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看到一份演讲记录稿，转播下，也许有张粉会喜欢。 标题： 【演讲稿】陈子善：张爱玲的文学之旅——从《沉香谭屑》说起（【海上博雅讲坛9】） 【海上博雅讲坛9】陈子善：张爱玲的文学之旅——从《沉香谭屑》说起 主办：上海图书公司 国学新知 特别支持：UTC行家 时间：2012年5月19日 周六 14：00-16：00 地点：上海古籍书店6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能够参加海上博雅讲坛活动，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海上博雅讲坛，它是上海图书公司举办的，针对专业读者聚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我们系 列讲座活动包括古籍鉴定、艺术鉴赏，还有一些人文、社科类的热门话题。今天是海上博雅讲坛的第九讲，非常高兴地请来了上海著名的张爱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子善先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今天的到来。陈老师多年来都是致力于张爱玲著作与生平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今天他也带 来了他的新作《沉香谭屑》，陈老师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跟大家有一些互动。 在活动开始之前我想再耽误陈老师和读者大概两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海上博雅讲坛最新要推出的一个系列讲座。从本月开始海上博雅讲坛会举办一个全新的系列讲 座，有朋友可能知道了，就是人文上海的系列讲座。说到上海，每个人都会每天面对着不同的标签，比如有人觉得上海是小资的，有人觉得上海是国际的，还有人觉 得上海是非常市井的。上海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发言权，因为都是这个城市的亲历者，同时也是城市性格的塑造者。我们这个讲座的目的 是能够发掘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展示它的真实性、实在性和历史性。接下来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期讲座，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上海历史、建筑、文学，甚至是视觉 文化等方面，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上海丰富的维度。 接下来给大家简单预告一下，下三期讲座我们会请来上海著名的作家吴亮老师回顾一下上海70年代生态与私人阅读记忆，还有李天纲老师则会给我们讲一下上海在 中西文化发展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另外上海著名视觉评论家、摄影评论艺术家顾铮老师，也会来到讲坛给我们梳理一下民国时代跟上海和都市相关的摄 影。 我的介绍就先到这里，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这边拿活动的宣传单。也可以在网上关注海上博雅讲坛的网站。我们到时候会第一时间把讲座的录音、照 片和录像分享给大家。最后我们要感谢上海人文系列讲座的两个主办方，一个是在上海非常活跃的，也是非常优秀的讲座主办方，就是国学新知，另外一个是国内领 先的箱包装备企业，UTC行家，他们也一直热衷于公益讲座与文化传播的建设。所以谢谢各位今天来参与的读者，也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的时间就交给陈老师， 谢谢。 陈子善：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天公不太作美，有点下雨，大家能够来，我感到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度过这个下午，希望我结束的时候不至于大家感到太失 望。我这个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太适合这样讲。虽然我教书教了很多年，我喜欢北方话叫侃大山，就是喜欢随便聊天，有的时候讲出去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收 回来，有这样一个毛病。万一今天这个毛病又发作了，希望大家谅解。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张爱玲这位作家，他的生平和他的创作。有一个契机，因为我出了 一本书，当然我不出这本书，也不会请我来，是有这么一个契机。当然是跟这本书有关联，但是又不能完全谈这本书，有这个难度。完全谈这本书，有点王婆卖瓜自 卖自夸。我们现在开始来讨论。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因为我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外一个说法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按照这个说法来讨论的话，我们还得追溯到现在之前，所谓近代 的文学。在这100年的时间里，中国产生了很多成就大小非的作家，他们发表出版了很多很多作品，量是相当之巨大的。我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对任何一个作家的 研究，大至鲁迅，小至一位普通的，创作成就不那么高的，可能我们今天已经把他遗忘，或者将要遗忘的这些作家。如果要去研究的话，有几项基本工作是必须要做 的。首先，你要了解这个作家他的创作道路，或者说更扩大一点，他的生活道路，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当中从事他的文学创作的。第二，他到底写了多少作 品，这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你今天对于一个作家他到底写了多少作品都不清楚，那你怎么研究呢。第三你的研究在相当的情况下，不是全部，不是百分之百，但是 至少是90%或者95%的情况下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这个作家以前没有研究。如果说这个作家在你以前已经有人在讨论，已经有人在研究的话，他们是怎么讨论 的，怎么研究的。你不能从零开始，你是在前人已经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你就要了解前人是怎么研究这位作家的，前人是怎么研究鲁迅的，前人是怎么研究沈从 文的。张爱玲研究领域里面，前人是怎么研究张爱玲的，怎么讨论张爱玲的。不管是肯定也好，否则也好，赞扬也好，批评也好，你都要了解。所以我认为研究任何 一个作家，还不仅仅是张爱玲，我们都要处理这些问题，都要面对这些问题。你不处理这些问题，不面对这些问题，你的研究肯定要出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新奇，我从80年代到今天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我的所做工作不仅在张爱玲身上是这样，在其他作家身上也是这样。我以 前从事周作人研究，从事梁实秋研究，更早的从事鲁迅研究，我都是这样做的。以后我如果暂时不搞张爱玲研究，我搞另外一个作家研究的话，仍然要这样做。所以 刚才有一位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研究张爱玲。我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之前张爱玲研究的人很少，现在乱写张爱玲的人很多。两个原因，一个是以 前太早，现在是太多，所以需要研究。前不久我到香港见了宋以朗先生，他说怎么搞的，内地出了很多张爱玲所谓的传记，全都是乱写。我说是啊，不乱写才不正 常，乱写变的很正常。因为张爱玲有卖笔，很多你想看张爱玲的书，想了解张爱玲，这些人就胡思乱讲，胡编乱造。这不是一个严肃的研究的态度。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张爱玲死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死在地上。谁告诉你的，你看到了？历史事实是不能虚构的。当事人有详细的回忆张爱玲死的状况，那就根据当时的回忆。你要搞 文学创作可以，你就不要写张爱玲是这样死的，你随便找一个李爱玲、王爱玲，随你怎么写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来虚构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这个问题我在一开始讲 的时候就要提出来。还有一些人提一些很无聊的问题，非常无聊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严肃的态度，不是对待一个作家，哪怕不是对待张爱玲，对待任何一个普通人都 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具体到张爱玲的研究上来，我个人认为对张爱玲的研究有这样几个方面。大的方面，第一是文本的数量，她留下多少作品，这些作品值得我们反复的来讨论，反 复的来研读。所以有一个说法，我的第一本书的名字就叫《说不尽的张爱玲》。假定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讨论到这个阶段认为没什么可讨论了，说的都被别人说完 了，这个作家的价值就是这些。为什么很多作家，鲁迅也好，沈从文也好，不断的被我们讨论，就是他有被讨论的可能性，不断的被讨论的可能性，我们不断的可以 拓展新的空间来讨论这个作家。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阐释，这就是这个作家的作品的价值。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李白、杜甫、屈原，就是这个 道理。所以首先是张爱玲作品文本的解读。 除此以外第二个，正因为要把她的文本做细致的、深入的解读，我们就可能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她的生平。我们不是猎奇，张爱玲的生平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就是 因为她的生平跟她的创作有密切的关系，有无可切割的关系。这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讲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讨论张爱玲的生平。她跟她家庭的关系，跟她家族的关 系，跟她父母的关系，跟弟弟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等等等等，这就需要讨论。 第三，我们已经知道张爱玲的作品并不是她全部的作品，她有很多作品我们以前是不知道的，当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作品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改变或者说部分改 变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以前不知道她这些作品。《小团圆》我们以前不知道，《雷锋塔》、《异乡记》我们以前不知道，而这些作品被 发掘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面前呈现一个新的张爱玲。当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是很正常的。这本身就说明这个作家的重要，如果这个作家并不重要，为 什么去争，没有必要去争。 第四，对张爱玲研究是研究，就是研究张爱玲，张爱玲研究史不是从现在开始，早在40年代就已经有人在研究张爱玲。我们内地的张爱玲研究虽然是50年代以后 中断了，但是到80年代又重新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回顾，而通过这样的回顾，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张爱玲研究应该怎么样再发展，从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 入，哪些方面我们的前人已经做的不错了，已经做的很好了，我们可以不必再去浪费时间和精力了。但是我们前人没有做的，来不及做的，或者做的还很不够的，我 们来做。 如果拿这四个方面来衡量一下我这本书的话，你可能马上就会发现我主要做的是后面的三项工作，就是她生平的某些点，只能说是某些点，来考实一些节外人的发 掘，以及张爱玲研究史上一些重要的作品的正误。这里面有必要对80年代以来，就是1979年以后内地的张爱玲。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只能讲 内地的张爱玲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回顾，这很重要。为什么今天张爱玲受那么多的欢迎、重视，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在座的朋友可能不一定很了解。这里必须提 到一个时间，这个时间非常有趣，1985年。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在1985年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1985年的2月份香港有一份杂 志叫《香港文学》，这份杂志现在还在出版，是1985年1月创刊的，1985年2月的这一期上面，就是第二期上面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就是柯灵先生写的 《遥寄张爱玲》，这个《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跟我们上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刘先生 从重庆到上海，在上海办一个出版社，叫怀正出版社，出版了很多重要作家作品，比如上海的时自平（音）先生，比如后来写的《李自成》的姚雪林先生，很多作 品，都是怀正出版社出版的。刘以鬯先生后来去的香港，成为香港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大家可能喜欢看电影，香港 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导演叫王家卫，王家卫有一名很有名的电影，叫《花样年华》。《花样年华》的拍摄就是受到刘以鬯先生的一部小说，叫《对倒》的影响。《对 倒》，我开始看这个题目也不明白，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对错的对，倒过来的倒，颠倒的倒，什么意思。后来看的时候才明白，对倒是集邮上面的一个名字，戳 票、对倒，纪念邮票颠倒过来。刘先生是著名的集邮家，他从集邮上面受到启发，把集邮上面的一个专用名词用到小说创作上来，写了《对倒》。而王家卫看了《对 倒》以后非常欣赏，就根据《对倒》拍摄了《花样年华》，当然王家卫也加了自己的感想。所以你们如果再重看《花样年华的》的时候，就会发现在片头或者片尾的 地方提到了刘先生，电影拍摄受到了刘先生《对倒》小说的启发。 刘以鬯先生在张爱玲研究上面，他自己没有直接写过文章，但是他有两个贡献，第一个贡献就是发表了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在发表的时候，他加了一个编者 的按，他说这篇文章是道人所未道，有助于正确认识张爱玲的文学道路。这是刘先生的一个贡献，就是他首次发表了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关于这个过程我就 不展开了，在我的书里面谈到了，就是整个发表的过程很复杂。还有一个贡献，我在书里也谈到了，他第一个指出张爱玲有一个笔名。大家知道，现在作家几乎每个 人都有笔名，没有笔名的极少极少。鲁迅有100多个笔名，茅盾、巴金、郭沫若笔名之多令你眼花缭乱，不是作家搞不清楚的。你现在让我报鲁迅的病因我报不全 的，不可能报全的，太多了。为什么？写一篇文章换一个名字。有些作家不是这样的，笔名比较少。张爱玲她信奉的出名要趁早，要出名的话你必须要用真名，你用 假名谁知道你呢。既然出名要趁早，所以她开始小说创作、散文创作都用张爱玲这个名字，没有笔名。虽然她自己不喜欢张爱玲这个名字，她觉得张爱玲这个名字很 俗气，她自己不喜欢。但是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没有关系，所以既然家长给她用了这个名字，她就用下去。张爱玲用笔名是在1949年以后，就是我们说的解放 以后。在上海的一个小报上面发表他的连载小说，《十八春》长篇小说，后来改名为《半生缘》。大家很熟悉，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半生缘》，电影也有。用了一个 笔名叫梁京。这个梁京的笔名在60年代，美国有一位张爱玲研究专家水晶先生，这个名字很特别，也是个笔名。水晶，现在女孩子戴的首饰是水晶首饰。水晶先生 去采访张爱玲，张爱玲很少接受采访，那一次她破例跟水晶谈了一个晚上。这个谈话记录都收在我编的书里面了。水晶的采访是做过充分准备的，不是一般像媒体记 者这样采访的，他是一个研究者对一个作家的深度才分。他提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水晶说你发表《十八春》的时候是不是用了笔名。对，我用了笔名，我 用了梁京这个笔名。这是张爱玲公开承认的，她用了梁京这个笔名。 但是刘先生在他编的书里面提到张爱玲用过几个歌笔名，除了梁京之外，他还谈到张爱玲用到另外一个笔名，范思平，这个名字我们以前一无所知。这是刘先生第一 次公布出来，他公布之后很长时间人家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公布。在现在作家研究史上，当你发现一个重要作家新的笔名的时候，就意味着在研究的面前将会展开新 的天地。因为这个作家这个笔名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是张爱玲写的。当然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张爱玲用范思平这 个名字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前一阶段已经在宣传的，张爱玲翻译的海明威的著名的作品《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张爱玲翻译最初出版的时候署的名字不是 张爱玲，署的是范思平，非常有意思。而这个历史事实是刘先生第一次公布出来的。所以我说他对张爱玲研究史上有两个贡献，这两个贡献因为他没有留下写张爱玲 直接的文字，只留下那么一句话，道人所未道，有助于正确认识张爱玲的文学道路。这个话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会说，有助于正确认识张爱玲的文学道路。可惜的 是，刘先生现在年事已高了，90多岁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向他请教了，你怎么知道范思平就是张爱玲的笔名，你肯定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来意，没有办法再向他 请教了。以前我跟刘先生多次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知道这个笔名，他也没跟我说。他知道我研究张爱玲，他竟然也不说。所以很多历史的事情就这样错过了，非 常有意思，他竟然不说。 到了1985年的4月份，两个月以后，柯灵先生这篇文章在北京著名的《读书》杂志上再次发表。所以我们长期以来一致以为《读书》最早发表了柯灵先生这篇文 章，实际不是的，它最早是在《香港文学》上面发表的。两个月以后，就是1985年的4月份。到了1985年的5月份，这篇文章又被上海大名鼎鼎的《收获》 杂志再次发表。大家注意，1985年4月份在《读书》上面发表的时候，这个文章已经做过修改，1985年的5月份在《收获》杂志上，在内地第二次发表的时 候，柯灵先生再一次做了修改，非常有意思。如果把柯灵先生每一次修改的内容加以比较，也很有意思，你有本事的话可以写成博士论文。比较一下为什么他要这么 修改，时间很短，两个月以后就改了，不是改一个字，改一句话，是整段的修改。什么原因，当时什么样大的环境，政治的、文化的环境促使他做这样的修改，这本 身又是一个研究的题目。也就在1985年的5月份，这期《收获》上面重新发表，我们称作是重新，因为这个文章早就发表了，张爱玲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倾城 之恋》。《收获》在1985年重新发表《倾城之恋》，当时很多年轻的作家，当时年轻，现在都已经功成名就。当时年轻的作家看了以后大吃一惊，哪里冒出来个 张爱玲，我们都不知道，写的那么好，那么特别。这时候张爱玲的作品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当中，1985年。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 到了1985年的8月份，就是在同一年里面，很奇怪，你也不妨说那么巧，实际上事情往往就是那么巧。1985年的8月份，就是今天组织这次活动的上海书 店，当时不叫上海书店出版社，当时就叫上海书店影印了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就是大名鼎鼎的传奇。我今天把这个影印的带来了，1985年的8月份。它有一 个副封，张爱玲著《传奇》，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参考而已，反面也是参考资料。你们看一下这个介绍很有趣，完全是客观的介绍，没有任何 评价。本书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实际是中短篇小说集，收有1943年到1945年间创作的小说16篇，据山河图书公司1949年1月征订本出版影印。完 全是客观的、中立的介绍，不做任何评价，没有褒贬，不做任何评价。挺客观的，都是历史事实，你无法否认的。这是《传奇》，他影印版本的选择，选择的很好。 《传奇》一共有三个版本，有初版本，有再版本，有征订本。当然征订本是最重要，我的书里面第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个出版的，初版本、再版本、征订本，他影印 是因为征订本。我不敢说这个影印跟我有关，但是整个这套参考资料跟我有关。有一位刘化奇（音）先生，上海书店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当时他就是主持这个影印工 作，这个影印总共160种，量是很大的，其中张爱玲占了两种，1/80，两本。当时我不断跟刘先生讨论哪些书需要重新影印。刘先生是比较谨慎的，我提了很 多书名，这个合适吗，我说你试试看。你反正是参考资料，没有说它好，当然也没有说它不好，试试看啊。那他说可以，我们来试一试。很多都是这样，小心翼翼的 影印。因为那时候思想还不像现在那么解放，那么宽容。 我再举一个例子，当时中国北京社会科学院有一套大型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其中一编，乙编就是作家研究资料，每个人一节，或者两个人一节，或者三个 人一节，或者一个人两节，一个人三节，这个作家重要。像茅盾很重要，一个人就就三本，上中下本，茅盾研究资料。鲁迅研究资料也是，因为鲁迅先生三十多本都 编不完，所以只有三本，精要，精编本。有的作家就两个人一本，小一点的作家就三个一本。巴金也是上下两篇。张爱玲是一个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承认她 的文学地位。当时已经定的一百多位作家的名单，要编的，但是张爱玲在这个名单之外。按照现在的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张爱玲在一百名之外，这是不可以想象的。 但是在当时就是那么一个情况，思想还是很僵化的。所以1985年8月份能够引进这本书，这是有点了不起的。我不说很了不起，但是有点了不起，这也是张爱玲 的作品第一次在内地出版。 过了两年不到，一年多一点，1987年的3月份上海书店再次影印了张爱玲的另一本书，散文集《流言》。张爱玲40年代创作的最重要的两本书，《传奇》和 《流言》都是当年上海书店影印的，从此之后，内地的张爱玲研究才开始逐步走上正规。因为有作品影印了，有研究者看到了，就觉得我们的文学史有欠缺，有严重 的欠缺，张爱玲这样的作家竟然进不了当时的文学史。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前两天北京嘉德拍卖公司——中国最大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拍卖唐弢先生收藏的名人字画。唐弢先生大家知道，是著名现代文学的版 本收藏家。按照巴老的说法，唐弢先生的藏书归了现代文学馆，就是一半以上的文学史都在里面了。确实是这样，我去参观过他藏书的陈列，那个叹为观止。但是我 查了他的目录，他没有收藏张爱玲的作品。什么原因？很简单的原因，按照当时文学史的观点，所谓正统文学史的观点，张爱玲的作品是不入流的。这可以理解，我 们回过来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上面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今天来讨论张爱玲的话，我们必须要对这个历史做这个回顾。唐先生这么重要的收藏家，这不是无益的收获，而 是他对张爱玲的作品兴趣不大，不愿意收藏。他当时要找张爱玲的《传奇》很容易。第一比他的版本更珍贵，不知多倍的书，唐先生都收到。40年代的书，唐先生 当时就在上海，他怎么可能不收集到呢，他觉得这个书我没有收藏价值。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当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再跟唐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我当年跟唐先生 关系很好的时候，经常去看他，他也给我提供过很多帮助。但是后来就没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他讨论，这个《收获》你现在怎么看了，可惜没有这种机会了。 所以历史往往是很无情的，它不给你更多的机会，错过就错过了，不给你更多的机会。 我个人的张爱玲研究也就是在1986年底1987年初开始的，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张爱玲的一个中篇《小艾》，也就是在《十八 春》之后继续写的一个新作品。这个作品的被发现，当时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关注，甚至这个过程我在书里面也都写了，很多事情过了几十年之后才被披露。我当时 那么年轻，我不知道为了这个事情张爱玲跟香港的宋淇先生有过反复的讨论，内地这个陈子善是个什么人，肯定有背景。有什么背景，就是一个大学里的青年教师， 一定要慎重的对待。他不了解，你把张爱玲的作品发表出来目的是什么，不清楚。张爱玲本人对这个作品是不满意的，或者在当时的语境下面，她觉得这个作品她不 愿意重印。我逼她重印的，因为我帮她找出来的，如果我不找出来，张爱玲甚至忘记了这个作品，年代久远，这个作品是我写的吗，我记不住这个东西了。所以这里 面就涉及到一个，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发掘张爱玲节外的作品，这样的发掘往往会被作者本人带来不愉 快。这个我必须承认的，会给张爱玲带来不愉快。这个不愉快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我是事先是估计到了肯定会带来不愉快，但是这个不愉快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 就是今年大概三四月份，台湾有一位学者公布了一封信，张爱玲给台湾皇冠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其中几句话牵扯到我。这个信网上有，手迹、照片都有。她是这么 写的：“陈子善想必就是发掘出我毕业那年的《凤藻》校刊的人。”这句话的口气已经不太对了，他就是那个不说坏蛋吧，好不到哪里去。“钱钟书不喜欢人发表他 的少作”，这也就涉及到一个少作，少年的少，也就是年轻时候写的。“我简直感激他说这话”。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她感激钱钟书先生，她就很恨我，对我这样的 工作很不以为然的，我的少作你为什么找出来，我自己也不喜欢的，宁可把它忘掉。 这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1989年1月份我在香港《民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埋没50载的张爱玲少作》。埋没50载的张爱 玲少作，就是把张爱玲在中学的校刊，张爱玲是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念中学。中学有个校刊，叫《国光》，《国光》上面发表的小说、散文、书评，把它收集起来。 这个工作其实没什么，讲穿了谁都可以做，《国光》杂志就在上海图书馆里面等着你去找，只不过我去找了，在座的哪一位张三、李四去找，也就找到了，就在图书 馆里面，现在还在图书馆里面，当然你现在还可以去看，没准我有遗漏。确实有遗漏，我承认有遗漏，否则关于电影《太平村》的影评就不可能现在才发现了，我当 时竟然没有看到，可能近视眼的关系，眼睛看花了。所以有不断的提醒我要仔细，再仔细，谨慎，再谨慎。当然别人发现我也很高兴，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作。这个 文章发表里面也提到了钱钟书，我是怀疑张爱玲看了我这个。但是她把《国光》替成《凤藻》，有点奇怪，我后来一想我后面一篇就是谈《凤藻》。这篇里面我说了 这样一句话，“发掘被研究对象不仅成熟而有长期埋没的少作，是研究工作的其中应有之一。钱钟书先生曾称之为发掘文墓。”当然盗墓总是不好听的，发掘文墓。 “所以我认为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产生矛盾，往往原因也就在这里。” 当然我争取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的做法，当然我有先例可循。我的前辈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史家，叫做阿英先生，他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 国新文坛秘录》，这个题目像黑幕小说一样的，《中国新文坛秘录》，里面一段话深得我心。它是怎么说的呢？“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有虽然已经发表而不惬意 的”，不惬意就是不满意。“或者因为其他关系，在集结的时候（就是出书的时候）被删弃了”，放弃了，不要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我们强加考察的话。可 是无论那作品被除弃的理由何在，对于读者终究是极宝贵的。”这个话不是针对某一个作家，是针对所有作家的。“富有历史癖或者专门的文学研究者，尤其重 视。”那我就算是有历史癖，尤其重视。“因为这是增加了他们对于作家研究的材料”。我们研究一个作家当然材料掌握越全越多越好了，我们的判断力可能越准确 了，这个道理很明显。 所以这个矛盾，当然张爱玲是有她自己的看法。比如巴老不断的修改《家》，《家》有很多版本，不断的修改。有人说你为什么这样修改，巴老说，我作为《家》的 作者，我当然有权利修改自己的作品。就好象我是他的父母一样，父母当然有权利把自己的子女要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当然现在不行，都穿校服了，不可以随便打 扮。当年巴老的话很有道理，我要给我儿子女儿穿什么衣服，今天穿一件好的，明天换一个更好的，你们外人为什么说三道四，没有必要说。当然作家有修改自己作 品的权利，毫无疑问。但同时读者也有要求你为什么这样修改的权利，你要这样修改总有道理吧，你的道理我们要了解。我是一个读者，我要追踪你的创作状况，所 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张爱玲晚年，到了1993年，这封信刚刚公布。1993年的6月份9日写了一封信，给当时香港联合报副刊一个编辑，苏伟贞女士。苏伟贞女士同时也是一个很 有名的小说家。她当年因为联合报副刊，台湾两大副刊，一个是中国时报副刊，一个是联合报副刊，这两大副刊有激烈的竞争关系，大家都要抢张爱玲的作品，谁抢 到就高兴的不得了。苏伟贞跟张爱玲一直保持联系，因为苏伟贞自己是小说家，所以张爱玲也读过苏伟贞的小说，也蛮喜欢的。张爱玲眼界很高，很多作品她都看不 上，但是她对苏伟贞的作品还是蛮喜欢的，所以他们经常有书信来往。去年年底苏伟贞出了一本书，专门讨论张爱玲的，其中公布了这封信，1993年6月9日给 苏伟贞的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这段话也是我找出来的，张爱玲也不太高兴。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我不记得有这篇东西。当然不是假的，她没有说不是我 写的。有伪作，有冒充张爱玲的有很多，但是这个她只说她不记得。对于这些旧作反感甚甚。张爱玲自己很反感，当然可以，我以前写的都不好，不够好，我好的还 没写出来，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心态。反感甚甚，但是无法禁绝，没有办法禁止，别人又去找他。 台湾研究张爱玲的先行者唐文标事情，张爱玲为了这个事情非常生气，他编了一本《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张爱玲当然很生气，谁授权你编的，你里面收了我很多作 品，你侵犯我版权了，所以这个本禁止发行。这样一大堆书都推给唐文标了，他去搬书，这个书太重了。所以人要当心，人跟书的关系，书会要了人的命。唐先生有 一个说法，我还没有证实。因为他的鼻子生癌，搬书时突然爆裂，无法抢救，去世了。为张爱玲而死啊！当然后来若干年之后有一位香港人士——唐先生我不认识 ——但是香港那位青文书屋的老板我是认识的，非常好的一个人。我上海有一位朋友需要台湾出的张爱玲经典全集，我自己已经有了，我托他找一套，他说我剩下最 后一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去拿。他说不要你拿，很重很多，如果要寄的话这个寄费当然要我来出，我说没有关系，让那个朋友出。他说没关系，我下次来上海的时 候我给你带来。那年夏天他亲自把这么一大抱书带到上海。当时我太忙了，我也没见他，他就放在朋友家里说你什么来拿，取的时候让我给他的朋友打电话。这样好 的一个书店老板，这样为读者服务，我当时很感动。没想到后来在某一年，大概就是几年前，春节前，他在自己的仓库里面整理书，书堆的太高了，堆到天花板，书 压下来，他人压在下面，去世了。家里人找不到他，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等到发现，哪一天去世也不清楚，跟张爱玲一样，张爱玲哪一天死也不知道。等到发现， 按照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的文章讲的很清楚，殡仪馆的人说可能三四天之前，是可能。所以具体张爱玲去世的时间是个问号，哪一天不知道，永远是个谜。 我们现在其他人，比如我以后死掉，肯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都知道，现在的讣告上面都有，但是她不知道，这种死法也比较少见的。 所以张爱玲讲无法禁绝，所以怎么办呢。既然无法禁绝，你尽管登，请尽管登。这时候张爱玲已经在以前的立场上有所后退了，本来是不同意人家出了，现在没有办 法禁绝，那么算了吧，反正她也承认这是我的作品，所以尽管登。你先问我你已经是尊重我，我已经适当的领情了。张爱玲这个态度有所转变。张爱玲这个态度有所 转变还有一个例证，这个例证就比较有趣。这是张爱玲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一个草稿，题目叫《爱憎表》。手稿在这里，我是影印件，手稿的影印件。就这么一 页，后面还有，我只拿了这一页，因为这一页跟我有关。我先念一下，然后我再说为什么有关。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这就有点表扬了，热 心人肯定不是坏人。就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不但是少作，而且是见不得人的。陆续发表，我看看统统啼笑皆非。最近一篇是学校年刊上 的，就是《凤藻》，富有别班该生的《爱憎表》。这个字很不清楚，很潦草。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他们是这样的，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学 校的校刊上。这个做法很好，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做。毕业班的同学就在校刊上发表自己的做法，谈自己毕业的感想，然后填一个表，这个表每个人都要回答的。大家 知道圣玛利亚女校清一色都是女生，所以每个女学生的回答都不一样的，很有趣，对人生的向往，对爱情的向往，对将来工作的向往，都填的五花八门的，张爱玲的 很奇怪。最喜欢爱德华八世，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最爱吃什么东西，她说炒饭。过了半个世纪看，已经不记得我填过这样的东西吗，她记 不得了。末项，完全陌生，末项更完全陌生。末项填的是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绘画。张爱玲当年画画的很好，她不但有文字的才能，她还有画画的才能，只不过画 画的才能没有进一步发展，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就是个女画家，她没有进一步发展。但是她的才能是略微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流言》的插图全都是她画的，多漂 亮，都是漫画。到我们今天来讲，女漫画家都是不多的。她这个漫画画的很生动。然后40年代上海文学杂志，就叫《杂志》，有很多题头画都出自张爱玲的手。另 外设计自己著作的封面，这个《传奇》的封面是她自己设计的。设计过很多自己作品的封面，我这里书里都有讨论。专刊也是她设计的，《红楼梦魇》封面也是她自 己设计的，她设计很多，自己给自己设计封面。 所以她说完全陌生，我也觉得很不可理解，照理说她应该想得起来我自己以前画画的。都需要解释。否则人家要误会，都需要解释。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边上又捡出 这么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来。然后她下面讲到她对早年生活的回忆，来解释比如她怎么会喜欢爱德华八世。当时《凤藻》上面是怎么写的。1990年我发表一篇文 章，叫做《雏凤新声——新发现的张爱玲少作》，又是少作。1990年的7月份发表的，也就是说张爱玲的这封信想必就是发现《凤藻》的这个人，钱钟书怎么怎 么样。这封信可能是1990年之后写的，1990年7月份以后写的。这个张爱玲称为的《爱憎表》实际是毕业生的调查表，每个人都填。这个调查表有一个很有 趣的名叫一碗什锦豆瓣汤。张爱玲怎么回答，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最喜欢的人爱德华八世，最怕什么，她这个文章里面也写了，最怕死。很坦率，最怕死。最恨一个 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这个好像也不可理喻，天才女人就不应该结婚吗。这个非常有意思。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我又忘了。张爱玲记性不好，都是丢三落 四的，所以我又忘了。人家她讲，我又忘了。拿手好戏，最后一条拿手好戏，绘画。当时她自己填自己的拿手好戏是绘画，不是写作。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 趣。 讲到这里我可以说，我的张爱玲研究走的路线，或者我的兴趣就在发掘她的里面。当然这个工作在张爱玲去世之后仍然在进行，包括我的学生都有所发现。很有趣 的，我知道的一个博士发现了她的一篇作品，我指导的一个硕士也发现了她的半篇作品。半篇我后来就批评他了，如果你发现她的全篇我就不必再做了，就是因为你 发现了半篇，还有半篇只能我再来续完，因为这篇作品叫《炎樱衣谱》。大家知道张爱玲有一个好朋友、同学，叫炎樱。当然这个炎樱后来到了美国以后，跟张爱玲 疏远了，张爱玲跟她疏远了。这等到将来材料公布以后就会知道，张爱玲跟宋淇夫妇通信里面对炎樱有所看法。当时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你们有一个说法叫闺密。 炎樱要做生意，要开一个服装店，炎樱和她的妹妹出了钱，张爱玲也投了资，张爱玲有理财的想法了，张爱玲也投资了。当时张爱玲我只投资，别的干不了，我也不 会做衣服，我只能做一件事，给它做广告。我会写啊，就给炎樱开的这个服装店做广告，叫《炎樱衣谱》，一篇一篇介绍的炎樱设计的服装如何如何好，一共写了四 篇，四段《炎樱衣谱》。这也是张爱玲发明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吃饭有菜谱，穿衣服有衣谱，衣谱的说法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写了四篇，我那个学 生粗心大意，发现了一篇以为就是全部。他发现了一个序言，后面没有往下看。所以做这个研究一定要仔细。但是我也表扬了他，我说你已经很不错了，第一篇你发 现了。发现了序，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些都是在上海的小报上发现的，就是所谓小市民的报纸。张爱玲非常有趣，她非常喜欢看小报，自己订还不算，她门 口当年有一个门房，管门的。这个房子住在里面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外国人，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高级白领。张爱玲的姑姑当然是高级白领了，30年代就自 己开车了。现在自己有车不稀奇，那个时候自己有车很稀奇。所以张爱玲跟那个管门房的说，我订了一份，你也订了一份，我们交换看，可以省钱。张爱玲很精明 的，我订两份要出两份钱，我们交换看。这个她自己答记者问的时候都讲过，不是我讲的，都有文字依据的，都是交换看。 在这个情况下我做的这个工作，主要就是几十年来发现张爱玲集外的作品，以及跟她的生平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要谈这本书里面比较好玩的、有趣的 一些事情。在谈这个好玩有趣的事情之前，我要向大家汇报一下，你讲了半天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这个需要有一个了解，可能在座各位不一定非常了解。基本做了三 件事。第一件事情编了张爱玲的作品。2005年的时候，在这之前也零零碎碎的编了一些。2005年编了一本《沉香》，就是《沉香谭屑》的沉香。张爱玲的电 影脚本《不了情》第一次整理，还原。因为张爱玲的电影大家知道的，比如《太太万岁》《不了情》，这是她跟桑弧先生合作的，非常出色的市民电影。《太太万 岁》在这之前台湾已经有学者整理，这个电影的拷贝早就找到了。《不了情》一直不知道拷贝在哪里，一直没有整理，海外很多学者找不到。我以为《不了情》也失 传了，电影拷贝没有了。但是想一想不可能，40年代拍的，怎么可能没有呢。后来有一次广州有一家影视公司，做影视碟片的，俏佳人。俏佳人很厉害，到底是俏 佳人，影印了民国时期的电影，一个系列，里面有《不了情》。把这个碟片买回来，不断的在电视上放，还原他的电影演出本。因为他的文学脚本我们现在看不到 了，还原他的电影演出本。《太太万岁》台湾做的也就是还原他的电影演出本。有必要提到的是他的手稿本，手稿本和电影演出本是肯定不一样的。所以在《沉香》 里面编了《不了情》，还有其他的作品。然后在这之后我又编了六卷本的《张爱玲集》，现在新出版的《张爱玲全集》就在六卷本的进一步修订和扩展的，这是一个 工作，对张爱玲作品本身的一个整理。 第二个工作是对张爱玲研究的整理，包括对张爱玲回忆的整理。很多人对张爱玲有回忆。见过张爱玲很多人都认为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刘绍铭先生说，我跟祖师奶 奶就这么见过一面，我这生也就值了。这话当然是开玩笑的。李欧梵教授说，我跟张爱玲——我到旅馆去接她，带她到会场参加一个美国亚洲学会的一个年会，就这 么一段路，大概15分钟的时间——终生难忘。张爱玲不见人的，所以我当时编了两本书，一本张爱玲生前编的，叫《私语张爱玲》，一本是张爱玲去世之后的，叫 《作别张爱玲》，是海内外跟张爱玲打过交道的，联系过的，接触过的人的回忆。有的人很可惜。像我们上海已经去世的魏绍昌先生，他到美国洛杉矶，张爱玲在洛 杉矶。他就问洛杉矶的很多朋友，我想见张爱玲，有没有什么办法。人家说这个人不见人的，没有办法。后来说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张爱玲的 地址，写了一封信去。魏绍昌自报家门，我是上海来的，我叫魏绍昌，什么什么的，自我介绍。信息去了以后，没有回音。他签证时间到了，灰溜溜地回来了。回到 上海以后，他的美国朋友跟他联系了，说你走了张爱玲给你来了电话，打到他朋友家里，说我要找魏绍昌先生，朋友说早就回国去了。他这么快就回去了，我刚看到 他的信。张爱玲信箱一个月看一次。魏先生讲到这个，文章里面都写了，魏先生讲到这个事情很遗憾。本来因为他上海来的，魏先生对上海文学很熟悉。张爱玲既然 打电话去找他，也许愿意见一见，但是机会错过，永远错过了。 我把这些人相关的回忆都收集起来。在这两本书以后还编了一整套，叫《阅读张爱玲书信》，总归有六本，包括我刚才讲的刘绍铭教授主编的，还有上海徐子东，徐 子东、刘绍铭、梁秉钧三个人合作主编的，1999年在香港岭南大学召开了“张爱玲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我自己编了两本，一本叫《记忆张爱玲》，一本叫 《张爱玲的风气》。《张爱玲的风气》，因为当时上海有好几位年轻的作家都是学张爱玲的写法，写的相当不错，其中有一位男作家，他的名字很奇怪，叫东方蝃 蝀。蝃蝀这个词是从《诗经》里面来的，东方彩虹的意思，东方蝃蝀。东方蝃蝀的原名叫刘君维，这个作家现在还健在，还在北京，老先生还健在，我每年春节给他 通次电话，拜年，现在已经很衰老了。他学张爱玲学的很像，你们不信可以把他的作品拿来看一看，写的相当好。他的年龄跟张爱玲相差只有几岁，但是他自认是张 爱玲的学生，东方蝃蝀。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叫《绅士淑女图》，男的是绅士，女的是淑女。封面是请一位后来成为大画家，国际级的大画家画的，赵无极先生画的 封面。当时赵无极还没有去法国留学，将去法国的时候，李君维请他画的，我说这个不得了，赵无极给你画的，赵无极现在是泰斗级的画家。 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又称为小报文人，这个人姓王兰儿，她在新闻报晚刊，在其他的报纸上发表散文，发表小说，连载小说，用的名字叫兰儿。新闻晚报上有 一位老报人，现在还能够看到他的文章，叫秦律之先生，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个人没有，写京剧的。我跟秦先生有过一次谈话，我问秦先生，我一直要找兰儿是什 么人，找不到。秦先生说，你问我啊，我们当年是同事，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为什么要找兰儿，她讲过一段话，她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张爱玲的风气》，她认 为张爱玲是开了一代风气，而且她首先提出在新文学创作上有一个张派，张派这个提法是兰儿提出来的。她说张派，就讲到东方蝃蝀，说东方蝃蝀是张爱玲的学生， 是张派的一员。张爱玲小说当中的那一些玩意，那些技巧东方蝃蝀都学会了，兰儿对东方蝃蝀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原来一直知道，以为美国的王德威先生提出 一个张派，张派传人这个名称很流行，实际上早在他几十年之前，有那么一个不那么有名气的，一个小报文人首先就提出这个张派。所以我把这些整理起来。 另外还有王德威先生关于张爱玲和张爱玲传人的一个论文集《落地的麦子不死》，还有一本就比较有趣了，就是我刚才讲的水晶先生。水晶先生的书名非常有趣， 《替张爱玲补妆》。这个话我们可以倒过来理解，张爱玲脸上的妆都退掉了吗，所以要补妆。他这个书名起的很特别，《替张爱玲补妆》。水晶是研究张爱玲的先行 者，第一本研究张爱玲的专著，中文的专著就是水晶写的，张爱玲的小说意义是什么，他是用新批评的方法来研究张爱玲的。我们大家知道的最早给张爱玲文学史比 较高的地位是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面。但是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面一个章节，出一个专著的，就是水晶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这本书当然也收在我编 的《替张爱玲补妆》里面，我把水晶所有写张爱玲的，凡是我能够找到的都收进去。这套书实际就是对40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到本世纪初研究张爱玲的一个历 史性的回顾。所以我就讲我所做的工作。 第三个工作就是我自己写的书，我自己写的书就有这样几本，第一本书封面不太好看，书出版以后我批评这个编辑，这个编辑是我的学生，我说你怎么能搞这个封面 呢，你们喜欢这个封面吗，不会喜欢吧。这个封面就比较有意思了，当然我们时代是在进步的，从这个到这个是进步的，如果倒过来，先出这个，再出这个，就更不 对了。这是第一本，《说不尽的张爱玲》，这是我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研究张爱玲文章的汇编，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论文也有，随笔也有。第二本是《看张 及其他》，那不是全部，一部分是谈张爱玲，一半是谈张爱玲，还有其他。第三本是在台湾出的《研读张爱玲长短路》，本来这个书名我是要在台湾那本书用的，台 湾那个出版局编辑给我说，你这个《沉香谭屑》看不懂，什么意思，还要搞副标题，太麻烦了，建议改一个一目了然的，我说好啊，《研读张爱玲长短路》，反正有 名字在那里，人家一看你这本书就是谈张爱玲的，就完了。所以台湾那本书里面一小部分文章也收在这本书里面。 这本书就是2004年之后一直到今天，这个书里面有几点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的。第一就是对新发掘出来的，就是2004年以后新发掘出来的张爱玲节外文的 考证，包括我刚才讲的《炎樱衣谱》的考证，包括我那个博士生发现的张爱玲另外一篇短文《天地人》的考证。这个题目，那么大一个题目，写一本书都可以，天地 人全部包括在里面了，现在世界上除了这三个还有什么东西，天地人，所有东西都是人创造的。张爱玲几百个字就打发了，《天地人》。这个是我一个学生发现的， 很开心。他说我来上海读了三年书，发现了这个文章，或许值了。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张爱玲的一个中篇《郁金香》，这是北京的吴福辉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李 楠教授合作，他们是师生关系合作。吴先生客气，当时我正好在北京，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自善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我说我有什么事。不 行，你把这个事推掉，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但是商量之前请你吃一顿饭。然后就带我去了翠花楼，老舍先生最喜欢吃的几个菜他都点给我吃了，我吃吃 也不过如此。完了以后再到老舍先生的故居看了一下，再回来坐下来谈。拿出一批复印的东西给我看，他说你看看这是谁的东西。我一看吓一跳，不是张爱玲的吗。 对，李楠当时也在，他说李楠发现的。我们现在马上想到在张爱玲逝世10周年公布出来，希望你参与这个考证。我说这是你们发现的，我不敢掠美。他说没关系， 人多力量大，分工，你写什么，我写什么，他写什么。还需要对这个文章进行校订，因为里面有很多上海话。吴福辉先生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他对上海话是比较懂 的。北方人读张爱玲的作品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理解里面的一些上海方言。当然南方人读可能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因为里面不但有上海话，也有北 方的，因为张爱玲祖籍是安徽的，安徽方言也有，北方方言也有，上海方言也有。所以你稍不留意就不能体会里面的奥妙，这很有意思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张爱玲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叫《桂花蒸阿小悲秋》，写一个保姆的。阿小是个保姆，张爱玲非常同情劳动人民，很多人认为她小资，贵族啊。不对 的，她都是写破落的家庭，都是写保姆，包括劳动人民，今天的保姆也是劳动人民。阿小在责怪她的儿子，儿子每天早上上学，要吃早饭，儿子又贪玩，又不好好 吃，边吃边玩，阿小就要责怪她的儿子，赶快吃。她不叫赶快吃，“赶快触祭”。北方的学生看不懂，出祭是什么意思，又给他解释，这就是吃饭。但是又不能解释 说，出祭等于吃饭。我说，这位朋友，我们一起触祭去吧。这成何体统啊。这在一个很微妙的语境里面，长辈可以骂小孩，好好出祭，命令式的、责怪式的。小孩不 能跟大人说，爸爸我们一起触祭，闹笑话了。所以这是张爱玲小说当中微妙的地方。当然我们上海人一看就能够领会。集外的作品的发掘，包括《郁金香》的发现让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张爱玲写的保姆系成为一个系列，从《桂花蒸阿小悲秋》，到《郁金香》，到《十八春》，到《小艾》，整个的系列都写到保姆。《郁金 香》也是写了保姆，保姆成为小说当中一个重要的，主角都是保姆的。这个如果话题扯开的话，很多现代作家都写保姆，鲁迅也写保姆阿金，我们现在只记住了阿Q 了，没有记住阿金，很可惜。鲁迅写阿金写到活灵活现，鲁迅文章一开头就写到，阿金在弄堂里面大声跟人家宣传，“我们到上海来做啥了，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 啥呢…”这个话肯定是她真的这么讲了，到上海干啥了，农村来的。鲁迅如果活到今天，我不知道他要写多少精彩文章。林语堂也写保姆，他写的是一个男保姆。非 常有意思的，整个写上海都市生活，保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分子，通过保姆来展现上海的都市生活。我们华东师大的王晓玉老师，田教授家的多少保姆不都拍了电视 剧了吗，仍然有人在注意这个现象，仍然有人在书写这个保姆，非常有意思。这是我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新发掘张爱玲节外文的考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叫《重访边城》，这个我没来得及做，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写到中国60年代的自然灾害的，她在香港看的。还有一个她 没有写完的《异乡记》，农村经验。很多人批评张爱玲没有农村经验，她只会写城市，这是个重大的缺陷。但是张爱玲有农村经验，《异乡记》的出现，这是宋以朗 先生整理出来的。写在一个笔记本上，没有定稿，没写完。这个单行本出来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书里面都有，很薄的一个小册子，几万字，是个中篇。写她 到温州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不必我说，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所思。张爱玲的角度真的是非常特别，你想不到她写什么。一旦写过去，又是写厕所。哪一个 作家这样写，你想想看，写厕所，杭州的厕所，农村的厕所，小镇的厕所，田野的厕所，不断的写厕所，写女性碰到厕所要处理她的生理要求的怎么办。这个写绝 了，一般没有一个作家这样写，你举个例子这个作家不断的在写厕所，哪怕给它一点点篇幅，一个长篇里面给它一点篇幅都很吝啬，不写的，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写， 不高雅。你写咖啡馆有人写，咖啡馆旁边的厕所没有人写。而且张爱玲写的非常生动，这个《异乡记》里面她对农村生活的观察，对农村风俗的观察。鲁迅写《社 戏》，张爱玲也写社戏，从她女性的视角来写社戏。而且《异乡记》里面还涉及到当时上海另外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王小毅，这个作品现在没有人知道，解放之后都 没有人出版这个作家的作品相当多，当年都跟张爱玲一起，我刚才讲到《郁金香》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同时有作品在这个报纸连载，那个报纸叫《小儿报》（音）， 在《小儿报》上连载。张爱玲是知道王小毅的，后来他跟宋淇的太太讨论创作的时候也谈到王小毅，说王小毅的作品相当有力，但是张爱玲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 王小毅是当时一个非常走红的通俗小说家，我们今天同样不知道。在《异乡记》里面对这个作品，对王小毅这个人张爱玲有很多批评。 所以张爱玲的视野，我这里讨论张爱玲的视野，文学视野。有的人认为张爱玲的文学视野太狭窄。我说从你的观点来讲也许是来狭窄，但是从我看来，她的文学视野 很宽阔。你没有看到的，你都不知道的，她都看到了，只不过她视野的角度跟你的不一样。包括我们如果把她的作品梳理一下，她的作品谈到现代作家，新文学作家 谈了很多，她不看怎么会谈。古典的，《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她滚瓜烂熟，你说她视野狭窄吗。中国古代的传统，新文学的传统，外国的传 统，她都有接触。只不过她接触以后，她消化的方式跟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她有她自己的一套东西。她对鲁迅很在意，有一个研究者做过这样一个工作，把张爱玲 作品当中直接或者间接谈到鲁迅的东西收集起来，我也在做这个工作，谈到鲁迅的，引用鲁迅的，很冷僻的她都看了，而且谈的角度都不一样。鲁迅有一篇文章很有 名的，叫《娜拉走后怎样》，一个演讲。我们大家讨论都是大的东西，大的话题，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女性独立，女性自由。张爱玲讨论的，当时五四时期北 京的女孩带什么围巾，酱红色的围巾。讨论这些问题，很具体的问题。我们不讨论，我们怎么会讨论女孩子带什么围巾呢，哪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一天到晚讨论这个 问题，认为你有问题。张爱玲就讨论这些，她是完全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就是很细微的地方来讨论。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对张爱玲稀见的、比较少见的版本的考证，第一篇就是《传奇》初版本的签名，她有这个签名，这个非常有意思。当时上海的一位朋友，这是《传奇》初版本 的封面，顶天立地的，这样的封面设计只有张爱玲做的出来。这个颜色，我首先是考证这个封面是不是张爱玲设计的，最后找到一个铁证，张爱玲在她生前的最后一 部著作，《对照记》里面，她有一段回忆她母亲的时候谈到，这个颜色是张爱玲自己喜欢的，也是她母亲喜欢的，所以她的封面用了这个颜色。当然这个照片跟原籍 相比还是有出入，原籍比它更醒目，看上去更加好看。这个照片不知道什么原因，扫描的应该已经很好了，但是印出来效果好像不是很明显。但是书里面有张爱玲一 张悦照，当时中国的女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集里登照片的很少，张爱玲就登照片。不但登照片，这张照片现在看来也是很时髦的，这张照片有一个英文签名，港币的签 名，爱玲的英文签名，在这个角下。开始我很开心，我想普天下就这么一本，在我的手里，孤本。后来别人也写文章，上海有位朋友也写了一篇文章，说他也有这 本，一样的签名。当然了，我后来发现张爱玲当时就是签名售书。签了一批，还不是这两本，我们现在知道的就这两本，因为有文为证，当时小报上面有人写文章， 说张爱玲书里有照片，然后还有签名，大概签了一批，到底多少数量我们不知道，但流传下来的不多。 另外还有有意思的，张爱玲有一位非常欣赏她才华的一小报文人，叫唐大郎。唐大郎先生也已经去世，我也感到很可惜。因为他健在的话，我如果当时知道这个我可 以去拜访，可惜我也错过机会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断的错过机会，不断的后悔。应该可以去找到他的，可以去跟他讨论的。他晚年出了一本书，唐大郎写打 油诗写的非常好，但是他晚年的这本打油诗里面只字未提张爱玲。我可以理解，改革开放初期张爱玲在海外，他当时心有余悸，不敢写。他写了很多人，当时在上海 被平反的这批牛鬼蛇神他都写到了，但是在海外的还是不敢写。实际他对张爱玲是推崇背景，我这里面引了他很多诗，包括张爱玲《传奇》征订本的出版都是跟他有 关的。在四五天之后，张爱玲受到左翼文坛的批评，很大压力的下面，唐大郎伸出援手。唐大郎当时编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叫《大家》，《大家》就登张爱玲的作 品。这个事情是要有胆量的，当时左翼对她有很严厉的批评。这个我书里面就有，有一位沈鹏云（音）先生提供一个线索，当时报纸里面登了唐大郎的一篇文章，这 篇文章里面引用了张爱玲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张爱玲送给他这本《传奇》的时候写在这本书上面的，这本书现在我们看不到，但是这段话留下来了，这段话就等于张 爱玲的一篇节外文。张爱玲在这里面对唐大郎的评价很高，惺惺相惜。这是第二个关于版本的问题。 第三里面最重要的是我考证《老人与海》，范思平这个署名为什么是张玲爱。大家要知道，张爱玲不仅仅用过范思平这个名字，还用过其他的名字，可能我们不知道 的名字。这里有一个依据，香港有一位作家叫慕容羽军，双姓慕容，他写过一个回忆录，这个回忆录的题目叫《我所认识的胡兰成和张爱玲》。他认识张爱玲比吴兰 成早，他认识张爱玲，他跟张爱玲说我在编一个香港的报纸，叫《中南日报》，我希望登你的文章。张爱玲说，我现在没写文章，都在翻译，翻译美国的文学作品。 慕容羽军说可以，你拿你的作品来，结果张爱玲就提供一个作品。据慕容羽军的回忆，是一个中篇的小说，张爱玲翻译的，在《中南日报》上连载。但是连载第一天 就出问题了，报纸第一天出版以后张爱玲打电话给慕容羽军，说你不遵守协议。慕容羽军说没有啊，我们把你的文章放在版面最显著的位置上，非常器重你的作品， 我们的主编都很器重你的作品。张爱玲说，我跟你不要用我张爱玲的名字，你为什么仍然用我的名字？ 慕容羽军说我不用你的名字，怎么去吸引读者。李爱玲、王爱玲谁知道是什么人，我就是要用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说，我不是关照你不用张爱玲的名字。慕容羽军 说，我们主编说一定要用。张爱玲说好，你如果明天连载再要用，撤回来，不登了。慕容羽军马上向主编汇报，只能让步，第二天改名张爱珍，珍珠的珍。改名以后 张爱玲又打电话来了，不行，还是不行，因为张爱珍让人联想到张爱玲。如果第一天的张爱玲文章看过的读者知道张爱珍就是张爱玲。再要改，改的没有痕迹。第三 天登出来了，爱珍一，张也没有了，张爱玲这次接受了，这篇文章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没有找到。在张爱玲研究上面还有这样我们未知的，我只不过举个 例子，未知的。当然我对范思平文章的考证解决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最早翻译《老人与海》，余光中先生翻译的《老人与海》去年还是前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候， 余先生写了一篇序，序里面余先生认为还是他最早。我就认为余先生这个说法不能成立，还是张爱玲最早。至于为什么张爱玲最早，我现在没有办法展开了。 第三就是张爱玲不同时期生活状况的一些梳理，包括她自己改编的唯一一个话剧《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她自己改编成话剧，而且在兰心大剧院里演出过。还有 她另外一个本来要写好的，长篇《描金凤》，很可惜。唐大郎的诗里面都写到了《描金凤》，当时上海文坛都期待张爱玲的这个《描金凤》是新的作品，但是没有写 出来，或者说写出来没有发表。我们对《描金凤》现在只知道一点，就是有这个书名，这个小说的名称我们知道，《描金凤》到底写什么内容。当然很多人有猜测， 好像《描金凤》跟《郁金香》有关系，或者就是怎么样，但是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还有，张爱玲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文学团体，她是独立的。但是早在1997年有 一位学者叫吴向北，写过一篇文章，考证上海文艺作家协会，1947年上海文艺作家协会成立经过的时候，提到张爱玲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后来查了相关的材料， 进一步发现是吴向北先生，在他的发现上继续前进，果然查出来了1947年5月份她加入上海文艺作家协会，而且担任联络组的小组长这样的角色。至于她是不是 去开过会，做过工作，我认为她是挂名的。为什么要挂名，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当时说她身份是汉奸，但是文艺作家协会参加要审查身份的，

杨恒均：在日本思考文化、制度及其他 进入专题 ： 日本    ● 杨恒均 （ 进入专栏 ）       大阪的街道为啥那么干净？          来日本前，我又匆匆翻阅了书架上那本《丑陋的日本人》。这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高桥敷于1970年完成的，高桥是教育家与时评家，他以国外生活的体验作为对比，对日本的人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本书里对日本人脏乱差的描写给我很深的印象，例如日本的厕所很脏，日本人乱扔垃圾，在动物园不听指挥喂长颈鹿等等。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日本时就阅读过这本书，可到了日本才发现那本书描写的好像不是日本，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我当时看到的，已经不是高桥敷描写的1970年的日本。     我并不怀疑高桥所写的事实，只是想知道，日本人的“素质”是如何在短期内提高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民主制度的作用？又或者是全民的反思最终引来了改变？正视这些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国民性，制度、环境与“素质”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回答为什么日本人能够那么快去掉脏乱差的丑行陋习，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自己问题的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写《丑陋的日本人》的高桥敷当时因为这本书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围攻，但日本的很多陋习却从那时开始得到纠正。有意思的是，离它不远的中国台湾在1985年出版了柏杨模仿这本书而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社会风气也大抵从那时开始好起来。其实除了文化根子上的一些说法外，我认为柏杨这本书，更多的是针对台湾的中国人而写的，应该叫《丑陋的台湾中国人》。     1994年韩国朴泰赫著的《丑陋的韩国人》出版，显然也受到了《丑陋的日本人》的影响。这三本“丑陋”系列依次在亚洲三个民主正在转型、社会风气逐渐好转、民众素质大幅提高的亚洲国家（地区）出版，耐人寻味。也许，我们期待一部《丑陋的大陆中国人》？     用上了“大陆”两字，显然会有一些朋友不高兴。记得柏杨在书中曾经提到，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总还是“丑陋的中国人”，改不掉身上的恶习。我认为这话有失偏颇，有些本性难移，但大多陋习却可以随环境与制度而改变。     这次来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由于旅行社没有安排下午的行程，我们一行到大阪市区逛街，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街道真的很干净。逛街结束后，我们一起同三位生活在大阪的中国女网友吃饭。三位网友虽都是初次见面，但并不陌生，一位大学老师兼作家，我以前看过她的一些作品；一位是专栏作家与博客作者唐辛子女士，我认为她写的东西很有看头。还有一位是网名“雀巢咖啡”的网友，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由于旅途劳顿，我们一位同行团友在吃饭后感到不适，来到街道上被风一吹，当场吐了一地。我看到才来日本两年的“雀巢咖啡”站到呕吐物旁，示意经过的行人绕道而行。另外两位女士则向两边的商店跑去。     这时接我们的车来了，为了尽快带身体不适的团友回酒店休息，我们匆匆同三位大阪女士说再见。当车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从旁边商店买来了清洁工具的两位女士同“雀巢咖啡”一起蹲在地上清洁呕吐物。由于“工具”（卫生纸与水等）不顺手，她们看上去几乎是在赤手做清洁。     在印象中，我生活过的美国、澳洲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顶多找一个明显的标志放那里，提醒经过行人小心，等待清洁工来处理。可在这里，竟然有人随时随地清洁自己人留下的呕吐物。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清洁工的大阪的街道会如此干净。     让人感动的是此刻在那里清洗呕吐物的是三位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女士，其中一位才来这里两年。她们三位本来都是很好看很优雅的女士，但车子离开时我匆忙间用手机拍下的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最美的。     我的大阪、奈良、京都与东京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当我结束的时候，我会找到更多的答案？还是会生出更多的疑问？          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今天来到了日本古都奈良。从公元300年由奈良开始的古坟时代，我们可以把日本有较详细纪录的历史同中国的做比较，说实话，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与技术上，日本都无法同中国同期相提并论。我曾经收集了日本历史上最精华的三十本著作，虽然大多没有细看，但还是从中发现，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思想创新，日本无法同中国的相比。即便在对西方与维新、改革的认识上，也比不上中国。可是，“明治维新”让日本后来居上，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打败了中国。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可能会有很多答案，但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明治维新”让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进入到近代社会，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各种改革都失败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如这样问：为什么清朝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答案也有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阻扰改革！     看看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都是走在日本的前面，我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出在清朝这个最糟糕的朝代。在对清朝的看法上，我非常赞同钱穆的意见，他指出，中国从汉朝开始，政治制度其实并不落后，例如作为国家象征与精神领袖的皇帝与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实行的分权制，中国的科举制一直选拔全国各地读书人做官，皇帝的权力在很多时候都受到限制，朝廷广开言路，甚至鼓励知识分子给皇帝提意见等等。     汉、唐、宋时代的政治制度至少在当时并不落后，有符合当时国情的，可当世界各国进入近代的时候，中国人却迎来了满族人的政权。相比中国秦朝以后的历代政府，满清政府几乎是全面反动。例如，自从汉代以来，大臣几乎都不是世袭的，政府重要职位几乎都是靠“考试”与“选拔”（官员们推荐），对全国读书人开放；到了清朝，皇宫与政府最重要的职位全部由满族人担任，竟然搞起了世袭。直到义和团之后，他们才发现搞不定，对汉人放开了一些职位。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皇帝和自己的官员一起统治全国、治理国家，到了清朝，统治全国的是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满清政府，并不像历朝那种“皇帝通过知识分子与精英治理国家”，它实行的是“满族利益集团通过皇帝统治汉民族”，结果没有什么悬念，它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元朝也是由一个外族统治的，然而，元朝时代，世界并没有什么非要你做出决定的变革。清朝不同，当时全世界诸国一个一个进入近代。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统治中国的不是清朝，而是秦朝以后到明朝的任何一个朝代（除元朝外），按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政府运作方式，中国很可能在变法图强上做出有如日本一样的选择。     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显示：皇帝只是一个人，顶多一个家族，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是靠自己的家族就能够统治全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等大臣，不但很少是皇族，而且几乎全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是从相对清贫的家庭奋斗出来的（这个现象可是世界鲜见！），并不成其为一个固化的“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一般都得听从大多数读书人的意见，听大臣们的建议，共同治理国家。也只有这样，皇位才能稳固。中国的皇帝们并不都能够一意孤行，独断专行。     对照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些文字纪录不难看出，“维新”、改革是在上下齐动，是最高权威（皇帝）与广大知识分子与精英达成共识时才能启动的。这种改革通过提高国家实力来巩固皇帝的地位。如果拿到中国的汉朝、唐朝与宋朝，面临这样的生死抉择，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不但会做出正确决定，作为想要一个强大国家的皇帝更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唐朝的皇帝会接受改革，宋朝的也可能会，“明治维新”这种事一定会发生在中国。除非发生兵变，没有人能够阻止皇帝与精英们想干的事，日本“明治维新”就是这样发生的。     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诸多改革也几乎同时得到了“皇上”与知识精英的支持，可却失败了，原因就是在他们之间，在国家之上，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满族人。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永远对广大的汉人拥有统治权与奴役权。在他们眼里，皇帝只是他们的代言人，是他们维护利益的工具，国家的强大与否更与他们无关。更可怕的是，这个“利益集团”不管做什么，都不用负最后的责任。是这个利益集团最终阻止了改革，因为改革惟一损害的就是这群“利益集团”的利益。     今日在日本古都奈良，我一直在想，近代的中国输就输了吧，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推翻，但“现在”还在我们手里，“未来”由我们创造。不能让历史重演，不能让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停止中国转型的历史。中国不能再输了，更不能一直输下去，中国应该奋起直追——抓住历史最后给予我们的机会，实行改革，完成和平转型。          日本在文化与制度上给我的启示          在“走遍中国”时，我也在“走遍世界”，写出了不少有关世界各国的系列文章，但拥有全亚洲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也是较富裕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却很少出现在我的博文里。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则是，我认为日本走上民主之路的经验并不适合中国。日本是被美国人占领，在美军的刺刀下完成民主转型的。说到日本与民主制度，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假设：如果没有美国占领，日本会走上民主之路吗？第二个思考则是：日本的儒家文化先后同源于西方的法西斯制度与自由民主制度相结合，结果都焕发出了异彩。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我们在奈良、京都行走时，处处感觉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的唐招提寺里，据说还保存有鉴真和尚的真身。谢天谢地，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乱与比战乱更可怕的“文革”等政治浩劫，别说高僧的真身，就是普通人家的祖坟也被挖得差不多了。在当今的中国，只有毛泽东的“真身”还保存在天安门广场。     这次旅行中，我有一个感觉：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在诸多方面，都比当今的中国大陆人更好地继承了儒家思想，堪称孔子的学生。例如，孔子希望大家和谐相处，君爱民，民爱君，别动不动就搞革命、犯上作乱。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显示，我们的君不爱民，民更不爱君，打打杀杀两千多年，弄得历史的“进步”是以农民杀掉皇帝、改朝换代作为标志的。可在同样信奉儒家的日本岛国，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君主制——据说有了天皇以后，天皇制就没有被推翻过，同一家族的皇帝几乎都能一脉相承。地球上，恐怕只有受儒家影响的东方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吧？     同信力建老师在京都的周恩来碑前留影，在东京长野公园踏着鲁迅的足迹散步时，他告诉我：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胡风、周扬、田汉、夏衍等等。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四次前来考察日本制度与文化的信老师说，连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而不是从苏联，更不是从欧洲。     日本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探求救国之道的地方，主要原因就是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尤其是日俄战争（1905年）后，中国人发现旁边这个同我们有相同文化，有类似制度的“小日本”竟然靠学习西方而把自己搞得如此强大，打败我们不说，还打败了白种人。日本可以，中国有何不可？于是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纷纷东渡取经，他们回到中国后，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日本也因此影响了中国，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在当时，这也许是好事，但由于这些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好事已经变成了坏事。     学习日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他们打心眼里崇拜的依然是二战前强大的日本。他们虽然讨厌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但却以日本为榜样，要富国强兵，要敢于同世界强权美国为敌。他们评判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不是以社会和谐、民众富裕、幸福作为标准，而是以国家的强大与否作为惟一的标准。为了国家的强大，他国可以被蹂躏，自己国民的人权可以被牺牲。法西斯就是这样形成的。     有意思的是，近、现代日本是少有几个经历了两种类型“强大”的国家，且是惟一的东方国家。日本让东方文化展示了其“强大之处”：当儒家文化同从德国传入的法西斯制度结合后，日本成为亚洲的强权，几乎灭了中国，直接挑战美国；而当美国打败了日本，迫使日本抛弃西方的法西斯制度，接受美国为主导的自由民主制度时，日本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东方最优秀的民主政体。     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两次变化过程中，日本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其中主流的部分正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儒家文化。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对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造。但绝大多数改造都只涉及制度层面，几乎没有破坏、更没有摧毁日本原有的文化与传统。麦克阿瑟将军带来的只是民主制度，并没有把美国的文化强加给日本，例如在宗教方面，日本也始终以神教与佛教为主，美军的占领并没有增加多少基督徒。占领军迫使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但今天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日本人，依然尊重他们的天皇。那是他们“神教”文化的一部分。     不改变文化，而只是换一种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这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是一个冒险，也是一个试验。战后日本的试验显示：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也许不能生出民主制度，但东方传统文化与民主制度显然是不抵触的。美国在日本的试验结果鼓舞了一大批亚洲国家与地区，包括韩国与中国的台湾。美国人显然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在成功树立了日本这个榜样后，如今又在中东伊斯兰文化的土地上弄出了一个伊拉克。过去的历史显示，伊斯兰文化至今没有养育出西方那种民主制度，那么，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被强制移植过去，伊斯兰文化与这种制度是否能够共存？如果像远东的日本那样得到肯定的回答，将会有更多的民主国家诞生在中东伊斯兰文化土壤上。     中国人学日本刚好学到二战结束，那以后，日本被打败了，不值得我们学习了；日本被美军占领，我们不便学习了；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制度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法西斯转向民主自由。而在中国，我们依然停留在百年前那代人留给我们的“日本经验”上。他们看重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的崛起与强大，却没有看到或者有意忽略了日本由此走上了给人类带来灾难，也差一点把自己毁灭的独裁法西斯道路。     我们这代人要向日本学习，既不是停留在老一辈对日本军国主义与所谓强大的崇拜上，也不能学习它那种“民主模式”，等着一个造福民众的制度从天而降。我们应该认真反思日本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到自己文化与传统的优越性，更要认识到这种文化只有吸取外来制度的精华，才能焕发出光彩。我们传统文化的土壤也许无法孕育出民主制度，但民主自由的种子一旦被我们播种在这块土地上，就一定能够开花结果。          日本的眼神：从浅草寺到靖国神社          今天一行人开车去浅草寺。接近目的地时，看到路边有貌似游行的活动在进行，于是请司机停车，我们想下去看看他们在维啥权。原来是一群日本人抬着神物在游行。这镜头我在电视中看到很多次了，但如此近距离观察还是第一次。日本人有很多鬼神，多得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路过一个地方，总有几个神社，里面供奉的是只有在中国的《封神演义》里才能找得到的鬼神。有些神寺根本不说供奉了哪位神仙，你进去拜时，心中想着谁，就是谁了。     这种抬着神物游行的仪式也很普遍。看他们穿着有些怪异的服装（一个男人漏出来大半个屁股，让我看到他穿的是一条男性丁字裤），抬着一个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鬼神，吆喝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个个满头大汗，认真、吃力的样子，我想起了家乡农村“跳大神”的场景，可那被作为迷信，基本上被灭绝了。当我走得更近时，我却被这群人吸引，严格地说，是被他们的眼神吸引住。直到他们走远，我还没有完全从他们的眼神中回过神来。     今天可能是特殊日子，浅草寺附近的街道都封了，几条街上都有拜神的游行队伍，此起彼落，敲锣打鼓。他们抬的架子都差不多，但上面供的鬼神就各不相同了。我们看到了五、六起拜神队伍，并都跟着他们拍照了，这种规模与吵闹，要是在中国，早就被“维稳”了，但在这里，却很和谐的样子，与街边象征西方文化的“星巴克”也相映成趣。     有两起是以孩子为主的拜神活动。日本的学校像西方的一样，在宗教上保持“中立”，不得灌输任何教义与主义，但这并不妨碍家长从小就教化孩子们去“信”。当我再次碰触这些“跳大神”的日本人的眼神时，我才意识到是什么触动了我。原来是那眼神里的“信”与“单纯”。     尤其当这种眼神出现在这类让我联想到中国“跳大神”的活动中，而这群人的先辈就是侵略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鬼子们时，我的内心感情是复杂的，甚至造成了一定的震撼。说实话，我感到有些惭愧，也有些害怕。要知道，眼前这些人有白领也有打工仔，有知识分子还有大老板，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鬼神”，就能够凝聚在一起，如此虔诚、真实。     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信仰”（按照西方的宗教观念，他们这种作为还真不能称为“信仰”），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他们依然“相信”某种东西。而这种“相信”恰恰是在同为黄皮肤的中国族群中所罕见的。作为群体的中国人的眼神这些年除了被金钱、权力欲望弄得贼亮贼亮，以及偶尔被爱国主义的怒火点燃一阵子之外，大多是涣散与空洞的，仿佛失去了灵魂。     但这眼神也让我感到害怕。要知道，这种眼神中蕴含的“力量”与“希望”并不都是正面的，其中流露出的“信”与“单纯”也是可能成为杀人的利器。这种眼神，让我想到前一天去“靖国神社”时的经历。在“靖国神社”旁那个美化战争的“游就馆”里，经过了几面贴满了二战中战死的日本官兵黑白照片的墙壁，照片中的年青日本人也有着“单纯”甚至“真诚”的眼神，他们也曾经如此地“相信”过。但他们却是犯下了历史上最残忍的反人类罪的一群魔鬼！     这就是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人的文化，这就是日本。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试图解读他们的文化与本性。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东京时，我对高楼大厦、整洁的街道与礼貌的人群充满了好奇，内心深处还有一些崇拜，幻想中国也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现代化水平”。但现在我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我们同日本在物质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小的。     可是，从眼神看，我们的差距反而在扩大。从“靖国神社”尤其是美化战争的“游就馆”出来时，我心里充满了对美国人的感激。很显然，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任由它走上邪路，贻害人间，别说我们，就是全亚洲联合起来，过去不是他的对手，将来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而美国人，却用世界上最厉害的两种致命武器——也是现代人类最大的两个发明，彻底驯服了日本人：用高科技的核子武器在战争中击败了日本，又用更犀利的“民主制度”让日本人走上了和平发展、永不言战的道路。     我承认对日本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用“又爱又恨”可能夸张了点，但对他们这种眼神的感动与害怕，正好反映了我内心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制度有优劣，文化却并无好坏之分。所以，当我们在看日本文化的时候，是不应该抱持二分法的。例如，日本人都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并有表达信仰的权利，这无疑是好事，但日本却也是出现了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的地方；日本人把天皇当成“神”，并对先人与“死人”竭尽崇拜，这也不是坏事，可是，当他们把二次世界大战被处死的战犯也放进“靖国神社”里当“神”来顶礼膜拜的时候，就让受害国家的民众不能接受了。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优越过其它的，更没有可能通过短暂的占领、镇压与洗脑，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任何一种文化却都有优劣两面，一种好的制度可以发扬优秀的文化，消除至少是限制糟粕的一面。我们看到日本人在二战后死不认错，和有相同制度的德国表现得完全不同。其实这也是日本的文化使然，整个亚洲尤其是受儒家影响的文化，本身就有死不认错的毛病。你去检视一下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日本与新加坡等国家的领导人，少数几个勇敢承认错误，有反省精神的领导人几乎都是基督徒。     要感激美国人的不只是遭受日本蹂躏的亚洲人，日本人也应该感激。否则，以他们当时选择的法西斯制度，结合日本的固有文化，不但无法走向民主，估计迟早会走向与全人类为敌，最终导致日本和它的文化的灭绝。是美国人的占领，在移植了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制度的同时，又保存了日本的传统文化与精神思想。     这是我在“靖国神社”与浅草寺时的思考，但我思考最多的不是日本，也不是日本的文化与制度，而是中国大陆。二战以日本失败与中国胜利告终，但六十多年了，我们至今深陷制度死结，迷失在文化之中。二战后，日本虽然被强加了一个民主制度，但文化却完好无损，我们正好相反，由自己的人建立一个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在建国头三十年里大面积的破坏甚至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制度被废了，一夜之间可以建一个新的；文化被摧毁了，几代人也无法恢复。     文化与传统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是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而成的。遇到坏的制度，沉渣泛滥；遇到好的制度，焕发青春活力。东方文化与文明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民主体制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进入 杨恒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日本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比较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847.html    

　　　　 　　　　 　　　　（人民日报1950年）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 播词》  　　　　 　　　　 　　　　（人民日报1950年）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