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风

政府新闻通稿要真诚地对待新闻 笑蜀 新华社瞭望东方杂志，最近报道了郑州一起血案的内幕，几乎将当地政府的新闻通稿完全推翻。政府新闻通稿的公信力问题，由此浮出水面。 有必要先复述一遍新闻通稿的说法。新闻通稿称，事发当天即 6 月 1 日上午，某产业园建设指挥部组织对郑州南刘庄村已搬离且自愿拆迁的房屋实施正常拆迁。一货车停在路中间阻拦施工，工作人员随即对驾驶员进行劝说。劝说中，驾驶员突然发动车辆加速向工作人员冲去，当场撞伤 10 余人；尔后，该车又从村东头绕回再次冲向围观村民，当场撞伤数人后弃车逃窜。现场共有 3 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中一人为肇事者堂弟）， 16 人受伤。经公安部门调查，肇事者为南刘庄村民刘大孬。 当地政府何其无辜，肇事者刘大孬何其凶残，这就是当地政府新闻通稿给人的全部印象。但真相到底如何？瞭望东方杂志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图景：第一，拆迁并不正常，没有跟南刘庄村村民签下征地协议；没有跟南刘庄村村民谈妥安置补偿标准；没有给南刘庄村村民落实安置地点。连起码的拆迁许可证都没有。第二，肇事者亦非刘大孬，而是当地政府组织的拆迁专班。刘大孬是在拆迁专班暴力围攻并已受伤的情况下，激情杀人。 两种完全对立的描述，总有一个是假的。但毕竟，瞭望东方不是当事方而是第三方，且瞭望东方报道出炉后，当地政府迄今保持惊人的沉默。就此不难揣度，瞭望东方杂志的描述更接近真相，新闻通稿则更像一张当地政府的遮羞布。 回顾一下瞭望东方描述的故事吧，那该是一种怎样的霸道： 4 月份才一纸通告，不足两月就要将南刘庄村夷为平地。尽管村民已表现出最大善意，在什么都没谈好的情况下，仍全部搬离了自己的家。但当地政府还是不依不饶，在两度突击南刘庄村未遂之后，精心组织了 6 月 1 日这场决战。数百人雄赳赳气昂昂扑向南刘庄村，执法车、消防车、救护车、警车悉数到位，其中一台车上，还拉着一捆“有锨把那么粗”的木棍。用村民的话来说，他们这次铁了心要暴力强拆。 结果真拆出事情来了。毕竟人命关天， 3 死 16 伤，这无疑大出当地政府意外，更是当地政府不能承受的失败。事发之前，怎样拿下南刘庄村最重要；出事之后，怎样推诿罪责则最重要。如果这样推想新闻通稿的出台逻辑，那么，新闻通稿何以那么不靠谱，以致几乎被新闻完全推翻，一切就都迎刃而解。 当地政府新闻通稿被新闻推翻，可见当地政府新闻通稿距新闻何其南辕北辙。南刘庄村血案因此必须问责。不仅追问暴力强拆之责，尤须追问以政府新闻通稿掩盖真相之责。这不仅属于“欺君”，即属于个别公仆对全体公民的欺诈，因而涉及刑事犯罪；更属于危害政府公共形象范畴。 政府越来越重视公共关系，是近年来的一个明显趋势，而有政府新闻发布会，有政府新闻通稿，甚至如北京市公安局有“公共关系领导小组办公室”之设。足见公共关系在政府中的位置，也足见政府对自身公共形象的重视。这固然是好事，但政府的这个初衷能实现到多大程度，却颇堪玩味。应该承认，南刘庄村血案中的新闻通稿事件，绝非个案。以新闻通稿来扼杀新闻，阻遏公众对真相的追问，这如果演成趋势，则意味着政府公共关系的异化，即把政府公共关系变成欺骗自己人民的诈术，变成掩饰自己失职渎职的诈术，变成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诈术。 但是，这种诈术在现代信息市场条件下，往往不过是无用之功。郑州南刘庄村血案中的新闻通稿，终被媒体揭穿，几乎属于必然。现代信息市场最大的特点是竞争性，通过这种市场化的竞争，现代信息市场具备了极强的自净功能。无论怎样的谎言，无论背后有多么强大的公权力支撑，只要进入现代信息市场，就很容易纤毫毕现。 所以，政府新闻通稿可以不说全部的真话，但起码不能讲假话。否则，政府新闻通稿就有在现代信息市场中变成笑话的危险，这对政府公共形象的伤害，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政府新闻通稿要能经受现代信息市场的考验，惟有更尊重传播规律，距新闻更近，而不是借权谋和诈术瞒天过海。对自己的人民，不需要权谋和诈术，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人民，进而真诚地对待新闻，才是最好的政治行销，也才有最好的公共形象。 ——原载今天《南方周末》，发表时略有删节

吴敬琏印象记 笑蜀 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访问结束时，将近晚上八点了，大家都已经饥肠辘辘。去外边下馆子？老人家年过八旬，走路不方便，还不如就到学院的食堂就餐吧。 这时食堂大厅几乎已空空如也，剩下两三个服务员在忙着打烊。我们的突如其来，或许在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他们都熟悉老人家，见到我们是一路的，还是表现出了分外的热情。像这样到食堂大厅吃饭，在老人家显然不是第一次了。 在大厅的角落里，拣了张小圆桌坐下。随随便便点了几个菜。吃完一结算，五个人，八十二元，也就懒得抢单了，让同行的美眉买了单。吃的档次不难想见。也难怪，这时哪还有什么小炒，有几样大锅菜就不错了。 半冷不热的大锅菜，老人家却吃得津津有味，安安静静。我突然产生一种错觉，坐在我身边的老人家，不是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而分明就是我儿时最崇拜的那位民办教师。那么朴素，当然，更那么亲切。 真的，在我的眼里，老人家的显赫和荣耀，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的显赫和荣耀，都改变不了他的朴素。后来我带电视台的记者去他家拍片。电视台的记者走到楼下就犯嘀咕：靠，这地儿太平民了吧。进到老人家家里，他们更震撼了，那真的就是北京城最最普通的民居，一套最最普通不过的三居。甚至，几乎一件现代成色的家具都找不出来。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镜头，而是老人家几乎一生行状的真实侧影。他的生活就一直那么简单。在他声誉最隆之时，国家领导人见了他都尊称他为老师，那时他仍然一身布衣，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在物质上，他几乎完全没有要求。因为，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精神世界之中，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几乎构成他全部的生命内容。 他叫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列举他的名头和他的著述，将是一个很长的篇幅。但如果以他的个人思想史为脉络，其实也很简单。他曾这样介绍他的精神导师顾准晚年总结的历史经验： 实现社会变革，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激进理想主义的，就如1789年、到1871年、再到1917年的实践；一是英国式的经过改良，渐进过渡到议会民主。顾准老师认为自己经历的挫折就在于相信过第一条道路，然后发现它不可能实现自己原先的目标。现在的总体上的中国梦，就是要进行研究，弄清楚理想或者梦想和现实的关系，寻求一种办法让梦想能够实现。 这是顾准的思想史，也是吴敬琏等思想史。这位早年苏式社会主义的虔诚信徒，因为文革的炼狱，也因为老师顾准的耳提面命，而幡然醒悟。文革后负笈留美，知道了人类的真方向，从此以毕生之力追逐，追逐自己的新梦想，也是整个民族的新梦想。 那就是市场梦，法治梦，民主梦。总归一个梦，即转型梦。 对这种追逐，胡德平在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颁奖典礼上有过精辟的概括，他是这样说的： “虽然吴敬琏老师未必是市场经济最早的提出者，但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不管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还是风雨如晦的时候，他都坚持市场经济理论，而且是坚持得最有力、最执著、最坚强的一位。” 认定了真方向，从此不回头。什么叫知识精英？什么叫士？以精神生活为自己生命的主要食粮，毕生为着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这才叫知识精英，这才叫士。吴敬琏无疑是这方面的一个标杆，一个榜样。相形于目下惊涛拍岸的物质主义大潮，或许可以说他更是一个奇迹。 ——原载今天《南方周末》，发表时有删节

高贵绅士钱伟长 笑蜀   不仅学贯中西，是中国科学界的泰山北斗，而且人品那么真实那么温润。几乎跟古希腊的英雄一样，不属于尘世，至少类似半人半神的地位。 这是得知钱伟长去世时，自己悄然而生的一段感慨。 关键不是学术上的伟岸，关键是这种灵魂上的超越性。正是因为这种灵魂上的超越性，钱老尽管被时代误的不浅，但他仍无怨无悔，仍不误这个时代，不误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 又岂止一个钱老？跟他同时代的那批大科学家，几乎都有着同样高尚的灵魂。正是他们高尚的灵魂，照亮了整个中国科学的天空。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科学的天空将是怎样，实在难以想象。 随着钱老的去世，那批照亮了整个中国科学的天空的大科学家，集体作别了我们的时代。一段中国科学史上的传奇，就此划上了句号。这时人们才如梦初醒：原来他们已是绝响；原来他们竟那样不可替代。 是的，确实是绝响。看看他们留下的位置上，有谁能稍稍与他们比肩？红尘滚滚，再没有谁能跳得出来，彼此都是凡夫俗子。传说时代早结束了，半人半神的英雄们也一去不复返了。 这才是人们怀念钱伟长，乃至那批大科学家的根本原因。人们实际上是怀念一个时代，一个不可复得的时代。正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不可复得的传奇英雄。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那批不可复得的传奇英 雄，全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儿，一言以蔽之，民国教育的产儿，民国时代的燕京大学，民国时代的北京大学，民国时代的辅仁大学，民国时代的武汉大 学……。你会发现，所有那些大学，远没有今天大学的豪华，远没有今天大学的气派，甚至因为动乱频仍，那些大学连起码的安定亦不可得，而不得不颠沛流离。但 无论怎样艰难困苦，大学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堡垒，始终屹立不倒，成为全民族精神高度的象征。 对，精神堡垒，这就是那时中国大学最重要的 意义。作为精神堡垒的大学，首先是有信仰的大学。信仰是最好的营养，滋润了那时的大学，滋润了一批又一批学子。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无论物质上怎样困难， 都不能够打垮那时的大学。即便流落到四川李庄、重庆北碚的荒郊野岭，大学还是大学，大学精神上的恢弘气度仍丝毫不坠，令人仰视。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 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成为半人半神的高贵的绅士。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一个民族需要那样高贵的绅士。人的一半是野 兽一半是天使，如果没有那样高贵的绅士引领，这个民族就没有精神上的风向标，就达不到精神上起码的高度，就会只追求野兽的一面而遗忘了对神性生活的追求。 那个时代无论怎样多灾多难，但毕竟有那样的大学堡垒，毕竟有那样高贵的绅士群体，所以整个民族没有失去方向，最终浴火重生，并为后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科学 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相比于那个时代，相比于钱老代表的那批高贵的绅士，我们或许，应该感到惭愧吧。 ——原载今天《辽沈晚报》，发表时有改动。

该给过度逐利的政府套上笼头了 笑蜀 举世瞩目的新拆迁条例千呼万唤出不来。据媒体最新报道，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游说力量太强。本来公众指望，就像当初孙志刚用人命终结收容遣送一样，成都唐福珍自焚能够换来拆迁条例的大修。但现在看来，这点指望很可能落空。 地方政府何以反感新条例？一言以蔽之，利益驱动。举一个例子就够了：统计表明，2009年，地方政府所得土地出让金达1.5万亿之巨。如果新条例顺利出台，直接的后果是这1.5万亿不保。 当然，地方政府确有难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锐减，需要堤内损失堤外补。而如果1.5万亿补的都是公共服务，倒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土地出让金一直账外运行。缺乏实体程序的有效制约，缺乏强力的外部监管，这1.5万亿到底怎么用的，谁说得清楚？ 也就无怪，会有豪华和超豪华政府办公楼竞相拔地而起，会有三公消费居高不下，会有跑冒漏滴明显照上马不误的种种政府工程。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早就是众所周知。这种背景下，如何保证1.5万亿都用于公共利益，而完全没有利益输送问题？ 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政府也是民事主体，作为民事主体的政府，也有自己的个别利益。政府掌握公权力与政府有自己的个别利益，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所以人类才设计了分权制衡，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等一整套现代文明，来约束政府。假设没有约束，那么先贤所称，为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这种事就不仅会发生在资本身上，同样也可以发生在政府身上。 遗憾的是，相对于政府对利益的追逐力度，社会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譬如就此次拆迁变法而言，地方政府动用强大的游说力量，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联合的力量，来狙击中央政府。那么，对它们的游说有什么约束没有？没有，甚至连起码的透明都做不到：具体谁在游说？怎样游说？游说的具体对象是谁？无不云遮雾罩。 地方政府的游说不仅不受约束，而且是具有垄断地位的游说。地方政府不受约束的同时，其他利益主体的游说权利却在事实上被取消。符合法定程序的多方游说，会带动全社会的公共辩论，这样的公共辩论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前提。但显然，公共辩论机制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存在，跟地方政府的大规模游说相对应的，不过是民间意见领袖零星的个人言论而已，在地方政府来说根本就不值一哂。 说到底，拆迁变法不过是唐福珍自焚等血拆悲剧激发的一时义愤所驱动，这跟利益驱动的地方政府相比，实在过于不对等。拆迁变法始终只闻雷声不见雨，就都在情理之中了。岂止拆迁变法如此？在几乎所有攸关公众利益的重大博弈中，公众一直缺位，长袖善舞的始终只是特定利益集团。甚至程序已有明确规定的听证会之类的游说和辩论平台，也往往被特定利益集团单方面操纵，成了它们把自己的个别意志包装成公共意志，把自己的个别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的政治口红。 对政府利益缺乏约束，必将而且正在导致至少以下严重后果： 后果之一，是政府性质的潜移默化。政府是民事主体，但政府绝不能是商事主体，早就是各国通行的惯例。如果政府成了商事主体，掌握着国家暴力的政府仗剑经商，那么所谓市场秩序就徒托空言了。而当下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却大多公然争做商事主体。 后果之二，因实际上的商事主体地位尝到甜头的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无法自拔，只顾赚钱，对只烧钱不赚钱的公共治理就会索然乏味，只赚钱不服务就会演成常态，导致地方公共治理某种程度上的失败。 后果之三，政府逐利所得的每一分钱，都出自民众的腰包，都是民众的损失。譬如因强制性的“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地方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据称就高达20万亿—30万亿。规模之大令人震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矛盾和冲突近年一直高发，以致年度维稳经费达5140亿之巨。 各级地方政府收入飞涨，跟维稳经费的飞涨，二者完全同步，这两组数字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维稳成本就是对政府过度逐利的报复。天价维稳经费不过印证，政府过度逐利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已到极限，是断然套上笼头的时候了。 原载本周《南方周末》

  为什么说把外地穷人赶出北京是贵人馊主意？ 笑蜀 北京又要赶外地人了，确切讲是赶外地的穷人。用北京市人大调研组的话来讲，叫做“减少对低端劳力的需求。”听起来多文质彬彬，只是“减少需求”嘛，又不是压缩存量，所以没什么攻击性和暴力色彩。实则大谬不然。 “需求”如何 减少 ？北京市人大调研组的具体对策是：“完善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机制，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这即是说，解决大量就业问题非但不是民营中小企业之功，反而是它们的罪过。这对小企业尤其残忍。无论它们怎样谨小慎微奉公守法，只要它们聘用的“低端劳力”多了，马上就可以一票否决，“强制退出”。 这强制退出该怎么个强制法？想想暴力拆迁中的“强制”，想想访民“被精神病”、“被黑牢”那样的强制，有点点不寒而栗吧？如此推论，我们国家的刑法可能都需要修改，即专门为北京增设一条“北京市企业聘用低端人口太多罪”。当然啰，这样的罪名肯定立不起来，我们国家再多体制问题，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即把排斥弱势族群视为天经地义，甚至不惜为其赋予合法性的地步。 但是，北京市人大调研组正主张这么做。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所谓“低端劳力”无异于过去时代的麻风病人，所以才主张株连企业。对弱势族群的这种公然的歧视和排斥，在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是官员，会立刻被迫辞职；如果是议员，会立刻被选民炒鱿鱼；如果是学者，同样要身败名裂。但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却可以那样坦然而从容，似乎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样的风险，根本不以为耻。 显而易见，能提出那样的政策设计，在设计者自己看来，他们当然不属于“低端劳力”而属于贵人了。他们实际上是以贵人身份要求把穷人赶出北京。即意味着在他们看来，北京只能是属于贵人的北京，穷人统统应该哪来哪去，即滚回自己的穷山沟去。他们压根不懂，这样不尊重人，这样公然歧视和排斥弱势族群，那才叫一个低端，即灵魂上的低端。 也许读到这里，他们会不服气，你丫就会骂人。骂人轻松，做事太难。你骂我们不道德，没政治伦理，但实际问题摆在那，北京市人口早就超负荷而且一直减负乏力，咋整？有啥办法？似乎除了他们的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还真找不出别的、更公正和更人性的选项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要解决问题，先要正本清源，弄清北京市人口超载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造成北京人口超载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外地穷人无能但又欲望高。逐水草而居是人的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何错之有？如果现在的北京城不是汇聚了全中国的民脂民膏，因为集全中国的民脂民膏而拥有全中国最好的福利，全中国最好的文化和教育，全中国最好的公共服务，谁吃饱了撑的哪怕举目无亲也要跑北京去？ 换句话说，北京人口超载，根本原因是北京占用了全中国最多的公共资源，北京的美轮美奂无不是全国人民支援的结果。但蛋糕总量就那么大，北京切得多多的，其他兄弟必然切得少少的，那么北京跟其他兄弟之间机会的不均等，发展的不平衡，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这种落差越大，就越多人涌进北京，北京的人口问题就会越严重。 资源分配造成的问题，当然只能通过改革资源分配的方式去解决。除了北京跟其他兄弟之间的资源分配更平等，更均衡，其他办法要么隔靴搔痒，要么就适得其反。北京市人大调研组现在提出的政策设计，在我看来就属于适得其反的范畴。想想北京有多少“低端劳力”？几百万不止吧？为了把这几百万京漂赶出北京，请问北京市人大调研组，你们得准备强制关掉多少家民营中小企业？得准备多少警力多少救护车？得预计付出多大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成本？难道你们还嫌现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够激烈吗？你们还以为为了保障北京只属于你们贵人，可以在稳定问题上不计代价吗？ 话说回来，这其实也怪不得北京市人大调研组。他们能那样无视几百万京漂以及至少几千万潜京漂，根本原因又在于，庞大的京漂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公民权利，至少是在北京居住若干年后，自动成为北京市民、进而成为可以选举和罢免北京市人大代表的选民。既然你对我半点制约都没有，你在我眼里当然就可以等于零。写到这里，就觉得有个好消息来得特别及时，即就在前日，沈阳市刚刚出台新规：不作为人大代表将被辞退或罢免。人大代表岂止不代表所谓“流动人口”，对本土居民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所以沈阳市才需要推出那样的新规。这新规何其好也，何其及时也。如果有一天，这新规的权利主体能扩大到所谓“流动人口”，就更善莫大焉了。到了那一天，像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出的那样的贵人馊主意，就会真正销声匿迹。 ——原载今天《东方早报》，发表时有较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