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唐骏们”的精准卡位术

唐骏、郎咸平两个人这几年在中国风生水起,不仅名满江湖,而且财源广进。他们是成功的典范,还是青年人的偶像。两个人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别。至少,唐骏的博士来自野鸡大学,而郎咸平的专业学问和教授身份,怀疑的人就少之又少。 大概是在9年前,我去采访过唐骏,精致的西装,夸张的表情,言必谈毛泽东和魂牵梦萦的祖国,当然也肯定会谈到他发明的卡拉OK打分器。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已经红遍大半个中国的唐骏,依然是把这些关键词挂在自己的嘴巴上。我想起当年对他的印象,他说自己是加州理工大学博士,我就心存向往,那是一个多么严谨、多么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大学啊,可是我在几个小时的对话里,完全找不到唐骏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谱系,他似乎只是为了适应今天的生活在努力构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好让自己和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的主流话语协调起来。 回头来看,唐骏当然是聪明的,他把自己准确地卡在爱国主义和领袖风范位置上,充分发挥他在海外多年闯荡积累起来的一点经验,叫那些头脑简单、渴望成功的年轻人疯狂追随。唐骏知道这样的精准卡位是安全的,更是可以游刃有余的,在这个路径上,他可以竭尽全力地表达,可以像一名伟大的演说家一样,面对广场上数不清的人头,激情四溢地演讲,事实上唐骏的确具有表演天才,他的语速不快不慢,懂得句子的抑扬顿挫,年轻人岂有不欢呼、不追捧的道理。 对唐骏进行量化分析,他的技术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当然是领袖气质,这是大批中国人的集体爱好,唐骏借着传销般极具蛊惑力的手法,轻而易举把领袖这样的大词安在了自己的身上。但如今所有人都知道唐骏只是唐骏,他再怎么折腾,也不是领袖,人们也知道,让人顶礼膜拜的领袖时代已经远去,人们更需要一个看上去有点像领袖的有钱人,于是,“天价年薪”适时地出现了。这才是这个时代中国人对成功的基本定义,领袖气质,富可敌国,才是真正的偶像。 第二种技术,是唐骏先生的海外精英身份,必须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必须是世界一流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度,那么多人高喊着爱国主义口号,攥着自己的小拳头自强不息,仇美反日抗法烦英国,但遇到每个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们,却都投以羡慕的眼光。唐骏深知这样的道理,微软这样有面子的公司身份,他当然是有了,而著名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几乎所有知道唐骏的中国人,都相信他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博士,谁曾想到,他原来不是,他说了假话。 像一枚金币,唐骏的一面是领袖、一面是博士,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面,唐骏知道自己在中国就玩不转了,可叹方舟子不谙世道,也不近人情,非得闹出唐骏原来是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毕业的好戏,唐骏能认错么,他不会的,他的知识结构没有教给他忏悔的品质,他大好的金钱梦想也不允许他认错。余下的就只有一条路,死猪不怕开水烫,在中国,除了民间的一些刁民反复纠缠,体制不会拿唐骏怎么样。 再看郎咸平。 新华书店里,郎咸平的书现在那可是门庭若市,而最火的一本,书名叫做《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事实上他的另外几本书名都非常咋呼的图书,照样名列销售排行榜的前几名。前两年,郎咸平到处放言,反对企业制度改良,提醒国人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好像他才是真正维护经济公平的伟大学者。但稍微有点眼光的人必然知道,中国经济多年以来最大的问题,还是现代企业制度不够健全,诸如产权问题、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等,一直是国有企业的大患。即使是最保守的管理高层,也深知只有让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公众化、国际化、资本市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效率。这事实上是对历史的一种纠正、对现实的一种重组。老百姓多年以来受制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不注重自己本身的个人权利,有一些理解上的误区尚在情理之中,但郎咸平这个接受过最好的现代企业管理科学教育的教授,却在这里著书立说、迎合大众、拒绝常识,他究竟想干什么? 一名真正的读书人,或者说一名具有独立精神的读书人,既不能迎合权力、迎合资本,也不能迎合大众。事实上,郎咸平不仅刻意迎合大众,而且迎合权力的厚黑技巧,甚至超过了真正在内地出生、长大的绝大多数学者。最近这几本“声讨新帝国主义”的图书,算是郎咸平迎合权力的大好贡品。帝国主义这个冷战时代的关键词,如今在郎咸平的笔下,似乎又火起来了。但问题在于,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尤其是中国,甚至已经是一个对出口贸易有严重路径依赖的国家。可以这么说,在冷战时代,被人为隔离的贸易框架,可能的确带有意识形态的侵略性质,但在今天,当全球化成为一个经济学事实,郎咸平再次祭出帝国主义的陈旧词汇,就是一种对经济学分工理论和全球贸易理论的无知。 和唐骏一样,郎咸平要想在中国赚得大钱,爱国是必须要坚守的姿态,这是他经过思考后选择的一种话语姿态。现在看来,郎咸平似乎成了中国利益的捍卫者,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这样的市场卡位迅速给郎咸平带来了具体的利益,他出场演讲的身价节节攀升,而几乎所有请他演讲过的人都知道,郎教授在出场费上,一直是锱铢必较、毫不客气。据说,遇到不能谈妥价格的演讲,教授是可以临时撂摊子的。而他的一系列热气腾腾的书,基本占据了所有图书营销排行榜的前几名。郎咸平教授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言论的基地,也是一个赢利的工具,各路人马围绕着他马不停蹄,赚得盆满钵满。 http://view.news.qq.com/a/20100723/000023.htm

阅读更多

房地产博弈:当“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楼市调控” 遭遇打压股市

来自: -光华之声-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23日,  已有 6 人推荐   (一)   最近楼市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各色人次第上演,表演看多了,对于这种连妆都懒得化的演员们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但有一点大家都看得明白:许多二三线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一线城市只是成交量萎缩而价格并未明显下跌。   尽管如此,有个别官员已经开始如打了鸡血的青蛙一般,亢奋地宣称:楼市调控取得了初步效果。    对于房地产调控,地产商们有的是办法。他们是这个庞大经济体的真正大佬。看看地产商任某的话吧:“赶紧降,否则会出更多乱七八糟的政策,大家还是需要给政府一个面子”。   “需要给政府一个面子”,这是一种怎样的大度、宽度、高度、坡度、亮度和风度!   仅仅“需要给政府一个面子”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比如,原来计划卖2万的楼盘,定价2.5万,再打八折,仍然是2万,看起来降了20%,地产商给了政府面子,自己的利益也没有什么损失。当然,政府的利益也没有什么损失,反正前期高价把地都甩卖出去了。而且,地方政府趁着房价调控这个空挡,低价从老百姓手中征地,储备起来,如同抱窝母鸡一般安静而甜蜜地等待着升值的日子到来。   实际上,从调控之初,有关部门就开始为自己留后路。最典型的就是不允许高价楼盘上市交易。北京、上海的媒体同时披露了调查的结果,当然,有关部门随后就辟谣了(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对谣言的确认)。在数字上做低房价,又有什么真实意义呢?   再看看银行。6月底,二套房贷松动的报道开始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银行也会干,并且,干得更巧妙。在楼市调控声中,银行“乘火打劫”,严格实行动态、差别化管理的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发放第N套房贷。    二套房贷在事实上的松动,实际上发出了一个调控夭折的清晰信号。    紧接着,楼市调控可能无疾而终的报道出现。三个有关部门手拉手,用像天真无邪的小朋友唱童谣时的态度,扭扭捏捏地告诉公众:传闻都是假的,调控仍将继续。   可惜,从那些枯萎的面容上找不出半点童真。   然后,开始造舆论,而且,登场的都是些有影响的人物。这样的报道随处可见。如:7月13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表演艺术家成思危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房价不可能下降超过25%”;“房价下跌幅度不能超过25%,否则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中间,地产商们又开始一哄而上抢地了。所谓春家水暖鸭先知,地产商们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鸭子,当然,他们不用把身体埋在水里辛苦地感受水温,吃里扒外的腐败分子充当了他们的鸭子。   当开发商们重新撅着屁股抢地的时候,他们像一群饥饿的母狼重新站在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民间的态度也在分化――股民最早剥离出来。这是地产商们的大胜利。   房地产行业,在政策的羽翼下,经过多年来的经营和发展,已经滋生出强大的集团势力。你们不是要求调控房价吗?好,那就把股市打压下去,把股民们从支持调控楼市的阵营中剥离出来。   既得利益集团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   让我们重新看看这个过程吧:   楼市调控重拳密集推出始于2010年4月14日,这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规定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对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大幅度提高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   第二天(4月15日),国土资源部公布《2010年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加大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不仅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中小户型普通商品房的供地比例达到77%,远超中央70%的既定目标,而且供地总量也大幅增加到18万公顷,比2009年土地供应高出2倍不止。   第三天(4月16日,周五),银监会下发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严格执行新的房贷规定:放松“地根”,收紧“银根”。   同一天,注意这个万分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股指期货正式挂牌上市。为打压股市提供了杀伤力更大的武器。   第四天(4月17日,周六),政策升级,“新国十条”重拳出击。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新增加内容有: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价格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 “新国十条”的楼市新政,有5大项共10条。被称为“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楼市调控”。   “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楼市调控”在股指期货挂盘后正式推出,对股市的打压力量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天(4月18日,周日),住房消费税消息传出。多家媒体报道称,重庆高档房特别消费税获中央批准。国家税务部门正在抓紧制定《住房消费税暂行条例》。   第六天(4月19日,周一),对预售出招。一贯倾向强调“市场力量”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连夜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未取得预售证的商品房,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预销售。   4月19日,中国股市暴跌(有关股指期货对股市的影响我和郎咸平教授在“财经郎眼”中具体谈过),上证综指暴跌150点,地产暴跌超过7%,金融大跌超过6%,钢铁、有色全部大跌。    房地产中的强大集团势力能够直接影响到的便是地产、金融、钢铁三大权重板块,将这三大板块打压下去,股市的整体恐慌性暴跌几乎是必然的。在民众对高房价怨声载道的情况下,借助打压股市让股民们痛苦地发现:高房价泡沫首先需要借助他们的鲜血挤压,迫使他们最终在高房价的对立面上举起白旗,以减轻高房价下政府面对的民意压力。   而有关部门的配合,也非常巧妙。   5月15日、16日传出消息,发改委目前正在牵头起草一部“更严厉”的关于楼市调控政策的新文件,力度和范围将大于不久前刚刚出台的“国十条”。上证综指暴跌136.7点,跌幅达5.07%。地产、金融再次领跌。地产股有近40只股票跌停。利空导致股市下跌是必然的,但如此恶意做空股市,权力机关显然应该介入调查。但有关部门无动于衷。   在股民的痛苦声中,有关部门及时否定了“更严厉”政策的出台。很多人看这则新闻的时候,一带而过,却忽略了:这种双簧把戏,实际上使正在计划出台的更严厉调控政策胎死腹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默契,即使青梅竹马的情侣,也难以企及。是谁故意走漏了风声?    房地产调控期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回落,5月回落到53.9,6月回落至52.1。而此间,温总理已经开始明确担心经济二次探底,强调要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重申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后,新闻联播连续几天不再提楼市调控。此后的事情不需浪费笔墨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白岩松先生的一段感慨:“我觉得看完昨天三个地王出现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轻松感,为什么轻松?其实当在北京也好,或者说是上海也好,对于普通的,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老百姓来说,当房价超过一万五之后,其实涨不涨跟大家没关系了,大家的注意力恐怕不在关注,你说三万涨到四万有什么区别,反正买不起。”   (三)   对楼市的态度,应该源于一个长远的规划,这种规划一定是能够落实的。大规模的住房保障政策推出后,我询问一位地方官员,他们会不会根据政策积极建造保障房。他回答得很肯定,不会。 理由是:建造保障性住房,中央每平方米补贴200元左右,其余的钱地方出,而地方没有那么多钱。   这就是现实。   我从十多年前就学会了通过实际的调查、走访等,得到最接近真实的信息。在西南干旱发生后,我自费做的长篇调查结论,也是基于这一理念。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为这个国家尽力所能及的责任。可惜的是,以GDP为标准的政绩考核机制及腐败力量的推动下,官员的民生责任、大局观、民族利益观等等,在日益退化,这种退化又因家属和财富向国外的转移而变得更加露骨。   裸官是中国经济安全最不可估量的一大隐患。在新周期中,尤其如此。   制定政策不能像小散户一样,追涨杀跌,听见风就是雨,而我们不能不痛苦地发现,我们的一些政策,在以超级小散户的心态制造出来,当这些政策像一群刚刚钻出壳的小鸡子带着懵懂的神情走向陌生的世界,一露头便被各色利益集团忽悠得晕头转向,导致政策越来越难以落实。    很多官员谈起房子,感情真挚,仿佛他们是从小吃房子的奶长大的。一些人一谈起房地产,就动情地谈到房地产对60个相关行业的拉动,对就业的帮助,却闭口不谈,倚重房地产实际上是以更多行业的萎缩和更多人的失业为代价的,换句话说,资源大幅向房地产业倾斜的结果,是更多行业的萎缩和更多人的失业。资源是有限的,当有限的资源从效率更高的行业,向缺乏技术含量但充满暴利的房地产业流动,实际上意味着更多有前途的行业中的大量企业(尤其民企)由于资源配置的畸缺而倒闭,不仅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导致国家整体发生净损失,还加剧了腐败,并把整个经济体引向不归路。   这些最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在中国,却成为资深专家、二奶经济学家欺骗民众的工具。   《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6年,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包括了31个行业大类的制造业门类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是91477亿,房地产门类(这个门类中只有房地产一个行业)的投资额是91537万亿,房地产投资竟然比制造业31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还要多!   从2007年至今,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资源对房地产业的倾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008年底的拯救楼市,是一大错误,这种错误不禁体现在对民生的伤害方面(作为一个为民生呼吁的人,这一点永远是心中深切的痛!),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这个庞大的经济体,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如果当时不救楼市,让房价自然下跌,恰恰是挤压泡沫、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产生过剩问题的良机。至于对60个行业的影响,我早说过了,房价低的时候比房价高的时候更能拉动60个行业的发展,因为低房价可能激发更多真实需求!而且,在房价下跌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加大保障房供应来拉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而不应该再次引狼入室,让这一民生行业沦为吸血者的盛宴。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5月末,全国26个主要钢材市场五种钢材社会库存量合计为1578万吨,而2008年6月底,这一库存是286.9万吨,2009年6月份,这一数字是896万吨。也就是说,目前的钢铁库存是2008年同期的5.5倍,是2009年同期的1.8倍。――这段引自媒体的公开报道。   产能过剩之严重,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在新周期中,这种情况将使中国腹背受敌,陷入困境。我在3月份的时候撰文指出,5月份将是欧元狙击战决战之月,6月7日向新周期转换,当这一切一一成为现实,中国做好准备了吗?甚至,能够明白新周期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意味着什么吗?

阅读更多

唐骏、郎咸平的精准卡位术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唐骏、郎咸平两个人这几年在中国风生水起,不仅名满江湖,而且财源广进。他们是成功的典范,还是青年人的偶像。两个人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别。至少,唐骏的博士来自野鸡大学,而郎咸平的专业学问和教授身份,怀疑的人就少之又少。 大概是在9年前,我去采访过唐骏,精致的西装,夸张的表情,言必谈毛泽东和魂牵梦绕的祖国,当然也肯定会谈到他发明的卡拉OK打分器。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已经红遍大半个中国的唐骏,依然是把这些关键词挂在自己的嘴巴上。他不仅说自己已然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动力,甚至把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头发使劲往两边分,希望自己看上去更具有一种毛式的伟岸和大气。我想起当年对他的印象,他说自己是加州理工大学博士,我就心存向往,那是一个多么严谨,多么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大学啊,可是我在几个小时的对话里,完全找不到唐骏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谱系,他似乎只是为了适应今天的生活在努力构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好让自己和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的主流话语协调起来。 回头来看,唐骏当然是聪明的,他把自己准确地卡在爱国主义和毛泽东式的领袖风范位置上,充分发挥他在海外多年闯荡积累起来的一点经验,叫那些头脑简单、渴望成功的年轻人疯狂追随。唐骏知道这样的精准卡位是安全的,更是可以游刃有余的,在这个路径上,他可以竭尽全力的表达,可以像一名伟大的演说家一样,面对广场上数不清的人头,激情四溢的演讲,事实上唐骏的确具有表演天才,他的语速不快不慢,懂得句子的抑扬顿挫,年轻人岂有不欢呼,不追捧的道理。 对唐骏进行量化分析,他的技术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当然是领袖气质,而且必须是毛泽东式的领袖气质,这是大批中国人的集体爱好,唐骏借着毛的影响力,轻而易举把领袖这样的大词安在了自己的身上。在这个问题上,他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可惜唐骏身板太瘦,脸过于狭长,头发不是那种额头的空白,而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整体的稀疏,这使得唐骏看上去仅仅学到了毛的思维,却学不到毛的形象,唐骏天生就不是一个像毛泽东一样高大全的男人。但这已经足够了,所有人都知道唐骏只是唐骏,他再怎么折腾,也不是毛泽东,但人们也知道,毛泽东已经远去,人们更需要一个看上去有点像毛泽东的有钱人。这才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成功的基本定义,领袖气质,富可敌国,才是真正的成功。 第二种技术,是唐骏先生的海外精英身份,必须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必须是世界一流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度,那么多高喊着爱国主义口号,攥着自己的小拳头自强不息,仇美反日抗法烦英国,但遇到每个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们,却都投以羡慕的眼光。如今有人戏言,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海外精英的身份,要想在中国混出名堂,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唐骏深知这样的道理,微软这样有面子的公司身份,他当然是有了,而著名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几乎所有知道唐骏的中国人,都相信他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博士,谁曾想到,他原来不是,他说了假话。 像一枚金币,唐骏的一面是领袖,一面是博士,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面,唐骏知道自己在中国就玩不转了,可叹方舟子不谙世道,也不近人情,非得闹出唐骏原来是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毕业的好戏,唐骏能认错么,他不会的,他的知识结构没有教给他忏悔的品质,他大好的金钱梦想也不允许他认错。余下的就只有一条路,死猪不怕开水烫,在中国,除了民间的一些刁民反复纠缠,国家和体制不会拿唐骏怎么样。 再看郎咸平。 在新华书店里,郎咸平的书现在那可是门庭若市,而最火的一本,书名叫做《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事实上他的另外几乎书名都非常咋呼的图书,照样名列销售排行榜的前几名。作为一名具体的读书人,我对郎咸平有些不理解,一名负笈美国的教授,他这些年为什么总是擅长挖出一些陈旧的意识形态词汇,似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和“民族兴亡”等宏大词语,郎咸平比任何一名地道的中国人都要熟悉。 前两年,郎咸平到处放言,反对企业制度改良,提醒国人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好像他才是真正维护经济公平的伟大学者。但稍微有点眼光的人,必然知道,中国经济多年以来最大的问题,还是现代企业制度不够健全,诸如产权问题,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一直是国有企业的大患。即使是最保守的管理高层,也深知,只有让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公众化、国际化、资本市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效率。这事实上是对历史的一种纠正,对现实的一种重组。老百姓多年以来受制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不注重自己本身的个人权利,有一些理解上的误区,尚在情理之中,但郎咸平,这个接受过最好的现代企业管理科学教育的教授,却在这里著书立说,迎合大众,拒绝常识,他究竟想干什么。 一名真正的读书人,或者说一名具有独立精神的读书人,既不能迎合权力,不迎合资本,也不能迎合大众。事实上,郎咸平不仅刻意迎合大众,他迎合权力的厚黑技巧,甚至超过了真正在大陆出生、长大的任何一名学者。最近这几本“声讨新帝国主义”的系列图书,算是郎咸平迎合权力的大好贡品。帝国主义,这个冷战时代的关键词,如今在郎咸平的笔下,似乎又火起来了。但问题在于,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尤其是中国,甚至已经是一个对出口贸易有严重路径依赖的国家。可以这么说,在冷战时代,被人为隔离的贸易框架,可能的确带有意识形态的侵略性质,但在今天,当全球化成为一个经济学事实,郎咸平再次祭出帝国主义的陈旧词汇,就是一种对经济学分工理论和全球贸易理论的无知。 问题在于,鼎鼎大名如郎咸平教授,经济学家,他的专业是财务,是一个在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方面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竟然在与他有关系的经济学领域一知半解、瞎子摸象,这只能说明他为了谋求那一点点利益,丢掉了一个学者必须拥有的价值体系。 可能郎咸平惟一没有迎合的,是资本。中国大陆的老板们似乎都不太喜欢这名具有香港背景的学者。这是一种遗憾,要是有那么一部分企业愿意给郎咸平独立董事的地位,让他从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的层面介入中国企业建设,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件多方共赢的事情,企业因此获得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方法,郎咸平本人也能赚得大把的钱财。可惜得很,也许是中国内地的企业不需要深奥的企业管理理论,这让郎咸平深感怀才不遇,所以他不得不剑走偏锋,站在舆论的平台上,不断放出一些也许连他自己都不屑一顾的惊悚名言,害得大量本来就缺乏常识的读者在谬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郎咸平的聪明就在这里。 和唐骏一样,郎咸平要想在中国赚得大钱,采取一种救亡图存的战争年代的爱国方式,是必须要坚守的姿态,这是他经过思考后选择的一种话语姿态。中国人一直还陷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陷阱中,受虐成为一种享受,一种动力,而启蒙还刚刚开始,郎咸平的所有言论,几乎就采用了一种反启蒙的姿态,一种反普世价值的姿态。郎咸平的优势在于,他不用像唐骏一样去拿一个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他的的确确是鼎鼎大名的教授,专业是财务,是一个在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方面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可惜的是,今天的中国市场,尤其是大批的中国企业,对这种专业素养很高的工具理性教授并不追捧,郎咸平大好才华在中国几乎无用武之地,因此,他只能抛开自己的专业积累,选择在自己并不熟悉的经济学领域大放厥词。 现在看来,郎咸平似乎成了中国利益的捍卫者,成立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这样的市场卡位迅速给郎咸平带来了具体的利益,他出场演讲的身价节节攀升,而几乎所有请他演讲过的人都知道,郎教授在出场费上,一直是锱铢必较,毫不客气。据说,遇到不能谈妥价格的演讲,教授是可以临时撂摊子的。而他的一系列热气腾腾的书,基本占据了所有图书营销排行榜的前几名。郎咸平教授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言论的基地,也是一个赢利的工具,各路人马围绕着他马不停蹄,赚得盆满钵满。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我们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 / 2010-07-19 08:52 / 评论数( 10 ) 混沌任志强 / 2010-07-10 06:47 / 评论数( 7 ) 中国百年经济史佐证米塞斯伟大 / 2010-07-08 07:48 / 评论数( 4 ) 官商结合是中国企业最大的阴影 / 2010-06-30 21:58 / 评论数( 5 ) 中国企业家之黑皮性质 / 2010-06-25 16:44 / 评论数( 8 )

阅读更多

政党分赃制对经济的危害有多大?

     政党分赃制对经济的危害有多大? 作者:翰啸 来源:摘自《中国大形势》 来源日期:2010-7-19 本站发布时间:2010-7-19 13:06:00 阅读量:111次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政治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其实凯恩斯是太自信了,影响政治家决策的只有利益,经济学思想哪里来的那么大作用。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及自己政党的利益。   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没有纯粹的一党制,他们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而在这些政党制度中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就是极端多党制度。   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特别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喜欢低利率、喜欢激进的改革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美国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经济滞涨以及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日本泡沫破裂、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无不与这一制度有关。   1、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   举债发展经济一定要掌握度,如果过度举债,到最后连利息都还不起的话,国家将成为债奴,将会破产。国际上有个标准,那就是国家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之所以设定这样的警戒线,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债务没超过GDP的60%时,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还本付息,如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这个国家说连利息都还不起,更不用说还本金了。   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是因为过度举债造成的,而且是借外债造成的,华尔街经济危机也是因为过度举债才会变得如此严重。   而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倾向于靠借债来发展经济,因为政客需要短期政绩而无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而借债发展经济可以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繁荣,另外本届政府借了债,而还债的责任基本上落到了继任者身上,而继任者一般都是自己的政敌,因此靠举债发展经济成为政客顺理成章的选择。   为什么赤字财政不可取?   政府与企业不同,企业投资的项目一般属于高盈利项目,而政府投资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共项目,盈利性不强,而财政赤字必然意味着举债,举债必然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政府财政收入不是年年增长,政府大量举债的结果最后就算是还不起,因此赤字财政根本就不可取,极个别学者将赤字财政当成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秘密,简直荒谬之极。   以前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状态,因此赤字财政的弊端还暴露的不是那么明显,而自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世界经济总体上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这时赤字财政就更加的不可取。   2、喜欢高汇率   但凡一个对经济发展负责的政府,都喜欢低汇率,因为这样可以加大出口,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高汇率对进口有力,对出口却是非常大的打击。   但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反而喜欢高汇率,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经济上的短期繁荣,而靠发展实体经济实现繁荣显然来的太慢,实行高汇率,首选可以造成账面上好看,可以使以国际货币标价的GDP处于高位;其次,货币升值还可以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涌入,造成经济的短期繁荣。   拉美经济危机和东南亚经济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将本国的汇率定的很高,造成了出口衰退,进口大增,贸易一直呈赤字状态,而只靠国际短期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的经济必然发生危机。而很多学者都将其解释为技术性因素,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因素从中作梗,贸易赤字的危害性,这些国家的人不会不知道吧,只是每个政府都自顾短期利益,不为国家的长期利益着想,并且都存在着侥幸心理,总以为麻烦不会那么快来临,结果导致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多种矛盾同时爆发,危机大的一发不可收拾   3、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的时候,国家都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而国家一旦实行了“政党分赃制”,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对经济进行有力的调控,因为经济过热时,经济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景象是政客最喜欢的,怎么可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控呢,政党分赃制下,政党的执政期限最长为五六年左右,很多时候干满一年都非常的难,比如近年的日本,等自己下了台,即使经济崩溃与自己也没有关系了。   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管理繁荣比处理危机要重要的多,任何经济危机都是由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特别是经济繁荣期的盲目乐观特别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因此如果要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就必须从管理经济繁荣入手,而中国就是这样做的,因此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的原因,而在那些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如果幻想着那些政客对经济繁荣进行管理基本上的不可能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一旦国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度,就只制定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政策,而错误的经济政策必然使国家处于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即使国家有短期的发展奇迹,这种经济奇迹也不会维持长久,因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是短视的,是短多长空的,是利近害远的。任何经济理论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4、喜欢低利率和印刷钞票   低利率对经济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各国政客为了刺激经济很喜欢使用这一招,经济学者将其称为用泡沫掩盖萧条,或是用大泡沫要掩盖小泡沫,总之这一一个及其不复责任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日本当年为了刺激经济长期坚持零利率,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也长期实行低利率,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又将利率降到了最低,低利率不是万能的,低利率使用不当只会诞生经济泡沫,而不可能刺激到实体经济。   还有一招比实行最低的利率还狠,那就是直接印刷钞票,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为了刺激经济,就开动了印钞机,这些行为是用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其本身也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背后都是政党分赃制度在作怪。   5、喜欢激进的改革   对于改革,大家都知道,渐进式改革比激进改革要好的多,但是在政党分赃制度下,政党的执政时间有限,实行渐进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实行政党分赃制度下,政治没有连续性,上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下任政府就可能完全推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倾向于激进改革。比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6、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长期的投入,而东南亚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只追求短期利益,从不注重本国技术力量的积累和劳动生存率的提高,这样的经济虽然可以享受短期的“改革红利”但是要想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除了以上缺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外外,实行政党纷争制度的国家还存在着另外难以克服的三大矛盾,比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政务官系统与事务官系统的矛盾。这些矛盾是西方政党分赃制度,难以克服的,都导致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缓慢,效率极低,都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走走停停,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上面所提到的部分问题。因为本书并非政治学著作,因此只是点到为止的进行了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郎咸平教授有句名言,就是“你都能想到的问题,美国能想不到吗”?,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事情,想到又能怎样?难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经济的危害?难道俄罗斯人不懂休克疗法的危险?难道美国没有人意识到空心化产业的弊端?难道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不懂长期贸易赤字的可怕?难道希腊人不明白借钱要还的道理?这些问题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的人。  

阅读更多

富士康不妨看看雅各布斯怎么说

  富士康不妨看看雅各布斯怎么说   童大焕       最近关于富士康要搬迁的传闻很多,富士康称,部分事业部在搬迁,不代表富士康将撤离深圳。     此间,经济学家郎咸平则在博客中撰文,建议富士康放弃流水线式生产方式,放弃军事化管理,而向日本佳能公司学习,实现“细胞式”生产方式,让员工在团队合作中工作。他指出,目前利用“细胞式”生产方式的企业生产效率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根据细胞式生产的拥护者的说法,因为每个特殊分类细胞内的员工都必须负责起全部的工作,每个分类细胞通常都会被当作独立的团队来管理,因此细胞式生产可以培育出团队的建立,对完工期的顺利达成提出挑战性,以及改进每一项产品及服务的品质。     但我想,不论是流水线生产方式,还是细胞式生产方式,都还局限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上,更应该看到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如果这个细胞融于城市,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如果反过来由这个细胞来创造一个社会,那么,经验和教训将告诉我们,那样的企业难免缺乏多样性,那样的社会难免缺乏活力。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企业办社会。实践证明,那样做不仅企业不堪重负,而且企业内部“社会”也死气沉沉。     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不仅有必要重温一下过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历史,而且建议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不妨看一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怎么说。     一般而言,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小企业才是高度依赖大城市的社会组织,因为小企业的原材料、市场和各种社会服务,都依赖于丰富而复杂的大城市。而大企业则不然,因为大企业完全可以依赖外部市场,同时可以给内部职工提供百货商店、美容院、超市、餐厅、影剧院、保龄球馆、游泳馆等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服务。     但是,雅各布斯的研究却表明:     “事实上,有很多说法认为什么战后将会产生大公司从城市迁往郊区的潮流,但最后仅仅流于空谈而已。为什么?且不说其他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在郊区土地和空间上所获得的差价被支付员工所需设施占据的更大的空间费用抵消了,而这些设施在城市里根本不需要,也用不着需要专门的雇员或顾客来提供支持。为什么大企业一直呆在城市里,就像和小企业一样,另一个原因是很多职员,特别是经理们需要和企业以外的人进行密切的、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包括来自小企业的人员。城市里的多样性,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像富士康这样的超级大企业固然有足够的能力“企业办社会”,但是上述所说的可能导致巨大的浪费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社会多样性”的消失,任何为了便于管理的方式都难免陷入“单一管理模式”的军事化半军事化的巨大陷阱,从而使个人和企业的内部社会活力丧失,甚至让人丧失生活和乐趣与活力。     因此,我认为比生产方式的“细胞化”更要紧的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应该首先实现企业空间分割上的“细胞化”,不妨将企业内部的各种服务和娱乐设施全部转让给社会,让企业细胞式地镶嵌于社会、镶嵌于大城市之中,成为大城市的一个又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如果真是这样,我相信不仅其企业将更有活力,其企业内部的每一个个体也将因与外部社会的紧密联系而更具生机与活力。而至于企业的搬迁与否,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