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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邡钼铜厂是否像微博所说对环境有巨大影响？ 微博上看到： 四川什邡鱼江村要建钼铜厂，污染远超地震中的福岛核电站，60公里内严重污染，范围可覆盖成都市区。领导贪污受贿，钼铜厂旁居民一人两万封口费。五年后什邡会成全国最大的癌症县。求关注什邡钼铜厂危机，求好人帮助什邡。 ————————–我是分割线—————————— 上面说的确实夸大事实。就是请问一下钼铜厂对环境造成什么危害？有多大影响？ 什邡那边闹得很厉害。 ———– 哦，看@fengfeixue0219 给的环评信息公示，是一个普通的金属冶炼项目，这种项目常见的污染包括：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含重金属和偏酸偏碱废水、常见的大气污染物、大气颗粒物、废渣。另外，如果工厂非正常运行，可能会有其他危险化合物排放。 如果企业能严格按环评报告中的要求运行工艺、处理污染物，这类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是有限的，更不可能与福岛相比，这个项目看起来没有放射性污染。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充分的告知、企业能不能按环评要求执行不能让人放心、老百姓根本没能力理解环评报告的存在和内容…… 说到环评，一肚子的吐槽，@moogee 老师鼓励把槽吐在这里，那俺就小吐一下： 1. 其实像这种能查到公示信息的，都已经能说一句‘不错’了，至少还肯做表面文章……很多项目开工好久了还没做环评，而如果你符合某些规定，是可以在开工后写了申请再补做环评的…… 2. 本来环评中要求公众参与，以前不是强制的，现在强制了，于是这种不知道贴在哪里的“公示”就成了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这样子说出去，我们也是做了公众参与的，你们在我们公示的时候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嘛…… 3. 所以，什邡这件事情，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规定来看，没！有！问！题！跟大连PX项目一样，老百姓的闹，就是违法的…… 4. 环评是好东西，很多环境工作者推了几十年才推出了环评法，现在什么项目都得三同时了，预测你的污染物有哪些，你要上哪些设施来保证环境安全。最无语的是，你做完环评，没有执法权，人家上不上这些设备你怎么控制？就算企业上了这些设备，运转不运转你管得了吗。 5

  关于雷锋的那 些 事儿      雷锋1960年参军，至1962年牺牲，一年多时间里共拍下２００多幅照片。有那么多活生生的照片，总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了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1980年代之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拍照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许多人一辈子只拍过一两张照，毕业照或是结婚照。 19 60- 19 62 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老百姓饿得生浮肿病，中南海都要吃窝窝头， 全国一共饿死了3700万人。雷锋一年多时间居然能拍下200多照片，不但有工作照和学习照，甚至还有生活照。拍那么多照片，比买一辆自行车还贵。 要知道，那时候的老百姓必须积攒好几年才能买得起一辆自行车的。当然，不需要他自己掏腰包，就算他想自掏腰包，凭他当小兵那每月几元钱的津贴，他也付不起是有公家替他出钱的 。 可是，按照他自己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 忍心用公家的钱和如此珍贵的胶卷，替自己大拍特拍生活照吗？一个小兵 拉 子得到如此的青睐，就连当年的师长、团长都未必有此高规格待遇，简直像是军区司令了。 即使到今天数码摄影十分普及的时代，有了数码相机后，拍照几乎不需要再花费成本，如果家里没有什么红白喜事、添了小宝宝，或者外出旅游，也没有多少人一年内会替自己拍上 200 多张照片的。除非是有特别交情的铁哥们，单位里的摄影师决不会为一个普通小职工拍照，要是替一个普通职工拍上两百多张照片，发觉后，肯定要被单位领导骂得臭要死，“吃饱了没事干是不是？” 看来，雷锋的 200 多张照片，只能有三种可能： 1．雷锋与摄影师是铁哥们，偷偷替他拍的 。 可是，那个时代捞上100多元钱就构成贪污犯，这样大揩国家的油，是“毫不利己”吗？ 2．雷锋知道自己不久将牺牲，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预留200多张照片下来，供全国人民今后瞻仰 。 可是，雷锋虽然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但能如此先知先觉吗？ 3．上级知道雷锋不久将牺牲，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为这个小兵预留200多张照片下来，供全国人民今后瞻仰？ 再看看所谓的雷锋事迹： 一．雷锋的好人好事 1．收支不平衡 庆祝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公社成立，他送去200元；辽阳地区遭受洪水之灾，他寄去100元；战友小周的父亲病重，他寄去10元；一位妇女车票和钱丢失，他为这位妇女买了车票。他只在部队２年８个月，当时部队津贴最高每月只8元，就算他拿最高津贴标准，合计收入只有256元，仅他的一小部分事迹就 要 支出三百多元。2001年还报道过雷锋在抚顺某储蓄所存款100元，雷锋捐款加存款有400元左右，另外雷锋生前有手表、皮箱、毛料衣服等当时罕见的奢侈品，包括当时在天安门前照的相，似乎消费很超前，钱从哪里来的？ 2．好事从不留名吗 报道说，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然而，有案可查的就有：雷锋1961年2月15日，给抚顺市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祝贺信；1959年12月13日，雷锋致姑嫂城公社领导的信；1960年8月28日，雷锋致辽阳市委的信；1961年1月18日，告诉看见一堆漏掉的水泥，带回装进节约箱；1961年2月16 日，雷锋写慰问信给抚顺市西部医院的全体休养员；60年6月初帮助一个老太太，请老太太吃饭，给老太太买车票。 所有这些好事后面都留下7343部队15分队战士雷锋的名字。 3．前后矛盾 一次突然下雨，工地上散放着7200袋水泥，他先说自己和 20 多个小伙子，用雨布和芦席盖，避免国家财产受到重大损失。但一年后又说成是”把自己的棉衣、被子拿去盖”。 4．匪夷所思的节约故事 报道说，雷锋的牙刷使用了七八个月了，毛都掉了一半了，还舍不得丢掉。(仅七八个月毛就掉了一半，部队用的是伪劣产品？)雷锋当兵不到一年，居然毛巾就出了个大窟窿，还继续使用(部队的毛巾是统一摆放的，允许雷锋把大窟窿毛巾挂在营房？)雷锋穿过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完全改样了，还舍不得丢 (傻瓜才一层又一层补袜子，真的节约，可以拆掉旧补丁再补新补丁) 。 他用的部队的搪瓷脸盆、漱口杯，上面的搪瓷几乎全掉光了，也舍不得买新的 。 (雷锋入伍一共两年零八个月，这么短时间，搪瓷怎么会掉光？) 5．荒唐的违反军纪 雷锋做报告说，自己去团里去开会，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衣服很单薄，脱下自己的棉裤，送给了他。可是，部队军纪不允许把武器、被服送给老百姓，而且，当时的棉裤是裤面和裤里加棉花缝在一起的，没有罩裤。难道雷锋穿着衬裤光着大腿到团里开会？ 6．难以置信的半夜壮举 雷锋在自己的报告中说：一个严寒的冬天，雷锋等战士睡在一个简陋营房里。半夜，雷锋发现炉子座板把地板烧坏了，立刻，从外面打来水，把炉子浇灭了，又把地板上火浇灭了，把窗户、门都打开了，屋里变得非常冷。又到外面找来小木头柴，把炉子重新点燃。可是，简陋营房怎么会铺地板？炉子座板是隔绝煤炭的热辐射，防止地板被烤焦，能把地板烧坏？雷锋半夜里那么大动作，他的战佑然一个都没醒？ 二．矛盾百出的忆苦思甜 1．雷锋父亲之死 雷锋一会儿说父亲是45年死的，一会儿又说44年之前就死了，说他父亲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然而，雷锋的家乡在湖南长沙的望城县，离长沙仅十多公里远。当时，长沙附近集中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共产党早已去了陕北和江浙的敌后，雷锋父亲怎么可能参加当地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抗战时期，国军和日军在长沙附近进行过四次大规模会战。率领国军的是抗日名将薛岳，前三次，国民党军队打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这一时期，一直是国民党军队控制长沙及其郊区。1944年5月，日军发动第四次进攻，6月18日长沙失守。1945年4月，集结驻守长沙等地的日军，往西向国民党控制的湘西大举进攻，然而到5月，进攻日军几乎全军覆没，仓皇撤退。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因此，不同于广大沦陷区，日军占领长沙仅一年左右。 1944年9月1日，共产党的六届七中会议决定：以延安八路军一二０师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等率领南下。南下支队正是在日军向西进攻时，在其背后插入，攻下长江南岸的平江，在1945年5月，成立湘鄂赣临时区委、行政公署和军区和根据地的。这个根据地从成立到日本投降仅仅只有3个月时间。雷锋的家乡在长沙西面，离长沙市仅仅只有十多公里，就在鬼子军队严密控制的范围内。从平江到雷锋家乡相距100多公里，中间隔着日军重兵把守的长沙。从根据地建立，发展雷锋的老爸参加抗日游击队，到他老爸被捕被害，能在3个多月时间内完成吗？ 2．雷锋母亲是怎样死的 雷锋一会儿说自己母亲被唐地主强奸后自杀 ； 换了一个场合又说，被唐七少爷强奸后自杀。而雷锋的回忆录里，唐地主和唐七少爷是不同的两个人。怎么回事？ 再说，他母亲去地主家当保姆时， 已 生过两个孩子，在那艰苦年代，早已成黄脸婆子了。地主老爷、少爷会看得上她？从来只听说地主老爷、少爷强暴环 少女 ，没听说过强暴张妈、吴妈这样的妇女的。只有阿Q才会对吴妈感兴趣。而且，一般女人遭强暴后会立刻逃离。雷锋的娘却是在被强暴怀孕后，被地主赶出家门的。他娘从被强暴，到被人发觉有了身孕，至少得四五个月吧，这段时间，她还赖在地主家干什么？等待着再一次次被强暴？ 出于害人的封建名节观念，很多女人遭强暴后，羞愧难当，会很快自尽。而这些通常都是些黄花闺女或少妇。他娘 已 是个寡妇，谈不上名节问题，哪听说过，寡妇会因强暴而自尽，而且，是在遭到强暴几个月后才羞愧自尽的？退一步讲，就算她是因羞愧而自尽的，只能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决不肯让别人知道。雷锋一个几岁的娃娃怎么可能知道娘被强暴了？由于封建名节的作祟，在 1960年代，妇女离婚都被认为是丑事，即使到了今天，妇女遭强暴后，绝大多数都怕丢丑，不愿出头控告，个别勇敢的，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也是遮着脸的。如果，雷锋的娘为此而自尽，那肯定是不愿意被人知道的。 雷锋一会儿说唐地主 ， 一会儿说唐七少爷强暴他娘的互相矛盾说法，再加上其它事情上的一贯不诚实，雷锋母亲遭强暴的事肯定是子虚乌有。雷锋的母亲象其他母亲一样，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的名节是完整的，如果一定要说名节的话。雷锋到处宣扬自己的娘被强暴，不是在丢 娘 的脸，出 娘 的丑吗？出于某种目的扯一些谎，也就算了 ； 可是，甚至往自己母亲脸上泼脏水，这种人是不是太可鄙了。 3．谁让雷锋活下来的 得到当地一些人证实的说法是，雷锋的母亲死后，本家六叔奶奶收养了他。为了帮贴六叔奶奶家，他还经常上山去砍柴。 可是，在雷锋嘴里，却说成是：“我7岁时父母双亡……只得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变成“到地主家看猪，每天看十头诸，要给猪洗澡，晚上没有地方睡，有时还要同猪睡。”     雷锋究竟是给地主放牛，还是放猪？给猪”洗澡”、晚上”陪猪睡觉”的可能 性 存在吗？ 雷锋居然还把六叔奶奶收养他的事的”养育之恩”一笔抹煞，雷锋总说自己不忘本，他”不忘本”吗？ 三．学习毛选的奇效 雷锋对自己学毛选的”钉子精神”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懂得革命道理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也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挤时间学，有时晚上学习太晚，头昏，我就洗一洗脸……利用开饭前后，有时连到厕所也不放过学习” 。 还举例说，他学理发，开始时学不会，学过毛选后，就会了。他扔手榴弹，不及格，学毛选后，就及格了。 毛选居然有如此神奇功效！ 在那个年代，曾经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大谎言，诸如：一亩地可以产 10 万斤粮食，铁锅可以炒出钢来，超声波可以催产，到后来的盐卤可以包治百病，针灸可以麻醉等等…。雷锋叔叔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我们都说，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可是都记在了日记里。 雷锋三次捡粪的先进事迹： 第一次：     在 1960年的一次录音报告中，雷锋说：“比如，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想到，一定要在新的一年当中，多做更好更多的成绩。因此，我连过年所放的假都没有休息，我去捡大粪，初一初二那两天我一共捡大粪600来斤。我想到这也是响应D的号召，大积肥，也搞了卫生运动，也能够促进农业生产。”(这次录音报告以 “一辈子学习毛著”为题收入《雷锋全集》) 第二次：     第二年，1961年2月15日，雷锋记述道：“今天是古历大年初一，全连的同志都高高兴兴地到和平俱乐部看剧去了，我呢？为了在中国新年期间给人民做一件好事，吃过早饭后，我背着粪筐，拿着铁锹到外地拣粪，大约拣了300来斤粪，我送给了抚顺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 第三次：     两天后的2月17日，雷锋在日记中又写道：“今天是中国新年假期的第四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一边吃饭，一边想：中国新年五天假期过完了，19号就要开始冬训。为了响应D的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我还是去多积点肥，支援人民公社，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对社员们是一个鼓舞，同时也更密切了军民关系。第二，替居民搞了卫生。因小孩在屋前屋后拉了很多大粪，看起来脏得很，我去把大粪捡起来，给居民把地扫干净，这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既搞了卫生又积了肥。说干就干，我推着手推车，拿着铁锹和粪筐，走到了望花区北后屯，看见了工人住宅的屋前屋后有很多一小堆一小堆的粪便，我便立刻捡了起来。……到了下午2点钟，我捡了满满一车粪，送给了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负责同志们都很受感动。……” =========================================     以下分析基于如下常识及假设：     1 、 成人每次排便100～300 克 重,考虑到风干、遗漏等因素，平均按每砣粪便150克计；儿童减半为75克。     2 、 部队中国新年假期期间早8点吃完早饭并出工。     3 、 辽宁中国新年期间正是寒冬季节，下午5点天黑；气温均在零下10几度，绝大部分粪便是冰冻在地上的。     4 、 雷锋所用的粪筐最大载粪量为60斤。     在平均负重30斤最高负重60斤 ， 且一边步行一边寻找目标的情况下 ， 平均步行速度为每秒1米。     5 、 满满一手推车的粪便为300斤（辐条式双轮手推车最小满载重量为500公斤，既1000斤，这里按300斤算)。     6 、 雷锋捡粪的过程中没有走任何冤枉路，即每次都由空筐开始，当到达积粪堆时 ， 刚好捡起最后一砣 。     7 、 放下粪筐停下脚步用时2秒，铲起冰冻的粪便并装进粪筐用时8秒，背起粪筐迈出脚步用时3秒。即雷锋每铲起一砣冰冻的粪 ， 便用时13秒钟。     8 、 在辽宁冬天里，室外的粪便是“捡”不起来的，必须用力铲，甚至用镐刨！     9 、 雷锋捡粪时 ， 每碰到过拉稀坏肚子的粪便，或者碰到了也无视。 —————————— 第一次，1960年中国新年初一初二： “初一初二那两天我一共捡大粪600来斤”，平均每天300斤。 平均每天300斤，假设这300斤粪便里成人和儿童的粪便各占一半，且雷锋早8点开始捡粪一直捡到下午5点天黑，一共9小时不吃 、 不喝 、 不休息。     设300斤粪便一共是 X 砣     则：(X/2)*150 + （X/2)*75 = 300*500        X = 1333.33砣     捡粪动作需时：13秒/砣 * 1333.33砣 = 17333.33秒，约等于4.82小时     步行时间：9小时 – 4.8小时 = 4.18小时，即15048秒     则每发现一砣粪便用时：15048秒 / 1333.33砣 = 11.29秒     如果假设4成立，则雷锋每走11步就有一砣粪便！ —————————— 第二次，1961年中国新年初一： “今天是古历大年初一，全连的同志都高高兴兴地到和平俱乐部看剧去了，我呢？为了在中国新年期间给人民做一件好事，吃过早饭后，我背着粪筐，拿着铁锹到外地拣粪，大约拣了300来斤粪，我送给了抚顺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 …… ” 这次和第一次类似，粪量也相同。这次雷锋说明了使用的工具是粪筐和铁锹，并且“送给了抚顺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遗憾的是雷锋没说明 ， 捡粪的地点到花区工农人民公社的粪点有多远，如果比较远的话，除去5趟送粪的时间（一共300斤，每筐60斤），雷锋捡粪时可能就要每走8、9步就有一砣屎！ —————————— 第三次，1961年中国新年假期的第四天： “说干就干，我推着手推车，拿着铁锹和粪筐，走到了望花区北后屯，看见了工人住宅的屋前屋后有很多一小堆一小堆的粪便， 我便立刻捡了起来。……到了下午2点钟，我捡了满满一车粪，送给了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 这次和前两次不同：1.这次雷锋有针对性地捡小孩的粪便（“因小孩在屋前屋后拉了很多大粪，看起来脏得很”；“有很多一小堆一小堆的粪便”）;2.雷锋用了手推车;3.明确地说明了结束的时间在下午2点。 依据雷锋前两次捡粪的粪量，以及这次对粪点的事先摸底了解，并动用了公家的运输工具手推车来判断，这次的粪量肯定不会少于前两次，如果用粪筐就可以的话，雷锋绝对不会动用公家的运输工具。因此推断此次粪量大于300斤，这里按300斤算。 假设雷锋早8点开始捡粪，不吃不喝不休息一直捡到下午2点，一共6小时。 设300斤粪便一共是 X 砣儿童粪便      则：X * 75 = 300 * 500X = 2000砣      雷锋共用时：6小时 = 21600秒      则平均每砣粪便用时为：21600 / 2000 = 10.8秒      雷锋每铲起一砣冰冻的粪便并装进粪筐用时8秒，则雷锋找到下一砣粪的时间为10.8 – 8 = 2.8秒，这么短的时间只能说不是在找了，这里的粪是一堆接着一堆、一砣接着一砣！ 雷锋同志啊，你这哪里是在捡粪？你分明是在粪坑里！ ……                                    （   摘自互联网材料）

     学者王亚南：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 骗子和哑巴 2011年08月28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弥留之际，他同孩子谈过对上海的这样一个观感，“过去有一个学者讲过，专制制度下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他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之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本文摘自《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第一集）》 作者：胡培兆 周元良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世纪的第一道曙光投射到祖国大地来的时候，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他与新世纪同年，相挈相长。遗憾的是，他只经历68个春秋就谢世永辞了，不能与20世纪同享百年。可是，他在学术上业绩彪炳，厥功甚伟，芳名永留人间。他就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的译者之一王亚南。 走南闯北为人民 王亚南，又名王渔屯阝，1901年9月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一个农民家里。自幼耕读乡间，与农民朝夕相处，深能体恤民情。1924年，抱着“教育救国”的志愿，进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攻读，1927年毕业。可是，在毕业即失业的旧社会里，等待他的是坎坷的前途和蹇滞的命运，使他一跨出校门就感到脚底无路，四顾茫茫。 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育系毕业的高材生，竟连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都谋求不到。教育救国的夙愿顿成泡影。他悟彻在这四壁严迫的黑暗社会，要对人民真有所作为，必须投身到时代的潮流中去，探求真理，勇于实践。于是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任政治教员。谁知这已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尾声，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国民党右派已独操权柄，执鞭捏刀，即将公开绞杀革命了。 王亚南感到不是滋味，这也叫“国民革命”？这位天真烂漫的青年对“国民革命”开始严肃地思考了。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血腥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了，王亚南愤然离开北伐军。先去上海，后到杭州。孑然一身，踽踽独行于西子湖畔，不免凄惋悲凉。他川资微薄，又日见短少，只得在杭州大佛寺里租一弹丸陋室，权且栖身。并计划写一部小说糊口。之前，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来杭州，也住在大佛寺里。 这两位同是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在短期的相处中，经过几次促膝谈心，双方发现彼此学识相当，志趣合拍，遂结成莫逆之交。真是猩猩相惜，英雄爱英雄。就在这僧舍里，二人拟定“大佛寺计划”，盟誓长期合作，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翻译《资本论》和有关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这是1928年的事情。1929年，王亚南得友人资助，东渡日本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1931年回国，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 1932年，以蔡廷锴、李济深为首的第19路军在福建发动反对蒋介石的著名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王亚南闻讯赶来，积极参加事变，出任革命政府的教育部长，兼任革命政府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主编。 闽变失败后，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出国避难，亡命于英国、德国。一面继续研究经济学，一面从事写作和翻译，以维持生活。1935年冬经日本回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亚南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1938年上海沦陷后，到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致力于抗日宣传活动。就在这一年，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卷中译本在上海出版。这时，王亚南已有数部译本和著述出版了，成了经济学界的佼佼者，享有盛名。大学教授的聘书，四处飞来。此后转入教育界。 不过，这时他已不是要去重拾旧梦，复蹈“教育救国”的老路了。他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新的世界观和革命真理去哺育青年，为革命培养栋梁。1939年至1949年，他先后在东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任教，同时兼任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常常接受友入和进步团体的邀请，出外讲演。 旧中国的经济学论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欧美学派，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被庸俗学者公开指斥为异端邪说的。王亚南不畏强暴，独树一帜，在论坛上与庸俗学派公开对垒。他立场坚定，策略高超，甚至在敌人的监狱里也能公开巧妙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1939年，国民党反动当局要他到湖南衡山给集中营的“政治犯”讲课，他身为国民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委员，无法推诿，只得从命。他知道“政治犯”的水平，就以隐约而深奥的言辞，从卡尔到伊里奇，宣传了一通马列主义。“政治犯”听得连连首肯。讲过之后，看守所的那些草包狱吏，还不懂装懂地称赞“王先生讲得好”。 在大学讲坛上，他讲的课新颖深刻，教室内外，门窗过道，总是挤满人。在厦门大学担任法学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时，由他引荐的郭大力、洪深、林砺儒、杨东纯、石兆棠、王守礼等进步教授相继应聘而来，使厦大成为我国南方的民主堡垒。 王亚南的前半生是处在波谲云诡、动荡不安的黑暗社会，三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惨苦万状，难以聊生。从他本人的惨淡经历，是极容易同情和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因而也是极容易接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的。他永远不会忘记在武汉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对他耳提面令的谆谆教导。 因此，他虽在大学里，却不纯粹是学府里的教授、书斋里的学者，仍然是与社会的火热斗争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家。他与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往来，支持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从而也遭恨于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时受到威胁，甚至收到包有子弹的恐吓信。面对特务的卑鄙伎俩，他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1949年初，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把他转移到香港，暂在达德学院供职。 到香港不久，他受友人邀请，去台湾大学讲演。这时台湾形势已十分紧张，蒋介石为退却准备，在台湾大肆捕杀“危险分子”，取缔进步组织。在王亚南去讲演之前，有几个进步文化人士已被暗杀。王亚南讲演了几次，就被特务注意上了，在朋友们的掩护下才安全返回香港。北平解放后，党组织就把他和在港的一大批文化人士送到解放区。抵北京后，林伯渠同志代表党中央即来看望他，并征求工作意见。不久，根据他本人愿望，安排到清华大学当教授。 为革命、为人民走南闯北过半生，终于见到了太阳，他欣喜万分，充满力量，自励要加倍工作。1950年，政务院任命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直至1969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为止。他生前除了日理校务、讲课、科研以外，还担任繁重的社会工作和学术要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常委，《经济研究》、《新建设》编委等。1956年和1957年，曾以团长身份先后率领中国大学代表团和中国教育专家代表团分别去印度、缅甸访问和工作。虽然一身多职、担子繁重，但他都完成得很出色！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脚板床育大器 王亚南10岁丧父，家境不济。他深知求学不易，加之有救国抱负，所以读书十分勤勉、刻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至死手不释卷。还在中学读书时代，他把木板床的一脚锯去半尺，每读到半夜，上床睡一觉后，迷蒙中一翻身，床就向短脚方向咕咚倾斜，他就惊醒过来，马上爬起读书。天天如此，从不懈怠。所以他在中学时，成绩就很拔萃，被誉为班里三杰之一。翩翩少年，饱学非凡，受人钦羡，谁知他吃的是苦中之苦。后来他对秘书说，年轻人不发奋多读点书尚待何时？我那时只是十分困乏时才上床睡一觉。 进大学后他学的是教育。在学习上他真可谓是“贪得无厌”的，还以中文、英文为辅系，同时修习这两系的课程。繁重的课程业务，强烈的求知欲望，需要他以加倍的毅力去消耗加倍的时间和精力。从这时起，他养成了十分有规律的学习工作习惯。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起床读书、工作、锻炼。有条不紊，至死不渝。他对师长十必尊敬、只要有所长，他就虚心学。大学时代有位教师课上不好，大家反映听不懂，流露出不敬之意。但这位教师对学生偶尔谈及养身之道时说：脑力劳动者每天应至少走十里路。这话对王亚南启发很大，。从那时起每天坚持步行活动，一句话使他受用一辈子。他外语水平很高，解放前就精通英语、德语、日语解放后又学了法语、俄语。青年时代在日本时，他住房隔壁有一位老太太会德语，他就每天向她谦恭求教。他的德语就是这样学起来的。由于他在年轻时勤奋好学，刻苦砥砺，博通文、哲、史、经，这为以后成为经济学界之巨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王亚南作为蜚声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除了他翻译、宣传研究《资本论》方面有杰出贡献之外，还在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经济原理研究中国经济形态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著作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40年代以前主要是翻译，40年代以后主要是研究。读书—翻译—著述，是他的做学问之道，是颇可为我们借鉴的。他一生勤勉耕耘，孜孜不倦，著作等身。从3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夜，30多年的文化生涯中，他一共翻译和著述了近40部书，单篇发表了约400篇的论文、报告。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和过早的损命，将有更多的著作问世。 他本人的著作，有《经济学史》（1932年）、《世界政治经济概论》（1953）《经济科学论丛》(1943年)、《中国经济论丛》（1944年）、《中国经济原论》（1945年）、《社会科学新论》（1946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年》、《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1949年）、《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949年）、《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年）、《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1956年）、《＜资本论＞研究》（1973年）等28部，是我国经济学界多产的作家之一。这些著作都是他长期苦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劳绩记录。其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影响最大。就象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誉为中国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样，有人把《中国经济原论》誉为是中国式的《资本论》。虽然从理论的深刻性、革命性方面与《资本论》相较，不免逊色而过誉，但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观点、体系结构、范畴规律来研究中国经济，在中国经济论坛上无疑是别开生面、首屈一指的。该书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形态。“文化大革命”以前，该书经过增订，更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重新出版，国外亦有它的多种译本。 合作翻译《资本论》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给当时日益壮大并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奠定革命的理论基础，从19世纪40年代起，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前后整整花了40年的工夫完成了《资本论》这部辉煌巨著。《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书，很快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部大经典在我国的传播，却是20世纪初以后的事情。 20世纪初，我国极少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革命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神秘的学派，在报章上作了一些介绍。不过，这种介绍还是十分零星的、朦胧的，只在资产阶级知识界狭小范围内有点微弱的声响，与工人阶级还是隔绝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就是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才由革命知识分子在我国真正传播开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王亚南是有魁甲之功的。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与郭大力合作翻译了《资本论》。 翻译《资本论》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首先，他们遇到了生活上的困难。1859年，马克思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分册）以后，曾风趣地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写货币著作的人像他这样缺少货币。我国两位当时不知名的《资本论》青年译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没有职业时，他们就靠菲薄的稿费和亲友的有限资助过日子。起初他们就只好在杭州大佛寺里，一边过清贫生活，一边攻译《资本论》。王亚南的女儿王岱平回忆说：“爸爸“讲起在杭州大佛寺和郭大力叔叔的困境，他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谁还会想到舒服！’”[2] 其次，他们遇到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学识方面的困难。《资本论》是公认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无与伦比，要准确无误地把它翻译出来，译者非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学识不可。王亚南与郭大力在翻译过程中研读了许多经济学名著，翻阅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史、哲著作，特别还间时专门翻译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资本论》又名《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在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能够把《资本论》翻译成功，他们先以翻译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作为准备。 1931年，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划时代著作《国富论》，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使严复的文言译本《原富》顿为逊色。1932年，他们合译的李嘉图的大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这是一部十分高深的著作。李嘉图写此书，原不想付印，估计偌大的英国还没有25个人能读懂它。后来经他的好友詹姆士·穆勒的催促才拿去出版。我国有些译者知其名而畏其难，一直没去翻译。这两位青年成功地把它翻译出来，一时轰动文化界。两个译本的出版，使两位青年人在经济学界初露头角，被人誉比为英国的译界明星保罗兄弟。《资本论》之所以译得如此成功，与他们所费的心血是相照应的。当然，在他们之前，国内已有几种从日文和英文本转译过来的中译本出版，可资借鉴。但毕竟都是一些节译本，且限于第一卷，并不能为他们直接从德文原本翻译的劳作减去多少困难。 最后，也是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迫害。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资本论》的几种节译本虽然分篇另册游击般地发行过，但要把《资本论》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的客观规律，完整明白地展现在我国大众面前，必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更大的迫害。王亚南和郭大力的翻译工作曾几度中辍，就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荆天棘地中，没有一家书店敢冒然应允出版。但是，尽管有以上的重重困难，王亚南与郭大力历经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938年8、9月间出版了《资本论》三卷本。这是我国的第一个《资本论》全译本。这在我国当时文化界无疑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也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有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传播。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大东书店曾出来以较优稿酬向译者招揽生意，译者在党组织的影响下毅然决然地交当时比较进步的读书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和郭大力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解放以后，王亚南对《资本论》的译文又作了几次缜密的修改，在玉成圆美上又倾注了许多心血。王亚南从1928年起到1969年逝世止，为翻译、研究《资本论》勤勉不息地工作了44年，刚好等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间。这可以说是《资本论》撰写与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I 昔为“野马”今为牛 王亚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世界观是很彻底的，在他漫长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经历了无数次磨难，却没有在自己的历史上沾染一个污点，保持页页洁白光亮。他在理论上是鲜明的，实践上是坚决的，工作上是负责的，品格上是高尚的。就他为人方面的种种美德也教人永难忘怀。 王亚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面前，是威武不屈的猛士。他自比野马，不受任何旧法规、旧传统的羁绊。为革命东奔西跑、左冲右突，大有踏破旧世界的气概。可是，他对人民却一向十分真诚谦逊、廉洁，完全是一头孺子牛。解放以后，他不再把自己的住房叫“野马轩”了。 在厦门大学，他的收入可以说是最高的，单是稿费与出版税的收入就很可观。然而，他们一家没有比别人生活得特别阔绰。他于1950年回厦大当校长，但家属1955年才由北京迁来。这5年中他自理生活，非常简单，房里除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外，几乎没有什么摆设，床铺差不多只比读书时代多条腿，褥子下垫的竟是一堆鼓鼓的稻草。家属来以后仍然保持简朴的生活，戴的一副黑框细脚架的老式眼镜还是23岁念太学时买的，一支磨秃了的大号金星钢笔解放初买的。这两样帮他读了无数部古籍今论、写了无数篇锦绣文章的宝物一直陪伴他到停止呼吸为止。他极喜欢孩子，但从不溺爱。不准孩子坐小车，吃小灶，他看不惯懒惰，总要让孩子多锻炼，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他过去是太舒服了。孩子大学毕业了，征求他的分配意见，他不要组织照顾。男孩北大经济系毕业分配到兰州，女孩复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山西，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以后组织照顾才把他男孩调来厦大。 他自己一家生活简朴，对公益事业和有困难的同志却总是慷慨资助。他把稿费给学校教工办幼儿园，给困难的学生付讲义费。教工有困难，他解囊相助。1956年秋天，外文系有位青年教师需要到大连治疗。他知道后，心想：“助教工资低，出远门要花钱。”立即拿出二百元钱叫秘书送去。秘书走后他又想：“北方天气冷了，衣服可能不够。”又拿出自己的大衣叫秘书跑第二趟送去。就在同一年，他爱人得了慢性病，长期在家休养。他先是把爱人病休期间的工资全部送给幼儿园，继而给她办了留职停薪手续，后见病不易好转，干脆要求组织部门去掉爱人的编制，公费医疗也放弃。这位经济学家深谙全国的经济，却从来不会合计他个人的“经济”，即使劳作一世，简朴一生，银行里竟没有分文存款，留给孩子们的全部遗产就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后残缺不全的一堆书。 但是，他对同志的关心，决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慈善心肠，而是他胸怀中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信念在行动上的自然流露。于是他对同志不仅有和蔼的一面，还有严厉的一面。他性情豪爽，襟怀坦白，耿直敢言。对谬误、邪气、庸俗从不迁就苟且，大家都说他有“陈老总”的脾气。他很爱讲礼貌、讲文明。看见教师穿戴邋遢他要批评“衣冠不整”；学生穿背心进大礼堂他要斥责“野蛮”。他有一次到学生宿舍，一个学生不经意躺在床上把脚架得老高。他发怒了：“我是校长，如此无礼，对其他老师更无礼貌可讲了。”这位学生连忙爬起，深悔不已。有时遇上一件往往不为常人瞩目的小事，他也会想得很远。 1964年他在上海寓所的庭院里散步时，见一个拣废纸的小姑娘腿上有许多伤痕，他关心地询问起小姑娘来。小姑娘说，她昨天拣的废纸太少，被妈妈打的。他听了马上跑回家把所有废纸、看过的报纸抱来塞到小姑娘的背篓里。目送小姑娘走了，他还十分难过地在房里踱来踱去，说：“上海还有许多人靠拣破烂过日子，他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改善？”可是，这位经济学家的希望不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四人帮”冲灭了。不仅那位小姑娘生活得不到改善，就连他这样的大学校长也朝不保夕了。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工资也被扣了，精神和肉体上受尽屈辱和折磨，终于愤郁成疾。1969年11月13日因患恶性瘠椎肿瘤医治无效，逝世在上海华东医院。弥留之际，他同孩子谈过对上海的这样一个观感，“过去有一个学者讲过，专制制度下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他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之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1978年，王亚南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福州革命烈士陵园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陈云、方毅、彭冲等许多同志都送了花圈，王亚南倘若地下有知，当应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