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

编者按：改革共识的分裂，转型路径的分歧，左右之争，极左势力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泛起……，以上种种，都是中国转型转型面临的最现实困境。各派的基本主张是什么，他们之间的争论点在何处，那些极端主张的危险在哪里，我们又该有什么样的因应之策，其中新保守主义又能起到什么独特作用，厘清这些疑惑，意义重大。周志兴先生与萧功秦教授的访谈，系统且细致地讨论了上述问题，并就“重庆模式”、“公民社会陷阱”、“颜色革命”等热点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访谈共分十二个部分。现刊发访谈稿全文，以飨读者。 走进萧功秦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寓所，我注意到，他的茶几上堆了许多唱片，大都是西方古典小提琴音乐。而萧教授第一件事情是让我听他的发烧级音响，更准确的说，是听他音响中放的苏俄“红歌”，他让我听的是一首名为“沿着峡谷，沿着山峦”的红军进行曲。歌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气势磅礴，令人肃然，萧教授告诉我，你可以从那首歌曲中感受到苏维埃革命文化中的强烈的宗教感，革命的道德正义感与这种宗教神圣感相结合，会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撼力，这与中国苏区革命中渗透的农民世俗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你从音乐中可以感受出这种微妙的区别。他说，你可以从刚才听到的歌曲中体会到，苏俄的红色文化如同巨大的虹吸管一样，会把个体吸引到集体中去，让你焕发出为集体献身的精神，然而，这个集体意识一旦异化，会把个人完全吞没掉，个体生命会在其中消失得无影无综。其实，这才是红色革命的复杂意义。 话题就这样展开了。 一，从张木生的书谈起 周志兴：萧教授，以前我们总是聊聊就算了，我觉得有点浪费，索性录个音，记录经过你审查后，放到共识网上去，你看如何？我最近和一些人的谈话放在共识网上，好像还不错，例如和美国大使洪博培先生，和国家税务局的张木生先生。 萧功秦：张木生与你的对话昨天晚上有人发给我，看了，我还看了他的新书的开头那一部分。 周志兴：张木生应当算是红二代，他的父亲原来是国家外经委的副主任，文革中说是畏罪自杀的，他认为是别人推下去的，在扫厕所。他跟刘源的关系比较好，他出了一本书叫《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刘源“使大劲”推荐，我也去参加了他的新书发布会。我认为他的思想还有点代表性，他也不是左的很厉害，也不是右的很厉害的那种人，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体制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能接受他的观点。 萧功秦：你概括表达一下《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基本观点是什么，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 周志兴：我认为是这样的，首先他觉得现在这么走下去是不行的，这是第一。第二，他希望回去，但是我其实认为回去也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个著名的记者问我怎么样看待张木生的观点，我说我感觉有点混乱，但是我马上说混乱是正常的，因为还是在摸索。极端的人，不注意随时纠正自己的人才不混乱，中间状态的人都是会感觉有点混乱。 萧功秦：我看了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的序论部分，包括刘源的推荐文字，根据我的理解，刘源与木生先生观点，是不是可以说有这么几点：一，从中左的立场，来反对西化自由主义。二，对民粹主义的毛左派也有所不赞同，三，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与自大狂的民族主义拉开距离。四，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意义上，回到新民主主义上去，以此作为各派人士的最大公约数，这些思想理念，相对于极左与极右的路径而言，从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合理的。我希望从求同存异的角度，能与我多年来提倡的新保守主义，找到更多的相通之处。 但在对于历史解释上，我个人觉得，木生先生受左派思潮影响甚大，我不同意的地方甚多，例如，木生先生对民主与专制，是各打五十大板，两者“都是统治人民的手段”，只不过“一个是对内狠”，“一个是对外狠”， “一个是带血，另一个也带血”。对于中国革命，只是强调“是被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对于革命本身的基因缺陷，却缺乏批判的认识。对中国革命在建国后膨胀起来的极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灾难，似也只是轻描淡写，比当年邓小平对党内左的错误的批判立场，感觉好像还退步了。对毛所犯下的如此严重的错误，木生先生似也缺乏应有的反思。正因为如此，以如此价值观来引领中国未来，恐怕在民间与学界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会有限。因为古人早说过了，“得人心者得天下”。本书的文风上多少有点侃爷风格，判断多于论证，主观感想多于理性分析，因而逻辑上跳跃甚大，也许就是你所说的“感觉有点乱”，虽然生活化，但学理性略有不足。 大的不同的也许还可以提两点，一是我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更多的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当然一定会保持中国的特点，融入到尊重普遍价值的国际大家庭中去，不喜欢中国孤芳自赏地成为世界霸主。二是我对战争、霸权、法家之类的价值天生有反感。刘源在文章一开始大谈战争与暴力，似有一种战争之美感的体验，真不太理解为什么一开始要大谈这些与本书主题无关的问题，须知“兵者凶器也”。 你前面提到思想极端的人，脑子里“不混乱”，这点很有意思，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的极左毛派、极右的西化自由派，或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派，这些人的他们头脑似乎“很不混乱”，这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只有“一根筋”，因此看问题很简单，很清楚，他们的思维简单也很好解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从心中固有的某一个先验原则出发，从一种宗教教义出发，他认为只要根据这个原则去行动，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他们“很不混乱”。凡是有意识形态思考问题倾向的人，都有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很清楚，但他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 二，当今中国的左右之争：重新寻找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记者： 我认为，现在问题还是有点严重？例如昨天广东的动乱。昨天、前天广州发生了很大的暴乱，具体事情好像是因为增城一个孕妇摆摊，摆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后再往前是潮汕地区，潮州的四川打工者在潮州因为讨薪被挑断脚筋，四川人和当地人斗得得很厉害。还有前几天利川的事，利川也是触动了那么多军警的车。我们可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你是研究历史的，你觉得历史上有没有和现在类似的这样一种情况？在现在来说，说明了一种什么问题呢？ 萧功秦：中国转型进入深水区，大家都很关注转型期困境，我这两天正好在香港开会，开两个会，均与此有关，很有意思，一个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谈红色文化和重庆模式。 周志兴：重庆模式是我第二个想跟你说的问题。 萧功秦：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午餐演讲会讲了，标题就是“关于重庆模式与红色文化的冷思考”。这个会开完以后，接下来我就参加了另一个在香港喜来登饭店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小型研讨会，也很有意思。一些原来海外的中国企业家与学者，他们在网络上结识，并志同道合地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被他们自己称为“中华保守主义”的思想流派，他们既反对毛左思潮，也反对西化的自由派思潮，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条件下，渐进理性地走向未来，中国应该走出自己的第三条道路来。这些理念和我20年以前提出的新保守主义那个理念非常接近。某种意义上说，也与张木生书中的理念有共通之处，于是我们大家聚合起来共同探讨中国的问题与前途。这个会还邀请了一些美国的顶级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欧瓦霍特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的沃顿商学院的著名的梅耶教授也一起参加了这个会，大家充分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当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左右派两极化趋势，因此，如何化解这种认同分裂，应该是我们考虑的重中之重。在知识界当中，政治共识的分裂程度越来越严重，一个典型事情就表现在，最近所谓新左派的《乌有之乡》网要“公诉”茅于轼与辛子陵，据说有22个省的毛左派要公诉茅、辛两人，在乌有之乡网上支持公诉的声势看上去很大。然而，有意思的是，有人把此类“公诉状子”转贴到其他的网站上去，原想是扩大毛左派的社会影响面，没有想到却出现令他们意外的结果：跟贴中的绝大多数立场是反了过来的，对所谓公诉文是一片批评与斥责，反对者几乎占95%。左右双方不但是观念上面完全对立，而且相当情绪化，一个说毛泽东是罪魁祸首，一个说誓死捍卫毛泽东，双方都是非常激烈的。 至少我觉得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共识裂度已经非常大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的，第二个问题是，毛左的《乌有之乡》虽然并不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多数。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以说是极低，但似乎在强占话语至高点，他们的思想似乎却对高层某些理论人士好像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种共识的分裂，我觉得并不是个好现象，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是中国国内的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时期。那时新左派的话语权不是很强大，自由派也不是很绝望，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按照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这条道路，共产党的合法性已经出现了创新性的转移，三个代表的理论的意义则在于，中共的合法性，从承诺在中国实现平均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换言之，三个代表表明，只要你满足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你就可以始终合法地统治我们中国。 几年前，社会共识程度高还表现在，多数人也知道苏东那条激进休克道路也是不能走的，要走的话，最好的结果也是一个“弱政权—弱社会”状态，经济上不去，还可能不断出现颜色革命的恶性循环，因此，虽然不满意，但大家都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三个代表”的基础上，中国走向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这是大家的共同愿望，而且对于中国的未来公民社会也抱有很大的期待。 几年前，新左派势力虽然有，但是并不像现在网上那么自我膨胀，现在新左派的势力，他们自认为从“唱红打黑”，从唱红运动中，得到了某种鼓舞，他们认为中国大概就开始回到了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了。我在他们网站上看到一段话很有意思，他们说2009年是他们新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则成了毛左派们的“战略相持阶段”，到了2011年他们认为时局已经发展到让他们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了。公诉茅辛被他们认为是划时代事件，至少他们有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 如何看待现在社会上的左派思潮？人们提到新左派与毛左，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虽然极不同意他们的理念，但愿意对他们从学术角度予以同情的理解，新左派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现代化纵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批判性思潮。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他们把现在的中国现实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 新左派可以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类，温和派是学院型的，他们从法兰克福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激进派是民粹主义动员型的，毛左是指新左派中的激进派和更极端的一种。毛左派的特点是把文革中的毛泽东偶像化，使之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寄托的象征，以表达他们对公正与平均理想的诉求。当然，对此也要予以同情的理解，虽然他们对历史的解读相当错乱且大有问题。 顺便说句轻松的话，我曾经对学生说，要判断某人是新左的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凡是文字艰深晦涩，你看不懂，那就是温和派，凡是写得很通俗，那就是激进的毛左派，这其实很好解释，前者沉溺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乌托邦自得其乐，颇为贵族化，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后者要进行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表面上，新左派在网络上咄咄逼人，他们看上去声势很大，据我个人估计，他们在全国网民中的比例不会高于1%。 新左派的对立面是西化自由派，他们相信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可以通过移入西方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来实现，其中极个别激进的人也希望出现一场“茉莉花革命”，但他们人数其实很少，据有人统计，其人数不过2.5%左右。当政者大可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我总觉得当政者可能对他们力量估计过高，以为他们会兴起大浪，如八九年一样，其实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错估了时代的深刻变化。大多数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的知识分子都赞同民主法制与人权自由的理念，但他们并不激进，自由派这些年总的趋势是转向温和化，主张在体制内推进民主与法制。不过，近年来他们大多人又开始感到失望，对体制有疏离感，对政府的认同度也在下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体制失去这样一些温和派的内心支持是很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自由派对体制的疏离感增长，左右之争越争越烈，从政治稳定与国家进步来说，并不是好现象。 三，再提新保守主义 也许正因为现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认同分裂，我觉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提出的新保守主义，是不是可以作为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选择，在现在会有些特殊的作用。它也许可以起到重新寻找一种社会共识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提出新权威主义，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前身，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记者访谈，第一次提出新保守主义作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思潮的兴起，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我到美国访问，许多人都要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针对改革中的激进主义而确立自己的立场的。二十年以前新保守主义提出时，主要是针对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激进主义而言。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八九事件是知识分子的浪漫激进主义与务实政府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新保守主义有三个批判对象，一是西化自由派，二是毛左派，三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它们都属于不同类型与方向上的激进主义。 新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什么？第一点是强调在保持共产党所缔造的历史上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民主。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执政党，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对社会各部件进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产党的权威也是转型与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杠杆。你不能脱离这个杠杆来进行现代化。因为中国既没有成熟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组织力量，也没有第三种力量。中国是需要邓小平的中共这个杠杆的。概括地说，它既整合社会，维持稳定，同时作为发展的杠杆，起到了新加坡包括亚洲四小龙同样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一下，原教旨主义的正统派，与新保守主义者，都尊重执政党统治权威，但两者的区别何在？从政治哲学上说，正统派对正统的捍卫，是基于认为这种传统制度符合某种“终极真理的信仰”，而新保守主义者维护现存制度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制度的存在，至少在功能上是具有有用性的，用一位美国学者彼得 伯格的话来说，长期确立的制度所凝聚的崇敬感，使其具有潜力去满足社会的新目标。其实，严复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他的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十二字可以称得上中国近代新保守主义的宣言，最为精辟，这里的“守”，非常值得玩味，多年以来，我一直不能解释这个“守”字，现在我是豁然开朗，所谓传统旧物的“守”，就是指传统所具有的维持秩序的功能，严复显然并不是从信仰的意义上肯定传统的意义。严复不是正统主义者，而是新保守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要点是，它主张的是开明与渐进，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保守主义，其发展方向不是回归到过去的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更新的、更开明的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发展逻辑，可以这么来简单概括，一，通过具有开明的大家长式的威权体制，来实现政治稳定。二，通过政治稳定，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三，通过经济发展来引导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多元化变迁。四，通过社会多元化与利益分殊化，来发展公民社会。五，不同公民社团与利益团体的相互交往，就要求彼此之间的妥协与协商，以交换彼此利益。因此，契约精神、妥协精神、法制与理性精神，所有的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公民文化的东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公民社团组织中通过自我教育培育出来的。公民社会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会大学。 正是经由这五段式的逻辑，中国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具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国家，这时建立民主体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这样，超阶段地建立民主，势必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那对中国必将是一场大灾难，这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已经被革命扫荡殆尽，正因为如此，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过程比一般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韩国，以及我国台湾这样的前威权社会）更为艰难，更为漫长，这就决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对于中国来说就更为值得重视。 我记得过去王绍光写了一篇文章，虽然绍光先生近年来的一些观点我并不同意，但他把公民社会对民主文化的培育作用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只有非政治性的公民社团充分发展了，公民在其中自然就会学到沟通、组织、谈判、调协的本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公民的文化、妥协精神、谈判技巧、保护与实现自己利益的协商方式，都是在自组织的社团中获得真正的学习实践的机会。这样的民主条件才真正成熟。我很同意这一看法，其实民主制度需要一种无形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只有在公民社会里才能得到培育。公民文化发展了，中国大规模进行民主发展的阶段才可以说到来了。否则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超阶段论”。 正因为如此，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个渐进的发育、生长过程，而不是用一套现成制度通过休克疗法的方式，或五百天沙哈林计划那样，简单的把西方制度移植进来的结果。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从开明家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序列。其实，李泽厚先生过去也提出过，中国现代化要有“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可见，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民主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四，民粹主义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危险之一 周志兴：你提到民粹主义，这个问题许多人并不很清楚，能不能进一步聊聊。 萧功秦：新保守主义特别警惕的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广场动员型政治，就是大众口味决定政治选择，新左派强调的广场动员，自由派主张的一人一票的直选民主，都是民粹主义的不同表现。可以说，无论是新左与自由派都有民粹民主的取向，如果我们跳过公民文化与公民社会的发育阶段，通过所谓的直接思想启蒙与制度移植，来直接实现所谓的选举民主，因为没有公民文化的训练或者多元力量的制衡，其结果是，谁掌握了票仓，或谁掌握了广场上的“人民公意”，谁就可以决定民族的命运，这常常是很危险的。比方说，如果中国一旦实行民选总统，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如果他上台，就一定要解放台湾，就要解放钓鱼岛，或把外蒙收回来，把俄国强占的土地搞回来，或者说，我要向日本清算第二次大战的所有赔款，我们的赔款应该多少，他们就应该限时间给我，如果不给我们，我们就准备干。或者说，我要让所有富人交高额税，交到让他们差不多破产，这样来解决社会贫富不均，当一个政客用这种话来煽动大众的情绪，他就会比冷静务实理性的政治家更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选票。 此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政客，要么把整个国家引导到一个很危险的战争深渊当中去，要么大搞平均主义福利主义，国家陷入严重债务危机，如同阿根廷的庇隆总统那样。这位总统短时间里让全国劳工工资涨了百分之四十，结果是资本外逃，外资撤走，大量失业，福利又不能低，于是大印钞票，大借外债，阿根庭从二战以前全世界生活水平前六位，跌到现在的七十几位。至今拉美还在承受民粹主义的恶果，说实在话，所谓的拉美病就是民粹主义病。#p#分页标题#e# 除此种民粹主义，还有一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空谈家，无所作为，议会变成政治清谈馆。像这样一些人，民众就是把所有的热情、期望都移情投射到他身上，因为他们对现实太不满了。这样的人上台既没有能力解决经济转型与贫富分化的矛盾，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保持秩序稳定，没有能力与各阶层、企业家，包括国家强力集团那些首脑对话，也没有能力和企业家对话，他就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例如泰国与南亚一些国家的政府，就是民粹主义政治下产生的弱政府。 可以说，凡是靠民粹主义广场动员上台的总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这种人占大多数，包括颜色革命上台的那些民选总统，大多数都属于弱势总统，要么是弱势总统，要么就是一个绑架国家的危险政客。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现在谈民粹主义是放空炮，中国现在是威权政治严密控制下的极低度的政治参与，用上海话说，全民普选总统的事与中国政治可以说是“混身不搭界”，然而，历史往往会出现物极必反，一旦社会失控，民粹主义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人人心所向的不二选择，那时再讲就来不及了。换句话说，越是集权制国家，越是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因为这样的社会里，上面是统治者与官僚，下面是原子化的个人，缺乏中间的社会组织，也缺乏中间阶层，是一个哑铃型社会。此类社会一旦发生革命，要么一变而为超凡魅力的强人振臂一呼，天下芸芸众生景从的革命社会，如毛泽东当年然，要么变成民主化的民粹主义社会。 我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有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要避免这个洪水猛兽，应该是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在现存情况下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文化。某种意义上，一个拒绝发展公民社会的威权政府，就是未来民粹主义的温床。政治学家早就指出，民粹主义总是在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中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保守主义可以作为自由派和新左派之外的第三种声音，一种温和的、稳健的、理性的声音，它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下面的渐进变迁，最终实现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民主目标。 五，从“公民社会陷阱”看理论思维创新的重要性 周志兴：我打断您一下，您一再提到公民社会，求是杂志那篇文章讲，要警惕西方社会把公民社会变成一个陷阱，这个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您是怎么看这句话的？ 萧功秦：某些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陷阱”，我对此可以作同情的理解，那就是，这位官员只知道英美历史上的那种在与政府抗争中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英美式的公民社会在历史上形成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等级形成了挑战政府的一个民间的中心，在挑战政府的过程当中，与政府逐渐形成井水不犯河水的边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来说，有人自然会担心，一旦开放此类自治组织，就可能面临大量对抗性组织出现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出现“井喷效应”，对政治治理造成困难，政府官员中存在这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英美这种公民社会抗争式发展路径，其实在人类整个公民社会发展历史上只是一种类型，世界是大多数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是英美式的，而是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即政府为了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建立起由政府控制与支持的法团，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种法团一开始都是政府的“派出所”，台湾的中小企业家协会、商会、农会，农村合作社，都是属于政府开办的。随着时间长了以后，这些法团越来越多地代表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群体利益，这样，他们就逐渐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沟通协商的机制。一方面，法团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法团组织进一步发展下去，就蜕变为社会法团，这就是向自治的公民社团的软着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发展公民社会的，如德国，西班牙，日本，韩国，我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 官员们如果开阔一点学术视野，不要以为公民社会只有英美模式，就不会画地为牢，草木皆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位官员提出所谓的“公民社会陷阱”论，自以为很有原创性，其实是实在太不专业了。可以这么认为，与其说是有这么一个“公民社会陷阱”，不如说是某些官员由于知识缺陷而陷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 他们未必不想把中国的事办好，但就是知识有限，周围的秘书也没有真正懂理论学术的人，他们写稿子要找理论家作参谋，那些理论家虽然“言必称马列”，但却是多年来知识结构老化，知识上又画地为牢，根本提不出有质量的意见，于是这位官员不自觉地陷入自己知识缺陷的困境而不自知。此位官员个人对公民社会有如此误解，问题还不大，但他的想法一旦影响了决策层，就会使中国丧失发展公民社会的最佳时机。那才是大问题。 更有甚者，他以为这样说了，下面就老老实实服从，却不知如此低级错误给执政党的事业与威信造成多大损失！人们会反过来问，既然公民社会是“陷阱”，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两个半国家没有“陷阱”，世界上其余二百多个国家，都有公民社会，因此几乎遍地都是陷阱，这样荒唐的结论，连他自己都会觉得难以接受吧？这里所谓的两个国家，一是朝鲜，二是古巴，半个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多少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严密的国家控制下生存着。 对于我的诘难，真不知道这位大言高论的“公民陷阱论”的发明者对此会作何种解释。这样的话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网上能写出来，能写最好，不能写，我只能现在跟你谈了。 “公民社会陷阱”论最大的问题是直接与胡总书记的“和谐社会”对立，没有公民社会，怎么能够实现和谐的目标？那不是空架子吗？据说，有些官员提出，要媒体少提“公民社会”，甚至少提“公民”这两个字，如果真要下这个批示，除非先请人大开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修改掉，因为现行宪法里就有很多“公民”的提法。 现在一些官员对于公民社会是谈虎色变，当作敌情来看待，这是很不正常的，其实，这个公民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成为政府的好助手。我们讲到温岭的钱云会事件，当时地方政府可以说是走投无路、束手无措，地方政府讲的任何话，老百姓都不相信，网络上也不信，传媒也不相信，广大13亿人民认为就是谋杀案。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民间的公民观察团出来了，公民观察团看了以后，第一句话是，这就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这地方就像上海南京路那么热闹，绝对不是理想的杀人场所，这句话一说，全国人民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所以我要说，你政府官员可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你得到公民社会对你的帮助，事情过了以后，现在又倒打一把，把公民社会说成是“陷阱”。你这就是过河拆桥。公民社会作为监督政府的有效力量，可以起到与纪检双管齐下的功能。当然，做任何事情都有得有失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些激进组织会起来，但是你要相信中国20年的变化，要有相信中共三十的改革政绩。公民社会是你善治的基本条件，你要善治你不是靠一个人能够善治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当社会发展到需要理论创新时，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转型时，我们上层的那些理论工作者却缺乏推进这一转型的能力，为什么缺乏那些转型能力呢？这是因为有些人知识非常有限，对世界发展的现状了解不多，有一部分人甚至在骨子里本来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 对邓小平改革抱有非常强烈的质疑与不信任的，他们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本应该是为改革继续提供新的思想，对改革中的困境提出开放性的解释思路，帮助执政者解决困难，让中国走向光明的民主的未来，他们头脑中反而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路径依赖。凡是知识分子中出现不同声音了，就按照他的反右思维，认为这些人都是不怀好意，就是要挑战我们共产党政权，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压下去，来巩固我们的执政地位。他们这样搞下去，转型期矛盾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越来越多，于是他们心里更是紧张，于是觉得“四面皆敌”，“敌情严重”，“敌强而我弱”，必须全面“政治紧缩”。他们某些人的整个思路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本身不是属于那种有改革求新意识的人，碰到新问题，就可能形成路径锁定状态，不能为实现意识形态转型提供当政者所需要的新思路、新解释。 六 政府官员与学界的相互沟通十分重要 周志兴：我认为您说的非常重要，就等于定义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因为公民社会这四个字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也许每个体制下，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不同的内涵在里面，不能简单的去否定。但是我还在想，刚才萧教授你说的观点很多我都是非常赞成的，包括我们对现在一些政府官员的一些看法，我们应该是站在一个改良主义的角度希望能够对政府做一些改变，使得政府能够改变以前的一些做法。 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非常自由化的人，是从根本上否定政权的合法性，我听了你的意思，你不是这样的意思，你是觉得要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也承认过去的历史，但是无非是现在要采取一些什么办法，使它改得更适合以后前进的方向。但是你认为政府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吗？如果说中央政府认识到这一点，下面的各个基层能不能按照这个去做呢？因为我觉得中国就像一架非常庞大的机器，最高层能够直接把下面都理顺了吗？这个问题怎么办？ 萧功秦：我觉得，一种思想理念是在互相的交流中，通过相互影响而被大家接受的，领导者与学者之间的这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其实20多年来一直没有消退，我私下里面也和政府的一些官员聊过，他们觉得我的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交流过程还不通畅。比方说现在中央高层也有学习制度，据说后来稿子都要经过七八遍的修改，最后学习会的讲演只不过变成了印证了中央既定的某一个做法或观点，而不是一个信息交流与思想互动的平台，现在更需要的是互动过程。 我记得江泽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双月理论座谈会的制度，常常邀请社会上面一些有新思想的学者来讲，书记倾听的过程就要双方互动，互动的过程中当然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有一定影响，学者也可以从领导的问话与评论中获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新鲜刺激，这种互相作用才能使双方受益。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更加完善，尤其高层领导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倾听学界的各种声音。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在的高层领导人大多是工科出身，虽然个个都是精英人才，但对于文化深层次问题的对策与知识结构，也需要在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或提升。例如，那位官员在提出“公民社会陷阱论”之前，能有机会与学界交流一下，至少就可以避免这种低级的常识错误了。 周志兴：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前两天我在《共识网》和王缉思教授谈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这么说，在中美之间，民间的声音还是传递不上去，当然,中美之间是有差别的,美国的民间和官方距离非常近，是一种旋转门制度，这时候你是民间的，这个门一转，你这个派别上台了，你成了官方的了。中国没有这种机制，中国现在民间和官方的这种交流，学者和官方的交流确实很少，也许有人说,不少啊，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学者要讲什么东西，都要经过他们审查的，据说有的时候把你的稿子弄好以后，一个字不许改，你就得按照这个说，说了半天还是他们自己的意思，无非是通过学者的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萧功秦：是，现在《人民日报》上面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提出要包容异质思维，要倾听沉默的声音。实在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最近一段时期来，每一次我与朋友见面，或开学术会议交流，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主动提到这五篇文章。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如此那么强烈的积极回应？有人开玩笑说，“再这样下去，我要自费订《人民日报》了”。这说明大家还是对我们现在上面的领导寄予很大的期待，至少人们心里并没有绝望，觉得中国还是有可能通过这种交流，避免那种思维的僵化，避免使我们失去改革的最佳时机。让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思路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一种选择。 记得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当年刚出山，在东北视察时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们仍然原谅我们。现在我还要对当政者说，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好了，尽管现在有那么多事情让他们失望，只有一点点新的开明的变化，他们就会全力的抱有希望与善意，千万不要把善意当作“敌情动态”呵。 七、执政者要理解新保守主义，还是要有想像力 周志兴：现在群体性的动乱事件越来越多，而且都很恶劣、恶性，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又有一个新出来的问题，就是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的参选。有一个说法，叫“用选票拆炸弹”，现在大概有好几十个独立候选人。但是各地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甚至还有一个人出来竞选市长，一个叫曹天的他要出一个亿来竞选郑州市的市长，但是各地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我的家乡常州我觉得比较开明，说欢迎，但是很多地方是不欢迎的，你参加竞选就有警察上门去了，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萧功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独立候选人是通过提出自己口号来争取选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点民粹主义的味道，因为人们的那种公民意识还没有真正成熟以前，他说我有一亿元，你投我票吧，这样的人似乎很容易就会选上了。有钱人是否一定就能为百姓办事，那还很难说。 但是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是民间对现在的“路径锁定状态”所提出了一种新挑战，是一种“解锁”的新尝试。作为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多元的声音，多元的思考，或者多元的选择，我觉得总有积极的意义。在万马齐喑情况下，独立候选人提出自己的竞选理念，并诉之于民众支持，这本身就是对固化了的体制的挑战，至少可以起到冲击你固有观念，产生思想碰撞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中国那么复杂的一个超级落后大国家的社会转型，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社会工程，个别人的拍脑袋并不能产生最佳的思路，这就需要不同思路的碰撞，独立候选人就是一种多元的试错，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尝试与选择，也是对政府的一种良性压力，就此而言，并不是坏事，相反，应该得到当政者的善意回应与尊重。我们这个民族要过转型关，一定要在“尝试与错误”当中学习才行。 当政者一定要理解“试错法”（try and error method ）这个重要观念。我们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掌握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掌握信息有限、理性能力有限的人，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找到最佳的克服困难的路径？靠的就是经验中尝试与在错误中修正的办法，所谓的试错，就是在尝试与错误中学习。这个过程就如同生物学实验中的白老鼠过迷宫的办法，白老鼠的理性是不够的，它的信息也是不够的，它怎么能够知道通过哪个门能够走出去呢，它只能不断地碰撞，在频繁的碰撞过程中，总可以找到路径。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通过试错的路径来解决超级疑难问题的经验主义方式。 我们都可以注意到，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专制帝国的现代化的转型，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大清帝国改革失败以后导致辛亥革命，只是无数失败例子中一个，明治维新的日本变革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它并不是专制帝国，而是具有西周封建式分封制结构的多元封建国家，日本是由256个自治的独主藩国组成的共同体，如果说，256个小共同体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自主能力，独立地对西方挑战作出能动的不同反应，从而为日本整个大共同体适应西方挑战找到最佳路径，那么中华帝国恰恰相反，只有道光皇帝、咸丰皇帝与慈禧太后一个人对挑战可以作出自主反应，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日本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概率，要比中国大一统专制帝国高256倍。你读近代史资料越多，你对这一点的体会就会越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民间出现的独立候选人这种声音，应该像《人民日报》所说的，应该包容他们，他们不但是个人意志的表达，而且他们也代表了沉默的声音。这样我们尝试的概率，在通过尝试过程当中寻找合理的路径的概率才会大大提高。 周志兴：但是我觉得试错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领导同志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他们怕一个错带动了更多的大错，造成决堤，他们怕这个，比如说前不久，曾经有一些学者，包括当地的党委领导都是支持的，就是四川的罗江县，搞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其实就算是错的，一个县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就很快叫停了，就不让试了，其实试试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怕试错，主要是怕引起连锁反应，包括独立候选人我现在也是认为这样，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多候选人，但是那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因为那时候那些独立候选人基本上还是体制内，或者不算是持不同政见的人，现在这些独立候选人很多都是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有着很多自由化言论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当局会紧张一点。 萧功秦：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一个原则上看，它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声音，这种声音有它的一种存在的合理性，当然另一方面现在这个社会矛盾在比较尖锐的时候，让这种独立候选人出来可能在技术上面，在操作上面，会引起一些担忧，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有些独立候选人一开始出来可能是激进的，但是也会人出现比较温和的，和体制之间在很多观念上面保持了很多的重叠，有些独立候选人在很多观念上和政府的声音比较重叠，或者他的观念更加理性，他们和激进的独立候选人之间互相会形成一种制衡。一开始的时候，出头的那些人可能是最激进的，其实那种极端的声音一般是很难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极左派在中国不到1%，激进自由派只有2.5%左右。他们其实是相当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渐进派，当政者千万不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周志兴：我知道有一个独立候选人是我认识的，就是柳红，我看了他竞选的理念是关注妇女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我现在在想，就算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也没有什么。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共产党以前三大法宝里面有一个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现在做的是比较差的，其实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完全可以由统一战线理论来解决，当然很多西方国家或者台湾那边对统一战线很不以为然。但是我认为统一战线其实如果抛弃它的历史因素来说，我们统一战线就是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问题，统战工作，包括政协，几乎全部都是要靠拢党的，要是不靠拢党，发一通政府未必喜欢的言论，就入了另册。 萧功秦：对，下一届就没你的份了。 周志兴：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次独立候选人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联系起来看。有些人完全可以通过党组织，共产党的组织给他做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咱们没有，一下子给他推出去。前不久我见胡德平，他原来做过统战部副部长，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统战的对象全是向着党的，想做个政协委员，靠拢党组织的，有点不同意见的，你们就把他们给扔外边去了。 萧功秦：我觉得中国转型时期的领导人特别需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他所面对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复杂，没有充分的想象、没有洞察力、没有把握时局的能力，不能做邓小平所希望的“明白人”，往往会失去很多机会，这一点是特别感到担心的。 比如赵紫阳，多年来，与许多知识分子不同，我一直对他持有比较多的批评态度，其实邓小平在1988年以前就曾对他寄予很大期望，但他的政治生涯当中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他从1987年从波兰访问回来后，过于相信波兰团结工会这种模式，认为可以拿到中国来解决问题。后来在八九危机时，他就死认这个理。其实在改革初期的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还充满着革命文化灌输的激进思维。只有零和游戏，没有双赢思维，完全不同于波兰的工人的妥协或协商性政治文化。把波兰那一套拿到中国来，是拿早了，波兰妥协性政治文化是在公民文化发育过程当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他们还有天主教会作中间人，他们有妥协精神，懂得让渡部分利益以换取另一部分利益，并能按照游戏规则提出交涉。而中国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民间大众受到革命思维的影响，步步紧逼，得理不饶人，充满道德优越感。赵对民间民主文化的理解，是有点不自觉地“超阶段论”了。#p#分页标题#e# 但不管怎么说，但我还是要指出他这个人还有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这个人是比较有想象力的，有着创新思维的，赵跌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是可惜了。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家，他既能够避免照搬西方的自由教条思维，同时又能够具有创新想象能力。难就难在这里。这使我想起了多年前读《严复集》时读到的一段话，他说，“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学进退存亡之圣人也”。我们多么需要在这样的改革者，可惜这样的期望已经延续了一百年。 我觉得新保守主义是各种思潮中最能为政府所接受的务实的选择，但是执政者要理解它，接受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想像力的。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文化思维中有着太多的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道德至高点，毕其功于一役，非黑即白，敌情观念，和平演变论，冷战思维，等等。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和谐发展，又需要抛弃这些东西，需要迎接另外一些思维与价值，其中包括渐进、试错，功效标准、双赢原则，对多元的包容，所有这些价值与思维，都是我们固有的革命文化传统所中缺乏的，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教化语言中所缺乏的，是需要在学习中获得的，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作为明白人，朴素地发现了必须抛弃革命思维，而接受经验主义思维，改革中出现的实践检验真理论，摸着石头过河论，都是中共思维转型的了不起成果，这些也是新保守主义特别珍视的原则，说句大实话，革命党要成功地变为执政党，其实就是从革命思维向新保守主义思维转型，而思维与文化的转型的难度要大得多。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党内好不容易形成的思维转变又出现向左的革命思维的回流，由此可见中国的变革是多么难。 周志兴：我觉得面临的是三部分的压力，一个是上面能不能理解你，上面认为我们做得很好，我们用不着这么改良，你说的这些东西都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再一部分可能来自左派的压力，他会把你划到右派的行列里。再就是来自自由派的压力，他会把你划到左派的行列里去，这是来自三部分的压力。 八，用公民社会克服民粹主义陷阱 周志兴：我现在在微博上会关注很多人的言论，现在微博是一个非常五彩缤纷的世界，你无论多么正确的观点都会有人骂你一通，无论多么错误的观点都会有人支持你。如果你采取一种我们大家要取得共识，他会说你是骑墙派。所以现在舆论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在网络上言论自由，我觉得还比较充分，但是在落实到真的纸媒上、电视上，言论自由就少了很多。所以怎么样看待民主、怎么样看待自由、怎么样看待公民社会，其实都是有一个定义的问题，都是有一个怎么取得共识的问题，同样都在说民主，也可能你说的民主跟我说的不一样，我其实是赞同你说的，我们现在要采取一人一票制的选举做法，我们是做不到的。事实上西方世界也不是说上来就这么做的，西方最开始很多国家是根据财产。其实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的选举也不是说统一的，农村的人口比例要低很多，也是考虑到文化程度、执政能力。 萧功秦：我觉得这个正好是现代民主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因为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优势话语的情况下，要民主就是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民主权利，所以一般说来，只要推进民主，就会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 民粹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以来势头越来越大，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人权观念的普及，这本是好事，但也造成一旦搞民主，就会要求人人一票，一步到位，于是谁用煽情的语言掌握了大众，谁就得到国家权力。拉美有一句有关民粹主义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阳台，我就会成为总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西方的民主，英国的民主发展时还没有民粹主义，所以它可以通过一个财产权来划分选民和非选民，这样一个界限并没有受到民间的挑战，因为当时还没有民粹主义的话语优势，所以可以从小范围逐渐扩大，小范围的规则在扩大过程当中，始终能够把新扩大进来的人整合进去，用他们既有的文化氛围来教化、约束、整合新扩大进来的人，新扩大进来的成员人永远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少数，他们在多数人的气氛压力下就容易就范，在学习既定规则的过程当中，变成了圈子中人，按既定的游戏规则规范自己，然而，民主的圈子进一步扩大，新进来的人仍然是少数，被多数人包围并受原有规则约束，如此周而复始，民主文化始终能够保持有效的整合能力和对新成员的教化能力。这种教化和整合，使民主的游戏规则能够在成员扩大后继续得以巩固和发展。 民粹主义路径正好相反，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长期专制的社会，专制崩倒了，突然之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民主了，每个人都有选票了，此前谁也没有得到过民主训练，一人一票的权利如此神圣，不容置疑，于是“人民公意”却拥有了决定国家命运与前途的选票，民主的游戏规则根本来不及整合新成员的情况下，新成员如洪水瀑布般涌入民主圈，这样的“乌合之众”最容易受煽情的政客的左右，人们如痴如醉，整个民族却面临危险的深渊。既使是台湾的民主，也存在由于民主化过快而出现民粹主义陷阱的问题，陈水扁用极端手段刺激大陆对台作强势反应，以此来来强化本省人的悲情，再利用这种悲情来争取本省人选票，于是大得其利，根本不顾台湾人民面临的战争危险。我在台湾访问时，一位台湾学者说，你回来要告诉大陆朋友，中国将来搞民主化，最好是想学习英国模式，不要学我们。这当然是不太可能的，英国模式是在贵族社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问题难度就在这里。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大难题，民众作为一个道德力量，掌握了话语优势，人们会问你，凭什么你们可以享受民主权，凭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这种话语是最强有力的，没有任何人能挡得住。这也是中国民主化的难度所在。 周志兴：对于民粹主义，政府有时候也为难，有的时候似乎需要一点民粹主义，有的时候，民粹主义又会造成威胁。 萧功秦：所以刚才谈到为什么在民主高潮来临以前，中国要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只有公民社会这种民众的自我学习的过程，才能比较好的来克服那种民粹主义、那种思维方式。 九，为什么知识分子声音越来越弱？ 周志兴：萧教授今天我跟你聊天，我用了一个现在比较时髦的手段，微博。我发了一条微博，我说我在上海跟萧功秦教授聊天，各位朋友有什么问题要问，现在有很多人在问问题。这有一个人在问，“你在八九后强调的保守主义，有哪些你认为该保守的没保守到？原因是啥？不该保守的却还在牌面上的是什么？什么力量造成的？”这是一个问题。有一个叫李浔阳的说，“萧教授好像是非常早就倾向于开明专制的，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现实演进，好像正在走向反面，各阶层的互信越来越弱，不知道萧教授观感如何？有什么建议？微博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与20多年前比，知识分子的声音对社会影响好像越来越弱，有权力与有资本背景的公众人物影响力似乎已经超过知识分子，萧老师怎么看”。很有意思吧。 萧功秦：这些问题都是很鲜活的问题，我用“鲜活”这两个字表达我的感受。第二个问题，我倒是想回答一下。 周志兴：你非常早就倾向于开明专制，20当年过去了，中国现实演进好像正在走向反面，各阶层的互信越来越弱，不知道你的观感如何？有什么建议。另外知识分子的声音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弱，有权力与有资本背景的公众人物，影响力似乎已经超过知识分子，这也是现实的问题。 萧功秦：这两个问题都很好。其实这两个问题我在前面刚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回答了。 周志兴：因为这是你的老观点，你早就说过，无非是这些人对你都比较关注，比如有人问，“请问萧教授你作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专家，认为当代学界左右各派是否存在共识的可能，如果有突破口，在哪里。”这是刚才都说过的，“请问萧教授对时局如何看待，你对下一步改革的建议是什么？”还有一个人问，“不敢吃饭的时候吃什么？” 萧功秦：什么叫不敢吃饭？ 周志兴：都有毒嘛。这个不是你专业的问题，很多，这已经有好多条了。你讲刚才你觉得比较鲜活的这个。 萧功秦：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弱，权力和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越来越缺乏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中国自由派也需要创新自己的话语，多年来他们思想上进步不大，始终是停留启蒙话语的阶段，始终停留在一种抽象的议论上面，总是用学院里的那套理论来推衍出现实生活应该怎么样。他们认为他们所珍视的原则是普遍性的，忽视了不同民族的经验对制度的制约作用，它的解释力、吸引力自然会下降。如果你成天在学院派里面，碰到现实问题需要解释的时候，却又缺乏那种能力。就会陷入一种失语与无力状态。当然，自由主义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力量，从追求更美好的理想过程中，他们表现的人格力量，我也是很敬重的。 周志兴：我倒觉得，为什么知识分子声音越来越弱，是和我们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过去严格讲不是一个经济社会，所以知识分子地位会高一等，现在是一个经济社会，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认为其实在美国是一样的，美国也是有钱的人话语权是大的，他是通过政府来主导而已，中国也许慢慢的可能也会走向这样。知识分子只能影响政府的官员，影响资本，才能实现自己的话语权。 再一个我自己感觉，我们很多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他满足于他自己那套理论研究，并没有真正到群众里面去。因为有的学者影响力为什么大，他可能和群众能够紧密的站在一起，但是这里头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有的学者本身就带有了民粹主义的倾向，所以他会显得影响很大，但实际上他可能操作性不是那么强。 萧功秦：对，你刚才讲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确实是学院派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找不出新的话语来表达那个理念，那就是失语状态，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自己感觉到自己学院派那个声音，确实缺乏一种说服力。我碰到好多这样的人。 周志兴：所以我认为要做多方的理解。我们在北京的杉园每年会有很多人去聊天，三部分人，官员、企业家和学者，我认为不能片面强调官员都是错的，学者都是对的，也不是说学者都是错的，官员都是对的，还有企业家，都是互有对错，因为彼此之间的交流毕竟还是少。所以经常有这种情况，学者满怀激愤地跟官员说，你们应该怎么样，你们应该怎么样，官员常常是淡淡一笑，你说这个我们早就想过了，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学者听了以后说，哦，原来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当然我觉得从整个官僚体制上来说，也不是每一个层级的官员都可以有决定权的。你刚才也讲，接触了很多官员，想法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做起来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最终的决定权，而有最终决定权的人常常听到的东西又不是很全面的东西。我知道，邓小平那时候比较贴近实际，他取得信息的来源有很多，很重要的来源是家里饭桌上，他们家平时吃饭两桌饭，孩子们在外面听到什么东西，回来跟他说，他其实也很少说话，就是听。我认为现在这个层级很多官员，小孩多大都在做生意，传递的消息都不是特别民间的消息了。所以我觉得领导人跟上一代领导人的做法，和他们的观念都不太一样了。 十，防止极左思潮借唱红运动回潮 周志兴： 我们下面来说说重庆模式怎么样？我进来以后，你就让我听红歌，而且我看网上好像你对重庆模式也颇有微词。最近我跟张木生谈，张木生对重庆模式还比较推崇。我们还找了杨帆，杨帆和崔之元他们写了一本《重庆模式》的书，对重庆模式也是非常推崇的。前天早晨，《亚洲周刊》纪硕鸣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重庆模式是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出来的，他说他最近准备再去一次重庆，他原来提出重庆模式的初衷是讲重庆这种保障民生的模式，没想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唱红、打黑，包括其他的五个重庆等这样一些东西，所以他准备再去一次，再客观地看重庆模式有哪些问题、有哪些长处。因为你对重庆模式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想跟你聊一聊这个事。 萧功秦： 实际上重庆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重庆模式本质上面我把它称作是“功能性的全控主义”，说实在话，它的目的倒不是要回归毛泽东那一套，而是强化国家与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民生问题。即利用传统的革命资源，通过强政府的那种力量，更大程度地渗透社会、动员社会和整合社会，去占领文化领域。是通过“借红力”这个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因为在原来的体制里，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要么是空白，要么就出现很严重的社会退化。更具体地说，本来政府只是管经济和政治领域方面。现在重庆把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也控制起来了。控制起来的目的，主观上是为了解决民生，或为了实现城市化或其他现代化的转型，而且，重庆模式在克服地方政权退化方面，或说克服黑恶势力与权势者勾结所形成的“苏丹化”方面，确实有相当实效。这是必须肯定的。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强政府—弱社会这个威权体制，或“半全控体制”，越来越退化成一种“全控主义”体制，也就是说，政府完全控制社会，社会自主性完全消失。社会不再对国家起到任何有效的制衡作用，国家变成谁也无法制约的“巨无霸”，变成霍布斯笔下的怪曽“利维坦”。这并不是改革的最终方向。对此我还是怀有忧虑的。 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以政府行为动员“红色文化”进入广场？为什么要对此抱有特别警惕？我觉得应该看得更远一点，因为“红色文化”是在历史上特定条件形成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红色是密切相联系的。毛的文革错误路线与方针与中共的革命传统共享了红的符号，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对什么是“红”享有独断的解释权，因为解释权在毛手里，所以毛比刘少奇更“红”，毛泽东晚年那些错误都是红色的，包括文化革命的红色恐怖、红海洋、全国江山一片红。 正因为如此，“红色文化”就具有了两重性，或两面刃性，既然红色也包括毛的文革错误路线，那么，“唱红”就会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可以宣传革命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正是各级政府追求的并正在做的，二是那些不满改革的人，那些反对邓小平改革的人，可以借着“唱红”来打击改革，“唱红打黑”，就变成“唱左打改”，唱毛泽东，来打击邓小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为极左思潮提供了一个合法舞台，虽然这肯定并不是倡导者主观的意愿。 特别要指出的是，要防止极左思潮在政治上死灰复燃，现在左的思潮进一步煽起的社会条件实际上已经具备：一方面，极左派人士从重庆唱红中大受鼓舞，《乌有之乡》上对唱红运动是一片兴高采烈，一些毛左派的学者，对此加以积极解读与响应。另一方面，而在底层民众中，存在着由于不满改革而对文革的移情与怀旧情绪，我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中国其实提倡红色文化政治运动中，极左思潮进一步获得了它公开亮相的合法舞台。尤其是一旦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社会经济危机，这种可能性就大为增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多次强调，与其中国会出现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不如说，更大的可能是出现极左派鼓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黑色革命”，当然伊朗巴列维国王，也是搞改革开放，也出现了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底层社会的强烈不满，那些原教旨主义反改革派，就和民间的不满改革的势力结合起来，趁机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穿黑袍的，叫黑色革命。与其说中国要防止红色革命，不如说防止黑色革命。

[41]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一） 可能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缘故，皇帝不在了就惶惶不可终日的缘故，总觉得国人老爱过份强调强者在历史中的作用甚至把其神化了。这方面思维老走向歧路了。其实还是那句俗话，死了有张屠夫，就只能吃带毛的猪了吗？ 真实的历史是，没有强权大人，特别是没有那种专制型而非建设型的强权人物，人民的日子过得会更好更滋润也更有创造性。举个最简单的日常的例子，如果毛的阶级斗争与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能延续至今，国人有可能有这种网络技术吗，就是有了这种网络技术人们有可能上网吗？想想那时有人用收音机（极少人有收音机，但所有城市单位与农村公社都有广播，但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舆论阵地，早就被统治阶级代表占领的天衣无缝，任何人都不可染指了。），那么隐蔽那么私下地偷听一下外台的声音，就是那么样的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氛围，就可想而知了。可没有毛的那一套了，网络技术给国人思想，效率，便捷，赏美，交流，创意等等，又是何等的美不胜收妙不可言啊！就拿选网说，各位网友来自五湖四海，相隔千里万里，为了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议题，就可以瞬间地在这里交流沟通与相互学习，这难道不是一件在那种专制强人时代想都不可能想的神奇吗？（还只说技术方面） 哦，跑题了。拉回来说，当个人成了“神”时，那他的历史作用基本就是灾难性的了，因为他要把凡人作为一种“神”的实验了，可这个“神”却又那么无知与暴戾。（全民大炼钢全是铁渣，粮食万斤亩产全是浮夸，倒了上百万右派与一个彭帅，死了上千万的农民父老乡亲，文革就更不应说了，最后就出了那么两个惊心动魄的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却陪绑上亿民众。可更搞笑的是，作为一把手，作为一个神，却不承担其班长的责任，如此切割开来，岂有天理！） 记得刘元帅大意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党，他们那一代人会没有今天的地位，也没有什么今天这种出息。陈云先生大意也说过这样的话，中国革命的成功，党的高级干部的作用占了十分之三，党的基层干部及党员群众的作用占了十分之三，（笼称为党的建设作用，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还有人民的作用（含统一战线，另一个革命胜利的法宝）占了十分之四。先别开外部的因素不说，（后面再谈下那个外部的因素）这样的评价是客观的，也是较公充的。 毛的作用不过就是在党的那个高级干部的十分之三里面，何来的神呀。没有党（集体之众），毛能做什么呢？而没有毛，党的这个集体之众照样存在，（当中央红军长征时，与中央核心失去了联系时，陕北的刘志丹诸人，东北的杨赵诸人，等等党组织，他们可能听都没听过毛的名字，不也照在存在。）陈独秀先生当了五任一把手下台后，党不照样在前行吗？老有一个观点，老爱说毛缔造了军队。可没有党，毛能拉起个军队起来吗？没有党之前，毛也在部队干过几年，做个几年兵文书，说他那么神，可没见他把那只部队拉出来上山去打游击呢？（到是贺龙没有党还先拉起了自己的军队）而只有党及党的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才可能有他的搞军队搞秋收起义可能，（成不成功又是一说）可见，没有党或党这个平台，没有党的先进的思想（在当时的语境下相对而言，而且当时与民主自由价值并不相冲突。）毛不被其武装，毛能做什么。如果党不举马列的旗帜，民主自由的旗帜，而只举孔孟与陈胜吴广的旗帜或只举当时就定毛的旗帜，那可能会有先进性吗，还可能会集聚更多的知识份子与年轻民众的信念与信仰去为之奋斗吗？ 作者第九所说的：“从中共的历史看，中共本身并不具有先进性，只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先进性才有了中共的先进性。”不仅仅是无稽之谈，简之就是在大放滥词，不但是在羞辱当时的中共与人民，更是在羞辱了那些成千上万为追求中国人民幸福自由英勇献身的先烈们。那个三四十年代，所谓革命圣地延安，无数知识青年奔赴而去，是因为对毛思想的先进性的响往，还是由于党对民主自由诺言的先进性的响往，还要多此累言吗？（兑不兑了现又是另一说）就是退一万步说，毛那么神，他离开了党，离开了中国人民，那他是否同样也可以神出一番事业呢，或当时毛就搞个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或不要中国这个冠名，叫苏维埃远东共产党，那毛可能成功吗？不说毛，就是说中共，不去用中国这两个字冠名自己的党（中国这两个字就是中国人民的知识产权，是辛亥革命付取无数先烈鲜血推翻清朝后的中华民国的中国人民才享有的，还是从天下喊掉下来就掉下来的。），他们又如何可以做到名正言顺呢。没有中国这个正名，叫大清共产党或叫大汉共产党，那还可能在中国安身立命吗？一个冠名自己组织名氏的这个坎，你还不能也不敢随便过，你还神什么神呀？！还还原什么神呀？！作者如此神化毛，说没有毛的先进性就没有中共的先进性，（实质说就是没有毛就没有党，没有党就没有中国人民了一样了。）这就像文革后期时的那种对毛的神化，那么多的主流文章说鲁迅老先生还是毛的学生一样，无耻到了没有边的地步了。 用户： 无待 发表于：2011-7-12 1:28:41 支持 (1) 反对 (0) [40]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二） 作者第九为了神化毛，又给毛多加了一条神迹，那就是毛建立过两个国家，（毛还只说建立一个新中国，作者要把毛还原神却还加了一个前中国。（国中之国）这毛建立的两个国家之一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声威远盖党中央的毛泽东以建党、建军、建政、建国首功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这是毛主席称呼的开始。”其实没有当时党主席向忠发的任命，区区苏区主席毛还当不了，就是当了又能有多大能量。（和后来陕甘宁边区主席张国涛一样，虚位的狠。）真如作者所说，苏区毛主席真那么重要那么伟大，那样声威远盖党中央，文革时期早就会有人以毛是苏维埃共和国创始人为题材了，好借此去神化毛的丰功功绩了，那不早就会吹翻了天吗，还可能轮到作者第九在四十多年后在此赘言：还原成神的毛，又被你发现了新的一大神功秘密？ 至于说毛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打此天下有他的功，但建此天下却真是一道道烂笔，如此多娇的江山，毛搞点尽烂污，拖点尽后腿，做些尽瞎折腾的事。一个所谓伟人，一生自认的俩件大事，前者是战争年代破坏，打倒了蒋政府，那还有一说。可后来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一个经济上的国泰民安，一个法治上的长治久安，作为共和国一把手的毛却从无视为自己的一生大事，（也不好意思说，太没业绩了）却视文革为一生大事，这是一个共和国领袖应有的立德立言立功吗？（文革一不与经济建设有关，二不与法律建设有关，文革只与他的权力相关。共和国早就找不到北了，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共和国领袖吗？）这种毛的一生的文革大事，既折腾人民，又拖垮经济，对宪法更是无法无天，更是馨竹难书。共和国是什么，她的标志性与核心性，就是神圣宪法的产生。毛把国家宪法弄得遍体鳞伤，在和平年代，用无产阶级专政与继续革命凌驾宪法之上，让共和国名存实亡，何来神性只有魔性罢了。作者还要如此神化毛的九天阴功，也真是林副主席后世有人了，“奇才，真正是奇人。应该是天下第一而不应该是第九，太谦虚了！”如网友所言了。 前面提了下个人在历史作用的外部因素。这里再补述一下。从鸦片战争始，国门洞开，中国作为人类地球的一部份，与世界的联系与碰撞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中国任何的部份都不可能置身与外了。共产党宣言也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有人强大了以后可以独档一面了，不承认这一点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中共与毛也同样脱离不开这种地域政治有时段的决定性作用的。你把毛还原为十个神，毛也脱不了这种命定。没有苏党与苏联的强大支持，（不管她有多大错，只要她投资，第一次失误了，第二次也是，但决定性的一次却成了，前面所失全部收回来还有多，那你还能说她总体上错了吗？）中共与毛在那个时间段中的崛起来是不可能的。 二战以后，除了美国好一些（但也够呛，毕竟也死了那么多人。）日本是一片废墟，欧洲也是一片废墟，中国遍体鳞伤，苏联元气大伤，（但也获利甚大，东欧全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作为一种死了的骆驼比马大的苏联苏共，她对中国与中国党的命运何处何存，还是有一种时段性的决定性作用的。苏决定蒋成便宜蒋成，苏决定毛成便毛成。苏联二战后从东北撤走的一系列运作与或明或暗的对中共的配合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共那快地取得全国的解放及中共领袖多次前往苏联“取经”与“签盟”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是有些人为了把毛说成神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有人人为地奄割历史，偷天换日，想把毛还原为神，而否定这一点罢了。 有人自以为历史老人也有打瞌的时候，是的，历史老人也是有打瞌睡的时候，但历史老人她却不可能永远打瞌睡。她一旦睁开眼睛就笑了起来：“三个丑皮匠，胜过诸葛亮。”二战后大家面临那么需要休养生息的时间段，而作为胜利者的毛又偏偏全赶上了，运气如此地好，江山又如此多娇，丑皮匠与诸葛亮都不缺，却致命的自负大跃进起来，五年十年，超英赶美.，钢铁升帐，亩产万斤等等，折腾些尽笑话，却又只好心仪那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文革，让英雄如此多娇，引无数江山竟折腰了，自己还想成为神，最后却让多少人“笑得全掉了头发——红太阳光辉照全球了。” 用户： 无待 发表于：2011-7-12 1:23:30 支持 (1) 反对 (0) [39]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缪一轮肖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实质暴露无余。难怪提倡党内民主救国论。” 冯梦云君读此文后给我和肖光君戴了一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帽子，肖光君的感觉如何我不知道，我倒觉得对于我似乎有几分道理。在左派看来我好像不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而是有点动摇性妥协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想寻求某种妥协性的改革方案。至于是不是“社会主义”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么看来冯先生倒还是有几分无产阶级左派的革命性和坚定性。 前几年我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比较多，最近又对“新民主主义”比较动心。但是我知道这都是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符合党的领导的主张。前者必须放弃“中国特色”，接受西方民主，接受社会党国际即社会民主党那一套，显然“绝不”们绝不可能轻易接受；后者要退回解放前后，退回《共同纲领》，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哪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来我想提“社会主义准备阶段”，但是谁也不会接受，所以已经毫无意义），对此“绝不”们也绝不会接受。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根本不要试图去改变什么旗帜，而是力求去实现方绍伟先生所说的民主的最低层次。下面是我在回复方绍伟《说民主是普选，邓小平笑了》一文的留言： 1、赞成民主是分层次的的观点。这就是中国民主可以分步走的理论根据。 2、我历来反对“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简单化极端化思维，而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先易后难分步走。 3、走好第一步再来思考第二步“如何走”、“何时走”乃至“走不走”的问题。大家都不必过度紧张和提前担忧下一步的问题。 4、我们目前就可以尽快在党内外达成第一步的共识，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走好第一步。也许人人都会发现第一步之后“别有洞天”就在眼前！ 我希望谁也不要轻易给谁戴什么帽子，——当然，戴了也无关紧要，我并不在意，——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畅所欲言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好吗？说得不对尽管批评就是。我首先欢迎冯先生批评我！ 用户： 缪一轮 发表于：2011-7-11 23:34:24 支持 (1) 反对 (0) [38]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深蓝先生：您的帖子刚刚看到。您在帖中表示：“我想做的就是否定从1956年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并在《共同纲领》确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原则基础上推进政治改革，从而使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这些原则至少包括：土地私有化、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以及人大普选化等等。可以说，这些原则几乎每一个都是时下国人正在极力争取但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改革方向。因为它们都是民主主义的，也是在本质上反民主和宪政的社会主义下不可能做到的。”这个表示，让我了解到了，您其实是“七加一”，干什么还非披上个“新民主”的马甲呢？您说的《共同纲领》，早有人对此作出结论——“《共同纲领》对于团结一切力量，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它对“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方面，就是说，它所代表的那个“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明白的吗？试图用它来否定它两年后就过渡到的那个主义，这里面是不是有着巨大的矛盾？所以在下想用那篇“神”的文章里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某些史料（当然是原作者引用的，得出的他的看法），但至少这个东西表明了，对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并非纯为毛个人的主张，而是当时党内高层比较一致的主张，从五六年搞社改，五七年“反右”（主要是把参加新政协的那些民主党派的头头们打倒了，并且“扩大化”到了党内和社会上），党内高层无论在主张和实践上是一致的。后来发生的“穷过渡”的“三面红旗”，才导致在实践上毛与刘等人有了不同看法，有了矛盾，最后发展到文革，刘等人被打倒。所以，从所谓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回到新民主主义，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同时，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从后来的实践来看并非民主宪政制度，更非五六十年后的现在要求的民主宪政，因为它本来就不在所谓普世的民主宪政范畴之内。它是生于中国的一个斯毛主义的政治怪胎。它早就死了。七十年代末开始搞的改革开放，并非回归于新民主主义，而是对后来搞的传统（或斯毛式）社会主义的摒弃和否定，虽然还很不彻底。在下认为，如果讲“主义”，也应当主张的是在普世的民主宪政范畴之内的。您主张民主宪政，最好就直接讲，讲得具体点、概要点都行，就是别再披着什么“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的马甲了。直言见谅！ 用户： 肖光 发表于：2011-7-11 22:01:03 支持 (1) 反对 (0) [37]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奇才，真正是奇人。应该是天下第一而不应该是第九，太谦虚了！ 用户： 张经纶 发表于：2011-7-11 19:13:35 支持 (1) 反对 (1) [36]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清皇室房地产巡礼（唐先生） 读者如不惮烦，我们不妨再把这个腐烂的帝后生活清查清查。看看他们究竟拥有多少房地产，以及如何管理这些财产，再及其它。 暂且把「故宫老档」放在一边，权以游客的身份来看他们留下的皇家房地产。且从故宫开始： 在紫禁城内，他们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雕梁画栋的宫阙。这些都是木结构的建筑。三年不维修，就难免坍塌。余游故宫，遇一洋老太婆惊奇地告诉我：「They are running down ！」（这些房屋都在倒塌呢！）我安慰她说：一万间只少一间嘛！要全部维修，你们的布什总统也花不起这笔钱呢！ 禁城宫殿之外，还有数不尽楼台亭阁的「三海」。今日除那由李连杰当「保镖」的「中南海」之外，其它也都running down了。这儿让我们查一查档案：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李鸿章为着购买快速巡洋舰，向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签请拨款。醇亲王不但未拨款，反而批复说：「三海」快running down了，老太后无处乘凉，还要请李中堂自海军购舰项下，稍助微款，以表对圣母皇太后之忠尽。李鸿章果然是忠臣，就拨了三十万两，「助修三海」。 「三海」之外，还有个人间天上的颐和园。关于颐和园的故事就说不完了。留待后叙。 颐和园之外，北京东西郊区，还各有纵深百里的东西皇陵各一座。甲午前后，慈禧正在「东陵」建造她自己的陵墓「普陀塔」——这便是后来孙殿英盗墓的地方。孙氏不但把它炸毁，还拖出了老太后尚未腐烂的尸体。并有迷信而兼性变态的士兵，要对她的遗体进行「尸奸」。真是不堪想象。 余与何炳棣兄一次同访普陀塔，见其「享堂」斑驳不堪，询之故老，才知这享堂梁柱和天篷，原由黄金数千两涂饰而成。其后涂金为军阀士兵「刮」去，故显其残破也。 再搭「游12」号火车（车票不足十美元）去承德，一览「避暑山庄」和它的「外八庙」。山庄之内的塞外江南，固无论矣。单是外八庙中某一屋顶的金饰，便用掉黄金一万五千两！——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光翻「老档」，隔靴搔痒也。至于「奉天」之陵寝，江南之行宫，毋须多赘矣。 以上那大宗房地产（恕我大不敬用个市场经济的名词来形容皇帝），都属于皇帝一人。请注意一人二字，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皇帝只许有一个。谁当上皇帝，这财产就属于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无份——雍正爷当了皇帝，他的亲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这大宗房地产中，他们半片瓦也分不到。分不到足够的皇产，但他们都无钱而有「势，就都变成吸血吮髓的无所不为的亲贵饿鬼了，至于和「皇帝」一齐来的荣耀、权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谈了。所以四海之内的华裔同胞谁不想「做皇帝」？为着做皇帝，英雄好汉们不借弑父杀兄，不惜一切手段而达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则是别人也想做皇帝。谁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恶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迟处死」。 □主席他老人家对做皇帝也最有兴趣。他指指那一大片黄色的房地产，告诉尼克森说：「我就是「他们」（皇帝）的继承人。」那是他老人家向无知的毛子们吹牛呢！试问这大片房地产，有哪一片黄瓦是属于他姓毛的？他老人家也确是有荣耀、有权威。但是想亲近亲近美女，那也只能搞搞偷鸡摸狗，妃嫔成群的「春宫」是享受不到了——当上万岁爷还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喜爱美女，也只能偷鸡摸狗，那还是什么皇帝呢？！吹啥牛，做「他们的继承人」呢？！ 读者贤达，这就是在下不厌其烦，所说的「转型」的问题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两千年未变的一个「定型」。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搞不下去了，它就开始「转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辛亥之后，又已「转」了半个世纪，继起者如有历史眼光，像蒋经国那样，顺水推舟，另一个百世可知、千年不变的新「定型」，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了。笔者这项乐观的推测，自以政治制度为限。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另一定型，如何出现？机运如何？自当别论。得机再细研之。 用户： 大侠尼采 发表于：2011-7-11 18:19:10 支持 (0) 反对 (0) [35]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唐先生）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张作霖、毛□□……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邓□□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千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 邓□□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 用户： 大侠尼采 发表于：2011-7-11 18:08:46 支持 (1) 反对 (0) [34]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历史三峡中的龙舟竞赛（唐先生） 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勤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谓「华化」、「汉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转型。——在这穜银河倒流、宇宙变色的文化大运转中，我民族菁英，参预其间，正不知有几百几千的风云人物，和几万、几十万和几百万的「无名英雄」，卷入运作呢！——孙中山、胡适之辈，只是这一波涛汹涌的大潮流中，少数知名而幸运的弄潮儿罢了。——「时势造英雄」就绝不是「英雄造时势」所可比于万一的。「时势」是客观形成的「历史三峡」中的惊涛骇浪，「英雄」则只是一些随波逐流的，主观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们顺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操著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说句老实话，在通过这个历史三峡的龙舟竞赛中，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胡适之、蒋介石、毛□□、邓小平等等，部是些摇旗呐喊，出尽锋头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谙水性，在这场接力竞赛中，有惊无险的大梢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顾潮流，不谙水性，而翻了船，灭了顶，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谓三七开）。或许干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与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拥而下的，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他们才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他们言忠信、行笃敬地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群众才是英雄。那些出画锋头，摇旗呐喊的风云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狗熊。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袁同礼先生虽然在他的本行之内，并非没没无闻之辈，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中，他实质上，也是那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国史回头看，毛□□在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所造成的灾害，便是把我国族中，时历数十年始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科学训练的专业领袖（象袁同礼这样的人），诛锄殆尽。——袁同礼是幸运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箫海外，那些没有离开大陆的「袁同礼」们，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杀掉了。——一个暴君，强不知以为知。在孤独的老年变态心理之下，乱杀贤良，是多么可怕！？ 用户： 大侠尼采 发表于：2011-7-11 18:04:34 支持 (4) 反对 (0) [33]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 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终身治学是「围绕著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自由男神」。他这个男神和站在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虽然性别不同、肤色有异，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却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是摇摆不定，甚至十年一变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而「美国」这个百年不变的抽象名词，在中国也就时香时臭；因而代表「美国」这个抽象名词的另一个抽象名词「胡适」也就香臭随之。 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〇年代的胡适则「臭名昭彰」（这是他最得意的□□门生，现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驹先生对老师的评语）。的确，这时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独立了。文学界、思想界为「左联」所篡夺；政治界为蒋廷黻、蒋中正、张学良所遗弃。胡适变成了孤家寡人，「阳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时香时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笔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时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边骂他思想有「毒素」；左边骂他是「买办学者」。——永远笑嘻嘻的白面书生胡适之，却永不认错，死而后已。 国民党容忍「异党」，□□□「一分为二」 胡适死后，「胡适的幽灵」（胡老师生前的自挽辞）时隐时现，其遭遇和生前还是一样的——一个思想家，升华到「胡适」的阶层，也就无所谓「生死」了。——国民党为着「异党」问题，竟然把胡老师的第一号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谁知现时现报，目前却被个不讲理的异党逼得走投无路，连老夫人携点细软出国，也要被异党奚落得尴尬无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最可笑可叹的却是□□□。「我的学生毛□□」背叛了老师之后，把老师和老少同学们「脱裤子、割尾巴」割了敦十年。谁知毛死之后，尸骨末寒，胡适的幽灵便把他的贵党一分为二。胡老师当年要把可教的国民党一分为二，我曾当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谁知他剖国未成，如今却把个不可教的□□□一劈为二，劈得如此干净利落！ 胡适的幽灵，不但把□□一分为二，它竟然把邓小平也砍他个「三七分」——邓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适，三分列宁」。「三分列宁」为的是政权也，面子也，饭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适」者，时势也，真理也，现代化也，前途也。 邓公如此，该党亦然。 吾人但见许家屯、千家驹、严家其、苏晓康……流落海外，走投无路。但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这七分冰山，我知其骆驼钻针眼也。——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诸民族，在政治上斗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的关键所在了——他们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内部的问题。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毛公早言之。而□□党内乃至中国国内，以胡适、列宁为界，一分为二，分得如此干净利落，实出我辈台下看戏人意料之外也。 至于他们双方如何继续纠缠下去，那就骑驴子看话本，走著瞧吧。好戏多著呢！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宁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适的幽灵，竟有如此力量，则非始料所及也。 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用户： 大侠尼采 发表于：2011-7-11 18:00:42 支持 (1) 反对 (0) [32]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孙中山权「变」，胡适不「变」（唐先生） 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孙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国模式。二次革命之后乃渐次主张独裁，最后干脆「以俄为师」。粗浅的看来，中山先生是因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为求速效乃舍弃温和的美国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国办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则是中山所采取的办法，实在是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文化传统，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传统里去。 须知文艺复舆以后四百年来的欧洲和南北美的历史，原是一部白种民族的春秋战国史，时历数百年，民族数十种，大小百余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强凌弱、众暴寡，五霸七雄兼并的结果，最后最大的胜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较温和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邱吉尔扩大之为「英语民族」。 英语民族为什么能建立一个「日不没」的帝国主义大帝国，和一个「超发展」的民主合众国呢？卑之无甚高论，实在是因为他们善于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搞「等富贵，均贫贱」，用不著「阶级斗争」。他们搞「攘外安内」也不需要「西安事变」。他们要把讨厌的最高领袖赶出唐宁街或白宫也用不著「三大决战」和「苦挞打」。爱国青年也毋需打什么「红旗」或穿什么「褐衫」或「蓝衣」。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还能向外扩张，克敌致胜，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国。——他们这套本事，不但我们自高自大的黄帝子孙学不到，连和他们同文同种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诸大民族也望尘莫及。 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戚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 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用户： 大侠尼采 发表于：2011-7-11 17:55:05 支持 (0) 反对 (0) [31]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唐德刚先生）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早期的）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 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 「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习西学」；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陆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务」（正如邓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进入中国的□□主义，和三〇年代进入中国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权」、搞「民权」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否定「人权」这个概念说，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现名「现代化」）也是分门别类、花样繁多的。当然我们如专搞「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那么「四化」或「现代化」就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进化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部门来，那么花色就谈不完了。盖「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个整体。笔者即尝为「西方」学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别其异同。如希伯来之异于亚利安也，盎格鲁?萨克逊之异于日耳曼也；拉丁之异于条顿也……如此，再回看我国近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又何择何从哉？ 用户： 大侠尼采 发表于：2011-7-11 17:51:44 支持 (0) 反对 (0) [30]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因为他的思想实在，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因此，人们会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 XC4950这段话，很有蛊惑性。 就算他的思想的确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在宏观的方向上可以成立。但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政策，手段确实是空想主义的，盲动激进的，是不择手段的，这就不行，实际上，人民为他的政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都由一个人狂热意志所左右驱使，人民的尊严又在哪里？ 你在极其抽象，宏观的意义上肯定他，这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意义，极其空洞。 用户： karax-ed 发表于：2011-7-11 16:33:36 支持 (11) 反对 (0) [29]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23楼的xc4950说:毛的思想实在,”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因此人们会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你们有什么,第一没有思想,有也是老掉牙的孔孟之道和西方欺骗劳动群众的那一套,实行了对普通百姓有什么好处?”这是不值一驳的,它是已经或正在淘汰的三十多年前毛时代愚民的奇谈怪论的重弹.毛致全国人民于赤贫,致数千万大陸同胞饿死,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历次运动 整死几千万,这就叫”符合多数人利益”,照此奇谈怪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錯了,应该沿着毛的一大二公,闭关锁国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停地乱折腾搞政治运动的方向”奋勇前进”. 孔孟之道是老,有二千多年历史了,能延续至今倍受全人类尊崇,正说明它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毛奉为至宝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歪理邪说,毛一死,它也和毛一起进棺材了,你说西方欺骗劳动群众的那一套,却使西方人民生活过得很滋 润,这和毛时代大陸人民的生活相比,正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獄,真不知你到底 是不是外星来客. 用户： 0559900106900 发表于：2011-7-11 16:01:54 支持 (16) 反对 (0) [28]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同意2010的意见：不值得推荐，也不值得议论。 用户： tianma 发表于：2011-7-11 15:56:45 支持 (7) 反对 (0) [27]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本文作者选錯了文章发表的时间,造神运动白热化是在文革,如果那时发表,作 者有望成为姚文元第二;作者选错了文章发表的地点,应该送去重庆日报发表, 因为重庆还在造神,发表这样的造神文章有可能得到一方诸候的青睞,平步青云亦未可知. +++++++++++++++++++ 6900先生，你理解错了，把毛说成神的这篇文章不可能在文革发表，因为作者拍马屁拍错了地方。另外，文革中杨将军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结果呢，身陷牢狱。做姚文元第二？那更不可能，一句“此文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结论，老姚就会让作者死有余辜了。林副主席的下场就是明证。（林副主席神化毛还不仅仅是语言与理论方面呀，还动用了全军队的力量来身体力行——要把全国办成红彤彤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神化毛谁还能与林比肩！ 用户： 无待 发表于：2011-7-11 15:20:55 支持 (9) 反对 (1) [26]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此文是典型的乌有式思维，不值得推荐，也不值得拿出来议论（值得让众人议论的文章其前提是必须符合史实，而不是散播个人崇拜）。 用户： 2010jmkk 发表于：2011-7-11 15:09:49 支持 (25) 反对 (0) [25]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由于仅其题目就形同呓语，所以一直就没有细看此文。刚才看到肖光先生公开了他给缪先生的两个短信的内容，才发现此文之所以会在发文严谨的选举网上转发，并引起争论，原来竟与在下有关。可在下志小才疏，识见粗陋，见此顿生担当不起之惶恐也！呵呵！ 不过，我得申明，本人的记忆大多从社会主义起算，并无所谓“新民主主义情结”。我想做的就是否定从1956年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并在《共同纲领》确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原则基础上推进政治改革，从而使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这些原则至少包括：土地私有化、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以及人大普选化等等。可以说，这些原则几乎每一个都是时下国人正在极力争取但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改革方向。因为它们都是民主主义的，也是在本质上反民主和宪政的社会主义下不可能做到的。为什么不可以宣扬呢？如果有网友希望莫谈主义，只谈实际，那么我们就谈这些原则并据此要求中共承认过错以兑现其曾经的政治承诺，不也是对中国政改的一个很好的促进吗？ 当然，在下修为较浅，暂时还做不到方绍伟先生的“自己的价值主张不重要，分析别人的行为和价值才重要”的冷酷实证，倘因此而给各位造成了鄙人拥有什么主义“情结”的印象，实请谅解。 至于毛是什么，abcde网友已说得很清楚了。我这里就不再多嘴了。 用户： 深蓝 发表于：2011-7-11 15:01:11 支持 (12) 反对 (0) [24]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毛左对他的毛教主从来都是只说成绩，不说犯罪和错误。毛时代中国只有在国防工业才取得一定成果，其他方面却是全面倒退。毛为了国防工业和他的世界革命共主地位，牺牲了全国人民大部分福祉和7千万左右国人的生命。 自从毛泽东把1949年前的中国定调为：“一穷二白”后，1949年前中国的就完全变成了没有人才没有技术的第三流国家。而真实情况是1949年前的中国不但科技比较先进，，而且人才众多，很多基础工业都是世界级水平。看看毛泽东时代最拿得出手的国防工业成绩，靠的就是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培养的人才，而不是1949年后培养的奴才。 毛泽东创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白纸黑字写着要分裂中国，支持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独立，他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执政年代和现在的状况，只要是正常的人都可以得出负面的评价。 毛左从来都是胡扯什么毛泽东在1956年就退居二线，在一个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以军领裆，以裆领国的国家，什么时候有退居二线的军委主席和裆主席了？ 用户： 菜刀实名制 发表于：2011-7-11 14:47:37 支持 (23) 反对 (0) [23]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我也相信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各位右边的朋友不要想错了。毛泽东虽然是人，但可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大多数神都比不了的人。毛泽东的事业虽然遭到了挫折，但也仅是挫折而已，以后必定还会发展得更好。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的思想实在，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因此，人们会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你们有什么？第一没有思想，有也是老掉牙的孔孟之道或西方欺骗劳动群众的那一套，实行了对普通百姓有什么好处？因此就发生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没有群众。因此，你们成不了大事。毛泽东最相信的是群众和历史规律，群众最终会依历史规律而实现毛泽东的追求。希望大家转变立场和观念，与普通百姓站在一起，在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实现你们的人生价值。 用户： xc4950 发表于：2011-7-11 14:34:45 支持 (2) 反对 (37) [22]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本文作者选錯了文章发表的时间,造神运动白热化是在文革,如果那时发表,作 者有望成为姚文元第二;作者选错了文章发表的地点,应该送去重庆日报发表, 因为重庆还在造神,发表这样的造神文章有可能得到一方诸候的青睞,平步青云亦未可知. 用户： 0559900106900 发表于：2011-7-11 14:21:16 支持 (25) 反对 (0) [21]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主席 1，建国有功； 2，是秦、曹、朱加斯大林的总和，历史第一人； 作者 1，黑白颠倒的太多，可鄙！ 2，对重庆的头搞唱红运动的支持是在害小薄，再搞一个“封建”万岁将是罪恶滔天！ 用户： zmx1941 发表于：2011-7-11 14:19:51 支持 (21) 反对 (1) [20]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我觉得，缪先生荐文之目的是清楚的，就是要开放档案，搞清历史，以更好地还原这个在人们心目中兼具神、魔、人特性的人。显然，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不过作为共欣赏的“奇”文，其神化毛，从出发点直至结论全都错了。所以，不管其文中如何说，如何引用事例（谁知真假？就是披露属实也枉然）来证明，都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我想，现代人囿于时代，难分洞穿不久前的历史。如果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就像列宁主义一样，也许中共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毛的出现和成功不过是将这一个小错，一个很可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可以纠正并被湮灭掉的错误变成了一个大错，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的历史性大错，一场劫难——数以百万计的士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被剪灭了思想、灵魂和肉体，数以千万计的农人因此而在一两年内成为挣扎而死的饿殍，数以亿计的国人则遭受了几代人的贫穷、受辱和苦难。 当然，我这只是预测，预测未来国人眼中的真实的中国近代历史。因此，无论是把毛从神还原为人，还是试图将其从人再供奉为神，毛所主导的与他有关的所有中国历史都是与一场接一场真真切切的人祸灾难息息相关的。未来的历史必将公正地将这一切书写出来。 还有，此文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政改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阅读此文，还是有价值的。 用户： abcde 发表于：2011-7-11 13:33:59 支持 (18) 反对 (1) [19] 回复：缪一轮荐文：把毛泽东还原成神 短信两则—— 收件人：缪一轮 发送于：2011-7-10 尊敬的缪先生：您好！我在新浪博客里，发现网名为“天下第九”的写的一篇文章，叫《把毛泽东还原成神——毛泽东缔造的两个共和国》，地址是：http://blog.sina.com.cn/qinzheng26418 此文内容与众人对毛泽东的政治思路，包括“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看法不同，但也并非没有道理。不知此文在选网上发表过没有，如果没有，请您看看该文，然后决定是否由您推荐至选网发表？深蓝先生的“新民主主义”情结厚重，如看到此文，可能对他和有兴趣的网友会有启发作用。 祝 夏安！ 后生 肖光 上 收件人：缪一轮 发送于：2011-7-11 缪先生：按语说得虽不算严谨，但无什么大问题。网上声音，又不是什么文件，哪能那么严谨，滴水不漏的。其实，我的意图一个是引起大家讨论，社会上的各种代表性的说法，在选举网上应有反映，不能总是一种雷同的声音。另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对深蓝先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情结而言的，如果连“新民主主义”的前因后果都没有比较深地搞明白，就一再搞出“指导方向”式的议论。选举网友，依我看，大家对搞民主宪政的共识越来越强。至于是什么“主义”前提的民主宪政，则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各说其道理，但绝非传统社会主义（即列斯式的），也可包括其前身即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前提。理论上我现在也说不清，但从实践上看，如果坚持这样的主义，就不会有民主宪政。…….祝好！ 后生 肖光 上 ……………………………….

史啸虎：政治改革需要先弄清主义? ● 史啸虎 （ 进入专栏 ） 由于国内政治的长期自我封闭，国内政学两界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之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总是遭到忽视，以至于很多学者，甚至是一些专门研究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的学者也经常将这两者混同起来，视为一体。其实，这两种主义之间的分歧就和它们的名称上的不同一样，恰恰在于是否认同所谓社会主义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上。 作为一种从19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派生出来的一个人数最多、影响力也是最大的政治流派，社会民主主义一直与马克思的崇尚暴力革命和专政的极端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保持距离。自恃甚高的马克思也似乎从来都不屑称呼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巴黎公社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挫折。自那以后，崇尚民主共和制和代议制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马克思去世以后，以共产主义作为其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已经在欧洲工人运动中逐步走向式微，被边缘化了。而总结了巴黎公社教训并提倡参与议会选举以获得政权从而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恩格斯主义则开始形成并极大地影响和指导了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晚年恩格斯认可工人阶级参与民主选举并以和平方式获得政权的思想与提倡暴力革命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其在马克思去世后十年里形成的与他们之前截然不同的思想堪称恩格斯主义——作者注)。 1890年，由于德国俾斯麦政府反社会主义法的颁行，当时国际上最大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时不再宣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虽然在第二年的艾尔福特会议上该党又重申说，要通过民主和合法的选举，进行一次政府更替，从而实现德国的社会主义变革)。至此，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正式形成。而这时，遍察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你连任何一个崇尚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其内涵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组织也不可能找到。领导十月革命的俄共(布尔什维克)原来也是上世纪初被信奉马克思主义暴力和专政学说的列宁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极左的少数党派(布尔什维克——即少数派的意思)，直到1918年3月才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和斯大林等乘着一次大战发起充满了血与火的十月革命并获得成功，处于急剧衰落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可能将永远只是一个传说。 19世纪末，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日益强大之际，各国纷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开始酝酿和成立。最初，由于与马克思主义还来不及完全切割的恩格斯主义依然带有很大思想局限性，这些社会民主党大多在其党纲或党章中依然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依然把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然而，在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恩格斯的学生、恩格斯主义的继承者以及社会党国际的领导人伯恩施坦连续发表了很多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批判矛头直指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于189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历史必然的社会发展阶段，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思想和权利上的自由、公正、相助和平等。实际上，伯恩斯坦的这一观点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精髓之一。这种将社会主义从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降格并淡化和回归为一种人权理念和道德模式的做法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已与社会主义作了最后的切割。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即二次大战结束冷战开始之后，才开始发生变化。比如，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的序言中虽然依然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并且认为强调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宣传宿命论的“反伦理倾向”。不过，也就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国际首次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可能在于凸显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以区别于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人的“专政”的社会主义。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显然这是当时两个阵营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互相对立并各自争取民众的一种策略上的产物。由此可见，党国英先生曾说过的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工具论是不无道理的。只是当年冷战时的一方早已丢弃不用了，而另一方却还拿在手里试图将这个主义当作棍子继续使用下去。 20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以科学社会主义遭到彻底失败而结束，社会主义的名声一落千丈。其作为一种冷战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顿减。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越来越少地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语，转而更多地恢复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语并将其视为其思想体系的代称。即便有的社会党国际成员，如英国工党等，在其党纲里可能还在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之类的词语，但其实行的政策则早已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这些政党大都认同完全市场经济，推行彻底的私有制，疏远了建立社会主义式社会的理想。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已不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呢?有学者是这样分析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帮助促成东欧剧变以后，原指望自己在东欧会有巨大的发展，实际上却只是鼓舞和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并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也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在西欧逐渐失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似乎把选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怀抱，这使他们觉得，为了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同现实社会主义相比较， 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详见徐崇温《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状》，中国文明网，2009年11月19日期 网址： http://hxd.wenming.cn/mkszy/2009-11/19/content_68384.htm ] 这个解释虽然有些牵强，但似乎也部分成立。不过，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不是因为苏东剧变而弄臭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正是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人心步入死胡同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又一次的切割的根本原因应该在这里。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再回到社会民主主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近二百年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展的一个轨迹，结果是，它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为此，我们可以将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由社会民主主义衍生出来的另一种政治流派，而且可能还是阶段性的(正在弱化和消失)。按照维基百科关于这两个主义的条目中的解释，“民主社会主义者仍然主张建立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式经济的社会。许多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都与那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划清了界线，自然的两者仍有一些重叠的特色，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公开承认与社会民主主义仍然相同的部分，和那些为了使他们更符合社会主义而产生的差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拥护完全的社会主义，并且希望借着民主手段废止资本主义。”【详见维基百科“社会民主主义”条目】 当然，我这里主要是从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角度分析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异同。其实，这两种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更大。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这两个主义在推行国有制还是私有制的经济政策上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最后是后者的私有化政策在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得到了推广、贯彻和成功。到上世纪末，西欧各国在他们自己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其国有经济比重大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30-40%逐步锐减到5-10%以下。社会民主党主导下的私有化改革不仅给国民带去了丰厚的收入，也由于公众对资本的分享，彻底消除了原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比如，很多西欧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将国有股权以较低的价格相对平均地卖给国民，即将所有国有企业的资本公众化。任何公民均可持有或买卖该公司股票。而对公司发起人(大股东)持股比例、购买或增加本公司股权以及利润分配方式等方面均具有严格的限制，甚至带有强制性地鼓励股权比例细分和公众化。比如，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原来是一家100%的国有企业，后来按照股票面额价格将其80-90%的股票卖给企业职工和国内任何愿意购买的公民，还规定每个股东不得拥有超过5%的股份，目前已有70万个小股东。【王俊奇 《论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人们通常认为最典型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瑞典上世纪末起也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佩尔松的领导下对福利制度的关键部门——医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私有化改革。西欧国家私有化改革的成功其实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成功，当然，这也毫无疑问地是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失败。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分分合合，你中曾经有我，我中也曾经有你，但显然它们在价值判断和思想体系上都相距甚远，差别很大，而且还正在渐行渐远。尽管如此，它们，即便是民主社会主义，也与我们所鼓吹的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现改为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在实质上显然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国内学界很多理论大家和先行者，如李锐、谢韬和辛子陵等老先生，他们曾著述了许多文章和著作宣传和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并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能借鉴之。有人猜测这些老先生总是谈论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可能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或者让中国的当权者相对而言更容易从感情上予以接受。对此，我不敢妄加揣测。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在表达上好歹还有一个社会主义词汇，字面上似乎也好看些吧？因此我想也许上述猜测是不无道理的吧？但有一条却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这些民主先行者们无论是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还是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词语，其目的都是想尽快地推动中国的以民主宪政为方向的政治改革。 根据上述分析，我建议今后学界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走向问题时，最好使用目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词而不要再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易于诱发歧义的词语。如果有人使用该词是仅仅是出于与那些民主先行者们同样的目的，或者是依然不了解社会党工党国际的这两种政治主张，那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不是，或者故意混淆这两者的不同，甚至还千方百计地想将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解释成其本质上就是崇尚自由、公正、相助和平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话，那么我觉得他肯定是另有居心的。 在分析了这个世界上成功地实践和发展了一百多年的也代表了当下世界政治的先进力量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其分支民主社会主义的异同和走向之后，我觉得如果再分析一下曾在我国短期实践过但最终却归于失败的新民主主义及其腰斩它的中共八大社会主义之异同和走向的话应该是非常有必要的。也许，我们会从中发现很多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理论问题，而这对指导我国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必将起到极大的参考和推动作用。 说实话，新民主主义虽然在一些关键地方与社会党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差别较大，比如前者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后者则属于民主议会制国家等等，但在另一些重要问题上却很近似。比如说，社会民主主义崇尚和保护私有产权，反对过度公有制，新民主主义也提倡公有制与私有制“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同时，新民主主义还要求国家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以及所有社会阶层的经济权益和私有财产。再如，社会民主主义推崇普选，新民主主义也要求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普选（详见《共同纲领》第二章第十二条、十三条和十四条）。 还有，新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一样都叫民主主义。只是前者的解释又叫“人民民主主义”（详见《共同纲领》总纲）。“人民”这个词囿于那个时代，始终未能具有严谨的法律定义，也落后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但是其表述却很有政治弹性。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列政治改革，如批准《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等并依此修改现有的相关法律表述，使“人民”一词之概念能最终被解释为拥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现代公民的话，那么，以此作为限定词的“专政”以及一系列现有的政治与法律概念都将因失去了法律依据而得以扬弃和重新诠释。民主宪政必将得到张扬。 《共同纲领》中体现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原则即便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有不少闪烁耀眼的亮点存在。比如，《共同纲领》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是实行一党制或多党制或一党领导加多党合作制等政党制度，只在序言中提到“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谷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一关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国的政党组织形式的表述给中国未来通过政治改革建立起一个新的可以有效分权制衡的崭新的政党制度留下了十分广阔的政治改革空间。 还有，这个纲领也没有提及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相反，新民主主义留给后人的是多种所有制同时共存，不分主次。同时，国家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以及所有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等。这为我们改革现有的剥夺农民的土地制度以及目下愈益集中垄断的国有经济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改革方向。更为亮眼的是《共同纲领》还规定了军队国家化。如《共同纲领》第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而非属于某个政治组织。《共同纲领》第三章军事制度项下各条又特别强调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如果细研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诸如此类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可以说比比皆是，信手即可掂来。所以我觉得，倘若党内改革派今后期望通过扬弃已步入死胡同的所谓八大社会主义路线而重提新民主主义及其基本原则和理论以找到中国政改的理论突破口的话，上述所有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必将是我们必须面对，也无法回避的。当然，它们也必将成为我国下一步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 遗憾的是，当时中国产生了这么好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原则，又是在凝结了当时中国各个先进政治力量和党派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但却未能在中国推行下去。不能不说是国人的一大不幸！ 在《共同纲领》颁行的第二年，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立即严峻起来，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中共党内原本就存在的对苏俄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拜开始发酵。这一切都迫使中共开始逐渐背离了当初自己与中国其他各政治派别共同协商后达成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共同纲领》的基本原则并陆续推行了很多与这些原则相悖的经济政策。比如，从1953年起中共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原则，甚至动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分别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强行推行以实现公有制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政治上，中共也开始与自己昔日的盟友——其他民主政治党派渐行渐远，一党专制倾向愈益明显，最终于1956年由中共八大社会主义路线彻底终止和腰斩了仅仅七年之前自己认可的新民主主义 中共之所以背弃它与中国其他进步政治力量达成的新民主主义，我认为，它在指导思想上全盘接受马列主义（其实主要就是斯大林主义）是其内因，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是外因。两者一结合便将刚刚获得政权的中共完全推向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怀抱，从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学习、引入甚至拷贝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以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路线作为其标志。而这个路线则将中国拖入了一个颇为长期的灾难频仍的社会发展阶段，至今依然难脱其身。 最后我想说，虽然我们分析了上述这几种国际上此消彼长的主流政治主张，但是，任何主义都不是目标，中国的政改方向是民主和宪政而不是坚持某个主义。但是，推行宪政则需要主义的指导。这个主义是用来指导政改而不是作为政改方向的，更不是一种道路。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推行民主宪政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主义来进行指导呢? 如果我们连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中国曾经的新民主主义之间的异同与渊源都还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还可能搞清楚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吗？如果我们连所谓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都还在犯糊涂，那么，我们又怎能启动我们的以民主宪政为方向的政治改革呢？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如果我们党内的改革派想用新民主主义来取代现有的存有很多很大问题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推进政改的话，我们不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和对比社会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以及现有的特色社会主义，行吗? 可见，我们要推行宪政，但首先得搞清楚主义。 进入 史啸虎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87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书斋里的暴力革命 文/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有人将我国当前政权对公民各种合法诉求的镇压称为公权力的暴力化，我认为这种表述不确，因为共产主义政权都是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根基，当前当局的专制统治虽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时期，但其统治的本质特征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是以暴力和恐怖作后盾。这种暴力不仅表现在以军队、警察等表现出来的硬暴力，还表现在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的结构性暴力，包括一套覆盖各个领域的自下而上环环相扣的行政效忠体系以及一套严密的思想文化审查和宣传机构。民众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无所依凭，既不能将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一定的民主渠道输入到政治系统中，也不能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时候寻求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救济，因为司法也是政治化了的，充当着公权力的打手；同时，民众也不能通过一定方式联合起来，形成对抗公权力侵害的社会力量，只能是以原子式的个人暴露在公权力的随时凌辱和暴虐下。当他们的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他们求告无门，通过孤注一掷的暴力手段来挽回他们心中被侵蚀殆尽的一点尊严和正义感或许是他们能选择的唯一方式。         社会性暴力事件的频发有以下几个原因： （1）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不公。 （2）公权力的蛮横。 （3）受公权力侵害的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的救济。 （4）利益表达、社会怨恨被压制，没有通畅的纾解渠道。 二 基于人类朴素的正义情感，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权益发生现实侵害的行为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普通民众对于一个对民众以暴力相向的政权是否也有正当防卫的权利？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体制内的权利救济方式的时候。 看到接二连三发生的官民暴力冲突，唤起的不是我理智上对暴力的反对，反而是情感上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内心的窃喜。我想抱我这种心态的人应该不少。在网上就看到很多鼓励暴力对抗的言论。 首先我要表态，这个政府在我心里不具有合法性。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我用暴力对抗该政权具有正当性： （1）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根据每个人的自由心证，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表态或者说理论证能推翻的。 （2）现政府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3）公权力的行使绝大多数时候还是披着合法性的外衣。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更是补强了公权力的合法性。 当然，用暴力对抗现政权尽管在我这里不具有正当性，但依然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行为方式，那些在网络上鼓励暴力对抗的人完全可以自己背着炸药去炸政府。但他们似乎只愿意享受对于暴力的旁观性乐趣，而不愿自己去付诸实践，因为付诸实践的风险太大。 三 我很能理解他们为建成一个现代中国的拳拳之意和急切心情。我也很急，怕有生之年看不到。而且也很悲观，看不到希望。但暴力应该成为我们最后选择的一种手段，“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我之所以不主张使用暴力，是因为我虽然悲观，但我还没有绝望。 不管怎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以宪政、民主、法治为特征的人权得到保障的现代制度体系。我想这是我们沟通的起点。 但我有以下几条意见： （1）专制机器过于强大、残暴，鼓励暴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仅如此，反而会遗专制者以口实，借机消灭艰难成长起来的些许进步力量。杀个二十万，稳定二十年。 （2）即使暴力推翻了政权，如何在此基础上顺利进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这是一个问题。我很恐惧那个历史的咒语又开始应验，又进入到那个治乱循环的怪圈。 （3）暴力革命不是选择和鼓吹的结果，暴力革命不会因为个别人的鼓吹而到来。他要来的时候谁都挡不住。 四 原生性的现代政治制度正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的，如英国17世纪的市民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其中最为暴烈的是法国大革命。 后来由列宁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残忍和暴烈，但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市民革命，市民革命仅仅以暴力为革命手段，其目标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通过暴力建立专制政权，这种专制政权必须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支撑性力量。这也符合对我国当前政权性质的解读。     但从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发生的革命，特别是苏东国家发生的革命来看，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革命具有明显的非暴力化特征。最典型的是哈维尔领导下捷克的丝绒革命。 革命不一定与暴力相关联，通过非暴力的方式也能够实现革命，而且这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天看到徐超写的《 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 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我也想说，只要他们还在，只要南方报业还在，我们就不应该选择暴力，而是： （1）继续挖掘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特别是通过网络的途径。 （2）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继续坚持抗争。 （3）通过当权者提供的法治空间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 （4）积极在体制内进行政治参与和表达。 五 我其实并没有担忧网上的这些言论会带来什么消极影响。持这种立场的人只是极少数，其影响范围也就是一个极小的圈子，而且很多人都是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的。 我想当局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这些言论而感到惶恐不安。 但对于官民对抗的暴力化，我在这里则要善意地奉劝当局一句，如果想要以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不能再按原有的统治方式和统治思维进行统治了。有以下几点建议： （1）可尝试先把司法还给人民，即法治先行。让司法独立出来，让民众的权力遭到侵害的时候至少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2）逐渐放开舆论管制。 （3）对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政治参与形式予以鼓励和提倡。 六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又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网络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 （1）你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可以极端，可以说谎、可以谩骂，可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这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 （2）如果你想就公共问题发出更大的声音，如果你想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请你珍视你在观点市场里的声誉。 （3）诸如人人网这样的论坛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共享平台，但难以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交流平台。如果你想从这里的网络言论里寻找真知灼见，那无疑是找错了地方。 （4）我们应该通过更可靠、更权威的媒介去获取我们的观点。信息快餐化了，但真理没有快餐化，他还是在青灯黄卷、皓首穷经里。要想让自己活在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     (采编：王倩茹 责编：黄理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