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赵鼎新:寡头政体现代化和革命

  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对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迈克丹尼尔对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迈克丹尼尔虽然研究的是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但它对于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在一个由威权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还是不无启迪的。迈克丹尼尔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1911年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他的比较方法在逻辑上属于前面提到的相似案例比较法。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是比较脆弱的。依循相似案例比较方法的逻辑,迈克丹尼尔在书中首先列出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资源方面的种种不同,然后强调这些不同都不是关键性的;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迈克丹尼尔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其关键是这两个国家在国家性质上都属于寡头政体并且革命前都正在进行由寡头政体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迈氏的书力图表明,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由于种种因素,无论其现代化过程本身成功与否,都很容易导致革命。我下面对他的分析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   迈克丹尼尔首先定义什么是寡头政体。寡头政体,顾名思义,就是由一个寡头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政体,该寡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或出于神授。与君主立宪制不同,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的个人领导能力;与现代威权政体不同,寡头政体下的寡头一般不信任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志和权力去违背国家组织的种种决策。迈克丹尼尔认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都属于这种政体。同为寡头政体,这两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俄国是东正教国家而伊朗是伊斯兰国家。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打击基督教以外的社会势力,特别是传统的宗法势力和部落势力,东正教也不例外。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本来就是把基督教精神用中东的部落社会文化力r{以改造后形成的一个宗教。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国家力量一般都比较弱,而部落势力则很强,但伊朗又属于伊斯兰国家中的什叶派。什叶派与伊斯兰教的另一个主要派别逊尼派有很多不同,总体来说,和逊尼派相比,什叶派对世俗权威更不尊重,是一个反叛性较强的教派。   其次,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有很多石油,而沙皇时代的俄国却无石油资源可资利用。因此,与沙俄相比,伊朗政府可以直接用石油利润来搞现代化,而无需与社会有较深的关联。   第三,由于文化和资源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现代化政策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由于俄国有较强的国家传统,沙俄政权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打击地方贵族势力,并扮演一个超越地方和阶级利益的传统性权威角色,沙俄的现代化过程也因此而缺少清晰的意识形态或蓝图。与沙俄相比,伊朗的国家势力一方面要微弱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有石油资源的支持能够脱离地方利益而自行其是,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伊朗国家一方面搬出公元七世纪前伊朗的帝国传统二,另一方面把: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伊朗又运用其石油资源在国内进行了比沙俄更为积极的现代化。   根据迈克丹尼尔的分析,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两个寡头政体的政府也遇到越来越大的体制性社会矛盾,并最终不得不面对革命。对此,迈克丹尼尔的解释至少包含了以下五个原因。第一,在寡头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寡头政体下的政府一般都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或神授的基础上。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对静止,也就是社会状态基本维持不变,而现代化肯定会加速社会变化。在此过程中,传统势必大大削弱,寡头赖以掌权的神秘性也会逐渐丧失殆尽。在寡头政体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守的人看到的是一幅国将不国的景象,而激进的人却认为传统(包括寡头政体本身)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因此传统和新兴精英会同时对寡头政体型的现代化产生强烈不满。   第二,寡头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任用谁,不任用谁,全凭寡头一人的喜好。所以大家都竞相讨好寡头,于是形成了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风气。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人决策中心,而官员间的勾心斗角则会愈演愈烈。在寡头政体下,由于国家政策往往随着寡头的好恶和个性而改变,官僚体制即使存在也形同虚设,政府的政策很难达到科学化和理性化。因此,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政治却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景。并且,由于寡头政治不能形成决策理性化,寡头就不得不过分依赖于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并给予这些国家机器以很大的权力。这样,警察和军队在平时直接干涉经济造成腐败,而在危机时却可能反戈一击,决定着寡头政体现代化的最后成败。   第三,现代化导致识字率的提高、大学的扩展、城市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加。这些都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寡头政体由于没有法治或有效的官僚体制,根本就不能处理和消纳这些新型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只要国家治理社会时严格以法律为根据,法律就会成为精英层面上的共识。这并不是说精英层面上的冲突会就此消失,而是说冲突的结果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会得到大多数精英的认可,并可作为精英斗争的一个新的可预测的起点。不但如此,法律还会增加非精英群体对国家行为的预测能力。严肃的法律会向非精英群体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让非精英群体知道他们的什么行为会被镇压,什么行为不会被镇压,从而引导着反对运动的方向。法律有了严肃性之后,即使国家的镇压非常残酷,只要有法律依据,精英群体也不会因此而对国家形成反感。因为精英一般都认为法律可以修改甚至废除,但只要它还有效时,依法执行本身并没有错。但在俄国和伊朗的寡头政治下,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处理也是全凭寡头的个人意向。他们有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有时是以家长式的态度来对待社会运动,有时则是左右摇摆。它们对社会运动的处理方式既不能给社会下层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又往往因为在道德上处于下风而分化了社会上的精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伊朗,国家的镇压最终导致从左派、自由派到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都想推翻寡头政治。伊朗革命就是左派、自由派与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联盟的结果(虽然左派和自由派在革命成功后遭到了宗教势力的镇压)。而在俄国,就像《日瓦戈医生》这部影片里所描述的一样,最后连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革命对他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也在革命前夕同情了革命。   第四,在第五章讨论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时,我们曾谈及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和多样性;但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寡头政体现代化要么把旧有的精英集团打掉,但却未把新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建立起来;要么是既没有打破旧体制也未能树立新体制。在俄国,沙皇在19世纪时通过解放农奴等措施削弱了贵族势力,但却没有相应的新型精英势力和中层组织兴起;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中东商人和宗教势力受到了冲击,但国家对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却始终保持压制。因此,随着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松散。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变得十分松散。寡头政体的现代化过程削弱了人与人之间在传统意义上的联系,但新型的组织联系又未能跟上。因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也得不到组织的协调。寡头政体下的寡头往往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它平时不希望人们组织起来,一旦社会动乱来临,连谈判都找不到对象。在寡头政体下的社会运动由于缺乏组织,一般是在一定政治机会下一哄而起。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缺乏威信,缺乏现实感,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他们很难成为可寻求妥协的对手,这样的运动势必会走向极端。   第五,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往往会走向极端。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并不十分关心国家政治;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增多,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破坏,他们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关心。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没有现实政治的经验,也缺乏对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复杂性的认识,社会也没有正常渠道使他们能在对话和争论中趋于成熟,因此知识分子的思维非常容易走向理想化、简单化和绝对化。面对社会问题,他们追求的不是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对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和理想社会的实现。面对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他们所追求的不是逐步改良,甚至不是推翻寡头统治,而是全民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知识分子虽然一般最后总是革命的.牺牲品,但他们所创造的话语和他们的行动却是革命得以发生和成功的关键。   总之,迈克丹尼尔在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伊朗革命的分析中熟练地运用了托克维尔、亨廷顿和康豪瑟等人的书中所揭示的一些社会机制。他告诉我们,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寡头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寡头政体现代化就会导致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其在经济上成功与否,现代化过程都会导致革命性结局。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并不是没有缺陷。比如说,他认为威权国家与寡头国家不同,威权体制一般有一个政党和成熟的官僚体制,因此有可能实现决策理性化并把社会各界精英吸收进政体;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威权体制下的政党也比较容易随机应变。这一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只要看看东欧国家、南韩和其他许多威权国家在反对运动中的垮台,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就值得商榷了。   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威权国家现代化不仅比起寡头国家现代化来说有许多优点,就是比起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来说也有许多优点。其实,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起真正成功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的例子。①而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则表明,至少某些威权国家是能成功地担当起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任务的。但威权国家现代化也有自身的问题。就中国而言,目前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在威权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威权国家所不能克服的结构性问题。但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他们所指出的大多数社会问题不但是真的而且很严重,但从学理上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威权国家的框架下通过加强社会再分配,加强法律和官僚制而得到解决。但是,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就本书所讨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一议题来说,威权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仍需面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问题: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政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一个具体的国家领导班子)合一的倾向,且其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绩效之上。在政体和政府合一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挑战同时就是对政体的挑战,并会立即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容忍社会对国家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的公开批评,社会危机比较难以通过政府重组而得到解决,而种种从政府角度来说是不得不采取的压制政策却可能使社会矛盾以更强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常常在大众特别是在社会精英心中盘桓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人能统治国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国家的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传统、神授以及精英与国家联盟的基础上。随着现代民智的提高和通讯的便利,权威失去了神秘性魅力,国家权力无法再以传统作为唯一基础。在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基于意识形态、民主选举或(和)绩效。早在20世纪初,勒庞就曾经预言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极不可靠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东西太具体,国家一旦不能兑现意识形态承诺,就会因此而产生合法性危机。   同样,将国家的合法性置于绩效基础之上的政权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共有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经济的高度发展将会提高人们的预期,但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经济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马上就会要求国家负责。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表现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并不是说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应该讲道德,而是说,一旦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的道德表现上,一些在大众眼中的不道德行为(比如贪污)就不再是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从而有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如何,以法律为依据的镇压是任何国家解决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德治国家的百姓往往会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将事实正确和道德正确置于程序正确之上,法律规则和程序对于处理许多危机来说作用不大。德治国家的百姓不但习惯于从道德上衡量一个政权,并且习惯于用道德话语来挑战政权。此类挑战一旦形成气候,国家的镇压手段即使有法律依据,在大众眼里也会是非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镇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战争时期,保卫国家显然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要强调国家的防御合法性,政府就必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制造国家危机意识。而民族主义的目标一旦被激发出来,就需要实现。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因此而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使国家朝十分危险的道路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前车之鉴。   总而言之,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置于绩效之上时,它就必须努力兑现一些现实的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西方代议制民主有很多缺点,但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体与政府分离了,并且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其最终结果都不甚了了的选举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必须以它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以及它防御国家的能力来获取人民对它的直接支持,但一个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却不能建立在绩效上。怎么把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建立在虚处而不是在实处是任何威权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迈克丹尼尔在书中清楚地指出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多或少要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对中国来说,虽然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由一个寡头政体在领导,但由于向来缺乏法治传统,更由于文革对官僚体制和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传统的进一步破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中也同样遇到了迈克丹尼尔书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发起了“球籍问题讨论”,“中国文化批判等”,等等;他们的行为与迈克丹尼尔笔下的俄国和伊朗知识分子就有很大的相似性。怎样使中国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与时俱进,怎么能在中国逐渐建立起发达的和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怎样能使中国长治久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①当然,人们会说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开始实行民主时并不富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阻力比较小,社会矛盾也可以部分地通过发展得到缓解。西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占有先机,所以能够通过移民、国际剥削和对外扩张等手段来缓解国内矛盾。这些国家可以比较从容地推行民主化,从有产阶级投票权、男性投票权,再到全民投票权逐步发展。这些都是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作者:赵鼎新,原载:《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胡泳: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胡泳: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文革法则    ●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这里的“1”也就是100%,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文革或红卫兵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1946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15分钟的希特勒。     1990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meme)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countermeme)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停止打字。     2)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革法则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27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汪习根: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创新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 2012-03-12 09:18:52 汪习根: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创新 进入专题 : 社会矛盾 法律机制    ● 汪习根       内容提要: 社会转型致使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如欲标本兼治,就应当站在法哲学的高度,辩证施治:在情理法动态平衡中完善释法说理机制;以法律功能二元论为导引创设社会风险评估法律体系;依司法权特质区隔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以优化法律判断路径;在“三位一体”新程序理念下重塑法律协作关系模式;奉执法之互动与人本理念强化民意表达释放机制。     关键词: 社会矛盾/法律机制/法制创新          世界各发达国家发展轨迹中呈现的经济水平与社会矛盾的关联性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规律,1中国也不例外。2当下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与急剧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正面临着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与危机。在诸多矛盾中,公权力与私权利、利益关系的顶端与末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场域,而官民矛盾被认为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矛盾。3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适时地回应与解决社会矛盾中理应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各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对现有的危机管理制度和法治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探讨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律机制成为法治秩序构建的当务之急。据此,本文立基于法哲学的辩证视角,通过审视现有法律制度,以探寻社会管理法制机制之创新之路。          一、在情理法动态平衡中优化释法说理机制          如何达致情理法三者的沟通与链接?一直是困扰法律界的一大难题。西方分析法学与自然法学之争延绵千余年,主要因为在这一关节点上纠缠不休所致。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情理法的关系早有精辟论述,但对其沟通机理的研究却不甚了了。社会矛盾的化解必须依靠法律权威,而单纯的法律规则主义因规则与社会沟通的法理缺失导致公民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断裂甚至异化、酿成社会不合作以至民众暴力抗法。而单纯的法律理想主义过于倾情于法律价值的抽象命题而缺乏形式理性的现实根基,使情理因其非文本化、非逻辑化而难以步入法律的现实王国。其实,“天理、国法、人情三概念,本质上是互相沟通而又相互矛盾的。三者互相沟通或同一之处,便是发现正确妥当的法律之标准。”4要沟通三者,首先必须科学地界定情理的法律意义、理性地确立其运行边界。与日常生活不同,法律视野下的“情”指的是反映社会大众意志而非个人利益的“情意”和表达主流法律理念的“情感”;“理”指的是被社会公认的原理、公理、定理和道理。应当摒弃的是法不容情语境下的情理,而不是作为法律意志构成的情理。而就情理与法律的关系模式而论,情理需要借助于法律的规范性与准确性加以彰显,法律则以情理为渊源与依托。对情理的外化、固化、强化是法律的合法性前提。可见,情理是法律的实质内容,法律是情理的外在形式;情理是法律的优化基础,法律是情理的实现之道。民风、民俗、民情、民意与法律判断之间的兼容性与叠合度成为矛盾化解的一个逻辑始点。从实践理性上看,情理与法律的沟通机理依存于对情理的表达、发现与转化这三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如果立法是法律对情理的第一次官方表达,司法是在立法不能时对情理的第二次发现,那么,法律大系统对“社会人”而非“法律人”公意的还原则是情理向规则的根本转化。     情理法相互融合的内在机理预示着此三者之间进行外在沟通的制度化构建之必要与必然,而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释法说理机制则是一个基本的去路。释法说理机制的完善应当把握以下特点:(1)交涉性。在公共参与下弘扬说理的交互性与对话性,打破“说者”与“他者”之间的非平衡性,使政府、当事人各方以及社会公众充分表达各自的道理与情感,最终形成能够证成合法性的命题。因为法理交流应当是双向多元的,释法说理的过程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民众也不只是被动的受众,而应当是在打破话语霸权前提下的平等交流和在相互制约下的理性言说。司法权作为一种判断权,其公正性是以全体“剧中人”相互交涉的程度、范围与质量为基调的。而法治下的行政在本质上是一个对话与互动的过程,如美国于1946年制订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文规定了联邦行政机构在行使制规(Rule making)和裁决(Adjudication)权力时所必须提供的“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包括对各行政机构的组织、职能与程序所要求的描述、行政决定的程序与实体规则、机构所采取的政策及其解释、以及争议终审裁决中的多数与少数意见等。只有在知晓事实、法律以及将这两者连为一体的全部信息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最有效的沟通与交涉,从而确保结论依据的充分性与说理的可信度。(2)关联性。在事理上,探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间的真理性关联,以司法艺术的独有技艺复制生活并回归到真实生活,而非囿于剧场式的法律事实求证;在法理上,谋求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内在一体化,而非停流于法律形式主义的外在文字,而是立足于字里行间的法律精神并以作为法律要素的法律原则为一切司法的灵魂;在机理上,追求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强化推理的过程性与周延度、以理服人。就司法而言,“陈述判决理由是公平的精髓”。5而对行政行为和执法而言,也概莫能外。所有公共决策和判断都必须基于科学的逻辑推理才具有广义的合法性,从而达到以具体的论证来说服相对方的效果。(3)程式性。释法说理应当注重表现形式与展开过程两方面的要求。宏观上看,它必须贯彻于法律实施的全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但是,在程序运行的全过程中,应当强化专门的释法说理环节并讲求形式化、标准化。可以考虑建立释法说理告知书制度,并分解为事前、事中与事后三个阶段分别进行。(4)法定性。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的共识,而且应当予以制度化、规范化。其实,在一些国家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制度。法国于1810年颁行的法律规定:“不包括裁判理由的判决无效。”6“判决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原则今天极为牢固地树立了,在意大利,宪法本身就此作了规定。”7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曾说:“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因素比公共机构不负说明决定理由的义务更为严重地阻碍过英国行政法的发展了。”8“当事人有权知晓裁判理由”最早被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确立为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9该委员会强调应当给予相对方书面的裁判理由说明书。1957年,行政裁决与调查委员会进一步主张将裁判说理当成一项法定义务,因为:“一项基本原则就是程序当事人应当在裁判的最后一天知晓某一特定裁决作出的理由。如果缺乏理由,当事人声称他是恣意裁判受害者的言论便可以理解。”10这一要求被翌年通过的英国《法庭与调查法》第12条正式确认。(5)开放性。借助于网络平台、信息公告栏、资料索取点等硬件设施,在划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边界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发布公共信息,让社会公众了解并理解权力运作的过程和结果,便于在获得知情权的同时为行使公共参与权利奠定信息基础;说理的过程与结论必须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否则势必导致暗箱操作。英国在2003年《刑事审判法》中明确规定:法官“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以通俗的语言和一般的术语,说明其决定所判刑罚的理由”;在德国,“刑事诉讼上的对判决理由的宣示为强制性的规定”,11在公开的方式上分为口头当面宣读和裁判书面说明两类,并有严格的公开时限。释法说理机制最终的结果是使当事人知晓公共权力行为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其结论形成的逻辑理路,如果不告知受影响的当事方并向社会公开,便无法获得当事方的认同,也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利于接受社会的监督。          二、依法律功能二元论构建社会风险评估法律体系          中国古代的法观念将法与刑相等同,认为“杀戮禁诛谓之法”。12在实践领域中,法的功能囿于惩罚、打压和禁止,长期以来强调治患于已燃,而忽视防患于未然,其结果不免导致治标而不治本的单一功能主义。从法哲学的角度看,法律具有双重的功能,既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态作出评判和处断,又可对尚未发生的事态进行预防与防范。孟德斯鸠曾言:“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风俗,多于施用刑罚。”13     对矫正主义之一元法律功能论偏重惩罚这种认识误区的纠偏,在社会矛盾化解领域的前提性举措就是要建立一套具有法律强制力和可操作性的风险评估法律机制。风险评估的类型除了可以通过GDP和成本效率量化表示的经济风险外,还应当着重包括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社会风险、导致国家权力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风险和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形象的国际风险三大类。对于任何一类风险,都应当建立起标准—次级标准—指标三级评价体系,使评估的内容细化,具有可适用性。同时,社会风险虽然与经济风险难以完全隔离开来,但是它是自成一类的独立系统,应当构建一套单独的评价标准,并对不同的风险标的进行分门别类的评估。以征地补偿纠纷为例,除了将征地纠纷按照性质、根源、强度划分不同类型以便区别对待外,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在社会成本之下,构建次一级的标准和具体指标并分别赋值。在征地纠纷社会风险评估标准构建中,相关次级标准和具体指标参数可分解为:第一,主观标准:被征土地使用权人可能获得补偿的满意度;这一标准又可拆分为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两个次级标准,而直接物质上的满意度又可分解为土地补偿、劳动权与地上附着物补偿14之认同度三个具体参数,间接精神利益则可分解为生活习惯与生活便利影响两个具体参数;第二,主体标准:利益关联方结构分析,包括利益正相关与利益负相关两个次级标准,它们又可分别拆分为利益方所涉及的范围、分布地域、人数规模、年龄与实际职业状况五个具体参数;第三,客体标准:可能引发纠纷的对象构成分析,细分为被征土地使用权人的心理预期与实际补偿之差异及其原因评价、法定补偿与实际补偿之差异及其原因评价两个具体参数。第四,比较标准:法律标准、社会标准与政府标准之比较,主要用以检测法律承受力、社会承受力与政府承受力三者之关系,并将以上因子代入经济效率之中进行比例测算,便可得知社会风险与经济效益究竟熟大孰小。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固然重要,但如若没有硬法的保障则不足以自行。其中的关键在于赋予这一机制以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风险评估法律机制的建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风险评估机制必须法定化。各级地方政府在项目上马前通常能够出具书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该报告侧重于立项依据、市场需求、应用前景、投资效益等旨在证明项目可行的内容,而忽略甚至回避项目的不可行性因素尤其是社会风险分析。因此,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报批制度需要通过法律加以确定,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其二,法定化的风险评估机制需要高效率的执行与实施机构作为执法主体。根据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既可以设立单独的风险评估中心,也可以在现有的项目主管职能部门内部增加风险评估这一特别的新型职责。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从事风险评估的人员必须职业化、专门化和法定化以及可归责化。这样能够防止风险评估的形式主义: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如果出具风险评估报告的机构和人员没有严格履行法定评估职责,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其三,社会风险评估是一道必经的法定程序而非选择性事项。15非经风险评估,任何决策不得实施、任何项目不得上马。现有的项目评估往往偏重于经济风险的考量,这固然正确,但不能唯经济论,只有通过社会风险的综合评估才能实施。          三、以公权力特质为基点创构区隔与融贯互动的调解制度          调解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充满艰辛。在建国初期,民事纠纷的解决实行“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方针;16到上世纪末,特别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删去了“着重调解”一词,调解日渐式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审判原则,2009年进一步确立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无论是作为正义实现最后保障的司法判决,还是作为东方经验理性回归的司法调解,其目的都在于化解社会矛盾,恢复社会正义。其实,要社会矛盾化解,仅仅强调司法调解还远远不够,要构建“大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具体包括司法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综合调解四个层次。之所以将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称为“大调解”,是因为其整合调解资源的力度之大,调处矛盾类型的范围之大,推进建设覆盖的范围之大,以及采纳运用时间的跨度之大。17但是,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尚存在两个问题亟待厘清:一是如何对待司法调解?司法调解是否有度?要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视不同类型调解的法律性质与价值功能,在理论上认清不同种类调解的基本属性和价值偏好是不尽一致甚至完全不同的。社会调解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其他纠纷解决社会组织为依托,通过劝说、疏导、协调,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解决民间纠纷,是体现民间自治的调解形式;行政调解即依托政府的职能部门,以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为基础,主要解决公共行政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是体现政府管理的行政权运行形式;综合调解即由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负责,对重大、疑难、典型的社会矛盾进行集中调处,是体现党政联动的政治权力运行形式;而司法调解则是基于审判机关的严格法律程序所进行的调解,是一种司法活动而非像社会调解具有民间性、行政调解具有行政性,也不具备综合调解的政治性或政党性。因此,应当将既有利于社会和谐、实现公正、维护人权,又遵循司法运行客观规律作为选择调解还是判决结案的最根本标准。这绝不是空谈!就司法本质特征与形式要件分析,司法对社会正义的实现主要仰仗于一套完整规范的程序与专业精致的技艺,所以,对社会矛盾的调处,不可只局限于司法调解,而是应当因时制宜、分类处理,在不同时期对调判关系进行不同定位并及时进行调整,比如在社会矛盾激化与尖锐期,就可以强调调解优先。而就司法资源总量而言,司法实现其使命的最基本方式依然是判决;站在法治长远发展的历史高度进行观察,亦应以判决作为司法解纷的基本方略。因为,司法调解在本质上是商谈理论的法律实践形式之一,做出和兑现有关命题的合理共识之诺言的是理论商谈,而做出和兑现有关规范的合理共识之诺言的是实践商谈;在实践商谈中,“具有有效性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18没有对规范合理性的共识,就不可能在司法上商谈成功。而较之于调解,判决对规范的依赖性以及判决本身的规范性显然要强得多。可见,规范适用的最基本方式是司法判决而非调解。从法律价值上讲,调解的核心价值在于秩序,而司法的最核心价值在于正义;调解与司法在定分止争的秩序价值上是一致的,但在对正义与公平的司法价值追求上则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从法律实效上看,调解与司法的实际权威性与强制性这一本性存在某些不尽暗合之处。如果以调解取代判决,只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因此,司法调解应该有一个刻度和限度,而不能毫无节制甚或被当做司法行为之优劣评价标准。但是,这绝非意味着对司法调解地位的贬低或轻视,而是要实现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的对接与融通,将司法调解置于社会矛盾处理大系统中进行科学定位,以便于更好更有效地发挥调解的作用。     二是如何对待非司法调解?非司法调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如何发掘?从本质上看,非司法调解是社会组织体自我维系与自我修复的有效方式,具有类似于环境的“自净”价值意义。社会组织的自治性、社会性和大众化,与纠纷的调解解决在社会心理、自治模式和行为方式上不谋而合。所以,如果司法调解应该有度,那么,非司法调解则是无度的。细言之,非司法调解消除了司法对规则的高度依赖性,而植根于参与者的共识之中。但是,当事人往往由于主观利益或客观理解上的不同而存在种种“判断的负担”(the burdensof judgment),进而造成了“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所以我们经常只能满足于“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而不是“受束共识”( qualified consensus) ,19即哈贝马斯所称的“基于理由的共识”(begruendete Konsensus),20亦即基于论辩各方所认可的同样理由的共识而后者正是司法调解而非民间社会调解的基础。既然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理由可以达成重叠共识而非基于对规则理由的一致共识达成基于理由的受束共识,而社会矛盾各方的利益分歧又是如此的尖锐,那么,单靠立基于受束共识的司法调解就显得过于单薄。恰恰相反,非司法调解尽管不能违反法律,但可以动员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纠纷事实进行不同价值理解,并且在不同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而这种“相同对象—不同理解—共同结论”的模式较之于“相同对象—共同理解—共同结论”模式,虽然并不理想,但更为大量地存在着且更为实际。可见,非司法调解具有基础性。如果说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社会调解则是第一道防线,可以把矛盾化解在激化之前;而且社会调解程序简便、灵活多样,无需当事人交纳费用,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和提高矛盾化解的效率;再则,它具有预防性与和谐性。除了承担化解纠纷的职能之外,还能够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和道德情感之维系,从而实现“调解一件、教育一片”的功能,有利于防止群体事件、恶性刑事案件、上访缠讼事件,防止因为矛盾扩散导致的经济、社会风险政治化,政治风险国际化。     构建大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其实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也不应当过度扩张司法调解,而是如何完善和拓展非司法调解。为此,首当其冲的是要重新进行价值定位。调解的价值不能局限于息事宁人的工具理性层面,而应当转变到保障公民权利的本体论上来认识。调解通过重新划定引起矛盾的各方利益的合理界限,最终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以归复,从而区别于“和稀泥”和应付式执法。调解的执行力来源于对调解员及其调解活动的制度保障,而现有社会调解或非司法调解的立法效力位阶低下,有的调解形式的法律依据尚付之阙如。仅就调解员的任职条件看,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4条规定为:“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2002年司法部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14条对此补充为:“担任人民调解员的条件是: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而2010年8月28日通过的《人民调解法》第14条规定:“人民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担任。”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修改为“一定文化水平”。其实,对不同区域和背景下调解员的文化程度不可也不必作出千篇一律的硬性规定,对那些确实德高望重、调解水平高的人士,即使文化水平没有达到高中毕业程度,也可以选聘为人民调解员。但是从总体趋势看,人民调解员的文化水平应该有所提高。关于这一点,从该法第22条可以看出:“人民调解员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解民间纠纷,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耐心疏导,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可见,调解员既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心理素质,又要知晓法律政策、掌握明法析理的技巧。而不达到较高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程度的人员显然是难以胜任的。而且,调解组织规模与人员数量的确定也应当与不同地区或组织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其职能分工也应该增强,逐步改变人员数量与素质结构,实现调解人员的正规化、规模化和年轻化。而从对调解的组织管理上分析,《人民调解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这里只是在宏观上确定了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对调解委员会分别进行行政和业务双重指导的组织构架。在这一抽象性法律原则下,必须着力解决好下述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指导的原则与方式、范围与手段究竟有哪些?人民法院与调解委员会之间的权力/权利配置与指导/协作模式以及具体操作机制究竟如何构建?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与关联程序与效力究竟如何确立?这是在该法中没有具体规定而在调解实践中又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前提性问题。为此,应当根据《人民调解法》这一上位法从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两个层面人手,因地制宜地进行细化规范,强化非司法调解的法律效力。而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协议书并无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共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书,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他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事实上,有两个问题尚需解决:一是对综合调解的法律效力与实际执行问题,应该明确规定为与社会调解一致;二是对非司法调解的法律效力之确认与续接问题,可以打通公证与司法两个渠道供当事人选择,而不是仅限于司法确认。对经过公证确认的有实体内容的社会调解协议,应当赋予其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效力。          四、在程序理念创新下构建协作型法律实施关系模式          任何正义的实现都不能无视程序,程序与实体一样也具有实质意义而非仅有工具性价值。但是,单纯的独立的程序正义不应仅仅囿于西方那种“看得见的正义”,还应当在“看得见”的基础上使法律行为人“看得懂”和“看得透”,从而达到最佳的认同效应。此所谓“三位一体”的程序正义新思维。其内在根据在于,一切法律适用都应当同时达致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合效应。基于社会公平的正义观强调社会全体成员在机会、过程、规则和结果上获得公正、平等、均衡地对待,从而促进主体间的协调发展。尤其是在面对社会给司法施压并大量挑战司法权威的背景下,司法如何维持独立品性与固有尊严,便成为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如何互动的症结所在。     当事人对国家施行法律的权力运作过程如果不知情、不理解,势必导致对公共权威产生不信任和不满意,最终甚至不惜以不法的手段去维权,从而激化矛盾,甚至酿成为群体性事件。因此,为了实现程序之实质理性,在社会矛盾的化解中,需要通过三种程序性方式来实现正义:(1)看得见的正义。看得见的正义源自于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它要求程序公开,无论是审判还是调解,其过程和信息都是透明的,既要给予当事人充分参与决定的过程,又要保证裁判者不偏不倚地对待两造。(2)看得懂的正义。司法的精英化和职业化使其成为专门的技术,非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不可以介入此一职业。这是司法所特有的品性。但是这样也造成在司法语言与社会大众语言之间难以沟通的局面。因此,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活动在坚守技术性与精英性的同时,应当从司法作为一门社会生活艺术的理念出发,既来源于生活之纠纷,又高于生活之日常性,但更应当复制与回归真实的社会生活。于是,专门法律活动的大众化与专业化在语言、场景、行为三方面均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对接与融通的机制,这样才能被社会纠纷中真实的人所知晓与明白。司法裁判与调解用语既要符合法律规范与法律专业的要求,又不可晦涩难懂,而应当明确、通俗、易于理解,使当事人能够看懂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如何实现正义。(3)看得透的正义。从认识论上讲,“看得见”与“看得懂”是认识发生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还不足够使主体充分认同与接受认识对象。只有通过充分透彻的法律论证与严谨科学的法律推理,使当事人在认识的基础上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主观意识上的自觉、达到内在观念和外在观念的统一,才能凝聚成法律的内在说服力与公信力,进而推促主动履行相应义务、增强尚法信念。正如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中心的《法官写作手册》中所言:判决正确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是公正的、合理的、容易让人理解的。司法判决的任务是向整个社会解释,说明该判决是根据原则作出的好的判决,并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可见,如果一味使用屏蔽社会的所谓精英言辞和繁复艰深的所谓专业推导,势必会将案中人拒之于法律的大门之外。而没有透彻全面的理解,就不可能在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架设畅行无阻的桥梁。     中国程序法明文规定公检法机关相互分工、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但是,一直以来,存在过分强调分工而对协作与配合重视不够甚至轻视的倾向。其实,以是否能够真实地解决纠纷、保障权利的公正实现为根本依据,程序正义的实现应当在强调法律机关之间相互分工与制约的基础上探索系统内部之间及其与系统外部配合、协调的新思路,构建公检法司与社会组织的协作机制。为此,需要强调两个方面的协作联动:第一,公检法司四个国家机关之间的联动不仅在法律程序方面要协调配合,还应当在社会效果方面加强协作,实现程序外部的衔接。第二,国家机关与社会调解机构也应当建立联动机制。法院在从事司法调解的同时,对社会调解承担业务指导的职能,还可以将部分民事纠纷和轻伤害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社会调解;行政机关在进行分管领域行政调解的同时,应培育相关行业自治组织,鼓励组建行业调解机构,还可以将信访资源和社会调解整合起来,既减轻行政机关自身负担,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综合调解更应联合公检法司与社会组织诸种力量,集中处理重大社会矛盾,其处理结果又能够成为其他调解机构参考的政策性依据,避免不同调解机构在重大社会问题上出现调解结果的明显差异。公检法司与社会组织联动机制的构建,通过整合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方面的力量,最终形成综合治理的大平台。然而,对综合治理的学术阐释,法理学却退场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五、依人本化互动式执法新思维重构民意表达释放系统          法律的实施是执法者与守法者互动的产物。执法不能与执法侵权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而社会民众的法律执行观在压制型、命令式执法理念导引下出现误区:在民意表达方式上,不是通过温和而合理的方式,而是采取威胁或暴力抗法的极端方式来引起关注、给执法者施压,最终导致执法者与相对方关系的恶性循环。例如云南的孟连事件。21这已然成为当下的一个法社会学现象。由行政主体单向度指向行政相对人的命令式执法,固然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安全方面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在社会交往频繁、利益关系复杂、矛盾冲突多样的现代社会里,这种方法已经暴露出明显的缺陷,时常是维权不足、侵权有余。其实,法治社会所追求的稳定是“有正当理由的稳定”,而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罗尔斯,最终都殊途同归,强调民意共识和道德基础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而这正是通过反复的公共辩论来培植的。即通过公共辩护达到“广泛而一般的反思平衡”(wide and general reflective equilibrium),“这种平衡完全是主体间性的:也就是说,各个公民都把每个其他公民的推理和论据考虑在内了。”22因此,命令式执法需要与立基于以人为本的互动式执法相结合,使执法建立在充分的民意基础上,以修复权利与权力以及权利与权利交互之间的断裂。     提升互动式执法的地位,主要通过构建民意表达机制来实现。早在三十年前,吾人就认识到:“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23在法律实施中,公权力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互动应当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之下,重心在于权利本位而非权力本位。为此,重新审视已有的民意表达方式并构建理性而系统的制度已刻不容缓。主要体现在:(1)重构听证。走出听证制度的误区,实现听证的普遍化与规范化。一切利益衡量的公正性都来自于利益方最大限度地真实地表达自身的利益并与他方进行利益的博弈,这是利害取舍的基本出发点,而政府成为这一利益博弈的直接裁判。为了获取客观利益信息并便于互动,听证应运而生。但是,流于形式的听证往往只会戕害听证的生命,导致社会主体利益的异化,形成对决策的不信任与不合作,种下矛盾的种子。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强化听证程序、扩大听证事项覆盖范围、增加听证参加人的数量、提高利益相关者所占的比例,尤其应当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必须邀请听证事项所涉范围利益主体双方—受益方与受损方参加,然后在这两者以及社会公众三方之间进行利益衡量;(2)强化协商。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旨在弥补自由主义缺陷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24政府在作出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前,通过就命令的内容与利益相关者进行高质量的沟通、协商,给予行政相对人表达意见的机会,增进其对指令的理解力和服从度。为此,要弥合决策层掌握的“民意”与真实的“民意”之间、决策层听到的“民声”与实际的“民声”之间可能出现的裂缝,构建平等的信息交换和利益表达机制;(3)民主谈判。谈判是面对面进行有序利益表达的有效方式。谈判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共同构成民主的完整体系。谈判民主广泛存在于公共领域,“当代政府公共治理与行政法出现了一种新的公私合作的动向,非政府主体也可参与公务,甚至可以承包某些特定公务,政府与非政府主体讨价还价,达成某种行政合同,实现政府利益与非政府主体利益的协调一致。”25因此,诸如公共服务提供、拆迁安置补偿等涉及经济内容的协议,应当依靠政府与非政府主体之间的谈判才能达成。不仅如此,在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企业主与员工、自治组织体与组织成员之间也应当通过谈判民主的方式来保障相对弱势的被管理者、被命令者一方的话语权与表达权得以平等地行使;(4)间性克服。民间自治组织与官方权威机构之间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由于边缘设定而存在一定间隙,诸如信息共享、行为方式、决策过程与效力大小之类的边缘型问题都充塞于其中。而无论是民间组织还是官方机构,又都面临如何对待与接受社会大众信息的问题。为此,应该构建两个利益表达的引导机制:一方面,政府对自治组织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原则性、衔接性导引。公共治理理论主张先自治后他治,先社会后政府。因为自治组织通过多样、灵活、平等的参与模式,在处理公共事务上比政府更具低成本、高效率、灵活多变的优势。26但是,自治并不否认他治。相反,他治往往是自治的保障,而他治的最高境界并非直接干预与直接强制,而是以此为前提,通过与组织的对话和协作,共同完成社会治理的法律使命。另一方面,政府与民间组织对民众利益表达方式与手段选择的共同导引。如果说政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预警器,那么,信息回受装置就是这一大系统中的第一子系统,而信息装置的回收率、保真性、认可度又是衡量其质地优劣的三项最重要指标。其中,回收率是对民众利益纠纷信息的占有与获得的数量,即政府获取的信息占社会生活真实信息的比例;而保真性则关注信息的质量问题,指回收信息与社会实际信息的关联度,或者用反向失真率表征;认可度是指回收信息的方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为社会主体所认同。可见,信息系统的置放范围、比例选择、接受方法或所提供的表达方式是否具有代表性、民意性、公共性与科学性,就成为利益表达与信息交流成功与否的关键。法律历来就具有评价与指引的功能,通过设定行为模式尤其是正向激励与反向制约评价机制而鼓励、指示与约束公民进入法律通道表达诉求。          注释:     1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4909美元。而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社会将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World Bank, 1 July 2010。     2从地域看,上海和北京突破10000美元,7个省份在5000-10000美元之间,已进入经济社会能在短期快速发展的阶段;10个省份在3000-5000美元之间,处于城市化进程的突破阶段;12个省份在1000-3000美元之间,仍处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参见汪孝宗等:《哪个省的GDP“含金量”最高?》,载《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9期。     3参见郑杭生:《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4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5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6转引自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     7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8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3页。     9Cf. Martin Wasik, The Sentencing Process,Dartmouth Publishing Co. Ltd,1997,p106.     10同注9,第107页。     11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6页。     12《管子·心术》。     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8页。     1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15对评估程序法定化问题,以征地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6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但是,并没有规定这一法定程序必须包含风险评估环节。不过,可以以此作为风险评估的间接或概括式法定依据。     16谢觉哉:《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64年12月16日,参见http://www. chinacourt. org/html/article/200302/17/37285.shtml     17参见吴志明主编:《大调解:应对社会矛盾凸显的东方经验》,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18德尤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2页。     19挪威哈罗德·格里门:《合理的退让和认知的退让》,载G·希尔贝克、童世骏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童世骏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注3。     20前注19,挪威哈罗德·格里门书,第135页。     212005年以来胶农与橡胶公司的利益冲突逐步凸显,群众的合理诉求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反而简单地动用警力介入,致使经济风险升级为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最终酿成2008年警民冲突的恶性事件。徐元峰:《云南孟连事件:干部作风深入一点,矛盾不至于激化》,载《人民日报》2008年9月5日;另参见新华网http://news.

阅读更多

胡泳 | 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 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 ”。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 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 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 20 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 “ 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 Godwin’s Law ),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 Mike Godwin )在 1990 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纳粹主义 或 希特勒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这里的“ 1 ”也就是 100% ,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文革 或 红卫兵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 1946 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 15 分钟的希特勒。 1990 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 meme )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 countermeme )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 :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 :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 )停止打字。 2 )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 )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 )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 )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 )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阅读更多

荣剑:为公民韩寒辩护

荣剑:为公民韩寒辩护 荣剑:为公民韩寒辩护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六   两个网络意见领袖的单打独斗,目前已经演变为由各色人等参与其间的群殴事件。起初看起来完全像是公民社会内部的一个正常纠纷,不管方舟子这次是否反常地扮演着一个无厘头角色,质疑这项权利,总是他这些年来经过浴血奋战后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武器。人们尊重他,是因为他的坚持、韧性、无情、甚至偏执,他总是在恰当的时候,把那些原本穿戴光鲜闪亮的人物,脱得一干二净,让他们屁股后面露出那根难堪的尾巴。这回他把韩寒作靶子,却演出了一种风格别样的悬疑剧,在人们期待他像以往那样拿出关键性证据的过程中,他只是试图用推理和逻辑演绎来让人们相信:中国文学史和网络传播史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骗子,这个骗子依靠一个强大的写作团队,在无良资本的操纵下,通过商业包装和推广,精诚团结,严丝无缝,十几年如一日,炮制出大量文字产品。这项指控如果坐实,意味着什么,我想谁都清楚。 面对韩寒的起诉,方舟子或许知道其后果,他的这项指控原本就不指望能获得什么证据支持,他宁愿输掉钱也要继续纠缠下去,这桩在法庭上有可能是赔本的买卖,在他看来自己未必是真正的输家,况且他还可以从言论自由中为自己找到正当性理由。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在法律上注定站不住脚,而只企图通过占据一个道德制高点来进行一场莫须有审判的做法,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回应和支持。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写的《论方韩之争》,具有代表性,为了有助于把问题说清楚,我愿意在此复述经他概括的所谓方阵营对韩寒的五大质疑: 1、一个在初二还在阅读少儿报刊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在高一就写出涉及众多政治、历史和文学知识的《三重门》,这些知识浩大晦涩,绝非一个中学生能够掌握。 2、韩寒公布的《三重门》手稿,十分干净,修改很少,分明是在誊写了别人已经写完的稿件。 3、《三重门》明显具有文革和上世纪80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一个本世纪90年代的中学生完全没有必要大量运用文革时代的话语和思维方式。 4、现实访谈中的韩寒显示出知识贫乏,不知自己《三重门》这个书名为何意思,平常只会谈赛车和女人,完全不是一个具有大量阅读经历的文学家和一个对时政有自己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 5、韩寒对方阵营质疑的反应很不正常,只是辱骂、发毒誓、两千万元的悬赏,不敢正面回应,不敢辩论,完全看不出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天才青年的内涵。 上述质疑,核心是知识,知识的正常积累是需要时间的,这对于绝大多数中学生来说,毫无疑问是无法越过的门槛,即使对于像我这样具有20年正规教育和方舟子这样具有美国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困难可能也都是来自于智力和知识不足的挑战。尤其是写小说这样的活,写出来有人看,还能卖钱,没有相应的智商和情商,根本做不到。这大概就是赵教授说到的那个“常理”。按常理来说,十几岁的小屁孩,一般无法拥有征服成年人的文字能力和思想能力,但这不等于说,他们中的某个天才或特异功能者,在表现出某种和他们年龄不相称的品质时,就可以用这样的“常理”来否定他们的存在,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弱智去衡量别人的智慧。在涉及是非真假问题时,不管在何种领域,是科学还是文学,呈堂证供只能通过事实、证据和证人来说话,哪里可以用一句“我怀疑”来打发了事?世界上不合常理的事情很多,其中有过无数骗局,但也有真实甚至奇迹。判定骗局和真实的区别,其实非常简单,有时拿出一个证据来就足矣。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做,故意置之不理,在推理上绕圈子,不得不怀疑其中是否有别的打算和企图。 许多卷入方韩之争的人都说,在写文章帮谁的腔之前,好像开始都没在意此事,随着帮腔的人越来越多,才感觉必须由他进去主持公道或作出仲裁。这个时候,局面已经大乱,劝架的、起哄的、架秧子的、打乱拳的,都跑进来了,这或许就是始作俑者一开始就希望看到的局面,为此赔出十万元,大概也物有所值。至少有这样的效果,是在口水仗前没有的,一些为韩寒说话的人,不经意间表达出一种暧昧态度:韩寒文章即使是“代笔”也无妨。易中天就认为,“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要紧的是内容和质量,不是作家的署名。《老子》何人所写?不知。《红楼梦》是曹雪芹的作品吗?疑似。《金瓶梅》作者是谁?天知道”。法律学者萧翰坚持从私权不可侵犯出发,认为代笔不代笔是私权问题,如果作家在世,在没有发生署名权纠纷时,“代笔”二字,就是对作家人格的肆意羞辱和诽谤。企业家王功权也是这个意思:“如果韩寒骗了你给你造成伤害或损失,你可以依法起诉他;如果韩寒找人代笔,代笔者若不主张自己的知识产权或著作权,韩寒也没犯法。”洪晃说的最狠:“韩寒是中国唯一可以被称为公知的人,小时候文章的出处已经不重要了。他至少从来没有当过御用文人,从来没有�领导写过违心的报告或讲话。比韩寒老的、干过这种恶心事情的教授、知识分子应该休息了。交班吧。下一代人不会因为你们亲自写过一堆垃圾更尊重你们”。 上面几位说的都很好,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韩寒作出了有力辩护,但不知内情的人是否也会从中读出这样的意思:代笔有可能,代笔无法查实,代笔是私权不可侵犯,即使代笔也比那些垃圾制造者强百倍。这些说法,不正是方舟子需要的吗?他会对易中天说:你这个意思和我差不多,我没说韩寒作品不好,我是说这些作品是他爹写的。他会对萧翰和王功权说:韩寒在法律上没问题,但道德有问题。他当然会更同情洪晃的愤怒:是啊,那些亲手制造垃圾的教授的确该死,但韩寒骂别人的文章不该由别人写吧。事情就这么被搅和着,在道德通往法律的路途上,有的是空间或空子可钻,只要事实真相无法确定,谁都可以声称拥有这个真相。方舟子正是在这样一个模糊地带游刃有余,在可能性中制造出真实性,他代理的那个“代笔者”,不就是荒诞剧《等待戈多》中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戈多”吗?恰恰就是在等待“戈多”的过程中,原来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逐渐变得好像有点可能了,人们通常都会这样理解:社会风气如此,大概谁也免不了。就是这种将信将疑的气氛足以毁掉韩寒,对他来说,等待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信任消耗的过程,一个信用流失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完结,人们就一直都会用狐疑的眼光看他。一旦韩寒费劲周折洗净身上那些别人的唾沫时,方舟子也许会从被告椅上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抱歉,可能搞错了。这是韩寒可能争取到的一个最好结果,更有可能的是,他持续一生都无法从方舟子的质疑中自证清白。 这样一个无厘头的事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以致那些更有意义的公共事件和话题被淹没在泛滥的口水中。事件的当事人看起来都是失败者,韩寒不用说了,这个事件几乎让他对文学绝望,他在最近接受一家刊物采访时,提前对他女儿留下遗言,大了千万别写小说。我能理解他的悲愤,因为别人同样可以说,那是她爹也可能是她爷爷写的留给她发表挣钱作嫁妆。现实的荒诞还不仅如此,韩寒目前的应对被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昏招迭出,王朔骂他可以理解,那是反讽,话反着说;易中天则像个老江湖,把小伙子当孙子一样教训,无非是打官司晒手稿那些事情在他看来做的不当。我看哪有什么不当?正常行使权力,真诚面对世界,难道不是做人的原则?这些做法之所以失效,无非真是遇到了街上的牛二,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是,不说不做更是被人看笑话,反正是陷在泥坑里,要拔出腿来还真是要费点劲。 韩寒的窘境,方舟子看了肯定偷着乐,问题是他占的了什么好处?官司尚未开始,十万元未必输出去,但信用损失这个帐他不知是否算过。方舟子这些年来的学术打假,的确树起一面旗帜,赢得广泛尊重。他看的准打的准,全在于功夫到家,功课做足,用真凭实据,一剑制敌。他的信用是依靠科学求实精神、确凿事实和缜密实证建立起来的,仅拿打诳语式的推理和逻辑论证是无法赢得人们的信任。唐骏一案,做的干净利落,案中人不管如何辩解,无济于事,证据在那里,谁都看的见。没有来自大西洋大学的那些材料,方舟子能扳倒唐骏吗?有例在先,深入人心,效果显著,这回为何不接着以同样方式扳倒韩寒呢?方舟子这次只要公布出韩寒代笔的一个实质性证据,比如,一个知情者的举证,一个合伙人的材料,一份能够揭示真相的物证,我可以肯定,所有挺韩的声音立马都会停止,我也不会写现在这篇文章再来趟这浑水。如果没有证据,我只能对方舟子说:你应该闭嘴,如果你还是不闭嘴,继续不顾真相、不讲情理、不计成本、不管毁誉地捏造事实、混淆视听,诋毁一个和你既无杀父之仇又无夺妻之恨的普通公民,那我只能问你居心何在?难道仅仅是因为对方说出了你过早谢顶这个事实而触犯了你的尊严?抑或你内心实在无法排遣对这个拥有如此之多粉丝的年轻人的不满或不解?我想你不会这般心胸狭隘吧!那么,你这种不惜代价不在乎赔出自己信用的行为,完全超出了人的正常理智和利害算计,你图的是什么呢?易中天说,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问人有什么动机,当然更不要猜测有什么阴谋,这都是一些无法证实或很难证实的事情。我愿意这样理解。 我是从去年才开始阅读韩寒的,说实话,我对他的小说没有任何兴趣,包括那本《三重门》。他的博客文字,在汉语世界尽显颓败腐朽气息中,无疑洋溢着一股青春自由的朝气,灵动,鲜活,机智,不乏犀利,对时事反应敏捷,富有正义。在文化人已经普遍堕落的时代,他的文字让人看到了一些希望。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我从来不认为,只有那些迂腐晦涩的表述才能作为深刻的标志,有时候能够说明白一个道理,恰恰是有些思想家的困难所在。说到这些,我并不想否认韩寒文字对于思想表达的不足和其它各种局限,这些都不是他的耻辱和无法逾越的障碍。重要的是,韩寒就是以他现有的知识构成和表述,确立了他在网络意见世界中的领袖地位。任何时代,都是时势造英雄,韩寒能够成为这个新的时代的英雄,就在于他迎合或引领了信息化时代网络话语生成及其表达的主流。他拥有三个多亿的点击量,一篇博客可以拥有上百万的阅读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十个人民日报再加上若干份地方报纸。这些枯燥的数字不仅仅是新浪所关心的,让新浪的股东喜出望外,肯定也会让有关方面不安,有时候甚至会有所恐惧。一个完全仰赖于这个年轻人的博客文字而被整合起来的意见平台,链接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句话都会在瞬间产生蝴蝶效应,如何化解、消解或对冲其影响力,正是人们解读方韩之争需要关注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不合情理乃至无法解释的事情或许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谁都知道,主导或控制网络话语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关经验也是在做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和完善的。通过比较,或借助于专家高人的指点,聪明人一般都能够认识到,解构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可能还是通过制造网络事件这种方式最为有效。以前用政治的方式,让某些人失声或进去,制度成本非常高,且信誉流失,引致国外抗议,最失败的是加速培养出某个奖的获奖者。最近几年流行的水军和五毛党,围追堵截,上街骂人,对于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网络名人来说,更是毫无效果。现在看来,惟有制造方韩之争这样的网络打架事件,可以收到奇效,且制度成本最低,对外影响最小。挑事者最好是有公信力的名人,有专业知识,看起来完全是出于主张正义;从言论自由出发,质疑公众人物,天经地义;如果手里掌握猛料,那更好,放出来,瞬间就能产生轰动效应;随后就会有那些明白和不明白的人自动冲进来,说三道四,打成一锅粥;闹到法院,双方后面都已站满了看客,哪敢轻易下判决,最后还是以言论自由说事,不了了之。这个过程下来,防守的一方肯定头破血流,心灰意冷,最悲催的话可能想死的心都有;挑战的一方看起来没占到什么便宜,信誉和信用受点影响,如果有其他补偿,这些损失都可挽回,算总账肯定划得来。 方韩之争目前所呈现出来的局面,有无我上面所描述的内在逻辑,在没有掌握证据时,我不做判断,但争论的效果还是看的出来。韩寒自己就有体会,这也是他最近才意识到,方舟子就是想不择手段地把他搞臭。对一个以依靠公共写作为生的人来说,“代笔”这项指控涉及到他最基本的诚信和生存底线,如果被证实,不就是他整个伦理生命的终结?即使无法证实,只要这样的怀疑持续存在,在社会上被广泛议论,对其公信力就是无法遏制的消解。在诚信被质疑的巨大压力下,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经得住这种莫名考验,选择自我放弃,退出认栽,不和你们玩了,一个网络意见领袖很可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这个时候,一个网络打架事件的最终胜负者也就分出来了,不管有没有后面的故事,我想总会有些人在屋里笑的满地找牙。 我之所以把方韩之争置于对中国下一步的系列思考之中,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这个事件关系着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基本伦理,关系着对“80后”乃至更年轻一代的生存思想状态的认识,当然,也关系着对韩寒的公民权利、荣誉和尊严的公正态度。为此,我概述如下: 1、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涉及众多领域,物质基础,财产独立,思想自由,法治秩序,理性交往,协商对话,多元共存,缺一不可,其中法治是基础。公民社会的基本伦理也必须以法律为准则,违法的事情一定也是不义的事情。人的道德状态就是事实状态,道德瑕疵和缺陷最终也是通过事实判断来加以价值判断,道德质疑和批评只能以事实为依据,必须持之有据,不得违法侵害他人权利,这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底线。否则,不仅违法也是不道德。公民社会是个多元的集合体,每个公民都容许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既可以为底层说话,为相关人群说话,也可以为政府为利益集团说话,不同话语之间的争论,可以通过理性民主协商的方式形成共识,也可以以法律的方式解决冲突和分歧,但绝不可以超越法律进行道德审判和裁决。公民社会内部基于法治的理性秩序,是对所有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有赖于全体公民的共同遵守,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建设的基础。 2、以“80后”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一代,是网络世界的主要力量,也是现实世界中正在承担起生活重任和社会责任的最大群体,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潜在危机已经构成了他们成长的主要背景,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如何在这一代人中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理性精神和道德责任感,是全社会和执政党都必须考虑的事情。网络世界的无序和混乱,是现实中道德失序和制度失效的反应,责任决不在年轻人那里,以威权管制的方式进行碎片化治理,让他们处在分散流离状态只会适时形成无组织网络暴力事件,最后会演化为现实的社会冲突。韩寒作为这一代人的意见领袖,他的言论充分体现着一种理性精神,有着他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智慧,对社会制度弊端的批评具有警示性和建设性,行为处事冷静,遵循法治,符合社会伦理。韩寒无疑代表着年轻一代的优秀品质和最积极的一面,由这样的意见领袖来主导或影响他的同龄人和更年轻的一代,是社会进步的要求。 3、韩寒最初是以传统教育体制的叛逆者而崭露头角,以自由不羁的性格和文学天赋赢得众多粉丝,再以尖锐犀利的社会批评获得成年人的认可,他的成长和心路历程在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制度下,都应得到应有的评价和荣誉。他的成功,包括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绩,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宽容。这是一个独立于体制之外,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主流层面的真正创业者,他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对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们产生了广泛影响。当然,韩寒不是一个完人,他的未来充满着多种可能性,他的文字能否载入史册时间自然会给出结论。在现阶段把他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和青年一起成长的一个范本,而不是以非正常的手段来“杀戮”他,是国家和社会应当给予他的最起码的公正。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时间馆】恒大暴雷

【404档案馆】失败与胜利

【真理馆】中国裁判文书网

CDT 电子报

CDT推荐

抗争网站:赵家人俱乐部
推荐理由:这是一份对“编程随想”整理的《太子党关系网络》的视觉化作品,揭露隐秘的中共权贵的权力图谱。

赵家人俱乐部网站运行效果图

推特账号: Yaqiu Wang 王亚秋@Yaqiu

推荐理由:及时、准确而有洞见的中国人权事件观察者。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