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2012年3月，一批美籍越南人在美國白宮前舉行抗議， 要求越共停止對越南人民的無理抓捕， 並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   文 /梁振嶽 越南國會正討論修憲，把國名中的「社會主義」改成「民主」，並展開全國諮詢，收集民意。越南真要脫離「社會主義俱樂部」，讓人民享受人權自由？還是「越南民主共和國」只是個幌子？ 今年，「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國名，可能不復存在。越共國會正在商議修改憲法，把國名中的「社會主義」刪去，改成「越南民主共和國」，同時也在磋商推出一籃子的政治、經濟改革方案，聲言要讓人民享受公民權力，黨和民共享政治權力。 環觀當今國際，「社會主義俱樂部」只剩下中國、古巴、朝鮮、寮國和越南。從「社會主義」到「民主」，越南更改國名背後，是否意味將率先一步把其他「同志兄弟」拋離在後，全面開動政經和社會改革，實現真正的民主？ 全國諮詢作為改革前哨 越共的這一波改革，要從2011年國會重申國家發展目標談起。當時，國會宣布矢志建立一個民主現代化的公民社會，從而為國民帶來幸福的生活。直到當下，越共的改革才算具體的映入眼簾，除了提案更改國名這項改革象徵外，在修改憲法的討論過程中，為期 3個月的全國諮詢活動也引起國內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越共組織全國諮詢，專門成立了委員會，廣泛搜集公眾對社會當前狀況、政經改革路線的意見，再由中央總結在新憲法草案中。越共聲言，這場民主大討論獲得上層和基層的熱烈參與，民主已經深入社會各個階層。整個諮詢，看起來就像是全面改革的前哨。 然而，一位曾派駐河內多年的外媒記者對本刊稱，越南目前的全國諮詢依然遭受當權者的諸多限制。「越共為這次全國諮詢劃定了不少界線，民眾表達意見的同時不得逾越。」該位記者續稱：「國名只是一個象徵，尤其對於沒有權力的民眾來說，國名背後的意義不大。國名改成怎樣也好，如果不配以有效的政改措施，不讓人民分享到實質的權力和自由，就不能說成是一項改革。」 政改須先廢一黨專政 有越南反對派人士批評，整個諮詢過程存在着許多問題。一批越南著名知識分子把越共新一波改革看在眼裏，覺得所謂的全國諮詢只是裝模作樣，月前就自行草擬了一部憲法，呈交越共政府表達異議，要求落實真正的政經與社會改變。他們指，該份草案才真確地反映越南社會和政治的現狀。草案提出了涉及越南政治體制關鍵內容的七大改革，其中提議廢除憲法第 4條惹來最大反響。憲法第 4條訂明，越南是共產黨一黨統治的國家。 該批知識分子當中，就包括了越南政府前顧問、退休經濟學者阮光阿（Nguyen Quang A）。對阮光阿來說，越共當下就政改的討論，以至推動全民論政，只是幌子。「越共一直堅持他們的民主，比西方民主要好、要完善。」阮光阿指：「當下就修憲在全國徵集意見書，只是假裝聆聽民意，是象徵意義大於一切。我並沒有看到過即將出現重大改變的跡象。」 事實上，「越南民主共和國」非新鮮詞。1945年9月2日，河內的巴亭廣場上，胡志明朗聲讀出獨立宣言，所使用的國名正是「越南民主共和國」。直到越戰結束，1976年北越主導南北統一，卻採用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作為國名。越共官方聲言，把國名改回胡志明年代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是要領導國家重返官員廉潔、政治純樸的那些年。然而，作為右派改革運動的中堅分子，阮光阿一直關注越共歷來大大小小的改革實驗，但每次都讓他失望。「這次改革只是幌子。越共從前也一直推行各種改革把戲，只是這次玩到把國名都改了。」阮光阿斷言。 事實上，越共一方面花 3個月收集全國民眾對修改憲法的意見，但同一時間也在追捕政治異見人士。2012年，最少有 40位持不同政見人士被捕判刑，其中大部分沒有經過合符國際標準的審訊；更讓人擔憂的，是2013年的2月份前，已經再有 40多個異見人士被抓捕。越南人權自由的警鐘，一直響個不停。越共要說服國內外社會相信真正的改革即將來臨，人權狀況肯定是第一大指標。 經濟危機促成改革 據一位身在越南的自由記者的觀察，越共當下推行改革的意圖千真萬確。「把國名中的『社會主義』改成『民主』，最起碼在國際社會上，能得到更好的認受性。而據我近來的觀察和 參與，隨着更改國名背後而來的，是重大的改變。」該位自由記者說。對於全國諮詢的操作，她也給出了一定的正面評價。2002年，越南實行國會質詢制度，更作全國現場直播。國會代表激烈指責官員施責錯失的場面，的確暢通無阻地呈現在各階層民眾眼前。目前的全國諮詢是國會質詢制擴大到全國民眾的一大進步，即使操作上未能完善，甚至在某些環節保留了一黨專政對言論、異見的監控和過濾習慣，但從國會質詢制到這次修憲全國諮詢，不能抹殺越南共產黨的本質內含有能容納全民議政的基因。 該位自由記者也談到推動越共不得不開展改革的一項重大因素是經濟危機：「越共政府已經愈來愈明白到，當前的經濟困窘源於政治制度，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化解。」 改善人權才能得國際認同 從「社會主義」到「民主」，已經成為提升國際形象的最有效招數。在越南之前，緬甸已經示範了開放政治、改善人權和媒體自由，能換來國際社會的認同，不僅擺脫國際制裁，美、日等國的貿易合約更接踵而來。放在越共案頭上的，顯然是這樣一個機會：適度地開放權力以改善經濟，成功的話，可能還能換來民眾對共產黨政權的信任。 越共當前最大的糾結，在於要放棄、願意放棄多少權力。該位自由記者雖不懷疑越共推動改革的意願，也觀察到社會正在出現的改變，但也同意，人權問題依然會是最大障礙。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通往河內市中心的大道旁，一幅越南國父胡志明的海報   文 /羅小朋 在政治改革、開放權力的道路上，昔日熱衷向中共學習的越南共產黨，今天緣何反過來領先在前？ 在國民的廣泛參與下，越南國會正討論在今年秋天更改國名，從「社會主義共和國」修改為「民主共和國」，不僅如此，新修正的憲法還將大幅提升基本人權，這說明越南的政改已經越過了又一重障礙，把中國遠遠甩在了後面。 近年來，眼看越南一步步走在前面，中共黨內外一直都有一種呼聲，希望中共領導人能夠向越南學習，加速中國的政治改革。但現在看來，這種願望實現的可能性不大。國際和國內的各種力量正在把中越兩國的政治發展推向不同的軌道，至少在未來幾年，兩國政治制度演化的最大可能不是指往同一方向，而是分道揚鑣。 為什麼越共能改，中共就不能改？ 1990年代越共學習中共的改革非常痛快，越南當時推出的許多改革政策，簡直就是中國紅頭文件的翻版。當年人家能學我們，如今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學他們？ 去年初，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過羅天昊一篇很有見地的文章〈越南政改何以後來居上〉。該文立論不俗之處，就在於作者理解偶然因素對於制度演進的重要性。文章說，越南政改的一個幸運因素，就是胡志明去世的時間有利於越共完成政治領導人從革命型向建設型的過渡。 文章說，「由於領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於是繼續革命乃至終生革命。無法完成自身角色換轉的革命領袖，比比皆是，亦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越南是一個幸運的國家。其革命領袖與建設領袖，完成了順利的過渡……胡志明死後，越南已經沒有絕對權威，強勢如黎筍，亦無法制衡黨內各種勢力，為越南政治的多樣性，預留了巨大的戰略空間。」 這個論斷是成立的，但其中隱含的關於中國的推斷則並不一定成立。這個推斷就是，如果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前就去世，中國政治改革會有更好的機會。如果毛在發動文革之前就去世，中共黨內確實也會出現某種政治多元的傾向，但是，我認為這種傾向不大容易走遠。事實上，我相信毛澤東若沒有發動文革就去世，中國的變革反而很可能不如文革後走那麼遠。 為什麼這樣說呢？越共在胡志明去世後內部的政治多元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因素，這個因素羅天昊也注意到了：越共內部形成了北方派系與南方派系的平衡。在共產黨的內部權爭中，基於地緣關係而形成的宗派或山頭是常見的現象，但這種現象並非一定具有積極的政治內涵。越南的幸運就在於，越共內部的地方派系是屬於有積極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內涵的那一種，而不是單純的宗派利益之爭。這是因為，越南南北方曾多年處於分裂狀態，南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有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越共南方派系的領導人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遠遠超過了北方派系的領導人。 南北派系競爭促成改革 因此，越共內部基於地域性的制度發展差異而形成的權力競爭，確實為越南的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動力機制。那麼，中國是否因為毛澤東去世太晚就沒有了這種變革的動力機制呢？事實並非如此。其實，二戰後的冷戰也造成了中國的分治，而這種分治帶來的制度競爭，對於中國的政治變革也起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只不過表現形態有所不同。 資本主義制度對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挑戰，特別集中地表現在廣東人的逃港難題上。正是這個難題，迫使毛去世後的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允許廣東率先改革。而廣東率先改革成功，則為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回顧中國的改革歷程，我們現在無法想像，如果沒有廣東先走一步，沒有曾經長期在廣東擔任領導職務的趙紫陽擔任總理，沒有銳意改革的任仲夷在關鍵時期擔任廣東領導人，沒有鄧小平南巡支持廣東繼續市場化改革，中國的變革能夠走到如此之遠。 事實上，毛澤東搞文革，對擴大中國內部的政治多元化空間起了很大作用。毛澤東歷來不信任中央官僚體系。他的這種反官僚體系傾向，是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正因為毛澤東的文革對中央官僚體系給予很大的衝擊，文革後的中國地方治理，存在着很大的分權衝動，而那些被毛澤東「下放接受再教育」的中共 元老，特別是陳雲，有了這番經歷之後，對地方分權也很支持。如果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前就去世，我相信陳雲很可能主張向蘇聯學習，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官僚體系。 也就是說，胡志明去世，固然給越南預留了一個政治多元的較大空間，但毛澤東的文革，也為中國留下了一個政治多元的空間，沒有這個空間，中國的改革很難走遠。所以，我認為羅天昊並沒有搞清楚中國政改的不幸因素究竟是什麼。 中國精英迷戀中央集權 在我看來，中國政治改革最大的不幸因素，就是政治和知識精英對政治大一統執迷不悟，也就是中國精英難改對中央集權的迷信和迷戀。明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極大地得益於地方之間的競爭，但是，一旦經濟實力增強了，回歸中央集權的誘惑就變的無法抗拒。 對大一統的普遍迷信和迷戀，導致權力競爭的博弈對那些主張地方自治的政治家非常不利，而對於那些善於欺上瞞下的搭便車者卻非常有利。這個邏輯在六四之後的中國展現的非常明顯。最典型的就是廣東。由於地近香港而且交往密切，廣東推動制度變革的資訊資源和人才資源可以說是非常豐富的，在某種意義上，遠比越南要豐富。但是，廣東發展地方自治的衝動完全被代表中央集權的政治力量壓制住了。北京的辦法很簡單，就是直接派人來「看住」廣東，地方出身的高官貪污腐敗都不要緊，但想搞民主自治絕對不行。那些壓制地方自治有功的人可以高升，而為地方百姓請命的官員，即使你並非出身本土，也要遭到冷遇（比如前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 這個邏輯從根本上摧毀了改善地方治理和推動制度變革的活力，而沒有這種活力的支持，中共黨內的權力競爭也就不可能有推動制度變革的活力。越南的幸運就在於，南方始終有足夠的力量來支持黨內的改革派。 儘管如此，越南的政治改革也不是一帆風順、沒有阻力的。因為越共像中共一樣，也面臨着官員普遍腐敗，黨的政權有被顛覆的危險等嚴峻挑戰。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後，對外政策出現了一種回歸「天朝心態」的演變。這種自大心態支配的外交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地緣政治後果：中國給自身的政治改革設置了很大障礙，卻為越南的政治改革創造了有利機會。 鄧小平當年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曾留下遺訓：韜光養晦，不要出頭。冷戰時代中國轉向與美國結盟對抗蘇聯的經驗證明，這個方針對於中國的變革是有利的，尤其是在有蘇聯挑頭對抗西方時，好處非常大。然而自主辦北京奧運以來，中國領導人就忘乎所以，逐漸形成了與世界的民主主流對抗之勢。作為一個大國，一旦騎上民族主義這隻老虎來對抗民主，就會騎虎難下。因經濟發展帶來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就成為中國政改的一個不幸因素。而緊鄰中國的越南，為了對抗中國的壓力，必須要和民主世界結盟。在這種國際環境下，越南的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不僅不是政改的障礙，反而是促進政改的幸運因素。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