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2012年02月01日 18:10:02       方舟子堪称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自然，事无全对，人非完人，但他一路走来的轨迹是清晰的。但这次和韩寒较劲走偏了。方的举动一向是针对文凭、学术论著、科研项目的，而韩寒根本就不是学术中人。学界内外是贯彻不同的行规的，学界的行规管不了、也不适用学界之外。       就说代笔，在学术界那是绝对不行的。首先学术著作不仅实名，著作上都要写上作者单位的。而文学界则流行笔名。若作者藏匿的好，大家便只知道笔名，干脆不知道该文作者的真实姓名。且文坛上从来不乏几个人共挑一个笔名的事例。实名和笔名的分野，隐含着二者截然不同的逻辑。学术界之外，无论是文学界还是政界，代笔也是从来不被人们当做问题深究的。政治家的很多文章和演说是别人代笔的，高产作家金庸的某些作品是别人代笔的。两种逻辑分别是这样的。学位论文最强调不可抄袭和代笔，因为它要验明的是一个人的能力，在一个远离农业、村落和熟人的社会中，某高校的学历为用人单位提供了重要的参照，避免了挑选人员上的两眼一抹黑，这具有增加识别性的极大的社会功能。学术著作的严肃性要求严格的实名制。这都是行规。文学作品不是学历那样的身份和执照，没有学术作品那样严肃。杂志社拿到投稿，用不用取决于文章质量，不管作者是谁，爱谁谁。擒贼先擒王，打击学术造假要抓出几个大个头的，这可以警示和社会，也振奋打假者本人。方舟子一贯是这么做的。但好像在打假和选择名人当中，对后者重视过了头。韩寒是名人，但不是学界中人，你费尽心机抓其代笔作甚？即便抓住了，除了让他难堪——其实他要是不在乎连难堪都没有，还有什么意义呢？       方舟子还抓住1999年韩寒投给新概念作文比赛的文章“书店”，认为那文章有人代笔。参加比赛有人代笔无异于作弊。该比赛进入复试要现场完成命题作文，而初赛就是寄去自己的文章（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们设想一下，以中国人现在的习惯，会有几篇文章是没经大人把关和加工的。这完全是比赛制度的问题。只要制度照旧，上阵父子兵便不可能杜绝，乃至从文本上往往只能猜测，不能算是足够的证据。就是抓到了证据，有多大的意义？韩寒参加的新概念作文比赛复试的过程是这次事件中唯一有点内涵的疑点。方舟子要是真的觉得意义非凡，就从这里突破。我不觉得意义非凡，也不看好你能突破。别的事情我干脆看不出任何意义。       再说韩寒。代笔的问题没有触犯行规，只是关系到韩寒自己高度重视的荣誉问题。就前者而言，没有必要辩护，因为不存在违规。就后者，即荣誉而言，辩护的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韩寒在自己的“正常文章一篇”中说：“至于方舟子先生，我还特地打过电话给老罗，问，方舟子是不是有一个团队，或者根本就是别人替他干的很多事，要不然他哪来的精力去考证各种学科各种门类的事情。罗永浩先生是这么回答我的：方舟子这个人，虽然很轴，但应该的确是只有一个人，他坐在电脑前，就能检索出很多论文和资料，然后一个人整理个一天，他干的和科普有关的事情基本还是靠谱的。但是其实我完全也有理由来胡乱的质疑方舟子你有团队，因为你的跨度太广，工作量太大，数据来源太广，反应太快，不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可以独自干出来的事。我相信就算没有一半人相信，至少也能说服不少人吧——方舟子团队，一帮聘来的助手负责查资料和写文章，方舟子出面发表，以方舟子的品牌来获得商业利益。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是不能这样的诋毁人的，因为这样的新闻永远有人信，谣言总是比较拉风的，辟谣总是徒劳无力的。方舟子先生，你为了查资料进行科普和打假，你电脑前一坐就可能到凌晨三四点，但我要是一口咬定你有个利益团队，并假装说好像听圈子里的朋友说过，又说好似曾经和你辞退过的枪手吃过一次饭，那你这辈子都说不清楚，请问孤独坐在电脑前的你，你为了你的事业45岁头发就秃了，我给你这么来几句，你他妈的会不会胸闷。但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最下流的招数，利用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披着质疑的外衣，干着诽谤的勾当。作为半个同行，你推己及人，我他妈的无数次一个一个字敲到凌晨，敲了十三年，我他妈就不胸闷吗。”话说的很等透彻，那么又何必要辩护，何必要起诉能？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是作名人的代价，抗住就是了。好像是法国前总统、巴黎高师的高材生蓬皮杜说过：“以其夸耀自己，不如显得神秘。”多说作甚，说得再多，不相信的还是不相信。法庭的判决不过意味着你在法律的层面上打败了一个人，它和真实的名誉关系较小，荣誉是走心路的。其实鬼聪明的韩寒对这些要比我等老朽看得更清楚，只是作为当事人少了旁观者的视角。     一句话，我劝双方鸣金收兵。方舟子继续他的学术打假，韩寒继续他的时评文章。韩三篇开出的平台蛮不错的，别让人转移了革命的大方向啊。笔者博客上的上篇文章就是往回拽的。

2012年02月02日 19:10:08       北京市高级法院立案大厅东墙是一面透明玻璃墙，上面里里外外双面挂满了几十面当事人赠送的锦旗，蔚为壮观。这种文化现象在很多公权机关和公共机构（简称“二公”），例如法院、公安机关、医院、学校和基层政府部门等，都较为常见，并且还有一种越是基层越是浓厚的趋势。       锦旗文化渊源难以考究，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因为医生给治好了重大疾病，出于救命感恩的心情，给医生送上锦旗、镜匾、感谢信等，逐渐这种锦旗文化延伸到衙门，形成“青天”情结……锦旗文化从封建社会走来，一路延长到今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老百姓因为司法机关办了公正案件，公安机关尽了除暴职责，政府机关做了惠民善事，医疗和教育机构给了良好服务，就向他们赠送锦旗，表达一种感谢敬意。而不少公权和公共机构也很看重这些锦旗，将其视为政绩突出和群众认可的表现，将其列为评优评先的标准。可以说中国的锦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几乎绝无仅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这种锦旗情结本来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文明之国、礼仪之邦的表现，我们似乎不应一概说它不好，但是我们也应该和必须看到锦旗文化浸透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色彩。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民众眼里，锦旗只不过是件艺术品和纪念品，用于私人之间主体平等的礼品赠送交换。然而在思想意识形态的默认和宣传中，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锦旗文化的内涵发生了嬗变，外延产生了泛滥。“二公”收受锦旗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行为，而且有日益大拼比的趋势，谁收受的锦旗多，就表明谁的成绩大、谁的功劳高，锦旗几乎成了“二公”秀亲民的标签和秀政绩的道具。随之而来，网络上也铺天盖地出现了“锦旗用语大全词库”之类的专业网站，下设“政府、法院、公安、医院、学校”等锦旗用语分词库，“只要有需求，就一定有市场”的哲理在锦旗文化市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二公”为民众做了好事就可以坦然接受和展览锦旗，并且认为锦旗越多越好的话，那么索要锦旗行为就会渐入常态，另类“政治受贿”侵蚀国家机体、毒害社会的后果就会为期不远。展览炫耀锦旗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它会让人想到庸俗、贪婪。这种锦旗赠收主体严重不对称的行为，对民众来说是一种自我奴役化的行为，对“二公”来说，是一种“主人”意识膨胀化的表现，颠倒了民众与“二公”的主仆关系。可以说，民众对“二公”的满意度，不在于锦旗有多少，而在于投诉有多少。锦旗不是装饰品和化妆品，纵有锦旗千万面，不如投诉少少见。道理很简单，吹捧的话即便达到肉麻，就算全是假话也不伤人，也会免责，但批评的话则不然了，如果不是真话，谁敢找麻烦！       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应该是这样：民众不应把它当作一种对“二公”报答恩惠的方式，而“二公”也要看淡一些这种民意民愿。 上一篇： 我劝方、韩鸣金收兵 下一篇： 勿作族群间的麻烦制造者——评孔…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3月02日 11:12:48 按语：            我估计本文会引起争论，什么样的批评我都可以承受。只是希望不要污言秽语。特别是不要对孔庆东先生污言秽语。我不希望在我的博客平台上对我批评的人污言秽语，那样将陷我于不义。特别是如果你不赞同在公共空间骂人，那么坚持这一立场的最好方式是，你自己不要在公共空间骂人。如果你也在公共空间骂人，就不要说别人了；骂别人骂人，太滑稽了。     《南方周末》2月9日发表本文时，与我协商后删掉了一些内容。删掉的最多的是“谁的奴性强”一节。我的观点是，所谓奴性就是甘心忍受主子的欺辱。我认为大陆人的奴性比港人重。这一观点在删节版中已经变得很弱。下面是该文的未删节版。 勿作族群间的麻烦制造者 ——评孔庆东对港人的言论 大陆游客的素质       我多次加入赴境外的旅游团，就我的见闻，很多大陆同胞的素质实在不能恭维。其中很多人不是去旅游的，完全是去吃喝购物。在埃及我们团到了某个举世闻名的寺庙，几位团员嫌天热不下车参观，埃及的导演惊呆了，说：“这是埃及最灿烂的文明遗产，你们不看这些，为什么要来埃及呢？”在迪拜，说好了到车上集合的时间，几个人泡在购物中心狂热地购物，让全车人等上一个多小时。在公共场合任意喧哗，街道上随便扔杂物。凡此种种，屡见不鲜。那位导游对祖国古代文明的自豪溢于言表，我相信他嘴上说的其实还客气，他心底一定是非常看不起这些中国人。见过中国游客不文明举动的外国人同样会看不起我们。我不能说这是歧视，因为人家有扎实的理由，何况我也看不起我的这些同胞在境外的举动。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是暴发户。作为旅游团，其成员中暴发户的比例远远高于全体国民中暴发户的比例。不幸，很多外国人是从他们身上开始认识中国人的。       一个人判断某个事件难免不受到他漫长生存中的经验背景的影响，尽管他应该抛开成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我和孔庆东先生一样没有亲历香港地铁上的吵架事件。但要我判断，我是不敢轻易将责任都推给港人的，因为我不敢替大陆游客的素质担保。孔先生应该和我同样感受到大陆人的素质。我不清楚他因何在瞬间就完成了判断，在这一纠纷中大陆的游客为什么就没有责任呢？那位当事港人为什么不可能真的听不懂、说不了普通话呢？我在中国大陆旅游时，常常在外省遇到语言交流的困难。孔先生没有遇到过吗？固然，那港人有可能是“故意不说普通话”，但那只是可能性之一，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主观、决绝地判定呢？如果说港人对大陆人总体印象不好，是不可理解吗？具体到这个事件中港人就对大陆游客车上吃东西不满，是毫无理由的吗？对外人对我们的看法，大陆游客们没有责任吗？孔先生问：“你们对待香港人是这样吗？对待美国人是这样吗？对待日本是这样吗？”我觉得，大陆游客在国外不文明举动之泛滥，港人、美国游客、日本游客恐难望其项背。 殖民地人及其文化       香港沦为殖民地，港人有责任吗？那是十九世纪中叶国家间签定的不平等和约，兵败之国何以言勇，弱国无外交，史学家认为李鸿章尚且不该负多大责任，况一介草民，况一普通港人。同为中国人，日后成了大陆人还是港人，几乎是一种宿命，对个体来说是没有选择的。如果说尚有一点微小选择的话，六七十年代很多大陆人愿意做港人，不惜偷渡，却鲜有港人愿做大陆人的。       作个殖民地人，家乡沦为殖民地他无责任，那么之后有无后遗症，他是否沾染了一身的殖民地病症呢？那你怎么看汉人在清朝的267年？怎么看东三省人民自1931至1945的十四年？怎么看待上海市民，他们有过一百多年的租借历史。我没觉得上海人有疾，东北人有病。相反，我一直觉得，上海人是中国各城市中市民素质最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还真的是殖民地的历史所使然，1949年以后的计划经济恰恰是上海及其市民衰落的开始。在殖民地时代终结之前后，对殖民地文化的评价应该、也必然是大不一样的。这怎么讲？如果我们的家园还是异族的殖民地，我们大讲殖民时代的文化不乏优长，那显然将干扰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二战结束后的历史趋势是，殖民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几乎没有倒车可开。今日大谈警惕殖民主义威胁的言论，要么是转移当下国内斗争的视线，要么是心态还滞留在反殖民斗争的时代。后殖民时代鲜见一国家吞并另一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亡国灭种的故事了，亡党的事情、内阁解体的节目倒是间或看到。而当殖民主义已经作古，评价殖民地文化可以兼顾正负两面了。殖民地可以创造灿烂的文化，昔日的上海是这样，昨天的香港也是这样。因为只要是两种文化交融，就必有果实，乃至杂交优势。历史上民族间交流凭借的最大的两个媒介是战争和贸易。前者在当下导致了一方的屈辱，但长远地看同样完成了文化交融，双方均有收获，甚至不乏战败方在文化上更大地影响了胜利方的实例。我以为殖民地时代的上海就文化多样性而言，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甚至超过巴黎、伦敦、纽约，因为万国文化汇于一埠。纽约人也不能像上海人那么便利地领教同时期的英国、法国、俄国文化。       关注当年上海色彩斑斓的殖民地文化，可读木心的《上海赋》。而关注上海文化现当代衰落的原因，可读余秋雨的《上海人》。一山难容二虎，香港的崛起正是因为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衰落而留下的真空。我无力概括香港文化的特征，刚巧读到了韩少功的《笛鸣香港》（原载《海燕》2008。北大内部刊物《观察与交流》2011年最后一期转载此文，可见我校同仁对此文之重视。我亦由此拜读该文），索性作一回文抄公：       “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楼密度、汽车密度，却仍是很多人留恋的居家福地。……哪怕在弹丸之地也能用一种生活微雕艺术，雕出了强大的现代服务业，雕出了曾经强大的现代制造业，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种整洁、便利、丰富、尊严，以及透出滋补老汤味的生活满足感。毫无疑问，细活出精品，细活出高人，各种能工巧匠应运而生，一直得到外来人的信任。有时候，他们并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进设备，只是凭借一种专业精神与工艺传统的顽强优势，也能打造无可挑剔的名牌产品——这与内地某些地方豪阔之风下常见的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些称之为Mall的商城同样有港式风格。它们……集商铺、酒店、影院、街道、车站、学校、机关以及公园于一体，勾心斗角，盘根错节，四通八达，千回百转，让初来者总是晕头转向。它们似乎把整个城市压缩在恒温室内，压缩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于是人们稍不留心，就会错觉自己在酒店里上地铁，在商铺里进学堂，在官府里选购皮鞋。想想看，这种时空压缩技术谁能想得出来？这种公私交集、雅俗连体、五味俱全、八宝荟萃、各业之间彼此融合、昼夜和季节的界限消失无痕的建筑文化，这种省地、节材、便民、促销的建筑奇观，在其他地方可有他例?……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一刀两断，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什么的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完全绝迹，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科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相，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的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哪怕是面对一个最无理的‘钉子户’，只要法院还未终结诉讼，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预算损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最终改道易辙。……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结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狭隘国家主义的避免?……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楼的一扇窗前，听到维多利亚港湾里一片笛声低回，林立高楼下填满街道的笛声尖啸，哀恸之潮扑面而来。各个政党和社团的募捐广告布满大街，各大媒体的激情图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学生们含着眼泪在广场上高喊‘四川坚强’和‘中国坚强’，而高楼电子屏幕上的赈灾款项总数记录，正以每秒数十万的速度不断跳翻……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变，一块殖民地的心灵流浪大概行将结束。”       一言蔽之，殖民地文化并非尽是糟粕，它与各民族本土文化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承载这一文化的殖民地人民并非素质低下、面貌可憎。 谁的奴性强       殖民时代太长久了，它的话语不可能不存活至今。其中一个说法便是殖民地人民奴性更足。孔庆东先生说：“当年英国怎么对付香港这帮狗呢？拿着鞭子不老实就抽啊，生生给抽老实了知道吧。就是用老百姓的话……用北京人的话说就他妈欠抽，啊，就是欠抽”但同是这次谈话中，孔先生又说：“所以香港呢，有他的好处，比如说，法制，啊。说到法制也是英国人留下来的。”请问，有法还能随便抽人？中国大陆正式因为法治迟迟没能建立，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常常随便抽人，城市最起码在文化革命中可以随便抽人。那种无法无天，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恐怕望尘莫及。什么是奴性？就是甘心忍受主子的欺辱。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香港与大陆相比，哪里的压迫更深，哪里的反抗意识更弱。我怎么觉得不是香港呢？如果说压迫者是同肤色的，就罪轻一等；或者说受到同等的压迫，认为来自同族要比来自异族更可忍受，受到异族压迫的人便更不是东西，我以为凡此种种都是种族歧视。有什么理由认为本国的压迫者好过外族的压迫者，有什么理由认为本族暴君的奴才要比殖民者的奴才较少一点奴性。孔子说，有教无类。我们举一反三，反压迫无类，不管压迫者是否与我们同一肤色。不同种族身上的劣根性本来是高度相似的，差异由来有二。一方面有无法治，导致压迫之不同。香港享有法治颇有时日了，压迫和奴性都应该比大陆弱。另一方面谄媚洋人显得更触目，但谄媚哪个肤色的权势者其实没有实质差异。因为殖民时代的终结，外国人的压迫没有本国人来得便利，有压迫就要反抗，但我们主要面临的是反抗本国压迫者。骂外国人及其奴才其实是轻松的，骂本国的压迫者及其奴才要承受真正的、更大的压力。       孔庆东说：“到现在呢我们香港现在回归了，人心并没有完全回归，还有很多这个殖民主义留下的狗崽子，啊。他在殖民主义者面前狗，但他对待内地同胞面前他忽然觉得自己是狼。”当他把权力移交和人心向往这两种“归属”搅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孔先生想说的是什么。前者是明晰的，九七之后香港回归中国，其含义在主权归属。绝大多数香港人欢迎主权回归，起码是接受。后者，即“人心的回归”则可能包括多重含义。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肯定不在政治家所期待的“人心回归”之列，因为一国两制——包含了伟大政治智慧的一场妥协——充分允许港人继续他们的政治制度。认同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大约也不在此列，逻辑上这是与上述衔接的。政府对大陆公民的信仰与价值观的选择日益宽容，怎么会苛求港人呢。排除了这两项，内心认同怕是只剩下族群间的亲近与隔膜了。而这种认同不是黑白二元，而是差序的。如果说一个哈尔滨人觉得一个香港人比一个北京人或广州人对他更生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彼此的生活习惯，乡音，价值观，对公共秩序的理解，都大不相同。对此颇有探讨的空间，增加相互理解可以找到很多渠道和手段，唯独不能拿出“人/狗/狼”的区分。孔庆东说，很多港人“在殖民主义者面前狗，但他对待内地同胞面前他忽然觉得自己是狼。”人性中的此种劣根性即俗话所称“软的欺负硬的怕”。此种劣根性其实有较大的普遍性，所不同的是在港人与大陆人的关系中，洋人插了一杠子，孔先生说很多港人对洋人和大陆人是两个标准。但如果我们撇开种族和肤色，大陆人中“软的欺负硬的怕”的人少吗，他们的行径不也是两套标准——对权势者谄媚，对弱势者猖狂吗？一个必定阅历过此等小人的堂堂教授，见到这样的港人有什么大惊小怪呢？何况大陆的势利之徒才是我们常常真切地看到的，而港人对待大陆人与洋人的反差完全是想象的，因为这次事件现场根本没有洋人。 脏话评说       我与孔庆东有个共同点，能说脏话。可能还有个差别，我是打隔断的，即我是人格分裂的，有的场合可以污言秽语，换个场合脏字滴水不漏。老孔很可能是一以贯之，除非他在私人场合不漏脏字，那样他就是与我反向的人格分裂，估计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一以贯之通常是好品德，不幸在脏话的使用上不然。我除了插队八年半，都是在城市中生活。我的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和我争论过脏话，他坚持认为说脏话不好，我则有选择地辩护脏话有其积极功能和美学价值，有时候脏话的功能是无法替代的，我俩好像谁也没有说服谁。       我和孔庆东的分歧是，我认为公共论坛上是不可以说脏话的。稀缺肯定有吸引力。一个说脏话的人极可能在文质彬彬的语境中收获更多的眼球。但如果不加抑制，靠语言暴力制胜、加之以暴易暴的结果——明日之全球必是脏话的世界。即便公共论坛上充斥着礼貌用语也有腻人乏味之时，毕竟文明的平淡总比污言秽语铺天盖地之刺激强得多。       比美学上的争论更严重的是，脏话对他人的伤害。脏话对人绝对构成伤害，没有人会欣然接受别人在公共场合大骂自己，相反每每非常气愤。若这气愤得不得宣泄会患抑郁症的。怎么发泄？很可能是回骂。骂人还常常矛盾升级，导致肢体冲突。北方人性格生猛。过去街上两条汉子没完没了地吵架，围观人会觉得不过瘾：吵什么劲，不服就动真的。社会要有效地杜绝对他人的伤害，势必要确定一条线，过线便以伤害他人论处。打人属于伤害是没有疑问的，要被拘留的。骂人在法律上算不算伤害罪，处在微妙的地带，有被拘留的可能，更大可能是不被拘留。但它一定会招致一系列的舆论压力，说明社会对公然骂人的反感。比如，一个电视或电台，如果在一期谈话节目中播出一个人屡屡污言秽语，该媒体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长此以往它要关张的。再比如，一个教师如果在课堂上污言秽语，辱骂学生，他很可能要被解职的。礼节是文化的发端，文化的功能在抑制武化，骂人是武化的前兆，动手是武化的常态，武器是武化的升级。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借此直接、间接地抑制着武化。在公共论坛上做出武化的表演，悖逆了一个教师的天职：教化。       “三妈”事件后有人议论，北大应该开除孔庆东。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以为一个现代社会中，每个人供职的单位都不承担全方位管束其成员的职责，学校管理者的职责是监督教师在学校的行为。如果在课堂上对某学生语出“三妈”，学校应当严厉制裁。如果是校外，学校最好不管。我们都反对两个标准。我也就顺便说到北大社会学系教师秦明瑞事件，他因为婚外性行为被北大校方解除教职。我一直疑惑校方的管理越界了，但一直想不周全，一下子就过了发言的时机。那女子不是学生，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是北大的学生，我完全同意学校对秦明瑞的免职，如果她是学生但不在北大，我仍然接受学校的惩处，因为教师的操守应该是面对所有学生的。但那女子不是学生。我不是说秦明瑞所为无错，而是觉得那问题应该由法律、社会舆论来管，不是学校的责任。孔庆东与秦明瑞的不当行为，都不在校内，故校方不必追究。若比较二者的外部性，孔的严重性不弱于秦。孔对港人的咒骂，属于族群歧视。长线地看，法律和舆论是特定社会时空的函数，它随社会生活的流变而演化。在美国种族歧视要惹大麻烦的，因为它可能酿成大乱，所以对种族歧视的惩处和压力都极重。面对华人世界中各族群接触日趋频繁之态势，孔庆东教授当深刻反省自己的行径，勿作华人生态圈中的麻烦制造者。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 ) ，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 38 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民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 73 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 22 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 3 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 | 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 BBS 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 BBS 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 TOEFL 和 GRE 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 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出了实情，“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 这些飞来的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 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 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成狗 —— 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 2010 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 25 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也许，冯军旗给北大学生的后来者开了一个好头。良心社会学家之一的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刘宁军曾说， “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自由主义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兑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学习和引进是从自由主义的半途中开始的。除严复等少数人外，都是自由主义课程的“插班生”，而不是从自由主义的根本处 ── 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柏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克顿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的。即使是严复也是怀着“先天下后个人、先强国后富民”的中式士大夫的使命感，而且对自由主义抱持着工具主义的态度。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杜威。杜威是一个实用自由主义者，而非古典自由主义者。而像张君劢、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英国的拉斯基，这位先生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难免肤浅，因而难经风浪。比如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无法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之间作出区分，他们轻视光荣革命，青睐法国革命，先是以卢梭的思想为自由主义的正宗，后又以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为楷模，因而极易受到各种伪自由主义的诱惑。那些被哈耶克视为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 这种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经征兆了后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命运的结局。 由于上述的缺陷，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第三条道路”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模式赞赏不已。 4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民社派，高扬“均富”和“混合经济”的旗帜，称颂被哈耶克斥责为通向奴役之路的东西。 对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斯密、柏克等人）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学说就是建立在以保护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这一命题之上的。同样， 20 世纪有重大成就的自由主义者（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无不以其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托。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意研究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受“君子不言利”的遗训的影响；二是一些自由主义大家认为经济问题肤浅，学问含金量低，不值得一谈；三是自由市场经济有缺陷、不是完美无缺；四是经济问题不如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那么重要、那么紧迫。况且 20 世纪曾是左与右的极权主义疯长的世纪，这也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更加无法摆脱极权主义的诱惑。而声称能彻底超越貌似满目疮痍的自由市场的那类极权主义思想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更有诱惑力。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根基处的松软。 从自由主义脉络上的半路出家，导致自由主义传统的半途而废。自由主义及其拥护者们一旦失去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核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依托，其下场和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 在北大 100 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那时北大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 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 (GRE 和 TOFEL) 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 2005 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 15079 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 287 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 1950 年代的 70% 降至如今的 1% 。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新和学术领域乏善可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 2007 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 57 人”。其中毕业于北大 77 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 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 1999 年至 2010 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 79 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 2011 年 4 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 199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 LV 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 ” 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 4786 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 5 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 26 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所要 30 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还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据说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孔庆东的逻辑与智商和这个卖冰棍的一样。这个“叫兽”也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 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 · 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 40 年前的毛时代，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 3 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 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现在的北大变了。现在的北大的领导早已没有了老校长蔡元培、马寅初等老前辈的风骨。北大自己早已做出决定，北大的“右派”全都打错了，全都改正了，那就是说，北大的反右运动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搞错了。既然搞错了，理应给予赔礼道歉，补发应得的工资，为此王书瑶、王国乡等同学多次到北大上访、写信，可是北大的领导不仅不敢接见，连个书面的答复都不敢，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的北大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已完全变成的权贵集团的帮忙和帮闲，失掉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更可气的是像孔庆东这样满口脏话的痞子，居然成了北大的“教授”和旗帜。每一位还具有起码的良知的北大学子，都不能不为现在的北大感到耻辱。现任的北大校长们，不感到羞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