要深入思考，只需要诉诸本能的回答，则再次赢得了乌合之众们的拥护。 他们说：“这个民族无可救药。” 他们说：“暴力与混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结局。” 他们说：“理想主义青年们的非暴力改革只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他们痛骂暴政时，让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们充满了热爱和怜悯；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唱空，对国内改革者们的嘲讽，对暴力的噬好，则很让人怀疑他们此前的正义有几分是真心，有几分只是故作姿态。 更有意思的是，口号叫得最响的革命派往往都在海外。他们在鼓动国内人民起义时，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起义失败，他们可以继续义正言辞地痛斥当局的残暴；起义成功，他们名利双收，踩着万千底层民众的尸骨垒起的高台，享受着人们对其先知先觉的崇拜。 跑路党与革命派在校内上往往指的是同一类人，这是一个很有值得玩味的现象。 这让我想起了张千帆教授前不久演讲时，解释“中国的宪法为什么比一些民主国家的还好看”时说过的话：“既然一开始就不打算实行，那为什么不制定得漂亮些呢？” 既然这些网上的革命派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自己亲身发动革命，那么他们何不干脆就把口号叫得更响呢？ 张口闭口“支那猪”、“劣等民族”、“满洲独立”，听起来多么惊世骇俗！ 一言不合则斥之为SB，为了不给对方反唇相讥的机会，还会把对方立刻拉黑，这看起来多么率性！ 然而你让他自己回来发动革命试试！     我想起了鲁迅。鲁迅文章锦绣，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时毫不手软，可面对革命党布置的暗杀任务，却轻轻松松地用一句“家有老母，恕难从命”就推脱得一干二净。 他在国外鼓吹暴力是今后中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国内附和叫好，这才让人觉得悲凉。   所谓民族的劣根性 强调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暴自弃，所谓“中国人素质太低，需要管一管”，“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合搞民主”，无一不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 另一种则更加可怕，它就是思想改造。文革“破四旧”，就是在“铲除封建余毒”的口号下大兴思想审查，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深入脑海的极权控制。“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的是自私吗？不是，斗的是人思考的自由。那么，我很难不去想，当年高呼中国人有“劣根性”的所谓“激进派自由主义者”上台后，对待每个人思考的自由，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劣根性”的提法与思想改造、暴力革命在逻辑上相依相生，在历史上，则是一脉相承。回顾20世纪不难发现，满口“中国人的劣根性”，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所有革命派的典型特征。 孙中山以暴力起家，对个人权利毫无尊重，在政治上，主张将党员划分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其治国方略则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对国民的“思想改造”意味相当浓厚。而TG则是变本加厉，向传统文化宣战，向自由主义宣战，思想改造手段的可怕更不用多说。 现在客居台湾的国民党，都知道用暗杀和暴力缔造中华民国国父的孙文，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曾为议会制和现代政党政治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宋教仁。一如今日的大陆，都知道那个把法家之术玩得炉火纯青的太祖，却鲜有人怀念晚年对共产党暴力革命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的陈独秀。 历史的玩笑，只会为那些仍然无法跳脱珍珑棋局的人而开。   关于这个国家的现在 如果在十几年前，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也许习惯接收过滤后的信息的中国人，不会有那么多人像今天一样悲哀。十几年后的今天，信息管制变得越来越难，民众在接受了有关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大量负面新闻后，面对的却是和十几年前没有太大区别的政府。 这种局面很容易让人生出一种绝望感，尤其是对于非暴力主义者而言，他们向当局发出的善意，往往被当局解读为一种懦弱和无力；而此起彼伏的暴力对抗事件，则让很多人坚信，只有暴力，才是这个政府能够读懂的语言。 对改良主义者来说，法律的路径似乎难以看到希望，早年学者和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试图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努力，在“齐玉苓案”之后戛然而止；强拆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血案，可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仍旧在第二章第八条所规定的第六种情形中，为当局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个人财产权的侵夺开了一扇后门。姜瑜的那句“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似乎是为今日大陆法律界人士的努力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基层选举的路径一再受挫。刘萍在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后，人身自由多次受到威胁；李承鹏因为独立参选，被当局无耻地用儿子进行胁迫；曹天在宣布用一亿元竞选郑州市市长后，所在公司立刻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照，而曹天本人则不知所终。尽管我和很多人说，把自己的视线从群体性事件中移开，更多地关注这些在法律框架内的正当尝试，然而，我还是很担心这场来自基层的努力会和70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无声之中。 体制内改革的路径基本被堵死。当局从80年代的政治改革大步后退，政治改革蜕变为行政改革，而简简单单的公车消费改革和政务公开改革，推行起来却举步维艰。早年的大部委改革，在一番轰轰烈烈的宣传后搞笑落幕。冉建新的死，似乎是在警告着体制内还活着的残留着良心的人。而我们总是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倾听总理“推进政治改革至死不渝”的表态，这又显得多么悲哀！ 新闻自由上的抗争，不是失败，也至少是惨胜。媒体近些年来，似乎都是用一个或几个人的牺牲，来换得在一次报道上的胜利。南方系、潇湘晨报等媒体每在一次突发性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报道的记者往往会被宣传主管部门勒令离职。最近卫生部在一次座谈会上，宣称“要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经历了这么多，在当局的眼里，中国的媒体仍旧是一个谁都能蹂躏的妓女。     而来自底层的维权运动之路，则更是充满了辛酸与血泪。谭作人，赵连海，仅仅为了衣食住行层面的基本权利而抗争，就身陷囹圄。从开胸验肺开始，当局似乎在使劲地把普通民众推往两败俱伤的“自残式维权”的道路上，而公众面对日复一日维权者惨遭横死的新闻，耐受阈值愈发地提升，情感愈发的麻木。“唐福珍案”时，人们还能群情激奋，现在呢？ 秋月照层岭，高木多悲风。 有人问，你们改良派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还能拿出什么方案？我苦笑，的确，至少在我眼里，我也看不到直通宪政的希望。局面已然如此悲观，林柏墙最近的每一条状态似乎都在暗示，改良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所有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尝试都是在自欺欺人。 身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我所目睹的困境，都列举在了前文中。我所感受到的无助，并不比那些所谓的跑路党和革命派少。选择改良作为我的信仰，并非由于我是一个韦伯所言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07年起我开始在校内潜水，那时的校内上还没有徐宪，黄陀和林柏墙；那时的所谓“意领”是张晓东，一个现在估计没多少人知道的人；那时基地老狼建立了“星空书院”，尝试在网络上开展公民教育，直至他在某一年的清明节组织若干同仁集体祭拜林昭，丢掉了毕业证，从此不再过问校内。我还记得当时校内上活跃的那一批人，施宇、王星游、邱靖、季列夫、刘静知，他们今天有的依然在校内上，能偶尔看到他们冒泡，他们是校内草圈的先驱，是当年我曾与之一起奋斗过的同仁。 在4年的时间里，我经历过数次封号，自问文章写得很少，看得负面新闻很多。每每心情沉痛一番之后，我都会重拾信心，因为我仍然看到了进步，仍然看到了这个国家可以改进的空间。尽管我看不到脚下的路何时才能通达宪政的殿堂，但路毕竟还在脚下，即使荆棘丛生，我却依然得鼓起勇气走下去。 我从来不认同林柏墙“非暴力只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说法，非暴力怎么能和暴力等量齐观？对于正常国家而言，非暴力只是一种底线；而在今日的中国，非暴力则很可悲地成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即使是在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群体里，似乎也成了一种稀缺的价值。 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已身无一物，即使我眼前已经一片漆黑，即使当局已经在每一条通向宪政文明的道路边立起了“此路不通”的标识，即使身边充满了跑路党和暴民们挖苦和讽刺的声音，我依旧会谨守“非暴力”的信仰。因为在这片国土上，放弃了“非暴力”的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后一个身为人的证明。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这就是我心路的真实写照。   与其他立志于改革的人共勉 改良派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非常欣赏黄陀的一个观点：“中国也是一样，它越是缺的，就越是需要花时间、花代价去构建，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拥有他们的中国梦。”企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改造，只会将原有社会中业已存在的一丁点道德毁灭殆尽，而革命者们当初的理想，则会被他们早早地抛到九霄云外。 改良派对披着正义外衣的暴力有着极大的警惕，因为他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中成立的制宪会议既可以处死路易十六，也能处死拉瓦锡。     改良派是一群真正的实干家。他们没有激情澎湃的革命家那样拉风，他们只会机敏地在利用每一次机遇，一点点地撼动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大家都知道2003年死于收容制度的孙志刚，却少有人知道贺卫方等人废除该条例的努力；大家都知道死于车轮下的钱云会，却少有人赞扬于建嵘等人组织公民调查团去乐清实地考察的勇气；大家在负面新闻曝光后都会群情激奋，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幕的记者。但他们都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成为所谓的意领，他们行事，凭的只是自己的良心。 虽然看不到直通宪政的道路，但值得庆幸的是，相比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至少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初步把握了通往现代文明国家的大方向。更多的人开始着眼于具体的法制建设、言论自由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等问题，而对大而空的“文化”、“民族性”等概念则不再那么热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殇》的作者，在80年代“文化热”中名噪一时的谢选骏，如今已鲜有人提及。 然而，“非暴力”又是当代中国最为吃力不讨好的主张。宣扬非暴力的人，如同一个特技演员，望着对岸飘渺的现代宪政文明的目标，颤颤巍巍地走在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钢丝上。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滑向脚下混乱与暴力的万丈深渊。 至于改革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和林柏墙的观点还是颇为类似：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最后，你对这个时代的绝望，不应该成为你行凶和鼓励他人行凶的借口。 （采编：佛冉 责编：黄理罡）

“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 ——想念王荔蕻 艾晓明 荔蕻失去自由一百天了，说起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荔蕻不仅是身陷看守所，而且已经被正式批捕了，罪名以当初的“寻衅滋事”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几个月来，友人不断失踪，我也自顾不暇，对于荔蕻的处境，却没有写下一篇文章，这件事，怎么也说不过去。午夜时分，我常常想到失去自由的朋友，而荔蕻，是其中对我来说最为亲近的女性姐妹。她比我小两岁，年近五十六了；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需要钢板保护；而且她还高度近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左眼600度、右眼675度，摘了眼镜就跟瞎子一样”——但在看守所，护腰不能带进去，眼镜也必须摘下；亲爱的荔蕻，如何应付周遭模模糊糊的世界？曾经有过抑郁症而失眠的她，又熬过了多少失眠之夜？她对这漫长的囚禁乃至批捕有准备吗？她会不会满怀信任地想着我们这些朋友，相信我们会像她那样为受苦的人奔走？而我们的无所作为，会让她多么失望啊！ 时光倒退四十年，那时，荔蕻还是一个下放到延安的北京知青；十六岁的少女走在黄土扬尘的盘山公路上，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公路的高音喇叭里播放了一段小提琴演奏的西方乐曲。她在回忆中写道： 那一刻，灵魂被击中了。 虽然当时我身上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腰上系着一根草绳，背驮着，腰弓着，兜里只有四分钱；但此时我的灵魂却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我沐浴在人类最高智慧的灿烂阳光下，我沉浸在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美妙的音乐中！这音乐是这么熟悉，这么亲切——原来那她一直在我的内心栖息着，从未离开，只待唤醒，便轰然飞升……绚丽无比！ 荔蕻是将门之女，她父亲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建国之后在海军机关工作。少女时代她也学过小提琴。她写道：“当我站在陕北的那条喧闹的土路上时，我的小提琴正无辜地冰冷地躺在窑洞里，弓弦已经被老鼠咬断，每天抡撅挥锄的手指也早已僵硬无比，很长时间没有打开琴盒了，但在我心里对小提琴琴弦发出的梦幻般的声音、对神圣而美丽的音乐却异常敏感。” 荔蕻没有走上艺术道路，在延安插队三年之后，她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北京。八十年代，荔蕻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1989年之春，和当时很多政府机关的干部一样，荔蕻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她至今依然保存着游行时穿过的衣服，上面印有“自由万岁”四个红字。可想而知，荔蕻为什么在1991年起离职。 红尘滚滚，命运浮沉，荔蕻有过物质上的满足，但她不快乐。一直到几年前，荔蕻和老虎庙等人走到一起；他们开始了救助北京地区流浪访民的志愿行动。荔蕻那向往着“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的灵魂复苏了，她重新找到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友谊和内在的丰盛。 荔蕻开车送我去拜访画家严正学，在车上聊聊几句话道尽彼此前半生。我和她在网上结识，因为她和我的朋友王克勤，都关注到山东女访民李淑莲之死，荔蕻在网上发布了详尽的消息，并亲自到山东走访。还有邓玉娇事件，荔蕻和屠夫一起去到巴东。也许可以这么说，荔蕻的人生轨迹，因网络而改变。网络凝聚了理想，让一群关注弱势群体命运的人从线上走到线下，力图改变人们在现实中的命运。 网友拍摄：荔蕻和屠夫去湖北巴东探访邓玉娇 一 王荔蕻给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的23封信 为写出荔蕻的故事，昨天我一直在读她的博客。荔蕻为“福建三网民”奔走呼号，很多人有目共睹。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2009年9月，荔蕻在瑞士的日内瓦参加人权教育培训；当时因帮助严晓玲母亲拍摄视频的福建三网民已经被捕。在那天的博客中她写道： 曾经像听童话似的听老虎庙说起，在福建有一个人，每个月都从不多的工资里拿出一部份，存起来，以备有悲惨之人来求助！我真的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么纯粹的人？！ 我真的不敢相信，在今天我们特色的国度，肮脏被描绘成圣洁，贪腐被吹嘘为英雄，道德已经沦丧到没有底线！而竟有人坚守着被斥为傻的良善？ 游精佑，真希望你不在那里！真希望你是在这里，在日内瓦。这里空气很好，这里的林荫路令人充满了遐想；游精佑，你不过是一个桥梁高级工程师，你不是上帝！请不要那么好吧，请不要让我们太过惭愧！ 后来，在给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的信里，荔蕻这样写道她的初衷：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听说他的故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疑惑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看到的骗子太多了，受别人骗也太多了。然而接着我就看到了，听到了——游精佑，他是真的在践行他的以善良温暖他人，以关爱改变社会的信念的。我真的为他感动了。 不管您信不信，有一天深夜，在电脑前，面对着他的赤子之心，我流泪了。 在芸芸众生中，荔蕻是一个普通人，游精佑也一样。他们不是著名学者、艺术家或者社会地位很高的名流，也不是法学界人士。但他们由于网络相识，开始身体力行地履行公民责任。全国敢于为底层发声的专家学者，也许屈指可数，但无数普通人以网民的身份参与，带来了新的政治。这正是这个国家不曾有过却已然开始的美好生活，公民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参与公共事务。无论地位身份如何，人们以网友的名义聚集在一起，无需相识，无需实名，只要有共同的关注。代之以无力感和麻木不仁的是，网友觉得无名小卒可以做一点事情，哪怕是为无辜入狱的网友喊一嗓子。“围观改变中国”的想象在推特上传扬，2010年，福建马尾法院开庭审理期间，法院门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而在网上凝聚起来的签名关注更达到五千之多，正是源于这样的想象。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何杨的作品《赫索格的日子》详实记载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观，人们凭着朴素的信仰，自八九之后第一次（至少在我是第一次看到）走上街头高呼：言论无罪，自由万岁！ 王荔蕻拍摄马尾法院开庭情形，持横幅者是三网民的孩子 荔蕻推动了这场争取网民言论自由的行动，这也就是这次检察院起诉的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之罪。假如这个罪名成立，尽管今天的局势已经无比严峻，但荔蕻入罪的事实势必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让人们必须重新审视福建三网民案（游精佑、吴华英和范燕琼帮助严晓玲录制视频上传网络的所谓“以及其中的案中案（吴昌龙在看守所超期羁押超过十年的福清纪委爆炸案以及闽清严晓玲身亡疑案）。因为，王荔蕻“聚众扰乱社会治安”案，是因三网民案而发生的。王荔蕻和全国网友亲赴福州马尾关注庭审的行动，全部都有视频记录，这些视频内容和现场画面，不仅警方有；而且，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何杨作品《赫索格的日子》里。不管哪一级的领导，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王荔蕻因三网民案被再度入罪，注定给这部纪录片做了一场声名远播的宏大广告。我曾和北京大学法学家贺卫方教授一起看过这部片子，贺教授的感概是：全国所有的法学院学生，都应该看这部纪录片。 我还想说的是，假如这是“聚众扰乱社会治安”，这实在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聚众，并且，这些场景，包括王荔蕻本人现场拍摄的视频录像，早已郑重地以特快专递形式寄达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见王荔蕻给孙春兰的第20封信）。如果说王荔蕻犯扰乱罪，那么这个罪不是她一个人犯下的，全国参与讨论三网民案的无数网友不说，提出质疑和呼吁的著名律师、法学专家和学者也有很多人；更还有包括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以及多家报纸，福建三网民案的能见度是所有这些媒体和网络传播造成的效应。网民聚集到马尾法院门前，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认识三网民中的任何一位，与他们更无个人利害关系。人们走到一起，只是为了一个理想，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正如王荔蕻在为狱中游精佑庆祝生日的聚会中所说： 谁说是我们在救援你？我们是为了我们而战。你是我们的良心，我们不想让最后一点良知被怯懦埋没。是你在救援我们的良知，是你在救援我们的勇气。是你在救援我们最后一点言说的空间。 王荔蕻为什么会成为关注三网民行动的发起人？要理解她的动机和目的，我恳请关注王荔蕻的人、特别是对她实施批捕的人一读再读。 这些信始于2009年12月4日，这天是全国法制日。此前五天，孙春兰调至福建，接替原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王荔蕻对此寄托了希望，她期待在这个新的开始，三网民案能够获得转机。 王荔蕻以北京市民的名义介绍了三网民案及其反响，她写道： 据说，现在我们国家有三亿网民，谁能保证我们在网上的每一句言说都百分百“正确”呢？倘若这三位品德高尚的以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好人，也因为发帖而遭刑囚，那么我们三亿网民中又有多少人在预备着进入牢笼呢? 从2009年12月4日到2010年6月15日，王荔蕻给孙春兰一共写了22封信，连同 2010年3月两会期间，给作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孙春兰写的信，共计23封（全文见王荔蕻博客http://t.co/YM4gaiU）。从信尾落款到发博时间，多是在深夜写就，凌晨上网。信件以特快专递寄出，也专程送至福建省委驻京办。 真的，我认为孙春兰书记是一位幸福的人；因为一位远在北京的市民是如此关心她在福州的执政实践，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王荔蕻写道： 我们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百年来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历史的大潮只会向前而不会倒退的。如果在封建社会，那么“民告官”本身就是有罪的，官老爷是碰不得的。想告官，先要自愿承受“滚钉板”或杖责、甚至坐牢的，倘若所告“不实”，更要面临着杀头的危险。但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的国体号称是共和国，而且是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摘自第一封信） 艾晓明拍摄：王荔蕻和北大教授夏业良在张志新烈士纪念会 读着荔蕻的这些信，我一次次为荔蕻的执著和爱心所感动。是什么力量，让她彻夜不眠，坚持不懈地一封封给孙书记写下这些信？我觉得，爱心、嫉恶如仇，这些品质很多人都有，但是我们普遍缺乏的是行动。还有，我们不相信行动有用。网络上每天都有悲惨的消息，久而久之，我们的无力感变成习惯，习惯于漠然，听而不闻。 荔蕻的爱不寻常，因为她相信行动。她在信里和博客文章里多次提到，游精佑每月固定从工资里拿出积蓄，以支持救助那些可能有需要的人。这个行动看起来很小，却是可以做的。荔蕻参与救助流民的志愿者活动，他们用公民捐助，帮助一位小伙子治好了从四岁开始就流脓的腿伤，让他可以站起来旅行，和亲人团聚。荔蕻从这些活动中看到行动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因此她相信行动是有用的。也因此，她深深地珍视福建三网民的精神，他们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力图尽一己绵薄，温暖他人。患难相助，这就是荔蕻感同身受的公民精神，她不能容忍这样的人身陷囹圄。她因此在深夜里一遍遍地呼唤省委书记的正义感和良知： 一封信不递、两封信不递、三封信不递……，我今天是第九封信了。我还会写下去的。也许要写够第一百封信才能感动你们吗？ 昨天在我的信箱里看到游精佑的女儿游豫璟的留言：“阿姨，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真是比这个小姑娘还难过。 今天驻京办的一位女士说，孙书记不会看的，实话告诉你，秘书就给截下来了。我在机关干过，知道文件运转流程。但我还是要写。要不脉搏里悲愤的热度会将血管迸裂。可能会写到一百封信，或者一千封……中华大地已承载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真的不希望出现新的伤口！ 2010年，年关将至，从2月6日农历腊月廿三到正月初一，连续九天，王荔蕻每天给孙书记写了一封信，恳请她关注三网民案，让他们回家过年。她说： 像这样的人，是人类保护自己的白血球啊！茫茫人海中，他们是多么稀少，对他们是应该保护的，而不是捏造罪名进行摧残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吗？在这个时候，让游精佑们回家过年，会让八闽百姓深深体会到有关方面的善意释放，对八闽大地的和谐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啊。虽然几近绝望，仍然忍不住要给您写这封信。 腊月二十九，蒸馒头。今天又有一件好消息：冯正虎回家过年了！温家宝总理在新春贺辞中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这个新春来到之际，无罪释放三位网民，这不正是共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吗。 如今三网民案已经进入历史，再过几天，就是游精佑走出监狱的一周年。我相信，除了何杨的纪录片之外，王荔蕻给孙春兰的23封信也将永垂史册。很多年后，当中国人再也不会因为在网上发帖而受到追捕，当人们可以无所畏惧地监督公权力，参与公共事务时，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切是如何从普通人的努力开始的。在三网民案结案的七个多月之后，王荔蕻竟因此被刑拘继而批捕，则再次见证了这个时代争取自由的环境多么残酷。 二 抗拒平庸：诗意的灵魂 我第一次见到荔蕻，是在2009年9月的一天，那天，我本来要去北京大学媒体研究的课程讲我的纪录片。在那次旅程中我才明白，原来我的讲座在高校是被封杀的。因为头一天发生了我在首都师大的讲座中有人冲进现场进行阻挠的情形，我给北大的老师说可能讲不了啦。而那位邀请我的老师说：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北大。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得到我不能出现在课堂上的指令。 那天我和荔蕻第一次见面，讲座取消了，我的时间很多，因此我们可以从容交谈。荔蕻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德国电影《朗读者》（Der Vorleser，中文也有译名为《生死朗读》），我们谈到影片中呈现的那种平庸的恶，荔蕻甚至打开录音笔来记录。 我想当时荔蕻很可能是打算写出一篇有关《生死朗读》的影评的，结果没来得及。10月8日，因为刘晓波获奖聚餐，荔蕻一众，包括许志永、何杨、阿尔、屠夫等，全都被抓进了派出所，而荔蕻更是在里面被拘留了八天。 荔蕻后来写出来那八天的经历，她经历了四次提审。她写道： 在车上那个派出所副所长，带着点得意说，你们纯粹是瞎闹，以后你要多看点书！你看我平常就爱看些书，我还爱看古书，比如《古文观止》。 我的眼镜没掉，也没心情笑。虽然我觉得他基本不会真的去看《古文观止》，就是看，恐怕也看不懂的。我只是说，你的知识结构太陈旧了，作为执法者应该读读《社会学》、《政治学》，你应该上网查查什么是“平庸的恶”。你们执法，为什么要那么粗暴呢？有必要吗？ 这次看守所拘留的经历，荔蕻写进了她的组诗《八天》，这是荔蕻博客上惟一的诗篇，而且，好象是在囚室，她第一次尝试写诗： 分行 我如此年轻 鬓发葱茏 踏进铁笼的“新房” 第一次——学着 把文字分行码放 秋色苍黄 白墙黑窗 我是光明待嫁的新娘 这组诗共有六首，在我这个外行来看，都是最好的诗篇。因为它勾勒出了一个勇敢的女性，写出灵魂的刺痛。它尖锐，简洁，独特，让人看见不肯弯曲的项背，例如下面这首： 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同了 你们曾经的、现在的囚犯 你们有一个名字 ——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通了 野蛮的手折断铁血的玫瑰 剩下了坚硬的刺 不再随风荡漾 从此，我和你们一样 用尖刻的冷眼 剖解饮鸩的国 它以寒冰锁我的身 我用滚烫的心拥抱我的骨肉山河 从此，站在鸡蛋一边 我有了一干义薄云天的兄弟 嗨，你们好！ 加我一个——既然末世已经开始狂欢 艾晓明拍摄：王荔蕻和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当时在狱中）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 很多年了，我既不读中国当代小说，也不读汉语诗。而荔蕻，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的她，却让我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在这样一个平庸与恶如此流行的时代，诗歌竟然是可能的，它来自极端的困境中思考的清醒和灵魂的纯粹。我说的纯粹，意思就是坚持道德的信念和责任。荔蕻作品的诗意跟她这个人一样，是身心一致的。她的痛苦，不是为赋新词，而是根植于苍茫大地的生灵的痛苦。她的诗意不是自恋自怜的，而是涌向他人。所以，当看到山东上访的姑娘姚晶被截访的大汉打得脾脏积水时，她会和许志永他们一起站到街上为伤者募捐，她会在博客文章里为李淑莲、王静梅这样不能说话的人大声疾呼。 当我这样来评述荔蕻时，我是力图写出荔蕻的心性，她的善良和美好。我知道，荔蕻自己，与其说是想写诗，她更想的是拍片子。在2010年3月19日福州三网民开庭现场，荔蕻拿着家用手持小摄像机，拍下了最激动人心的现场。如果你看何杨的《赫索格的日子》，其中一边喘息一边奔跑，离警察最近的片段，就是荔蕻拍的。我在此前评论过艾未未的《老妈蹄花》，那部作品里，摄像机已经大大地进入到了双方对峙的前线。而荔蕻所持的摄像机，则再一次突破了这个冲突的距离。那个段落，用何杨自己的话来说：实在是太好了。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上，这样的场面，拍摄者奔跑着追警察同时高喊：你为什么打人；谁也没有拍过，没有拍得这么好。 三 必须保卫王荔蕻 尽管写了这么多，假如你认真问我，谁是王荔蕻，我一下子还是不容易作出回答。王荔蕻，已经退休，年过半百，在人群中，和任何街巷里弄打麻将的大妈没什么区别。她写诗又不是诗人，玩摄像机也是业余水准；她热心公益却并不专属于任何公益机构。王荔蕻，就是一个网友，一个被朋友们尊称大姐的人。 荔蕻这次被拘捕，就其个人行为来讲，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原因。在去年因刘晓波获奖聚餐被拘留八天之后，王荔蕻受到了三个月的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一直到今年的1月21日，她家楼下才撤岗。在她被站岗期间，我偶尔在skype 上看见她，我们就聊几句。诸君，我们会聊国家政治吗？错啊。我最常跟她说的是要吃枸杞补血，调养身体，改造世界观保健养生巴拉巴拉。而她向我咨询的问题则是：你说我理个什么发型好呢？我觉得短发挺好。理个光头如何？太激进啊。白发很多了。不要染，有毒呢…… 在这期间，她被要求写保证书，结果，她竟然写了一个《不作保证书》 …… 从法理上，让一个公民写保证书，保证自己不去做“合法的事”才能有行动自由，是违法的，是对法律的嘲笑。 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生活的权利、自由行走的权利。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我不能保证面对像钱云会、唐福珍、李淑莲……这样的悲惨事件假装看不见。 假如我面对苦难和恶行保持沉默，那么下一个被恶行打倒的就是我自己。 做为执法者，你们对我的自由予以限制，是违法的，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希望执法相关部门及人员尽快改正你们的违法行为，还我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王荔蕻 过年之后，荔蕻去了一趟河南，第一是去看网友王译；后者因为一条被续貂的推文被劳教一年。继而她去了新蔡，看望了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田喜的父母，她还想去上蔡看被判刑一年的维权者田喜；记得我们中间通了一次电话，荔蕻说我可能去不了啦，腰病又犯了，打算返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不久，3月21日，王荔蕻被朝阳区警方带走并抄家，4月20日，被检察院批捕，到今天，已经一百零二天。 2月下旬以来，从冉云飞被拘留批捕到艾未未等人失踪；接连发生的事情令人不安和震惊。渐渐地，滕彪、江天勇、艾未未等人出来了，而荔蕻面临的困境却无改变。我在推特上，每天只看到极少的几个网友，依然在推有关荔蕻的事，其中一条坚持不懈的推文是：让我妈回家吃饭！来自荔蕻的儿子小齐。 在艾未未被囚禁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新闻，也有专题网站收集了所有关于他的讨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王荔蕻身上，除了网友秋蚂蚱，我还没看到其他人的说理文章。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王荔蕻的朋友们，分别都受到打压或警告。一些人不再上推，另一些人上推也只是潜望。我在想，也许，声援王荔蕻是比声援艾未未更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当你为艾未未呼吁时，这位艺术家的世界声誉是一个有力的屏障。而王荔蕻，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公民，一个网友而已。 但是，必须保卫王荔蕻，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王荔蕻是好人、好公民、好大姐。假如这样的网民都被想象成国家的敌人，我对国家的担心，就远远超过“敌人”本身了。尽管，今天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很弱小，但我的恐惧不足以战胜我与荔蕻的友情。我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和荔蕻的孩子站在一起，让他知道，他不是孤立的。 我也期待荔蕻知道，我们想念她。感谢荔蕻的朋友殷龙龙写了这首诗，我愿所有的朋友都来呼吁，回家吃饭，荔蕻！ 九行，冷兵器 ——给王大姐 我想写一首关于疼痛的诗，其中有王大姐 我想写一首关于王大姐的诗，其中有透明的呼吸 我想写一首关于空气的诗，其中有自由 我不说我看到的，你们能听到 我不给我完成的，你们打捞现代的成语：被自杀 我不信我命里的，你们削去一层皮 只有将军的女儿领走这份耻辱，这份荣誉 只有过年似地闻到硝烟。那些脱铠甲接骨的人们啊 只有诗歌像废话一样路不拾遗 附录： 何杨视频：王大姐 http://u.115.com/file/cln5y7io# 王大姐.flv 何杨: http://u.115.com/file/blckbwze# 赫索格的日子.flv 2011年7月1日 转载自：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IAOMINGAI/archives/380307.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