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想念王荔蕻

“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   ——想念王荔蕻     艾晓明       荔蕻失去自由一百天了,说起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荔蕻不仅是身陷看守所,而且已经被正式批捕了,罪名以当初的“寻衅滋事”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几个月来,友人不断失踪,我也自顾不暇,对于荔蕻的处境,却没有写下一篇文章,这件事,怎么也说不过去。午夜时分,我常常想到失去自由的朋友,而荔蕻,是其中对我来说最为亲近的女性姐妹。她比我小两岁,年近五十六了;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需要钢板保护;而且她还高度近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左眼600度、右眼675度,摘了眼镜就跟瞎子一样”——但在看守所,护腰不能带进去,眼镜也必须摘下;亲爱的荔蕻,如何应付周遭模模糊糊的世界?曾经有过抑郁症而失眠的她,又熬过了多少失眠之夜?她对这漫长的囚禁乃至批捕有准备吗?她会不会满怀信任地想着我们这些朋友,相信我们会像她那样为受苦的人奔走?而我们的无所作为,会让她多么失望啊! 时光倒退四十年,那时,荔蕻还是一个下放到延安的北京知青;十六岁的少女走在黄土扬尘的盘山公路上,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公路的高音喇叭里播放了一段小提琴演奏的西方乐曲。她在回忆中写道:  那一刻,灵魂被击中了。  虽然当时我身上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腰上系着一根草绳,背驮着,腰弓着,兜里只有四分钱;但此时我的灵魂却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我沐浴在人类最高智慧的灿烂阳光下,我沉浸在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美妙的音乐中!这音乐是这么熟悉,这么亲切——原来那她一直在我的内心栖息着,从未离开,只待唤醒,便轰然飞升……绚丽无比!  荔蕻是将门之女,她父亲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建国之后在海军机关工作。少女时代她也学过小提琴。她写道:“当我站在陕北的那条喧闹的土路上时,我的小提琴正无辜地冰冷地躺在窑洞里,弓弦已经被老鼠咬断,每天抡撅挥锄的手指也早已僵硬无比,很长时间没有打开琴盒了,但在我心里对小提琴琴弦发出的梦幻般的声音、对神圣而美丽的音乐却异常敏感。” 荔蕻没有走上艺术道路,在延安插队三年之后,她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北京。八十年代,荔蕻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1989年之春,和当时很多政府机关的干部一样,荔蕻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她至今依然保存着游行时穿过的衣服,上面印有“自由万岁”四个红字。可想而知,荔蕻为什么在1991年起离职。 红尘滚滚,命运浮沉,荔蕻有过物质上的满足,但她不快乐。一直到几年前,荔蕻和老虎庙等人走到一起;他们开始了救助北京地区流浪访民的志愿行动。荔蕻那向往着“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的灵魂复苏了,她重新找到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友谊和内在的丰盛。 荔蕻开车送我去拜访画家严正学,在车上聊聊几句话道尽彼此前半生。我和她在网上结识,因为她和我的朋友王克勤,都关注到山东女访民李淑莲之死,荔蕻在网上发布了详尽的消息,并亲自到山东走访。还有邓玉娇事件,荔蕻和屠夫一起去到巴东。也许可以这么说,荔蕻的人生轨迹,因网络而改变。网络凝聚了理想,让一群关注弱势群体命运的人从线上走到线下,力图改变人们在现实中的命运。   网友拍摄:荔蕻和屠夫去湖北巴东探访邓玉娇   一 王荔蕻给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的23封信   为写出荔蕻的故事,昨天我一直在读她的博客。荔蕻为“福建三网民”奔走呼号,很多人有目共睹。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2009年9月,荔蕻在瑞士的日内瓦参加人权教育培训;当时因帮助严晓玲母亲拍摄视频的福建三网民已经被捕。在那天的博客中她写道:  曾经像听童话似的听老虎庙说起,在福建有一个人,每个月都从不多的工资里拿出一部份,存起来,以备有悲惨之人来求助!我真的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么纯粹的人?!  我真的不敢相信,在今天我们特色的国度,肮脏被描绘成圣洁,贪腐被吹嘘为英雄,道德已经沦丧到没有底线!而竟有人坚守着被斥为傻的良善?  游精佑,真希望你不在那里!真希望你是在这里,在日内瓦。这里空气很好,这里的林荫路令人充满了遐想;游精佑,你不过是一个桥梁高级工程师,你不是上帝!请不要那么好吧,请不要让我们太过惭愧!  后来,在给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的信里,荔蕻这样写道她的初衷: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听说他的故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疑惑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看到的骗子太多了,受别人骗也太多了。然而接着我就看到了,听到了——游精佑,他是真的在践行他的以善良温暖他人,以关爱改变社会的信念的。我真的为他感动了。  不管您信不信,有一天深夜,在电脑前,面对着他的赤子之心,我流泪了。  在芸芸众生中,荔蕻是一个普通人,游精佑也一样。他们不是著名学者、艺术家或者社会地位很高的名流,也不是法学界人士。但他们由于网络相识,开始身体力行地履行公民责任。全国敢于为底层发声的专家学者,也许屈指可数,但无数普通人以网民的身份参与,带来了新的政治。这正是这个国家不曾有过却已然开始的美好生活,公民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参与公共事务。无论地位身份如何,人们以网友的名义聚集在一起,无需相识,无需实名,只要有共同的关注。代之以无力感和麻木不仁的是,网友觉得无名小卒可以做一点事情,哪怕是为无辜入狱的网友喊一嗓子。“围观改变中国”的想象在推特上传扬,2010年,福建马尾法院开庭审理期间,法院门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而在网上凝聚起来的签名关注更达到五千之多,正是源于这样的想象。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何杨的作品 《赫索格的日子》 详实记载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观,人们凭着朴素的信仰,自八九之后第一次(至少在我是第一次看到)走上街头高呼:言论无罪,自由万岁! 王荔蕻拍摄马尾法院开庭情形,持横幅者是三网民的孩子 荔蕻推动了这场争取网民言论自由的行动,这也就是这次检察院起诉的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之罪。假如这个罪名成立,尽管今天的局势已经无比严峻,但荔蕻入罪的事实势必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让人们必须重新审视福建三网民案(游精佑、吴华英和范燕琼帮助严晓玲录制视频上传网络的所谓“以及其中的案中案(吴昌龙在看守所超期羁押超过十年的福清纪委爆炸案以及闽清严晓玲身亡疑案)。因为,王荔蕻“聚众扰乱社会治安”案,是因三网民案而发生的。王荔蕻和全国网友亲赴福州马尾关注庭审的行动,全部都有视频记录,这些视频内容和现场画面,不仅警方有;而且,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何杨作品《赫索格的日子》里。不管哪一级的领导,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王荔蕻因三网民案被再度入罪,注定给这部纪录片做了一场声名远播的宏大广告。我曾和北京大学法学家贺卫方教授一起看过这部片子,贺教授的感概是:全国所有的法学院学生,都应该看这部纪录片。 我还想说的是,假如这是“聚众扰乱社会治安”,这实在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聚众,并且,这些场景,包括王荔蕻本人现场拍摄的视频录像,早已郑重地以特快专递形式寄达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见王荔蕻给孙春兰的第20封信)。如果说王荔蕻犯扰乱罪,那么这个罪不是她一个人犯下的,全国参与讨论三网民案的无数网友不说,提出质疑和呼吁的著名律师、法学专家和学者也有很多人;更还有包括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以及多家报纸,福建三网民案的能见度是所有这些媒体和网络传播造成的效应。网民聚集到马尾法院门前,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认识三网民中的任何一位,与他们更无个人利害关系。人们走到一起,只是为了一个理想,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正如王荔蕻在为狱中游精佑庆祝生日的聚会中所说:  谁说是我们在救援你?我们是为了我们而战。你是我们的良心,我们不想让最后一点良知被怯懦埋没。是你在救援我们的良知,是你在救援我们的勇气。是你在救援我们最后一点言说的空间。  王荔蕻为什么会成为关注三网民行动的发起人?要理解她的动机和目的,我恳请关注王荔蕻的人、特别是对她实施批捕的人一读再读。 这些信始于2009年12月4日,这天是全国法制日。此前五天,孙春兰调至福建,接替原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王荔蕻对此寄托了希望,她期待在这个新的开始,三网民案能够获得转机。 王荔蕻以北京市民的名义介绍了三网民案及其反响,她写道:  据说,现在我们国家有三亿网民,谁能保证我们在网上的每一句言说都百分百“正确”呢?倘若这三位品德高尚的以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好人,也因为发帖而遭刑囚,那么我们三亿网民中又有多少人在预备着进入牢笼呢?  从2009年12月4日到2010年6月15日,王荔蕻给孙春兰一共写了22封信,连同 2010年3月两会期间,给作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孙春兰写的信,共计23封(全文见王荔蕻博客 http://t.co/YM4gaiU )。从信尾落款到发博时间,多是在深夜写就,凌晨上网。信件以特快专递寄出,也专程送至福建省委驻京办。 真的,我认为孙春兰书记是一位幸福的人;因为一位远在北京的市民是如此关心她在福州的执政实践,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王荔蕻写道:  我们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百年来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历史的大潮只会向前而不会倒退的。如果在封建社会,那么“民告官”本身就是有罪的,官老爷是碰不得的。想告官,先要自愿承受“滚钉板”或杖责、甚至坐牢的,倘若所告“不实”,更要面临着杀头的危险。但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的国体号称是共和国,而且是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摘自第一封信)    艾晓明拍摄:王荔蕻和北大教授夏业良在张志新烈士纪念会 读着荔蕻的这些信,我一次次为荔蕻的执著和爱心所感动。是什么力量,让她彻夜不眠,坚持不懈地一封封给孙书记写下这些信?我觉得,爱心、嫉恶如仇,这些品质很多人都有,但是我们普遍缺乏的是行动。还有,我们不相信行动有用。网络上每天都有悲惨的消息,久而久之,我们的无力感变成习惯,习惯于漠然,听而不闻。 荔蕻的爱不寻常,因为她相信行动。她在信里和博客文章里多次提到,游精佑每月固定从工资里拿出积蓄,以支持救助那些可能有需要的人。这个行动看起来很小,却是可以做的。荔蕻参与救助流民的志愿者活动,他们用公民捐助,帮助一位小伙子治好了从四岁开始就流脓的腿伤,让他可以站起来旅行,和亲人团聚。荔蕻从这些活动中看到行动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因此她相信行动是有用的。也因此,她深深地珍视福建三网民的精神,他们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力图尽一己绵薄,温暖他人。患难相助,这就是荔蕻感同身受的公民精神,她不能容忍这样的人身陷囹圄。她因此在深夜里一遍遍地呼唤省委书记的正义感和良知:  一封信不递、两封信不递、三封信不递……,我今天是第九封信了。我还会写下去的。也许要写够第一百封信才能感动你们吗?  昨天在我的信箱里看到游精佑的女儿游豫璟的留言:“阿姨,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真是比这个小姑娘还难过。  今天驻京办的一位女士说,孙书记不会看的,实话告诉你,秘书就给截下来了。我在机关干过,知道文件运转流程。但我还是要写。要不脉搏里悲愤的热度会将血管迸裂。可能会写到一百封信,或者一千封……中华大地已承载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真的不希望出现新的伤口!  2010年,年关将至,从2月6日农历腊月廿三到正月初一,连续九天,王荔蕻每天给孙书记写了一封信,恳请她关注三网民案,让他们回家过年。她说:  像这样的人,是人类保护自己的白血球啊!茫茫人海中,他们是多么稀少,对他们是应该保护的,而不是捏造罪名进行摧残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吗?在这个时候,让游精佑们回家过年,会让八闽百姓深深体会到有关方面的善意释放,对八闽大地的和谐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啊。虽然几近绝望,仍然忍不住要给您写这封信。  腊月二十九,蒸馒头。今天又有一件好消息:冯正虎回家过年了!温家宝总理在新春贺辞中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这个新春来到之际,无罪释放三位网民,这不正是共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吗。  如今三网民案已经进入历史,再过几天,就是游精佑走出监狱的一周年。我相信,除了何杨的纪录片之外,王荔蕻给孙春兰的23封信也将永垂史册。很多年后,当中国人再也不会因为在网上发帖而受到追捕,当人们可以无所畏惧地监督公权力,参与公共事务时,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切是如何从普通人的努力开始的。在三网民案结案的七个多月之后,王荔蕻竟因此被刑拘继而批捕,则再次见证了这个时代争取自由的环境多么残酷。   二 抗拒平庸:诗意的灵魂   我第一次见到荔蕻,是在2009年9月的一天,那天,我本来要去北京大学媒体研究的课程讲我的纪录片。在那次旅程中我才明白,原来我的讲座在高校是被封杀的。因为头一天发生了我在首都师大的讲座中有人冲进现场进行阻挠的情形,我给北大的老师说可能讲不了啦。而那位邀请我的老师说: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北大。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得到我不能出现在课堂上的指令。 那天我和荔蕻第一次见面,讲座取消了,我的时间很多,因此我们可以从容交谈。荔蕻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德国电影《朗读者》(Der Vorleser,中文也有译名为《生死朗读》),我们谈到影片中呈现的那种平庸的恶,荔蕻甚至打开录音笔来记录。 我想当时荔蕻很可能是打算写出一篇有关《生死朗读》的影评的,结果没来得及。10月8日,因为刘晓波获奖聚餐,荔蕻一众,包括许志永、何杨、阿尔、屠夫等,全都被抓进了派出所,而荔蕻更是在里面被拘留了八天。 荔蕻后来写出来那八天的经历,她经历了四次提审。她写道:  在车上那个派出所副所长,带着点得意说,你们纯粹是瞎闹,以后你要多看点书!你看我平常就爱看些书,我还爱看古书,比如《古文观止》。  我的眼镜没掉,也没心情笑。虽然我觉得他基本不会真的去看《古文观止》,就是看,恐怕也看不懂的。我只是说,你的知识结构太陈旧了,作为执法者应该读读《社会学》、《政治学》,你应该上网查查什么是“平庸的恶”。你们执法,为什么要那么粗暴呢?有必要吗?  这次看守所拘留的经历,荔蕻写进了她的组诗《八天》,这是荔蕻博客上惟一的诗篇,而且,好象是在囚室,她第一次尝试写诗:   分行   我如此年轻 鬓发葱茏   踏进铁笼的“新房” 第一次——学着 把文字分行码放   秋色苍黄 白墙黑窗 我是光明待嫁的新娘   这组诗共有六首,在我这个外行来看,都是最好的诗篇。因为它勾勒出了一个勇敢的女性,写出灵魂的刺痛。它尖锐,简洁,独特,让人看见不肯弯曲的项背,例如下面这首:   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同了 你们曾经的、现在的囚犯 你们有一个名字 ——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通了 野蛮的手折断铁血的玫瑰 剩下了坚硬的刺 不再随风荡漾   从此,我和你们一样 用尖刻的冷眼 剖解饮鸩的国 它以寒冰锁我的身 我用滚烫的心拥抱我的骨肉山河   从此,站在鸡蛋一边 我有了一干义薄云天的兄弟 嗨,你们好! 加我一个——既然末世已经开始狂欢   艾晓明拍摄:王荔蕻和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当时在狱中)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 很多年了,我既不读中国当代小说,也不读汉语诗。而荔蕻,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的她,却让我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在这样一个平庸与恶如此流行的时代,诗歌竟然是可能的,它来自极端的困境中思考的清醒和灵魂的纯粹。我说的纯粹,意思就是坚持道德的信念和责任。荔蕻作品的诗意跟她这个人一样,是身心一致的。她的痛苦,不是为赋新词,而是根植于苍茫大地的生灵的痛苦。她的诗意不是自恋自怜的,而是涌向他人。所以,当看到山东上访的姑娘姚晶被截访的大汉打得脾脏积水时,她会和许志永他们一起站到街上为伤者募捐,她会在博客文章里为李淑莲、王静梅这样不能说话的人大声疾呼。 当我这样来评述荔蕻时,我是力图写出荔蕻的心性,她的善良和美好。我知道,荔蕻自己,与其说是想写诗,她更想的是拍片子。在2010年3月19日福州三网民开庭现场,荔蕻拿着家用手持小摄像机,拍下了最激动人心的现场。如果你看何杨的《赫索格的日子》,其中一边喘息一边奔跑,离警察最近的片段,就是荔蕻拍的。我在此前评论过艾未未的《老妈蹄花》,那部作品里,摄像机已经大大地进入到了双方对峙的前线。而荔蕻所持的摄像机,则再一次突破了这个冲突的距离。那个段落,用何杨自己的话来说:实在是太好了。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上,这样的场面,拍摄者奔跑着追警察同时高喊:你为什么打人;谁也没有拍过,没有拍得这么好。     三 必须保卫王荔蕻        尽管写了这么多,假如你认真问我,谁是王荔蕻,我一下子还是不容易作出回答。王荔蕻,已经退休,年过半百,在人群中,和任何街巷里弄打麻将的大妈没什么区别。她写诗又不是诗人,玩摄像机也是业余水准;她热心公益却并不专属于任何公益机构。王荔蕻,就是一个网友,一个被朋友们尊称大姐的人。 荔蕻这次被拘捕,就其个人行为来讲,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原因。在去年因刘晓波获奖聚餐被拘留八天之后,王荔蕻受到了三个月的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一直到今年的1月21日,她家楼下才撤岗。在她被站岗期间,我偶尔在skype 上看见她,我们就聊几句。诸君,我们会聊国家政治吗?错啊。我最常跟她说的是要吃枸杞补血,调养身体,改造世界观保健养生巴拉巴拉。而她向我咨询的问题则是:你说我理个什么发型好呢?我觉得短发挺好。理个光头如何?太激进啊。白发很多了。不要染,有毒呢…… 在这期间,她被要求写保证书,结果,她竟然写了一个《不作保证书》       ……      从法理上,让一个公民写保证书,保证自己不去做“合法的事”才能有行动自由,是违法的,是对法律的嘲笑。      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生活的权利、自由行走的权利。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我不能保证面对像钱云会、唐福珍、李淑莲……这样的悲惨事件假装看不见。      假如我面对苦难和恶行保持沉默,那么下一个被恶行打倒的就是我自己。      做为执法者,你们对我的自由予以限制,是违法的,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希望执法相关部门及人员尽快改正你们的违法行为,还我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王荔蕻 过年之后,荔蕻去了一趟河南,第一是去看网友王译;后者因为一条被续貂的推文被劳教一年。继而她去了新蔡,看望了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田喜的父母,她还想去上蔡看被判刑一年的维权者田喜;记得我们中间通了一次电话,荔蕻说我可能去不了啦,腰病又犯了,打算返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不久,3月21日,王荔蕻被朝阳区警方带走并抄家,4月20日,被检察院批捕,到今天,已经一百零二天。 2月下旬以来,从冉云飞被拘留批捕到艾未未等人失踪;接连发生的事情令人不安和震惊。渐渐地,滕彪、江天勇、艾未未等人出来了,而荔蕻面临的困境却无改变。我在推特上,每天只看到极少的几个网友,依然在推有关荔蕻的事,其中一条坚持不懈的推文是:让我妈回家吃饭!来自荔蕻的儿子小齐。 在艾未未被囚禁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新闻,也有专题网站收集了所有关于他的讨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王荔蕻身上,除了网友秋蚂蚱,我还没看到其他人的说理文章。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王荔蕻的朋友们,分别都受到打压或警告。一些人不再上推,另一些人上推也只是潜望。我在想,也许,声援王荔蕻是比声援艾未未更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当你为艾未未呼吁时,这位艺术家的世界声誉是一个有力的屏障。而王荔蕻,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公民,一个网友而已。 但是,必须保卫王荔蕻,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王荔蕻是好人、好公民、好大姐。假如这样的网民都被想象成国家的敌人,我对国家的担心,就远远超过“敌人”本身了。尽管,今天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很弱小,但我的恐惧不足以战胜我与荔蕻的友情。我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和荔蕻的孩子站在一起,让他知道,他不是孤立的。 我也期待荔蕻知道,我们想念她。感谢荔蕻的朋友殷龙龙写了这首诗,我愿所有的朋友都来呼吁,回家吃饭,荔蕻!  九行,冷兵器   ——给王大姐   我想写一首关于疼痛的诗,其中有王大姐 我想写一首关于王大姐的诗,其中有透明的呼吸 我想写一首关于空气的诗,其中有自由  我不说我看到的,你们能听到 我不给我完成的,你们打捞现代的成语:被自杀 我不信我命里的,你们削去一层皮  只有将军的女儿领走这份耻辱,这份荣誉 只有过年似地闻到硝烟。那些脱铠甲接骨的人们啊 只有诗歌像废话一样路不拾遗  附录: 何杨视频:王大姐   http://u.115.com/file/cln5y7io # 王大姐.flv 何杨: http://u.115.com/file/blckbwze # 赫索格的日子.flv                                              201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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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华盛顿邮报》在中国,有些人正在重新审视死刑

核心提示:药家鑫之死让中国反思死刑的人多了一些,他们认为是网络暴民心态影响了原本应该不带感情色彩的法庭判决,但在其他的案件中,如夏俊峰案,公众的同情又明显倒向杀人者。 原文: In China, some are rethinking the death penalty 作者:Keith B. Richburg 发表:2011年6月2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图片为译者志愿编辑所加】 一位21岁的音乐学院的学生药家鑫因为犯下一项罪行已在这个月被执行死刑――药驾车意外撞上一名骑自行车的女子,看见被害者没有死亡后他停车冲向那名女子,对她捅了八刀,确认被害人已死,并无法辨认他的身份。 在这个全世界执行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药佳鑫的处决不让人感到意外。至少在互联网上,他的罪行被广为谴责,有民众要求对其判处死刑。 与以往不同的是,也同时出现了公众对于此案的大量反思。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和其他民众公开质疑对于这样一个自首认罪的年轻人判处死刑是否公正,而且是在他的家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他的罪行碰触到了(中国社会的)一根敏感的神经,一位有特权的年轻人杀害了一名骑自行车的贫穷女子,许多人认为正是因为网络暴民的心态,才让原本不应当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法庭对该案作出了死刑判决。 该案的使得公众开始讨论一个长期禁忌的话题:中国是否匆忙地处决了太多的犯人。 中国政府似乎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上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执行多个法律新措施以期减少死刑的数量。 “药案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许志永,他是一名法律学者同时也是名为”中国死刑关注”组织的成员,说道:”许多人震惊于该案的(司法)程序,有人认为正是网民的压力迫使法院判处药佳鑫死刑。” 在中国,死刑通常在公众视野之外被迅速执行,传统上是以击中头部后方的一枪完成的枪决,但现在更多的是注射死刑。死刑案件中只有少部分受到公众关注的案件(如药佳鑫案)会被媒体报道,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总数仍被当局视为国家机密。 然而,据国际特赦组织(其在全世界范围内追踪死刑案件)的估计,中国每年处决的数量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此数字在2010年多达6000人,相比之下, 2010年处决数目在中国之后的是伊朗252人,朝鲜60人,也门53人以及美国46人。 赞成废除死刑者承认这个事实――中国的大部分民众仍然支持死刑,但他们同时指出,某些欧洲国家的大部分民众也支持死刑,尽管这些国家已经废止了死刑。许志永和其他赞成废除死刑者指出,多年来他们都无法找到支持者,他们希望药案能带来一些契机。 “我感觉到(在去年)反对死刑的人正在快速的增长”,贺卫方(一位一直在反对死刑的北京大学教授)说道,”在过去的十五年中,这个国家只有两三个人试图去废除死刑”,然而现在反对死刑者的力量正不断状大,”你甚至可以称其为一场运动。” 五月份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使得可被判处死刑的罪行数目由68个减少55个。被削减的死刑罪名主要是经济类以及非暴力罪名,例如走私文物罪和盗墓犯罪。 最重要的是,新的法律(今年五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译者注)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权利赋予各省高院,即如果该死刑犯在两年内表现良好,可以减为无期徒刑,这在中国通常意味着服刑25年。 实施该法律的第一个获益者是侯钦志,一位在南通市(原文为南京市)卖水果的小摊贩,在被一名城管扣查了他的电子秤后与其发生争执,并当场用水果刀该城管刺死。他于上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译注① ) 最高人民法院为回应一系列上述问题,在今年五月出台的2010年的报告中提出,:下级法院应当”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并且要求下级法院”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政府对极刑的态度的转变可能源于对国际社会批评的反应,与对其政治、经济政策批评所不同的是,在这一方面的批评并不触及共产党统治的核心意识形态。 到目前为止,废减死刑的呼吁似乎仅限于法律学者,城市精英阶层和一些报纸及网上评论者。多数民众看来是支持死刑的,尤其是对待腐败的政府官员或者是腐败的特权阶层的相关案件。 当药佳鑫这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受审时,许多位律师公开认为他不应当被判处死刑。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奋飞在博客中争辩说,药佳鑫有自首情节,其罪行只是因为一时头脑发热,并非预谋杀害骑自行车的女子。并且,”他还这么年轻,仅仅20岁出头。在中国,我们认为年轻人难免犯错。” 但在该文发布在他的博客之后,李教授受到了一些粗鲁且具有恐吓性的评论的攻击。”你认为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杀人了?那你告诉我你住在哪。”一个匿名的评论者这样写道。 但在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案件中,公众的意见却与此相反。夏俊峰是一个在中国东北的沈阳卖烤串的下岗工人,在2009年由于申领牌照的问题与城管人员发生争执并杀害两名城管人员而被定罪;然而,夏俊锋却坚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对城管殴打的正当防卫。 当地官员袭击夏俊锋这样一位贫民,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夏被判处了死刑,然而,他的死刑复核辩护人正向最高院请求放其一条生路,最终的裁判至今仍悬而未决。 研究者Liu Liu对该报告有贡献。 译注①:译者认为候案的重点并不在于适用了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而是在于对侯钦志适用了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规定,正是由于该限制减刑的规定,使得候不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获得罪行相一致的刑罚。 相关阅读: 环球时报英文版:死刑:无更正机会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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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反思“暴力”特稿 >书斋里的暴力革命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书斋里的暴力革命 文/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有人将我国当前政权对公民各种合法诉求的镇压称为公权力的暴力化,我认为这种表述不确,因为共产主义政权都是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根基,当前当局的专制统治虽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时期,但其统治的本质特征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是以暴力和恐怖作后盾。这种暴力不仅表现在以军队、警察等表现出来的硬暴力,还表现在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的结构性暴力,包括一套覆盖各个领域的自下而上环环相扣的行政效忠体系以及一套严密的思想文化审查和宣传机构。民众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无所依凭,既不能将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一定的民主渠道输入到政治系统中,也不能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时候寻求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救济,因为司法也是政治化了的,充当着公权力的打手;同时,民众也不能通过一定方式联合起来,形成对抗公权力侵害的社会力量,只能是以原子式的个人暴露在公权力的随时凌辱和暴虐下。当他们的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他们求告无门,通过孤注一掷的暴力手段来挽回他们心中被侵蚀殆尽的一点尊严和正义感或许是他们能选择的唯一方式。         社会性暴力事件的频发有以下几个原因: (1)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不公。 (2)公权力的蛮横。 (3)受公权力侵害的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的救济。 (4)利益表达、社会怨恨被压制,没有通畅的纾解渠道。 二 基于人类朴素的正义情感,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权益发生现实侵害的行为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普通民众对于一个对民众以暴力相向的政权是否也有正当防卫的权利?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体制内的权利救济方式的时候。 看到接二连三发生的官民暴力冲突,唤起的不是我理智上对暴力的反对,反而是情感上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内心的窃喜。我想抱我这种心态的人应该不少。在网上就看到很多鼓励暴力对抗的言论。 首先我要表态,这个政府在我心里不具有合法性。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我用暴力对抗该政权具有正当性: (1)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根据每个人的自由心证,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表态或者说理论证能推翻的。 (2)现政府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3)公权力的行使绝大多数时候还是披着合法性的外衣。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更是补强了公权力的合法性。 当然,用暴力对抗现政权尽管在我这里不具有正当性,但依然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行为方式,那些在网络上鼓励暴力对抗的人完全可以自己背着炸药去炸政府。但他们似乎只愿意享受对于暴力的旁观性乐趣,而不愿自己去付诸实践,因为付诸实践的风险太大。 三 我很能理解他们为建成一个现代中国的拳拳之意和急切心情。我也很急,怕有生之年看不到。而且也很悲观,看不到希望。但暴力应该成为我们最后选择的一种手段,“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我之所以不主张使用暴力,是因为我虽然悲观,但我还没有绝望。 不管怎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以宪政、民主、法治为特征的人权得到保障的现代制度体系。我想这是我们沟通的起点。 但我有以下几条意见: (1)专制机器过于强大、残暴,鼓励暴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仅如此,反而会遗专制者以口实,借机消灭艰难成长起来的些许进步力量。杀个二十万,稳定二十年。 (2)即使暴力推翻了政权,如何在此基础上顺利进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这是一个问题。我很恐惧那个历史的咒语又开始应验,又进入到那个治乱循环的怪圈。 (3)暴力革命不是选择和鼓吹的结果,暴力革命不会因为个别人的鼓吹而到来。他要来的时候谁都挡不住。 四 原生性的现代政治制度正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的,如英国17世纪的市民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其中最为暴烈的是法国大革命。 后来由列宁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残忍和暴烈,但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市民革命,市民革命仅仅以暴力为革命手段,其目标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通过暴力建立专制政权,这种专制政权必须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支撑性力量。这也符合对我国当前政权性质的解读。     但从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发生的革命,特别是苏东国家发生的革命来看,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革命具有明显的非暴力化特征。最典型的是哈维尔领导下捷克的丝绒革命。 革命不一定与暴力相关联,通过非暴力的方式也能够实现革命,而且这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天看到徐超写的《 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 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我也想说,只要他们还在,只要南方报业还在,我们就不应该选择暴力,而是: (1)继续挖掘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特别是通过网络的途径。 (2)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继续坚持抗争。 (3)通过当权者提供的法治空间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 (4)积极在体制内进行政治参与和表达。 五 我其实并没有担忧网上的这些言论会带来什么消极影响。持这种立场的人只是极少数,其影响范围也就是一个极小的圈子,而且很多人都是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的。 我想当局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这些言论而感到惶恐不安。 但对于官民对抗的暴力化,我在这里则要善意地奉劝当局一句,如果想要以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不能再按原有的统治方式和统治思维进行统治了。有以下几点建议: (1)可尝试先把司法还给人民,即法治先行。让司法独立出来,让民众的权力遭到侵害的时候至少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2)逐渐放开舆论管制。 (3)对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政治参与形式予以鼓励和提倡。 六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又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网络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 (1)你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可以极端,可以说谎、可以谩骂,可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这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 (2)如果你想就公共问题发出更大的声音,如果你想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请你珍视你在观点市场里的声誉。 (3)诸如人人网这样的论坛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共享平台,但难以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交流平台。如果你想从这里的网络言论里寻找真知灼见,那无疑是找错了地方。 (4)我们应该通过更可靠、更权威的媒介去获取我们的观点。信息快餐化了,但真理没有快餐化,他还是在青灯黄卷、皓首穷经里。要想让自己活在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     (采编:王倩茹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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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南方人物周刊:环球不高兴

原题:风暴眼中的胡锡进与“环球”舆论场 南方人物周刊201121期封面 锡进(梁辰 摄) 6月20日,拍摄于环球时报会议室 《环球时报》办公楼(梁辰 摄) 是否确定拿胡锡进先生与《环球时报》的话题作封面报道,一度让我们十分纠结。 必须承认,同样作为新闻纸,本刊与《环球时报》在新闻理念以及操作方式上均有着相当差异。作为一份号称“单期销量过百万”的报纸,《环球时报》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所宣示的立场、对公众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对一切客观存在,只要其构成了相当影响,理所当然地可以列入新闻选题,无论你对这种现象持何种看法。 今天的《环球时报》被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但正如我们在报道一位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野心家”时所说的,在对人对事评判、贴标签前,先给予充分的了解认知,才是正途,我们的封面报道,力争呈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以及作为背景的近二三十年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主要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纠葛。 报道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这是不少有雄心媒体的追求,胡锡进先生和他领导的《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但是,各家媒体抵达“真实”的路径却大相径庭,有的媒体长于口号与立场的宣示,却短于论据和逻辑的展开,有的则相反。口水活与智力活的取舍,避重就轻与迎难而上的抉择,是媒体的专业水准与责任的试金石。 《环球时报》无疑是一份拒绝平庸的报纸,这一点,遍布其版面的高强度高分贝的标题已展露无遗《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希拉里莫辱没自己的国务卿之尊》……再如涉及国内事务的标题:《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中国应理直气壮发展网军》、《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拒绝平庸》是今年某省高考的作文题,但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重要得多、急迫得多。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环球时报》一向被视为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当其掌门人胡锡进走进微博,却遭遇网民围攻,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3年1月3日,《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4开8版,每周一期。女明星巩俐的大幅图片占据了创刊号头版大半个版面。 促成这张报纸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日报》社内部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属各部门奖金由部门自己解决。“穷”得发不起奖金的国际部申请创办一张子报,以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闲置资源,提高记者们的福利待遇。 彼时,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4年的胡锡进即将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派驻前南斯拉夫。这位空军尉官在硕士毕业当年脱掉了军装,11年的军旅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从)18岁上军校(算)起,当了十一年兵。老政委第一次讲话说,同学们,你们今天就算参加革命啦,大家哄笑。三十多年后想起来,军队的那一段,对我对国家的认识垫了一块基石,我毕业后在山里的基层部队待了三年,那时的中国很穷苦,军官们抽烟卷烟叶,周围农民来偷我们的取暖煤,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 这段经历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新闻理念,“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1 当胡锡进穿行在塞尔维亚、黑山,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时,“三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高照”的《环球文萃》正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新闻姿态来争取自己的市场份额。它不可能像母报《人民日报》那样,凭借自己党报的龙头地位获取政治优势和经济支持,而必须靠吸引读者、服务读者赢得生存空间。“那个时候报纸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登什么。”胡锡进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 1996年他加盟《环球文萃》,担任副总编辑,时任总编辑为何崇元(现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当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从创刊之初的两万份增至15万份。1997年,报纸更名为《环球时报》,从人物新闻、社会新闻转向国际时政新闻。 1999年5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遭遇北约轰炸;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在国家外部矛盾凸显、民众情绪激愤的时局之下,《环球时报》一纸风行,发行量从1998年的44.5万份,激增到148.5万份。2001年他们对“9·11”事件的深度报道,单期发行量曾高达199.6万份。 胡锡进坦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早期创办人,并没有料到《环球时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张报纸被时代大潮冲刷着前进,我们最初只是尽量想把报纸做好,没想特别多。后来这个社会在变化,中国变得很重要,逐渐地,这个社会在推动着你,很多报道越来越政治化,有时候感觉像是被这个时代抓了壮丁,它要求你一定要在政治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做社会变化很纠结的参与者。” 1993至1996年间,他在前苏联和东欧的3年采访游历,是辨识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路标。 “1989年我天天在广场上,跟大家一样喊。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去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看到了那些国家的变化,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虽然有问题,生活水平跟中国比起来还是相当高的,转眼之间就因为分裂而垮掉了。” 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采访经历,“那里曾经举办过奥运会。我去的时候,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已经变成了坟地,人们穷得简直不可思议。” 他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两个俄罗斯人卖唱,“他们来自新西伯利亚,那里曾经是科学城啊,非常发达。他们俩过去在那里工作,现在要饭要到东欧了,一个人拉手风琴,一个人唱,天气很冷,我把他们带回了我家。他们说感谢苏联给我们留下了几首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歌。” 这段经历让他向西走,向左转。“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 当他成为《环球时报》的操盘手之后,他的政治观深刻地影响到这张国际新闻纸。“《环球时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我们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参与者和拥护者,我们有牢骚但更有信心。国家发展的机遇一旦失去,一下子就没有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 2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问题是《环球时报》最为关注的几大焦点。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曾以《环球时报》2004年1月至6月的头版新闻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关键词、新闻议程及新闻语境进行剖析: “78条头版新闻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占38条,约占半数。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报道有16条,屈居第二,而且在中美关系问题报道中11条涉及台湾事务。”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在不同话语体系、评价体系下,《环球时报》的公众形象也是纠结的。 一方面,它被视为“把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紧密结合”的典范。作为体制内最具盈利能力的媒体之一,有许多传媒学人聚焦、总结其成功经验。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环球时报》研究”,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新闻院校的师生在各类新闻业务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对该报“办报智慧”的高度评价。其中有人称赞《环球时报》通过报道国际事件,达到塑造中国自身议程、中国政府执政形象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张晓红,常年关注党报党刊,她在该校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本刊采访。在她看来,《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他们的办报理念提出质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展江曾公开批评《环球时报》中文版在国际摩擦报道中或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表现出过于强大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操作手法击穿了客观、公正、追求真相的职业底线。 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平时并不大看《环球时报》,而所见的有限文章,“水平之低,令人吃惊”。《环球》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其中称“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者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中国和欧洲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穷人和富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而欧洲长期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富人可以借助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篇文章还谈到,“西方国家的‘公债’、‘国债’制度也一样,当世界上不再有地方可以抢劫时,这个制度连同它的高福利、幸福生活和人权,都将一起完蛋。” 对此,袁伟时一连指出几条错误:首先,公债的定义很荒唐。概念的界定要经得起推敲。他们忘了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发公债(国债)呀。文革前,工薪阶层实际上人人都要按一定的限额买公债的。其次,缺乏历史常识。说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这已值得怀疑。他们忘了国民政府是常常向国民强迫“借债”的。例如,征收田赋,十多年后乃至几十年后的赋税已经“预征”了。这实际上是强迫“借债”。再次,说西方的国债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来还钱的,没有地方掠夺了,这个制度就要完蛋了。按照他们的逻辑,消灭帝国主义太容易了!第四,说西方国家的公债是还不起的,说中国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这些中国穷人的血汗钱会被赖掉的。这简直对外汇储备毫无常识。中国买美国国债是一种投资,因为它的国债回报率比较稳定;而且这些国债是随时可以自由买卖的。 “散布这样的言论是与执政党的外交方针唱反调。三十年来没有美国这样的大市场,中国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发展。美国跟中国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美国跟中国是战略伙伴关系。美国错误的举措当然应该批判,但你作为《人民日报》集团下的报纸,对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惊人无知,对执政党的外交方针惊人无知,实在令人震惊。”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中文版和英文版话语体系的差别也引起了受众的关注,今年3月3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以“Three outspokenacademics”(三个敢言无讳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贺卫方先生在微博上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 知名评论员、原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认为,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环球时报》确实是个独特的个案,“是一个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媒体经营模式和新闻样态”。 他同时指出,《环球时报》并没有被排除在“喉舌”范畴之外,同时这张报纸身上还有很明显的“商业新闻学”的强烈痕迹,是另一种“苹果化”的行销和包装。 “它侧重于国际新闻,侧重于当下国际或境外新闻热点,擅长于新闻标题的耸动,对于危机事件的新闻处理,也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意冲动。” 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创始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教授解析《环球时报》时,指出它身上有着浓重的发展新闻学的特征。 “发展新闻学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抗拒发达国家新闻霸权而兴起的一股新闻浪潮,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着眼于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事件,强调正面的、深入的和解释性的报道。胡锡进那种为中国打气、捍卫中国的面子、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以发展为主调的理念,在一些后发展国家新闻史上也曾有过,《环球时报》的新闻立场不算独创。” 在他看来,《环球时报》的新闻专业主义气质并不突出,“这张报纸的商业气质比较浓,强调市场。爱国当然没有错,但它的很多内容在迎合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商业气质会使得《环球时报》迅速成功,迅速受瞩目,但不容易赢得专业尊敬。” 一位《环球时报》记者承认,他们经常遇到的评价就是“商业民族主义”。在不少同行眼中,这是一个比狭隘民族主义更让人鄙视的词汇,后者无论对错,尚不失其信仰,而前者则纯粹是操弄意识形态当作赚取钞票的工具。 3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环球时报》所在那栋小楼并不起眼。“既要努力开拓,又要十分稳妥”的大标语挂在三楼的楼梯口,十分醒目。 “这是老总编何崇元先生当年挂上的,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挂在这里。”胡锡进站在这个灯箱旁边拍照,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他雄辩、自信,也是一位每日更新的“微博控”,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今年2月25日,他在新浪开通微博。他在微博上这样自我介绍: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当过11年兵,作为记者,在前线报道过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热爱祖国,懂得这个国家的艰难。作为总编辑,我希望《环球时报》说真话,不回避敏感问题,用我们所有报道的总和,展现复杂的世界和一个真实、复杂的中国。 开博半天时间他就收获了五千多位关注者,但留言中多数都是批评他和《环球时报》的。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网友“@灵犀青眼看世界”在他的微博后面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终于看到《环球时报》老大的声音了,展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国是真,但说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说来你自己也难相信。” 也有网友力挺他,“我觉得你挺难的,坐在这个位置上,既要说真话,又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真的不易。” 开微博不到4个月,胡锡进的粉丝已突破百万。他发的微博可以轻易就得到数百条评论,其中批评、讽刺乃至谩骂的回帖占了一半以上。他的一位下属坦言钦佩他的承受力,“要是我早就关了。” 胡锡进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颇具雅量地回帖给骂他的网友,提醒他们文明措辞,“我也可以把他们拉黑,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早就有人告诉我,上微博是要豁达一些的,否则别来。” 有的时候,他说自己会感到委屈,“现在很多人都立场化、简单化、口号化、价值观化,不去认真辩论和思考。说起什么事情马上就占据一个道德高地,以此居高临下。” 杜骏飞教授认为,胡锡进在互联网上的遭遇其实是《环球时报》的遭遇。一部分网民和胡锡进所代表的《环球时报》发生冲突,是因为彼此的爱国语境是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所说‘爱国’的‘国’,初看上去是指country或者是nation的整体概念,但今天的社会公众比较强调的是社群community,或阶层class。中国国力增长,国家整体是繁荣的,但是很多阶层处于激烈的动荡,甚至处于相对贫困当中。有时候,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他们的阶层感受并不对称,‘国富民穷’,容易导致社会舆论的抗议。” 在杜骏飞教授看来,“受众和《环球时报》之间,对于‘爱国’的‘国’的概念,还可能存在更加严重的另一种差别,那就是‘爱政体’与‘爱国家’的差别。”#p#分页标题#e# “更不幸的是,胡锡进他们所强调的国家概念,其本质某些时候更接近于state,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而在公众心目中,爱国主义,通常只是爱country而非state。当有人打着country的旗号抒发对state的拥护时,政治学上所说的‘政治怨恨’就会因此爆发,这时,公众会把历史沉淀下来的政治怨恨发泄到任何为state说话的媒体或者机构身上去。” 4 5月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评选出了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传媒人胡舒立是5名上榜的中国人之一,其他4位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防部长梁光烈、时尚出版人洪晃等。 在谈到自己对事业的理解时,胡舒立说在中国推进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需要“坚信自己所做的,聪明地去做,并且永不放弃”。 耐人寻味的是,被外界视为与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格格不入的胡锡进也在微博中透露了自己的职业风险,“做媒体难,得担当,敢冒险,还得智慧有度。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环境。你要承受得起失手时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完全不知道你苦衷的网友的指责。” 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是和官方不一致的,我写过很多检查,也接到过有关方面的电话,希望我们不要谈某些问题,经常有这种情况。” 他认为《环球时报》在中国传媒业的共同限制语境下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并坚信未来新闻史会给自己和《环球时报》一个正面的评价。 “这些年《环球时报》在国际报道领域突破的禁区,或许没有哪家媒体能和我们相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 在外媒眼中,《环球时报》是一张“商业民族主义”新闻纸。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成功方式“部分在于吸引中国新的民族主义,为拥护军力扩张的声浪和对西方的强硬批评提供大量版面”。 刚刚结束的中德媒体论坛上,德国《世界报》记者这样形容胡锡进,“《环球时报》被认为特别爱国,但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一个干部型记者。他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可以进行批评,我们也想改进体制,但是我们不想要混乱。’他戴着鲜艳的领带,发型让欧洲人想起披头士乐队,说话富于激情,不带讲稿。” 胡锡进表示自己留意但并不在意外媒对自己的批评,“《环球时报》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崛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外媒态度可以看出,《环球时报》是中国的主流报纸。外界在批评中国的时候,把《环球》一起批评。就像我们批评美国时,经常连《纽约时报》一起批评一样,这恰恰说明我们和中国命运连为一体。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情,这值得我们骄傲。” 来自微博的批评也同样不能动摇他的自信,“《环球时报》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 杜骏飞认为,胡锡进可能误解了“主流化”的新闻学意义,“首先,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确的;其次,对主流化的追逐,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不可能是新闻价值的本质。” 5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兼执行总监、早期互联网的思想家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曾经预测说,互联网的全球化,将改变我们的国家观念。他预测,国家将会蒸发,“就像一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民族主义将不会比天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然而在中国,这颗樟脑丸挥发的速度似乎要慢许多。 杨锦麟先生笑言,“在凤凰卫视,我的同事董嘉耀所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所有栏目中,收视率一直位居榜首,其他栏目再出彩再优秀,一般都无法超过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究其原因,他认为随着综合国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崛起速度的递增,中国被激活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水涨船高,“他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需要不断被调动日益高涨的大国情怀,甚至也需要在虚幻或现实的政治情境中获得和平年代所无法获得的精神快感。”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孤立中国,国内也呈现出不少社会矛盾,在一种有意无意的鼓励下,民族主义往往流于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氛围开始在中国社会升温,再经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举办奥运会等负向或正向事件的发酵,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势力,与自由主义、“新左派”鼎立为当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 对美国的态度是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一个风向标。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引起广泛影响的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第一次通过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把中国普通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反映出来。这次调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青少年一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美爱国情绪。调查显示,87.1%的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同时超过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反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高居最反感国家的榜首。参与此次调查设计的学者房宁评论,“这样的惊人数据,与人们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观念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印象大相径庭,大大出乎包括调查主办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 2003年的一项类似调查中,日本取代美国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 随后,《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3本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新觉醒的标志。其中,《中国可以说不》据说卖了300万册,成为中国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但就是这本书,连作者本人都承认不够专业,有滥喊口号之嫌。“商业上的哗众取宠比较多。除了直接赚取人民币,还包括迎合意识形态,向上爬。”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则构成了报纸的一道风景。《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尖锐耸动的标题一度引来多方批评。 2004年7月30日,在时任总编辑何崇元的主持下,该报社委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何崇元称之为“报社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会议”。会上,他要求采编人员转变思想,达成共识,“摒弃冷战心态,客观看待中外矛盾;避免情绪化,文章标题、内容、措辞要稳妥、平和、客观;消息和资料来源要真实、可靠”。 《环球时报》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中日关系,其中对日本“揭露”、“抨击”性的报道和言论占了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大批仇日甚至逢日必反的国民,其中,历史问题的纠葛构成了对日不信任的基调。对此,袁伟时教授说,“应该将历史真相告诉年轻人。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是日本也帮助过中国。20世纪初,中国在教育体制、司法体制上有过很大进步,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给过中国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日本渐渐成为利益共同体,贸易量非常大,就不能再简单地鼓动对日本的仇恨。过去我们对日本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日本采用右翼否定侵略的教科书的学校只占0.47%,承认战争罪行的是主流。日本的《读卖新闻》特别组织了一个侵华战争的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还出了一本书,用客观数据承认日本的侵华罪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南京大屠杀,咱们说是30万,他们认为是5万。我跟日本记者说,不要说是5万,就是杀了5个人也是不正义的,这些问题上应该毫不含糊。另外一个方面,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历史问题。要看到世界发展趋势,中日合作是现在的大局,要促进中日的自由贸易,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自由贸易。以欧共体为榜样,走向区域联合,共同走向和平与繁荣。这才是一个媒体应该采取的姿态。” 杜骏飞说自己也常被这些“闪亮的标题”所吸引。“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看这张报纸的时候很分裂。”他认为互联网攻击《环球时报》的人中间,有不少其实是经常看《环球时报》的,“否则他们不会骂得那么准确,不会骂得那么熟练”。 “公众应该能理解《环球时报》在对外抗争上,采用发展新闻学的姿态,强调民族利益、国家立场,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义的。但是在国内报道时,中国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社会危机和阶层冲突,这些在《环球时报》中甚少涉及,有时还在故意遮掩,读者就会不买账。因此,读者在读《环球时报》时,会假设其作为外交宣传的选择性发声有正当性,而同时也会认定:其作为内政新闻的选择性遮蔽有不正当性。” 记者随机在北京一家报摊采访几位《环球时报》的购买者,公务员徐先生表示自己经常看《环球时报》,“他们的军事报道很专业”,他也赞同胡锡进的报道理念,“西方的确没那么友善,个人的利益要想最大化,必须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之下”。 在读博士生小刘说这张报纸看得“很过瘾”,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有时候言过其实,甚至有些喜剧感,“总给人一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感觉”。 杜骏飞说,一百万个读者并不能等同于一百万个支持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群体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瞩目不代表认同,围观不代表尊重,反对也不代表拒绝。胡锡进先生可能过于低估了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甚至有意忽略了这种复杂性。” 杜骏飞寄望《环球时报》通过时间完成价值观嬗变,“我们没必要对它作标签化和污名化,在中国,成功的报纸不多,可以在国际上发声的报纸更不多,所以我真心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长为广受新闻业尊重的报纸。” 杨锦麟先生对此并不乐观,“两胡(胡舒立与胡锡进)两极话语体系迥异,各自对新闻价值取向和新闻事件的取态也不尽相同,我倒也希望两极两端或能互补,但看来希望渺茫。” 对《环球时报》中文版内容日渐增多的批评,显示出中国民间思想日益独立与多元。“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中国落后、愚昧的东西不敢批判。谁敢批评中国的落后,就是汉奸、卖国贼。一个不接触国家机密、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怎么去卖国?不要用政治帽子去压制人!”年过八旬的袁伟时言辞激昂。 6 战地采访的经历赋予胡锡进一种机动、实用的办报哲学,“死在阵地上的战地记者是最没用的,只有活着,才是战地记者的价值所在”。 他把《环球时报》生存发展的总钥匙归结为“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他认定备受争议的《环球时报》“一直在讲真话”,“我们在走一条自己的路,讲一些过去大家讲不出来的实话,过去不敢讲、不会讲、没讲过的真话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做一种基于事实本身的判断。把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告诉国人。过去我们印象中,国外报道中国好,表扬中国,现在世界对中国的所有批评在《环球时报》都能听到。” 针对“《环球时报》是否会误导青年”的说法,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是杞人之忧,“《环球时报》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中国年轻人惟一的阅读对象,他们会阅读很多其他媒体提供的信息,包括网上的信息。” “你说我报道的不对可以,要说我误导了中国民众、误导了中国年轻人,这是天大的笑话,我觉得你太不相信中国年轻人,太不相信中国民众了,你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能被误导了?能误导中国民众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自己的微博上,作为《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两份报纸的总编辑,胡锡进把它们的风格进行了无缝对接。当他发出类似“中国是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不是地下国家。但我们的沉默和谨慎,仍像是地下党,不敢出声”、“清华大学应该就‘真维斯楼’给一个大方的道歉。这样道歉不丢人。……他们现在的表现更像小心翼翼的官僚机构”,“我们总被坏消息包围。光毒食品就够受的,我们的身体都成化学试验仓了。另外要还房货,应付办公室政治。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等等“正见”时,网友会跟帖说,“哎呦,胡总今天人品大爆发了!” 更有趣的是,还有网友认为给他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是个误会,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卧底”。 “我不是卧底,我不想骗有这种想法的人。”这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说,“我是个挺矛盾的人,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挺复杂挺矛盾的。我觉着这样挺真实,一点也不矛盾的人往往是装的。” 被贴上“愤青大本营”标签的《环球时报》编辑部同样显示出不能被一张小小标签覆盖的复杂性。细心的读者发现他们所刊发的《中国人是不是变刻薄了》、《中国人是不是太勤奋了》、《中国人真的很开放吗》等文章看起来也“不那么《环球时报》”。 还有一些更激愤的读者对他们表示不满。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针对他们刊发的《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的社评,有读者愤怒声讨执笔者,“我要打烂你的嘴!” 在这个标签年代,人们似乎也没有太多耐心去关注每张标签背后的复杂多姿。《环球时报》带着属于自己的那张标签被编进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 (实习记者孙佳宁、吴鸣、易洁、李在磊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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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红歌与中国意识形态走向无关?

普通话主页 > 亚太报道 唱红歌与中国意识形态走向无关? 2011-06-24 中共中共宣传部官员日前表示,当前中国的“唱红”现象与意识形态向左、向右转没有关系。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本星期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报道说,有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唱红’,中宣部也支持这个活动,但有人担心唱红歌在文艺活动之外,也可能使一些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又热起来,推广‘唱红’是不是表示中国的意识形态有点往回走?”。 中宣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王晓晖回应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群众中开展唱红歌活动是表达对党的热爱,这与向“左”、向“右”转没有任何的关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表示,单纯从唱红现象来看,共产党传统的意识形态确实无法改变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  “总体来说,我并不认为在意识形态的左转,因为这只是在局部出现了大规模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说在重庆可能有一种向左转的趋势。但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的时候,出现一些各地组织出来唱红,这只不过是一种庆典性的活动。更多的是一种仪式。90周年庆典之后可能就会告一段落。单纯唱红我看不出来会悍动整个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基本趋势。” 在中国大陆,近期逐渐推向全国的一波“唱红歌”现象,最初由中共四川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重庆媒体强调“唱红”符合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但在海外及网络媒体上,有关薄熙来要借此谋求个人在中共18大人事安排上的政治利益的评论随之而来。在北京的作家江棋生指出,中国各地的“唱红”风无疑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也是官方在纪念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希望达到的宣传效果:  “这一次全国范围的唱红歌的确是官方在掌控、在主导。从重庆就看得很清楚嘛。至于群众自发唱红,那些60多岁、70多岁、80多岁的人,他们不会唱通俗歌曲。这不见得代表他们愿意回到极左的毛泽东时代。就是跟90周年的生日有关。” 中宣部副部长王晓晖在新闻发布会上,还介绍了推进学习型共产党组织建设的情况。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改革正进入攻坚期、发展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学习甚至难以在时代立足。在美国纽约的华裔媒体人庞忠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唱红潮升温,与中共高层应对社会动荡的困境以及明年召开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角逐有直接的关系:  “唱红的现象一个是跟胡锦涛提倡的去井冈山朝拜、恢复文革、对毛泽东那套重新捡起来等等方面都是有关系。这也是为了它中国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想找出一条维持独裁统治的办法。但是另外一方面跟十八大的争权夺利、人选都是有直接关系。不管它是向左转用毛的这套东西继续统治也好,但实际上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庞忠指出,中国官方推动“唱红”体现了其传统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法,无论官方如何解释,靠唱红运动都不可能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  “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唱红歌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舆论来化解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实际上这套东西中国人民都非常清楚,特别是经历了多少年来积难的中国的老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他的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任何人为的操作,通过这个来宣传,老百姓对中共贪污、无法无天、没有法治、控制舆论等等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唱红的表面形式根本解决不了中国深层次的矛盾问题。” 中国官方人民网的报道表示,王晓晖在星期四新闻发布会上,肯定了中国各地的“唱红”经验,但他也承认,在学习型党组建设中存在的“学风不浓、玩风很盛”以及“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等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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