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也会变质腐化”的思考

博者按: 在 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一文,著名学者郑永年指出,“如果执政党继续不思改革或者缺失改革共识,那么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被社会推着走,更有可能发展到被社会来改革自己的局面。”但是,笔者以为,假如 关于党应不应当有自身利益 都还在探讨,一味推销 党没有自身利益 应 成为全党共识 的虚假“高尚”?就如六十一年前高呼“共产党不会变质腐化”、“共产党没有党产”、“党没有自身利益,也无须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等说法,难以让社会公众认同。说到底,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依法治党” ,这一点,我曾在 论宪法的精神:以人为本,不如以法为本 ,引用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 法律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应该从两方面理解这句名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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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百年曲折而凄惨的历史与现实

因郑永年: 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我曾借 中国的现状为什么让人感到悲衰 ? 引用 “ 辛亥文摘”点评: 不要迷恋改革 , 改革只是个传说 !同时,我其实也想对另一些人说, 不要迷恋革命 , 革命也只是个传说!这,我们只要经 法国式革命与美国式革命比较 ,就会重新发现: 什么是革命?革命的手段及程序的法理依据?包括革命成功后继任者的“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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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在好友 九大山人 处看到其转的童大焕“中国迫切需要一场道德和文化重建”文章,谈 中国不能成为物质的巨人精神的侏儒 ,其后,他不动声色的点评道: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完备的制度和体系。否则,中国是很难解决文化和道德这个问题。这与我“ 民族间,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 ”的观点不谋而合。由此,我以为,中国更应思考的是,怎么样才能拥有一个完备的制度和体系?若将我 “中国特色”就只能是“充分世界化” 转换成郑永年的文章,那就是,“ 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已经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在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就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最近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时,温家宝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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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郑永年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907.shtml    三十年以后,温家宝重新多次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三十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说明了,三十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三十年之前的老问题。   政治体制问题继续存在,对此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路径不同。在俄罗斯等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革者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一起推进,尽管造就了各方面的激进变迁,但也导致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无穷的问题。其中,中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式的激进政治民主化导致的民族国家的解体。与之相反,中国把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区分开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改革重点。总体上说,早期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的重点是社会政策的改革。不过,重点放在经济体制和社会改革并不是说不需要政治改革了。相反,如果不配之于政治改革,经济和社会改革很难推展和深化下去。这一点从邓小平到温家宝是非常一致的。 温家宝政治改革论述反应冷淡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社会对邓小平讲话和温家宝讲话的迥然不同的反应。邓小平的每次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一出台,全社会反应激烈,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党内和各级政府积极配合。不管成功与否,政治改革的思想都会转变成为相应的政策讨论和实际的改革政策。但是,今非昔比。今天,中国社会对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论述的反应及其冷淡,可以说是集体失声,不管是主动失声的还是被动失声的。 这样的变化表明什么?实际上,这种变化的背后就是今天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所在。这种变化至少说明了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中央权威的消失。这是多年来最显著的现象。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能力。这不仅仅发生在政治改革方面,而且也发生在包括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其它很多方面。经济改革没有得以深化,社会改革停滞不前。邓小平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即使是邓小平,其在1980年代曾经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央权威。现在就没有领导人再作此强调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央较之前有了更多的权威,或者说权威已经得以强化了呢?显然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说,由于中央改革权威的弱化,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谁都在谈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   第二,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是改革的主体。尽管改革如邓小平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执政党始终是引导和领导着改革。和其它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不能说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被弱化。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物质和组织动员能力已经大大强化,这可以从应付各种危机的有效性方面看出。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体制是最具有动员能力的。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早就开始怀疑党中央的权威。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   第三,正如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的困局也说明了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地位的弱化和既得利益的强大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既得利益现在已经挟持了改革议程,而这个和执政党没有改革共识是紧密相关的。既得利益力量大得很,一旦改革触动它们的利益,它们可以阻止改革共识的形成,可以阻止改革共识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更可以阻止改革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它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正因为这样,早有人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的确,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所挟持,那么改革就变得不可能,最终有悖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的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了。 要不改革,要不社会激进化   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要不改革,要不社会激进化”的关键阶段,主要表现为既得利益和社会大众的高度对立。既得利益没有一点的动机来做改革的妥协,反对一切形式的改革,社会大众的激进化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尽管各种既得利益还是有其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替它们说话,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已经表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尽管左派、自由派仍然有各自的话语,不过在针对既得利益方面已经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   与之相关的是草根基层的崛起。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的光谱,各种草根阶层都在通过各种形式寻找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而既得利益阶层和草根阶层已经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和沟通渠道,前者往往通过合法的暴力来控制后者,而后者往往通过非法的暴力方式来和前者进行互动。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那么,从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呢?执政党如果要重新确立自身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回到邓小平是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思想解放,杀出一条血路”。邓小平的改革运动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执政党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思考改革策略、不断动员改革的力量,实现改革目标。所以,人们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现在没有了邓小平,那么党的中央集体必须成为这样一位“总设计师”。 如果执政党继续不思改革或者缺失改革共识,那么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被社会推着走,更有可能发展到被社会来改革自己的局面。 作者是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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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转载者按】 内地高考尖子大批出国留学和第三波移民热潮,都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即人们对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更使人们对国家前途失去了信心,因而他们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中国的内部改革变得越来越困难,每次喊叫的改革,总是被权力者和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     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     人民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国家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转载)                作者:郑永年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0-7-27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       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似乎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       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       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       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       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       但是,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       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       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       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       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       ——每次喊叫的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是,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       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       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       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       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       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是,目前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       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       ——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       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       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肯定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       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       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是,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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