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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流行说“土豪金”、“土豪，我们交朋友吧”，不过这和我今天要讲的土豪并不是一回事。当下流行的“土豪”称谓，大概是指品位不高却 出手豪迈的土老肥、暴发户，普通人对他们夹杂着羡慕、嫉妒与戏谑等复杂情绪。而我要讲的“土豪”，则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被国家机器消灭的那个群 体。我的爷爷也是其中一员。 “土豪”的词义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西汉时已有“豪强”一词，可看做“土豪”的词根。西汉时的地方豪强，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级，或 由巨商转成，或由游侠登堂，纵横乡里，乃至与郡守结盟，成为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势力。汉景帝时对地方豪强即有少数举措，至汉武帝时始对他们展开全面打 击。 汉武帝时期之打豪强，首先是政治目的，又分为中央朝廷维护统治之政治目的与地方官员维护个人地位之政治目的；其次是经济目的，主要是中 央政权与地方豪强在经济领域的二元对立，打压豪强的手段常表现为“国进民退”；最后才是微不足道的民生目的，整顿社会秩序，减少豪强兼并，改善黎民生活。 到魏晋南北朝，“土豪”一词正式出现了（如《南史·韦鼎传》：“州中有土豪，外修边幅，而内行不轨。”）。所谓“土”，就是地方，“土豪”就是地方实力派。当时的文献中，“土豪”多是跟“乡望”连在一起的（如《宋书·殷琰传》：“叔宝者，杜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土豪乡望代表着地方有声望有资源的阶层，而打土豪运动，则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间充满紧张、此消彼长的关系。 朝代鼎革之际，土豪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这时候社会结构通常都会被打碎，本来处于上层的土豪，多会被底层的愤怒群氓给掀下马来。我读明末清初的笔记，血腥记载随处可见，譬如姚廷遴的《历年纪》，就有详实生动的述录。 不过“土豪”一词真正进入到大众心中，大概要到1920年代，秋收起义“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之后。那是中国共产党崛起之初，它用仇恨和利益来点燃群众之火，得心应手，以后数十年里，这手段一直在使用。 到1950年代初，“土豪劣绅”再成全国热点人物，这次他们隶属于“反革命”群体。 我的爷爷宋森友不是土豪，但他是劣绅，终于难逃一死。 爷爷在1948年考上国民党的县长培训班，然后在四川犍为的福禄区当了区长。当时福禄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山镇，三面背靠巍巍高山，一面临水——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俗称铜河，正如郭沫若自传中所言，“铜河——土匪的巢穴”。 那时的福禄，只有几条窄碎的青石板街道，除了在全镇地势最高的十分气派的王家大院外，剩下多是破烂茅草房里杂夹的几间瓦房。几百斤重的大青石条砌成三米宽的城门，每到黄昏，城门就关上了。 爷爷下车伊始，就着手对出没在深山老林中的土匪安抚招编。历尽艰难险阻，终于消弭了福禄四周让人谈之色变的匪患。福禄居民自发送来“一方平安”的大匾，彪悍山民还将在深山猎杀的老虎皮，送给爷爷做褥子。 为治理好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镇，爷爷费尽心思，还让他的大女儿（我的大嬢）嫁给当地首富王家长子。谁知这联姻后来竟给我大嬢带来数不清的磨难。1950年后，王家被清算，大嬢的公公被枪毙，丈夫则被判无期徒刑，她一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当乡村教师、短运站工人等。 1950年犍为归于中共统治。爷爷以“社会贤达”身份迎接解放军进城，积极参与维持本地治安。1951年初的一天，爷爷外出理发，久久未归。傍晚，理发师仓皇而至，告我奶奶说，“宋先生被军管会押走了”。我二嬢从福禄匆匆赶回犍为，军管会头头同意她去探监。二嬢来到监狱，面目全非的爷爷在她手心上写了一个“走”字，低声说，“越远越好”。 不久，又有人给我奶奶传话，说她可见爷爷一面。隔着铁栏，爷爷指着一张纸上写的三男四女姓名，一一询问平安与否，奶奶泪流满面、频频点头。爷爷将纸片交给她收好，回家后，她才发现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书“亲友如相问，冰心在玉壶”。 1951年4月1日，爷爷与其他4人被枪杀在犍为西城门外，均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噩耗传来，奶奶当即昏厥，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不进。爷爷后事，全靠亲朋料理。有人乘夜送来上好的楠木棺材。次日匆匆葬于犍为乡下塘坝之地。今已无从觅迹。 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于《英国简史》三版序言中说，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 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 中。 现在我讲爷爷的故事，也是纪念那千千万万在大时代中被吞噬的无辜生民。 据学者辛灏年研究，在中共建政前后，在所谓新老解放区，从没停止过镇压反革命。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 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二百万人，另有特务份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又发下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断言“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 的右倾偏向，以致犹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 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 1951年，中共基于朝鲜战争和农村土改的需要，进一步发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当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镇反必须“严厉 地大规模地进行”。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 抓人和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停一下以便总结经验”外，又指示“其它杀得不够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后来，毛又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在全国范围内杀人而论比例，古今罕闻。（张 思之老先生当时在北京，是法院的律师，他在这次嘉年华会议上回忆说：“用不着审，法院成了摆设。镇压反革命运用的是所谓军法处的名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 一纸布告，就宣判一个人死亡。北京市在1950年8月，一天最高纪录杀了200多人，我自己经历过的一天杀70多人。搞掉这些人命，统统都只需要一纸布 告”。） 紧接着，1951年2月21日，毛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标准无谱，连“传播 谣言”都能枪毙，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所以薛蛮子应该庆幸，他不是落在老毛时代，如果薛蛮子在老毛时代，恐怕连上新闻联播的机会都没有，直接 斩立决。 1950年代的镇反运动是非常残酷的，大约300万人包括我爷爷在镇反运动中遇难，绝大部分都是冤杀错杀。“反革命们”基本都未经公开 审判，区一级的军管会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性命。从抓人，罗织罪状，到宣判，到执行死刑，只需要基层一级的政权就可以放手做完，可说是“镇反一条龙服务”， 其手段残忍而愚昧。 那些被镇反的人，就像无甚价值的纸钱，新政权随手往火中一扔一大把，然而，他们却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各自深爱的亲人！ 现在来看，镇反第一个对象，是前国民党政府成员、前国民党军官等群体，这是镇反最主要的对象。其次是当地士绅，也就是地方的知识精英、商业精英或乡村精英。然后还有地方会党、拥有暴力资源的匪徒等。 镇反不是群众运动，虽然也会发动群众批斗反革命，但抓捕、宣判、执行的都是政权骨干成员，而且是贯彻从中央发布的指令。当然地方上也有人趁机挟嫌报复、私自加码，滥捕滥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镇反看上去是为了朝战和土改，但我们眼光再放远点，即可看出它实质上是新政权为了“格式化社会”而必须要做的事。如果地方精英不被摧毁 殆尽，国家政权就不可能插入到村社一级；如果个人仍然有士绅社会这个缓冲区域，就不至于直接面对无情的国家机器，而为其任意索求、上下其手。 在传统皇权时代，中国一直是有社会的。1949年以后社会才基本上被“格式化”了。皇权社会是专制的威权社会，不是专政的极权社会。威 权和极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如何对待社会。威权是要管制社会，极权却是要彻底格式化社会，也就是取消社会。从皇权专制统治到共产极权统治，汉学家魏特 夫将这过程称为“旧式的农业专制进化成工业极权”。农业专制虽然也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但对社会与知识的控制是有限的。在工业极权政治里，极权得到充分发展 并具备全面控制力，不仅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也完全掌控了社会与知识。 也有人问，这么多年来，一直宣传说镇反杀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或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难道他们是无辜的？我想这么回答：那些被镇反的 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罪人（至少罪不至死），很多可能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如今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地主、绅士的认知，很多是中了官方宣传的毒手。 比如说刘文彩的水牢，比如说周扒皮的半夜鸡叫，都是官方制造的神话，带着臭不可闻的意识形态气味。如今这些神话多被史学研究者攻破。 刘文彩的水牢是子虚乌有的，事实上也没有几个人会那么变态，在自己卧室外面的地下整个水牢，成天听别人受拷打的惨叫来催眠。刘文彩为其乡里是做了不少好事的，比如修水利、兴义田、办义学、行荒政等。 半夜鸡叫也被考证出来是假的。其实你仔细想想，一个地主每天都在三更半夜起床，学鸡叫催雇工起床，他该是多么喜欢自虐才做得到呀！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智商为负数。 而我爷爷，既是前国民党政府官员，又是地方精英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当福禄区长之前，爷爷家里只有几十亩田，不敷家用，就开私塾挣束脩，后来还教过高等小学。他去考县长培训班，也是想解决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问题。 爷爷的书法绘画很好，乐山当代有个画家叫李道熙，就是我爷爷的学生。道熙先生以前曾跟我说，爷爷多才多艺，不止会书画，还懂音乐，长得也帅，有点像孙中山，但比孙中山高。他还笑着说我的长相不如我父亲，我父亲的长相又不如我爷爷，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爷爷被镇反后，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这么多年，我和姐姐只能给奶奶上坟，不能给爷爷上坟。更奇特的是，爷爷的名字都是我工作之后才知道。 2000年，我问爸爸，爷爷的事情你怎么老不跟我讲，我爷爷到底叫什么名字？那晚爸爸就跟我说了，爷爷叫宋森友，森林的森，朋友的友。具体情况没有多讲， 只提了一下，1951年，因他当过国民党的区长，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 几年前，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团聚（七人还剩六人健在），我执著询问，他们才分别 向我讲述了一些旧事。他们的命运也因为我爷爷被镇反而改变。譬如我父亲，是老三届学生，高考时考了峨眉最好中学的第一名，却因成分问题而“不予录取”。我 三伯更悲惨，1957年他在西安被打成右派，坠入牛鬼蛇神魑魅魍魉的苦海，2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他刻了三个闲章来描绘自己的一生：金陵学子、长安鬼神、 渝州人老。民国时期他在南京一所大学就读，青壮年时在西安任教被打成右派，1980年代初在重庆得到平反，这时他已垂垂老矣。 三伯之前基本不跟我讲爷爷的事情，也不讲他自己的遭遇。他说，“共产党要秋后算帐的”。 我现在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的家族父辈写口述史。他们的经历各自不同，有在最底层当搬运工的，有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做博导的，有在高校被打成右派的，有入伍后被迫嫁给军队干部的，还有我父亲，资质超群，却在小地方当中学老师过一生。 我要尽我所能做好这件事，去采访，去倾听，去整理，去搜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也是这代人的义务——记录历史中人的历史，趁他们还健在，记下他们的眼泪，记下他们的皱纹，还有他们的体温。 这就是我今天的讲述，谢谢你们耐心倾听。 相关日志 2013/12/21 — 国家主义的逻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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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虽然动了组建“自由党”的念头，却没能兑现其欲做“以改革政治为主旨”的政党政治的计划 　　像许多无党派的政治思想家一样，胡适是一个两党制的坚定信仰者，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应有一个合法的反对党，否则，政治就不可能清明。他曾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指出，若“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来“监督”执政的国民党，就会“改良国民党自身”，“政权有个可以被人取而代之的可能，国民党的政权也许可以比现在干得更高明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胡适不仅鼓励蒋廷黻、顾孟余、傅斯年、雷震等这些在他看来既有能力、也有热情组党的人出面组建反对党，而且，自己也在所有这些人之前就动了组建反对党的念头。 　　关于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想法，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认为，蒋廷黻早在参加政府、参加和《独立评论》有联系的小组初期，就有了组织中国自由党的想法，所以，组织自由党的计划可能先由蒋廷黻提出，而后得到胡适的赞同和其他人的支持。就本文作者所掌握的材料看，胡适的组党念头应该在蒋廷黻之前，1926年8月3日，胡适在访苏期间所写的日记中称： 　　“今日回想前日与蔡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有无产阶级的争自由。……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 　　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 　　1、有计划的政治。 　　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 　　3、用有限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 　　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这个时候，距国民政府的成立和《独立评论》的刊行还有几个年头，所谓蒋廷黻的参加政府、参加和《独立评论》有联系的小组之类的事项自然还没有提上日程。由此可以断定，胡适不仅先于蒋廷黻产生了“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而且这个党的名称——“自由党”，也是由胡适想好的。 　　不过，胡适虽然动了组党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兑现其欲做“以改革政治为主旨”的政党政治的计划。他在相继访问了苏联、欧洲和美国返国时，北伐战争已经结束，继北洋政府而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统治，宣布推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政策，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学说和政治活动都被这个政府宣布为非法，胡适“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只好暂且作罢。 　　组建“自由党”的计划虽然没能提上议事日程，但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停止带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20年代初，这批人曾组织过“努力社”，发行《努力周报》，致力于干预中国政治即“谈政治”的活动。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们又组织了“平社”，以《新月》、《独立评论》等为阵地，积极批评时政，向国民党争讨人权，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被迫取消党禁，各种政治势力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组建反对党似乎已不再是可欲不可求的事情了。但是，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却与胡适擦肩而过，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胡适本人在1938年被指派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身份的变化使他无暇也不宜将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想法提上日程。 　　抗战后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为自由主义者迎来了难得的艳阳天，各民主党派纷纷建立，政治活动异常活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落于人后，欲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愿望变得日益炽热起来。早已从驻美大使任上卸职的胡适，成为众仰慕者期望出来组党的最佳人选。1945年2月10日，信奉自由主义的罗常培给滞留在美国的胡适写信：“我觉得战后的中国，确是‘我辈不出当如苍生何！’……假如我们组党，您便是我们的党魁！”稍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罗敦伟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表达了希望他出面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愿望：“国内民主运动正待开展，实需要有一民主之大政党。半年来若干名流学者、大学教授以及新兴产业界人士，有中国民主党之酝酿，大致仍主张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完全为一英美式之民主政党。组成分子包括文化界，产业界，再通过社会团体普及到广大之农民层，以第二党为最初目标，必须有压倒各党各派之优势，极盼我公领导。正式党纲，拟请全部决定。如承复示允可，即可正式发起。”此时的胡适，虽然身不在大使任上，但人却依然留在海外，对于希望他出面组织反对党的种种吁求，他只能一听而过。 　　1946年7月，胡适从美回国，9月，正式接任北大校长职。回迁的北大，百废待兴，身为校长的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放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上，对于本来就是“不感兴趣的兴趣”的政治，更在有意无意间拉开了距离。除了受自己处理思想与政治关系的一贯态度的制约外，致使胡适不把组党事项提上日程的原因，还与蒋介石的态度分不开。对于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的胡适，蒋介石打心眼里希望他能加入政府，为政府“做面子”。但胡适却不愿加入政府，“成了政府的尾巴”。在这种情况下，要胡适出面组建“中国自由党”，从事所谓合法的反对党活动，这与胡适的为人处事风格不相吻合。蒋介石曾“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组党，但胡适表示：“我不配组党” 　　随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公开破裂，中国再度处于全面内战之中。关心时局的国内外人士都在认真思考如何解决中国混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国共两股政治势力之间，且有美国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一时间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蒋介石放出话：只要自由主义者拥护政府的反共运动并提供合作，他将欢迎其来协助扩大政府基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于发动使自由主义者参加政府工作的运动，大加鼓励。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美国支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把中国从混乱中解救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已经给人们清晰地传递出期望看到中国组成一个“自由”的政府，然后再增加对华援助的信息。因此，组织一个“自由主义内阁”，成了一些人试图扭转时局的不二法门。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开幕。30日，胡适担任第一次预备会议大会主席，这天下午，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了蒋介石的话，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王世杰“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胡适了解蒋让出的总统“皇冠”戴在他的头上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和麻烦，所以他表示“实无此勇气”。 　　胡适不仅没有自信和勇气做总统候选人，甚至也不愿做拟议中组建的新党领袖。在总统选举期间，雷震曾向胡适讲述了他和蒋廷黻希望胡适出面组党的希冀，但胡适在听完雷震的讲述后却说：“你和廷黻真认为我胡适之具有这种‘组党’的政治才能和本钱吗？……你们要找我来提倡一个有力量的独立新政党，作为监督执政已久的国民党的制衡，为中国民主宪政的政党政治，建立良好的规模和基础，事是很好，只是人找错了。我认为这等事，你和廷黻可找孟真去谈谈。孟真的办事气魄、才能和担当，是个天生的办事领袖人才，请他试组一个新党看看。只怕他的健康不许可他了。如孟真的健康不许可，那就由廷黻自己来。自然以你的办事才具，你也可以自己来；但怕你的国民党，不会许你另起炉灶的，你的总裁同志，现在正需要你帮忙办‘各党各派’的事，他更不会许可雷震同志另组新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孙中山例外。” 　　有趣的是，这个时候，不仅雷震等人企盼胡适出面组党，就是蒋介石也有这种打算，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他再三表示要我组织政党，我对他说，我不配组党。我向他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胡适虽然同意把国民党一分为二的做法，但却以蒋介石的出面或授权为前提。 　　胡适在美国表示：可能会组织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破南京，国民政府眼看就要彻底崩溃。这个时候，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不少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争取到美援，才有望挽救国民党政权。而争取美援的先决条件，就是组建一个“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内阁”。至于所选之人，据顾维钧讲，“则应是有地位、有声望、形象美好的爱国人士”，“全部由胡适、晏阳初、吴国桢、孙立人、俞大维等以诚实、正直、富有才干而著称的人组成（这些人都为美国人所熟知）。” 　　6月4日，顾维钧在与蒋廷黻的会谈中，更明确地提出“新内阁”的组成人选：行政院长胡适，外交部长蒋廷黻或王世杰，国防部长孙立人，经济、农业或社会（福利）部长晏阳初，财政部长陈光甫，等等。他们视组织这样一个新内阁为一种“自救”行为，认为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使美国人民信服我们决心实行改革和自救”，才能“取得美国的帮助”。因此“这确实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王牌。”他们甚至还为这个新内阁的政策定了调子：“有必要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个阶梯，使之能体面地下来，并且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我们必须按出钱的老板定的调子演奏”，“按美国的期望行事，才能保证取得美援。” 　　此时的美国朝野，因对蒋介石政权大失信心，转而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寄予更大的希望。6月6日，马歇尔在五角大楼会见顾维钧，阐述了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观点，他认为最好由一些干练而又开明的领袖人物组成一个内阁来领导中国的事务。他问到张君劢、莫德惠和胡霖等人的去向，还提到胡适。他表示，如果这些人能够携起手来，和其它党派的领袖在政府中通力合作，实行改革，中国就有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胡适受命以私人身份访美，寻求援助。在华盛顿，胡适与顾维钧、宋子文等多次会面，商谈国事。6月16日，即胡适被指派而尚未就外长职后不久，顾维钧与胡适谈话，讨论胡适的任职和有关开明内阁的想法。顾维钧希望胡适“出任一个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新人组成的新内阁的首脑”。胡适不愿意接受外长这一任命，打算回国领导一个开明人士的内阁，他认为，“没有政党就不能有所作为”，“没有一个他挑选的班子，即使他出任行政院长，也不能做成什么事”，所以表示至迟9月将回中国，“届时可能组织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 　　胡适虽然说过打算回国领导一个开明人士的内阁之类的话，但就胡适的本性而言，他在骨子里是厌恶出任任何政府公职的。他坚持自己“生性不愿指挥别人，强令别人服从”，因此无法胜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对胡适的兴趣和态度，其周围的朋友虽然非常熟知，但还是希望由他出面组织反对党，他们都了解，除胡适外，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有资格、有威望出任反对党党魁的人选。藉此，顾维钧曾尝试着说服美国作出某种承诺，以增加胡适出任政府职务的勇气。在与司徒雷登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我相信像胡适这种人虽然非常爱国但无投身一试的欲望，除非能够得到美国援助和支持的某种保证。”司徒雷登把这个问题比作“确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认为“美国政府不会使自己对任何中国领袖集团承担义务，因为担心他们会失败。但是如果我提出的这种集团一旦出现，他毫不怀疑最终将得到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尽管司徒雷登没有拒绝对胡适派政治力量的支持，但胡适还是不愿出任外交部长以及行政院长之类的任何公职，他不仅自己不肯“贸然尝试”，并且认为让著名而正直的自由主义者集团出来协助政府，使美国相信我们自救的真诚愿望是“无济于事”的。胡适的这种态度，着实使那些视胡适为“王牌”、为新内阁领袖的“理想人选”的人们，大失所望，蒋廷黻曾生气地说，“让胡做中国的甘地，我们大家再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