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江平 胡德平 资中筠等：对历史、现状与改革的看法 进入专题 ： 改革    ● 江平 （ 进入专栏 ）   资中筠 （ 进入专栏 ）   胡德平 （ 进入专栏 ）   钱理群 （ 进入专栏 ）   等   　　 　　2013年2月27日上午，“《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北京大方饭店举行。本刊的编委、作者和读者13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总编辑吴思主持，社长杜导正致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希清代表研究会讲话，他说，在杜老和社委会的领导下，在各位同仁的共同促进下，这份杂志越办越好。尽管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但17万的发行量，绝大部分都是自费订阅，这说明这份期刊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李锐、江平、资中筠、高尚全、胡德平、李洪林、高锴、钱理群、陆德、胡德华、浦志强、周志兴、钟沛璋、刘苏里、高放、马晓力、周晓平（代表周有光）、蒋彦永等陆续发言。杜光和魏久明带来了书面发言。下面是发言摘要。 　　杜导正： 　　欢迎大家出席本刊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我代表杂志社全体人员讲几句话。 　　第一，现在改革的呼声非常高，改革的共识在哪里？大家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依我看，改革的共识早就放在那里了，那就是八二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每一个党派、每一个公民行为的底线。推进改革，就是要落实宪法赋予每一个党派、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本刊“新年献辞”已经详细进行了论述。新的一年，本刊将高举八二宪法这面旗帜，不遗余力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本刊是以刊登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的，对于建国后六十多年来的历史，不管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一直恪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真实的反映历史原貌。对前三十年的历史，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作了“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对这个决议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决议已经对那三十年的历史作出了较为客观的总结。我们在讨论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时，不要忘了这个决议；我们今后刊发文章和讨论问题，仍然会守住这个底线。 　　第三、2012年，有关部门曾要求我们进行改制。本刊从创刊开始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国家没有给一文钱，没有给一个编制，一直是按照企业的经营方式运转。我的老朋友朱厚泽同意我的话，说炎黄春秋是个“四不像”体制，这是与那些拿着国家的钱和编制比较得出来说法。其实，这个“四不像”体制，实际上就是企业的体制，也就是有关部门所说的“转企”；换句话说，有关部门要求我们的改制路子，我们二十多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实在是没有改制的必要。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去年那次改制就没有再进行下去，有关部门也没有再找我们。目前，杂志运转良好，发行量日日增多。从杂志领导体制来说，社委会是最高领导机构，第一线有吴思、杨继绳、徐庆全“三驾马车”具体工作，是稳定的体制结构。第四，我一再说，我们能走到今天，而且还愈来愈多的得到读者的肯定，与我们的编委会成员的大力支持、与几千位作者、几十万读者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走不到今天的。在这里，我还要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与我们共同坚守。谢谢大家。 　　李锐： 　　刚才杜老讲话，要高举八二宪法这面旗帜，我非常赞同。当年，鲁迅写过《呐喊》，对当时的社会体制发出改变的声音。炎黄春秋就要举宪法的旗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呐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推进政治体改革而说话，我在88岁时写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最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用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宪政大开张，需要的是大家不断呼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炎黄春秋有17万多份的发行量，应该是几百万读者，有他们的支持，有我们在座的人的努力，炎黄春秋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上，应该会有更大的作用，影响更多的人。现在，我们还要关注另一个问题：环境问题。这不是个政治问题，确实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现在环境的恶劣，雾霾、污染等都很严重。过去，我们这个党是农民党，文化水平较差，科学素质也比较差。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说，我们要建设工厂，从天安门望去，到处都是烟囱。现在，我们不再干这样的傻事了，但是，对于环境重视的程度还不够，要加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注。 　　江平： 　　《炎黄春秋》新年献辞讲宪法，实际上涉及宪政的问题。宪政应该是依法治国的表现。但是，在我们党的文件里面，党的政治报告里面，没有提到宪政，只提宪法。 　　我们应该大声呼吁，我们国家应该更多地按照宪政的理念治国。我们提到宪政，或者宪政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向世界各国的宪政理念靠近，或者说我们强调的是趋同，我们强调的是宪法里面的普适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宪政社会主义，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特色的内容往往是以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来确定的，这很可能使法治走向人治。我们在当今世界应该更多强调共同点。因此我很赞成高举宪政的旗帜，宪法的旗帜，来展开讨论和研究。 　　资中筠： 　　我想讲一下最近的想法，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最重视历史，甚至说灭其国先灭其史。史怎么能灭呢？无非是说，怎么解释历史有利于自己的政权。中国人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就是站在王朝的立场来总结历史。 　　怎么总结苏共被替代的历史？一个出发点是，不管苏共怎样伤害了俄罗斯民族的元气，伤了多少人，都不管，就关心他怎么被替代了。假设从这个角度出发吸取经验教训，注意民生也好，反对腐败也好，目的还是维持千秋万代的统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是以怎样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为标准的，不是说什么样的做法有助于维持某个王朝继续下去。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总结苏联经验，从推动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苏共党员和军队的觉悟挺高的，他们有进步的思想。如果从忠于王朝这个角度来说，就会责备苏共为什么没有忠贞之士。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总结历史的角度。人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从根本上来讲，这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高尚全：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三句话说得很好，关键是怎么落实。 　　首先关于平等使用生产资料，现在还不平等。现在60%以上的在国企，其他的中小企业占得很少。我们看看土地，国有企业占到了多少？这方面生产资料就没有平等使用。其次，从市场经济来说，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困难很大，行业垄断依然存在。以银行为例，前年的银行利润有多少呢？10400亿人民币，比2010年增长36.3%。这个增长怎么来呢？一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二在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我支持十八大提出来的反垄断。第三，关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说农民受到法律的保护，保护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会发生群体的事件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农民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宪法上第12条讲了，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怎么界定他的财产是不是合法？所以，说同等受到法律的保护也需要落实。我建议中央要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来贯彻落实这三句话，落实十八大精神。 　　胡德平： 　　中央去年纪念八二宪法实行三十周年，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在社会上反响非常大。前几天，政治局学习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又讲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这是中央的声音。在社会上，《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都在新年献辞里谈了宪法，上下是一致的，上下都有这个共识。 　　宪法怎么普及，怎么实施，怎么执行呢？我觉得要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1956年八大，说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观点现在还在说，这么说也可以，但是还要和现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正视公民维权和权力腐败的矛盾，正视民生社会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落实宪法，就要和解决这些矛盾结合起来，和改革结合起来，还要和整党结合起来。整党，首先就是学宪法，以宪法来对照，我们这个执政党，是不是依法治国，是不是保护公民的权益。 　　李洪林： 　　大家都知道，文天祥被俘后写了《正气歌》，如何让正气充满人间，他举例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对历史要秉笔直书，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史德。《炎黄春秋》做到了这一点，能够把历史的真相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是《炎黄春秋》的正气。《炎黄春秋》要坚持这一点，能够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 　　高锴： 　　习近平同志一上台，对套话和空话进行批评，而后又讲了几次宪法问题，大快人心。批评就是要讲不同的意见，要有不同的声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包容不同的意见。要对不同意见进行法律保护。有人说讲话不能出格，不能有不同意见的言论，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不能发表不同意见的言论，人的言论自由哪去了？宪法明确规定言论自由嘛。我们能不能给党的方针政策提提意见？我认为可以提的。包括宪法，我认为都是可以提意见的。宪法以前讲计划经济，现在不是都改了吗？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社会就不能进步。 　　钱理群：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改革的好事。 　　中国改革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但是立足点应该放在自下而上的改革当中。很简单，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必须触动权力，而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不会自动放弃。有真正为人民国家所想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要推动改革，也会成为体制同僚的公敌。民间的作用是形成压力集团，对体制内拒绝改革的施加压力，同时也对体制内的改革者提供支持。我们不能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有一句话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 　　去年讨论中国教育改革的时候，我听一位教育家说，今天中国的坏人都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做尽了坏事。我想，我们好人也应该联合起来做好事。我提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这么一个概念。改革要从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我们周边的存在开始，从一件件可以做的改革的好事做起，改变自己及身边的存在。今天要推进中国的改革，特别是监督不受限制的权力，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首先要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好事。我记得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当年曾经参加延安的宪法促进会，今天恐怕也应该有一个宪法促进会，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促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从一件件具体可行的事情做起，逐步推进，例如推进官员财产公布，促进公安、法院和检察院权力的独立和相互制约，给民间社会组织以更大的独立性等等。我始终相信鲁迅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关键还是眼睛往下看，从我们自己做起，中国的希望在民间社会。 　　陆德： 　　现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成为我们经济转型最大的瓶颈。要改革，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要动，必须要触及利益集团，但这个触及又是很难的。 　　去年我们的M2，人民币是97万亿，美国的美元M2折合成人民币不到70万亿，我们的钞票比美元还要多，但是我们的财富GDP只有美国的1/3强，所以这些钞票随时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经济要稳定要发展，要投资，投资一过，又引起货币问题，现在处于两难境地。 　　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向全世界宣布，2005年到2020年15年间，我们的单位GDP减排要降低40%到45%，但我们的GDP总量还要成倍增加。以8%的速度增长，15年GDP翻两番，GDP是2005年的四倍，但是我们单位GDP减排才减40%到45%。这四个GDP砍掉一半，排放量是原来的两倍。我们2020年要全面达到小康，污染增加一倍算什么小康？ 　　这十年我们的贫富差距拉的是最大的。西南财经提供的数字，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1，0.61是动乱线。 　　2017年党的十九大要召开，七个常委要换掉五个，习近平同志在前五年取得政绩十分关键，我们要全力支持他的改革，多提供正推力。 　　胡德华： 　　前面有人谈到苏共垮台的问题。苏共为什么会垮台？如果苏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苏联人民服务的党，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党，或者像战争年代表现的那样，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么，这样的党如果垮台，不但苏联人民悲伤，全人类也要悲伤了。但苏共究竟是什么样呢？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源于三个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这么一说，垮台就不值得大家悲伤。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苏联的历史，还有现状，这样才能以史为鉴。苏共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比一比，中共做了什么？中共有改革路线。这个改革除了经济改革，还有能不能自由讨论的气氛。了解情况是第一步，不了解情况怎么知道应该保卫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江平 的专栏 进入 资中筠 的专栏 进入 胡德平 的专栏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第一，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身受传统文化的浸淫，有很深的旧文化底蕴的饱学之士，决非盲目的批判和扬弃。在这个高度上，他们对外来文化就有判断力，知道如何取其精华。另外，他们是一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良知和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而他们的对立面是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和全社会的顽固习惯势力，因此需要大声疾呼，有一些语言比较激烈也不足怪。 　　第二，方向。五四运动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因为顽固的旧礼教、僵化的思想和习惯势力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制度改革无从谈起，民族无法新生。不应忘记，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是以孔孟之道为说辞的，种种罪恶也假此以行。晚清的仁人志士已经意识到文化革新的必要性，“五四”只是代表一个高潮，成为“新文化”的符号，其方向是向科学和民主推进。 　　第三，客观效果。如果尊重客观事实的话，应该承认，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并没有断裂，而且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各个领域的建设中都有中西优势互补的成果。我国现代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实业，包括许多著名中学和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期。那一代人所体现的人格、精神和学养以及他们对中华民族振兴的贡献，是存亡继绝而不是断裂。特别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以西南联大为代表（当然绝不止西南联大），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从相当优越的生活条件跌到最底层，贫病交加，依然弦歌不辍，在艰苦卓绝之中坚持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体现了新的民主、科学精神。他们这一代或两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五四”的洗礼，应该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和继承者。文化断裂了吗？如果在文化上沿着那样一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不至于陷入今天的困境。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五四”前后的思想辩论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可以说是在春秋战国之后最大范围的百家争鸣，没有外力的压制，也没有什么权威来“定于一尊”。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使其他选择都成为可以想象的。所以上世纪20～40年代复古与疑古，尊孔与非孔并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思潮都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发出过声音，各有代表人物，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影响深远。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启蒙运动，其对象是上面的专制主义和下面的奴隶主义，作用是解放思想。“五四”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振兴我中华。 　　反观“文革”的“批林批孔”，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主要力量。“文革”是最高掌权者发动，服务于高层的权力斗争，是政治斗争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工具，全民被迫盲目追随，谁也不知道孔子和林彪有何关联，更少人体会暗中影射又是批周恩来，除了都叫“周公”。愚夫愚妇更少人知道其实那个古代的“周公”不姓周而姓姬。这是一场悲剧和闹剧，与“五四”的反传统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方向。是进一步走向专制。“文革”本身一头是高度集权，另一头是被剥去理性的群氓，上下结合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宣扬“百代都行秦法制”。那场荒谬的运动不是解放思想而是高度禁锢，反科学而归愚昧，反民主而强化专制，而且“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与“五四”精神百分之百背道而驰。 　　第三，客观效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的断裂，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不论中国的、西洋的、苏东的、古今中外所有新旧文化都被否定，只剩下一部“红宝书”，“八个样板戏”。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学到的文化则进行“去文化化”的清洗。历史完全被隔断。但是也不是完全“断裂”，继承的是皇权专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糟粕，国民性中最恶的劣根性得到张扬。“文革”使一代人受害，而“五四”使几代人受益。我们今天如果还有不绝如缕的新文化的一线传承，还是受益于“五四”前后的那几代人。“上山下乡”之后有幸重新上大学的一代人，赶上了受业于劫后余生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应该体会最深。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与“五四”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反，“文革”时期思想专制和文字狱达到空前的程度（希望是“绝后”），一言丧命，屡见不鲜。这是许多人记忆犹新的。如果没有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我国后来的三十年改革将无法启动，所以那场辩论应该可以算一次“再启蒙”。 　　因此，“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的批林批孔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根本不可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