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1 江平：改革应有一个共识，在大方向来看，就是要向国际共同的理念、规则靠拢  2 陈光中：现有领导体制的不足就在于“一把手”权力太大，很难受制约  3 资中筠：知识分子不该总是眼睛向上，应眼睛向下，也就是关注全民问题 江平、陈光中、资中筠共话改革共识 编者注：11月16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等主办的“改革共识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江平、陈光中、资中筠等先后发言，历史学者、炎黄春秋主编吴思主持论坛。 嘉宾简介： 江平 ，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曾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陈光中 ，1930年4月出生，浙江省永嘉县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诉讼法学奠基人之一。参与1996、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及1999年《宪法》修改。 资中筠 ，1930年6月出生，湖南省耒阳市人。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著有《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资中筠集》等。 以下为全文： 主持人吴思： 感谢大家光临，改革共识至关重要。走向民主法治是大家都同意的，如果需要走一百公里的话，我们以前走了一段路，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人事班子做了各种各样的承诺，准备在未来五年再走那么几十公里，可能努点力，做到权在法下，不以权压法，当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仅仅是执政党的一面，社会上还有其他力量，比如工人、农民还有知识分子，以及整体世界形势。综合起来，就更加不确定。 我们对未来走向哪儿特别感兴趣。所以，希望在确定了一点，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听听大家的高见。 江平（资料图） 江平：改革要向国际共同的理念、规则靠拢 江平：我认为改革有一个共识，应该是趋同而不需趋异，在大方向来看，应该与国际潮流趋向一致，而不是相反。这当然不是说完全照搬，一方面要与国际趋同，一方面又不能够完全相同，这就是我考虑的一个基本观点。 据此可以看出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并没有走向趋同路线，而是趋异路线。为什么说这些年来的司法改革是倒退？ 第一，我们这些年来不讲司法独立了，更多讲司法公正，实际是担心法院、检察院等政法机关搞独立，这样的话法院等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完全按照行政领导来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第二，世界上各国都明确规定法院只服从法律，我们的宪法也是这样写的。实际上，人民利益很难具体掌握，原告是人民，被告也是人民，法院怎么来决定哪个人民的利益更至上，强调人民利益容易形成民粹主义思想。 第三，法官到底是司法上的审判员还是国家的公务员？现在的法官完全被纳入公务员序列，本身就是国家公务员的一个成员，法院内部也是一级服从一级决定，审判员要服从审判长意见，审判长要服从庭长意见，庭长要服从院长意见，重大事情还要交给审判委员会决定。这样一种行政制度，造就法院中行政气氛极重，官位极重。层层请示的行政领导制度，实际导致司法两审制度形同虚设，一审发现疑难问题，按照行政请示制度请示上级，上级批复后按此来办。 第四，法官到底是一个法律精英？还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自从提出社会综合治理以来，特别强调法官在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此一来，法官并不是花很大力气去努力理解法律精神。现在新法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法官不能够限于作为社会工作者去调解社会工作纠纷，解决社会矛盾。 第五，调解是手段还是目的？世界各国现在越来越重视调解的作用，但是如果强调调解率必须要达到多少，这就把调解从作为一种手段变成作为一种目的。在审判方式上也是这样，现在越来越强调马锡五审判方式（ 编者注：指马锡五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创造的群众路线审判方式。该方式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强调法官实地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见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法院到底起什么作用？法院更多是作为一个中立者听取双方意见，还是更多介入到案件的调查之中？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很好考虑。 总体来说，我们在这五个方面都是和国际趋势相反，越来越强调中国的特色。强调中国本身和世界不同的特点，并不是我们改革的初衷。我认为改革就是要向国际共同的理念、规则靠拢。“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趋势是不能改变的。 陈光中（资料图） 陈光中：现有领导体制的不足在于“一把手”权力太大 陈光中：今天与李锐等老前辈一起发言，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很荣幸。尽管我跟老江（ 编者注：指江平 ）同岁，他比我小几个月，但是在老前辈面前我还是中年人。 闲话就不多说，我今天的发言结合十八大，作为共产党员对十八大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这个道路和旗帜，理解它的内涵，更多侧重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际上重点是要摆脱原来苏联模式，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现在讲改革开放，我个人着重从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制角度来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决定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原来的打天下到治天下，领导体制如果不认真加以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取得有效进步。领导体制的不足就在于“一把手”权力太大，很难受制约，民主集中实际上是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最后更多是集中到“一把手”，“一把手”决定一个单位。 刚才老同志提到很支持胡锦涛同志全退，我也表示个态度，这次党中央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一起退，是一个进步，这就表示以身作则，进一步体现实质上结束终身制，结束终身制就是解决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制度从党章、宪法上进一步加以规定。 大家知道宪法规定了总理、国家主席的任期，但军委主席没有规定年限。 第三，重庆薄熙来等案件，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涉及到体制问题，也涉及到反腐败的体制问题。但是预防问题并不是靠某个机构就能够解决的，关键要发挥党内民主、党内监督、社会民主、社会监督。财产申报制度现在一直启动不了，这实际上是全世界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领导干部申报有关事项，关键就缺“公开”两个字，公开同内部申报不一样，因为不公开就没法监督。有的东西不向前走，就要被动挨打，共产党和国家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最后，我想讲一下司法机关的改革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刚才江平教授讲了，要解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到要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怎么确保？十六大讲了，十七大也讲了，一直讲。确保解决各方面的问题，要先减少司法机关对党政人事权、财政权的依赖，同时切实解决办案的审批问题，不能疑难问题都找政法委来协调、拍板。这个问题要推进，要按照过去六十四号文件 （编者注：指1979年9月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其中明确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废除各级党领导对案件的审批制度。当然，我也并不是绝对化，非常重大的涉及到国家的像薄熙来等案件，也不能不过问。 我的发言到此为主，谢谢。 资中筠（资料图） 资中筠：民主、宪政、法治是人性所需 资中筠：我们在这里讲了好多话，其中有很多非常好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也不是第一次讲，各路英雄在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不管是网上还是杂志报刊都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些讲话是讲给谁听的呢？ 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就是匹夫无责。我们对于国家兴亡是没有责任的，这一点应该有一个共识，责任不在我们。天下兴亡，为什么匹夫有责？知识分子对道统有一个承担的责任，不能让整个道德价值系统垮台。 为什么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他们是受利益的控制，并不是因为看不到，我想危机感比我们要严重。 事实上，我们的权贵资本和国际跨国资本正在联手，危害我国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工人阶级，这是事实。 另外，我觉得官场腐败今天在中国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开始就受腐败教育，让妈妈给老师送礼，并说要不然老师就对我不好了。我想在座的大概四五十岁的人，在小学期间绝对不会有这样一种观念，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觉得腐败很不好，可到我们下一代，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事儿很不好呢？恐怕不是，他们会觉得只要能玩得转，谁在这里头都是一样。他们根本已经接受这样的观念，这才是可怕的事情。 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上，不能让它整个腐败下去。孙立平先生写的溃烂理论对我很有启发，可怕的就是全民溃烂。所以，我们应该眼睛向下，而不是老眼睛向上。 眼睛向下，也就是关注全民的问题。我最近研究纳粹德国的上台情况，其实有什么样的民众状态，与能不能造成一个法西斯政权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有一个神化的领袖，没有人当他是神来拜，他就神化不了，这与民众教育、启蒙有非常大的关系。前些日子有人借着所谓爱国为民搞打砸抢，一方面是他们发泄不满，还说明民众受得是什么教育。 最后，民主、宪政、人权等应该达成一个共识，这是属于人类共同的目标，是人性所需要的东西。人权不是西方概念，它就是人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还有平等概念，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平等的，大家都接受不平等，人生来不平等，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应该平等。 现在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认为美国搞霸权，英国是靠海外殖民起家的，因此就不要现代民主法治，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完全是概念混淆，不能因为这个人吃了饭出去打人，我们就连饭都不要吃。有了民主法治，可以治理国家，国家兴旺但不一定就非要出去侵略别人，那是两码事。我觉得一定要弄清楚，民主、宪政、法治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不是外国人的事儿，也不是在谁的压力之下的事儿。 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那年那些白衬衫          

资中筠 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宋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1917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做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卢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 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做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国人在一切领域的通病，非独日本研究为然。只注意政治、经济，只有“有事”时才引起注意，于是大家一窝蜂关注某一个问题。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的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很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耐心去钻研。日本尽管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常被提到，但注意力也只在其经济，甚至把它的繁荣纳入“儒家”文化的成就，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论者作依据。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也受冲击，亚洲|价值之说才式微。 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对西方文化，作为完全的他者，还可以认真研究，或承认其优越处，乃至“拿来”。而对日本，则总是于心不甘，看不到它早已“变异”成为另一品种，而念念不忘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其实也不否认与中国的文化传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随团访问日本，参观位于四国的一家造纸厂。首先被引进一间关于日本造纸历史的展览室，图文、实物并茂，从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开始，详细展示造纸术在中国的进步过程和达到的精致程度，其中有极为精美的宣纸。再说明每一种工艺何时、如何传入日本，然后日本如何在这基础上逐步改进，出现一代一代的新品种，后期就包括向欧洲引进的技术。以后各陈列室是日本自制的各种新品种，按顺序一间间走过去，直到最后眼前一亮，到了一间高大的厅堂，从天花板到地板如幔帐般泻下无数耀眼的白条，像布又像绸，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主人介绍说这是一种最新的特种纸，比任何金属轻薄而坚韧过之，可用于宇航工业。现在又已过去20年，不知又研制出了什么新品种。这就是日本，它从不讳言早期中国的影响，同样也不讳言中期向西方学习。重要的是自己现在创造的成绩。提起日本人的特点，好像不以心胸宽阔见长，但是至少这种不耻向任何人学习的心态，难道对我“泱泱大国”没有启发？ 台湾一位农业博士来大陆某地考察，发现当地农业局完全没有本地气象、土壤以及病虫害等资料，局长也对此一无所知，却热衷于与“招商办”的官员一起以陪客吃喝来“招商引资”。据那位博士称，他家乡的地方政府都出钱买世界上最好的设备进行化验分析，然后免费将资料提供给农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但如此，近年来大批台湾农业博士到大陆考察，都带上各地的土拿回台湾化验分析，现在已有了中国大陆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料！台湾人是我国同胞，那么在务实和钻研精神上的这种反差，恐怕不能以“国民性”和“文化差异”来解释了。难道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相关文章 许知远：日本因素 李承鹏：一个卖国贼的自白 资中筠：一部世界史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 王石：我们跟日本100年前非常像 资中筠：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加藤嘉一：日本人看中国 资中筠：探寻“中国道路” 南方周末：韩裔慰安妇的中国余生 徐贲：让公民交谈代替群众呐喊 “右翼”是个什么东东？

“ 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 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宋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1917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做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卢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 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做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国人在一切领域的通病，非独日本研究为然。只注意政治、经济，只有“有事”时才引起注意，于是大家一窝蜂关注某一个问题。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的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很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耐心去钻研。日本尽管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常被提到，但注意力也只在其经济，甚至把它的繁荣纳入“儒家”文化的成就，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论者作依据。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也受冲击，亚洲|价值之说才式微。 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对西方文化，作为完全的他者，还可以认真研究，或承认其优越处，乃至“拿来”。而对日本，则总是于心不甘，看不到它早已“变异”成为另一品种，而念念不忘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其实也不否认与中国的文化传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随团访问日本，参观位于四国的一家造纸厂。首先被引进一间关于日本造纸历史的展览室，图文、实物并茂，从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开始，详细展示造纸术在中国的进步过程和达到的精致程度，其中有极为精美的宣纸。再说明每一种工艺何时、如何传入日本，然后日本如何在这基础上逐步改进，出现一代一代的新品种，后期就包括向欧洲引进的技术。以后各陈列室是日本自制的各种新品种，按顺序一间间走过去，直到最后眼前一亮，到了一间高大的厅堂，从天花板到地板如幔帐般泻下无数耀眼的白条，像布又像绸，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主人介绍说这是一种最新的特种纸，比任何金属轻薄而坚韧过之，可用于宇航工业。现在又已过去20年，不知又研制出了什么新品种。这就是日本，它从不讳言早期中国的影响，同样也不讳言中期向西方学习。重要的是自己现在创造的成绩。提起日本人的特点，好像不以心胸宽阔见长，但是至少这种不耻向任何人学习的心态，难道对我“泱泱大国”没有启发？ 台湾一位农业博士来大陆某地考察，发现当地农业局完全没有本地气象、土壤以及病虫害等资料，局长也对此一无所知，却热衷于与“招商办”的官员一起以陪客吃喝来“招商引资”。据那位博士称，他家乡的地方政府都出钱买世界上最好的设备进行化验分析，然后免费将资料提供给农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但如此，近年来大批台湾农业博士到大陆考察，都带上各地的土拿回台湾化验分析，现在已有了中国大陆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料！台湾人是我国同胞，那么在务实和钻研精神上的这种反差，恐怕不能以“国民性”和“文化差异”来解释了。难道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2007年第5期《随笔》。原文链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740.html ）

　　启蒙首先是揭谎！ 　　 　　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 　　 　　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 　　 　　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互相启蒙。我本人近年来读到许多好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无法完全控制，给群众性的启蒙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条件。我的意思是启蒙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对另一部分人说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脑子按常识思考。首先需要不断地拆穿谎言，探明真相。 　　 　　我不太喜欢“意见领袖”的说法。当然，“闻道有先后”。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问题，有责任与大家分享，消除流传的误区，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大概就是指这个。还有，启蒙不能“定于一尊”，某些人自以为是权威，掌握真理，不容别人质疑，这样又会进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于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应该充分表达，互相交流，甚至争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启蒙时代”。不过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的机会。这在目前还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实现的。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