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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中国饿死3250万人及其成因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饿死3250万人及其成因 文章提交者:临川山人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曹树基(作者:男,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将1959-1961年的分府死亡人口与1851-1875年的分府死人口进行对比,可知两个时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呈强负相关。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奇特结果的原因在于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   关键词:1959-1961年,大饥荒、府、人口非正常死亡   The deaths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 during 1959-1961   Abstract:Adopting the method of demography and historical georgraphy,andon the basis of the administravie division of county and an imaginary Fu(府),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china's abnormal death roll during the period of 1959-1961,which amounts to 32,500thousand.And we will find a great negative correlationbetween the death roll of 1959-1961and that of 1851-1875.This article believesthat,it is not the average resources and food in different regions,but the folk”historical memory”about famine that leads to this special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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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国有经济并不意味垄断 不存在“国进民退”

 废话一筐:  还真是叫兽哦。    “国进民退”,不符合事实 2010年08月10日 04:53 来源:人民日报    ——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宇教授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围绕着如何看待所谓“国进民退”现象展开争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认为,这涉及国有经济的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全面细致地分析。   从所有制结构变化总的情况来看,所谓的“国进民退”并不存在,相反存在“民进国退”趋势   2008年以来,社会上有不少人和一些媒体将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一些兼并、收购和重组的事件说成是“国进民退”,并且认为“国进民退”现象已成为一种危险的趋势。对于这种判断,张宇表示,不少资料和统计都证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有经济的总量不断扩大,但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趋于下降。   1978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2.0%,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降至43.8%,30年间下降了一半还多。近几年中这种趋势依然存在。此外,非国有经济在贸易领域占绝对优势,民间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今年首超50%。因此,“从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总的情况来看,所谓的‘国进民退’并不存在,相反存在的是‘民进国退’的趋势。”张宇说。   最近一个时期国有企业在一些领域的扩张,张宇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国有经济的特殊作用有关;二是与大企业在危机中的特殊优势有关;三是与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提高有关。   “国进民退”的说法中,一个论据被经常提起,那便是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4万亿元,绝大部分落在了国有企业身上。实际上,是因为这次应对危机冲击是国家主导救市,全世界都是国家在花钱,必然在一段时间和某些领域内呈现“国进民退”。另外,4万亿元投资的领域多数是基础设施、民生工程,民营经济一般不会进去,所以它对民营经济并没有挤出效应。而国家利用这段时期进行投资,通过大型国企把这些投资项目建好,不仅有利于经济恢复,而且会为恢复后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从微观层面看,国有企业的进与退和民营企业的进与退都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现象,有进有退是所有制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内在要求,基于国有企业发展的一些个案而做出所谓“国进民退”的判断,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   别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对立起来   张宇强调,在讨论所谓是否存在“国进民退”的过程中有一种看法是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完全对立起来了,甚至认为只能“民”进不能“国”进,国有经济比重越小越好。这种观点不符合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性力量。   “我们要认识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张宇表示。   一方面,国有企业多数是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骨干和支柱作用,可以带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除少数由国家独资经营外,绝大多数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成为了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有经济在宏观稳定、技术创新、维护安全等方面的作用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宏观条件等。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它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竞争环境、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全面的分工协作。   张宇特别指出,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上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即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更趋激烈,而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整体素质还不高,难以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匹敌,因此,在国有经济大量退出的许多产业和领域,往往被具有诸多优势的跨国公司所占据,一些民营企业面对跨国公司强大的力量和各种利益诱惑,逐步成为跨国资本的并购对象或附庸。因此,一味地鼓吹“国有企业退出”的结果很可能不是民营企业的进入和发展,而是跨国垄断资本的占领。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国有、民营与外资企业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   国有经济并不意味垄断,当前国有企业多数处于有效竞争之中   张宇说,一些人认为近期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强化垄断,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认为国有经济必须全面退出竞争领域,这种观点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的实质缺乏清楚的认识,并将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结构混为一谈。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主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有经济进行战略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国有经济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不能竞争而必须退出竞争领域。”张宇说,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产业都是竞争性的,即使是那些国有经济需要集中的关键行业和关键领域如电力、机械装备、汽车、电子信息、金融等部门很多也都是竞争性的。   张宇表示,如果国有企业只能存在于非竞争领域,那么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就失去了客观基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一句空话,深化国有经济的改革就失去了方向。   此外,垄断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与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国有经济并不意味着垄断,私有经济并不意味着竞争。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多数处于有效竞争之中,并不都是垄断性企业。   当然,只要有垄断现象就会有垄断问题的出现,因此,必须有相应的措施防止垄断企业用不正当行为损害社会利益。但是,应当看到,即使是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其行为是否正当也要以企业是否有“滥用市场地位”的垄断行为作为标准,也就是说必须以国家的《反垄断法》为依据,而不能把国有经济的所有行为,如房地产投资、资产重组等动辄扣之以“垄断”的帽子。   张宇强调,当前我国市场结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垄断,而是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国际竞争力低下,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一些关键性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和国有企业的做强做大,不仅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也是面对全球竞争的挑战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选择。(记者 白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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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2010-2-6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作者:张宏杰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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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他讲事实

    你和他讲事实,他和你讲理论;    你和他讲理论,他和你讲特例;    你和他讲特例,他和你讲全局;    你和他讲大局,他和你讲特色。    你和他讲特色,他和你讲道理。 ◎ 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    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    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    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    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    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    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    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    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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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砸纲”?

    郭:谢谢!不错,刚才两个姑娘 于:什么眼神儿啊您这个? 郭:女演员表演的相声,换上一个小小子儿来。 于:您眼里没谁了吧? 郭:好,这个形式是相声,好好干,这是一门艺术。 于:那不错。 郭: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于:祛暑啊是怎么着?不是药材我们这玩意儿。 郭:怎么说? 于:弘扬正气。 郭:弘扬正气,这是个传统的艺术形式。 于:是传统的。 郭:四门功课。 于:说学逗唱。 郭:打周朝列国就有你们这一行, 于:很清楚。 郭:孔夫子无食困陈蔡,找范丹老祖把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了米山和面山,直到今天没还完。 于:gua-der- gua-der- gua-der- gua。行了。 郭:好。 于:好您也别唱快板啊。 郭:好,我很欣赏你们,你们这个行子。 于:什么叫行子呀? 郭:好好干,为人民服务。 于:应该的。 郭:给大家带来笑声。 于:带来欢乐。 郭:对,有发展。 于:谢谢您。 郭:一定要好好地干。为什么大伙儿喜欢相声呢? 于:为什么? 郭:相声是来自于人民中间。 于:来自于民间的。 郭:讴歌百姓。 于:是。 郭:我很希望你们能够群殴嘛! 于:对——打群架啊? 郭:不是,不要你一个人讴歌,你们一群说相声的一块儿讴嘛。 于:全讴歌,怎么那么别扭呢。 郭:不是,就是说我们喜欢你们。 于:喜欢就好啊。 郭:这是劳动的诗歌。 于:我们这又成诗歌了。 郭:我也有时写一点点诗歌。 于:您还搞创作吗? 郭:我喜欢做一些个小的诗。 于:有作品吗? 郭:不是很成熟。 于:您可以念一念。 郭:大家指正一下啊。 于:欣赏一下。 郭:宣武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通州区的人民好喜欢。眼望丰台高声喊:我爱你,海淀! 于:诗写得平常。 郭:这个诗歌,虽说不是很大,但它的意义深远。它体现了北京人民的亲密合作。 于:没瞧出来。 郭:区县之间的团结。 于:没听出来。 郭:百姓们为了实现四化,为了让中非论坛顺利召开做贡献,它是反映这么一个意义。 于:哪儿有这层关系? 郭:我说有就有。我认为它是它就是。 于:是是是,那就这么回事儿吧。 郭:记住了,做个演员要为人民服务。 于:这我们知道。 郭:要高雅! 于:高雅? 郭:一定要高雅,有品位,上“凳”次。 于:您再摔下来!上档次。 郭:上当不可以。 于:上当就一次,您这文化太差了。 郭:上一个“凳”次。 于:“凳”次“凳”次就“凳”次吧。 郭:碎嘴子啊你是?记住了,说相声是干什么用的呢? 于:您说。 郭:是教育人的。(观众喊“噫”)喊你的名字吗? 于:这是叫您别往下说了。 郭:我是这么认为的,相声就是教育人的。 于:是吗? 郭:你不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一个教师,你是一只教授。 于:我是一只教授? 郭:一直是教授嘛。你的工作就是教育人,你一定要注意节目的品位,你今天这个作品教育人们学会什么了?这是你的工作。你不要考虑他乐不乐。 于:啊? 郭:他活该,爱乐不乐。你的工作就是教育人,哪怕他不乐。 于:啊! 郭: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你的位置站得很稳牢。 于:我站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了。 郭:一定要高雅!知道什么是高雅吗? 于:您说。 郭:和人民作对。 于:这谁放进来的,都吃多了啊。 郭:他爱听不听,不听就不听!活该,死去。 于:这您也跟着一块儿喊呐?不是那活儿了知道吗? 郭:记住了,你是一个教师,而且在台上你一定要反三俗! 于:三俗? 郭:三俗!庸俗、低俗、媚俗! 于:这么三俗。 郭:绝对要反三俗!把它记在心里面。 于:好好好。 郭:谦虚使人进步。屎人都能进步! 于:您说这太脏了,您这本身就叫三俗。 郭:我弄死你信吗?没挨过流氓打是吗?大花盆儿砸脑袋上哗哗流血,打得你眼珠子缝针,比杨乃武都冤。 于:啊? 郭:我让你看看我这纹身。 于:你光膀子干吗?我不瞧这个。 郭:敢说我三俗?三俗是我用来侮辱人的手段。说我不行知道吗? 于:说您不行? 郭:讨厌知道吗?我每天工作很忙,我再和你这无聊的人打交道,我怎么为人民服务?我怎么反三俗? 于:您是哪个单位的? 郭:管得着吗? 于:问你干什么工作的? 郭:呸—— 于:你疯子啊?怎么意思? 郭:才看出来你,他们早看出来了。我常常在想 于:想什么啊? 郭:人呐,为什么这么不自重。我在单位里我也很着急,很多人不务正业。很多有偏差的事情需要我去纠正,但是我操心不过来呀。 于:什么事啊? 郭:单位……拿个电话,拿个手机在那儿说话。 于:对呀。 郭:你有点正事儿没有?手机……手机是用来干嘛的? 于:干吗的? 郭:为什么要发明手机? 于:为什么? 郭:发明手机的目的是让你们怎么用它实现四化! 于:用手机实现四化呀? 郭:不是让你聊天的。 于:甭走大字眼了。 郭:太三俗了,讨厌。我就不是科学家就算了。我要是科学家,我研究一种新的手机,我就让你们聊不了天。 于:什么样啊? 郭:手机第一要大,这么大个儿,像月饼盒子是的。兜里搁不开。第二有线连着,搁桌子上动不了。这研究出来社会又进步了。 于:啊?那社会就回去了知道吗?您这不就是有线电话吗? 郭:你怎么跟我对着干呢? 于:不是我对着,您说这不像话都。 郭:简直就是一个很三俗的人。 于:怎么三俗了这? 郭:太三俗了。错了不是,你这样做是错误的。 于:我不对啊? 郭:提升品位,要高雅。记住了,天网恢恢,肥而不腻。 于:你这什么啊? 郭:对演员来说应该要自重啊,我就知道有个演员一点儿都不自重。 于:是吗? 郭:到最后终于吊儿郎当入狱。 于:不对啊,锒铛入狱。 郭:这个演员叫吊儿。 于:演员名字也俗。 郭:我常常在想,走在街上,迎面来的人都让我觉着睁不开眼。 于:怎么看不惯呢? 郭:有的人穿着背心短裤就上街,是人吗?还有的人穿着睡衣睡裤就出来,不自重啊。还有到游泳池你看看,还都穿个游泳衣,要脸吗? 于:废话,你穿着棉袄游泳去啊? 郭:露着胳膊露着大腿,太三俗了。现在泳衣做得也不好吗。 于:怎么了? 郭:过去的泳衣很端庄多好啊。 于:是。 郭:过去那个泳衣,扒开泳衣才能看见屁股;现在这个扒开屁股才能看见泳衣。太三俗了。 于:也没有像您这样的满街上看屁股的。 郭:穿成那样你怎么出来?你又不是毛片儿演员?你又不是那些黄色录像带的主演?你又不是李丽珍、舒淇、饭岛爱、高树玛丽亚…… 于:三俗不三俗我不知道,反正这片子你可没少看。 郭:太三俗了。 于:你就够俗的了。 郭:我是批判性的看。 于:这片子还能批判性的看。 郭:我要看她们堕落到什么程度,我熬点儿夜儿算什么,我反三俗了我! 于:就干这个。 郭: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你还考虑着如何杜绝手机聊天,有些时候手机还接到一些无聊的短信,黄色短信,太无聊了,有一个是这么说的: 于:干嘛一提这个您上弦了怎么着。 郭:很三俗嘛。 于:没忘,又想起来了。 郭:你那个手机接到过吗? 于:谁也保不齐接到过。 郭:看了吗? 于:发过来怎么也得看。 郭:给我讲两条。 于:我不传播这个知道吗。 郭:太三俗了。你竟然看,是人吗你?你堕落了,你堕落了你现在记住了,你需要有人带领你走出泥潭。你进一步就是立即枪毙,回头一步就是保外就医。 于:啊,我还好得了好不了了?不是,您收到过没有? 郭:那还少得了吗?一些个无聊的人发给我的。 于:那么你看不看呢? 郭:当然啦。 于:当然什么意思? 郭:我要看它无聊到什么地步。 于:您也看。 郭:多新鲜呐,这多么的讨厌,我要批判它。 于:也是批判。 郭:我是为了反三俗嘛。这儿坐着呢,手机来短信了:很想和你花前月下一起散步。我这个火儿腾腾的就上来了。 于:没准儿是你爱人。 郭:呸~~~我媳妇儿不认字儿。 于:那就是情人。 郭:我弄死你啊。 于:怎么了,怎么了? 郭:我是一个玉洁冰清的人。贞烈贤良就是我的代名词。我走到哪儿贞节牌坊就跟到哪儿,我绝不做外活儿知道吗? 于:什么玩意儿。 郭:我儿子都上初一了我能那样做吗我?恨得我没法儿没法儿的。 于:是吗。 郭:想和我花前月下一起散步,太色情了。 于:您要不琢磨就没什么色情的。 郭:越琢磨越色情。 于:都是你琢磨出来的。 郭:散步之后就是吃饭,吃完饭就是回家睡觉,太三俗了!我不能饶了她。 于:对。 郭:(发短信状)你是谁? 于:您还问什么? 郭:我得知道她是谁我好教育她呀。 于:用得着你教育嘛? 郭:我这是苦口“破”心。 于:太破了。 郭:单位工作也很多,我还忙活这个事儿?我得问清楚是谁? 于:啊。 郭:王秘书过来,我得批评你。我说过是一次了吗?装订文件绝对不能超过十页!你看这二十多篇儿了,下次局长再撕不动我就抽你。 于:局长撕文件啊? 郭:这是谁呢? 于:还琢磨呢。 郭:有时候人一忙起来就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到这会儿我掏出钱包来,掏出我太太的照片。回想那些草长莺飞的日子,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自己劝自己:整个天下还有比她难对付的事儿吗? 于:您就这么鞭策自己啊? 郭:赵秘书,我得表扬你,真好,悟性也好,聪明。给你舅舅露脸。 于:舅舅? 郭:我们局长。你看你打的字,才错了七个。现在看第二行。 于:一行就错七个呀。 郭:该鼓励,年轻人要鼓励嘛。 于:这是鼓励的事儿吗? 郭:闭嘴,你很三俗啊。 于:我说什么了? 郭:我在想到底是谁给我发的短信呢? 于:还是这事儿。 郭:我一定要教育她,我要批评她,让她走上光明的大道。我不像好多人,一天到晚的,沉浸在黄色的短信当中。一天到晚不务正业,他连街坊都不认识他还考虑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于:你现在就跟外星人差不多。 郭:讨厌,你怎么这样呢?我一直在考虑,到底是谁呢? 于:你有点儿别的事儿没有啊? 郭:你怎么回事儿? 于:废话,你考虑这个干嘛。 郭: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是一个纯洁的人,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这样想法很肮脏。深夜无人的时候你左手一瓶酒,右手一只鸡,嘴里叼根烟。咋儿喽一口酒,啪啦两口菜,扑扑两口烟。扪心自问你不亏心吗? 于:亏心我没觉得,这三样反正够我忙活的。 郭: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呢?好看不了。 于:怎么呢? 郭:漂亮不了。 于:为什么呢? 郭:只有那些为人民服务的人长得才漂亮。 于:是啊? 郭:只有那些反三俗的人才是浓眉大眼的。这个人肯定很肮脏。这个女的好看不了。脸像苹果,眼睛像葡萄,鼻子像洋桃,嘴像樱桃。 于:长一个果盘的脑袋。 郭:没这样的啊。 于:废话,那不全是水果吗? 郭: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我们每天在短信的谩骂声中度过。 于:你还骂人。 郭:我严厉的批评她,诅咒她。终于她回了一条:谢谢你的提醒,果然降温了。我穿的不少挺暖和你放心吧。我才不信你这个呢。 于:您这是谩骂吗? 郭:我就要教育她,我让她走上人间正道。 于:就告诉人家要降温。 郭:我要反三俗嘛。 于:什么反三俗。 郭:接下来又一个月她没信儿了。 于:断联系了。 郭:哎呀,她改邪归正了?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教育人呢? 于:好了还教育什么呀。 郭:那不行,她们都好了我怎么办?我怎么能批评她们呢?我一定要批评人我要教育人嘛,我一定要教育人嘛。哎呀,天天我在考虑,为什么不来短信呢?心里面百爪挠心。站在街上抬眼望去天地间一片茫茫。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老天啊,我该何去何从?我怎么办呢? 于:你呀,死去吧你。什么呀,就这短信就成这样了。 郭:我得教育人呐我,我得反三俗啊我。 于:疯了你。 郭:终于来短信了:对不起我出国了,好久没有回来,我用我的全部积蓄给你买了块手表。 于:礼物。 郭:是啊? 于:你还知道好歹啊? 郭:我用你给我买表?全部积蓄?表不错啊。黄金的壳儿白金的链儿顶上一圈儿钻石,左边蓝宝石右边猫眼,一圈儿奶油正当间儿是个樱桃。 于:蛋糕啊是怎么着? 郭:我喜欢吃蛋糕。 于:为什么? 郭:我要借吃蛋糕的机会批评教育她。 于:没听说过都。 郭:给我发了一个短信:明天下午两点,我在天桥等你。你听听她选择这个地方。 于:怎么了? 郭:天桥。那是个小市民去的地方,低级下流庸俗无聊。可见她的品味,天桥就代表着下流。 于:是啊? 郭:我们是很高雅的,我要反三俗!(声嘶力竭) 于:别嚷了,至于不至于啊? 郭:我很生气呀我,我很生气。我转天一定要批评她。顺便把那表拿过来。 于:主要是拿表去了。 郭:转过天来,跟家收拾好了换衣服,准备走。短信又来了:对不起我有点儿事儿,明天吧。太三俗了。我实在等不了了。那我也得去。 于:是。 郭:转过天吧,转天得上班,早晨起来上单位忙活完了,到中午归置好了奔天桥。刚出单位的门儿,短信又来了: 于:谁啊。 郭:同事发来的。 于:说什么? 郭:据可靠消息,今天下午领导要来视察,你有可能要提正处。 于:要升官儿。 郭:升官儿对我来说倒无所谓,关键的是能更好的能为人民服务,能够反三俗。我是去接待领导,还是去接待名表? 于:您呀,处长可就比副处强。 郭:是吗? 于:当然。 郭:好,那我去接待领导,我明天再去拿表。她昨天还涮了我一把呢,一对一次,我明天再去天桥。 于:嗯。 郭:下午陪着领导笑了一下午,一直到领导走我这脸都木了。活动一下,明天我要去拿表去。 于:还想着呢。 郭:明天我要到天桥去教育人了,我要到天桥去反三俗了,我要去天桥教育人。 于:嗯。 郭:很高兴,回家。 于:回家。 郭:到家门口,我儿子在门口等着我呢。孩子放学了:爸爸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孩子上来一把搂住我了。 于:高兴。 郭:爸爸爸爸你太给我露脸了。 于:怎么露脸? 郭:我们学校里面搞测验,今天下午除了您所有的爸爸都上天桥了。 于:全去天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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