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郑永年：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 进入专题 ： 政治改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重提改革，如今多了一份纪念。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20年前，“中国下一步该往何处去”笼罩着整个中国。20年后，同样的困惑再次盘踞于每个国人的心头。     对现实的确切困惑，并不能转换为对未来方向的清晰。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听命于抽象的设计，它只从面临的约束条件出发，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倡导的良性循环理论。不过近些年来，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似乎进入了一个非良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     要破解这个非良性循环，分解式改革的办法没有过时。分解式改革的好处是可以把很多在理论上具有意识形态成分的变革，转换为制度细节和技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     历史上看，俄罗斯和东欧是综合式改革，中国则是分解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先于苏联东欧。中国改革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先行城市经济改革随后；二是持续的分权，主要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当时戈尔巴乔夫也是想走这条道路，但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苏联可惜没有走通。戈尔巴乔夫因此就只能从政治改革入手，即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克服高度集权体制的阻力，这就是苏联东欧民主化的起源。民主化一旦发生，社会就会变得激进化，各方面的改革也随之激进化。大爆炸式改革有利有弊，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是否有全国性质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作为新秩序的历史基础。这在某些东欧国家是有的，它们的社会主义体系本来就是强加的，但有些国家就没有，例如苏联和中国。     当下中国，理想的改革步骤可分解为三步：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     分解式改革设计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体系的关联性，恰恰相反，分解式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关联性。当某一领域的改革进入深层次，领域之间的联动效应就会变得非常明显。因此面对犬牙交错的各领域问题，好的分解式改革，都是因势利导的。例如，用经济改革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利用经济转型造成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改革的动力，这样改革才能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改革顺着这个次序。如果保障人们社会权利的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基本社会正义得不到实现，那么矛盾就会进一步政治化，政治一旦激进化，就有很多可能性，既可能是导致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也有可能是政治革命甚至天下大乱。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点上。          维稳靠社会而非政治          社会改革应是当下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间插上一个社会改革，并非是拖延、躲避政治改革议题，恰恰是为了未来的政治改革创造制度基础。社会改革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前中国一边经济高速发展，一边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报道。但这里有两大趋势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分散化的地方资本或者政府的暴力已经导致了社会个体化的暴力。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正引发着无穷无尽的矛盾和冲突。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利益结合体不是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土皇帝”），就是制造资本的极权（原始形态的资本主义）。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维稳”），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不得不诉诸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和消化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避。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同时，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时，政府治理也很容易失效。无论政府说什么，社会都持怀疑态度；无论政府做什么，都赢得不了社会的认同。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又成为政府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导致一种政府无力和社会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当前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用经济力量来“维稳”，虽不会激起反抗，但耗资巨大，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表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缺失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而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弱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通过各种方式的移民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     为此，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境中显得极具意义。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实现和谐社会。     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的情况可能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要差一些。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很多方面是因为政府不作为。这些国家，政府没有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社会（企业界）本身驱动的，呈现出藏富于民的态势。如果政府的决策得当，就会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政治挑战在于如何走出低度民主陷阱，就是说现行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但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国家动员而取得的，是建立在社会资源的大量消耗上的。     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得不到深化，那么经济发展有可能甚至比这些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更为困难。          社会改革的突破口          危机既不可避免，也不可怕。中国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有了危机才会有进步。     尽管中央政府在大力呼吁社会管理，但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把重点置于经济发展上，社会管理并不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看不到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对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意义。必须把社会管理放在广义的社会改革的内容中来讨论。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如果抽象地讨论社会管理，人们就会对社会管理作出狭义的理解，以为社会管理就是社会控制。     从社会改革看社会管理，那么就要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而不是强化社会的“被”管理。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     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如果中央只向地方、或者只向国有企业和其他政府部门分权，必然会演变成地方专制和大量“土皇帝”或者“权贵”的出现。要对“土皇帝”和“权贵”进行有效制约，就须进一步向社会分权。     那么什么是社会发展和赋权社会的最大障碍呢？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如果要赋权社会，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目前盛行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在这种体制里，政府本身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全面垄断金融（国有银行）、土地（地方政府）和战略资源（央企），反而是直接税收和公共服务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政府常常会使用其他替代性工具，例如国家计划、行政垄断和直接的准军事动员。     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必然会最终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     出现一个强社会对中央政府有好处。今天政策执行不力和社会虚弱有关系。虚弱的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帮助实行政府政策。     可见，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政治改革：政党内部多元主义          尽管现在中国的主体性改革是社会改革，但这并不表明政治改革不需要。相反，社会改革缺少进展和缺少政治改革有关。要推进社会改革，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不是截然分开的先后两个阶段；但政治改革在当前是辅助性的。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但社会改革并不能替代政治改革。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主张，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而民主化在后。     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为什么运作良好，但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运作不良呢？主要是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历史地看，如果以民主化为界，基本国家制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就必须建立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机会了。这类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最重要。实际上，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这些国家制度。从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的。军队、外交、国防、中央与地方体制（比如联邦制）、市场经济、税收体制、现代银行体系、基本法律体系、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等很多国家制度的确立和选举民主没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国家以民主化为工具进行国家制度建设的。换句话说，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民主化的业绩很一般甚至很差。第二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得以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的制度。例如代表制度往往在民主化之后得到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例如税收和福利保障制度得到转型，而传统的一些特权制度则消亡。第三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和建立的制度，尤其是和民主政治相关的制度。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法治、税制、金融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并不是民主化可以涵盖的。     从世界经验看，并不是说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必然会发生在国家制度建设之后。但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鉴于此，我们需要积聚理性，克制对民主的热情。为了它更好的到来和实现，现在需要努力推进基本国家制度建设。     谈民主化的问题，不能漫无边际、天马行空。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需要从中国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去寻找未来。政治问题是经验性的，道德判断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因此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有关键的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中共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决定了这一形态，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党争”一般被看成是一个朝代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标志性事件。     当前一个客观局面是，人们只知道在政治方面“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政治改革做什么、怎么做。不能正视所存在的问题，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政党演化成西方式政党有一定难度，但现在党权的载体是组织，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开放、竞争和参与，正构成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三者也都是根据执政党的政治策略而展开的。     开放最重要，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利益开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就难以参与政治，就谈不上竞争了。但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     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在中国依靠的是一党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从中共所经历的变化来看，它追求一个一党制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很多政治问题，可以用执政党对内对外的开放性不足来解释。因此，根据中国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开放式建党，实现开放政治。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33.html    

郑永年：中国党内民主向何处去？ 进入专题 ： 党内民主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五年前，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公式，即要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里所说的“人民民主”就是一般学术界所说的社会民主。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注意。第一，从发展的过程来说，党内民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社会民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第二，党内民主，顾名思义，局限于党内，属于精英民主，而社会民主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的，是大众民主。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说以精英民主领先大众民主这一过程基本上吻合民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逻辑。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民主历史也是如此。民主在西方最先产生和发展，但在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实践的是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仅半个多世纪的事情。西方早期，对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有很多的限制，民主局限于少数社会群体。马克思把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并不是说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是资本家，而是说，政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早期的民主基本上是传统政治阶层（例如贵族）和资本阶级分享政权。而“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是后期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二战之后得到普及。例如美国，尽管是西方民主的象征，但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才为少数族群争取到了政治权力，使得美国进入大众民主政治阶段。当然，即使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并不是说不是精英政治了。究其本质来说，任何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大众民主时代，对统治精英来说，他们的社会阶级（或者阶层）基础从原来的少数扩大到所有合格选民；对大众来说，他们获得了参与国家政治过程的权利。     所有政治都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所以他们之间的妥协非常重要。在民主产生之前，一旦政治精英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不能妥协，政治往往表现为暴力。即使传统上的王权制度也是如此。尽管王权基于个人和家族，但家族内部的政治斗争也经常表现为暴力。而对于要争取“改朝换代”的社会力量来说，这个过程只能通过暴力来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是一大进步，它使得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变得文明起来。民主的本质就是妥协，政治精英通过民主的机制而得以妥协。再者，因为不同的政治精英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精英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各种社会利益的竞争，而且他们之间的妥协也表示着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     所以，历史地看，中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提法具有相当的历史理性。          自下而上的民主有负面政治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提法也吻合了中国政治的现实。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非常有必要，在中国也已经实行了数十年了，但从实践层面看，社会民主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第一，社会民主往往缺少法律基础。以乡镇选举为例，到现在为止还不具备法律地位，只是在“试点”的基础上说才具有“合法性”。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的“试点”各地都有，但如果不修改法律，直接选举很难扩展到全国范围，成为一种新的制度。第二，自下而上的民主有其本身的负面政治效应。这种民主很容易导致合法性下移，即下级政府的合法性远较上一级政府高。在中国，它还会影响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党政关系。如果政府官员是选举出来的，而党的干部则不是，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党政冲突。尽管村现在已经不是一级政府，但村里面党和村民委员会（政）之间的冲突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而党支部则不是。这样，两者的冲突很难避免。第三，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容易导致政治体系的过度分散。当政治合法性下移的时候，地方就有了很强大的理由来抵御中央政府。在一些极端的场合，地方民主甚至可以导致国家的分裂。美国从早期极为分散的邦联体制过渡到权力集中的联邦制就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尽管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相当民主，但国家的统一就成为大问题。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阻碍着中国社会民主的顺利发展。那么多年里，从制度上说，可以说没有多大的进展。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民主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巩固阶段”。例如在村一级，这些年主要围绕着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姓家属和小姓家属之间的关系、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关系等等在进行调整和制度创新。这个巩固阶段非常必要。在早期，很多人相信选举制度的引入会导致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确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基层的问题并非仅仅是选举问题，单纯的选举产生不了一个健全的治理结构。     在社会民主遇到了极大困难的同时党内民主则显现出其紧迫感。在邓小平最后一代“强人政治”过去之后，党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首先是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在强人政治时代，领导层由单纯的任命方式产生，党内竞争无从谈起。强人政治之后，政治竞争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必须变化，从任命过渡到竞争，而制度化的竞争就是民主之本质。第二，强人政治之后，领导方式也必须发生变化。在强人政治时代，尽管也强调“民主集中制”，但很难制度化。只要有强人政治，不管怎样强调党内民主，最后还是强人说了算。强人政治之后，集体领导才有了可能。“集体领导”不可避免成为权力顶层的运作方式。     今天，中共十八大即将来临，外界对党内民主的关注也越来越甚。很多人都在问，十八大在党内民主方面会取得多大的进步？全球媒体都从各个角度、各种信息来源猜想着这方面尽可能的细微的变化。不过，实际上，五年前的中共十七大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幅度的党内民主实践，十八大的进步必然会基于十七大的实践之上。因此，了解十七大的党内民主过程有助于人们洞察十八大的可能进展。     2007年十七大一结束，10月23日，官方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的报道。因为这篇报道透露了当时党内民主的实际情况，这里非常有必要加以部分详细引述。报道是这样的：     “这是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票页正面写着‘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 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符合中央确定的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条件的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供与会同志推荐时参考。2007年6月25日，下午3时，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400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这样的推荐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提出了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条件。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胡锦涛指出，党中央决定进行这次民主推荐意义重大。这样做，有利于选准选好优秀人才。我们党是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奋发有为的中央政治局。同时，这次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不仅要能够胜任领导党的十七大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需要，而且还要从适应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考虑，充实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早受锻炼、加快成长，以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     为搞好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民主推荐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认真审议工作方案，研究确定推荐工作原则、推荐人选条件和结构要求以及参加推荐人员的范围。民主推荐之后，党中央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反复进行酝酿，多次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根据民主推荐结果、组织考察情况、本人廉洁自律情况和班子结构需要，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     200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同意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10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名单，决定提请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选举产生了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2日，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这个报道透露出几个重要的信息。首先，中共的党内民主在强人政治之后，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并且至少从十六大开始，党内民主加速。第二，党内民主的制度重点在于确立党内“票决”程序，也就是党内选举程序的制度化。第三，就被选举的领导层来说，党内民主的重点在于选举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这是中国政治权力核心。第四，党内民主还必须考量到培养新的接班人。就是说，下一代领导人的核心人物必须由这一届领导人来选拔和培养，以保证政治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和政策执行的能力。     实际上，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就在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大胆的实践，即引入了政治局的差额选举。当时被人们称为保守派的邓力群落选，而邓力群也接受这一事实。这表明，党内选举是有好处的。不管如何，人们必须接受票选的结果。从党内民主的规模和程序确立来说，十七大的党内民主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          党内民主必须超越票决制度概念          那么，党内民主的下一步是什么呢？除了票决程序的进一步制度化和透明化，还能够做什么呢？     票决和票决的程序很重要，这一点在所有的民主和选举理论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不过，党内民主要深化，必须超越票决制度的概念。也就是说，党内民主不仅仅是票决制度。票决只是一种工具，即产生领导人的工具。但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要选人，更重要的是要选政策。领导人很重要，票决就是要选拔或者选举有能力的人。政策更为重要，候选人的政策意向和其执行能力极为关键。从理想层面来说，民主竞争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而非人的竞争。人的竞争主要是关乎特定的候选人有没有能力来实施其政策。     无论从对人的选举还是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党内民主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民主作为一种治理结构，不仅仅是选举。如果仅仅侧重于选举，民主会导致无穷的负面问题。如果光强调选举，那么党内民主最后可能会演变成庸人政治，那些能够讨好政治同仁、官僚同仁的候选人必然受到欢迎，而那些真正能够做些事情，但要得罪很多人的利益的人则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从各国民主实践来看，民主经常显现出其极端保守性，也就是说，民主往往成为各种利益维持现状的工具。各种利益推选出最保守的候选人来维持现存利益格局。而这是目前的中国所必需避免的。中国需要的是改革和进取，而不是维持现状。或者说，一种意在维持现状的党内民主不是人们所期望的；相反，党内民主是要产生一个有能力改变现状的领导集体。     在另一端，如果光强调选举，党内民主也容易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民粹主义会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因为党内民主产生了过多的互相制衡，领导层的改革进取变得不可能，那么一些领导人可以采取面向人民的办法，通过获取人民的支持来引入变化。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民粹主义。第二种情况是一些领导人以所谓的“民意”来求得其个人政治资本，而忽视地方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在一些地方，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明显。     要减少和控制庸人政治和民粹政治，党内的政策辩论变得非常重要。庸人政治和民粹政治往往是一体的，庸俗政治人物不能用有效的政策来获得政治支持和合法性，就诉诸于讨好其他官员、讨好社会的短期利益的方法。党内政策辩论因此必须注意到政策的可持续性。在任期制下，很多领导人都倾向于追求眼前和短期利益，而忽视社会的长远利益。同时，政策辩论也需要具有公开性，让老百姓知道领导人要做什么。党内政策辩论实际上可以成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关联点。     党内民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领导结构的顶层设计问题，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顶顶层”设计。例如，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政治局常委的规模问题。政治局常委扩大和党内民主有关，但过大了就很难产生效率和明确的政治责任。任何政治制度下，政治责任是最重要的。常委过大，权力就会过度分散，不能有效协调，政治责任就会变得不明确。怎么办？如果规模不能缩小，那么可以引入委员会制度，根据功能成立几个委员会，常委不仅要有分工，更要交叉任职，以形成全局观和责任。     无论就中国文化还是具体政治现实来说，党内民主引导社会民主必然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大方向。同时从实践来看，中国也在形成一种统合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meritocracy)和西方的民主政治(democracy)的制度。贤人政治就是选拔，而民主政治就是选举，中国在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整个社会来说，党内民主就是做好选拔。从长远来看，党内民主就是要选拔出一个好的候选人群体，然后再交给社会进行选举，从而实现社会民主。如果党内民主不能结合社会民主，选举就会成为精英之间互相投票的封闭政治游戏，民主就会演变成一种极其保守的机制。很显然，从党内民主的发展、巩固和完善，再到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结合，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个方向非常有助于中国探索一条能够超越西方单纯强调票决的选举民主的民主化道路。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内民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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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何以可改革成为一个清廉的国家？ 进入专题 ： 改革 腐败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今天用这个题目来讨论中国的腐败问题，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就是要承认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情况；第二，中国可以成为清廉国家；第三，从腐败到清廉是要通过改革。     今天中国官员的腐败状况不用多说。简单地说，腐败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腐败的方式层出不穷。如果其他地方缺少创新，但官员在腐败方面的创新则是世界一流的。腐败的层级也越来越高。这些年，每年都有一些部级干部的腐败案。腐败的规模更不用说了，从八十年代的几万、几十万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百万、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实际上，很多腐败案例已非正常人所能理解。     人们对中国腐败情况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中国老百姓对腐败也深恶痛疾，很多社会抗议运动，或者中国所说的“群体性事件”都和不同层级的官员腐败有关。外界的认知也差不多。“透明国际”组织的每次有关腐败的调查报告，中国总是被视为是其中一个最为腐败的国家。腐败也已经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些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对很多国家来说，人们非常羡慕中国的发展成就，也想学中国的经验。然而，一旦当他们看到中国腐败的情况，就令人止步了。不管穷国家还是富国家，人们对腐败都是极为憎恨的。           中国陷入“腐败陷阱”？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情况就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仍然每况愈下。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     但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须的，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有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付腐败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社会，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也就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是人们争取来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但并不是说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暂短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     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但是，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对中国腐败的几种看法          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看法一是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而坐牢，甚至被杀头。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的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     再者，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     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它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即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当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亲戚朋友。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的。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     看法三是道德教育不够。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也相当复杂。也不能说，中国对官员没有进行道德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人们往往把一大套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这一套、那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的人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还有一种道德教育就会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可以质疑的。“德治”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           腐败性质超越道德想象          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通过腐败希望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花也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从道德教育方面，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的机制。     看法四是没有民主化。海内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治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为什么民主政治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保障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民主并不一定等于清廉          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但从经验上看，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就是说，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这一等式，在一些社会形态下是成立的，而在另外一种状态下并不成立。     经验观察告诉人们，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相关，但前者不能单独决定后者。至少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影响民主政治能否造就清廉政府，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显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政府更容易发生腐败。举例说，如果根据西方的主流定义，民主就是开放选举，那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的时候可以开放，人均3万美元的时候也可以开放。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比人均3万美元的时候更容易腐败。     西方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时间是精英民主。从政的要不是贵族（或者政治世家）要不就是资产阶级（或者代理人）。这些精英阶层的经济条件本来就很好，他们从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精英人物就不会腐败了。相反，西方民主化早期也很腐败。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治文化的提升，政府变得比较清廉。不过，今天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民主在应付腐败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今天，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就能得到政治权力。但对一些人来说，政治职位可能是为了养家糊口。当这个职位不能为其带来体面的生活的时候，处于这个职位上的人就有了动机去腐败，或者“寻租”。     在发展中社会，民主更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尽管早就实现了民主化，就是说，它们符合所有民主政治定义，例如定期的选举、制度上的权力分立、自由的媒体和社会力量的存在等等，但是腐败仍然极其严重。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的关联，并没有在这些社会发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国家社会经济本来就不发达。民主政治的发生，并不是说它们的内部因素已经具备了，而是人为引入的。不过，严酷的现实是，西方民主往往意味多党制度，而政党往往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建立在阶级或者阶层之上，而是建立在宗族、宗教和部落等因素之上。因为这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蛋糕并不大，民主往往意味着各党派之间的争抢蛋糕的政治纷争。这种纷争往往是非常暴力的。很显然，既然民主演变成抢蛋糕之战，政府官员也往往是极其腐败的。           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更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社会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社会，政治腐败的情况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制度建设或者制度设计不同而导致的。当然，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制度，社会经济最发达，也会出现腐败的情况。无论从西方还是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法制的发展最为关键。近代形式的国家起源于西方，国家建设大多发生在君主贵族统治期间。近代西方中央集权制度的主体是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包括法律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要素就已经到位了。当然，在民主化发生之后，这些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相比之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生在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之前。大多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大众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的，也就是在中央集权制度和精英民主制度期间得到建立的。如果在大众民主化之前，这些制度得不到确立，在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可能建立这些制度。这就是今天很多发展中民主社会的困境。民主化发生了，集权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人们都接受了民主，但是民主既没有为他们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早就稳定的社会秩序。低度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纷争和社会不稳定等现象同时存在。     上面的讨论说明了几点。第一，民主政治如果要达到清廉政府，不仅需要民主的制度，更需要能够支撑这套制度运作的大制度环境，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第二，民主政治和政府清廉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清廉政府要等到民主化之后才能建立。相反，保障清廉政府的很多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否则民主化来临之后就很难建立。需要避免的是民主政治和腐败政治共存的局面。第三，因此也不排除非民主政府是清廉政府的可能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这都是解释得通的。在港英当局时期，香港并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但香港政府的清廉是世界上出名的。新加坡一直被西方视为不民主或者不够民主的政权，但也是非常清廉的。     以上的讨论对人们认识中国的腐败、探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清廉政府有什么样含义呢？至少有三点。第一、清廉政府并不是单一制度因素决定的。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廉政府是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第二、无论是认识腐败的根源还是探讨清廉政府，必须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从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等意识形态出发，就会出现简单化的“黑、白”观点，无助于真正认识到腐败是如何产生的、清廉政府又如何可能。第三、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很多制度细节。在很多情形下，不是大的和宏观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决定政府清廉与否，而是这些制度下的微观制度所为。无论是腐败还是清廉，和这些宏观制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腐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6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联合早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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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9 次 更新时间： 2012-03-31 16:43:58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进入专题 ： 民族政策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胡联合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并充分吸取其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 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在一些群体中得以快速发展，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妥善应对的一个特殊紧迫、特殊重要的战略问题。     2010年 1月和 5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促进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方针和要求， ③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开始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家园、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     我们如何促进国内各民族更加主动交往、更加深入交流、更加自觉交融，成为交融一体的中华民族 ?我们一定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着眼，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特殊重要性，与时俱进地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确保中华民族一体化得到不断巩固和繁荣发展。          一、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从政治学原理看，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是靠认同，一是靠强制，两者缺一不可。强制主要依赖于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强制机器，在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成为国家进行强制的基本工具。认同是一种自觉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是人们将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行为规范的自觉濡化行为。认同比强制更为重要，就连强制机器的运用也需要最低限度的认同，虽然认同 (当然也包括强制 )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认同又高于物质基础，只有解决了认同问题 (特别是从制度上保障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④     认同有多种类型，其中国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又称民族国家认同、国家认同 )是现代国家公民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认同。从历史渊源上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对国家的最自然的朴素情感，具有国族认同的某些原初成分。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中生长、接受教育，并仍在其保护之下生活的政府或国家，便是我们的好行为或坏行为对其幸福或不幸有极大影响的最大的团体。因此，它生来即受我们高度的关注。通常来说，在这个团体内，不仅我们自己，而且还有我们最善意感情的所有对象，我们的孩子、父母、亲戚、朋友、恩人，所有那些我们自然要对其表达深切热爱和崇高敬意的人，他们的繁荣和安全多多少少依赖于这个团体的繁荣和安全。所以，我们生来就热爱这个团体 ”。 ⑤“正是由于我们与这个团体有这样的关系，因此，它的繁荣和光荣似乎也给我们带来某些荣誉。当我们把它与其他同类团体做比较时，我们就会为它所具有的优势而自豪，而若它在什么方面不如其他同类团体时，我们则会为此而感到几分屈辱。 ”⑥但是，必须看到，一个人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不等于其已有国家 (国族 )认同。严格意义上讲，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在人类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才有现代意义的国家 (国族 )认同，这就是民族国家认同。因为，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人们与其说是忠于国家，不如说是忠于王朝或政权统治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还谈不上是民族国家，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只能算是朴素的情感，特别是实际上很多臣民往往是忠于他的家庭、宗族和地方政权，而对国家中央政权的忠诚则往往是很弱的。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实际上民族国家的建构不是 “从文化到政治 ”的过程，而是 “从政治到文化 ”的过程。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民族 ’得到了一个最广泛的意义，特别是在官方的用法中，亦即无论个人的出生地或起源，它是所持国家护照的公民身份。但在另一方面，这也象征着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旧文化遗产，因此，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乃得以发生。这种情形在英、法与欧洲其他国家已普遍可见，在美国尤其如此 ”。 ⑦但是，在东欧与其他地区， “‘民族 ’却还是那个老词，指的是某个特定的族群，是各自拥有的文化特质，但民族的政治地位却还是未变 ”;“这些族群的界定，是根据地域、语言与宗教。在波兰，没有一个犹太人会因为拥有 ‘国籍 ’而成为波兰人 ;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或日耳曼人能够成为 ‘俄罗斯人 ’”⑧;在奥斯曼帝国， “各个族群享有地方分治的权力，在纯属内部的民事事务上拥有极大的司法权 ……这种各自为政的 ‘国中之国 ’终于衍生出各自的民族主义，将一个老朽不堪的帝国弄得分崩离析，进而各自分家组成新的国家。 ”⑨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能否适应 “民族国家 ”的 “国族 (民族 )”与 “国家 ”同一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建立起国民的不分原来的民族出生的共同的国族 (民族、民族国家 )认同，是近现代国家面临的最基本任务。 “在打造每个的族群认同上， ‘国家 ’的政治性最强烈也最排他 ”;“如果 ‘族群归属感 ’是人格的避风港，那么在一个族群具有国家的形式时，那也正是这种归属感最强烈的时候。人世间，最能够持久的政治组织非国家莫属 ”。 ⑩     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建构起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强化其爱国主义情感和凝聚力，是现代国家治理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内在的本质要求。 “如果国家可以成为个人身份的延伸或源泉 ,那么国家权力就可以被自愿地接受。于是 ,国家成为民族的体现，那些将自己的身份首先视为国民的人会将自己的福祉与国家的福祉视为不可分割的。 ”11现代国家不仅仅是施加于其中所统治的个人之上的特别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如税收、不反抗与私人和社会行为方面的要求等。 “国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所带来的影响，在所有其他人之上要求集体意识，也就是要求民族身份。 ”12“通过符号和制度，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再造的中心。 ”13“现代民族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政策、正规教育、集体仪式以及大众传媒来整合公民，并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 14无疑，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建构起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没有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任何国家的制度外壳都是不稳固的，国家也就难以对其人民进行有效的治理。     实际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在于从制度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 (国族 )，强化国族认同，淡化族群 (民族 )认同，通过制度安排使族群 (民族 )问题非政治化，不给任何人声称是某一 “地方民族利益 ”代表和领导者的机会，重中之重在通过制度安排来保障官员始终做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积极领导力量，防止其在政治大气候变化时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导力量。从国际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国家开展反恐怖斗争的关键应是防止草根阶层成为亡命徒式的恐怖分子，而一个国家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关键应是通过制度安排使所谓 “地方民族精英 ”无法宣称是本地区本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和领导者，无论政治大气候如何变化都无法成为分裂国家的 “领头羊 ”，无法煽动草根阶层成为搞分裂搞恐怖的 “马前卒 ”。     中国人素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也是一个很具包容性的民族，融合了大量原来不属于汉族的其他民族 ;中华民族之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包括汉族的文化成份 ;中华民族各成员民族的人员、物资、信息和文化交流特别是相互通婚，有力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为保障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框架。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特别是由于我国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统治，又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一些人的臣民意识仍未完全肃清，公民意识、国家意识还比较弱 ;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一些人狭隘的民族 (族群 )意识强烈，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却比较弱，民族分裂主义仍然潜滋暗长，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原因和基础性原因。特别是在新疆， “大量事实表明，民族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新疆地区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 15因此，与时俱进地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各族人民的国族 (国家 )认同感，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亟需解决的一个特殊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出发，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二、善于借鉴和吸取国际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世界各国处理民族 (种族 )问题的方法，各国不尽相同，各有其特点，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大熔炉模式和大拼盘模式 (或称马赛克模式 )。通过近代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 (种族 )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虽然其间由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强调公民不分民族 (种族 )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平等而难免会产生一些民族磨擦和民族冲突，但是却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最突出的典型是美国、巴西、印度等大国 ;大拼盘模式则是处理民族问题比较失败的方法，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一体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最突出的典型是 (前 )苏联、 (前 )南斯拉夫、 (前 )捷克斯洛伐克等国。     从民族大熔炉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美国，虽然估计有来自世界各国、国内各地的大小族群 (种族 )1500多个，但是政府不对族群 (种族 )实体进行法律、政治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给予族群 (种族 )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只在社会生活中可把国内具有不同国家或地域来源、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等特点的群体称为 “族群 ”(ethnic groups)，特别是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国籍法、移民法、英语教育、立法、司法、行政、传媒等公共政策和法律，着力构建一个不分来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 (American nation)和美国人 (American)身份，美国任何族群的成员 (印第安人有所例外 )都只能是一个公民，不得以种族身份为理由在政治任命、选举、教育、工作机会等方面给任何人以优待或歧视，绝不允许 “种族 (民族 )自治 ”;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中也没有 “民族 ”(种族、族群 )的内容 ;不管人们原来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加入美国国籍，就成为且只能成为美国人和美利坚民族的一员。从美国族群政策的演变历史来看，早期的大熔炉政策 (第一代大熔炉模式 )是一种强力的盎格鲁 —撒克逊化的政策，主要是把其他族群的人同化为盎格鲁新教群体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20世纪初以来，随着来自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东欧、中国、日本等世界各地大量新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的族群政策变成了典型的大熔炉模式 (第二代大熔炉模式 )，即促进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域、具有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具有美国核心文化特质的美国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三代大熔炉模式，即在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统一性的同时，又承认和容忍族群的 “文化多元性 ”，允许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传统。但必须看到， “尽管近年来 (文化 )多元主义准则变得很是强势，事实仍然是族群差异正趋于消弥。这样，尽管族群坚称保留族群文化的必要性，但社会趋势仍然是这些文化差异正被消蚀。 ” 16总之，不管是哪一代的大熔炉模式，美国通过二百多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有力地建构了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身份和身份认同，今天美国的民族大熔炉 “比以往更接近于现实 ”。 17这种强调国族身份的建构和统一、强调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 (而不是族群的集体权利平等 )、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声望、职业、就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联系起来，既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激发公民的个人平等竞争，促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时也有力地防止了公民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当然，由于存在实际上的个体差异和族群差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个体矛盾和冲突，有时也可能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由于在法律上不允许族群身份和族群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特别是不允许任何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范围和特权，因此，即使发生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也不会演化成民族分裂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早期的族群政策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特别是残杀印第安人和对黑人进行种族隔离和制度性排斥。今天的美国，虽然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族群实际问题，但总体来说，其族群政策上是比较成功的，有力地保持美国的国家统一、发展活力和社会秩序。又如，在巴西这个被誉为族群融合相处 “天堂 ”的拉美地域和人口大国，也推行着类似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在巴西，尽管人口的原初血统有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 “尽管欧洲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种族血统的特征都是明显的，但是今天巴西人的身体特征已经完全混合了，以致难于准确判断大部分巴西人的种族出身。 ”18这是因为巴西虽然有着数量较多的种族和较大的地区差异，但是巴西政府着力建构 “巴西人 ”和 “巴西民族 ”的共同身份，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平等和个人上升流动，着力推进种族融合， “在以种族融合为己任方面，在现代社会它是罕有先例的 ”， “巴西是一个最明确主张同化的社会 ” 19;巴西的种族区分也不是很固定的，公民的种族分类往往是以身体特征 (肤色、发质、面部特征等 )甚至社会因素 (如经济状况 )而不是以血统为基础的 (如巴西流行 “富有的黑人是白人，而贫穷的白人是黑人 ”的说法，这实际上也鼓励着人们通过阶层流动来改变种族身份 )，政府历来鼓励不同种族的融合，鼓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融合，族际通婚比较普遍。 “无疑，不同人种的混合 ——融合 ——在巴西几乎比在现代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要深入。 ” “巴西身体和文化同化的程度，显然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多族群社会。 ”20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巴西族群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同时，巴西这个多族群融合相处的 “天堂 ”也客观存在一些族群歧视、黑人地位较低等族群问题。 21再如，印度自 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大力推行类似美国、巴西的民族大熔炉政策，中央政府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是着力把上百个传统的部落和土邦建构为一个统一的 “印度民族 ”(Indian nation)和印度人。为建构 “印度民族 ”和 “印度人 ”，印度政府不搞民族识别，强调全国只有一个 “民族 ”(即 “印度民族 ”)，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并千方百计通过语言政策 (规定印地语为联邦官方语言和国家语言 )、历史教科书、音乐、电影等工具和政策来建立和强化国民对 “印度民族 ”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因此，虽然仍然客观存在一些部落和宗教矛盾，但印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已经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 “印度民族 ”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印度国的统一和安全稳定。     从民族大拼盘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前苏联，国家因民族而分区域、分界别治理，以民族划界成立联邦主体和不同层次的自治实体，突出和强化民族性，特别是长期以来，斯大林等苏联中央领导同志未能理解列宁同志关于联盟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思想，未能实现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巩固政权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而把以民族为单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 (区 )和边疆州 (区 )组成的联盟形式固定化，人为强化民族标识，特别是强调民族是 “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 ”，给每一个公民都贴上一个低于国族的 “民族 ”标签，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使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看作是 “本民族领土 ”，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资源看作是 “本民族资源 ”，认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应由 “本民族 ”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 “本民族 ”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并在宪法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退出苏联。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各地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联盟的框架内成为代表和争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虽然如此，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由于在全苏联范围内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大力普及俄语、努力建构 “苏联人 ”的国族认同、强化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保障军队的统一领导， “民族精英 ”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被抑制、压制和掩盖了，国家还是保持了表面的平静安定和统一。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大力推行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改革，尤其是 1990年通过公开合法方式取消了宪法赋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各地的民族意识和分裂主义思想日趋高涨。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从制度上使民族 (族群 )意识与地方意识相互叠加强化，各地 (如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 )一直有着强烈的本民族 (族群 )意识，把本民族 (族群 )意识置于国族意识之上，因此，大气候一变、时机一到，各地的 “民族精英 ”(一些在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 )的民族 (族群 )就摇身一变成为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头羊。也由于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成为分裂国家的急先锋，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富裕的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反而在 1989年率先宣布独立 ;到 1991年底，苏联更是彻底解体，至此由 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也一分为 15个国家。又如，在前南斯拉夫，虽然在集权程度上与苏联有较大差别，但在民族政策也属于典型的民族大拼盘模式，是一种团体多元主义体制，通过制度设计使各个民族共存于一个联合体制中，而各个民族则也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区域，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矛盾的制度安排，使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等都与民族身份、民族分界紧密挂钩，使民族矛盾与地区矛盾一体化，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民族为分界线、垒加强化线 ;一旦中央政权 (联邦政权 )权威不再， “这种联合就分崩离析，而每一个族群 (民族 )都将谋求政治独立。 ” 22具体从经济根源来看，前南拉斯拉夫 1991年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富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均 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01.8%,最穷的科索沃自治省人均 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27%;两者人均 GDP相对差距由 1965年的 5倍扩大到 1988年的 7.5倍 ;而与此同时，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中央财力过小，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2年的 20.7%下降到 1989年的 5.6%，而地方财力过大，且在各共和国之间分布极不平衡。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 ,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 ,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 “经济包袱 ”，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 23同时更应从国家政治体制因素看，这就是由于南斯拉夫以民族划分治理区域，片面强调各民族的团体上的形式上的平等，实行 “轮流坐庄 ”，规定各 “共和国是主权国家 ”，自治省是 “享有主权的联邦宪法实体 ”，联邦政府规定各民族都可在政治、商业和学校教育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并规定了三种官方语言，导致整个联邦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权力过于分散，联邦政府缺乏必要的集中和权威，国家的安危系于铁托一人的个人威望上。铁托死后，民族矛盾日益浮上台面，到 1989年，南斯拉夫政局突变，决定实行多党制，民族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的活动甚嚣尘上，结果在 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两国的主张民族分离主义的反对党上台执政，公开反对社会主义， 1991年 6月 25日两国退出联邦宣布独立， 11月 20日马其顿宣布独立 ;1992年 3月 3日波黑也宣布独立，加剧塞族、穆族、克族矛盾，引发了多年的内战。 2003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2006年，黑山共和国公决独立 ;2006年塞尔维亚、黑山分成 2个独立国家， 2008年科索沃等几近独立。这样，最初意义上的前南斯拉夫也就从 1个国家分裂为 7个国家。 24再如， (前 )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民族大拼盘政策，它虽然重视从经济上缩小民族地区差距，但由于未能从政治体制上解决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也仍然无法阻止国家的分裂。 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 (民族 )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捷克 (民族 )的近 50年，但随着国家对斯洛伐克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帮助其发展经济，到 1990年时两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基本平等程度，但是到 1993年国家仍然被分裂。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国族认同问题，特别是缺乏保障国族认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在民族隔阂基础上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不断加剧：捷克人瞧不起斯洛伐克人，认为联邦国库的钱都让斯洛伐克人花了，影响了捷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洛伐克人虽然对国家拉平两地区的经济水平的政策感到满意，但总觉得捷克人欺负他们，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在这种背景下，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不断凸显，特别是两民族的政治精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两民族的政治精英发生分裂，都对原有国家政治架构的民族权力制度安排不满，认为本民族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反映，都在追求本民族政治上的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权力，遂在 1993年 1月 1日和平宣告联邦共和国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独立。          三、与时俱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当代世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加速发展，不但民族国家内部正在经历空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化过程，而且世界国已日益成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的 “地球村 ”，特别是欧洲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包含 27个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朝着交往交流交融加深加快发展的客观潮流。当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长期是国际社会的活动主体和单元，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长期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不二法则。因此，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以更好地全球化过程中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现实任务。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还相当大，所以，促进国家内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特别是应清醒地看到由于西方国家在民族政策上搞双重标准，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强力甚至强制推进本国的民族融合， “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法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员雇用、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 ”25，有的甚至对少数民族赶尽杀绝 ;而在另一方面，却利用民族问题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民族交流融合，以所谓 “人权 ”、 “民族自决权 ”等为籍口插手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或明或暗地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始终面临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压力。 “近年来，国际敌对势力从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出发，更加注重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妄图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打开缺口。 ”26鉴此，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时俱进地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实现从识别国内 56个民族、保持 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一是要从政治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民族问题无疑含有政治性，在一些国家也已通过制度强化成为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处理民族问题必须要有智慧和策略，应善于采取 “非政治化 ”的方法，从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 (而不是强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集体身份和集体权利 )的角度，按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来处理，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来处理，不宜把涉及不同族群 (民族 )的个人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当作族群 (民族 )问题来处理。要善于和坚持把国内族群 (民族 )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来依法处理，防止把族群 (民族 )问题做政治化的特殊处理，以利于强化每一个公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法治意识，消除地方民族主义滋长的一切土壤和可乘之隙，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分属在汉族和各少数族 (族群 )身份的族群 (民族 )意识，所有公民不论族群 (民族 )成份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 (包括加强官员的异地交流任职，加强学生的异地就业等 )，淡化附加在各族群 (民族 )成份上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任何族群 (民族 )声称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 (民族 )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不允许以各族群 (民族 )成份来要求在国家享有或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各省级行政区、各地级行政区、各县级行政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 (民族 )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形势需要，及时开展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积极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适当增加省级行政区 (含直辖市 )数量，科学划分明省级行政区管辖面积和人口，使各省级行政区的行政管辖地域面积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适度均衡，更好地统筹辖区面积、人口、族群 (民族 )之间的关系，减少行政管理层级，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地区级行政区划，以利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便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繁荣发展。要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使公民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和意识，不允许因少数族或汉族身份而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保障任何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把对以族群 (民族 )成份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调整为对处于贫困弱势处境的公民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以不断淡化各族群 (民族 )意识，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要按国际通常用法谨慎地使用 “民族 ”(nation、 nationality)一词，只在讲中华民族等国家民族时才使用 “民族 ”一词，对汉族和各少数族仍可基本保留原称呼，称为某某 “族 ”，或改称为某某 “族群 ”(ethnic),但不再使用某某 “民族 ”的称呼 (实际上，国内很多同志没有注意到，我国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的 “民族 ”的英语译法，早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就已由原来的 nationality一词悄然改为 ethnic)，以利于淡化国内各族群 (民族 )的所谓 “民族意识 ”特别是 “民族主义情绪 ”。要与时俱进以 “去标签化 ”作为处理族群 (民族 )问题的基本策略，不在身份证明、升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为强化公民的族群 (民族 )属性，只强化公民的国家属性或中华民族属性，把 “三个离不开 ”的民族团结要求更好地升华为 “三个分不清 ”，使公民自觉消除身份和心理上的分界线，增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同一性 ;同时把目前处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以公民救济和帮助的形式促进其发展。总之，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包括法制建设和法制创新 )保障国内各公民的权利平等，不使任何公民因族群 (民族 )属性而享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从政治上保障和促进每一个公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增强个人的公民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归属。     二是要从经济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经济因素在民族问题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促进国内各民族 (族群 )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国内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我们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统一、全国一盘棋、民族交融、多元一体的最大受益者。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都高于除中国之外的世界所有高增长国家。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将 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 168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在 1978—2008年 30年期间，内蒙古的 GDP年平均增长率为 11.69%，新疆为 10.35%，广西为 9.86%，西藏为 9.79%，云南为 9.72%，宁夏为 9.61%，贵州为 9.36%，青海为 8.44%。这八个少数民族地区同期增长率都比自然地理条件更为优越、区位优势更为有利、经济基础更为雄厚的国家，例如居世界经济增长率第二的博茨瓦纳 (为 7.59%)、第三位的新加坡 (为 6.92%)、第四位的马来西亚 (为 6.26%)，第五位的韩国 (为 6.25%)，第六位的泰国 (5.71%)，第七位的印度 (为 5.65%)和第八位的伯利兹 (为 5.57%)(见表 1)。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 “中华民族大家庭优势 ”，包括统一的国内市场，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明显的经济外溢性和外部性全国设施网络，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     其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类发展指标变化率不仅在中国是最快的，在世界也是最快的。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将 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 157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 1982-2008年期间，全国 HDI指数从 0.558提高到 0.793，提高了 0.235，是同期世界 HDI指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 ;而同期少数民族地区的 HDI提高幅度都高于全国平均幅度，也是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幅度提高最大的地区 ;1982年时，云南、贵州和西藏的 HDI都低于印度，内蒙古低于蒙古，但到了 2008年，内蒙古已率先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并明显高于邻国蒙古 ;到 2008年，西藏的 HDI和人口预期寿命都高于比它自然条件更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 “社会主义大家庭优势 ”，包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特别是国家财政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改善民生、投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平等，实现了社会进步的大跨越。     第三，进入 21世纪，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进入缩小阶段。根据我们按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1978-1990年期间，全国地区差异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达到最低点 0.59;1991-2003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达到 0.70，确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相对差距扩大 ;2004-2010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逆转，并持续下降，达到了 0.58，也真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优势 ”，包括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着力统筹各地区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鼓励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保护少数民族特色、优秀文化和传统，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一定要顺应经济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特别是要促进民族地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大气力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保障商品和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大力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抓紧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的问题，提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促进东中部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促进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 ;要完善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准入、公平经营的市场环境，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有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反对各种歧视行为，促进一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创造物质文化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选择作用的发挥，防止 “劣币驱逐良币 ”的逆淘汰现象的发生，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创新者的利益 ;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进一步利用好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的同时，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相互开放，通过发展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组织、引导东中部地区到民族地区进行投资和经济合作，组织、引导民族地区到东中部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帮助民族地区开拓国内市场，利用东中部地区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 ;要着力培育和壮大以创新为职能的大批企业家队伍，既注意培育民族地区本地的企业和企业家，又注意引进外地的企业和企业家，更注意促进民族地区本地企业、企业家与外地企业、企业家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地各类企业家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原材料的新来源、特别是创造企业新的组织方式，创造有利于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创新活动的良好社会环境，增强民族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动力 ;要特别注重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把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能力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大幅增加民族地区的科技研发经费和比例，增强民族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应用能力，同时大力推动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科技支援，加强相互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在相互交流合作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我国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从外延式数量扩张型增长到内涵式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从要素积累到集约管理再到知识创新的转变。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和东中部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和合作力度，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的加快发展，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     三是要从文化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不断兼容并包各地区、各族群文化的过程。这种开放包容性也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和力量所在。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越发重要，交化交往交流交融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进而对于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日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我们一定要顺应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需要，既充分尊重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又不人为强化、固化公民的文化差异属性，要更加重视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对一切族群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共通共融的宣传，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族群 (民族 )主义和大族群 (民族 )主义，不断强化各族干部群众的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各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不断增强抵御民族分裂主义的免疫力。要特别注意正确认识和妥善对待现代化进行中的民族意识复兴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要承认客观存在的族群 (民族 )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其进行改造，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 (即使它是最 “公正的 ”、 “纯洁的 ”的民族主义 )，坚定不移地贯彻 “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 ”， “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 ”27;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特别重视语言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大基础作用，深刻认识没有共通的语言，就连人们之间沟通都很困难，而要建立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就更加困难，从而更进一步地自觉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贯彻落实，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汉语和普通话 )，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要辩证客观科学地认识宗教的消极和积极作用，按照《宪法》的要求，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善于发挥宗教的 “积极作用 ”28，限制其消极作用，把人们对宗教的认同纳入对国家的认同之下，并始终居于国家认同感之下并支持国家认同感，促进各宗教的交流沟通，有效整合各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道德规范作用，用宗教中的温和向善思想引导信教群众，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俘虏信众，特别是着力防止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恐怖主义尤其是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的思想武器，最大限度地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民族各宗教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国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共同致力于创造现世的美好生活。要高度重视仪式特别是集体仪式在形塑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包括要重建优秀的传统仪式，利用国庆、春节等各种有意义的节日及其仪式来强化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要高度重视通过各种为群众喜闻乐队见的形式引导人们自觉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忠于职守、各尽其责，自觉为增进全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而努力奋斗，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各族公民的力量。要高度重视发挥新闻传媒在培养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掌握话语权，引导公民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中国的认同感。要特别重视各少数族群 (民族 )文化元素的保护、发掘、整理和整合工作，充分认识各少数族群 (民族 )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从而更好地增强各少数民族公民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更加自觉积极地把各少数族群 (民族 )元素更好地整合进中华文化，更好地为中华各族儿女所知悉所传承，更好地凝聚中华各族公民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四是要从社会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 “社会 ——不管其形式如何 ——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29离开人们的交往，就无所谓社会。我们一定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客观实际，适应国内外民族交流交流交融的客观实际，包括适应一些外国人才 (如美国的各族群人、加拿大的各族群人等 )自愿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客观实际，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促进国内外各民族人员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趋势，不再强化中国是由 56个民族 (族群 )组成的观念和做法 (比如，假如有一个美国的墨西哥族裔人和一个美国的西班牙族裔人因在中国工作自愿加入了中国籍，那么按原来的公民民族归属划分，这时的中国公民民族类别则应变成 58个民族 ;如果考虑到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强大，已经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人有意自愿加入中国籍，那么，如果批准这些公民自愿加入中国籍，中国公民的民族类别还会增加。这就说明这种固定有多少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刻板化民族组成称谓是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 )，而是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接纳国内外一切民族人员的大开放、大包容的开放理念 (如不得把汉族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也不得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而排斥汉族文化，不能简单地对外国民族文化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等 )，采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择优并蓄的开放态度，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积极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实际上，民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公民的文化属性，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促进各民族公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不要人为地把这种差异和属性固定化和强化。要高度重视促进国内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和国，国内各地都是中国所有公民的领土，国内各族公民都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确定在任何一个地方学习、生活和工作，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优化配置的时代，促进国内各族公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平等的流动，促进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一种自然和法律权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各族公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一定要顺应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改革和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为出发点，为各族公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更好地适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平等保障各族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更好地促进全国各族人口的自由有序流动，更好地解决各族人民的就业问题，创造更加有利于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要高度重视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在大中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出售中，研究相应的办法，尽可能地使不同族 (族群、民族 )的居民混居在一起，防止居住区明显分区、泾渭分明。要高度重视保护和引导族际自由通婚。不同族群 (民族 )人口的相互通婚，既是不同族群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交融一体了，人们都是亲戚、难分难解了，民族的团结、民族的交融一体和社会的交融一体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在一些民族地方有一种不利于不同民族族际通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措施，一些族 (族群、民族 )与其他族的通婚率很低，有的族际通婚率甚至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离国际上衡量族际关系良好的标准要求两族之间通婚率达到 1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从制度上引导族际通婚，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改革和完善高考加分、公务员招考、就业升职等方面的政策，坚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原则，不得歧视或优待不同族群通婚者及其子女 (如有的地方规定，父母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子女高考加分大大高于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这明显不利于民族通婚，明显是对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不公平歧视 ;同时，也有的地方，对已经融入城市实际上与汉族家庭并无教育差异的少数民族家庭 (如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侗族、满族等 )的子女给予高考加分政策，又明显是对于同一城市父母双方都是汉族家庭的子女的一种不公平歧视 )。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平等对待各族 (族群、民族 )，同时着力提高各族人口素质，切实帮助一切处于困难处境的各族公民提高素质，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大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逐步在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事务活动中普遍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对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公民提供语言帮助和培训，不断提高各族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增加对各族公民的教育投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律推行双语教育、民汉合校、混班教学，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对各族公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各族公民的科技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增加各族公民在受教育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增强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增强各族公民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能力，共同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总之，我们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吸取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实现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 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协调发展、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① 谨对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魏星博士在有关统计资料方面提供的协助表示谢忱。     ② 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     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     ③ 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1949— 2010年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第 717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 2010年 1月 23日。     ④ 胡联合、胡鞍钢：《繁荣稳定论：国家何以富强和谐》，第 257— 345页，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     ⑤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 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⑥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 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⑦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⑧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⑨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⑩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1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299— 3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2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3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303页，第 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4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3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5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1949— 2010年 )》，第 7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     16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36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17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122— 36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18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01— 40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19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30、 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0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23、 42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1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00— 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2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51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3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第 270-27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     24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509-5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 365-37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年。     25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第 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26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1949— 2010年 )》，第 70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     27参见《列宁全集》 24卷，第 130、 136— 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     2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 2006年 10月 19日。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政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769.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胡鞍钢 胡联合：与时俱进推动民族交融一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相同主题阅读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胡联合 胡鞍钢：”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 左凤荣：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值得借鉴吗 李水山：重温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 易富贤：从湘西民族人口构成看中国民族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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