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方绍伟：说民主是普选，邓小平笑了 —-民主的模式与中国的矛盾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1 6:46:14 阅读量：31次 网上流传着这么个说法：北京人说他风沙多，内蒙人就笑了；台湾人说想独立，全国人民都笑了。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有人说民主是普选，邓小平笑了。 1，民主的本质是普选吗？ 1987年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可见，当有人说民主是普选时，邓小平的笑，在民主时间表的意义上是否定的一笑，但在普选民主的意义上却是肯定的一笑。为什么“民主是普选”会博得邓小平肯定的一笑？因为邓小平是认为“民主的本质是普选”。如果多数中国人也一致认为“民主的本质是普选”，那中国的问题就少了好多对抗。邓小平能从容地谈民主，能对普选报以肯定的一笑，那是因为邓小平是在谈一党民主，而一党民主并没有排斥普选，一党民主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普选民主的本质。俞可平说“民主有特殊性，但不能以特殊性否定普遍性”（见“南方网”，2011-5-18，另参见《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特殊性可能没有否定普遍性，可中国的问题是一种特殊性否定了另一种特殊性。新加坡也类似，新加坡就有普选，而且搞得有声有色，号称“优质民主”。如果“民主的本质是普选”，中国人应该乐于认同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可事实是，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反感新加坡的普选民主。这只能说明，有人认为民主的本质不是普选，肯定有比普选更本质的东西，否则这些人就是既反感新加坡、又肯定民主是普选，逻辑上说不通。 2，从民主的层次理解民主的本质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民主是多数表决，但民主又有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之分。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有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是“谁能投票”，二是“谁被投票”。古希腊的民主，自由民和贵族才有权投票和被投票，即便是近代的美国民主，穷人、女人、黑奴也都无权投票和被投票。到了现代，“谁能投票”和“谁被投票”在形式上都平等化了，“谁能投票”上的平等就是普选。但是，“谁被投票”上的形式平等却是现代西方民主的独特现象。在现代，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的区别，就在于“谁被投票”方面的不同。在西方，“被投票”的是多党，而且是有自由舆论形式保障的多党。 所以，民主的本质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广义的民主，第二层是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第三层是现代西方民主和现代非西方民主。第一层是普遍，第二层是特殊，第三层是更特殊。总的结论是：民主的本质是多数表决，古典民主的本质是有限选举，现代民主的本质是普选，现代西方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现代非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非自由或非多党的普选。这种层次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民主：多数表决； 古典民主：有限选举； 现代民主：普选； 现代西方民主：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 现代非西方民主：非自由或非多党的普选。 一般人所说的“假民主”，当然不是指假的“民主”，而是指假的“西方民主”，是拿现代西方民主为衡量标准的判断结果。真假或是非判断只是第一种类型的判断，第二种类型的判断是好坏的判断。这里，区别三个层次的判断和两种类型的判断很重要。按照这个清楚的逻辑，当有人说“新加坡是优质民主”时，我们就知道，新加坡民主确实是有“多数表决”的民主（第一层次），也是有“普选”的现代民主（第二层次），但却不是有“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的西方民主（第三层次），而只是“非自由多党竞选”的非西方民主。只有把三个层次的是非判断弄清楚，好坏判断才能避免混乱。 新加坡是通过控制“自由舆论”来控制“谁被投票”的。新加坡有多党竞选，但新加坡对自由舆论的控制是人所皆知的，它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控制都很严。新加坡的结社自由实际上是注册自由，不是完整意义的结社自由。因为结社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是注册自由，二是行动自由，三是新闻自由。新加坡自由注册下来的政治团体，并没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和新闻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加坡民主称为“非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现在我们清楚了，“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其实指的是“新加坡是优质的非自由的多党民主”，这里的“优质”是一种东方式的“政治结果”观点，不是一种西方式的“政治过程”观点。难怪这种观点会引起混乱和争论。 非西方民主除了有新加坡的“非自由的多党竞选”模式之外，还可以有多党自由控制更严的“非多党的普选”模式，这就是邓小平所讨论的模式。现在我们也清楚了，“民主的本质是普选”指的是“现代民主的本质是普选”（第二层次）。 所以，只看民主的普遍性，只看民主的普遍本质，就会模糊了对三个层次的民主本质的认识。喜欢谈“民主的普遍性”或“民主的特殊性”都可能是有目的的，用普选民主对抗西方民主的政治含义也是明显的。在新加坡，这种对抗是“多党普选民主”与西方“多党自由民主”的对抗；在中国，这种对抗是“普选民主”与西方“多党民主”的对抗。可见，郑永年的“优质民主论”掩盖了太多的东西，俞可平的“不能以民主特殊性否定民主普遍性”也掩盖了太多的东西。 根本的一条是，民主政治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现象（儒家民主是意淫）。西化论者的问题是脱离民主的背景谈民主本体的普效性，反西化论者的问题是脱离历史对民主的三层次规定而谈民主概念。所以，西化论者认为民主普遍有效，也不是西方的专利；反西化论者则只从西方民主中抽象出“多数表决”和“普选”等非实质的方面（“谁被选”的平等才更本质），以对抗“多党自由竞选”的西方特色。结果，西化论者和反西化论者都在叫民主，可叫的却是非常不同的民主。本文的“民主三层次论”针对的就是民主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混乱。 人类政治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西方“有自由的多党民主”行得通，新加坡“无自由的多党民主”也行得通。在新加坡，控制“多党自由”使“投票表决”和“平等投票”的区别不重要；在西方，享有“多党自由”竟然使“投票表决”和“平等投票”的区别也不重要。因为，在新加坡，投不投票结果都已经基本定了；在西方，投不投票结果也都差不多。在新加坡，强制投票使选举权出现了负价值；在西方，一票对选举结果的低影响也使选举权接近于零价值。两者都表明，政治的主题永远都在控制“谁被选”上，人类政治其实就是精英政治，其次才是官民政治。当然，精英政治不是我所主张的，而是我所观察到的。 没有自由不行，有了自由而自由本身带来的价值太低也不行。所以，民主出现了三种模式：一是西方的“多党自由民主”，二是新加坡的“非自由多党民主”（俄罗斯也类似），三是可能出现在中国的“非多党普选民主”（还有越南）。我这里不讨论哪一种民主更好，读者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我的任务是摆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事实层面的混乱太严重。 3，民权普选重要还是多党竞选重要？ 把概念上的“是非真假”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接着讨论现实中的“是非真假”。 所谓“现实的是非”，指的是哪个是现实，哪个不是现实，或哪个是更大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是非问题，涉及的是“民权普选重要还是多党竞选重要”，即“民权制约官权”与“一党还是多党”哪个重要。 这里的讨论，最关键的是把主体搞清楚，要明确的是在说“谁”。我首先要把我自己排除出去，也就是说，我要告诉读者的不是我本人的好恶，我要告诉读者的是我观察到的中国人的好恶。显然，我自己不是没有价值理性，我只是认为自己的价值主张不重要，分析别人的行为和价值才重要，这才是冷酷实证的本意。自以为是和自以为重要，就会犯规范冲动的错误。 我的观察发现，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民权普选”或“民权制约官权”最重要，少数人认为“一党还是多党”最重要，中国政府则认为：“一党还是多党”最致命、也最重要，“民权制约官权”很麻烦、很重要，“民权普选”有麻烦、也重要。 把这三种主体区别开，轻重缓急的分析就清楚多了。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是明显的三大层次：夺权，争权，争利。在政府看来，夺权是绝对不准的，争权是能拖就拖的，争利则是可以商量的。从多数老百姓的角度看，争利是第一位的，争权则是多数知识精英的事，夺权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事。所以，当有人说“没有人权，民主只能是空想”时，要注意的就是那个“人权”指的是“自由多党的人权”还是“非自由多党的人权”。 在西方，“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第一规范要义，“精英竞争防止政治垄断”却是民主的第一实证要义。到了中国，西方民主的规范要义和实证要义都只是观念，所以在现实政治中，这方面的冲突只是观念冲突，争权夺权的现实冲突很少发生。既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很难在争权夺权上取得进展，争利进而争权便成了可操作的共识，也是符合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共识。 中国的知识精英也许把普选民主当作过渡策略，但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民权普选”不是要害，“多党竞选”才是要害。因为，“民权”是“党权”让多少的问题，“多党”是“党权”有还是没有的问题；“民权”是“具体利益”问题，“多党”是“整体制度”问题；“民权”对应的是改善生活和局部制度，“多党”对应的是改变政权垄断和整体制度。 在一般情况下，“普选民主”是“西方民主”的过渡；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选民主”也许会是“西方民主”的坟墓。对清醒的多党民主派来说，一党民主越成功，他们就越失败，因为过渡策略也可能是自毁的策略，普选民主完全有可能使民心更加安定、执政党更加巩固。 中国的普选民主也许会压倒多党民主，因为中国多数老百姓很现实，认民权的具体利益，不计较多党竞争的原则。中国人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灵活的。如此，“现代民主的本质是普选”确实可以是中国“非多党普选民主”的现实选择，“非多党普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原则不一致，但多数中国人不认死理，也可能很符合民情。 事情完全可能是这样：大多数中国人要的是民权，少数知识精英要的是政权；结果，中国政治的主要现实矛盾是官民矛盾，中国政治的主要观念矛盾是“一党还是多党”的矛盾，但由于少数知识精英的能量，观念矛盾完全可能压倒现实矛盾。 从一种“多数老百姓立场”的现实出发，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背后有太多的“官本位”和“人情关系”文化）；中国的民主是“非多党普选民主”，不可能是西方的“多党自由民主”。从另一种现实出发，当我说“多党民主才是主要矛盾”时，我是说，中国政府和少数知识精英都知道，官民矛盾和普选民主不是政治斗争的要害。官民矛盾只是“官僚行政”问题，普选民主只是“一党控制程度”问题，而政治斗争的要害是多党问题。 显而易见，“人民”认的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而“人民之外”的人们则认为，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本质问题。 4，结论：多层次多主体分析 本文的结论是，分析民主的本质时要区分民主的三个层次，在民主模式上要区别东西方的三种民主模式，在分析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时要区分出三种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差别见“不腐败才要亡党？”和“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两文，本文不再论及）。因此，谈民主的本质要看民主的层次，谈民主的模式要看民主的本质，谈中国的矛盾要看中国的不同政治主体。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点击 这里 查看作者文集：）

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位伟人的恩怨情长 作者：余伯流 来源：摘自《毛泽东与邓小平》 来源日期：2011-7-5 本站发布时间：2011-7-5 9:47:10 阅读量：139次 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两代核心，同一伟业。 他们两个伟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不同的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又有类似的大落大起的坎坷经历;他们既有过患难，亲密无间，充满深情厚谊，又有过分歧，若即若离，存有恩恩怨怨;他们既有伟人高风惊世之举，又有令人扼腕而叹之事。他们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奇特而又微妙的传奇色彩，闪耀着传统而又亮丽的真理之光。 毛泽东年长邓小平11岁。 从1927年毛、邓相识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整整七十年。让我们以简短的文字，勾勒一下毛泽东与邓小平七十年来不同历史阶段走过的风风雨雨的人生轨迹吧。 苏区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英雄竞出的年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哪里?怀着坚定的信念，肩负神圣的使命，两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与邓小平，从大山中走出来了!他们审时度势，殊途同归，径自都来到了他们共同的祖籍地——江西，从此登上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舞台。他们从汉口初识到苏区重聚，共同战斗在火热的中央苏区。岂料，正当毛泽东、邓小平雄姿英发，为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竭智尽力的时候，“左”倾阴霾笼罩中央苏区上空。一股恶浪汹涌袭来，两人竟双双“落难宁都”：毛泽东于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职，在汀州赋闲三个月;邓小平于1933年5月在宁都七里村被罢免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并承受了生活上的种种痛苦。“自古雄才多磨难。”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历经种种坎坷和曲折，他们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终于走出了困境，直到遵义会议前后相继“出山”。 抗战时期 “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去薄燕台。”在狼烟四起、硝烟滚滚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大批革命家经过战火的洗礼，显得愈加坚强、成熟!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个在延安窑洞运筹帷幄，一个在抗日前线驰骋纵横。毛泽东说：“邓毛谢古死了三个，希望邓要为党争气。”身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大将，邓小平偕同刘伯承统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一文一武，轻重自如，从血战晋冀豫，到立马太行山，演绎出抗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邓小平说：抗日根据地“奇迹的秘诀”，是“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邓小平在1943年北方局整风时就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多次推举邓小平担任重职，七大后又亲自致电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 解放战争时期 邓小平曾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睿智，确定“出击中原”的决策，刘邓大军衔命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决定中国革命最后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以他过人的胆识启用了三员四川虎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构建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核心领导班子(三常委)。刘、邓、陈偕同粟裕、谭震林一道，指挥中野、华野千军万马，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军55万精锐主力，随即挥师渡江，直捣南京蒋家王朝。“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毛泽东称赞“淮海战役打得好”。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说：“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建国前夕，毛泽东电令“小平准备入川”，刘邓大军千里进军大西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十余年间，毛泽东与邓小平相知相亲，铁马情深。 建国后十七年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此乃中国古训。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党、军队和国家的领袖。邓小平当了两年西南局第一书记，五年副总理，十年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们是核心与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合作共事，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携手走过了治国安民的风雨十七年。邓小平后来谈到“十年总书记”这段工作经历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谓“日理万机”。毛泽东1951年就对人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党的“八大”前夕提议邓小平出任党中央总书记;1957年在莫斯科称赞邓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1959年透露说，“我为正帅，邓为副帅”。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我们党有五好”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然而，在这以后纠“左”的进程中，毛泽东同邓子恢、邓小平等人在农村“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悖。邓小平的“猫论”更是令毛不快。总书记与党主席的分歧，种下了邓小平“文革”厄运的根苗。 “文化大革命”前期 历史常常是在曲折、反复甚至是痛苦中不断前进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已逾古稀。他对外宾说：“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于是，晚年毛泽东抛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惊世大字报，演绎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大悲剧。在灾难性的“文革”狂飙中，刘少奇含冤去世，邓小平也落难了。由于毛、邓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加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敢于负责、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觉得邓小平不大听话，很少请示报告，以致产生不满。“文革”前夕，毛泽东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忿懑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邓小平终于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毛抛弃了邓，却不同意开除邓的党籍，提出“把刘、邓拆开来”。于是，邓小平被放逐江西，羁居三年。邓小平曾沉重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林彪事件后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面临国家危难，毛泽东大病一场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谁来担纲治国?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确认“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帮”又难以担当治国大任，这样，年富力强的68岁的邓小平被毛选定为“接班人”。是天降机缘，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不过，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被打成“毛派”头子，是毛泽东启用邓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在江西上书毛泽东请求“做点事”后仅10天，毛即批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的批示，是邓的福音。随后，在周恩来的运作下，邓小平入京。毛、邓“文革”分离近7年后重聚首。为了国家利益，毛泽东毅然请出“军师”邓小平，治国理政，支撑危局。 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 1975年的政局是乍暖还寒，喜中有忧。其时，中央高层斗争十分激烈。一方邓小平复出主政，大刀阔斧，全面整顿，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四人帮”却虎视眈眈，拼命搅局，伺机夺权。年已82岁的毛泽东，思虑天下社稷和身后之事时，面临两难：他既要维系国家经济，又要维护“文革”声誉。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中国改革的预演。毛泽东对此颇为赞赏，但一触及对“文革”的评价，又疑虑重重。这时，“四人帮”一伙奸佞小人大进谗言，动摇了毛泽东对邓的信任。围绕着要不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邓发生了生前最后一次政治碰撞，邓小平义无反顾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批邓反右”期间 1976年是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多事之秋。由于此前邓小平婉拒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冲决了政治上“毛邓合作”的最后底线，毛泽东不能容忍，始下决心“倒邓”，并提议华国锋为“接班人”。毛、邓终于最后分手了，令世人扼腕而叹!然而，“天安门事件”后，毛又手下留情，再次保留了邓的党籍。其中原委及其历史作用，耐人寻味。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在邓小平危难之际，毛泽东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将邓的住地从宽街转移到东交民巷予以保护，免遭不测。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人民的呼唤和党内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鼎力相助下，邓小平又奇迹般地“东山再起”，重返政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理论界十分活跃。可是，就在这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一股“非毛”思潮。邓小平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以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风亮节，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精心指导起草《决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他们走过了一个世纪，矗立起两座丰碑。邓小平没有走到21世纪，却为中国打开了通向21世纪的大门，实践了毛泽东的夙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始于毛，成于邓”。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两座雄伟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光辉的形象，永远的旗帜!斯人已去，伟绩长存! 七十多年来，邓小平同毛泽东确实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战争年代，铁马谊笃;建设时期，恩怨情长。论年龄，毛泽东比邓小平大11岁，邓小平视毛为领袖、兄长。论情分，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打成“毛派”头子，毛泽东对此念念不忘，刻骨铭心。论友谊，邓小平从立马太行到挺进大别山，从淮海决战到进军大西南，都是遵循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取得大胜、立下大功的，这种战火、硝烟中结下的战友深情是极为坚笃、牢不可破的。论恩怨，毛泽东有恩于邓，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赞赏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多次提携、荐举邓出任要职，甚至一度确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毛又抱怨邓不大听话，“耳朵聋，听不见”，对自己“敬鬼神而远之”，而同刘少奇却走得很近，尤其让毛不满的是，邓小平再度复出主政时，怎么也不肯顺从他老人家的最后一个心愿，维护“毛邓合作”的最后一道底线，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于是，毛不得不将邓罢黜。因为他不允许在他在世时或身后对“文革”存有非议，更不允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但毛泽东在两次将邓“打倒”的同时，又顾念旧谊，留有余地，两次刻意保留了邓的党籍。 邓小平历来对毛泽东极为尊重、佩服，忠诚不二，竭诚拥戴，但他又是一个同毛一样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肯让步的人。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本人也靠边了六七年，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对毛泽东有看法，觉得毛过于专断、家长制、一言堂，认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当他第二次被毛“打倒”又奇迹般地复出主政时，又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以一个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博大胸怀，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这就是“恩怨情长”!这就是伟人风范!这就是实事求是!恩也罢，怨也罢，在伟人眼中，都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一切以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一切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 最后，再说几句话。 伟人也是人。伟人也是性情中人。伟人是伟大的，但也会有失误;伟人很高尚，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但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伟人的心难以揣摩，但也不是深不可测的;伟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也不是不可探索的。在我们党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研究和探索伟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和情感，应该不再是什么“禁区”，而恰恰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兴味的话题。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邓小平》，余伯流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2日 – 12:24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小飞乐股票 作者：陆一 （现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选自：FT中文网 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举行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当时的媒体用“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 （1986年11月17日《世界经济导报》）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次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会议。 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吉米（Jaime A. FlorCruz）当时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中国初出茅庐的 股票 市场向美国内行取经》的报道中写道——“上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不寻常的研讨会。会上，有20个身着细条子服装的最高水平的美国证券商人、银行家和律师，向200多个穿毛式制服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官员，解释了难以理解的美国西部 股票 贷方市场基础知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要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有用的经验!” 这批美国来宾中就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John J. Phelan, Jr.)。会后， 邓小平 在11月14日会见参会的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会见时范尔霖向 邓小平 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 邓小平 回赠给他的是一张中国公司的 股票 。 在会见之前准备回赠的礼物时，中国人民银行从沈阳、广州等各地找来十几张股票，但发现大多数股票都缺少部分必备要素、不符合国际通行标准样式。于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就打电话给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后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上海证交所理事长），要上海送股票进京。上海选送了最早发行的一张面值50元的“小飞乐”股票，由当时的金融管理处处长、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朱小华专程送往北京。由于“小飞乐”股票票样上各项要素齐全、又是由上海印钞厂印制的，陈慕华行长看到这张股票很满意，便正式决定用它作为回赠的礼物。因此， 邓小平 回赠给范尔霖的就是这张“小飞乐”的股票。 就这样, 范尔霖成为了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的美国金融家，从而享有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这家社会主义企业的股份权｡这也是中国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 在 邓小平 接见范尔霖之后，因为那张“小飞乐”股票，还发生了一场非常有趣的后续故事，成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发展史中一个著名的花絮。 当年上海方面在选送这份礼物时，为表示这张股票的正规和真实有效，特地在股东栏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当时范尔霖接过股票，眼睛一亮，异常高兴。但他毕竟是证券业的行家，细细看了两眼后就提出了问题：“这股票上面是谁的名字?”“周芝石。”翻译告诉他。 “噢?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去过户。”范尔霖令人措手不及地说，又自我满意地搓搓手：“That’s a good idea!”于是，会议结束后，约翰•范尔霖就带领一批随行人员和美国记者乘飞机飞往上海来。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709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6 18:34:03 李光耀：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标签： 邓小平 ● 李光耀 一次难忘的会面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本文责编： 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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