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眼下世界各国都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尽管中国在继续发展和崛起，但外界对中国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甚。 如何理解中国？在很多方面，广东总是先行一步，广东的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往往具有全国性意义。广东成功了，就可以成为全国的典范。反之，如

读郑永年《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有感 作者：丁礼庭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28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8 16:10:14 阅读量：20次 　　《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1】的文章中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龙’，尤其是台湾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大陆的人们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2】 　　这话在总体上是不错的，但也不能忽略了大陆和当初民主转型前的台湾社会之间的事实区别：一是：腐败问题相对当时转型前夕的台湾来说严重得多，这虽然和大陆规模庞大，存在管理上的困难有关，但这不是主要的，还应该看到蒋经国铁腕反腐的客观事实。二是，在严重腐败笼罩下的贫富二极分化事实，以及由此造成的被郑永年先生非常推重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的严重滞后。中产阶级阶层发展和形成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民主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必须提醒读者的是，在蒋经国先生执政下的二十年，台湾经济起飞，人均GDP翻了二番，从1976年的人均GDP的1150美元发展到1987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397美元，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整整二十年中基尼指数从来没有超出过“0.3”。这和目前大陆的贫富二极分化严重和基尼指数超警戒是完全不可相比的。三是，而所有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中国整个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民主化制度建设没有同步发展，而是长期地严重滞后的结果。 　　从这些事实上来分析，就决定了大陆不可能如郑永年先生所说的重复走台湾“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民主化转型的老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在中国大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在现存的集权体制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对其有效制约的力量存在了。说白了，就是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在现有集权体制下，已经失去了像台湾那样中产阶级和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也就是已经失去了有效实现“再社会”和“再分配”中间步骤的机会和可能。请恕我冒昧直言，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化步骤的跟进，大陆是很难实现“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的发展和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难实现“十二五民生计划”的。尽管这个“十二五民生计划”本身只是一个增量型的“民生改善计划”，根本没有动既得利益群体既得的“奶酪”。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在“三公消费”的压缩等方面有什么明明白白的承诺。就目前来看，把提高劳动者收入的重担完全压在承担绝大多数就业量的民企身上的政策时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如果不能彻底压缩既得利益群体既得的“奶酪”，只在蛋糕的增量上做“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文章，是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根本步骤的。看看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在“十二五民生计划”刚刚起步，就有权威的主流学者提出了“干部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的呼声，而且张维迎先生还明确地强调要“要保障和补偿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而且是要“足额地补偿改革受损者的利益。”请问，怎么个“足额补偿”法？蛋糕就这么大，你要足额地补偿既得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和目标。张维迎先生这个观点如果说在十年前世纪之交时，还有能够成立理由，那么在当今中国大陆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坐大的社会现实中，已经完全失去了能够成立的现实基础。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事实，就是中央在调控房价的问题上是多么地艰难，从2009年底中央启动强硬的调控房价政策以来，和当时的房价水平比较，现在的房价水平最起码涨了30%。中央强硬调控二年多以后的今天，房价才刚刚止涨，根本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回落的事实情况下，学术界就又出现了以保房价来保增长的说法。 　　这些事实，可以充分地证明了当前中国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已经坐大，所谓“政策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就是中央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失去了收放自如的“铁腕”控制力。 　　中国大陆的客观事实及其结论就是，已经不能完全模仿台湾和四小龙“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模式，静等“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现实后再启动“后政治”和“后民主”的步骤。也就是说中央面对已经坐大，尚未完全失控的既得利益群体，再也不能继续打压民间追求民主的民众力量，而是必须借助民众的民主力量来挤压既得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也就是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政治民主化进程，借助民间的民主力量，来完成“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步骤，并及时提前进入“后政治”和“后民主”的步骤。甚至可以这么说，当前的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化的制度转型的及时跟进，在现有集权体制下，已经根本不可能实现如郑永年先生所说的能够完成整个民主化全过程中“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步骤了，更不要说在“静等”完成“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后再启动“后政治”和“后民主”的步骤了。 　　2012年1月28日星期六 　　【1】、【2】：郑永年《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922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由于今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恰逢中国农历新年，中国打破了30年的传统，首次不派高层官员出席。 北京方面去年初曾与达沃斯组织方接洽，提议今年的论坛提前举行，以便中国高层官员能够出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专家李成(Cheng Li)表示：“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论坛在圣诞节期间举行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今无论哪个国际经济论坛，没有中国的身影，都会令人尴尬——不是让中国尴尬，而是让论坛组织方尴尬。” 中方出席此次达沃斯论坛的代表包括曾多次参加达沃斯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以及香港特首曾荫权(Donald Tsang)。 1979年，刚刚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经济论坛。此后，中国一直派出副总理级别的官员、甚至总理本人出席。 在2009年1月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主题演讲。当时，全球融资危机愈演愈烈。在那次讲话后不久，中国很快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 观察人士表示，今年中国高层领导缺席达沃斯，反映出北京方面对国内问题的专注，尤其是在十年一次的最高领导层换届之前。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专家郑永年表示：“今年的政治意义尤为重大。与美国从政者一样，中国领导人的一切工作都将围绕着国内政治展开。” 译者/何黎

　　台湾民主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的问题。自从台湾在蒋经国后期开启民主化之后，人们一直在关注台湾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这种关注不仅仅在两岸学者和政治人物中间，而且也发生在海外华人、学界、政界和商界中间。很多人一直相信，台湾能够成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一个参照模式。 　　但不幸的是，台湾的民主往往和台湾的统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台湾的“独立”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操纵选举的主轴。这个局面在很多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作一个客观的认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把台湾民主和独立运动捆绑起来之后，至少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化的认识趋向于负面。除了中国的自由派继续对台湾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尽管也认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独关联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 　　不过，今年这次台湾选举的和平性质以及族群议题、台湾独立没有成为选举的主轴，又再次在改变人们对台湾民主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人们已经感觉到，当台湾老百姓对民主的狂热度急剧下降的时候，中国大陆很多人，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对民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台湾趋向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政体的时候，其对大陆的影响只会有增无减。这种认知趋势纯属正常。台湾民主正常化表明民主政体的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一种起伏很大、反复无常的台湾民主，没有可能产生正面的外在效应，而只有一种制度化了的民主，才会对大陆有参考意义。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海内外学者，对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但很多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参考意义并不很大。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台湾的民主化，仅仅看成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他们对台湾民主所作的解读大都是西方式的。出于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台湾学者，都把台湾民主视为是西方民主的延伸。西方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人们对台湾民主的客观认识。 　　中国大陆最关切的是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民主化的参考价值，并不在于台湾民主化的具体路径或者制度表述方式;最具有价值的在于台湾民主的和平性质。 　　台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民主化，马上成为亚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较之其它地区，台湾民主化的和平性特点非常显著。历史上，民主化经常充满暴力和鲜血。民主最先在欧洲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英国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国，也割了国王的头。在其他欧洲国家，民主化是长期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民权运动的结果。民主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其过程更显得暴力。 　　中国大陆倾心于台湾民主的人们，往往过分简单解读台湾民主化。他们所强调的是纯粹的民主化进程，即从台湾早期的地方选举到开放党禁和报禁等政治方面的发展进程。不过，所有这些政治因素都很难充分解释台湾民主化的相对和平性质。如果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来看，不难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在西方，没有两个民主政体的实现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在亚洲也如此。当然。民主化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表示民主政体没有共同性质，例如选举、多党制和自由的媒体等等。 　　但也很显然，无论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都很难回答这一关键问题：为什么一些民主化进程是和平的，但另一些则具有暴力性质?在很多已经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有选举、多党制和自由媒体等被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这些制度并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清廉、有效政府，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和平。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很多民主政体往往和政府腐败、人民贫穷和社会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那么，如何避免腐败、贫穷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和和平的民主呢?两种不同状态的民主，并不能从民主化本身的路径和制度表现方式来理解。 　　看来，人们必须对台湾民主作一新的解释，这一新解释，必须跳出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而深入和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也就是民主化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环境。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历来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项极其关键的内容，但在亚洲，这项内容被大大忽视。 　　简单地说，今天台湾民主的质量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有关联。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建设，然后再民主化，这个过程是所有优质民主必须要经历的。西方如此，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也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质量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进程中的腐败。就选举民主来说，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但是，这两种民主的质量绝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质民主，而后者更多的则是优质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和一块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张选票。不难观察到，在低收入国家，选举过程中往往买票现象严重。在中国的地方选举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时候，很难买得动选票。这对候选人也是如此。在欧洲，很长时间里，参与政治的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他们参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但现在，西方是大众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都可以被当选。但对那些来自贫民阶层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所得到的职位，无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的。当他们的职位不能给与他们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一个体面的生活的时候，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英国议员近年来的腐败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台湾民主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中上收入水平，也就是具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黑金政治”、选票贿赂也有发生，但大多发生在收入较低的阶层，主要是农村基层。这很能说明高收入水平对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选票可以被收购，那么民主就失去了其意义。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称为“台湾之子”、从基层打拼上来的陈水扁，在成为总统之后变得如此腐败，更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第二，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在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时候，国民的教育水平还很低，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时候，大多数国民就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质量有关联。例如要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贿赂选票就比较难一些，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较能够收集和处理有关候选人的政策信息，并对其政策作理性判断。这并不是说，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会理性思考，而是说收集和处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识成本。 　　第三，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社会稳定，这是政治定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政治人物比较难以操纵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造就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尽管台湾被族群议题所困扰，人民被族群议题所分裂，但是其民主进程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和平，这和中产阶级的庞大有关。刚刚结束的选举也表明，一旦族群议题不再成为选举主题，和平就会有保障。 　　台湾的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社会改革对和平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在欧洲，民主政治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欧洲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才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运动既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福利资本主义，也促成了民主的转型，即从早期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转型。在亚洲，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质。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在蒋经国先生时期，已经开始确立一整套社会保护机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在把产业工人转化成为中产阶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有社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有劳动工资的提高，这使得台湾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台湾政府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结构上保障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所有这一些，都使得台湾能够避免欧洲式的长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促成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化的和平进展。 　　有了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效的社会制度，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除了台湾之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这样。香港尽管还没有普选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的民主化运动也非常和平。有人说，香港已经成为“抗议之都”，什么样的抗议都可以发生在香港，但这么多年里，香港的抗议非常和平。很简单，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充满无限的暴力，但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则倾向于和平。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会不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呢?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也会沿着日本或者“四小龙”的政治路径。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的政治路径都是不同的。再者，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也并非意味着中国大陆的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也会和日本与“四小龙”的类似。中国可以也必然发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中国可能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东亚政治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即走一条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道路。中国在前面30多年里，其重点在于经济，在于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目标，已经逐渐转移到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围绕着这个目标，中国正在展开几个方面的改革。例如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再如建设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在为中产阶级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社会保护机制。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目前改革的内容还是以民生问题为主体。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来分配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分经济大饼(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好了，消费社会才会成为可能，社会稳定才会有可能。而消费社会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龙”，尤其是台湾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大陆的人们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实际上，就民主化的具体路径和制度表述来说，日本和“四小龙”是有很多教训的，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而另一些则比较西方化。“去西方化”和“西方化”的民主模式，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民主。不过，大多数人会同意，中国需要追求和平的优质民主，而非暴力的劣质民主。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追求优质民主呢?这是今天人们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民主发展模式的意义之所在。 　　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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