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导致中产阶层匮乏

中国的“经济观察网”日前发表专栏作者陈泰然的文章,题为《中产阶级,中国社会的海市蜃楼》。文章指出,中国媒体近年来极力炒作“中产阶级”的概念,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确保投资信心和GDP发展的“橱窗效应”。根据中国大陆学者陆学艺等人编撰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在目前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占就业总人口比率不会超过7%。而在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的80%、香港也有30%以上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以同样的收入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目前的“中产阶级”要少得可怜。数据显示,自1991年来,中国中产阶层在十年间实际减少了12个百分点,这与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北京理工大学的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认为: “中国确实没有形成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因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两极分化,也就是权贵阶层。所以中国它没有形成一个橄榄形的或者是菱形的一个分配的结构。而恰恰相反,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弱小的阶级,而这种中产阶级在中国的缺乏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北京大学的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多年前曾就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做出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虽然历经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但中产阶层匮乏的现状,其原因不单只是经济增长方式或分配模式的问题: “我在2005年曾经写过一篇《中产阶级的辨析》就是对中产阶级定义呀,怎么划分呀,它的作用大概做了一个简述。最近这些年我没有改变这些最基本的看法。中产阶级在中国的人口比重中所占的比例现在是非常小的。没有宪制,没有这样一个法制,所以造成了这些官僚、特权阶层,通过腐败,通过权力控制垄断资源,然后掠夺国民财富,所以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经济观察网”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以“投资”拉动“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为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这种压低人力工资成本的方式,使得国民经济被长期锁定在国际贸易产业链中利润最微薄的底层,严重扼杀了中国人的“消费”支出。文章认为,在这一“国情”没有转变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也许只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海市蜃楼。 对此,胡星斗教授认为,单纯追求GDP增长和以权力为核心的收入分配模式都是造成中国中产阶层无法正常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这种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权力过度地介入市场甚至介入到分配。经济上放松,政治上加强控制,特别是这种庞大的政府,多层次政府,反而使得政府效力低下,监管社会的能力反而是下降,这样就导致社会才两极分化,真正的中产阶级无法发展起来。” 北京大学的夏业良教授强调,建立一个社会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是扶持中产阶层稳定发展的必然: “要想培育中产阶级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坚定搞市场经济,让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是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并不是要通过权力配置来获得,而过去的7、8年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走的是一个倒退、复辟的道路。也就是说财产不是靠市场化运作来配置,而是通过权力、通过垄断来配置,最终的结果就是说财富总是集中倾向于那些官僚特权阶层,使他们暴富,而中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命运》一文中指出,中产阶级匮乏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瓶颈。另外,由于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缺失中产阶级意味着缺失稳定执政的基础。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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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朝鲜问题要通过“大谈判”来解决

郑永年专栏   如果不能够给朝鲜构建一个至少能够保证其最低限度安全的国际环境,那么朝鲜问题就没有任何希望得到缓和,更不用说解决了。   “天安号”事件不仅加剧了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而且也使得中国面临无比巨大的国际压力。美国、日本和其他很多国家,都要求中国站在韩国一边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不管这个事件的真相如何,也不管这个事件最终会以何种方式结局,半岛局势的不断升级正要求各方非常严肃地来看待半岛问题,尤其是中国。   中国一直被视为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多年来,中国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可惜效果不佳。这次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海内外的一些人已经在谈论“放弃朝鲜”。“放弃朝鲜论”并不是没有足够的理由。中国已经花费了巨大的经济财力来帮助朝鲜。实际上,中国是唯一一个不断给朝鲜提供经济帮助的国家。在外界看来,中国所给予的帮助维持了朝鲜在国际孤立情况下的最低限度的生存;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经济难以为继,政权的生存就会成问题。再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也花费了无可比拟的外交资源。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外交挑战;而朝鲜问题已经搞得中国外交疲于奔命。因为中朝关系属于传统友谊关系,朝鲜问题往往涉及到最高领导层。不管事情的大小,每当发生,高层领导必然卷入。 增加中国的外交成本   但最重要的是朝鲜问题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信用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是道德层面。在国际社会,朝鲜被看成是另类的,是违反人类道德的。这种道德判断尽管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主观性很强,但因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中国也被国际社会视为和朝鲜一类。第二,朝鲜问题被视为是中国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寄予着越来越大的希望。所以,尽管朝鲜问题并非中国引起,但如何处理朝鲜问题却成为了中国是否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标志。第三,朝鲜问题也是对中国的实际国际能力的测试。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似乎已经动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尤其是六方会谈。但很多年下来,没有取得可见得到的成效。相反,朝鲜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则似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使得国际社会越来越怀疑中国的实际能力。外界并不怀疑中国要解决问题的决心,但对中国所采用的方法的有效性则抱有很大的怀疑。中国如果没有能力解决类似的问题,如何能够成为大国?   很显然,不管外界怎么看中国,中国不可能也不会放弃朝鲜。地缘政治决定了朝鲜问题处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一环。不管朝鲜发生什么都会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所能想象的各种结果,包括朝鲜发展成为核武器国家,朝鲜解体和内部动荡,或者另一场朝鲜战争等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也不符合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益。总体上说,朝鲜的无核化、维持现状对所有方来说都是最大的利益。 解决问题需要新思路   那么,为什么在解决朝鲜问题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如有人所说,六方会谈涉及到当今世界的几个最主要大国,但为什么这些国家都是被朝鲜牵着鼻子走?   解决朝鲜问题需要确立另一种新的思路。各国外交政策思路如果有问题,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恶化问题。自从朝鲜核武器问题开始以来,各国都在谴责朝鲜。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朝鲜的举动,也就没有现在这些问题了。但在谴责之余,所有相关国家是否也应当反思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解决朝鲜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核武器问题,需要的是一揽子计划。今天的朝鲜问题似乎是从核武器问题开始的,但实际上核武器问题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观来看,朝鲜问题实际上并不复杂,其核心就是朝鲜的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即朝鲜的政体安全和国家安全。   在这两方面,朝鲜所处的国际环境使得朝鲜深度不安,不断地要作出一些被外界认为是极不理性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美国、韩国、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导人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但这些国家总体的战略是和朝鲜对立的。至少在朝鲜看来,这些国家最“善意”的政策,其意图是为了消化朝鲜。在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鉴于美国有能力推翻世界上很多政权这个事实,朝鲜的那份过度的担忧甚至恐惧并不难理解。   韩国和日本经常在声称受朝鲜的威胁,但它们毕竟有美国的军事保护。不过,朝鲜则没有。无论是政权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朝鲜没有任何外在可靠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做了其所能做的(包括发展核武器)来保障其安全和生存。当然,有人说朝鲜这样做因为增加了自身的孤立和外界对它的敌视,反而是增加了不安全感。这也是有道理的。但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在无政府状态下,陷于高度忧虑和恐惧感的朝鲜,如何能够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行为呢?   如果不能够给朝鲜构建一个至少能够保证其最低限度安全的国际环境,那么朝鲜问题就没有任何希望得到缓和,更不用说解决了。 解决朝鲜的安全顾虑   谁来构造?毫无疑问是大国政治。中国必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这并非是中国一国所能做的事情。已经有人在说,所有相关国家之间需要有个“大谈判”(grand bargaining),才能构造这样一个安全环境。这种安全环境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需要美国的作为。这是朝鲜所希望的,那就是美国和朝鲜的关系的正常化,减少美国(和其盟友日本和韩国)对朝鲜的安全威胁。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越来越大的战略利益,不会减少在这个区域的战略投入。另外一个需要中国和俄罗斯的作为,就是说,中国或者中国和俄罗斯为朝鲜提供类似于美国为韩国和日本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冷战期间,中国和朝鲜之间有类似的协议,但自从中国和韩国交好之后,协议已经名存实亡。   那么,中国的作为或者中国和俄罗斯的作为是否会导致冷战的局面,即朝鲜在中国/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而韩国和日本在美国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出现。主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同处一个结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G2结构。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是有共同目标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六方会谈的出现了。至少,半岛的无核化是所有相关国家的目标。当然,如果中美两国之间不能理解,也可能演变成对势力范围的争夺。这种理解从哪里来?这就需要所有相关国家之间的“大谈判”。六方会谈可以作为“大谈判”的舞台,只不过是有关国家的外交政策思路要改变。   在保障朝鲜安全的基础上,相关国家就要施加足够的压力,要求朝鲜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尤其是,朝鲜要像中国和越南一样,加快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只有这样,朝鲜才会慢慢找回自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结束孤立,融入国际社会。   朝鲜问题的升级表明相关大国外交的失败。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大国就必须反思以往的失败,改变外交思维。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当扮演一个主要角色。这符合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也的确是中国的一份国际责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文章来源: http://www.zaobao.com/yl/yl100608_001.shtml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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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及其后果

中国要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教育必须要改革。但教改必须首先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错了,教育越改革,问题就会越多,对培养人才就越不利。从表面上看,人本教育已经成了教育界各级领导所接受。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口号而已。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对教育作根本的改革,那么人本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口号,只能行人本之名,图权力和利益之实。但是如何把人本教育表达为体制?这个问题教育界没有人能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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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需要实现房地产的彻底转型

(2010-04-27)   政府可考虑建立两个房地产市场,即一个主要由政府规制的房地产主体市场和一个主要由市场调节的商品房补充市场。由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必须成为主体市场,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因素(例如人口多和老龄化)和住房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商品等。 郑永年 郑永年专栏   多年来,中国房地产象脱缰的野马,能量之大使得其每每能够轻易超越政府所设置的种种“障碍”而自由奔驰。中国政府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最近终于出台了强有力的经济甚至是行政措施,希望能够控制住高涨不下的房地产价格。但是,过去的经验告诉人们,现在所采取的这些举措尽管必要,但仍然属于“控制”手段,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建立一整套新的制度,搞不好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如果要有效解决房地产问题,必须在控制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房地产的彻底转型,规制和引导房地产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之所以说转型,是因为房地产改革绝对不是要回到过去,既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一切由政府分配,因为国家分配制度不公平也不有效,也不是继续任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完全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支配房地产市场。无论是政府完全主导的市场还是市场完全主导的市场,就房地产而言,都不可持续。中国需要一个新型的房地产市场,是政府规制(而非控制)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其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实现人民应有的居住权。 房地产也是社会泡沫   房地产转型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经济上说,如果房地产泡沫得不到遏制,人们担忧中国会步日本和美国的后尘,演变成为经济或者金融泡沫。房地产也是社会泡沫。如果居民的居住权被剥夺,社会稳定就会失去基础。同时,房地产也不可避免地给政治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不仅仅表现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制造紧张关系。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因为政府无力解决好住房问题,居民对政府的抱怨越来越甚。在房地产领域,各级政府和资本者一样贪婪。当政府成为房地产问题的一部分的时候,社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同时,在很多城市,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命脉,地方政府疯狂攫取当地的土地资源。因为任期制,地方官员往往抱着“我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心态,只有眼前利益,而无长远利益观。经常的情况是,几届政府就可以耗尽地方土地资源。人们不知道,未来的政府“吃”什么。等到土地资源消耗完之后,地方政府和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就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央政府现在出台强有力的举措来“控制”房地产市场。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是非常初步的。房地产市场的转型还需要其他一系列的规制和政策的支持。中国怎么做?国际和国内经验同样重要,中国既必须学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也要吸取负面的教训。   很显然,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些年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少数投机者拥有了过多的住房。政府要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让拥有大量房子的投机者把“多余”的住房返还给社会。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一些人享受过度的住房权是以牺牲另外一些人的住房权为前提的。住房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公平性。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采取一些希望会比较有效的措施,例如提高第二套住房的首贷比例和停发购第三套房或以上贷款等。   就住房来说,政府可考虑建立两个房地产市场,即一个主要由政府规制的房地产主体市场和一个主要由市场调节的商品房补充市场。由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必须成为主体市场,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因素(例如人口多和老龄化)和住房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商品等。在很多年里,政府实施廉租房或者廉价房等政策,用心良苦,但其包含的社会和经济理性是可以商榷的。基本上,这是一种帮助穷人的做法,市场非常小。从国外的经验看,这种政策长远的结果很容易造成贫民窟。实际上,即使这个政策,在中国也早被滥用,因为人们发现,购买廉价房的很多人来自富裕阶层。   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必须占据房地产市场的绝大部分。(在新加坡,这个市场占80%以上。)就是说,这个市场是面向社会大多数的,而不是像现在的廉价房只针对穷人。这个市场主要是为了实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住房权。因此,政府必须引入有效的方法来控制购房的数量。现在正在施行的控制贷款的方法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使用权方面作有效的限制。最基本的也是社会可以普遍认同的就是把“累进税制”的方法引入房地产市场,购房越多,购房者也必须交纳越多的税和费。但考虑到中国收入高度分化、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均的,总有一部分人可以购买非常多的住房的情况,经济上的限制可能还不够,可能要更进一步,明确限制家庭或者个人购房的数量。当然,这个市场主要满足本国公民的需求。   但要清楚认识到,政府规制并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房地产是社会政策,但社会政策的实施要引入市场因素,市场仍然是配置和提供住房的最有效的机制。同时,政府规制也并不意味着“一刀切”。房地产市场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提供适合各个社会群体收入水平的住房。在这些方面,中国可以从西方(如欧洲的一些国家)和亚洲(如新加坡)学到很多有用的经验。 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也可以盈利   要改变的观念是,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说不可以盈利。各级地方政府总是错误地认为造廉价房或者廉租房是亏本生意。这从现在的政策设计来看可能是这样,但实际上则不然。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也同样可以盈利,只是盈利的水平不像完全由市场来主导的市场那样高。在社会成员的基本的居住权实现了之后,地方政府也通过住房税等来增加地方收入。   另一方面,因为人员(尤其是专业人才)的流动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中国也必须建立主要由市场来调节的商品房市场。不过,这一市场比例会比较小。即使是这个市场,实际上也不会完全自由放任。例如,各地为了竞争人才,地方政府必然会干预控制市场价格,为投资者和人才改善住房环境。很简单,房价过高,就会失去地方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和投资者。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住房制度是任何社会国家建设的重要一部分。现代国家强调的是公民的国家认同,而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最低限度的居住权对公民的国家认同尤其重要。顾名思义,“国家”就是由“国”和“家”组成。没有“家”哪有“国”?在儒家社会,“国”只是“家”的延伸。住房为“家”之基础,只有解决了“家”的问题,社会成员才可以发展出强大的国家认同感。从微观来看,住房也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儒家经典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只有培养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之后,社会才会具备稳定的结构性条件,而实现住房权是造就中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一环。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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