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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乌托邦（下）   　 　人物周刊：你反复提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要和自身传统、国情结合，现在中印比较是一个热点，我们这个伟大庞大的邻居正在崛起，印度的经验有什么可值得我们研究?   　　秦晓：有一年我从印度回来，和黄亚生聊天。我的感觉是印度社会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政治体制上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包容这么多的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小乱不断整体稳定，经济也开始起飞了。   　　经济发展第一要素是人口红利，第二是全球化，打破原先制度上的限制。内生变量是人口红利，外生变量是制度红利，两者一结合就好了。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外部加入了WTO，又有人口红利，就发展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奇迹，印度也是一样。但印度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种姓、教育、基础设施等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挑战。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深入到印度，发现他们比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主人公还要贫穷，只有一条毯子可以裹身时，他们思考的问题是自由民主这些理念是否需要让渡给吃饱肚子?   　　秦晓：如果说看到印度贫民窟的悲惨情况，就简单认为民主不好，中国模式好，那这个跳跃在逻辑上缺乏支持。相反，我们拿巴基斯坦和印度做对比，当布托上绞刑架时，他说：“巴基斯坦是稳定的动乱，印度是动乱的稳定”。印度有锡克族，有上百种语言、民族、种姓，对外和中国、巴基斯坦关系也很紧张。但是民主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始终能维持下来。   　　印度民主体制不是最成熟最好的体制，还没有触及基层部分，但整个政治治理是运转正常的，是被认同的。巴基斯坦动不动就军事政变，很容易全国就乱了。哪种制度更好?是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通过大家认同的程序来做事更好，还是强人政府决策效率高，但又不断推倒重来更好?我以为还是前者好，当然它也需要改进。   　　人物周刊：你之前在政府，后来去了中信和招商局，有没有考虑过彻底离开这个体制，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或者企业家。   　　秦晓：中国基本上还是大一统体制，即便是民营企业，你想摆脱这个体制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的体制在改革，我们有很大机会在体制内做事。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我们担心社会动乱。如果说中国不存在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因素，我们没必要说得这么尖锐，我们只是想提醒。就像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二战前做的那样，我们当然比不了那些伟人，但中国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说。   　　人物周刊：你在招商局做一把手，掌控巨额国资，你抨击腐败，在你这个层级有什么监管?   　　秦晓：国资委、中组部、中纪委都在管，我们自己也有一套内控系统。我是觉得权力和钱，腐蚀性太大，想要就没够。要把这个问题看破，崇尚一种更自然朴实的生活方式，我也就只能力求做到这点。   　　对于个别人对我的诬蔑和谣言，我没什么好回应的。审计署会对我做离任审计，巡视员也会经常来查，还有常驻的监事会。每年我都要申报各种收入和资产，内部也有纪检部门，还有组织上的生活会。   　　人物周刊：在你的对外谈话里，你多次提到修持，也提到了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及佛学的影响，你长在红旗下，又是海外名校的博士，对于今天的秦晓来说，这些思想之间是如何融会贯通的?   　　秦晓：我成长的时代长期是封闭的。我们只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和经过毛泽东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文学作品外，对外界了解很少。   　　“文革”后期，才看到一点政治方面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传》、《经济增长的阶段》(罗斯托)、《新阶级》(德热拉斯)等，就是灰皮书。   　　我们的反思是首先要把毛讲的和毛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来看，我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有缺陷。1997年我在中央党校央企高级干部班上课时，和中央党校老师有过讨论。   　　马克思基本上是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我认为决定论是不可取的，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是互动的，没有谁永远决定谁。事实上我们在国内也不讲阶级斗争，外资和民营经济也不再是剥削的，悄悄地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党也在讲三个代表，而不是只代表工人和农民，也开始鼓励发展民营所有制。   　　接下来就要看看有没有其他什么理论，开始注意到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的比较，他们是两个方向走的，最终汇合点有惊人相似。   　　韦伯认为先有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从神权皇权中叛逃出来，重新找到自己，认识自由、平等和理性等基本价值观。既然认同这些，就只能选择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自由权利，讲究的是自由交换而不是计划经济有人来分配这些东西。因为先有这个价值观所以才必然选择这个经济制度。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持久，他是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这一点的。韦伯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来看问题的，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   　　我对理论有特别的偏好，但我的出发点都是问题意识。   　　最早我提出现代化和现代性差异，当时很多学术界的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现代性是个负面词汇。我说这要放在中国的语境当中。现代化在中国就是物质经济，说得好听点是“国富民强”，说白点就是“富国强兵”。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的概念，而不是物质的概念。中国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国家，中国有没有后现代的问题?有，但不是主流。   　　有了问题意识，再去研究就会梳理清楚思想、理论脉络。   　　人物周刊：韦伯最为人熟知的观点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您怎么评价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   　　秦晓：我们从小对宗教的认识就是马克思说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后来我认为马克思还不如康德，康德认为宗教是人的异化，是人内心世界中需要道德约束，就造了一个上帝，上帝的功能不是进入世俗社会去干预，而是在道德领域中要有敬畏和约束。   　　宗教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如果敬畏的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某个人，比如卡扎菲，那就是迷信。但如果没有敬畏，人的恶的一面就会显现。   　　韦伯说新教可以产生资本主义，可他没有说不是新教的国家就不能引入一些元素去形成现代社会。   　　人物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对你的影响

秦晓：走出乌托邦（上） 南方人物周刊 2011-05-16 16:44 我愿意做一个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从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到央企管理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正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内做毕业典礼演讲。台下有两千多名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和亲友，以及学院工作人员。这是这所学院第一次在全体学位毕业生的典礼上邀请嘉宾做演讲。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富盛名的高等学府，1949年之后成为这个国家优秀工程师与高级官员的摇篮，不久前举行了盛大的建校百年典礼，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毕业于此。清华经管院创办于1984年，一直到2001年它都有一位显赫的院长——朱镕基，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总理的清华校友，被视为铁腕改革的强力角色。 　　如同所有庆典一样，在各级领导和5名不同学位的毕业生代表讲话之后，秦晓站到了讲台上。他穿着整齐的西装，人很瘦削，脸上习惯性地不带笑容。作为一名超大型央企的管理者与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台下的人们已经大体想到他会说些什么，无外乎是我很荣幸、希望你们今后能为国家多做贡献等。 　　秦并没有客套地说一些赞美的话，他开始回顾大学的功能与大学生的使命，紧接着他的话开始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字眼，这是他那一段时间思考的总结：“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接下来秦晓分析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论”的关系：“‘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正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最后，他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秦的发言被迅速转载到网络上，出乎他意料的是，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一家网站把他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 的 奴”。和他并列的还包括吴敬琏、许小年、张维迎、胡舒立等学者和媒体人。 　　另外一家网站开始出现一组以秦晓为关键词的批判性文章，质疑他的种种作为，从他少年时的经历一直到他在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的两起资 的 产交易行为——出售平安 的 保险与购买香港永隆银行。 　　几个月后的“两 的 会”期间，该网站还公布了一封公 的 开信，要求彻查秦晓在这两桩交易中的作为。 　　一个月后，在深圳蛇口的招商局会议室里，当我问秦晓是否看过这些内容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相比起个人受到的打压，他更担心的是激进主义的思潮：“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为什么哲学家、思想者德国多呢?就是因为德国当时相对落后，落后就需要药方，就需要倚重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激进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容易出现的。激进主义形成之后不仅会‘异化’，导致专制，更为可怕是会深入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它的恶习并未铲除，有时会死灰复燃。”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是那些网站所认同的学者，也是秦晓的朋友。对于这名酒友，甘阳的评价是：“秦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他的任何标签都是简单化与脸谱化。” 　　一些媒体称秦晓是“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秦并不认同这个称谓。他说：“我不喜欢这些词。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这些称谓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我的出发点更多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问题集中表现在分配不公、缺乏普遍正义、法治不健全、道德沦丧。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发展中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性的，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大的灾难，只有激进主义才会认为这是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激进主义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我很担忧，希望能够说出来，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的。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立。” 　　他把自己看成是体制内的改革者。 　　接班人的困惑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秦晓是在他所批评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他也曾经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 　　秦晓出生在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时期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但主要是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的圈子。他的母亲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阎揆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开国中将。 　　1947年，秦晓在山西的359旅旅部医院出生，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送来一百个鸡蛋。很多年之后，王震的儿子王军成了秦晓事业上的领路人。 　　秦力生后作为南下干部转战西南，担任西康省委副书记，之后调任北京，担任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与张劲夫、杜润生成了同事。 　　出生在这样的红色家庭，秦晓自幼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他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团体操的表演，也在十年大庆时冲向天安门献花。他依然清楚记得，中苏关系破裂后，全家聚在收音机前收听《九评》的场景：“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从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一直到北京四中，秦晓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里长大。家庭教育和学校的经历给秦和同龄人打下的最深印记是“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 　　他也经受了大饥荒时期的困顿，并且坚信自己就像苏联小说《水泥》描写的主人公一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他的理想是去清华大学读工科，并且坚信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初中从育才学校毕业后，他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了北京四中。这是一所高干子弟和平民精英云集的著名男子中学，集中了无数政治局委员、元帅、部长的儿子们。 　　秦晓是当时班上的团支部书记、1949年之后最早的中学生党员。比他早几个月入党的有好友孔丹(中调部部长孔原之子)。当“文革”到来时，学校正常的领导层已经被冲垮。他和孔丹、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组成了四中革委会，并担任副主任。他们的师兄、辅导员马凯是现任国务院秘书长。他们试图控制日益躁动的情绪。 　　当“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秦和他的同学们把这场运动视为实现毛泽东革命理想的社会实践，他们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派别后来被称作“老兵派”。 　　四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刘辉宣带头倡议的，这个大校的儿子写了首红卫兵战歌，其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血统论”的普及版。 　　与其他学校的激进情况相比，四中相对温和。秦和他的战友们更在意的是维持秩序，试图将风暴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当有学生围攻校长杨滨时，孔丹、秦晓带人解救了他，而在另外一所高干女儿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而且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 　　一位“文革”经历者、秦晓的朋友告诉记者，秦和孔丹试图维护秩序，保护校长的原因在于杨滨本身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们本质上是在捍卫自己的出身。 　　赵振开，当时四中的高一学生，告诉我：“孔秦控制的学校团支部掌权，他们接管了权力，但不主张暴力。他们开始带人维持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西纠(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作用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起到了灭火的作用，但在驱赶黑五类上也动手了。成立西纠更主要的是维持秩序，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对‘文革’以及血统论是一种暧昧的态度。” 　　“文革”初期，北京中等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赵是“四三派”的成员，日后他主编了一本书试图还原那段历史。秦晓写出了自己的经历与反思，而很多他显赫的同学拒绝了赵的请求。 　　秦并未否认自己当时的激进思想，后来他开始反思：“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更无参与暴力。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孔丹和秦晓等“老兵派”红卫兵组织了“西纠”。孔任司令，陈小鲁(陈毅之子)任副司令，秦晓担任宣传部长。他们吸取了北伐时期周恩来在上海成立工人纠察队的做法。秦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经验，开始试图在亢奋的年轻人当中整风。 　　周恩来认同了他们的做法，并且安排了办公用房、车辆、食堂等。西纠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很快被中央文革取缔。 　　“老兵派”被打倒，以平民精英为核心的“四三派”开始上台。 　　最鼎盛时，秦晓曾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毛出现时，秦注意到毛对狂热的红卫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厌恶。 　　孔丹和秦晓的父母先后被打倒，他们两人也先后被抓。逮捕孔丹的学生是今天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一名经济学家。 　　当秦晓获释后，他已经无学可上，无工可做，家被抄之后无处存身。此时，毛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 　　秦和他的朋友们逃离了北京，插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的边境二线牧区。他开始学蒙语，练习放马。 　　有一次去牧民家里吃饭，秦晓的位置靠里，光线暗。他接过一碗面，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他住在牧民家里，旁边是小孩和老太太。睡着后觉得手上凉了一下，醒过来后猜想是不是被旁边的小孩碰到了，打开被子发现是一条蝮蛇，头很尖，有毒。 　　环境的改变带来了理想主义的破灭，秦和他的朋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些高干子弟因为背景关系，开始交换各种书籍。秦的母亲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他通过关系借了很多书，他们想阅读马列原典，试图检查毛的做法是否符合共产主义原教旨思想。 　　他在给同学的信中经常引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另一本影响他的书。秦觉得写的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 　　很多年后，他的很多朋友试图给父辈立传以资怀念。秦劝他们，如果没有新的思维去重新审视，单纯歌功颂德没有必要。 　　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讨论灰皮书(政治、思想)、黄皮书(文学)、白皮书(文献)这些内部书籍里的内容，在遥远的内蒙牧区，使年轻人经历着思想上的反省与启蒙。 　　和秦一起在内蒙插队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女儿)直接质疑毛：“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秦也开始逐步意识到“文革”的混乱，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红色政权宣称的基本队伍——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毛有很大的关系。 　　刘进跑去贵州看望姐姐刘青峰，把姐姐和姐夫金观涛写的《公开的情书》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在红色笔记本上。秦在牧场放牛时看了这本“小红书”并且记住了金观涛这个名字。他还看了刘辉宣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开始用真善美来反思过往。 　　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秦的理想主义梦想彻底破灭，“上帝最好的学生背叛了上帝”。他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两年后，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山西矿业学院读书，开始认真学习英语和数学这些并不革命的知识。 　　然后，他被分配到煤炭部，回到了北京。 　　从官场到商界 　　1978年，邓小平掌控了最高权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秦的朋友孔丹从陕西插队回来，在社科院读了吴敬琏的研究生。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秦晓在中国矿业大学完成了管理学研究生学业，并把目光投向经济领域。 　　80年代是一个思想迸发的年代，在甘阳看来，那时思想界派别的分歧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你死我活，彼此都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在大的方向上共识度很高。 　　秦和很多年轻人交流甚多，这些人多集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等人都是活跃分子。 　　他把金观涛介绍给孔丹讲解控制论，金提出中国是“超稳定结构”的论点。秦当时并不完全认同，和金反复辩论，也因此成为好朋友。 　　赵振开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旗手，被査建英称作“我们时代的金斯堡”。秦当时并不认为文艺会对社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朋友认为只有“半疯子”才能成为诗人。 　　现在他承认，其实文艺上的启蒙是更根本的，那时的见解太狭隘了。 　　1983年，秦晓进入中南海，出任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他说：“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一是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另外就是文革后期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组织渠道不通畅，消息全是通过子女们之间传来传去的。” 　　秦的身份以及人脉让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从而在最高层级了解这个国家。他的朋友孔丹当时是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 　　当秦进入中南海时，宋任穷正处在权力最高峰，作为中共八老成员，他分管人事工作。宋的政治态度处在陈云与邓小平之间，后来担任了中顾委副主任。 　　在此期间，秦晓有机会在体制内从政，但因种种因素而未能赴任。 　　秦晓并不认为自己丧失了什么机会，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从政，他喜欢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他总是试图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 　　担任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秦要向主管部委的领导汇报，一位部长的指示是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延续性，秦当即指出“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并建议把工作班子安排到中信集团。 　　汇报结束后，一位司长私下向他抱怨：“秦总，你以为政府开会是干什么，你以为是解决问题么?只是告诉上面我们开了一个会。”秦并不满足这个答案，并在接下来的汇报中向领导说，只要告诉我什么不能干不能写就可以了。 　　3年后，在石油部担任了一年的副司长之后，秦接受了中信集团业务部总经理王军的邀请，出任副总经理。 　　在此之前，他陪同宋任穷在三峡考察。他和同一艘游船的外国人聊天，宋注意到这个细节，并询问他的英语水平。宋说你应该去更适合的地方。 　　秦去了石油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在此之前不久，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去上海工作的曾庆红。 　　王军最初希望孔丹能够来中信，而孔已经在香港的光大集团任职，他转而推荐了秦。三人见面几分钟后，王开始讨论秦来中信的细节。 　　在此之后，秦先后担任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作为王军的副手出现在前台。 　　中信集团是直属国务院的一家超大型企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找到老牌资本家荣毅仁，成立了这家利用国外资金发展的企业，从银行、房地产、租赁到卫星通讯、金融，这家公司均有涉及。王军在中信集团有着特殊地位，董事长荣毅仁都要让他三分。 　　1995年，秦晓出任总经理。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开始用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来剖析中信资产、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现代企业理论，从科斯的交易费用到威廉姆森的“M型结构”;另一篇文章论述中信管理体制、资产结构、发展战略重组和调整方案，被称为“20条”。 　　两年后，他带着对大公司总部功能的思考和体验，去剑桥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 　　秦的思想开始转变，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早期在中信，他都是发展主义政府理论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认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始终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最初学习过东欧的奥塔西克、科尔内的理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理论没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此时，东亚四小龙兴起，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韩——因为文化上的相近性，而且在体制层面上更有认同点，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扶持。 　　日本的通产省模式成为他们的楷模，秦晓写了一篇《大公司战略》，提出要学习日韩经验。《通产省的奇迹》、《Governing Market》(《驾驭市场》)这两本书是他反复阅读的。他和吴敬琏开始争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 　　1994年，秦晓出任中信澳大利亚分公司董事长，在悉尼读博士的韦森与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韦森说当时的秦晓尚处在思想转型期，依然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很多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秦已经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并且试图探寻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 　　在澳大利亚时，秦晓开始系统学习微观经济学，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现实问题和理论学习让他扭转了思路。 　　他分析自己的转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的问题得以暴露，这些问题主要是扭曲资本价格(汇率、利率)、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不当替代、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等，因而它的产生的奇迹是有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东亚模式’受到了批判，这些国家也逐步转向主流市场体制。后来读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看政府也是个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回头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当年留下来两个问题：政府职能和产权。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大障碍，这也涉及到体制、理念(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问题。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还有大量行政审批，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 　　和很多企业家不同，秦晓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1997年担任中信总经理期间去中央党校学习，在《资本论》的课上他向老师提问： “《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是他的假设是资源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是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 　　同班的孔丹拽住秦晓的衣服。党校有中组部的代表，孔担心秦留下把柄。 　　一次，在陪同朱镕基接见外宾时，秦晓提醒说见面的基金经理有几百亿美元资产规模。朱说，他们有钱，他们是富人，我是穷人。秦回答：“朱老板，这话不对。人家对富人和穷人的定义不是按拥有多少钱算的，是以能调动多少钱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比他们有钱多了。”朱马上回应说：“调动钱?我能调动你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朱继续问秦晓：“你能调动荣智健吗?”秦的回答是“不行”。 　　荣智健是荣毅仁的儿子，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从公司内部管理上讲，作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秦晓，是可以指挥控股子公司领导荣智健的。 　　现实并不如此，荣智健完全掌控中信泰富，而且随着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成功，当秦去香港时，港人会问他，你是北京中信还是香港中信的。 　　王军决定出售价值上百亿港元的中信泰富股份给荣智健，这一决定是他和荣两个人做出的。当秦晓知道时，已进入起草合同阶段。 　　直到今天，秦依然不认为当年出售是完全基于缺钱的考虑。在此之前他和王军已经剥离出四十多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盈利已开始增长，因此中信并没有缺钱到出售资产抵债的地步。但他并不反对王军的决定，他认为从已经完全无法掌控的中信泰富换回资金可以去做其他投资。 　　在事后的具体收购中，荣智健的副手范鸿龄和秦晓在很多法律和财务的环节上产生了冲突。 　　荣智健不满意僵持的局面，并质疑秦的做法到底为了什么。最后的结果是王军找了其他人去完成交易，秦晓被“挂”了起来，很多集团的决策他无法参与其中。 　　秦的朋友孔丹在光大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中组部最后安排的结果是孔丹接替秦晓，秦晓去招商局担任董事长。 　　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告诉秦晓：“招商局是民族老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国民党时期都没有垮，你去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让这家百年老店垮在共产党手里。” 　　再造招商局 　　招商局由李鸿章于1872年创立，是中国唯一一家经历近140年仍保留下来的公司，也是洋务运动延续至今的唯一血脉。 　　1949之后，招商局成为一家在香港从事轮船货运的国有窗口公司。1978年后，招商局经历了第二次辉煌，作为招商局的实际掌门人，袁庚在毗邻香港的蛇口开辟了工业区，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蛇口作为招商局当时的旗舰，成为中国社会演变的窗口。 　　当2001年秦晓接任时，招商局处在卖资产抵债的阶段。之前的狂飙突进让招商局机构膨胀，下属两百多家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在几十个领域，管理架构复杂而又粗放。 　　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招商局长期积累的内生问题得以暴露，被迫卖掉包括总部大楼在内的优质物业和友联银行偿还债务。当秦晓到来时，最危急的时刻刚刚过去，可以借到钱，流动性问题基本解决，但仍未走出财务困境，盈利不足以偿还债务利息。 　 　继续阅读： 走出乌托邦（中） 　　 走出乌托邦（下） 当地时间5月17日，泰国曼谷，佛教徒们举着蜡烛围绕一尊巨大的佛像进行祈祷。当日，曼谷上万名佛教徒聚集在一起庆祝卫塞节。卫塞节是南传佛教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祖诞生、成道、涅盘的节日。REUTERS/Chaiwat Subprasom 5月18日，昆明，一名身穿城管制服，驾驶越野车的男子在接受交警的酒精测试，该名男子被查出酒精含量达340毫克。而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80毫克则被定性为醉酒驾车。当日，“醉驾入刑”后昆明首次展开统一整治行动。IC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走出乌托邦（中） 南方人物周刊 2011-05-16 16:44 上接 走出乌托邦（上） 　　秦晓1997年开始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澳大利亚时他就开始思考现代大型公司总部功能的建设，这也是中信遇到的问题。 　　秦晓从制度经济学的梳理中找寻答案，在他看来：现代大型企业尽管组织体系庞大，但内部权力配置却是相对集中的。总部承担战略性决策并直接控制投资、财务、融资、人事、法律等事务，同时在集团内部统一管理和经营、研发、销售、采购、广告等各项业务。下属子公司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经营性决策。这些子公司不是投资中心，仅仅是一个利润中心或者成本中心。 　　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秦晓是科斯的门徒，他的博士论文正是在科斯基础上细化研究大公司总部职能建设。秦在招商局的整合、改革举措正是其博士论文观点的实践，在他看来，中国国企普遍存在两大问题——横向无关产品多元化、纵向法人(子公司)多级化。 　　秦在招商局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做了一场现代企业制度的报告，在集团工作会议上，他用学术语言告诉下属，现代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开始了被外界称作“削藩”的举动，强势总部成为再造招商局的核心。作为制度经济学拥趸的秦晓相信，公司总部功能发挥的有效前提是形成制度，并且获取权威来支配资源，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组织管理成本。 　　招商局在总部建立了资金池，用比市场存款高一点的利息吸收下属企业的资金，用比市场贷款低一点的利息把资金给下级企业。仅此一项，就收回三十多亿人民币资金。 　　下级公司需要资金由总部批准，没有投资权，只有经营权，而且资金预算、人事都是总部安排。 　　横向整合过程中，招商局的核心逐步集中到交通(港口、航运、公路、物流等)、金融(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地产(成片开发、房地产)三大板块。 　　在资产整合过程中，招商局出让、卖掉了一些企业，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平安保险，这也成为很多人批评他的原因。 　　2001年，招商局出售了平安保险将近15%的股份，换回的巨额资金已超过当时投资金额的10倍。对于秦晓来说，卖掉平安股份的原因一是失去了话语权，招商局无法将平安保险纳入它的金融平台;二是集团在走出财务困境中急需资金。利用卖掉平安的资金，招商局先解决债务危机，并进入上海港，以26%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完善了港口体系，走出了蛇口。上海港2010年净利润54.17亿元，还有大量的土地储备。 　　招商局还不断增持招商银行，在招行上市配股之前，招商局购买成本不到一元，而且主导了招行发展方向。 　　这笔钱还用来增持招商证券、扩充油轮船队，强化核心产业，所获收益并不比持有平安保险差。 　　秦晓也曾想过增持平安保险实现大股东地位，但当时他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作为一家有实业传统的公司，现实条件并不允许他把所有资金用来构建纯粹的金融控股集团。 　　在招商局出售平安保险股份前后，几家国有股东也出售了股份，招商局的售价是最高的。几个月后汇丰银行用巨资购买了10%的股份，这成了很多人攻击秦晓的理由——贱卖国有资产。 　　汇丰的进入并不是购买了既有股东的股份，而是相当于平安保险增发。另外在相关业务上汇丰也获取了特殊地位和优先权，当时作为战略投资者的汇丰还面临着另外一家国外金融机构的竞购压力。 　　从2001年任职到2010年卸任，秦晓作为董事长完成了“再造招商局”的计划，10年间，招商局的总资产从496亿增长到3243亿，年利润总额由12.91亿增长到217亿。而且就增长率而言，净利润高于净资产，净资产高于总资产，表明增长是以效率和盈利而不是以投入和规模驱动的。在国资委的央企评比中，招商局2010年母公司净利润第9，而且连续6年被评为A级企业。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秦对于国有企业的态度是：“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应有序地、公平地将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  　　他成功地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 　 　从商人到启蒙呼唤者 　　我问秦晓，你希望别人怎么记住你。他想了想说，什么都不用，忘记最好。 　　这是否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外界无从得知，但显然当后人回顾历史时，肯定不会把秦晓单纯当成一个企业家。 　　2007年，秦晓与何迪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会。何迪是前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前农业部长何康之子，也是秦晓的发小。博源基金会有着显赫的成员名单：吴晓灵、高西庆、李剑阁、史美伦、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易纲、王波明、金耀基、金观涛、周其仁、许小年…… 　　一位接近秦晓的人士说：“博源并不是秦晓心力最集中所在，但这是他的平台。” 　　秦晓的计划是利用博源的平台做中长期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研究。金融风暴之后，市场上各种噪音很多。他们想把代表市场的经济学家集中起来，让决策部门听到真正代表市场的观点。 　　市场上传说汇丰要垮台。博源组织了专门研讨会，并形成了专业意见反映给决策层——汇丰没有问题，并不需要内地出手。 　　博源基金会和人行、银监会、证监会、统计局等部门形成对话机制，这些部门的司局级干部被定期召集在一起倾听市场的声音。 　　一种对秦晓和博源的批评声音是：一些投行为博源提供了资金，这些资金提供方希望以自己的想法影响更高层。 　　秦晓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说：“我自己就拿出了上百万，而且基金会出资方与基金会运作要切断。中国每年吸引如此巨额的外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利用?香港的优势是国际金融中心，集中了最优秀的金融人才，方法论和模型、数据都具备，应充分发挥这个优势。” 　　除了这些经济、金融话题外，秦晓开启了一场中国现代性话题的讨论，他开始呼吁一场新的启蒙，呼唤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并重新审视中国模式论。 　　是什么让一个喜好高尔夫和围棋的国企管理者(秦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企业家，只是职业管理者)去讨论这些宏大而艰深的话题。 　　秦的一位朋友说，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注定了他关注的话题绝不局限在一家企业上。他十几岁时就已经思考国家前途并介入其中，加上曾经的中南海经历，都会让他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视野，这是一种接班人情怀的延续。 　　他有许多问题在思考——为什么以党代政，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为什么要素价格要管制，为什么事务官、国企领导要政府任命，为什么土地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产权不能私有化，要想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一定会触及政治体制和观念(意识形态)。 　　秦晓用“现代性”作为理论突破口，他的很多朋友一开始并不赞同这个说法，但秦依然坚持，在他看来现代性的讨论在中国语境之下具有普遍接受性。 　　当他把这些思考开始向外界宣布时，抨击随之而来。 　　甘阳被思想界认为是“新左派”，他和秦晓观点并不相同，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在香港时，秦晓约他一起吃饭，电话刚挂，另外一个电话打进来，有人告诉甘阳：秦晓逃跑海外了。 　　甘阳分析了秦的理论，他认为把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对立起来没有必要。普世价值是左中右所有人都必须要承认的，否则就是完全不承认现实。“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一个麻烦是把所有特殊性都抽象掉了，似乎只要按照普世价值来做就可以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因素也必须要考虑到。” 　　在甘阳看来：“西方在70年代开始讨论现代性，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批判。这个现代化也不是我们理解的简单的经济发达，而是对16、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之路问题的反思，现代性意味着对简单启蒙的批判。哈贝马斯观点不同，他认为不是启蒙的问题，而是启蒙得还不够。相较而言，秦晓会更倾向哈贝马斯，尤其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与秦晓相交多年，当年在澳大利亚时，秦晓总是和他争论国企的作用。韦森早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留学后钻研了哈耶克、诺斯，发现一个良序社会需要的条件。 　　韦森说：“80年代《河殇》提出的问题更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来了，却没有配套的法治和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必须要法律保护，个人权利需要保证。个人权利觉醒，政府权力划定，这必须要让年轻人明白。” 　　秦晓的一位身份显赫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当代盛宣怀”，盛是招商局最早创办者之一，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一位毁誉参半的红顶商人。 　　王军依然和秦晓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的评价是：“秦晓的优点就在于有话直说。” 　　甘阳说：“每个人都想影响决策，学者写文章难道就不是么?利用个人资源和人脉做事有什么错?秦晓是一个很有公共关怀的人，我不相信他为了钱而如何。博源不是高层授意，也不是西方阴谋的产物。秦晓有很强的独立性，是不会轻易被影响的。” 　　秦的企业家生涯一直很低调，作为下属的马蔚华、麦伯良都比他风头更健，他的角色更像一个幕后掌门人。职业生涯末期，他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调。 　　他的发言被认为是火力十足，然而在他看来他只是说出了一些常识。他还有很多朋友身居高位，这让他发言时始终有所忌惮，而且他并不想做革命者，温和的改良派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这或许是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秦晓托人带话给一位知名的媒体朋友：“现在国外对你的评价很高。中国现在问题很多，体制外的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不稀缺。稀缺的就是在体制内做一些推动改良的人，能守在体制内，你就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更有益的影响。” 　　讲这段话时，64岁的秦晓不由自主地把腰挺直了一些。 　　秦晓论“现代性” 　　“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国富民强”，那它的价值正当性是什么呢?现代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现代性”中，最核心的价值观是自由，权利是保障自由的权利，理性是自由思考的权利，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制度。马克思的话说得多清楚啊，只有社会成员中的每个人获取自由，这个社会总体才能获得自由。 　　尽管西方也确实存在一些把个人的自由无限扩大化的现象，不过整体上还是均衡的，因为法律、制度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真正尊重自由、承认自由是核心价值观的话，里面必然包含着承认其他人的自由，倡导没边界自由的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由”和“法治”，“自由”和“秩序”，是相辅相成的。“自由”最基本的一条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不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人的基本的自由还远没有实现，而不是个人的自由由于没有受到约束而对社会造成破坏。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其实是普世的，没有阶级的属性，只有文化偏好。这种差异是现代性价值体系二元张力结构中均衡点的不同，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我们把起源于启蒙价值的现代价值称为一个体系，是因为它是一组二元对应的结构，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家庭、集体和国家利益、理性—理想等。我觉得在中国建立现代价值观，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纲常秩序中就没有个人的概念，只有一个相对的位置，对皇上来说你是臣民，对儿女来说你是父亲，对老婆来说你是丈夫，那你是谁?把这些对应的都除掉，没你了。在现代中国，个人主义这个词还是负面的词，自由主义也是负面的词，认为个人主义是损公利己，认为自由主义没集体观念，如加上资产阶级的前缀，问题就更大了。 　　“我愿意做一个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担心社会动乱” 　　人物周刊：“文革”早期，你曾经也被卷入。回首那段岁月，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可以如此疯狂? 　　秦晓：我觉得这段历史也有它的必然性。人类本身就有非理性的一面，在特定情况下都会干出像“文革”那样的事，法国大革命、希特勒法西斯时期的出现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应该用历史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探索和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开始就是一个具有空想色彩的宏大叙事，它的主要理论支柱“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也不能为实践所证实。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演变，从最初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一步步异化为专制的政治体制、封闭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最后异化了。柬埔寨、朝鲜异化到什么程度了?苏联的斯大林的肃反、中国的“文革”都是一种异化，是激进主义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但我们对这个思想脉络、根源并没有 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评判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四人帮”的罪行，却并没有进一步挖掘、清算它的思想根源。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这个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哪里? 　　秦晓：概括说，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异化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和“四人帮”。 　　比如“文革”前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给知识分子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等，这些事现在看来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诞的。当时一些中央领导曾向毛主席提出过纠正，主席也同意了，但却遭到了党内另一些领导人的反对。而这些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革命前辈，他们在“文革”中也都受到迫害，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后人都没有将这一反思追溯到“文革”以前。 　　翦伯赞是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例子，他一路都是跟共产党走的。解放后，翦伯赞去北大历史系当主任。北大历史系的人说，历史学家当中有叫翦伯赞的吗?没听说过嘛!瞧不起他。为了让翦伯赞当成这个主任，把北大历史系的一些人调到天津大学去了。翦伯赞一上来，就搞“唯物主义史纲”，提出历史要按照唯物史观写，先经济，再政治、文化。他的立场和观点算是够左的了吧?最后怎么死的呢?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个军官，用枪对着他，非要他揭发刘少奇是叛徒。他良心发现，说我不能瞎说，夫妇俩被逼得自杀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曾经那么“左”，一生跟着中国共产党，最后下场是被更“左”的力量逼死。而我们现在只讲这些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没有去挖掘在“文革”前他们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大折腾以后的中国，没有彻底清理思想，其关键是我们民族没有启蒙的基础，把阶级斗争史观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用阶级属性解构“真、善、美”。由此，只能分出敌我，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理性、权利这些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做评判的尺度。 　　“文革”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异化产生的思想根源做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其中包括周扬的“异化论”和“人道主义”、巴金的《真话集》、韦君宜的《思痛录》、陆定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的质疑。更为可贵的是这几个人都是首先反省个人所作所为，而不像多数人仅仅是把自己作为当时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我觉得大的历史背景要是不清楚的话，就不可能谈清楚这段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无非是中国历史这场宏大叙事大戏中的一幕，可能是走向异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很典型的一幕。那么多人上街、“破四旧”、天安门广场集会、造反夺权，这已经很极端了。所以，可以说是乌托邦思想的产物。 　　人物周刊：你的观点，其实就是如何看待前30年历史的问题。 　　秦晓：“文革”的大背景，跟我们后进国家的激进主义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激进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或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就是“前科学”。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最后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一定是乌托邦。它崇尚的是卢梭的“积极自由”，即“己所欲，务施于人”;而不是洛克的“消极自由”所主张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必须跟我走，否则你就违背历史潮流，你就是异己或敌人。这就把核心的价值给颠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大屠杀等等，都是异化的结果。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两个问题：第一他使中国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主权，并建立了民族国家。孙中山没有成功，蒋介石也没有成功，毛泽东成功了，这是历史要给他一个正确评价的最重要原因。第二个，他不管是用土改、合作化、集体化还是国有化的方法，比较快、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的贫穷和社会动荡问题，并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一百多年来，谁能解决中国人基本的生活保障?毛泽东做到了。 　　从现代观点来看，在这两个问题上，无论是处理方式还是取得的成果，都存有需要反思的问题。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对内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没有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和制度。他在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后，又把它推到极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又造成更大的问题。60年代初三千多万人饿死，这事发生在20世纪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又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今天都是不可设想的，怎么向历史交待啊?“反右”、文化革命，包括暴力土改等不用说了，这些都违背了基本的现代价值观。 　　人物周刊：具体到你的个人，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你有一种吐出“狼奶”的感受么? 　　秦晓：我有两次大惑，一次就是我21岁插队的时候，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好人都给打下去，我再怎样崇拜毛泽东，也不能接受了。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先从经济领域看社会问题，然后，又慢慢接触一些所谓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论。看的东西多了，就开始琢磨了：现代化和现代性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惑起来了。我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大的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你说的狼奶，我有感触。插队时我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有一段话，我经常写信给朋友时引用：“我们从小到现在被各种谎言灌满了，当他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要呕吐，重新用理性去认识世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这一代人。 　　毛泽东那一代人是致力于改变中国面貌的，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比较实用，就举起了这个旗帜。好的地方是他从不死照着那个本本来做，怎么实用怎么来;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对马克思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认同。于是很容易走到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上面去了。 　　总体来说，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激进主义主导的过程，激进主义的产生在中国有它的合理性，但也难以摆脱失败和异化。我们过去理解激进主义，是指它暴力或者革命的方式，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激进主义的实质我认为在于它对传统和经验的态度。传统和经验是经过千百人、千百年实践、思考而形成的，这中间也需要思想家、精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批评和倡导，也会发生革命和动荡，但总体而言是一种改良、演进的过程。这就是洛克倡导的“自然法则”，也是苏格兰启蒙和现代化转型的特征和经验。 　　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多是源于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近代的产物，它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并将之构建成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试图解释历史、指导现实、预测未来。这首先偏离了科学的怀疑精神，是一种乌托邦，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各种不同的观念不能包容，并将之视为异教徒和敌人。所以它一定会导致专制，一定会走向异化。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主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最根本的原因，并由此划分了五种社会形态。以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最终走向僵化的、专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因之终结。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告别了列宁—斯大林模式，抛弃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重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邓小平不仅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比如他的“猫论”、“摸论”、“三个有利于”等。但当今的中国“去意识形态化”依然是一个未竟之业。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从突尼斯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暴，这次一个突出特点是发生革命的国家都是最为世俗化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状况也相对较好。很多人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动乱根源? 　　秦晓：首先，它表明对独裁专制腐败的政府，人们是不接受的，不管你经济搞多好，世俗化程度多高;第二，专制政府之后不一定诞生一个现代政府，其结果要么走向失败政府，要么呼唤极端宗教主义者上台;第三，西方可以用武力推翻专制政府但却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现代政府，社会的进步是文明演进(交流、碰撞)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军事干预的结果。对此，西方政府和社会应反思。 　　人物周刊：在外界看来，你最主要的身份是国企的管理者，然而你却组织成立博源基金会，做了很多宏大话题的讨论，这是一种接班人的精英情结么? 　　秦晓：儒家的“修齐治平”对我影响很大。中国人从来都是把家和国看成一体的。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历史，也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每个民族最关注的就是找寻各自的现代道路，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 　　把国家利益和每个人的权利相比，根本的还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马克思说的：“只有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社会共同体才能获得自由。”如果我们只说一头，就会走向“富国强兵”，而不是现代社会。 　　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价值的正当性?这个价值正当性表现在对每一个中国人权利、自由和理性的认同。 　　接班人是60年代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政治权力的概念，而是需要一代代人去建设这个国家。这是一个落后挨打贫穷的国家，我们的父辈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远比那时候要复杂，现在不是革命成功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更本质的是从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的问题，这是很多我们还没有逾越的问题。 　　 继续阅读： 走出乌托邦（下） 当地时间5月15日，英国伦敦，业余摇滚合唱团Rock Choir近万名成员举起失踪儿童的照片，一起迎接5月25日的国际儿童失踪日。七八十年代，美国频繁发生儿童失踪案件。1983年，美国政府将５月２５日定为儿童失踪日，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协调官方力量，应对儿童失踪问题。后来，这一形式被多国借鉴，最终形成国际失踪儿童日。 CFP 5月15日，山西太原文庙内上演一场彩绘秀，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拍照。主办方称，此次创作活动是对低俗文化的挑战；而一些游客则认为，此举是在挑战传统文化。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关于取消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 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的 公民建议书   张雪忠 2011-5-20 凯迪网络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                  您好， 　　我叫张雪忠，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根据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建议权”的规定，我以个人名义向教育部提出如下建议：为了尊重中国人在理性与良知方面的无上主权，扩展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彰显中国人的个体尊严，建议教育部取消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课程从大学生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现将建议理由陈述如下： 　　一、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不但无法使人真正接受被灌输的内容，而且还将极度扭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扼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良知，贬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严。 　　从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人能因为外在强制而真正放弃自己的内在判断。外在强制有可能左右一个人的行为，但却不可能左右一个人的判断。我们的学生可能会为了得到入学机会或者取得足够的学分，被迫前往教室听人宣讲上述思想，并在相关的考试中填写他人预定的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确实已经将这些内容作为真理加以接受。 　　外在的强制有时会让人畏惧，但让人们惧怕某些东西，并不等于让他们相信这些东西。信仰的全部力量和作用，只能源于人们发自内心的确信，而一个人对任何事理的信与不信，并不能由外力来决定。政府或许可以命令人们应该作出何种行为，但却不能也不应要求人们根据政府的命令，来评判一件事情是真是假、是好是坏，或者是公正还是不公正。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思想的主人，没有人可以真正放弃自己在判断和感情上的自由。 　　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运动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到底有没有与肉体有别的灵魂？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姑且不去争论，上述课程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提供的答案是否正确。即使那些答案是正确的，一种让学生不同意这些答案就无法入学或无法毕业的强制方式，绝不可能让学生们真正相信这些答案的正确性。行为或许可以用奖惩来驱动，信仰却只能以说服为基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启发与说服的过程，思想强制与教育活动格格不入，强制性的思想灌输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 　　尽管思想强制不能有效地使学生接受被灌输的思想，但却能够非常有效地扭曲学生的人格、扼杀学生的良知。一旦接受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成了得到高等教育机会和完成相应学业的前提，那些内心并不相信这些思想和观点的人，必将面临一种极不人道的两难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无奈地弃学。这样一来那些最诚实的人，也就是那些宁愿失去教育机会也要坚守诚实的人，将被排除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第二种选择是违心地撒谎。由于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对每个人的前途和福利都极为重要，因此必然有很多人被迫对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表示认同。但诚实无疑是构成健全人格和清白良心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我们的教育竟然每天都在迫使学生背弃诚实，那就不可能不扭曲学生的人格、扼杀学生的良知。容许这种可悲的境况长期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决策者对自己国家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罪行。 　　教育领域里的思想强制所产生的另一个恶果，就是极度贬低受教育者的尊严。一般而言，对于某些人是否比别人更有权力或者更加富有，我们尚能发现一些大致可靠的、客观的衡量标准。但对于某些人是否比别人更擅长发现真理，我们实在找不到任何公认的、可靠的衡量标准。如果说让人们承认有些人比自己更能发现真理，已经是非常无礼了，那么不容分辨地强迫人们放弃自己的判断，将某种指定的学说承认为不可质疑的真理，就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极其蛮横了。 　　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外，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必修课程吗？比如，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必须修读“原子物理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修读“西方经济学”，等等。这些必修课程难道就不会贬低学生的尊严吗？ 　　我的回答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类似原子物理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样的专业必修课，它们的教学目的并不是向学生兜售某些特定的人的学说。它们的内容是由许多代专业研究人员，经过较长的历史过程而创建和积累的系统知识。这些专业人员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编入教材，并不取决于他们曾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是因为这些成果历经了质疑与检验，已经成为一种专业共识。第二（这是最核心的区别），这些课程所涉及的学说和理论，并未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人们在修读这些必修课程时，并不会被剥夺质疑和批评现有学说的权利，更不用被迫放弃自己的判断。在这些课程的学习中，学习者对现有学说和理论进行的质疑和批评，甚至会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欢迎和鼓励。如果有谁真能够指出现有学说的缺陷，乃至以自己的学说推翻或取代旧有的学说，他不但不会受到惩戒，反而还能获得极高的荣誉。 　　在修读此类课程时，人们从接触和熟悉某种学说，到理解和认同它的整个过程，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评判，而是始终都在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在这种学习过程中，人们只会获得教益，而不会丧失尊严。人们认同某种学说，只是因为被说服了，而不是因为被强制了。这样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是学习者的理性与判断力不断扩展和成长的过程，而不是被压制和禁锢的过程。 　　但在准备政治考试以及修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课程的过程中，人们却不能自由地对相关学说进行批评和质疑，而是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和观点。当一个人被迫不加判断地认同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时，他就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尊严被人贬低的感觉。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损害人的尊严，那必然是因为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有理性的人。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总是将某种观点强加于人，他的朋友、同事，甚至他的亲人都会对他感到极其厌烦。而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却竟然要求13亿中国人放弃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将一个150多年以前的外国人的学说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这该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狂妄和蛮横啊！ 　　一个人必须不受阻碍追随自己的理性，无所顾忌地运用自己的判断，才有可能让自己思考的过程与结论具备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刻性和彻底性，进而才有可能让自己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如果对最重大的问题及最高层次的原则，人们不能进行自由的思考和充分的探讨，那么一个民族不管人口有多少，都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思想，整个民族的理智水平也不可能到达令人尊敬的高度。在一个连上帝的全知、全能，甚至上帝的存在都可以任人质疑的时代，13亿中国人竟然还要将一个德国人的学说视为不可质疑的神谕，我真想问问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和企图，竟然会让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禁锢13亿中国同胞的理性，如此想方设法地贬低13亿中国同胞的尊严？ 　　二、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表达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根据目前的教育政策， 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科目，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公共必修课，并不是某个特定专业的学习内容，而是人们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前提条件。将承认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作为人们获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将剥夺教育机会作为一种胁迫手段，压制和侵害人们在哲学和政治问题上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用这种方式压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暴虐，因为它不但禁止人们表达自己认同的思想和观点，而且还强迫人们表达自己并不认同的思想和观点。 　　强制所有的大学入学者接受完全相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这种做法的危险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法确定这些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底是对是错，而一旦它们确实是错误的，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就等于在强迫所有的中国人同时在最重大的问题上犯错。这种强制性思想的灌输实在是罪恶昭彰，因为它剥夺了整个民族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机会和权利。 　　即使我们的教育决策者真诚地认为灌输给学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一点实际上是大可怀疑的），他们也没有任何资格对学生进行这种强制性的思想灌输。由于教育决策者自己并不是全知无错的，因此他们并没有资格代替13亿中国人进行判断，更没有资格剥夺其他中国人进行判断的权利。如果他们断定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不容别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就等于是把自己视为全知无错的，也就等于把自己视为人世间的上帝。如果他们握在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到处听到的都是赞同而不是质疑，那就必将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自以为全知无错的幻觉。他们只不过是占据了最容易让人狂妄自大的权位，却误以为自己掌管了代表着全知全能的神砥。 　　不过，尽管不存在全知无错的人，但一个人仍有可能让自己尽量具备更多的智慧。一个人应该怎样才能获得智慧呢？肯定是要能够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他人的批评和质疑。为了对某一事物或某个问题进行最全面、最可靠的理解，他必然会尽量了解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个人只有不断地把自己的观点与不同的观点加以对照和比较，才能逐步纠正自己的错误，完善自己的见解。这是一个人让自己的看法变得更加合理与可靠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只有当一个人尽其所能地考查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并认真分析和驳倒了对自己观点的各种质疑与批评，他才有可能认为自己的判断，比其他没有经历类似过程的人更为可靠。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如果说一个社会还可能存在一种知识进步的趋势，而不是始终处于一种让人绝望的蒙昧状态，那必然是因为人们具有发现和改正错误的意识和能力，而要发现和改正错误，就必须拥有自由探讨和辩论的空间。只有存在思想和讨论的自由，人们才能通过了解更多的事实和对比更多的观点，来发现既有观点的错误与不足。作为并非全知无错的人类，我们只能因为一种观点经受住了最充分和深入的诘难和辩驳而将其视为真理，而不能将一种观点视为真理而禁止对其进行质疑与批评。自由和充分的质疑与辩论是获得可靠判断的必经之路，将不容质疑和批评的观点视为真理，与人类的经验和理性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实际上，即使是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仍无法获得完全无误的确定性，我们的判断仍有可能出错。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理由责怪自己了，因为我们已经尽力而为，已经做到了最好。我们只能继续保持自由思想与讨论的习惯与氛围，以便在今后获得更加可靠的判断。 　　反驳我的人可能会说，决策者之所以进行强制性的思想灌输，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认为相关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是真理，而是因为它们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历史证明了这些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就是真理。这种反驳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断言历史事实是什么样子，以及某一历史事实究竟是确证还是否证了某一学说，本身就是一种意见和判断。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的教育决策者既不能保证自己的判断正确无疑，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判断比别人的判断更为可靠。因此，他们并没有任何资格为别人进行判断，更不能压制和剥夺别人作出独立判断的权利。 　　为目前的思想强制所做的另一种辩解是，决策者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确定这些思想就是真理，而是因为这些思想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断言某种思想对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利，也不过是一种意见和判断。只要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并非全知无错的，他们同样没有资格将自己在这方面的意见和判断强加于人。一种思想是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利，是否应该树立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这显然是一个利害攸关、意义重大的问题。一个人但凡还算正常，都会以尽可能的审慎来对待与自身福利有重大关系的事务，而一个国家将某个外国人的思想体系，树为整个国家的政治、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的指导思想，竟然不是鼓励人们尽量加以辩驳，而是千方百计地禁止人们的质疑，世界上最背理的事也莫过于此了。 　　可见，这种求助于强制灌输的思想的效用性的辩解，同样是软弱无力的，并不能为中国目前的思想强制提供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正当性。实际上，为这种荒诞无比的思想强制所进行的任何辩解都是苍白和徒劳的，因为这种做法纯粹是少数人利用政治权力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从而篡夺13亿中国人的思想主权的僭越行为。这种僭越行为就其本性而言，不但是完全非法的，而且是极度暴虐的。 　　三、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表达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思想。但如果一个人持有某种与无神论相悖的宗教信仰，并在政治入学考试或相关课程的修读中，诚实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但会获得一个相对较差的课程成绩，甚至有可能失去大学及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显然构成对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教育方面的歧视，因而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无神论和宗教信仰都是人们在“有无来世”以及“来世是何种境况”等问题上，各自遵循自己的信念所持的各种不同的观念。由于今世的人们都不具备对于来世（或身死之后的境况）的任何经验，因此谁都没有任何根据证明自己的观念比别人的更为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和组织若要利用强制手段，迫使他人接受特定的观念，都不可能具有任何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实际上，在信仰问题上，政府不应享有任何权威。人们组建政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促进自己的福利，也就是为了让政府去做每一个人仅靠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但由于政府既不能在信仰问题上提供比个人更可靠的判断，也不能帮助个人为来世的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权力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此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正当性。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根据别人独断的命令来选择自己的信仰，因为没有人可以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听任他人——不管是一位国王，还是一个政党——来决定自己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 　　政府的权力只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但信仰的基础却是发自内心的信服。使人接受一种信仰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是说服，外在力量的强制对此毫无作用。我们强迫一个人买一只他不看好的股票，或许有可能让他赚钱；强迫一个人吃他不想吃的药，或许有可能治好他的病，但我们却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对他不相信的东西形成信仰。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和执行法律，但法律只适合规范人们的行为，却不适合用来规定什么样的信仰是合理的。 　　我们的教育决策者经常宣称无神论的信仰是正确的，甚至是“科学”的，但这完全是一种独断的主张，因为个人信仰的超验特征，使任何人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的信仰一定是正确的 。就信仰的本性而言，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别人的信仰是错误的。没有人会在相信一种观念的同时，又认为自己相信的这种观念不正确。在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中，没有任何仲裁者能够判定哪一种信仰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不同信仰对与错的可能性都是完全相等的。 　　即使政府强制灌输的信仰是正确的（这一假定只是为了论证的方便，而事实上这种主张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种强制性的思想灌输仍然毫无正当性可言。人们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今世的安全和福利免受他人的侵害，而不是为了促进来世的福份。即使一个人在信仰上犯了错误，他损害的只是自己来世的福份，而不是他人今世的利益。政府以教育方面的不利后果对信仰“出错”的人进行惩罚，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权力滥用，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有权惩罚一个人损害他人的行为，但却没有权力惩罚一个人损害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只能管辖人们的现世事务，而不能染指人们的来世福份。 　　一个人的灵魂只能由他自己来照料。一个人在信仰方面犯了错误，可能是他自己的不幸，但并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害，因此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对其施加惩罚。即使是在现世事务上，政府的职责也只在于保护人们的财产和健康，以免受到他人以欺诈和胁迫等不正当手段所进行的侵犯，而不在于保护人们免受他们自己的轻忽所造成的损害。一个人可能会因为过于懒惰而使自己变得贫穷，或者因为一种不恰当的生活方式而损害自己的健康，但我们会不会认为政府有权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以迫使人们变得勤劳和健康呢？如果政府连强制人们增进各自的物质性福利的权力都没有，它怎么能有权力强制人们增进自己的精神性福利呢？ 　　政府如果因为一个人的信仰影响他自己的来世福份，便采取惩罚措施再去减损他的现世福利（例如剥夺和限制受教育机会），这实在是无比荒谬的做法。如果政府在这样做时，竟然还声称是为了受罚者的好处，那这种做法就不但是一种无理的滥权，而且是一种可耻的伪善。任何具备正常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为了帮助那些在信仰问题上“出错”的人，政府应该限制甚至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机会，而不是尽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教育。 　　实际上，并无任何根据可以表明，政府官员的信仰一定比别人更正确。官员们只是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力，但并不因此而拥有比别人更多的理性和知识。擅长弄权的人并不一定也擅长求知，因此也不一定能够拥有更合理的信仰。否则，不同时代或不同社会的官员，在信仰问题上就不可能持有如此多的迥然不同的观念。 　　政府不应强制干涉个人信仰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政府如果在现世事务上的强制措施出了错，它仍有可能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但一旦对人们信仰的强制干涉出了错，它能有什么手段和能力，来弥补人们在来生福份上所受到的损害呢？如果说政府官员真的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在不动用手中权力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样，通过个人的教化、劝喻和说服，使他人出于自愿和信服而接受自己所持的信仰。 　　基于信仰的本性，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应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更不能仅仅因为信仰的不同而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减损他人的世俗权利和福利。为了防止这种不正当情况的出现，政治权力必须在各种不同的信仰之间保持完全的中立，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信仰的群体，既不歧视和也不袒护任何特定的信仰。真正的信仰自由意味着，任何人既不能因为自己的信仰而享有任何法律上的特权，也无需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承担任何额外的法律义务。 　　一个人无论拥有何种信仰，都可以和常人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和自由，政府不应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剥夺和限制任何人的世俗权利。一群人有权因为某种共同的身份（比如都是某所学校的校友）而聚在一起欢庆，另一群也就同样有权因为某种共同的信仰而聚在一起祈祷。如果无神论者不会因为自己的思想而影响自己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成绩，那么拥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不应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任何不利的影响。那些控制政府的人若要剥夺不同信仰者的受教育机会，他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培育他人的理性、拯救他人的灵魂或是促进他人的福利，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不可告人的野心与权欲。 　　 四、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将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理智蒙昧状态，并使整个民族丧失追求和宣扬真理的道德勇气。另外，利用政治权力使某种学说免受质疑与批评，还将是这种学说本身失去活力，同时阻碍这种学说的信奉者理智的成长。 　　在中国，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进行直率批评的人，很容易在教育、就业或升迁等方面遭遇不利的后果。这就使得人们在相关的问题上不敢坦诚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便偶然出现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也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也往往极为曲折和隐晦。 　　在各种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即使是那些最富探索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真正相信的原则隐藏起了，并极力使自己的言论看上去合乎自己并不相信的官方学说。他们在写作时必须时刻顾虑一些特殊读者的感受，而不能完全自由地追随自己的理性，完整和充分地阐述自己真正信奉的原则。这样的学者也许算得上很聪明，但却很难成为毫无畏惧、逻辑严谨以及前后一贯的真理追求者。更多的人为了不触怒掌权者和官方学说的信奉者，干脆避免谈及那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而专注于一些更为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这实在是一种极为可悲的境况样一来，因为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丧失追求和坚持真理的道德勇气。 　　一个国家如果不允许人们表达与官方或正统学说不同的观点，在心智方面遭受损害最严重的还不是异见者，而是对异见感到恐惧的官方学说信奉者。 如果整个民族都要被动地接受既有的学说，而不敢在最重大的哲学和政治问题上，进行自由和大胆探索与讨论，人们的理性和心智怎么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与成长？一个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的人，即使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真理的贡献也远大于不经思考就接受一种正确观点的人。独立而自由的思考习惯，不仅是成就伟大思想家的前提，而且也是普通人的心智得以充分提升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一种普遍的思想压制和精神奴役的社会氛围下，或许仍有可能出现若干伟大的个体思想家，但却不可能出现一个思想活跃、理性发达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出现了思想停滞、理智蒙昧的状态，必然是因为异见思想受到严重的压制。一旦对最重要问题的自由讨论被强行禁止了，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具有高度和深度的精神活动。从中国的历史就完全可以看到，一旦政治权力使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思想统一”的状态，也就很难再产生值得重视的新思想，而一旦人们重新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很快就又会涌现各种异彩纷呈的思想成果。 　　只要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并不是全知无错的，他们的观点与学说就有错误的可能。退一步来讲，就算他们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真理，对不同观点的压制仍然极有危害。首先，在不允许自由和公开发表不同观点的情况下，人们根本不可能确定马克思等人的学说到底是不是真理。在任何可能存在不同观点的问题上，只有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观点，才有最终获知真理的可能。一个只知道自己观点的人，只能是一个知之甚少的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理由很充分，但他却无法肯定不同观点的理由是否更充分。 　　真理必须能够经得起质疑和辩驳。一个人若要确定自己的观点是真理，他至少应该能够驳倒不同的观点。作为辩论对手，他必须特别重视那些真诚相信不同观点，并且对不同观点的申张最为积极和得力的人。只有能够经受最强有力的反驳，一种观点才有成为真理的可能。但如果不允许发表不同的观点，我们怎么可能对它们进行反驳呢？如果我们的对手没有同等的辩论机会，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反驳是有效的？如果别的球队都被禁止或限制施展它们的全部技能，我们怎么能断定自己喜欢的球队一定是最强的呢？将一种学说视为真理，却又禁止人们对其进行批评和质疑，这是政府可能做出的最乖张的行为之一。因为自由而充分的争论和辩驳，是获取及检验真理的必经过程，任何不敢面对这一考验的学说，都没有资格以真理自居。需要刺刀庇护的“真理”，就像依靠裁判偏袒的赛手，只配得到人们的轻蔑与不屑。 　　另外，即使是一种正确的学说，如果不能自由、充分和经常地对其加以探讨，人们获得的也只是一种僵死的教条，而不是鲜活的理论。真正掌握一种学说，不但需要掌握这种学说的论据，而且需要能够反驳对其进行的批评与质疑。有些人认为，既然一种学说是正确的，那么对其进行的批评与质疑就是有害无益的。一旦这种想法被普遍接受，这种学说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探讨。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只能作为一种偏见和迷信停留在人们的嘴巴上，而不是作为真理进入到人们的头脑中。 　　人是有理性的生物，而人的理性就在于知道自己观点的依据。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人们对于自己认同的学说，至少应该明白其合理性何在，并且能够驳倒一般性的反对意见。一个人如果不能说出反对意见为何不能成立，他就不能说已经掌握自己观点得以成立的根据。而一个人一旦不知道一种学说的根据，也就往往不能理解这种学说的涵义。他最多只能鹦鹉学舌般重复着一些口头禅式的结论，对这种学说的更重要的内涵则一无所知。 　　当真理受到人们质疑和反驳，它的提出者或信奉者必须奋力证明其正确性和合理性的时候，也是真理最有活力的时候。当一个人为自己信奉的学说竭力辩驳时，他最能理解这种学说的内涵，同时也最能感受到这种学说的逻辑与力量。当人们不能提出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被动接受官方指定的学说时，人们就不再有必要去努力反驳不同的学说，甚至没有必要去真正理解被灌输的学说。人们只是接受了这种学说的僵化的、空洞的言辞，但却丢弃了其深刻和鲜活的内涵。 　　对于那些被人日复一日强行灌输的学说，人们很少能够真正领会其各种原理的含义与根据。许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地诵读出一条条所谓的“基本原理”，但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习惯的盲从，而不是出于内心的理解与信服。当官方学说的权威阐释者为了某种目的宣布A不等于B时，人们就跟着说A不等于B，而一旦阐释者为了另一种目的宣布A其实也可以等于B时，人们又跟着说A等于B。这样一来，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也就不可能不逐渐演变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鹦鹉园地，而鹦鹉是绝不会以追求真理而见长的。 　　以上便是我的建议及其理由，请袁部长及教育部予以考虑。顺致夏安。                                                                                  建议人：张雪忠                                                                                     2011年5月13日 　　来源：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492609 当地时间5月18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以色列耐力大师迪安站立在一个高约27米的金属塔上。18日早上，迪安被起重机吊升至塔端，在不进食的情况下一直站立超过35小时，打破了美国耐力大师大卫(David Blaine)保持的世界纪录。 当地时间5月14日，利比亚班加西，一名反政府武装分子在屋顶远望解放广场，广场上的穆斯林正在进行星期五中午祈祷。AFP PHOTO/ SAEED KHAN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周孝正社会学讲座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