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

有时候在想，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 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 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写给悲观朋友们的一封信   徐超 （上海交通大学）   “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王虎兄在《 熊猫彩照不能 》一文中如是说。 的确，在“体制绑架文化，文化反哺体制”的现状下，新华字典中那句“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看起来就像痴人说梦。娱乐至死加1984，就像顾姗姗所说的，除了坐等天上掉下个李登辉，体制内出个戈尔巴乔夫，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我自己也悲观地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是等不到GFW被推倒那一天的。 我同悲观的朋友们一样，都不认同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观点，所谓“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如同宿命论一样，并非什么真理。所以，我不认为 这片土地最终一定能迎接自由的曙光，李大钊所说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或许会像恐怖片中的贞子一样，从电视机里爬到现实中来。 但我认同秦晖老师的观点：历史是无法预言的。在结果到来之前，所有的乐观估计与悲观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就像薛定谔的猫，在测量之前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到底是活着，还是已死去。 我之所以依然抱有希望，只是因为，预言是会自我实现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时，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放弃努力，于是中国可能就真的失去改变的动力了，而诅咒的预言也就一语成谶。 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人们的预期。就像当人们认为通胀即将来临的时候，通胀就会被制造出来。而要减缓通胀的脚步，就必须重建人们的信心。所以，我想劝告那些持 悲观态度的朋友们，结果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你每一次鼓吹“支那无解”，每一次成功地让又一个公民心灰意冷的时候，你们就又让这片土地往深渊中迈了一 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你们，在诅咒这片土地——虽然，我100%相信你们的动机不是那样的。 你们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无解论”，并不能经得起推敲。就像中世纪漫漫长夜中的欧洲人民，可能在梦里都无法想象文艺复兴的光辉吧；就像《柏林墙》的作者弗雷 德里克·泰勒，小时候也觉得这堵墙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可能会一直矗立在那里。是的，我也无法证明，GFW最终一定会被推倒，你也无法证明一定不会。只要不是 100%的必死无疑，希望就一直存在。   现实的黑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另一种解释。社会的演进历程，可能就像这条逻辑斯蒂曲线，我们正处在红点所在的位置。在现在看来，社会演进的速度太 慢，以至于我们觉察不到。每当有改良派提出“日拱一卒”的时候，悲观党们便投来鄙夷的目光，似乎他们手握真理“改良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但在我看来，你 努力去改良，便推动着社会往右发展；你要是悲观放弃，社会只能往左倒退。 有时候在想，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 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这不是乐观者的过度自信，只是我们认为，哪怕我们的努力一时并不能成功，我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将中国推入深渊。我不会诅咒自己的祖国。 最后，引用崔卫平老师的一段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采编：安镜轩；责编：黄理罡）    

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作者：仲之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7 本站发布时间：2011-6-7 18:39:01 阅读量：1033次 我有一次到一个补鞋摊去补鞋。我坐在那里等的当儿，一个人慢慢地走了过来。他停下后和补鞋师傅打起了招呼。看样子他们俩已经很熟悉了，一见面就很随便地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师傅忙着手中的活，除了不时地插进一句话，基本上都在听。这人已经上了年纪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他的阅历相当丰富，对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一向喜欢听这样的人讲讲过去的“老皇历”，便十分在意地听着。 他说现在城市一下子盖了这么多房子，农村的人都跑到城市来了，可他们在农村还照样要盖房子。我说乡下的房子都空在那里，人们是不会回去住的。他说那也未必。要是战争起来，城里的人跑都来不及，纷纷都躲到乡下去了，那时候城里的房子还有什么用处?像现在这样几十年都没有发生战事的年代是很少有的。他又说，我们这个社会什么都得靠关系，只要谁有什么人当个官儿，谁在社会上就吃得开。我有一次出门，车经过一个地方时遇到向司机乱收费的。于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青年就气愤地说道，要是我当局长就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我问他在三种情况下你还抓不抓人?第一，这人如果是你的儿子，你抓不抓?第二，这人如果是你的亲戚，你抓不抓?第三，这人如果是你的朋友，你抓不抓?他被我问得无言以对。我在心里说，看来你也只是个孬瓜而不是什么好瓜!他还说，要是在毛主席时代，时不时给你来个运动，当官的就不敢这样乱来了。我说你觉得毛主席怎样?他说毛泽东也有好的，国家领导人当中像他这样在银行里没有存款的没有几个。我无意和他展开一场辩论，刚好我的鞋也补好了，就起身离去了。 他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和平的一丝隐忧，我相信不少人也是这样的，我也认为这是必要的。但这更多是基于一种直觉和以往的历史经验，而不是经过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当今世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范围以及形式也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不能再作旧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了。他对社会上随处存在的“裙带关系”的分析，病灶找到了，药方却开错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实行专制政治的社会，历来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也只有通过建立法治，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毛泽东频频发动各种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未必不是为了整肃官僚主义，避免各级干部褪变为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但这会严重破坏法制、随意侵犯人权、造成社会的长期动荡不说，就是对实现其初衷来说，也是南辕北辙的。只要专制社会的基础没有改变，官僚主义就必然有其生存的土壤和温床。而且，在那个时代，“极左”路线总是得到推行，百姓的愿望总是受到压制，不同的观点总是被打成异端，这不也是一种以权力为本位的官僚主义吗?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难道还小吗? 人们常常怀念起那个时代，认为那时候很少有各种的贪污腐败现象，广大干部都很廉洁奉公。我无法苟同这样的观点。由于很多相关的历史资料还被封存着，人们无从全面深入地了解那时候干部的真实状况。就以我有限的了解来说，这一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我听长辈说过，那时候生产队干部掌握着评工记分的权力，并且生产队的仓库也由他们保管着，他们可以随意地给自己评工记分，可以随意地把粮食从仓库里拿出来打平伙。社员们对这些都看在眼里却又无可奈何。我们从各种资料中还可以发现，那时候社会上招工、招干、招生的活动中出现的走后门、凭特权等现象，也是比比皆是、毫不稀奇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社会上各级官员贪污受贿的数额动辄就是多少多少，而把过去也同样存在着的这类现象给忽视了。毕竟时代不同了，贪污受贿的形式和数额也不同了，但不管怎么不同，性质都是一样的，影响都是一样的，须知一担谷子对于那时候饭都吃不饱的人们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官僚主义以及与之形影不离的贪污现象在我国可谓是“历史悠久”，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渊源。就是在号称由最先进的阶级和实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中共阵营内，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也是始终存在的。原因无他，只要权力不受制约，它就必然会发生异化，产生各种各样的权力滥用和特权现象，这与由什么阶级领导和实行什么意识形态无关。早在紧张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共建立政权的地方就普遍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在1947年，刘少奇就说，“党内和干部内严重不纯洁(地富成分、出身占多数——原文)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的干部强迫压制群众，脱离群众，已达到惊人的程度”。①1949年，中共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当初打江山的人开始坐江山了。但建国后不久，在干部队伍中就出现了各种的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对此也是十分警惕的。为了纯洁广大干部的队伍，保持干部队伍优良的作风，中央于1951年底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不久批准枪毙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但发动这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事物的发展趋势，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仍然日益严重起来，后来上层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响应也是与这密切相关的。2006年2月25日，丁学良教授在清华大学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文革’兴起时候的那些口号在当时都是很受拥护的，因为它们针对的就是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官僚主义、特权腐败。在‘文革’以前的十多年里，老百姓不能够用制度化的方式来对社会的不公平进行批评，找不到方式来补偿、来扭转，于是这些不公平现象累积到1966年，上面最高层终于发动了全面造反。上面发动‘文革’的用意和下面是不一样的，但口号却是完全符合下面激愤的情绪的。”毛泽东对建国后人们革命热情的逐渐衰退，对官僚主义现象的不断增长日益不满这不假，但由于他不是通过改变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途径，而是通过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达到目的，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终其一身，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从来都没有销声匿迹过，相反还愈演愈烈，人们不但要受官僚主义之害，还要遭社会陷入长期动乱之苦。 毛泽东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也是一向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他厌恶钱，生活过得很简单，一件睡衣打了无数的补丁还在穿，最大的爱好是吃红烧肉……两相对比当今社会许多干部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我们更要提倡他的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人们对毛的这种印象符合历史的真实吗?毛的身上有着各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嗜好，而这些嗜好又往往是与所谓的“俭朴”联系在一起的。譬如，他喜欢用木筷吃饭，视金银、象牙筷为仇雠。他从小喜欢吃马齿苋，并且终生按照家乡的叫法，称之为“马屎苋”，却不喜好山珍海味。然而，为了满足他的这些嗜好，国家却动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这种他的这种“俭朴”的生活方式，政府却耗费了大量的国帑。②王彬彬教授认为：“如果毛泽东真的只用竹木筷吃饭，那也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与‘艰苦朴素’实在扯不到一起。”“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之所以仍然常常要吃‘马屎苋’，仅仅是喜欢吃‘马屎苋’;他之所以不吃‘山珍海味’，仅仅因为他不喜欢‘山珍海味’。这与‘艰苦朴素一点也不搭界。’”③三年困难时期，他看到全国那么多人都没有粮食吃，得了水肿病，于是连平时最爱吃的红烧肉也不吃了。这也是后来被人们广为传颂的，成了他与民同忧、关于人民疾苦的最好证明。明明是他发动的“大跃进”使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没想到他的这种生活小事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却成为他的一大“亮点”。但也正是在这一困难时期，湖南省却在他的家乡韶山为他耗费巨资修建了滴水洞别墅。滴水洞别墅一、二、三号主体工程1960年下半年动工，1962年竣工，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这处按毛泽东要求修建的别墅，毛泽东仅仅使用过11天。④他要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就不应该发动“大跃进”，或者问题开始暴露后就应该及时地掉头;他要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就应该用这些修建别墅的钱从国外进口粮食，以解民于倒悬，而不是在一盘红烧肉上做文章。然而，这些却都没有发生。 我还有一次回乡一段时间，晚上有时出去跟一些中老年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有一次大家谈到了毛泽东，一个说毛主席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声誉搞坏掉的，当时的运动把多少的科学家都搞得家破人亡。他没说的又一层意思就是除此之外，毛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另一个说他当时实行“极左”，其实大跃进时他就实行“极左”了，因此而饿死了不少人。他好歹又往前推进了一层，但也仅限于如此而已。还有一次闲聊时，有一个说当时实行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全是在瞎折腾。开始时实行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但没过多久就没东西吃了。他说当时他所在的食堂的那个负责掌勺的人，给别人打饭时就尽舀上面稀的部分，而他的亲属来打时，他就把底下稠的舀上来。他还说他的一个同龄人每次吃完后就把吃饭用的陶罐扔进茅坑里。从他的这些描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大二公”和公共食堂还能有不失败的道理吗?人只要掌握权力，就必须会有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的倾向，只要制约权力的制度跟不上，这种发展趋势就无法遏止。只要是实行分不表到底谁所有的公有制，就必然会伴随着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损公肥私和浪费的现象，对于公家的东西人们能挪的就挪，能多吃多占的就多吃多占，使用起来丝毫不加珍惜，反正“崽卖爷田心不疼”。到此为止他说的这一番话都还不失为“经验之谈”，但他接着又说，当时我们饿肚子这也不怪毛主席，是你们下面的干部虚报产量，说亩产几千斤。既然这样，毛主席就说粮食吃不完了，就办公共食堂吧。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却不知道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其实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始作俑者无一不是上面的中央，无一不是毛主席老人家本人。 三年困难时期，张广友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实行“三同”，与农民共渡难关。他在山东省惠民县与社队干部的接触中了解到，把出现困难的原因都归结为下面各级干部刮“五风”是不公平的。“各级干部虽然都为刮‘五风’犯错误作了检讨，但是相当多干部，特别是一些社队基层干部思想不通，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都刮‘五风’?‘五风’是从哪里刮起的?风源在哪里?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儿?他们有的说，‘五风’中的一些问题，大都是上级领导叫搞的，一些重大原则性的问题，都是中央文件规定的。翻开两年来的中央文件有关政策规定，不是一清二楚吗。”“党章上明确规定的组织原则最后一句话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立场问题。谁敢顶，谁敢反对?不要说反对，就是执行不积极的，不是成了‘右派’就是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成了‘阶级敌人’而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⑤既然如此，为什么直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当年问题是出在下面呢?这与现在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央的政策是对的，但到了基层就走样了，是如出一辙的。其实现在不是许多政策在基层走样了，而是中央的政策本来就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回乡，中途要倒车。在等车的当儿，我听见几个摩的司机在说农村土地征用的事。他们说政府从农民那里用一亩两万多的钱征收上来，然后又一亩卖几十上百万的价格卖出去。其中一个说这都是地方政府乱来，中央的政策下来，他们就把它拿去擦屁股。我本不想说，但还是忍不住说道，不是地方政府乱来，中央的政策本来就是这样的。土地是国家的，地方政府就可以随意征用，补偿费用的标准也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出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百姓主动为中央开脱的局面，我认为主要是舆论的导向所致。舆论的主导权由政府他们控制着，因此他们总是往好的说，而不利的总是有选择地说，甚至干脆就遮蔽起来。就是有一些披露真相的资料，也已经淹没于这种铺天盖地的主流舆论之中。 人们常常怀念起那个时代，一方面是源于不了解过去或者不愿意了解过去(虽然现在还有大量的档案没有开放，还有许多的著作无法在境内出版，但就以目前境内所能够看到的来说，也足以解构毛泽东身上的神话，问题在于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往往会受到既有的情感和立场的影响和制约，他们未必就会睁开眼睛去看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由于我国的改革是在原有的权力结构下进行的，政府的权力的运作仍然不受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掌握着改革的主导权，使改革处处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进行，使我国越来越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垄断了社会资源和市场机会，他们的财富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而普遍大众却没有难以得到这些社会资源和市场机会，他们和既得利益集团和差距越拉越大，沦为了弱势群体。他们不但没能分享到应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他们的许多利益还被剥夺了。譬如，城市中的拆迁和国有企业改革，农村中的征地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权力和资本从中攫取了巨大的好处，而广大的弱势群体却丧失了很多东西。与此同时，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口号下，许多原本应该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领域却被推向了市场。譬如，医疗、住房、教育等这些领域，过去虽然社会保障的水平也不高，但更多地是由政府的财政承担着，因此人们在这方面的负担相对不重。1990年代后这些领域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政府财政的投入减少了，更多地把这方面的负担转移到个人和家庭身上，于是就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所有的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不如说是市场化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带来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也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市场经济变得更加规范、公平，然后再辅之以必要的再次分配，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稳定。只有这些，才是消除人们对现状的日益不满，解决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之举。否则就使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日益回潮，从而重新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怀念总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和“经济民主”。然而，在那样的时代，所谓的“经济民主”从来都只是表面的，各种各样的特权和等级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普通百姓却陷入了普遍贫穷的境地，所谓的“一大二公”就是共同贫穷的代名词。在那个时代，人们并非没有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的愿望，而是这种愿望一再被强行地压制了下来。1956年农业实现集体化后，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农民积极性下降、闹退社的局面，于是在一些地方如浙江的永嘉县、广西的环江县等又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但很快这些零星的火种就被扑灭下去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严重的粮荒，许多省份又开始搞起了包产到户。虽然它很快就开始见效了，并且也得到了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肯定，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到发展方向的问题，再加上中央还有其他很强大的力量并不支持它，所以它很快又被取缔了。还有各种的集市贸易、自由市场等，也是屡禁不止，尤其是在物资十分短缺的时期，各种的黑市更是不可遏抑地冒出来。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既符合人们的愿望，又能够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要是没有它们顽强地存在着，那个时代形势只会更加严重，人们的生活只会更加糟糕，但它们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要不断地割掉。毛时代结束以后，由于我们抛弃了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恢复了人们的各种经济自由，短短几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渐告别了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问题。2005年11月14日，丁学良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回国的时候，经常听到司机发牢骚、骂娘，说改革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都在车里挂了以前领导人的像。有好几次在出租车上我都跟他们讲，你呀要是认为今天的中国不如改革以前的中国的话，你知道不知道，过去你有开出租车的机会吗?那时候卖几个鸡蛋都是‘投机倒把’，就会被抓起来。你这样把革命领袖的像当作菩萨挂着‘避邪’，更会被拖去专政个八年、十年的!”⑥现在这些怀念毛时代的人，他们也大都不是无产者了，甚至都拥有可观的财产了。他们是否想到，要是真的恢复到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些财产也是保不住的。在那样的时代，像现在这样的两极分化现象是没有了，但同时却又陷入了共同贫穷。实际上，在那样的时代也从来不会产生真正的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是没有了，却仍然有权力和等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仍然会导致经济的不平等。 2011年4月26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网上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此文系对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对毛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旧说的看法，没想到这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公愤。2011年5月24日，“乌有之乡”网站发表了50人联名的“北京市人民公诉书”以“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此后事件持续发酵起来，其他不少地方也召开了声讨他们两人的“公诉大会”。我从太原召开的“公诉大会”的一张照片上看到，会场的人大都是已经上了一定年纪了，他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都是毛时代的过来人。如果他们是那个时代遭受过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受害者，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反思过他们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害，吃那么多的苦?人们固然可以把这一切都归于“四人帮”造的孽，但“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却在公审他们的大会上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如果他们是那个时代运动的急先锋和凶狠的整人者，不知道道他们有没有想到过那些挨过他们的毒打甚至惨死于他们的革命武力之下的人，他们有没有为此忏悔过?如果他们既是那个时代的施害者，又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即“整人者人亦整之”，不知道他们事后是否感到这个时代的巨大荒诞性?人们评价毛总是要带着自己的立场的，但不管立场有多么的不同，实事求是总是要的吧。这些铁杆的毛派，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历史的真相，多一些冷静和客观，少一些意气用事和偏狭呢?对于那些“反毛”的言论，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拿出有力的理据来反驳，而采取大批判甚至是公诉这种可怜的方式呢?“左倾”的立场是社会进步所需要的，而且它们也有其存在的权利。问题在于人们是真“左倾”还是假“左倾”，是自己“左倾”还是强迫别人“左倾”。对于那些真正以“左倾”来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理想的人，我还觉得是可爱甚至是可敬的。那些因为现实处境不好和被假相所遮蔽而产生“左倾”的，他们是值得同情的。那些并不相信“左倾”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得获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的人，他们是可鄙的。而那些唯我真理在握，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于持不种观点者大加挞伐的人，他们则是可憎的。“左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民失去了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只剩下清一色的“左爷”们。 世界之大，使得人们对时代和社会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也是如此。同时，人们的认识又往往受到自己的情感、观念以及利益的纠缠，即使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未必就能够客观、公正地认识那个时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更何况我们还有许多的档案都还没有公开，还有许多的著作无法在境内出版，历史还处在云遮雾障之中，人们难以对毛泽东时代产生客观、公正的认识。无理性、不公道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又与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是分不开的，与上层对它有意识的纵容是分不开的。君不见我国西南的一个城市，在当地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掀起了一股唱红歌的热潮。 人们会怀念起毛泽东时代，与其说是他为人民谋到了多少幸福，不如说是我们对他的真实情况还知之甚少;人们会怀念起那个时代，与其说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值得向往，不如说是现状确实有些让人们失望了;人们会怀念起那个时代，与其说是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时代，不如说是当权者要借此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回避掉。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②④ 参见王彬彬的《毛泽东：遗物见情》，《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王彬彬：《毛泽东：遗物见情》，《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第63-64页，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德国人经历了希特勒的纳粹，又经历了乌布利希的共产主义，可以说是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了吧。对于跟极权主义沾边的东西，他们过于敏感，这或许是战后德国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所造成的矫枉过正吧。我又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某些人能做到一边批评德国屏蔽纳粹的做法违背言论自由，一边又不断要求日本限制教科书，这是传说中的精神分裂吗？   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文/徐超（上海交通大学）     1. 一封公开信引发的血案 近日，四名曾在“德国之声”工作过的华人员工通过互联网发表公开信，以其亲身经历控诉“德国之声”罔顾新闻道德标准，审查排斥华人员工，在内部对华人员工进行思想与政治审查，设置秘密“监督员”，清除“异己”员工，以意识形态和是否批评中国作为采访报道和文章刊用标准。 附链接： http://news.163.com/11/0524/18/74RC5FIP0001121M.html 某些媒体看到这封信之后顿时兴奋了起来，仿佛抓住了西方“伪自由”、“伪民主”的辫子：“铁证如山，你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当然，这封公开信只是四位工作人员的一面之词，我们还没有看到德国之声方面正式的回应，这封信内容的真实性我们也无法核实，我们姑且认为是真实的。既然他们认为自己是2008年“中国论战”迟来的牺牲品，那我们就看看被他们推出来的张丹红当时到底是发表了什么言论，以至于引发这么多人“被清洗”。以下来自互动百科： 8月4日，北京奥运开幕前4天，她在德国电台的一次访谈中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4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在谈到中国所谓“互联网检查”问题时，张丹红表示，在德国也有网页被禁，比如儿童色情网页。 有没有感觉很像外交部发炎人姜瑜阿姨？如此“顾左右而言他”的五毛言论，居然被某些人视为“让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不能不说是荒谬可笑。 8月11日，德国《焦点》杂志报道称张丹红“向中国共产党献媚”。《柏林报》20日报道说，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威弗尔施皮茨称，张丹红的发言是“无与伦比的灾难”，“她的做法表明她不适合在德国之声工作”，22日，该报首次报道，张丹红被德国之声“暂时停止在麦克风前的工作”，并称是因“张丹红由于其对华友好言论最近引起注意”。   2. 有态度的媒体 好了，看完张丹红的故事，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一毛左成功打入《南方周末》编辑部内，要发一篇起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公开信。主编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并且发了一篇为茅于轼辩护的公开信。于是该毛左就说《南方周末》言论不自由。报社以“不适合在南方周末工作”为由将其辞退，他说这是“政治清洗”。是不是感觉很荒诞？ 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面对那么多稿件，主编在选稿的时候必须有取舍。肯定有稿子要落选，是不是只要是投稿失败的人都可以去状告言论不自由了？ 报纸或者说媒体，有两个主要职能，一是新闻，要尽量追求客观真实；而另一个是评论，必然要有鲜明的价值倾向，要么抨击，要么捍卫。如好好先生般捣糨糊的社论是没有价值的。 在尊重事实的底线之上，德国之声没有义务为亲共人士提供发表言论的空间，就像《南方周末》没有义务发毛左的稿子，乌有之乡也没有义务发右派的稿子一样。监督员并非来自德国政府，而是报社内部，那么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德国之声不爽了，你可以用脚投票，换其他的报社呆啊，或者干脆自己办报，没人拦着你。 且不说德国之声的运营经费是由联邦政府拨款的，并非来自广播电视用户的收费，代表德国政府的立场无可厚非，就像人民日报代表中共官方立场一样。就算其是独立媒体，一个媒体要做大做强，第一位就是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与立场，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因此其报道就必然是有立场的，一份报纸不可能像人民币一样让所有人都喜欢。南方周末的立场就是批判性，才赢得了那么多读者，若天天歌功颂德（即便这个歌功颂德是符合事实的），南方周末早就把自己的牌子砸了。   3. 何谓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各种倾向的媒体都可以存在，比如说既可以有南方周末，又可以有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而不是说逼着南方周末发人民日报的稿子，你不发就说你言论不自由了.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人民日报整天歌功颂德，它本来就是中共机关报，作为喉舌是无可厚非的；中国的问题在于打压其他独立媒体的存在，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出现。 有人担心，如果放开言论自由的话，话语权会不会被有钱有势的“大资本家”们垄断啊？谁有钱，谁办报，替谁说话，那穷人怎么办啊？ 持这种想法的人或许是被马克思阶级论影响得太深了。 一方面，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有需求就有供给，即使是资本家也是想赚钱的。如果其他的媒体都在替资本家当喉舌，那我办一份替普通老百姓说话的报纸肯定卖得好，从某种程度上说《南方周末》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同样，如果某些媒体的言论太不靠谱，自然也卖不出去，势必要亏损，比如说《人民日报》。 另一方面，随着现在网络传媒的飞速发展，办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资金门槛越来越低。在言论极度不自由的情况下，几个穷逼学生租个服务器，都能办成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大学生思想门户网站——北斗网，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一群成年人难道做不了吗？ 有人跑过来跟我说，理想中的新闻媒体应该客观，中立，就像现在的左右之争，应该各打一棒，对两边都要批判。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曾经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中国的毛左们放到西方国家是极左，中国的右派放到西方国家甚至可能略微偏左。你觉得这应该调和折中吗？每个人心中对“客观”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比较客观了，毛左们却觉得乌有之乡才客观。主编们发稿子，肯定也是发自己认同的稿子，一份报纸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编和编辑们心目中的“客观”。既然每个人的“客观”都不一样，那立场之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有立场并不是违背真相。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无从谈立场的，存在所谓立场，正是说明有分歧；既然有分歧，就没有公认的所谓“客观”。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