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崔永元相信文学的力量能够塑造人格,李承鹏认为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 (磨铁/供图/图)     于建嵘、洪晃、郑渊洁等人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李可乐抗拆记》文化论坛,论坛的主题是“有种文学叫‘拆那’”。 (磨铁/供图/图) 有种艺术叫“拆那”,图为2010年艺术家黄锐的行为艺术暖冬计划。 (黄锐/供图/图)   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一鸣   北京一家书店,窗外北风正紧。崔永元举着李承鹏的新书《李可乐抗拆记》说:“我希望每一个面临强拆的房子里都堆着一堆这样的书。”   《李可乐抗拆记》是李承鹏的第9本作品,前一本《中国足球内幕》披露了大量中国足球事实,“为打假扫黑抓赌风暴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李承鹏的第3本 小说,“李可乐”第二次出现,上一本小说《李可乐寻人记》写一个混混为了泡妞跟人打赌修了一座希望小学,汶川地震时,只有这座小学没有倒。他忘了自己是个坏人,四处接受采访时被抓了。还好最后有个光明的结尾。   “我就希望大家自私,我们以往的教育把这个词抹黑了。”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自私”的重要性,“以前我们把‘自私’曲解成损害他人利益、只顾 自己利益;实际上‘自私’的概念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只顾自己利益。大部分公民意识不到‘自私’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让大家明白这两个 字的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   维护私权是两人对谈的重点。《李可乐抗拆记》显然就是可以成为大谈私权的由头,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可乐混世界,诸事不成。碰巧得知丁香街 将要拆迁,趁当地住户尚不知情抢先买下一套房子,打算大赚一笔。哪知他越陷越深,钱没赚到,女朋友还“劈腿”了,新街坊唐巧珍自焚了,自己也被“保送”精 神病院了……李可乐铁了心,和“90后”非主流女孩儿菜刀妹等群众一起,机关算尽保护家园,当然,结局是光明的——郑书记是好人,付市长略有缺点但也未必 不是好人。   现场对谈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对二人进行了专访,本文由现场对谈内容和专访两部分组合而成。    “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    南方周末 :为什么选择了拆迁的主题来写小说?    李承鹏 :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所以从小对房子就特别敏感。记得在一个大雨之夜,我和我妈一起走了很远的路,花15块钱在一户农民家里 租了一个月房子。后来长大后,我始终想弄明白一个问题,房子为什么那么贵。我爸爸家族有个很大的院子,1983年中国第一次城市化进程启动,院子卖了三千 多块钱,我们住进了楼房,挺高兴。再后来发现,我家老宅每亩地的价格是6000万,涨了上万倍。我就琢磨,为什么我的地变成你的地,我再买你建的房要多花 一万多倍的价钱?   由此出发,自然就关注了拆迁。拆迁导致了很多悲剧,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你不能让人睡醒之后突然闻到青草的味道——你家房子被拆了,你被抬出来扔 在草地上。    崔永元 :现在我们上网总能看到某个地方强拆,某个人被碾死了,渐渐地大家都有点麻木了,好像三天看不到强拆新闻都有点想了似的。其实 这是天大的事,不能任由自己视而不见。我们做新闻的首先关心事件真伪,其次关心前因后果。像把人拆死了的事情,我的反应肯定是愤怒,这种事情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搪塞。    南方周末: 书中有个人物叫唐巧珍,抗拆中自焚,这本书是唐福珍事件引发的吗?    李承鹏 :唐福珍事件发生之前我就开始写提纲了,那个惨剧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事发时我刚好在成都,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网上,结果被反复删除。我是穷汉子出身,你欺负我这个事就没完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还要写好。最早的大纲写了8.6万多字,不断推翻重写。这本小说语言貌似狂欢,但写作时真的很压抑。    南方周末 :为什么用小说的形式写拆迁?杂文对现实的影响是不是更有力量?    李承鹏: 拆迁这件事写成小说的原因,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更鲜活。在一篇杂文里你无法探讨中国现有土地政策的症结所在,在小说里就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生动的情节来说明问题。   比如说,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抗拆的点子,李可乐的最后一招就是藏匿身份证、房产证。他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他关进精神病院之后,和他合伙买房的哥们 都想把房子卖掉,跪下跟他要身份证。李可乐这才想到,没有我的身份证还办不了这个事,如果整条街的人把身份证和房产证集中藏起来,开发商就无法个个击破, 那么,他开发的房子就不合法,也就卖不出去。李可乐就想,你不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我还想不到这么好的办法呢!这种隐喻和戏剧强度,小说之外的文体是无法实 现的。    南方周末 :小说或者文学对现实的影响还有力量吗?    崔永元: 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小说的观点和想法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不一定直指要害,但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杂文和博客像可乐一样,是快速消费品,而小说是可以留下来的。   我现在特别理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当时比我们还要愤怒,他们看到的事更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他们当时走的是启蒙。我非常看中这条 路,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让所有人都明白事理,这个事情特别关键。无论是老百姓、网民,还是执政者,领导人,我觉得都要纳 入到这个社会里才行,明白常识,明白法律,知道春夏秋冬,知道自然规律,这样做事情才能上正道。    南方周末 :这本书有没有想写但没写的内容?    李承鹏: 有,比如有一段是技术原因被删掉了,特别可惜。那段写的是,你是个钉子户,你要告拆迁队,结果你发现开发商抢先把拆迁队告 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告拆迁队,就要去更高一级的法院告。开发商和拆迁队的官司打到最后,开发商肯定不会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的。   修改阶段,我和责任编辑用投影仪把电子版打到墙上一句一句地看。李可乐说了句,“我要活得有尊严”,前面不能提谁说的这句话,我就很愤怒,就天天 吵。    南方周末 :小说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这是“被”的结果吗?    李承鹏 :我是发自肺腑地讲了一个光明的结局,生活中很郁闷,看你的小说还郁闷,这就不对了。而且从小说技术上来讲,悲剧写成喜剧更有力量,苦中作乐是一种高级的东西。    崔永元 :光明的尾巴没错,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光明的尾巴,它能让观众笑着离开剧场,下次他才乐意重返。其实也没那么悲观,我们有一段时 间哀叹野生动物就快死光了,结果一抓环境保护,狼灾和野猪灾全都出来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一样。最关键的是人心,如果人 人都觉得某些东西应该修复,这个社会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    南方周末: 你相信文学能改变现实吗?    崔永元 :我认为文学真的可以塑造人格。我1987年刚工作时,做一档节目叫“午间半小时”,当时我刚好看了史铁生揭露社会不公现象的小说《午餐半小时》,看完之后脑子就像被砸了一砖,小说就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些名著就更不用说了,像《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都能让人看得浑身颤抖,浑身出汗。    南方周末 :有没有遇到过有恻隐之心的拆迁队或不可理喻的钉子户?    李承鹏 :善良的拆迁队一个都没有,凶狠的占60%,愿意给人一点小恩小惠的占30%,被击退的不到10%。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拆迁 办、拆迁队、开发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披着马甲。   不可理喻的钉子户肯定也有,有人出的价格高得离谱,也有人就像藏獒守土,你给我多少钱都不卖。对于这点我想引用村上春树的观点,当鸡蛋和高墙对立, 作家一定要站在鸡蛋一边。当然也有少量卧底,他会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大家,不过80%的群众都是随大流。    南方周末: 你们觉得中国为什么屡屡发生强拆事件?    崔永元 :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好的出发点结果未必是好的。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当 你大权在握之时,有人会给你描绘另一幅美妙图画——这个城市一两年间翻天覆地,三年赶超发达国家。此时谁能保证自己不强拆?   但在东京、纽约这样的城市经常能看到高楼大厦前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那一刻我们才发觉,这座城市的美就在这个地方。   那些小房子之所以没被拆掉,是因为法律保障它的存在。我希望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律也把这一条写进去,“私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一定要写“神圣不可侵 犯”。    李承鹏: 强拆屡屡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市长、区长、镇长都想把自己的城市建成纽约。关于土地的问题,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人是天和地 种下的庄稼,我们是碳水化合物,离不开土地。    南方周末 :你希望“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你能为此做些什么?    崔永元: 当每个人都学会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这个社会就会正常运转起来。    李承鹏 :我小时候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反动的,后来我发现人不为己真的会天诛地灭。美国大兵为什么自私的同时又那么勇敢? 因为你要欺负美国就直接欺负到他家里了,他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的家。    崔永元 :我们就用宅基地来说,你给我划多少我就用多少,我绝不侵犯你一寸;反之国家也不能侵犯我一寸。   我觉得现在的“司法解释”就是证明法律漏洞太多,所谓的司法解释就是补丁,就是一个一个在找补。我觉得要搞清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是用国家利益或者 公共利益,所谓的不可抗力的名义强制拆迁,那就要把这个界定清楚,什么叫公共利益,修高速公路是公共利益吗?新建一个小区,哪怕你能容纳2600万人,是 公共利益吗?我可不这么认识,我认为公共利益是不排斥个体的,也就是说我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你不能说小崔一个人的利益就是私人利益,因为我的利益只要不 超出法律的范畴,没有超出法律范畴的要求,它就是公共利益,所谓的公共利益是由每个个体的私人利益组成的。    南方周末: 如果制度或法律建设暂时跟不上,“民愤极 大,从严惩处”这种方式是否可以重新提起?我们都知道,很多出事的官员都官复原职了,撞死人也可以没有下文。    崔永元 :我就非常想把干部问责制度搞清楚,犯什么样的错误永远不能出山,什么样的错误一时不能出山。我觉得这都属于政策法律法规这个 层面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   为了顺应网络民意高速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有违法治精神,还是会埋下隐患。    关心现实是一种家教    南方周末: 说真话的难度在哪里?    崔永元 :1996年我们开始做“实话实说”,大概做了两年,“实话实说”创始者之一郑也夫说节目组左顾右盼,经常婆婆没枪毙,媳妇就把自己枪毙了。就说我自己吧,我现在发微博没有人管,但是只要跟时事有点关系的,我自己都要审查好几遍,用中心主任的眼光审查一遍,用台长的眼光审查一遍,用纪检委的眼光审查一遍,最后再用张朝阳的眼光审查一遍,然后才点击。    南方周末: 你们为什么热心干预社会现实?    崔永元: 这个是家教,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父亲是政委,常年在外,一直到高中我每年只有一两个月能见到他。当时没有人管我,我就在大院的叔叔阿姨家里到处吃。我跟赵本山演小品时叫“大叔大妈”,有很多网友说这两个称谓不是一家子,但在部队大院就叫叔叔、阿姨,没有第三个称呼。   我现在帮别人就是小时候训练出来的,我看到一个悲惨的事真扛不住,条件反射似的就想帮一把。前些天刚发生一件事,12名驴友雪夜被困江西宜春明月山,缆车向他们要4倍的价钱,他们下不了山就有可能要被冻死,然后紧急求救。我马上打电话给江西有关部门,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你说用不着这么牛吧?但我觉得人命关天,就别谦虚了,这个名字如果有用就赶紧拿来解决问题。后来这个事解决了,我才踏踏实实睡觉去了。   我总是在想,可能崔永元被困在明月山上了,打一个电话有一万个人来救,假如说崔永元不是今天的崔永元呢?他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不能让这种危险像空气一样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否则可能我不危险,但我女儿会危险,我姐姐会危险,我二舅会危险。其实强拆且拆不到我们家,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愤怒,但每次看到新闻的时候,真的比拆自己家还愤怒。    李承鹏 :我特别同意小崔说的“家教”。我妈信佛,她给人捐钱之后抬腿就走。她跟我说,如果你等人家说谢谢,功德就还给你了,所以给了钱赶紧走。   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连学费都交不起,小崔还有百家饭可吃,我生在新疆,新疆地广人稀,我要吃百家饭能把自己走死。我不挑食,但我对住特别敏感。我在成都买房子时,房子均价才1000多一平方米,而我买的房子是3800多一平米。那位开发商是个球迷,他带我到他工地上跟我说,这个房子用了三倍的钢筋,这点特别打动我,房子结实我的世界就结实,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意识到70年产权是后来的事情了。    南方周末 :你们打算对现实干预到什么程度?    崔永元 :我这个年龄从小受的教育导致我们关心世界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是一种条件反射。现在甭说强制拆迁,美国打伊拉克我也反对,美日韩海上军演我也持反对态度。    李承鹏: 我不是一个喜欢政治的人,以后也不是,但我有自己的生活主张——我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同时我也希望别人父母的身体健康。我们是社会最稳定的那部分人,也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如果存心捣乱就不会写小说了。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可以让很多人得到公平,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    “小崔说话”   ◎写拆迁扎不扎手?我觉得一点不扎手,拆迁都不扎手,写个小说怎么会扎手呢?而且现在都没有“拆迁”这个词了,现在都是“强制拆迁”。拆迁有得商量。强拆 没得商量。   ◎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擅长”的是用好的出发点干坏事。拆迁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的房子和城市长得一样,现在我们 国家有两百多个城市长得一模一样,这事有多恐怖?好像一个女的肚子大了,她要生孩子,传说要生多胞胎,最后生了两百多,长得都一样,再天大的喜事也不觉得 它是好事了。   ◎我觉得不说话和说真话一样值得称赞,那也是非常大的美德,我也很佩服不说话的人,我最恨的是乱说话的人和故意说假话的人。我觉得说真话和沉默同样都是正 确的。   ◎有时候看人的表情可以看出来,越说真话的人越不自然,越说假话的人越沉着。   ◎美国的社区连铁栅栏都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自私,他非常自私,自私到什么程度?你都不可以进入他的草坪,你进入以后他会喝令你停止,你再不停止他就开 枪,这是法律给他的权利。当每个人都自私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看就是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   ◎文学真的还是有力量的,现在我同时经历了纸阅读和网络阅读,纸阅读我在坚持,网络阅读已经开始了,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们人讲话的时候,你能听到他的语 言,你还能看到他的形体,干这行的人叫做形体语言,我觉得纸阅读就是这件事,为什么叫掩卷长叹,不能关机长叹,其实纸阅读的美就在于这,包括你翻,包括你 再翻回来,在重要的地方做标志,感兴趣的地方写上批注,它真的都是一种享受。   (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整理)”人不为己,真的会天诛地灭 来源: 南方周末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1844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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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的“开胸验肺”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先讲一下往事。    去年3月,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南方周末》撰文,指出著名学者汪晖的《反抗绝望》艺术存在剽窃问题,但汪晖并没有出来回应,直到现在也没出声,倒是他的支持者出来,称这是一场阴谋,是某派对某派的围剿。    7月份,汪丁丁、郑也夫等63位国内学者发表公开信,呼吁对汪晖的学术抄袭问题展开调查。7月9日,80多位海外学者给清华大学校长寄去联名信,公开信称任何剽窃都不存在。单挑成了群殴,国内闹到了国际,这事整大了。    很快,豆瓣上出现了网友Isaiah的文章,以《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为总题目,指认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名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涉嫌严重抄袭。    这下挑明了,两边的老将都“涉嫌抄袭”了,彻底拉平了,可以混战了。    面对这种公共危机,汪晖和朱学勤的表现迥然不同,汪晖沉默是金,而朱学勤于7月13日前往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递交申请,请母校复旦大学与现任教学校上海大学立即启动学术调查程序,并在调查期间不参加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一切活动,一求还自己一个清白。    半年过去了,前几天的1月13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了调查结果,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问题属于“不规范”,有缺陷,但不是抄袭。朱学勤以“感谢复旦,还我清白”表达自己心情。    在我的记忆里,这也许是第一次有学者主动到学术审查机构,要求对自己进行学术审查。从递交申请,到展开调查,公布结论,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审查流程,而复旦大学也表示,尊重学术规范委员会独立调查的权力。这一点,对于情理学术腐败,对于匡正学术界风气,都有着开创性的价值,为处理学术抄袭纠纷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我把这条消息贴到微博上的时候,有位网友评论到:朱学勤是真爷们。抛开门派之争,必须承认朱学勤做了一件很爷们的事情。朱学勤把自己的举动形容为“开胸验肺”。在学术界造假成风的环境里,朱学勤的“行为示范”维护了学术的尊严,令人肃然起敬。    不要以为结论出来了,一出大戏就该结束了,在我看来,真正的高潮才刚刚开始。因为,在汪晖和朱学勤背后,还有复旦和清华两个大学的“暗战”。清华大学因为对汪晖抄袭事件默不作声,被视为暗地袒护,已经引起众怒,而复旦大学以独立调查的姿态,不护短,不关门,很漂亮地将了清华大学一军。    既然已经有了先例,我们当然会问,汪晖教授,你能向清华大学递交审查申请吗?清华大学,你还要沉默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认为,朱学勤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一些评论说,《还学术以清白,从朱学勤始》,这个结论有些太肯定。我很尊敬朱学勤教授,但我心里还是有疑惑,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结果是最终结论吗?如果举报者不服结果该去找谁?朱学勤毕业于复旦,复旦去查自己的毕业生,能绝对保证独立性吗?是否需要第三方机构独立机构介入呢?     还有所谓的“学术不规范”,一般认为朱学勤的“不规范”比较轻微,汪晖的“不规范”更严重,但根据我对海外学者的咨询,将两位学者的涉抄作品放在国际学术界,却都属于抄袭。那么,两个人的区别,到底是清白与不清白的关系,还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    有人说这得怪那个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都不懂规范,但是那个时代的人总得有个说法吧。我认同网友雪里埋的说法,“可不可以这样说,按照当年的标准来说,朱学勤是“不规范”,是“不严谨”,但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可以认为是一种抄袭。这种失误,是可以原谅的。但朱学勤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勇于承担这种“历史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个结束,而应该是一个开始。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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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成为天才吗?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连载之一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序言(之一)   “和我们应该成为的人相比,我们只是半醒着的。我们内心的火焰被泼上了一盆冷水,我们的努力被抑制。我们只利用了我们心智中很小的一部分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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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

就他们与学生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从导师到老板的变化。1980年代,当学界新父们还只是本科生课堂的教师或最多是硕士生的导师时,他们大多还致力于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来思考问题。那时,他们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引导博士生去攀登学术的高峰。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界新父们先后都成了博士生导师。然而,到这个时候,“博士生导师”往往只是他们个人在学界的一种资格和地位符号。至于说他们与学生的关系,则从原来指导读书的导师变成了课题发包的老板。在新父们领来了无数的课题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兴趣或精力来指导学生读书了,他们必须主要依靠研究生来完成课题。研究生一进校就被分派到导师不同的课题中,成为课题廉价却主要的劳力,并以此充作他们的毕业论文;而老板们从课题中拨出九牛一毛给研究生充作微薄的报酬后,就欣然在学生的论文前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了第一位,而后又去运作在核心期刊的发表。课题不可能达到真正培养人的目的,它需要的只是熟练的技工。新世纪前后,中国大学卷入了升格和合并的狂潮,专科变本科,学院变大学,大学变超级大学;然而,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今天的中国大学几乎通通成了高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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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回顾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

    郑也夫按语: 我孤陋寡闻,感谢老朋友刘擎让我了解这段史实。它给了我们多维的启示。美国学术界、文化界的主流在度过了最初的休克后,“媒体的关切主要是放在道德评价以及抄袭在多大程度上有损于金的历史地位和英雄形象。……(学者们的)这组专辑的文章……将抄袭事件置于金的生平、历史背景和多种文化交错的语境中来探索”。如《美国历史学刊》主编David Thelen在导言文章中指出,金的抄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某一派别中的多数人长久地罔顾事实,学术界(涵盖各派)长久地在事实认定上争论不休,毫无共识,这状态既是民族学术界、文化界的灾难,又是智者阶层道德与心智双重低下的指标。        1991年10月,我初到美国不久,就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有关马丁·路德·金博士论文存在抄袭(plagiarism)的消息,当时感到的震惊无以名状。虽然早就过了崇拜偶像的年龄,但这位民权运动的领袖、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神学博士、魅力型牧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邪恶势力暗杀的烈士,仍然是我心中不可亵渎的英雄,难以想象他会与抄袭剽窃之类的行径有任何牵连。于是,凭借一个中国人“本能的”政治敏感,自然地就生出一份警觉:这会不会是什么阴谋?会不会是右派势力和种族主义者制造的污名化运动?存着这份怀疑,便开始关注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却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教益。      事件的始末     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4月被暗杀。无论是他在世的时候,还是他遇难之后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可能存在抄袭的嫌疑。唯一的例外是Ira G. Zepp,他在197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指出,金的自传性作品《迈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 1958)抄袭了两部著名的神学著作,但这篇未发表的学位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真正导致抄袭事件爆发的线索,是由一群支持金的进步学人在研究中发掘出来的。他们完全始料未及。     1985年初,金的遗孀Coretta Scott King代表“马丁·路德·金中心”(她是该中心的创始人和主席),邀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Clayborne Carson来主持启动“马丁·路德·金文稿项目”(the Martin Luther King, Jr., Papers Project),其主要目标是编辑、勘定和出版具有权威可靠性的《马丁·路德·金文集》(计划出版共十四卷,目前已出到第六卷)。在Carson教授的主持下,这个项目受到中心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支持,并在1986年获得了NEH基金会五十万美元的资助。但在项目的注解研究过程中,金的抄袭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使编辑工作遇到了许多难题:是不是应该将存在抄袭的文章选入即将出版的《文集》?如何向读者传达这些文章中未注明的引用出处?是否应当标明每一例“文本挪用”?是否要确定哪一例构成抄袭?虽然后来有人指责Carson教授“企图掩盖真相”,但他自己在回忆文章中力图澄清:当时在团队中“没有人反对公开我们有关金抄袭的结论”,大家只是对“以什么方式来呈现这些发现”有过激烈和广泛的讨论。文稿项目团队在1988年发现了首例抄袭,但他们在能够确定问题的广泛与严重程度之前,一直将有关信息严格地保留在项目团队内部。到1989年9月,Carson教授开始与金的夫人以及项目顾问委员会协商,他们经过“多次艰难的讨论”,最终在10月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将在正式出版的《文集》中以编注的方式标明每一例抄袭疑点;第二,在《文集》第一卷出版之前,将单独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充分讨论金的抄袭问题。Carson教授非常希望由他的团队来掌握这一新闻的首发权,并计划在学术刊物而不是公共媒体上首次公布他们的研究发现。这是为了公允、全面和客观地呈现事实,避免可能的炒作和误导。     但是,项目顾问委员会中的另一位学者提前走漏了风声。他在美国南部历史学会的一次会议中,和其他几位学者谈起了他们团队的“发现”,消息很快传播开来。1989年12月3日,英国《星期日邮报》上发表Frank Johnson的文章,他从Ralph Luker(Emory大学教授,文稿项目的副主编)那里获得消息:金于1955年向波士顿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大量抄袭了同门学长Jack Boozer三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但这个报道并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即刻反应,它们在此后的十个月当中一直对此保持“集体沉默”。实际上,美国几家主流报刊几乎同时获得了相关线索,但出于审慎或“政治正确”的原因未做报道。在此期间,有不少记者打电话向Carson求证,但他一律以闪烁其词的“外交辞令”予以推诿。因为Carson仍然在争取首发权。他的团队终于在1990年6月完成了独立调查的论文,并与声誉卓著的《美国历史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取得联系,希望能经过最快的匿名审稿程序,在12月发表。但是,JAH的主编(不顾Carson的反对)坚持主张,这篇文章必须与其他多位学者的文章编排在一起,作为一个“圆桌讨论专辑”同时发表,因此,还需要拖延更久。这令Carson教授非常沮丧,他意识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将会失去对首发权的掌控。(以上两段主要根据Clayborne Carson的回忆文章“Edi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Political and Scholarly Issues”)     1990年9月,美国一个老派的保守文化杂志《编年》(Chronicles: A Magazine of American Culture)发表文章公开了金的抄袭问题。波士顿大学时任代理校长Jon Westling随即致书《编年》杂志(后来在1991年1月号上刊登),断然否认对金的抄袭指控:“金的博士论文已经受到学者们的细致审查与核查,没有发现一例任何种类的抄袭……没有任何一位评阅人曾发现,在整个343页的论文中有任何一页存在任何未被指明来源或误指来源的引用、误导性的变换措辞的释义,或有借用而不加恰当学术参考文献的思想。”Westling校长的大胆背书显然是一个匆忙草率的个人意见,因为当时波士顿大学正式任命的审查委员会才刚刚成立。委员会由四位教授组成,准备就学术规范问题对金的博士论文进行全面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对是否取消金的博士学位提出建议。此时,美国主流媒体已经掌握了更为充分的证据,准备打破沉默。Carson教授也在记者的压力下决定配合媒体的报道。11月9日《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特写(文章在Carson教授的要求下,没有使用“抄袭”的字眼)。11月10日的《纽约时报》、11月18日的《华盛顿邮报》、11月21日的《高教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等相继跟进发表文章。频繁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一直延续到1991年初。至此,马丁·路德·金的抄袭问题(在他遇难二十多年之后)被完全被公开。      事实的鉴定     在这场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中,可以听到出自各种政治与道德立场的不同声音,但争议主要发生在如何对事实做出阐释和评价。对抄袭事实本身的认定,知识界很快达成了基本一致的判断,没有任何重要的分歧。     1991年10月,波士顿大学的审查委员会向校方提交了正式的鉴定报告,指出“确定无疑的是,金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有抄袭作为,他挪用材料的来源有些未在注释中标明、或错误标明、或泛泛标明,并在行文的间隔之中,稍作措辞变化或逐字逐句地挪用了别人的材料”。他们鉴定的结果是,抄袭的比重在论文的上半部分占45%、下半部分达21%。审查小组没有考虑取消金的博士学位,因为这“无济于事”(serve no purpose),况且金的论文仍然“对学术做出了一份智识贡献”。但他们提议,在图书馆收藏的金的博士论文副本中附上这份鉴定意见书。Westling校长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委员会四位教授“开展的调查具有彻底的学术性以及对细节的谨慎关注,并决意不受非学术考虑的影响”。(New York Times,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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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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