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原文地址： 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作者： gengn 崔永元相信文学的力量能够塑造人格，李承鹏认为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磨铁供图   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        “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北京一家书店，窗外北风正紧。崔永元举着李承鹏的新书《李可乐抗拆记》说：“我希望每一个面临强拆的房子里都堆着一堆这样的书。” 　　《李可乐抗拆记》是李承鹏的第9本作品，前一本《中国足球内幕》披露了大量中国足球事实，“为打假扫黑抓赌风暴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李承鹏的第3本小说，“李可乐”第二次出现，上一本小说《李可乐寻人记》写一个混混为了泡妞跟人打赌修了一座希望小学，汶川地震时，只有这座小学没有倒。他忘了自己是个坏人，四处接受采访时被抓了。还好最后有个光明的结尾。 　　“我就希望大家自私，我们以往的教育把这个词抹黑了。”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自私”的重要性，“以前我们把‘自私’曲解成损害他人利益、只顾自己利益；实际上‘自私’的概念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只顾自己利益。大部分公民意识不到‘自私’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让大家明白这两个字的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 　　维护私权是两人对谈的重点。《李可乐抗拆记》显然就是可以成为大谈私权的由头，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可乐混世界，诸事不成。碰巧得知丁香街将要拆迁，趁当地住户尚不知情抢先买下一套房子，打算大赚一笔。哪知他越陷越深，钱没赚到，女朋友还“劈腿”了，新街坊唐巧珍自焚了，自己也被“保送”精神病院了……李可乐铁了心，和“90后”非主流女孩儿菜刀妹等群众一起，机关算尽保护家园，当然，结局是光明的——郑书记是好人，付市长略有缺点但也未必不是好人。 　　现场对谈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对二人进行了专访，本文由现场对谈内容和专访两部分组合而成。 　　“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了拆迁的主题来写小说？ 　　李承鹏：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所以从小对房子就特别敏感。记得在一个大雨之夜，我和我妈一起走了很远的路，花15块钱在一户农民家里租了一个月房子。后来长大后，我始终想弄明白一个问题，房子为什么那么贵。我爸爸家族有个很大的院子，1983年中国第一次城市化进程启动，院子卖了三千多块钱，我们住进了楼房，挺高兴。再后来发现，我家老宅每亩地的价格是6000万，涨了上万倍。我就琢磨，为什么我的地变成你的地，我再买你建的房要多花一万多倍的价钱？ 　　由此出发，自然就关注了拆迁。拆迁导致了很多悲剧，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你不能让人睡醒之后突然闻到青草的味道——你家房子被拆了，你被抬出来扔在草地上。 　　崔永元：现在我们上网总能看到某个地方强拆，某个人被碾死了，渐渐地大家都有点麻木了，好像三天看不到强拆新闻都有点想了似的。其实这是天大的事，不能任由自己视而不见。我们做新闻的首先关心事件真伪，其次关心前因后果。像把人拆死了的事情，我的反应肯定是愤怒，这种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搪塞。 　　南方周末：书中有个人物叫唐巧珍，抗拆中自焚，这本书是唐福珍事件引发的吗？ 　　李承鹏：唐福珍事件发生之前我就开始写提纲了，那个惨剧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事发时我刚好在成都，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网上，结果被反复删除。我是穷汉子出身，你欺负我这个事就没完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还要写好。最早的大纲写了8.6万多字，不断推翻重写。这本小说语言貌似狂欢，但写作时真的很压抑。 　　南方周末：为什么用小说的形式写拆迁？杂文对现实的影响是不是更有力量？ 　　李承鹏：拆迁这件事写成小说的原因，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更鲜活。在一篇杂文里你无法探讨中国现有土地政策的症结所在，在小说里就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生动的情节来说明问题。 　　比如说，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抗拆的点子，李可乐的最后一招就是藏匿身份证、房产证。他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他关进精神病院之后，和他合伙买房的哥们都想把房子卖掉，跪下跟他要身份证。李可乐这才想到，没有我的身份证还办不了这个事，如果整条街的人把身份证和房产证集中藏起来，开发商就无法个个击破，那么，他开发的房子就不合法，也就卖不出去。李可乐就想，你不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我还想不到这么好的办法呢！这种隐喻和戏剧强度，小说之外的文体是无法实现的。 　　南方周末：小说或者文学对现实的影响还有力量吗？ 　　崔永元：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小说的观点和想法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不一定直指要害，但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杂文和博客像可乐一样，是快速消费品，而小说是可以留下来的。 　　我现在特别理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当时比我们还要愤怒，他们看到的事更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他们当时走的是启蒙。我非常看中这条路，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让所有人都明白事理，这个事情特别关键。无论是老百姓、网民，还是执政者，领导人，我觉得都要纳入到这个社会里才行，明白常识，明白法律，知道春夏秋冬，知道自然规律，这样做事情才能上正道。 　　南方周末：这本书有没有想写但没写的内容？ 　　李承鹏：有，比如有一段是技术原因被删掉了，特别可惜。那段写的是，你是个钉子户，你要告拆迁队，结果你发现开发商抢先把拆迁队告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告拆迁队，就要去更高一级的法院告。开发商和拆迁队的官司打到最后，开发商肯定不会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的。 　　修改阶段，我和责任编辑用投影仪把电子版打到墙上一句一句地看。李可乐说了句，“我要活得有尊严”，前面不能提谁说的这句话，我就很愤怒，就天天吵。 　　南方周末：小说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这是“被”的结果吗？ 　　李承鹏：我是发自肺腑地讲了一个光明的结局，生活中很郁闷，看你的小说还郁闷，这就不对了。而且从小说技术上来讲，悲剧写成喜剧更有力量，苦中作乐是一种高级的东西。 　　崔永元：光明的尾巴没错，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光明的尾巴，它能让观众笑着离开剧场，下次他才乐意重返。其实也没那么悲观，我们有一段时间哀叹野生动物就快死光了，结果一抓环境保护，狼灾和野猪灾全都出来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一样。最关键的是人心，如果人人都觉得某些东西应该修复，这个社会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 　　南方周末：你相信文学能改变现实吗？ 　　崔永元：我认为文学真的可以塑造人格。我1987年刚工作时，做一档节目叫“午间半小时”，当时我刚好看了史铁生揭露社会不公现象的小说《午餐半小时》，看完之后脑子就像被砸了一砖，小说就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些名著就更不用说了，像《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都能让人看得浑身颤抖，浑身出汗。 　　南方周末：有没有遇到过有恻隐之心的拆迁队或不可理喻的钉子户？ 　　李承鹏：善良的拆迁队一个都没有，凶狠的占60%，愿意给人一点小恩小惠的占30%，被击退的不到10%。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拆迁办、拆迁队、开发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披着马甲。 　　不可理喻的钉子户肯定也有，有人出的价格高得离谱，也有人就像藏獒守土，你给我多少钱都不卖。对于这点我想引用村上春树的观点，当鸡蛋和高墙对立，作家一定要站在鸡蛋一边。当然也有少量卧底，他会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大家，不过80%的群众都是随大流。 　　南方周末：你们觉得中国为什么屡屡发生强拆事件？ 　　崔永元：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好的出发点结果未必是好的。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当你大权在握之时，有人会给你描绘另一幅美妙图画——这个城市一两年间翻天覆地，三年赶超发达国家。此时谁能保证自己不强拆？ 　　但在东京、纽约这样的城市经常能看到高楼大厦前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那一刻我们才发觉，这座城市的美就在这个地方。 　　那些小房子之所以没被拆掉，是因为法律保障它的存在。我希望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律也把这一条写进去，“私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一定要写“神圣不可侵犯”。 　　李承鹏：强拆屡屡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市长、区长、镇长都想把自己的城市建成纽约。关于土地的问题，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人是天和地种下的庄稼，我们是碳水化合物，离不开土地。 　　南方周末：你希望“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你能为此做些什么？ 　　崔永元：当每个人都学会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这个社会就会正常运转起来。 　　李承鹏：我小时候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反动的，后来我发现人不为己真的会天诛地灭。美国大兵为什么自私的同时又那么勇敢？因为你要欺负美国就直接欺负到他家里了，他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的家。 　　崔永元：我们就用宅基地来说，你给我划多少我就用多少，我绝不侵犯你一寸；反之国家也不能侵犯我一寸。 　　我觉得现在的“司法解释”就是证明法律漏洞太多，所谓的司法解释就是补丁，就是一个一个在找补。我觉得要搞清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是用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所谓的不可抗力的名义强制拆迁，那就要把这个界定清楚，什么叫公共利益，修高速公路是公共利益吗？新建一个小区，哪怕你能容纳2600万人，是公共利益吗？我可不这么认识，我认为公共利益是不排斥个体的，也就是说我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你不能说小崔一个人的利益就是私人利益，因为我的利益只要不超出法律的范畴，没有超出法律范畴的要求，它就是公共利益，所谓的公共利益是由每个个体的私人利益组成的。 　　南方周末：如果制度或法律建设暂时跟不上，“民愤极大，从严惩处”这种方式是否可以重新提起？我们都知道，很多出事的官员都官复原职了，撞死人也可以没有下文。 　　崔永元：我就非常想把干部问责制度搞清楚，犯什么样的错误永远不能出山，什么样的错误一时不能出山。我觉得这都属于政策法律法规这个层面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 　　为了顺应网络民意高速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有违法治精神，还是会埋下隐患。 　　关心现实是一种家教 　　南方周末：说真话的难度在哪里？ 　　崔永元：1996年我们开始做“实话实说”，大概做了两年，“实话实说”创始者之一郑也夫说节目组左顾右盼，经常婆婆没枪毙，媳妇就把自己枪毙了。就说我自己吧，我现在发微博没有人管，但是只要跟时事有点关系的，我自己都要审查好几遍，用中心主任的眼光审查一遍，用台长的眼光审查一遍，用纪检委的眼光审查一遍，最后再用张朝阳的眼光审查一遍，然后才点击。 　　南方周末：你们为什么热心干预社会现实？ 　　崔永元：这个是家教，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父亲是政委，常年在外，一直到高中我每年只有一两个月能见到他。当时没有人管我，我就在大院的叔叔阿姨家里到处吃。我跟赵本山演小品时叫“大叔大妈”，有很多网友说这两个称谓不是一家子，但在部队大院就叫叔叔、阿姨，没有第三个称呼。 　　我现在帮别人就是小时候训练出来的，我看到一个悲惨的事真扛不住，条件反射似的就想帮一把。前些天刚发生一件事，12名驴友雪夜被困江西宜春明月山，缆车向他们要4倍的价钱，他们下不了山就有可能要被冻死，然后紧急求救。我马上打电话给江西有关部门，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你说用不着这么牛吧？但我觉得人命关天，就别谦虚了，这个名字如果有用就赶紧拿来解决问题。后来这个事解决了，我才踏踏实实睡觉去了。 　　我总是在想，可能崔永元被困在明月山上了，打一个电话有一万个人来救，假如说崔永元不是今天的崔永元呢？他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不能让这种危险像空气一样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否则可能我不危险，但我女儿会危险，我姐姐会危险，我二舅会危险。其实强拆且拆不到我们家，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愤怒，但每次看到新闻的时候，真的比拆自己家还愤怒。 　　李承鹏：我特别同意小崔说的“家教”。我妈信佛，她给人捐钱之后抬腿就走。她跟我说，如果你等人家说谢谢，功德就还给你了，所以给了钱赶紧走。 　　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连学费都交不起，小崔还有百家饭可吃，我生在新疆，新疆地广人稀，我要吃百家饭能把自己走死。我不挑食，但我对住特别敏感。我在成都买房子时，房子均价才1000多一平方米，而我买的房子是3800多一平米。那位开发商是个球迷，他带我到他工地上跟我说，这个房子用了三倍的钢筋，这点特别打动我，房子结实我的世界就结实，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意识到70年产权是后来的事情了。 　　南方周末：你们打算对现实干预到什么程度？ 　　崔永元：我这个年龄从小受的教育导致我们关心世界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是一种条件反射。现在甭说强制拆迁，美国打伊拉克我也反对，美日韩海上军演我也持反对态度。 　　李承鹏：我不是一个喜欢政治的人，以后也不是，但我有自己的生活主张——我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同时我也希望别人父母的身体健康。我们是社会最稳定的那部分人，也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如果存心捣乱就不会写小说了。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可以让很多人得到公平，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 　　“小崔说话” 　　◎写拆迁扎不扎手？我觉得一点不扎手，拆迁都不扎手，写个小说怎么会扎手呢？而且现在都没有“拆迁”这个词了，现在都是“强制拆迁”。拆迁有得商量。强拆没得商量。 　　◎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擅长”的是用好的出发点干坏事。拆迁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的房子和城市长得一样，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百多个城市长得一模一样，这事有多恐怖？好像一个女的肚子大了，她要生孩子，传说要生多胞胎，最后生了两百多，长得都一样，再天大的喜事也不觉得它是好事了。 　　◎我觉得不说话和说真话一样值得称赞，那也是非常大的美德，我也很佩服不说话的人，我最恨的是乱说话的人和故意说假话的人。我觉得说真话和沉默同样都是正确的。 　　◎有时候看人的表情可以看出来，越说真话的人越不自然，越说假话的人越沉着。 　　◎美国的社区连铁栅栏都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自私，他非常自私，自私到什么程度？你都不可以进入他的草坪，你进入以后他会喝令你停止，你再不停止他就开枪，这是法律给他的权利。当每个人都自私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看就是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 　　◎文学真的还是有力量的，现在我同时经历了纸阅读和网络阅读，纸阅读我在坚持，网络阅读已经开始了，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们人讲话的时候，你能听到他的语言，你还能看到他的形体，干这行的人叫做形体语言，我觉得纸阅读就是这件事，为什么叫掩卷长叹，不能关机长叹，其实纸阅读的美就在于这，包括你翻，包括你再翻回来，在重要的地方做标志，感兴趣的地方写上批注，它真的都是一种享受。 　　 (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整理)

中国城市贫民居住地似乎有各种称呼，与国外口径很难归类。他们说，比如“棚户区”与“城中村”，听起来都是很差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贫民窟”呢? 　　我说，好像很难讲。“棚户区”在中国城市中其实是有身份含义的。它的居民通常是有本市市民身份的人，虽然棚户区的条件很差劲，但他们有居住权。除非是给他们相当的补偿，或者进行了标准更高的安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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