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据香港媒体报道，曾是薄熙来亲信的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曾窃听高级领导人的私下谈话，并向薄熙来报告。香港明报还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有关方面对王立军出逃早就知情，但没有阻止。 *胡主席旧部 在重庆耳目* 香港明报报道说，王立军在当公安局长时因为涉嫌私自监听胡锦涛办公室的热线电话以及腐败问题而受到调查。明报来自北京的消息说，胡锦涛领导贵州时的部下刘光磊，后来调任重庆政法委书记，与胡锦涛办公室有热线联系，被王立军发现并长期监听，但王的监听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现。去年中纪委曾秘密派人到重庆调查王立军。 *通报薄熙来 刺探中南海*         不久前香港亚洲周刊报道说，使中南海高层最震怒的是重庆当局窃听中央领导人的行踪和私下谈话，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吴邦国等在重庆考察期间，王立军都部署监听。他多次将获得的重要内容告诉薄熙来。王立军还与中央警卫局攀上关系，了解到主要领导人的行踪和私密。 不久前有消息说，负责温家宝保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由于王立军而被撤换。VOA了解到，过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确实负责过温总理的警卫工作，曾多次随他出访，例如在3月去过西安；而在4月初，随同温家宝到福建的人换成了“警卫局副局长王庆”。香港苹果日报4月20日把“温家宝侍卫长”李润田列入涉及薄熙来案而被拘留的人名单。 明报表示：“消息还透露，内地有关方面对王立军出逃成都美国总领事馆一早知情，但并未阻止，月前被指曾提供王立军赴成都车辆受查的重庆公安局渝北分局局长王鹏飞，最近已官复原职。” VOA从渝北分局了解到，王鹏飞现在仍然是局长。 * 昔日高官防窃听*          说到针对高官的窃听，过去，在文革时期，有些中央领导人被监听。根据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的文章，在毛泽东去世的几天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密谋打倒四人帮，为防止窃听，叶剑英先是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然后改为笔谈。 在毛泽东的4位文革派亲信被抓捕后，邓小平的女婿贺平把消息带到邓家。由于担心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邓小平一家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讲。 人们认为，这种针对高官的窃听即使不是毛泽东指使的，也是他纵容的。而毛泽东自己却严防别人窃听，根据杨尚昆的回忆，毛泽东甚至不愿意别人把他的讲话录音。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一大批人由于所谓秘密窃听案而被整肃。八十年代的人民日报有文章说，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专列车厢里录音，是中央的决定，原因之一是毛泽东随意发指示，有些话后来又不承认自己说过。 ( 来源 : 美国之音 ) 相关报道 : – 胡锦涛在重庆有内线, 王立军监听被反盯 – 薄熙来窃听中共高层的手法: 监听, 与中央警卫局拉关系探听- 《亚洲周刊》 – 薄熙来政变流产, 国防部长梁光烈牵涉其中 – 薄熙来案: 一场重大”谋反风暴” 的第二幕(人名单) – 周永康调动川警包围美国领事馆抓王立军, 胡温震怒: 比当年邓小平还胆大 – “第二权力中央”被薄熙来曝光, 体制怪胎使胡锦涛成“跛脚鸭”- 中共高层最新内幕 – 号外: 周永康与胡锦涛火拚, 双方相互抓人, 正规军调入北京 ! – 薄熙来搬出周永康再次逼宫, 胡锦涛放风续控军权予以警告, 中共高层面临摊牌 – 中共高层内哄可能随时引发军事政变, 中南海杀机四伏 – 周永康把持重庆工作, 阻止国安局调查或逮捕薄熙来- 美媒首次详细披露王立军事件细节 – 周永康内幕惊天, 被美国非官方渠道曝光， “国际警察”谨慎介入中共高层内斗 – 美媒惊曝内幕: 薄熙来、周永康周密计划整垮习近平- 王立军在美成都使馆谈话内容泄露 中共高层内幕新闻 :

在胡耀邦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几个月，1952年4月，高勇进入团中央工作。7年后，1959年3月，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此时胡耀邦已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在这之后，因为工作或私人关系，他多次和胡耀邦接触，对其工作和为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文革”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曾在香港出版《胡耀邦主政团中央》一书。 　　 　　　　“他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高勇这样评价胡耀邦。 　　 　　　　一 　　 　　　　我给胡耀邦做秘书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由刘崇文接替。又过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书。我们俩有分工，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我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 　　 　　　　1957年团中央反右时，耀邦不在，他在国外出访，是另一个领导主持的。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无能为力。他保护了不少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张黎群、钟沛璋和陈模，他都力争保护。 　　 　　　　1959年的庐山会议，胡耀邦也参加了。我跟随在他身边，我们是7月29日晚上到的庐山，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批判彭德怀很多天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并不积极，但是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不能不表态啊。大会不发言，小会也得发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发的言。他是表态性的发言，比如“拥护毛主席讲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类。他发言时，我不在现场。但因为他对发言记录不满意，有些主要的话可能没记，有些不主要的话可能还记了，他就让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发言记录。他私下里没有和我说对彭德怀的看法。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别人发言批判彭德怀都是蛮厉害的，而你胡耀邦发一次言就再不吭气了。耀邦观察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几年后他说，“庐山会议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 　　 　　　　我没听过耀邦对“反右”的直接评价。但他说过，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还应该起用。1964年，团中央要召开九大，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他让钟沛璋起草。钟沛璋此前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没被定为右派，当时争论很大，耀邦顶着，但没顶住，1958年又把钟补成了右派。但钟沛璋比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九大的开幕式，钟沛璋也去旁听了。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得很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揭发了这件事。一位杨姓领导开始查这件事，但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忘记了。 　　 　　　　耀邦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当右派了，你总得给他个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错误，毛泽东不是还使用他嘛。 　　 　　　　二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带我们几个人去河北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2429，-2.00，-0.08%)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那时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难受”，怨气冲天。耀邦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下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耀邦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争那个“红旗”嘛，饿死人。那时他对大跃进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布消极情绪，一般是鼓劲的。 　　 　　　　大跃进他是拥护的，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是主张“快”，他一直是这样，有点急于求成。但是一开始，对各地“放卫星”，他并不太相信。因为他是农村出身，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稻子。但是后来各地的“卫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跟上了。当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实那时大家对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在这个情况下，从庐山会议下来以后，耀邦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还是鼓劲。他一直鼓劲，那时毛泽东也非常强调鼓劲，气可鼓，不可泄。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冷静，不过你说他在那个时候完全头脑不发热也不可能。那时候说胡话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就是一个后来的改革家先提出来的。 　　 　　　　“放卫星”放得高，团中央专门从河南弄来麦种，全机关的男女老少来挑麦种，那真是一粒一粒挑，老太太都戴花镜在那里挑。稍微有点毛病的、瘪一点的都不要。挑完之后，一亩地下200斤种子，要密植嘛。麦苗出来以后，不通风啊，太密了。怎么办呢，用鼓风机吹。光照不够，就扯上电线，用灯泡照。结果没有熟，全部倒伏了。太密了，根本长不熟。第二年再不种了。耀邦基本都会参加这些劳动，大家一块干。那时团中央没人反对，也没人讨论，耀邦私下也没和我讨论过这中间的教训。那时候好多地方都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挺可笑的。 　　 　　　　那时的形势，大家都被弄糊涂了。到处放卫星，很多人还到外地去参观，我听去天津小站参观回来的人讲，那里稻子长得那个密啊，他亲眼看见小孩放上面可以站着。实际上后来查清楚了，是把别的地方稻子都集中在这里了。 　　 　　　　三 　　 　　　　胡耀邦工作起来真不要命。那时他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顾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问题。一般的劳动他都参加。例如，1959年我们去安国县劳动时，他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话，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在团中央时，我觉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关键是，那时他和谁都是讲真心话。交谈中老打官腔是挺讨厌的，你能听得下去？耀邦是不设防、讲真话，这一点非常突出。 　　 　　　　他有时候讲话很生动，比如，他提出要“冷处理，软着陆”，什么意思呢？冷处理是说，不要在头脑发热、群情激愤时处理人，放下来等冷静时再处理。软着陆是指批评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说他说话随便，不严密。是有不严密的地方，有时仔细琢磨会有漏洞，但是他不讲不痛不痒的话。有人觉得这很好，就应该是个普通人嘛，宁愿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讲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级废话，听着也觉得没意思。 　　 　　　　他喜欢知识，喜欢有知识的人。如果看到一篇非常欣赏的文章，他就会打听是谁写的，作者多大年龄了。你跟他讲些知识性的话，他非常高兴。他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听说，中央团校要复校时，请他讲话，事先团中央给他起草了个讲话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没看。 　　 　　　　胡耀邦比较急躁，经常发脾气。你要什么事办错了，他批评起来绝不留情，特别是熟人、身边的人，他专找些尖刻的话来挖苦你，让你有个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过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气。 　　 　　　　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延伸阅读： 　　 　　 　　　　何乡：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平反 　　 　　　　1976年的冬天，中国高层政治生态的变化具有太多的戏剧性。 　　 　　　　这一年的10月4日，《光明日报》刊发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充满阶级斗争语调的文章背后，是江青与华国锋对毛泽东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一场争执。毛泽东去世后，在谁是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公开的斗争就开始了。 　　 　　　　文章刊发后仅两天，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瓦解“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而在这之前，胡耀邦就已经在考虑如何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 　　 　　　　据新华社资深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的描述，10月12日，叶剑英曾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主张，并请叶选宁转告给华国锋。在胡耀邦看来，当时的人心所向是：停止批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和狠抓生产。 　　 　　　　不过，他的观点当时并不被华国锋等人认同。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第一次提出“凡是”主张是在1976年10月26日，他在与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停止批邓（小平）和平反冤假错案当时都是胡耀邦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接下来的斗争虽然波折，但胜负很快有了基本的眉目。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也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再往后，华国锋的权力逐步被解除。虽然胡耀邦还要面对党内诸多的方向性争执，但勇气和策略让他在1980年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胜出。 　　 　　　　中央党校平反先声 　　 　　　　在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前，中央党校已在文革的冲击下成了一个停止运转的烂摊子，所有教职员工都被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重新恢复中央党校工作后，胡耀邦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校长由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1975年去世的康生在此时仍然被党中央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早在1950年代，康生就和他的妻子曹轶欧参与了对中央党校的整肃。1977年的中央党校，还笼罩在这一阴影中，已逝的康生仍被一些造反派头子当作保护伞。 　　 　　　　在1977年9月的一次党骨干分子的整风会议上，有人当面向胡耀邦提出揭批康生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向都是以中央决议为准。而胡耀邦的回答颇令在场人士振奋，虽然给出了限定条件，但他明确表示：“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胡耀邦给出的限定条件是，只限于党内会议上提意见，材料要及时上报中央，不能外传。三个月过去了，几位党校教员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贴康生的大字报，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贴在楼内走廊里。胡耀邦给的答复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他说不提倡也不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支持。”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对笔者说。第一张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是李公天和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撰写的。这一标题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的小字报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是，“康老路线”实际上和“江青路线”是一丘之貉。他们五人都在小字报上署了名。 　　 　　　　中央党校的小字报迅速被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中央认定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央党校内部针对康生的大批判就此开始，对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启动。李公平说，“平反冤假错案最早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 　　 　　　　平反的阻力一开始就强悍地存在。李公平举例说，1964年任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介山，在1964年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文革中，拒不认错的他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开除党籍。在为王介山平反时，时任党校政治部主任的李一非认为，文革时的处分可以取消，但文革前“合二为一”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所以“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还得保留，不能平反。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则明确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中央党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 　　 　　　　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 　　 　　　　在中央党校组织日常工作之时，胡耀邦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舆论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张目。在1977年8月18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胡耀邦决心利用这一表述，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在胡耀邦的要求下，中央党校的三位教师杨逢春、叶扬和陈中撰写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刊发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整整占了《人民日报》一个版。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虽然主要是十一大政治报告上的那些观点，但这篇文章还是让“文革”中被批倒的众多干部看到了希望。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作者和《人民日报》即收到1万多封来信。 　　 　　　　但这篇文章却遭到组织部门的抵制。胡耀邦为此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刊登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署名“本报评论员”。以“毛主席”的名义，反击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干部政策，在当时常能取得好的效果。这篇文章在末尾呼吁对组织部门进行“换血”：“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组织部门的领导，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选择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加强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要选择这样的同志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 　　 　　　　此时，中组部多位老干部揭批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郭玉峰被责令做检查后，又在12月10日被免职。新的中组部部长由胡耀邦来担任。上任伊始，他即开始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 　　 　　　　陶铸的夫人曾志时任副部长，据她事后描述，胡耀邦在第一次召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时，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性做了描绘：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得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就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而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同登喜马拉雅山。 　　 　　　　但是胡耀邦并未就此却步。他在中组部内成立了三大工作组：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干部；干部分配工作组，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右派改正工作组。胡耀邦还要求，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他，不要阻拦，有写给他的信，不准扣押。他想要改变中组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形象，让它成为真正的“党员之家”。 　　 　　　　声势浩荡大平反 　　 　　　　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首先来自观念，“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胡耀邦为此组织学者撰写并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两个凡是”以致命一击。 　　 　　　　中组部本身的权限也使平反工作难以展开。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以加快对疑难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许可。于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后分六批召开了“疑难案例小型座谈会”，“会诊”疑难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时段。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也在山东烟台召开。当时中央专门有一个“右派摘帽五人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于改正，前者意味着既往不咎，后者则是对当年错划右派行为的平反。几个负责人认为，只能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而中组部派去参会的杨士杰则坚持，不能只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应该实事求是，错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发布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复待遇”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号文件采纳了组织部的意见。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将本单位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 　　 　　　　“两个凡是”思想被瓦解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变得顺畅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到“恶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李九莲，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伊玛尼党”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是，仅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余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数几个“大右派”就未获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较原来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难。最终的结果离胡耀邦所提“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还有相当大距离。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说，在1980年前后有声势浩大的进京上访群众，一旦他们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游行、抗议等行为，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1979年，一个“上访闹事”的名叫傅月华的女工被逮捕，后被判刑。 　　 　　　　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1982年底进入了尾声。 　　 　　　　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虽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彻底的，既缺少对受害者的适当赔偿，也没有对各个运动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罚，但它让数百万蒙冤的个体恢复了名誉，并且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领导也进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建立。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42158124_2.html

 2012年 4月 20日 王立军监听高官汇报薄督 螳螂捕蝉？ 记者: 丁力 | 香港 图片来源: REUTERS 图为薄熙来与昔日得力干将王立军（后）资料照 据香港媒体报道，曾是薄熙来亲信的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曾窃听高级领导人的私下谈话，并向薄熙来报告。香港明报还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有关方面对王立军出逃早就知情，但没有阻止。 *胡主席旧部 在重庆耳目* 香港明报报道说，王立军在当公安局长时因为涉嫌私自监听胡锦涛办公室的热线电话以及腐败问题而受到调查。明报来自北京的消息说，胡锦涛领导贵州时的部下刘光磊，后来调任重庆政法委书记，与胡锦涛办公室有热线联系，被王立军发现并长期监听，但王的监听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现。去年中纪委曾秘密派人到重庆调查王立军。 *通报薄熙来 刺探中南海* 不久前香港亚洲周刊报道说，使中南海高层最震怒的是重庆当局窃听中央领导人的行踪和私下谈话，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吴邦国等在重庆考察期间，王立军都部署监听。他多次将获得的重要内容告诉薄熙来。王立军还与中央警卫局攀上关系，了解到主要领导人的行踪和私密。 不久前有消息说，负责温家宝保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由于王立军而被撤换。VOA了解到，过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确实负责过温总理的警卫工作，曾多次随他出访，例如在3月去过西安；而在4月初，随同温家宝到福建的人换成了“警卫局副局长王庆”。香港苹果日报4月20日把“温家宝侍卫长”李润田列入涉及薄熙来案而被拘留的人名单。 明报表示：“消息还透露，内地有关方面对王立军出逃成都美国总领事馆一早知情，但并未阻止，月前被指曾提供王立军赴成都车辆受查的重庆公安局渝北分局局长王鹏飞，最近已官复原职。” VOA从渝北分局了解到，王鹏飞现在仍然是局长。 * 昔日高官防窃听* 说到针对高官的窃听，过去，在文革时期，有些中央领导人被监听。根据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的文章，在毛泽东去世的几天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密谋打倒四人帮，为防止窃听，叶剑英先是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然后改为笔谈。 在毛泽东的4位文革派亲信被抓捕后，邓小平的女婿贺平把消息带到邓家。由于担心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邓小平一家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讲。 人们认为，这种针对高官的窃听即使不是毛泽东指使的，也是他纵容的。而毛泽东自己却严防别人窃听，根据杨尚昆的回忆，毛泽东甚至不愿意别人把他的讲话录音。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一大批人由于所谓秘密窃听案而被整肃。八十年代的人民日报有文章说，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专列车厢里录音，是中央的决定，原因之一是毛泽东随意发指示，有些话后来又不承认自己说过。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2月“出事”率先“亮相”，牵引出市委书记薄熙来、其妻子谷开来、其子薄瓜瓜、英国商人海伍德等多位“新闻人物”“闪亮登场”。而最新一位，就是重庆居民王康。王康何许人？ *爆料者王康* 本来中国当局将薄熙来、王立军“拿下”是当政治案子来办，但是，由于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暴死”，当局又把谷开来和薄家勤务张晓军办成了刑事案。海外媒体说，如果发现薄熙来也同此案有牵连，那么，其政治生命完结自不在话下恐怕肉体生命也有告一段落的危险。 4月10日中南海正式宣布将薄熙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拿下后，不少海外媒体涌到重庆实地采访，希望能抓到“独家”。英国几家大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有路透社还有美联社都到重庆采访了王康，并对外“爆出”很多“猛料”，而这些消息，从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领馆以来，北京对外发布有关王立军和薄熙来案的正式消息可谓惜墨如金，鲜有涉及。 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4/9）曾说：大道不畅，小道必猖。那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正式消息很少”，小道消息就必然大行其道，而重庆居民王康的“消息”，就正好补充了这个市场空缺。 王康接受路透社采访，外界首次得知：“薄熙来夫妇的关系多年来一直不正常，而谷开来曾与海伍德关系甚密。”王康对泰晤士报说：谷开来与海伍德之间‘绝对’有超乎友谊的关系。王康对每日电讯报说：海伍德曾威胁谷开来要公布她向海外转移巨额资产的行为；王立军向薄熙来告发谷开来参与杀害伍德，薄熙来一怒之下解除王立军公安局长的职务。 王康还告诉《每日电讯报》，目前至少有39名政商人士因与薄熙来关系匪浅而遭到拘押，其中包括中共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以及大连实德“失踪”的老总徐明。 德国之声（4/20）援引王康话说：“谷开来作为一个女人，50几岁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来宣称的那样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闷、焦虑和压力，她总要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解脱。这个倒 霉的英国人（海伍德）刚好在人性的问题上做了牺牲品。”他说：”谷开来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权力腐化人，一个腐化的丈 夫不可能给妻子带来真正的幸福吧？权力太绝对之后，一定会毒化这个家庭。它很难让这个家庭保持一种正常的平静的生活。” 王康对海外媒体说，他其实并不认识薄家，只是多年前和薄熙来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有过一面之交：20年前，他为重庆电视台电视片《大道》写解说词，台里想请薄一波题词，薄一波请王康进其中南海办公室，“和他见了一面，讨论了一些事。” 王康还对记者说，他对现实政治并不太关心，而且还是个（和薄家）“隔得很远的人，只不过刚好我有一个消息来源，知道有关的一点消息而已。” 台湾的《中国时报》说王康有许多文化头衔。而英国这些大媒体则说王康是“消息人士”、“重庆商人”、“重庆学者”。王康自称是民间思想家，就是“‘民间’有思想的一个家伙”。 王康到底是什么人？ 北京学者余世存曾撰写一文：王康其人，翔实介绍了王康其人、其风格、其思想。 *布衣王康* 王康的确是民间人士。被百度百科誉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的余世存说，王康是个“布衣”（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黑五类”王康VS太子党薄熙来* 王康和薄熙来同龄。都是中共建政那年（1949）生，也就是后来流行的“解放”、“建国”这样名字的那一代。不同的是薄熙来出生在北京、其父是中南海高官，而王康出生在重庆，其父是国民党小职员“历史反革命”。 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 1982年，王康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其工龄仅有四年。 北京学者余世存说，后来，其“历反”问题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 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良心”王康当过刘宾雁助手* 邓小平再次上台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余世存说：“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老三届”都知道，当时，学生思想异常活跃，各高校都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习小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多数都“夭折”了。 大学毕业后，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但是，“诗书满腹”的王康不安于此岗位，余世存说，“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 刘宾雁是中国著名记者，最知名的不同政见者之一，曾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和方励之、王若望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宾雁在1989年天安门民运前一年到美国访问然后就被迫流亡17年直至2005年美国去世，享年80岁。 *商人王康* 王康后来下海经商。但由于其书生气，余世存说：“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 三、四员工撑着而已。” 当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到今天，王康起码在重庆还有自己的办公室，还可以在里面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余世存援引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的话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自由人王康* 余世存说，中国这样的社会有一批“三帮分子” （帮忙帮闲帮凶），“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 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其结果就是 ：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 “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 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 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 他说：“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能折腾的王康，其家成重庆“旅游点”* 余世存说，王康有过许多朋友，不少人还做了高官、发了大财，但大多看着王康“折腾”，也有人看着王康山穷水尽时“给他一点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但是，王康自得其乐，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 有个例子最鲜明展示了王康的个性：“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 *媒体“红人”王康* 其实，并不是这次薄熙来事件才使得王康成为媒体“红人”。早在2005年，余世存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就把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思想家王康* 几年前，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就撰写了一个《零八宪章》，撰写人之一刘晓波因此被判重刑。就在二十年前，王康也曾撰写过《中国改革宪章》。 中国百度百科这样介绍王康的思想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 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 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 “天命”已略知。” 不过，在百度搜索引擎查询，已经查不到这“中国改革宪章”原文。 *关注现实政治的王康* 王康日前对德国之声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薄熙来案的内情，只不过不想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应该吞吞吐吐。薄熙来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太不关心，主要是重庆的知识界。比如唱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说或者不原意说，打 黑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分子总是察言观色看风向，那算什么呢？” *“唱衰”薄熙来的王康* 王康认同北京扳倒薄熙来的行动。他为此感到“庆幸”。他说，薄熙来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和北京的那些高官们有明显的区别，他有强烈的人生抱负，他有着自己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来基本的理念是错误的，他误判了中国。” 王康对德国之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确实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深 刻的危机，但是解决危机的方式不是薄熙来的方式。如果重庆模式带到北京去，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在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不会是文革的简单重演，但本质上是一场新的文革。” 王康认为，薄熙来倒台，使中国“躲过一劫”。他说，这会给六四以来中国“23个年头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种破局”，“薄熙来在重庆的戏已经演完了，复辟毛泽东的戏演完了。也就是中国走毛泽东回头路在重庆被终止下来，我相信在全国也会终止下来，我相信中国躲过了一劫。 ” 至于他如何能得到这么多“机密信息”并能如此轻松地“爆料”？王康说：“我这个态度本身比我讲话的内容，我觉得更重要。现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压力，我不会直接地告诉你，请你理解。” *差点被美国拒签的王康* 王康在2008年曾来美国访问，但是，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办签证时，差点被拒签。王康朋友毛喻原曾在其博客上记载了这段故事 ：他们到了美领馆后，接待他们的是一名女签证官。女签证官粗略翻了一下递上去的材料后大睁眼发问： “你的固定工作及收入证明呢？” 王康回答：“没有，No。” 签证官又问：“你的银行存款证明？” 王康：“没有，No。” 签证官再问：“那你的房产证明呢？” 王康还是回答：“没有，No。” 女签证官纳闷了：“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那还跑来签什么证呢？” 毛喻原说，签证官话音一落，王康立刻用眼睛死死盯着她，中气十足地对她说：“是的，你说得不错。我没有固定工作证明，没有银行存款证明，也没有什么房产证明，但我有这个。”他指着自己硕大的脑袋——不，具体说是指着自己那一溜发光的额头——铿锵有力地对她说：“我有这个，我有头脑，我有思想，我有价值观。” “当时就把签证官给愣住了。王康继续说：‘我不仅要告诉你，我有思想，有价值观，而且还要告诉你，我这种思想与价值观与我们国家现时信奉的那种思想与价值观是 相互抵牾，水火不容的。正因为相互抵牾，水火不容，所以我生活在现时的这个国家，才没有固定的工作，既没有银行的存款，也没有自己的房产。而这是最合乎常 理，最合乎逻辑与因果之事。你懂吗？在我们国家，只有狡猾的人和愚蠢的人才能顺谋‘正业’，飞黄腾达，风风火火，而乐此不疲。正直的家伙都被当成了傻瓜 蛋，作了废旧处理。如果你不懂，那就请你去问你们的头儿。” 结果是：签证官拿着王康的申签材料进了领事馆的里屋。“ 五小时后，女签证官从里面出来，拿着已签的护照对王康说：‘欢迎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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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男子拥有尖阁五岛中的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自2002年4月以来他每年都要与总务省签订租赁合同，由国家进行管理。不过，他也感到”由个人所有终究不是办法”，因此山东议员联系上了老友石原知事，二人在去年9月拜访了这名男性的住处。据说石原当即表示：”东京都将买下”，而这名男性也回答说：”如果是石原，就放心了。我决心已定。” 据知事身边的人透露，关于手续问题，今后东京都将对岛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向”都财产价格审议会”咨询购买价格。如果价格”合适”，那么在经过了都议会的批准之后，准备在租赁合同到期的明年3月底前后签署双方的买卖合同。 关于价格问题，石原知事表示：”不能讲，但不会很贵。”据说购买的目的包括”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进行”渔场开发”等内容。 迄今总务省以”平稳、稳定地进行维护和管理”为由，禁止在合同租赁期内登岛，因此如何进行实地调查，现在还不清楚。此外，在都议会，包括占多数的自民党和公明党以及第一大党民主党在内，均采取了观望态度，认为目前讨论这一问题还不成熟。今后在购买的问题上，估计还会有很多的周折，或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此举”与东京都的行政目的不符”。 而”美国之音”在《日本国内热议石原有关钓鱼岛讲话》（ 中文 ）中提到卖家的心态： 钓鱼岛的土地所有者栗原国起的法律代理人渡边信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条件谈妥，栗原国起有意向东京转让土地所有权。针对日本有报道说，石原去年年底开始就购买钓鱼岛与栗原接触，渡边律师对此不置可否，只是说石原与栗原有着四十多年的交情。 石原发言传出以后，日本媒体引述栗原国起的弟弟栗原弘行的话报道说，中国曾经有人以巨额要购买钓鱼岛遭到拒绝。渡边律师说他对此不知情，需要进行确认。 钓鱼岛土地所有权 位于东海的钓鱼岛主要有5个岛屿，它们是鱼钓岛、北小岛、南小岛、大正岛与久场岛。 除了大正岛以外其他四岛土地所有权均归栗原国起。自2002年起，日本政府每年支付2400万日元租借鱼钓岛、北小岛、南小岛，并实行管辖。久场岛由日本总务省租借，目前是驻日美军打靶场。 据日本历史记载，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政府把钓鱼岛以30年期限无偿租借给企业家古贺辰四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又以1万5000日元的价格把除了大正岛以外的钓鱼岛卖给了古贺家。在这期间，古贺在钓鱼岛建设了木鱼加工场，当时曾有280多日本人居住在岛上，直到二战结束前。 土地所有权转让给栗原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目前归栗原国起所有。 ③ 时间表： 这是《 围绕购买尖阁群岛的半年绝密交涉 》 中的附图，中文读者基本能看明白，《尖阁群岛历年大事记》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明年4月或取得尖阁诸岛所有权（ 中文 ） 关于东京都政府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所有权的获得时期，他透露称预计将于明年4月中央政府与土地所有者的租借合同期满后取得。目前已与土地所有者就此基本达成了协议。 ④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政府对”石原式”对华战略难掩困惑》（ 中文 ）中提到了日本政府的反应： 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坚强防守。官房长官藤村修17日提及了尖阁诸岛国有化的可能性。首相野田佳彦也暗示了国有化是可选项之一，称”将重新确认土地所有者的本意，展开全面研究”。不过，政府相关人士分析称，”这可能是考虑到若东京都政府获得所有权，中央政府便无从施力这一尴尬局面而做出的发言。” 该人士同时表示，以国家名义购买”在外交上过于刺激”，并透露称”中央政府的真实想法是希望通过协商从东京都政府处租借”。 ***~~~*** 日本内部反响 困惑 ①”美国之音”在《日本国内热议石原有关钓鱼岛讲话》（ 中文 ） 日本东京都知事此前在美国华盛顿放出要购买钓鱼岛的发言，引起日本国内不寻常的反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国会答辨时表明，不排除由国家购买的可能。日本主要大报纷纷发表社论，有支持也有反对。 日本的读卖新闻星期四在社论中说，石原的发言为保卫国家领土迈出重要一步，石原的目的是敦促不关心领土问题的民主党政权实行意识改革。 朝日新闻星期三在社论中则提出不同看法，社论认为石原发言不负责任。社论指出如果要在岛上开展活动将导致问题复杂化，明知这种作法会给外交带来恶果却硬要作，完全不负责任。 每日新闻也在星期四发表社论，同样对石原发言提出置疑。社论认为石原权力越境，保卫领土是政府的责任。不过每日新闻的社论同时指出，石原发言的背景是，中国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活动频繁，希望中国收敛刺激日本舆论的行动。 冲绳的困惑 钓鱼岛的土地注册是在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该市议会星期四通过一份意见书，提出国家应该购买钓鱼岛，然后转让给石垣市，或者由政府管理。意见书还批评说，对于市政府提出保护渔民作业的要求，政府为了避免刺激中国没有采取有效的强化实权管辖的举措。 冲绳的琉球新报星期四发表一份对冲绳县市镇村地方长官的调查结果显示，赞同石原发言的为14%，反对7%，不知所措的高达63%。其中有人认为领土问题应该由政府出面，还有人说对华关系恶化遭殃的将是冲绳。 ② 《东京新闻》4月18日的文章《 石原购岛言论令政府困惑 》说： 关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拟购买冲绳县尖阁群岛一事，政府认为这恐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难掩困惑之色。不过，政府若袖手旁观，又恐招致”对领土问题不上心”的指责声，因此不得不谈及对尖阁进行国有化的可能性。官房长官藤村修在17日的记者会上就石原购地言论表示：”对事实关系并不知情。”但他同时表示，如有需要，中央政府也可能购岛。 东京购岛需向东京民众做解释。而且，预计中国政府今后将提出抗议。今年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日本政府不想使让阁群岛成为双边关系的火种。 外相玄叶光一郎也表示：”尖阁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这在历史和国际法上均是不存在疑问的事实。尖阁群岛目前处于我国的有效控制之下。”他认为不应故意刺激中方。 然而，一些情况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对尖阁群岛问题摆出坚决姿态。 石原在记者会上说：”其实我希望中央政府购买……东京愿意保卫尖阁。”他对中央政府的消极姿态予以间接批评。 此外，还有内阁大臣坦言支持石原。文部科学大臣平野博文就对石原表示一定理解：”我在担任官房长官时也有过这种念头。” 刺激 ③《读卖新闻》 的文章认为《石原言论刺激政府》（原文未上网） 石原提出这个可谓”异想天开”的方案，背后是他对民主党政府怀有焦虑，民主党2009年执政以来在领土和领海问题上反应迟钝，并对华推行”软弱外交”，丑态频出。受石原影响，野田政府似乎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 尖阁群岛的所有权若转让给行政机构，对岛屿的永久管理将成为可能，有效控制将得以维持。 对于东京购买尖阁构想，中国政府17日通过外交渠道对日本政府表示”关切”。17日晚，一名外务省干部满脸困惑地表示：”这个构想具体化将招致中国进一步抗议。” 褒贬不一 ④《朝日新闻》的报道是《”买尖阁”引发各种反应》（原文为付费阅读内容） “很有意思吧。我就是要让这个不作为的政府欲哭无泪。”正在访问华盛顿的石原知事在演讲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气势汹汹地说。 石原在访美前说：”我会在那边弄出很大动静。”一名接近石原的人士说：”北朝鲜试射导弹问题引起骚动，公众越来越关心国防，石原可能就是瞅准了这个时机。”这名人士还指出，石原考虑在下届众议院选举中建立新党，所以”他可能想把这作为新党的一面旗帜，以提升凝聚力”。 关于尖阁诸岛的购买费，东京都副知事猪濑直树透露，东京拟向全国募捐。他表示将在全国范围营造买尖阁氛围，称：”全国民众捐款的话，将减少东京的支出”。石原拟今年就向都议会提交议案。 但是，对于这一闪电言论，感到困惑的都议员越来越多。都议会第一大党团民主党议员山下太郎说：”这事关系法律，还要用都民缴纳的税，涉及面很广。我们将收集信息，然后研究如何应对。”共产党议员大山友子指责说：”领土问题应在国家间解决，地方政府长官不应插手。” 总务省行政科指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和私人买地一样的手续购地。但地方政府要用税金，因此如果购地项目没有目的或公益性，可能就得不到议会和民众的理解。” 不负责任 《朝日新闻》在社论《 石原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 》则说得更明确：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昨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了要购买冲绳县尖阁群岛的计划。虽然这些岛屿是日本领土，但中国却声称拥有主权。 石原表示：”东京捍卫尖阁群岛”，中国有何可抱怨的？ 对于石原的这番讲话，网上充斥着拍手叫好的帖子。 的确，石原的言论对其本人以及对中国做法感到不满的人来说，可谓大快人心。然而，将错综复杂的问题逐一妥善解决，这才是政治家本来的任务。 况且，这本非东京都该做的事情。 石原曾经表示要”针对这些岛屿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然而，即使是日本人登岛这样的事情，中国方面也不会容忍。石原这样做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 虽然石原身为一国之都的行政长官，却拿不出解决领土问题的办法。明明知道会给政府的外交添乱，却硬要说大话，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去年9月尖阁群岛海域曾经发生过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的事件。 今年3月份，两国政府又对周边海域的无人岛公布了新的命名，中国的监视船一直在从事侵犯领海等挑衅活动。 石原言论发表后，中国国内网上舆论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 我们也要求中国方面对这一问题保持克制。日中两国国民相互指责，究竟会对谁有利？ 北朝鲜新政权刚刚上台，日本和中国应在北朝鲜问题上相互携手合作。今年是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对于日中两国间的关系，石原到底是如何考虑的？ 用东京都民的税金来购买岛屿，在道理上是否说得通，这本就存有疑问。据说石原将向都议会提出预算方案，但估计议会方面不会轻而易举地批准。 传说石原有意要成立一个新党。由此可见，他是想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自己将来的竞选买单。 藤村官房长官在昨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并未否定国家购买的可能性。由负责外交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东京都来购买，似乎更在理。 支持 ④《产经新闻》则在社论《以石原构想强化对尖阁诸岛的控制》中（原文未上网）说： 这是一个旨在捍卫日本固有领土尖阁群岛，加强实际控制的有益建议。希望日本举国支持。 石原的中心意思是，”（觊觎尖阁的）中国开始采取过激行动”，”其实我希望中央政府出面购买，但外务省却畏首畏尾”，”为实现日本人捍卫日本国土，（东京）将购岛”。 从这番话可见，石原对中国反复侵犯尖阁群岛领海怀有危机意识，并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折腰姿态感到愤怒和焦虑。此外，石原之所以选在美国发表，还意在向世界发出日本拥有尖阁群岛的信息，并诉诸于国际社会。 石原提出购岛构想后，官房长官藤村修表示：”如有需要，政府也可能讨论（国有化）方案。”野田佳彦首相在18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也暗示国有化是选项之一，他说：”政府将再次确认所有者的真意，愿意进行各种讨论。” 野田政府也作出积极表态是理所当然的。 尖阁群岛的鱼钓岛等4座岛屿目前归私人所有，处于中央政府租赁状态下。此前，民主党政府命名包括尖阁附近岛屿在内的39座离岛，并对其中23座岛屿实施了国有财产化。 但是，政府却把尖阁附近离岛排除在国有财产化对象之外，相关措施仍难言令人满意。野田政府应该抓住此契机，认真讨论对尖阁群岛实施国有化。 对于石原的言论，将尖阁群岛作为行政区域管辖的冲绳县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表示欢迎：”我对此怀有好感”。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也称：”令人感到放心。”中山市长还表示：”希望东京都和石垣市共同取得所有权。” 东京都和石垣市等地方政府共有所有权也是一个有益方案。不论归中央政府所有，还是归地方政府所有，公有化具有进一步明确日本主权涵盖尖阁群岛的重要意义。 诚如石原所言，中国船只近来在尖阁群岛附近海域的暴行事态严重，不容坐视不理。前年9月的撞船事件以来，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巡逻船等舰船不断入侵日本领海。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将尖阁群岛定位成不可让步的国家利益，觊觎尖阁之心昭然若揭。 野田政府及冲绳县等相关地方政府应该和石原一样心存危机意识，迅速采取行动。 为进一步确保对尖阁群岛的实际控制，除公有化外，有人化也是当务之急。 尖阁群岛附近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海底很可能蕴藏有石油和矿产资源。希望政府集思广益，比如在岛上建立渔业中转基地和海底资源调查所。公有化将使自卫队常驻成为可能。 其实，日本有过试图加强对尖阁实际控制的时期。1978年发生了大批中国渔船侵犯尖阁群岛领海事件。第二年5月，大平正芳政府在鱼钓岛建立临时直升机起降台，并派遣一个调查团登岛调查岛上动植物、地质和水质等情况。 然而，由于此举受到中国强烈抗议，大平政府提前撤离了调查团。此后，有人提出建设正式直升机起降台、灯塔和避难港等设施计划，但出于对中国的顾虑，这些计划最后不了了之。目前，岛上只剩一座某日本政治团体1988年建立的灯塔。 日中1978年签订日中友好和平条约之际，还因为当时的中国最高实权人物邓小平有意将该问题交由下一代解决，日本对尖阁的所有权未能得到明确。 长年对华奉行消极主义外交的历届自民党政府也责任重大。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竭尽全力捍卫日本领土是理所当然的。朝野政党应该铭记这一点。 ***~~~*** 中国的反应——反对 在石原的说法提出后，《中方称东京购岛”非法和无效”》，这一消息有多家媒体转载： 有关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示购买尖阁群岛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都不能改变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事实”，对日本方面进行了牵制。 中国方面认为，日本政府首脑和民主党干部在访华之际承诺与中国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对无人岛进行命名等，加剧了中方对日本的不信任情绪。 可以认为，中国方面似乎现在难以断定石原知事的发言与日本政府方针没有关系。日中高层交流可能进一步停滞。 石原的买岛言论使尖阁问题再次成为日中关系的火种。日本政府努力避免此事演变为外交问题，但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在17日记者会上暗示将探讨使尖阁群岛国有化。中国方面的反抗可能进一步加剧。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两国政府正努力营造友好气氛。有关阁僚表示”没有收到报告”，回避对石原的发言进行深入讨论。 有关尖阁问题，2010年渔船事件发生后，日中关系急剧降温，之后火种也一直存在。日本政府有关人士不无苦恼地表示：”不知道藤村发表’国有化’言论的真实意图。” 更多评论： ①《经济学人》在《 东海：热岩 》一文中认为： 钓鱼岛的经济赌注在提升 东京都出价10亿-15亿日元要购买尖阁列岛，而一名中国人则给出350亿日元的高价，这一要约还不能被证实，不过这证明钓鱼岛本身的经济价值的提升，更不要说在地缘政治战略上的重要性。1968年联合国海洋调查发现钓鱼岛周边蕴藏大量石油和天然气。 ②法广《 东京都购买钓鱼岛是东海纠纷激素 》（中文）则认为： 也许石原本来目的就是推动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制造他个人的政治影响力筹码，从日本的种种反应来预测未来走势，他达到了目的。 另外，英文媒体对此事显然不如亚太媒体关注，因而分析不多。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更多” 东瀛视角 “中的日媒译文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