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有海外中文媒体5月6号转载知名学者何清涟的博客文章说，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也不用意识形态来规训国民；而共产党统治不仅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来管控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来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于是，对于思潮和理论之争向来缺乏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了“不争论”的禁令，并对毛的功过采取了“三七开”的评价。 殊不知，这样一来，中国便从此失去了彻底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历史机遇。考虑到此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是资历与声望，都根本无法与邓相比，也就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简称“毛邓三科”，并成为中共党内所奉行的“理论”经典。但所谓“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其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鄙视知识分子，并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等等。 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初，就是公开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同时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其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包括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三者联合的社会基础。不难看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上述“理论”正好与毛泽东推崇工农的思想截然相反。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就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能代表胡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由此可见，把这样一些政治主张南辕北辙的所谓“理论”生硬地放在一起，则恰恰构成了一个就连中共自身都未能认识到其危险性的意识形态陷阱。 其直接后果就是，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者还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会明显化。但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上述“意识形态陷阱”所造成的各种麻烦也就接踵而至：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不断举行小规模集会，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种种不满；接着便是所谓“老左”与“新左”的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泽东时代更是被打扮成了一个人人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做主，同时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 何清涟的文章分析认为，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到底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所有这些打着“毛左”旗号的人，肯定是看中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他们盘算的是：这是你中共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儿，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到了这个时候，上述“意识形态陷阱”便开始显露其破坏性作用，对于那些“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的洗脑式教育和政治学习，让他们根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时代的真实面目。 而那些老一代的工人阶层，由于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则会有意忽视毛时代的普遍贫穷和严厉的思想管制，以及一系列残酷血腥的政治运动，甚至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于是，一个以毛泽东为符号的“红色文化”浪潮开始在中国大地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改编的油画〝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现任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却列上了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文章又说，在其商务部长任上还是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鼎”政治局常委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不同，不少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则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的。所谓“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牌太子党的身份，继承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创造政绩与清扫地盘的需要。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薄熙来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作幌子。对此，中共现任领导层的难处则在于：既要承认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小平政治遗产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当年邓的所谓“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但却留下了一个后患无穷的意识形态陷阱。 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背景的党内代理人，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在此次“倒薄”事件上，北京决策层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正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缘故。 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摘要 下一阶段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随之产生。我们切不可以为，既然改革开放令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放慢步伐甚至原地踏步。不但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而且还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责任。以巨大的、“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越来越成为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攻坚 改革 问题 　　改革正在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改革已经触及越来越多深层次的问题，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强化使命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责任，以巨大的、“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越来越成为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 　　怎样看待今天的改革？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过去任何时期、任何阶段所无法相比的。在改革起步阶段，可以把复杂问题放一放，先解决最迫切的问题，这完全符合改革的逻辑。毕竟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首当其冲，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前提。不过，当时那些绕过去的和放在一边的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这也是事实。今天，这些问题积累起来，摆在了我们面前，已经躲不开，也绕不过，改革的“攻坚战”即将开始。能不能正视这些问题，直接考验着执政党的能力。 　　概括起来，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纵深性。今天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往往都与更深层次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相连接。以一段时间以来特别突出的政府强拆现象为例，强拆严重地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激化了党群矛盾，这种后果，应该是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能预计得到的，但为什么强拆仍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并不是因为各地官员不懂得其中的利害，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政绩压力、地方土地财政也在充当推手。舆论曝光、撤职法办等手段固然能对政府强拆行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如果不把功夫下在完善干部考评体制、建立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依赖的公共财政体系上，强拆现象仍然难以根除。 　　“跑部钱进”的现象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对中央各部门的“公关”，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是县一级的政府，都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这些办事处的功能，无非是一管接待本地领导；二管疏通与中央各部委的关系；三管遣返进京上访人员。“驻京办”广受公众诟病，形象甚是不佳。表面来看，中央出台相关规定，对设立办事处的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拆了这些庙，让这些庙里的和尚无处安身，问题似乎就没有了。但事实如我们所见，这些措施治了标，却没有治本，“跑部钱进”现象死灰复燃的土壤依然存在。 　　其二是复杂性。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问题相互纠缠，头绪繁杂。一个问题往往和其他若干个问题串接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在不涉及其他问题的情况下单独得到解决。例如前面讲到的各地驻京办泛滥的现象，同时与信访制度、财政制度及公费支出制度密切联系。在信访量指标像悬在地方官员头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候，想让压访、截访的现象消失是不可能的。压访截访的需要，是地方办事处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之相应，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驻京办存在的理由之一。在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专项支付所占比例过大，致使各部门手中掌握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要获取各种专项资金，就不能不把大量精力花在“跑部”上。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公共财政的配置方式，就很难遏制办事处泛滥的势头。至于驻京办的花费堂而皇之地列入地方财政支出，存在大量漏洞，就更无需多作解释了。这几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的改革不深化，都无法防止由此产生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其三直指执政党自身。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党的问题。我们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所有行使权力的行为，本质上都是执政党的行为。人们一方面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在执政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必然把权力行使中的各种失误和不科学，都同执政党相联系。事实上，党自身的改革创新也越来越成为整个改革向前推进的关键。例如，无论消极腐败现象，还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或是上面多次提到的政府强拆，都和干部人事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的干部体制是一个对上负责、对少数人负责的体制，而我们一直倡导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在制度上并未得到体现，至少是体现得远远不够。 　　这些年来，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大量社会矛盾堆积起来并表面化了，各种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频仍。群体性冲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呈上升趋势。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背后，固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广大民众不断扩大和变化的利益诉求，我们在以新的理念、新的态度、新的方式和新的体制整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巩固和发展党和群众密切联系方面，和实际要求存在着距离。 　　可以说，今天的改革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承认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存在，不是对改革的否定，更不是抹煞已经取得的改革成就，而是对改革的现状保持清醒的认识。 　　深化改革的难度在哪里？ 　　下一阶段，随着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改革的难度会明显增加。改革从来非易事，需要不断克服困难、破除障碍。笔者以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最主要的难点有三。 　　首先是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实践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和充实。这些年来，理论工作者在概括理论体系上下了不少工夫，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发展了的理论与过去我们长期奉行的那套理论之间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曾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前苏联的那套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套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依据的理论，从逻辑起点到体系框架都有很大的区别。不能说前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全是错的，但按照他们的解读，确实无法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相反，沿着这套理论的逻辑，我们还可能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这种理论上的两难困境，需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通过对现有理论进行认真、全面、系统的梳理来解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系统地进行清理的力度远远不够，甚至对是否需要这样的清理也缺乏共识。结果是，两套有各自体系、逻辑的理论并存，给人们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一方面，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衍生而来的一些观点、观念、结论和思维方式依然发挥着作用，一些人还用它来充当评判今天改革正误得失的尺度，乃至这些年来不时出现对改革开放质疑的声音；另一方面，实践已经越过理论而迅速发展，与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矛盾的状况，使理论往往难以自圆其说，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在广大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为什么比较普遍地存在信仰危机？在我看来，虽然有教育力度不够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理论自身存在的矛盾导致了理论说服力的下降。 　　理论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理论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实践表明，用运动式的“大兵团作战”来搞理论创新，或是通过组织系统把它作为任务分派到各个单位和部门，用工作创新代替理论创新，都难以满足理论创新的需求。近些年，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社会科学，但效果如何，人们却评价不一。十分有必要对现有的理论创新机制进行研究。 　　其次需要打破既得利益。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角色，从领导计划经济转向领导市场经济，有一个从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机制全方位改革的过程。在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旧的体制仍然在起作用。不合理的、与变化的时代要求逐渐不相适应的体制不仅低效，而且其不合理的权力配置还会导致不合理、不科学的利益格局，沉淀为既得利益。这种既得利益又反过来操控改革，不是按照权力科学运行的要求、而是按照扩大自身权限的要求进行取舍，从而使改革变形。掌握着审批权的，不愿放弃审批权；掌握着用人权的，不愿放弃用人权；没有审批权的，千方百计制造审批权；什么也没有的，就去设置评判权；等等。 　　当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改革“三公消费”的状况便很能说明问题。关于“三公消费”的数额究竟有多大，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有不同的统计。多者说有几千亿，少者说有几百亿。不管从什么口径进行统计，“三公消费”数目惊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讲，无论以党的性质来衡量，还是按党的宗旨来要求，或是从执政成本上来考虑，“三公消费”都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降解”着公众的信任度。关于“三公消费”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对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恐怕已经不存在认识上的障碍。然而，这方面改革的进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确认无误的一条，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消极、拖延。长期的“三公消费”，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链。只有打破这些链条，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希望。 　　最后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羁绊。从已有的历史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道路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行为方式和路径依赖的特殊性。但是，我们看到，在取得政权以后，无论政党的性质有多么不同，面临的问题却都惊人地相似。它们都要稳定社会，都要发展经济，都要千方百计协调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利益关系，都要谋求提高执政党在民众中的支持度和公信力，都要既掌权、又想方设法防止权力的腐蚀，等等。因此，如果说处在获得政权过程中的政党，由于其行为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而很难进行比较借鉴，执政党之间则有更多的相互学习之处。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点，我们长期缺乏认识。对于外来的东西，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往往简单地拒之门外。这种封闭的心态，使得我们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难以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人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成果，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并且从吸收借鉴中获益。然而，彻底改变这种心态，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作为一种根深蒂固地存在并长期影响我们党的观念，一遇合适的时机，往往会出现反复。特别是近些年，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教条地强调意识形态而封闭自己的取向似有抬头之势。在国际领域，我们和一些国家的矛盾和摩擦有所增加。这种矛盾，本质上是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随着我国发展、国际地位上升、导致了利益格局变化而自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把握住这一本质作为解决矛盾的基点，非常重要。如果简单地把这种矛盾冲突归结到意识形态斗争上，不但不利于我们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最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拒绝交流，拒绝吸收别人的经验，再度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对于国家发展，还是对于执政党的开放形象，这种做法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说到底，还是那种唯恐因借鉴别人而丧失了自我的封闭型意识形态在作祟。我们过去已经因为在意识形态上“画地为牢”吃过大亏。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这些难点表明，下一阶段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不由我们不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切不可以为，既然改革开放令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放慢步伐甚至原地踏步。我们不但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而且还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以什么样的精神推动改革？ 　　“攻坚战”阶段的改革，固然要有战略思维，要精心设计、有序推进，但是在我看来，最为重要和不或可缺的，首先还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凝聚的政治勇气。这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 　　改革是要改变我们已经走习惯的路，是要另辟蹊径，杀出一条血路，干的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肯定有风险。搞市场经济有风险，搞民主政治同样有风险。笔者观察到，一些研究者最近在大谈民主的局限性，把发展民主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和麻烦当作一个新发现，试图以此来证明，在今天的中国，搞不搞民主并不重要。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从一开始出现民主，人们就同时看到了民主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亚里士多德论证，古代雅典“多数人统治”的直接民主制葬送了雅典共和国；托克维尔提出了不加限定的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的著名论断；约翰·密尔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主流舆论和价值话语有可能压制甚至淹没处于少数地位的人们的意见，从而导致“民主的暴虐”；等等。这些论断，都非常精辟地指出了民主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所以，重要的不是承认不承认民主有缺陷、有风险，而是面对这种风险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放弃民主，止步不前，甚至索性后退，还是顺应潮流，知难而进，破解难题，敢为人先，创造更加科学、更少缺陷的民主？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因看到了民主的缺陷而对民主失望、放弃民主的人。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德国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米歇尔斯对政党政治的研究，观察深刻，分析精辟，见解独到，在政治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英美政党的系统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组织，即使是以民主为目标的组织，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寡头政治。这就是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不幸的是，米歇尔斯因此而看不到民主的前途，以至于后来投入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怀抱。米歇尔斯的立场，对于今天面对民主大潮的我们，恐怕没有任何效法的价值。 　　承认风险，又不为风险吓住，就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在这方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固然，这首先是因为邓小平对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简明而深刻，但其中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谈话体现出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这种勇气和精神贯通《谈话》始终，是支撑《谈话》的灵魂和主心骨。正是受这种勇气和精神的鼓舞，我国改革开放才又掀起高潮，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译后感言 冯克利 一   在座的各位中间，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去年 10 月出了一本写邓小平的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已经荣休的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先生。此书出版后不久，各位所在的北京大学的出版社，据说是有杜维明教授的大力推荐，也很想出这本书的中译本。有一位编辑，也是我的山东老乡岳秀坤先生，知道我在翻译这本书，曾奉他的领导之命与我联系。其实，不止是北大出版社，据我所知，这半年多来国内有 20 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有意出版此书，因为傅教授这本书应当算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记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当前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与邓小平显然有着绝大的关系，这使更多人对他有了解的愿望，所以此书上市后在欧美市场上一直很走红，前些日子曾与《乔布斯传》一起多日名列《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榜前列。 但是，尽管此书很热卖，尽管傅高义对邓小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内也有很多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至少就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它能否在中国大陆出版，或出版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至今仍没有定论。它在中国出版如此困难，并非因为书中对中国有多少诋毁污蔑之辞，主要原因大概是其中包含着大量与 1989 年那场所谓的“六四风波”有关的内容。我以为傅高义先生对这事说得很客观，很平实，大体上也符合我的看法，甚至我揣摩着它应当可以被当局所接受。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谈论 1989 年发生的这件大事，不必说对它给予赞扬，就是搞严肃的学术研究，甚至对它进行深入分析和批评，在中国仍是官方的大忌，这与我们一向不太敢面对自己不太光彩的历史记录有关，结果很多事情到了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借此机会，给各位谈谈与傅高义先生这本书有关的话题，我将集中在四个话题上。一是简单说明一下我翻译傅高义这本书的动机和过程，二是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一个扼要介绍，三是结合我从这本书中对邓小平得到的了解，谈一谈有关他的执政风格的一点感想。最后一个话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进行评价。 对于邓小平其人，搞经济的，搞政治的或搞历史的，当然还可以分出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必然会有很不同的解释与评价。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从时间上说邓小平离我们还是太近了，与他有关的很多事情，他在历史上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功过是非也许只能等到时间再久一点才会逐渐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作为同代的人，有着太多的个人利益和恩怨，太多与个人切身经历相关的情感，大概谁的评价都不敢说多么公允，更何况任何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的作为，都是各种复杂因素形成的一个复合体，想找出某些简单的因素来解释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只是提供自己的一点想法，给大家增加一些看问题的视角。如果傅高义先生这本书以后能在内地出版，这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阅读和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如果不能出版，也使各位对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二   先来说第一件事。一年多以前的 2010 年秋天，傅高义先生这本书还没有最后定稿时，我就开始着手翻译他的初稿。当时接手这份差事，自己有这么几点考虑。一是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盛情相托，开出的报酬还算诱人，我一向不申请各种科研项目经费，干这个活也可以自食其力挣点儿钱，这总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项目去骗科研经费强吧。当然了，假如只有钱上的考虑，没有一点儿兴致去做，那也是极其无聊的事，所以我还有另外几个考虑。 傅高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在上世纪 80 年代曾写过一本誉满全球的《日本第一》，当时正是“日本要卖下美国”的时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一度让美国人一片惊恐，因此他这本书对美国的政界和商业商界重新认识日本发挥过重要影响。我又见到傅教授在事先发来的前言中说，他早在 2000 年在韩国济州岛休假时，就动了写一写邓小平的念头，从动笔到大体完成，总共耗费了他十年光阴。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能够不辞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宝贵时光去研究邓小平，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这也是我愿意翻译它的理由之一。 但是，光有这些理由，也不足以让我接下这个 50 多万字的差事。除了以上考虑之外，我还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我这个年龄的人，前半辈子在毛泽东的红旗下长大，后半辈子则从邓小平时代走来。过去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不在中国当代政治上，但这个时代却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确有必要仔细了解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时代和邓小平这个政治家，具体看一看在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发生，表现为什么形式。我深知一般搞理论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会失去现实感，言论流于纸上谈兵。当年埃德蒙·柏克称这种人有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吹毛求疵”的毛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卷也曾对不谙世事的文人的习气大力嘲讽，按他的说法，如果你从来不参与现实政治，却热衷于讨论政治观念，这对社会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后来韦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贫瘠的（或无生育能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患上这种病的人，谈起政治来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让政治的实践者莫名其妙，甚至觉得十分可笑。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看一些今天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当年作者写它的时候，其实都与现实有着很贴近的关系，甚至有着时论的性质。比如有一些政治学名著，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刚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论法国革命》或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都是针对作者当时一些很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发。甚至我觉得，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这样的神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也是对公元 4 世纪罗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锐批判；柏拉图讲修辞学的《高尔吉亚篇》中的不少内容，则可看作对他身处其中的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针砭，就像今天我们这里一些知识分子干的事情一样。这些著作现在被人奉为经典，不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因为它们是作者对身边的事情做出的强有力回应，与当时发生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可能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经典理论来写，当时的读者大概也没有把它们当作经典看待。所以我在读这一类经典时时常有一个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论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话愿意与大家分享：政治学经典未必一定是从思考现实政治中产生，但现实政治绝无可能仅用经典著作去设计。政治学确实需要处理一些重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但用一个恰当的比喻说，这些观念或价值就像一张张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据自己当前的现实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数额，签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错了，它也会报废。我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人，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现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呢？邓小平虽然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其实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不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他的权力的直接影响也仍在继续。上一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邓小平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现任胡锦铸总书记也是当年他和一批老干部选定并着意培养出来的领导人。仅以这种治国路线和人事上的延续性而论，如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 有了以上这些考虑，我才把这份翻译的差事接了下来，而且也确实如自己所愿，从这本书中，我对整个邓小平以及在他领导下发生的大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过去自己对邓小平素无研究，但不管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对于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大概无人可以否认。邓小平在他的执政过程中，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他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这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大多数人不得温饱的社会，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多数人衣食无虞的社会。这个变化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傅高义先生为此甚至对邓小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他领导中国走过的改革路程，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 20 世纪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他要写一写邓小平时代的基本动机。   三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傅高义这本书的大致内容。我看到有不少媒体报道说，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传，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他这本书的正式名称是《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全书虽然是从邓小平 1904 年出身于四川广安说起，但从邓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间下放这六十多年的时间，只用了短短 3 万多字，在洋洋 50 余万言的全书中仅占整个篇幅的二十分之一。他首先对邓小平前期的经历做了一个概括的描述，总结出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养成的一些性格特点，如坚毅果敢、讲求实际，出色的判断力和全局性视野，战略眼光以及 1949 年以后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国家所积累的治国经验。当然，对邓小平影响很大的另外两件事，一是“文革”这场巨大的浩劫，二是邓小平在下放江西的三年期间对中国未来的思考，这对于他在 1977 年重新复出后的政治表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傅教授通过讲述邓小平过去 60 多年的这些经历，为我们理解后来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执政风格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从第三章开始，全书就进入了从邓小平 1974 年恢复工作到 1992 年南巡这近二十年的时间。可见他这本书的叙述重点是放在改革开放时期，严格地讲不是一本“邓小平传”，香港的中文版将它改为《邓小平时代》，是很恰当的。 另外，傅教授为了写这本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多次来到中国采访了一些重要当事人，其中也有邓小平的一些亲属和曾与邓小平共过事的人，这些时间累计起来总共有一年多。傅高义先生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所以每次采访他都亲自提问和记录，留下大量的录音和笔记。也许你们会想，有这个广泛的采访过程，傅教授在书中一定透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在我们这种高层内幕总是密不透风的政治环境里，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但我的感觉是，这本书并没有透露多少内幕，也许是因为顾忌到给当事人带来麻烦，或是这些当事人与傅高义教授之间有一些约定，即使他们在采访中有所透露，傅教授也不方便写在书里，或者是我对这种事情不够敏感。总之我的感觉是，傅教授在他书中并不想刻意透露多少重大的内幕消息，他不是个喜欢猎奇的政治八卦作家，而是一位严肃的学者。 那么，傅高义这本书中有关邓小平说了哪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呢？我以为他这本书中写的最精彩的部分，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 70 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这大概与材料的丰富性有关。傅高义利用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个人访谈、研究著作和政府档案，生动讲述了邓小平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邓小平毕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动也都是服务于他的国内目标，对这部分内容相对而言我们不像对国内政治那样关切，由于今天时间很有限，我姑且略过不提。 在中国的内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使傅高义难以将故事讲得像外交活动那样细致生动，但他还是尽量利用了一些官方文献和有限的研究资料，着力把握邓小平执政风格的一些重要特点。例如我认为很可圈点之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集团内部的运作方式，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处事风格，有一个很切实、很准确把握。他反复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党内高层的“气氛”，邓小平在做出重要决策的关头，必须对这种气氛加以判断，才能决定下一步的政策。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能体会到政治现实的微妙之处，不是任何理论所能解释的，理论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方向感，但具体到如何向前迈步，什么时候迈步，什么时候需要停下，判断的依据就是这种“气氛”，对此理论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导。 其次，傅高义先生十分深入地讲述了邓小平在党内政治中逐渐取得成功的过程，以及他在这个过程表现出一些十分可贵的品质，例如他一向不计较个人恩怨和亲疏（除了军队以外），与人交往只以工作为重，在用人上首先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利益。其次是邓小平的大局观，他善于抓大放小，不像周恩来那样事必恭亲。大方向确定之后，具体事情他会让手下人放手去做。就是邓小平的意志力，一旦拿定主意，他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傅高义先生多次提到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两个形容，一是“钢铁公司”，一是“棉里藏针”，这两个观察都是很到位的。邓小平做事一贯坚忍不拔，今天我们把这种品质叫做执行力，但他并不是一个处处锋芒外露的人，用他女儿的话形容，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他一向沉着冷静，很讲究做事的分寸。从傅高义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不时感到邓小平这种既顽固又收敛、既执着又狡猾的性格。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了。这也是你从书本里绝对学不到这样的本领，它只能与个人的性格和经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经验智慧与眼光。 邓小平今天被人誉为伟大的改革家，但我从阅读傅高义的书中得出一个感觉，邓小平的第一考虑并不是改革。那么他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他的第一考虑，是在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是行动的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的动力。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年戈氏搞改革打出的旗号是“公开性”，基本内容是开放言论自由和苏共党内斗争的透明化，结果使苏共对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先不讲我们是否喜欢这种事，它是导致苏联体制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没有人怀疑的。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说，这叫“理想高远，技术低劣”。邓小平显然与此相反，他的理想很低，但技术高超。对于他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作风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傅高义先生像很多人一样，在书中经常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 pragmatic ），只有这样来认识邓小平，你才能理解邓小平时代的许多特点。这种务实精神，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立场，我以为既是邓小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现在中国存在的许多制度性问题的原因。 邓小平既然有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这个东西千万丢不得。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这种想法也看得异常清楚，所以他嘲笑当年的很多西方人，他们以为邓小平的务实的精神会使他把中国带上西方式的道路，其实邓小平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着非常固执的排斥态度，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大错而特错了。由此我也觉得，傅高义用来形容邓小平“ pragmatic ”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有着双关的意味，它的另外一层不太常用的含义是“刚愎自用”或“独断专行”（ d ogmatic ， dictatorial ）。“ pragmatics ”的这两层含义，再好不过地反映着邓小平的双重性：他不需要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要坚定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他要维护这个组织，并不是因为它思想上多么正确，而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于这个组织体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四   傅高义先生说，邓小平坚信“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这也就是说，虽然邓小平不想改革中共的基本体制，但他的目标与建立这种体制的毛泽东大不相同。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两者之间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对抗，非白即黑，甚至你死我活。但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政治迫害不能说没有，但数量和残酷程度上已完全不能跟毛泽时代相比。毛泽东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政治路线定下来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不接受毛的治国路线，但他并没有背离毛泽东这种组织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关系。他为了实现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治国路线，不是给这个体制动大手术，而是要让它换一换脑筋。所以我以为，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也可以说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中共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当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也有不少曲折和反复；他不断强调不能再闭关自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干部有更多机会了解外部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这对于改变其思想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多么重视，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便可知道。他讲干部问题、讲组织工作或接班人的言论很多，大多都是在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改变思想观念，甚至一些提到政治改革的地方，讲的其实仍是干部素质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 经过这些人事上和政策上的不断努力，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我们的官员逐渐从一个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组织。对整个领导阶层在组织上的这种有效控制和推动其观念变化所做的努力，使治理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为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所以张五常先生在前两年曾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我们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联邦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他们的这种判断不管有何争议，它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今天的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知道，无论自己的工作在其他方面有何表现，无论你是贪污腐败也好，还是廉洁为官也罢，你治理的那一方水土如果经济上不去，你的仕途也肯定没有多大戏。这是邓小平在维持中共这个统治集团的同时，给它带来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 邓小平知道维护中共这种组织体系的重要性，而这个体制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又在于它的领导人是否有权威。有这样一种考虑，使他的领导风格中有了另外一个鲜明特点，即他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主动率先搞改革。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过是改革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 1978 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乡镇企业，再后来的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向，这些事情在中国摆脱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按傅高义先生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提出，邓小平的功劳只是给它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晋冀鲁豫就叫“特区”。邓小平不但不是所有这些事情的首倡者，有些事情他最初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发生（如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乡镇企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成效尚不明朗（如包产到户和个体经济），或是政策的落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济特区早期出现的严重腐败和走私问题），邓小平也迟迟不愿公开表态给予支持。对于这些事情，傅高义先生在书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述。 ——–此处略去—– 五   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是在贬低邓小平。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反映着邓小平最高明的一面。有不少自由派人士说，从包产到户和个体户，再到乡镇企业和城市市场化改革的逐渐铺开，这些在改革开放早期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变化，都不是邓小平的功劳，他不过是个被动的接受者而已。这样说是不客观的。傅高义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在邓小平搞改革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经济改革上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邓小平缺少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他在改革的政策上不亲自出击，这非但不能证明他的无能，反而证明了他的智慧。如果说“无为而治”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不过于积极主动地去设计社会，只以顺势而为的方式进行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可以算作一个“无为而治”的典范。 此外，为了理解邓小平这种执政风格的价值，我们也必须明白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它承受不了最高领导人犯下大错误的代价，而这种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不足，又易于让当权者犯下大错误。在这种体制下，如果一号人物出了大错，是会让整个国家和社会伤筋动骨的。假如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如同毛泽东那样总是积极有为，铸成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错，而他自己又不甘心从此失势，便只好置党内游戏规则于不顾，到体制外边去寻找巩固自己权力的力量。于是毛泽东便动员年幼无知的红卫兵替他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结果把整个国家搞得一团糟。 有些人认为，邓小平的谨慎态度可能与他本人有三起三落的经历这一背景有关，此外他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陈云等一些比较保守的党内元老，并不能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傅高义特别强调的另一件事是，虽然邓小平领导现代世界最为意义深远的变革，可是他却从未正式担任过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按他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在三中全会时还没有配备好自己的班子，实力有所不足，他不想为了争夺权力破坏党内团结，损害国家建设的大局。我认为，这些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却不足以深入解释邓小平在领导改革中那种收敛的风格。即使 80 年代他在党内党外声誉最高的时候，他也仍然强调对一些缺乏经验的重大改革措施一定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他一方面深知毛泽东利用中共体制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在这种体制中，必须让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保持一定的敬畏，用傅高义先生的话来说，要让人们“对胆敢蔑视权威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要有所惧怕。”（傅高义语）在中共领导集团内部，为了保证纪律得到遵守，仍然严重依靠个人权威，因此维护这种权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 所以，对于邓小平这种一直甘心于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我们不妨做另一种理解。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保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必须与一些容易惹上麻烦的事情、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党内分裂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来看，邓小平这种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使他能够在当老大和老二这两种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既可以在引领发展的大方向上当老大，使国家不至偏离改革开放的路线，又可以在承担直接责任上只当老二，使自己避开亲自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所包含的风险，从而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处在这种地位上，即使政策出现了大问题，他也可以丢卒保帅，让手下的领导人为决策失误导致的问题承担罪责，由他们去充当自己的替罪羊。于是便有了胡耀邦和███的下场。 但是，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邓小平作为一实干家，并不是一个毫无原则，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就像“ pragmatic ”这个双关词所表明的，他也有其顽固的一面。他深知中国的出路只能在于打破一些旧框框，所以愿意让手下人在政策上大胆进行尝试。只要他看准的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他都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这方面一个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也是傅高义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提出让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这个在八九十年代不断被宣传机器重复的目标，是因为邓小平当年访问日本时听到，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在 60 年代制定出在 10 年内让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从而大大刺激了日本经济在 70 年代的高速增长。邓小平访日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现实，这让他对日本的经济振兴计划印象深刻，念念不忘。他在征求了中国和世界银行专家的意见后，确信中国在 20 年内，即从 1980 年到 2000 年，经济翻两番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于是他开始坚持不懈地鼓吹“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口号。在此后十几年里，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他从未放弃这个想法，这也是他在 1992 年看到经济有可能大滑坡，通过南巡再次发动新一轮改革浪潮的原动力之一。这当然也是因为他很清楚，在彻底抛弃了毛泽东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之后，他只能用“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样的口号来维护中共统治的正当性。他这种顽固性人所共知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共这个组织，他一向不能容忍其受到威胁，他在早年就处理过白桦创作的电影《苦恋》、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的魏京生，后来又将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等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开除出党，其理由都是因为这些人对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发起了挑战。在处理 1989 年学生示威的方式上，他这种绝不让步的性格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这种坚持，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他所发动的改革开放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至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用翻两番这个目标来衡量，甚至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功绩，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和赞扬。以我这个不可救药的主观主义者来看，邓小平最大的功绩，正如前面所说，就是他通过引领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诱导中共干部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他保留了毛泽东为他留下的中共这个组织系统，但他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所提供的制度平台，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观念革新的自选动作。 这种观念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不妨举一个前不久刚发生的现成例子。常有人说中国不接受普世价值，我以为这话只是部分正确，如果“自由贸易”也算是一条普世原则，那么它确实被中共接受了。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商务部长陈德铭针对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中国货物的反补贴法案，批评美国破坏自由贸易的规则。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来很正常，但是如果放到 30 年以前，你听到一个共产党干部教训美国人不遵守自由贸易原则，那会成为天下最大的奇闻。邓小平并没有大力推动中共的干部队伍接受现代社会的法治、公民权利和自由观念，但他确实使他们完全认同了市场、效率和致富的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官员与 30 年前的干部在经济观念上的差别，要远远大于今天的奥巴马和 30 年前的里根总统。 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也许可以重新理解人们时常提到的邓小平的一句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左”和“右”主要是指行政意义上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制度层面的意义。假如它涉及到基本的制度变革，我想邓小平是不会说这种话的，因为转换到制度的层面，“右”将意味着改变中共统治地位，这是邓小平完全无法接受的，甚至他会反过来说“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右”了，因为“左”的倾向只会干扰政策方向，对这种体制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威胁。对于邓小平来说，只要坚持中共领导地位这个前提，甚至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或“自由贸易”这种经济上很右的政策，也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在多年前曾把这种政策上的“右”称为“行政自由主义”，现在不少人则把它称为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前不久我看到香港前总督彭定康在为傅高义这本书所写的书评中，甚至把它称为“列宁主义的市场主义”，虽然称呼不同，但说的大概都是同一个意思。   六   傅高义先生回顾中国历史，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所有政治领袖，从同治年间的洋务派到清末的变法派，从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到后来的蒋介石，再到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毛泽东，都有一个想让中国富强的心愿，但只有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个追求富强的百年大梦才真正变成了现实。很多人看今天的中国，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居然能够成功引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奇迹”，这也是近年来不断有人谈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原因。由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傅高义先生甚至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唯一大国”的前景也已经依稀可见。他在后来专门为香港的中文版所写的前言中说，面对这样一个崛起的超级强国，西方人必须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不然对双方都不利。更深入地认识邓小平这位缔造了这一奇迹的伟人，则是取得这种理解的关键。傅高义先生并没有表示他认同“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之类的说法，他仅仅希望他的读者能够通过对邓小平的了解，去认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内在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傅高义给予邓小平极高的评价，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给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盖棺定论，似乎还为时尚早。这不仅是因为我前面所说，邓小平在时间上离我们太近，对他还不易得出一个客观公允的判断，而且即使仅以他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而论，其中并非只有正面的东西，同样也包含着各种问题，现在常有人说中国面临着陷入“拉美陷阱”的危险，反映的就是这些问题引起的担忧。傅高义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简单罗列出了邓小平留给中国政府的种种问题。也许是为了突出邓小平的成就，但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我相信，很多读者对于他这样一位历史学家能够对此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是有所期盼的，但我觉得这却是全书中写得最草率的一部分。傅高义似乎没有认识到，邓小平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继续发生何种影响，与他的成功相伴随的各种问题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比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更重要。 应当如何看待邓小平呢？我这里提供一点自己的视角，未必正确，只供大家参考。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一点大概没有太大疑问。但不加限制地把他称为一个伟人，未免过于笼统。历史上的伟人有很多，但他们伟大的原因却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对这些伟人进行分类，邓小平属于哪一类伟人呢？ 正如傅高义先生所言，以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而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统治者确实都不能与邓小平相比。如果看看中国的历代君主，可以分为开国者，守成者和丧国者。邓小平似乎这三种人都不是，如果非要拿他们来比，邓小平或许算是一个“中兴之君”，就像汉代的文景皇帝、唐太宗、宋太宗或康熙和乾隆等等，这些人都不是开国之君，但都在前人开创的基业上大有所成。但是这样来评价邓小平，未必是一个很高的褒奖，这不但是因为那些中兴之君面对的问题与邓小平的现代化任务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且这种比较可能意味着我们仍未摆脱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循环，这大概是大家都不乐意接受的。 在现代世界，经济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强权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一大堆。最早的人当属德国的宰相俾斯麦，他也是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但统一了德国，而且使其成为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世界强国。现代亚洲和拉美也有一些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统治者，如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蒋家父子和智利的皮诺切特等人，他们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都有出色的表现；甚至名声不太好的西班牙前独裁者佛朗哥，也创造过西班牙人所公认的“经济奇迹”（西班牙语中叫“西班牙奇迹”： el milagro espantil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如果单以发展经济而论，应该说也都干得不错。邓小平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要大得多，所以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对世界的影响自然也要大得多，但是仅以成功的性质而论，邓小平和他们并无太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可以称为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位。但是对于这些著名的威权主义政治家，我想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他们的经济成就给各自国家造成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其中有一些地方，在他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例如西班牙、韩国和台湾地区；还有一些国家，这种政治转型则经历了十分痛苦的社会动乱，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言而喻，这种转型方式的不同，肯定会影响到后人对这些政治人物历史地位的评价。这是我们在评价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时应当给予考虑的。 另外，在西方历史上，伟人的先贤祠里还有一类伟人，是我们中国不太多见的，即所谓的“立法者”（ lawmakers ）。以古典世界而论，有斯巴达的吕库古，雅典的梭伦或罗马的罗穆路，还有为犹太人立法的先知摩西和后来编订法典的查士丁尼；近代社会则有逼英王约翰签下《大宪章》的贵族、“光荣革命”的参与者和美国的宪法之父。他们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大成就，而是因为他们制定的规则形成了一种悠久的制度传统，使权力的运作逐渐变得有章可循，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框架，为政治的良性演进和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是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立法者”呢？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也可以称为这样一个立法者。我们不妨拿一件事为例来说明他方面的贡献。虽然他没有改变中共的统治体制，但是他在 1997 年去世时，无论国内国外，整个世界风平浪静，对他只有缅怀和纪念，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和检讨，但基本上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担忧。各位千万不能小看这件事情，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高领导的病重或去世，是会让整个世界神经紧绷的，唯独邓小平这样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他以此事证明了自己确实以身作则废除了中共的终身制。他使中国权力层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变得比较稳定，有了更多的可预见性，此后中共的权力交接虽然依旧内幕重重，流言不断，但毕竟不再有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一人独大的局面也变成了现在这种类似寡头制的格局。如果我们舍弃一些外在的标准，只从这个体制本身来考虑，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十分出色了。 但同样真实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特权当道，官场腐败，以及公民各项自由权利的保护与社会控制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你若是寻找它们的根源，跟邓小平生前引起民愤的原因并没有太大差别。今天人们希望能够维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消除改革带来的弊端，在这一点上似乎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但是如果分析今天存在的各种问题，又会发现它们与邓小平的改革成果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一具体到如何进行改革，人们的分歧仍然很大。这些问题在邓小平生前就存在，由于经济发展的，使它们看上去还不那么急迫，但是今天在很多人看来，它们已经变得难以容忍了。 应当说，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至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使顺利的制度转型具有潜在的可能，但它将如何发生，仍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认为现在为邓小平盖棺定论仍然为时尚早。他的后人如何解决他留下的问题，同样关系到对他的历史评价。如果因为体制问题而引起大乱子，邓小平取得经济成就而在历史上享有的美名就会大打折扣，人们对他的看法也会与今天不同。当年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俾斯麦就一例，他把德国带入超强经济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政治转型没有跟上，德国后来却陷入了军国主义泥潭，这使今天的人们对他的评价大为降低。相反，如果能够在邓小平的经济成果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制度转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今天我这一讲的题目中有个“伟大的制度”的说法。我们中国历史上不缺伟人，但在现代中国，真正能够称得上“伟大的制度”建设者的人，即刚才我所说的那种“立法者”，却是极为罕见的。我们有出伟人传统，却没有建设伟大制度的传统，但是正如布莱希特所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邓小平本人确曾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早在 1980 年就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句话一向被人津津乐道， 但邓小平除了有限恢复“党内民主集中制”这个中共的老传统外，他对于如何进一步落实这种想法，并没有提供多少具体的经验。就像邓小平有关政治改革的另一些言论一样，他这句话从未真正形成制度上的约束力，不同背景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完全可以对其含义进行大不相同的解读，有人甚至可以不拿它当回事。 那么， 他留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能否帮助我们去建立一种不再那么需要伟人的“伟大的制度”？这个话题不但敏感，而且过于复杂，我不好在这里过多地展开，而且即使能够展开说，恐怕我也说不清楚，预测历史毕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今中国，对于下一步的制度演变应该采取什么方向，议论者甚众，从左到右，光谱复杂。不久前我看到“博源文库”出版了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一书，列举出中国近年来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各种主张和辩论，并且认为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已经进入了“春秋时代”。这些议论不管有什么分歧，都包含着为“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病症开出的药方。药方各不相同，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有没有制度问题存在分歧，他们都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看到的问题不同，或者对不同问题的严重程度给予了不同的权重。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着人们对中国的制度前景仍存有很大疑问，而这无疑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的一部分。 现在大概无人敢于大言不惭地为中国政治的下一步走向下一个定论。不过，我在前面特别强调邓小平在转变中共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上的功绩，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决定着我们如何用行动去塑造这个世界，在政策和路线调整上是这样，在制度建设上同样如此。如何让未来的政治发展从不确定变得比较确定，让更多的人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环境及其前景抱有信心，就像邓小平通过不懈的努力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产生了信心一样，这取决于我们对制度所持的想法。现在政府不断强调要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单纯依靠增加“维稳”经费和技术手段，显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伟大的人不管因为取得什么成就而成为伟人，他一定是个一向令人信服的人。同样，伟大的制度也应当是一种能够长久令人信服的制度。这就我所说的“伟大的制度”一词的基本含义，我相信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谢谢各位。 【很少在自己的blog上转载什么，但冯老师这篇译后记非常好，所以要严重推荐。关于傅高义的书，学界评价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在美国学界，研究毛时代的作品多，而对邓时代的研究还很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自有其价值所在。】 #1人1月1书1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