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

2012年秋的中共18大，将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交接的一次大会。大会将产生中国第五代最高国家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常委9位常委，有7人将退休，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家总理温家宝。有评论指出，“如果权力交替顺利进行，这将标志着中共第一次在没有中共革命元老指挥下的权力交替。这也将标志着共产党最高职位的日益体制化，标志着中共成功地实现了权力交接的程序化。”这种评论，太过乐观。从目前中国政坛所发生的事件看，“完全没有元老指挥”的论断，言之过早。实际上，这次权力交接，没有超出从延安就开始的历次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模式；也再一次表现出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 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来自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这本书。上世纪40年代，去延安采访的记者回到南京，对宋美龄盛赞共产党的正直、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宋美玲无法相信。她在窗边凝视江岸，说道：“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味道。” 事实上，延安的最高权力的“非制度化”争夺的激烈程度，是到延安参观，走马观花的国民党人根本无法体会的。 到了1949年后，尝到了真正的权力的味道的共产党人，将这种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和继续占有，演变成“指定”和“政变”交替的模式。 20年后的60年代，毛泽东不惜以一切代价——甚至以制造全社会动乱的“文革”作为代价——保住自己实际上的终生制的最高权力的举措，不光终于印证了宋美玲在窗边凝视江岸说的那句话，也给我们一个观照文革的新的视角。 对于什么是“文革”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对“文革”，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评判。被打倒的走资派眼中的文革，跟红卫兵和造反派眼中的文革，显然不是一个文革。这是两种绝然对立的“文革”。而毛泽东眼中的文革，跟刘少奇眼中的文革，看上去你死我活，但显然是属于统治者进行最高权力角逐的政治游戏。这场没有规则的政治游戏演到最后，虽然刘少奇最后愿意放弃，但毛泽东却不放过这个可能威胁他的最高国家权力地位的人。 什么是文革的真正的悲剧？所谓文革历史悲剧，不是群众与领导人对立的“悲剧”，而是统治者内部权力交接没有规则的“悲剧”—— 是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交接无序的“悲剧”。这样的悲剧，伴随着毛泽东晚年各种政治力量对中国最高权力的占有和夺取的欲望的交战而反复交织。文革的悲剧，说到底，是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制度性悲剧。 经济学家茅于轼3月15日在其专栏上发表文章上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茅于轼的这个观点，说的是更广泛的中国社会状态。我认为，中国目前不是文革是否可能重演的问题，而是文革以及文革产生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国家领导制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且不说文革后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随着国进民退又回到了改革开放的原点，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的变化。 最高国家权力核心，从邓小平之后开始逐渐过渡到集体领导。国家最高领导，由“一人终生制”变为“九人任期制”。终生制的终止，固然是个历史的进步；但由此产生的“指定制”和“任期制”的结合的“集体领导”，却是世界政治制度的一个异数。“九人任期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派系力量平衡的“大戏台”。 由不是直接民选而是被任命的“人大代表”的举手表决打上“合法”的烙印——不是从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而是从“循环任命”获得合法性，实际上它的社会基础是极少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精英。因而“九人任期制”是一个代表少数人的政治设计。没有制度化的广大选民的直接权力赋予，便没有最广泛的权力基础。由各派力量平衡产生的“集体领导”的领导人，缺乏法律和选民赋予的“绝对权威”，很可能因为各派力量的掣肘，变成群龙无首的“没有领导”。 我们知道，终身制加上世袭制（比如朝鲜和古巴）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上、可以是以最高领导人的生理生命为周期的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当然，这种政治结构没有人民性的政治基础，它的致命性已被历史反复证明，此不赘言。相比较而言，指定制加任期制，既没有选举法赋予的绝对权威和缺少选民赋予的稳定的权力基础，又没有终身制加上世袭制具有的个人迷信所赋予的权威。就稳定性而言，指定制加任期制比终身制加世袭制的最高领导制度，可能更不稳定。任期制加指定制的权力的基础，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带有两种自我破坏甚至自我摧毁的政治基因。 第一，任期制加指定制的权力的获得，是一种滞后的权力授受，它的合法性的基础，来自于上一代的最高权力的指定，而不是来自当时的选民的授权。它不是产生于选举，没有来自当时的民选的合法性的程序认可，因而没有代表多数选民授权的合法的基础。其权力的社会基础，与被权力统治的大多数没有机会参加选举的选民割裂，造成国家最高权力丧失来自当代的广泛的人民性。这种脱节与割裂的危险性在即时性的互联网时代，表现得尤为鲜活。 第二，任期制伴随着指定制甚至是隔代指定制，权力的授受，发生在极少数的精英圈子内，是一种实力平衡的权力瓜分，精英圈子内部的权力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在权力交接的时候，会遇到来自精英圈内各种对最高权力有企图的政治力量和派系的挑战，造成最高国家权力过渡的不稳定和社会动荡。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加强了最高国家权力的授权人不肯对被指定人放权；同时，由于没有来自选民的立法的制度约束，造成了最高国家权力的授权人表面上交权，实质上继续掌控国家核心权力的结果，形成一个国家同时有两个最高权力核心的奇怪的现象。 中国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代国家领导人，在任上对于建立一种稳定的不会对社会造成冲击的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毫无建树。邓小平废除了形式上的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但是却没有建立如何交替的制度。任期的缩短，因为没有平稳交替的保证，从而造成争权夺利对社会的冲击更加频繁，乃至于出现像薄熙来这样的政客，为了上位，以非正常的手段，比如被人们形容成“小文革”的“唱红打黑”，来积累登上最高权力的社会舆论和政治资源。 这次国家最高权力交接，跟中国建国后历次权力交接一样，充满了“杯弓蛇影”，甚至是“刀光剑影”。从王立军进入美国成都领事馆开始，揭开的最高国家权力内头的序幕，至今，我们已经在一步步见证又一次“非制度”、“非程序”的最高国家权力交接的过程。如果说这次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还不到“政变”的级别，也算得上是一次“类政变”。虽然，结果将可能以被指定的“王储”习近平登基收场，但是，权力交接的过程，已经证明了它不是一种“制度性”的交接，而是各派力量不断角逐的暂时的平衡的结果。 在各派力量角逐中，一直被认为是毛派、左派的薄熙来，导演了一出“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他起劲地把自己推倒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前台，表演了一阵子，结果被赶下了台。在中国这种下权上授的政治生态中，薄熙来竟敢“勃起来”，挑战最高权力。他胆敢问鼎中原，甚至铤而走险，自然是看透国家最高领导权力交接的非制度化给他提供的一生中唯一的机会。 对于薄熙来下台的核心指控，是说他在恢复文革那套做法。薄熙来被认定是左派和文革复辟的代表人物。温家宝甚至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矛头所指，表面是文革，实际是制度。温家宝说，“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温家宝此话，剑虽及，履未及，然箭指国家领导制度缺失，可谓惨淡经营，其用心良苦，昭然若揭。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文革这样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以及文革后造成社会震荡的权力的无序交替的悲剧？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稳定的国家领导制度——尤其是最高权力更替交接制度。我们不妨从对文革后近40年中国最高权力交接过程的分析，观照中国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现象和产生这一政治现象的社会以及制度的根源。 文革的悲剧，源于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什么是文革的深层结构原因呢？我认为，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没有在任上制定出——当然他主观上也不愿意制定——一套政权交替的制度。于是，当刘少奇等人企图纠正他的政策错误时，触犯了他决心做一辈子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必欲打倒刘少奇，才能保住自己的权位。 同样的剧本，到了林彪这里，又重演了一篇。不过更加慷慨悲壮而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然而，多数人从个人恩怨的角度去解释毛、林的恶斗，而没有把它上升到国家领导制度的层面，从而没有认识到，林彪事件正是国家缺乏最高权力交接制度造成的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机。 华国锋的上台，也是一种非制度的权力交接过程的结果。因为没有制度化的权力交接程序，“四人帮”和华国锋的权力斗争，不得不以一种你死我活的方式谢幕。质言之，华国锋以一种非制度化的“政变”形式，取得了国家最高领导权。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朝廷里换了几张面孔。在订立国家领导制度，尤其是最高权力交接上，华国锋不光没有丝毫进步，还立下了一个恶例。华国锋上台后，并没有解决非制度化的权力交接的结构性的问题。文革虽然以这样的方式谢幕了，不过，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剧本丝毫没有改变。华国锋的上台，不过是是宣告另一场新的权力无序角逐大戏的开幕。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正是这场大戏的延续。有趣的是，邓小平在任上做了几件他之前的领导人不曾做过、对他以后的领导人却有极大影响的事，第一，建立顾问委员会；第二，逐步退出权力核心；第三，隔代制定接班人。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的这些所谓“政治操作”无论是否被他的接班人视为“政治遗产”，都不是出于长远的考量而建立的制度，不过是他的实用主义政治理念决定的权宜之计的操作罢了。 邓小平既没有打算为中国建立一套稳定的可以超越时间的国家领导制度，也不可能在实际上建立起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遗产。邓小平的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没有在任上制定出一套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力交替的制度。在中国国家领导制度上，邓小平的结局，跟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在他掌握权力的最后时刻，遇到了毛泽东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他依然没有办法超越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的处理方式，也是毛泽东“文革”式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因“文革”的开始被打倒，因“文革”结束而东山再起，最后，他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文革”式的尾巴。虽然他取消了国家最高领导的名义上的终身制，但却以“逐步退出权力核心”和“隔代制定接班人”，用“集体领导”的幌子，建立了没有终身制之名却有终身制之实的“垂帘听政制”。邓小平结束了毛式终身制，但却建立了另一种形式的邓式终身制——“垂帘听政制”。他对国家最高领导交接制度，不光没有积极的建树，还留下巨大的制度隐患。邓小平开始的顾问委员会，虽然最后取消了，但是，最高领导人“垂帘听政制”，“逐步退出制”和“隔代指定接班人制”的政治操作，却被继续了下来。甚至通过隔代指定接班人制，死后继续影响继承人的权力运作。 邓小平开启的所谓“集体领导”，实质是恋栈，不肯放权。造成国家出现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大权旁落、没有实权。“逐步退出制”和“垂帘听政制”造成国家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现平行的“双头” 的最高国家权力结构。“有名无实”的形式权力核心和“有实无名”的实质权力核心的“双头”的协调不畅，导致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出现最高权力的“权力真空”。在这种国家领导制度中，随着“权力真空”的周期性反复出现，社会动荡会反复发生。 邓小平时代出现了两个“跛脚鸭”式的最高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也是1989年发生64民运的深层的政治制度结构性的原因。邓小平垂帘听政，直接干预最高国家权力的运作，作为藏在帘子后面的看不见的手，以“权、责分离”的方式操纵国家权力。他制定并推动1988年价格闯关的经济政策，而又不必对政策的失误担负任何责任——“垂帘听政”的领导制度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1989的贪腐和通胀，又因为“双头”不能协调，间接推动了1989年的以“反贪腐、反通胀”为主要诉求的民运。 赵紫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是“指定制”的结果，一直处在退而不休的邓小平的权力阴影中。赵紫阳的名义上的最高国家权力，由于一直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具有绝对权威的法律程序作为保障，结果等于没有保障。更有甚者，最后，邓小平竟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动政变，罢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赵紫阳的职务。赵紫阳跟胡耀邦一样，成了混乱无序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替罪羊。 古人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群龙无首，国家必乱。既然权力的来源于“非制度”的指定或政变，就会有人企图通过非制度的方式获得这种权力。国家最高权力没有制度的保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就会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就会受到任何人“彼可取而代之”的挑战。换言之，山头力量的变化、政治势力的平衡的打破，便意味着最高权力受到挑战，出现权力危机。这种危机，在最高权力交接时，表现的最为激烈。没有一个来自于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选举制度，国家最高权力的稳定交接，以及合法性，将会出现周期性的危机。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实际上反应出国家领导制度的这种周期性危机。 今天的国家领导制度的危机，有历史的远因与近因。中国1949年后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毛泽东文革前指定刘少奇又打倒刘少奇；文革中指定林彪又打倒林彪；文革后邓小平指定胡耀邦又推翻胡耀邦，指定赵紫阳又罢黜赵紫阳，可以看到指定制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常常以制定者对被制定者的不断更替作为收场。 由政治力量的平衡而决定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只有相对的自上而下的“合理性”，没有绝对的、不容任何人——包括前任领导人和任何团体挑战的制度保证的自下而上的权力的合法性，也必然没有权威性。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是通过选举的程序产生，而是由各种政治势力或山头的平衡中通过指定产生。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便会随时受到各种政治势力或山头力量变化的挑战。自上而下的“指定制”权力，如果有某种“稳定性”的话，也是来自于各派政治力量角逐后统治精英暂时平衡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任何人都不能挑战的选举制度，不是来自于由这种选举制度赋予权力合法性所保证的稳定性。 三月二十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了一场对中国总理温家宝“政治改革”谈话的座谈会。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Amb. Stapleton Roy) 说，“新的领导人很可能会以不同方式来实验如何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其他国家大多经由某种程度的选举过程，确立政权的合法性。 这会带来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国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因此，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不管是经济上、或者社会不稳，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前驻华大使谈中国政改和政权合法性》摘自《美国之音》2012年3月20日） 有观点认为，极权制度最高权力的移交，或者是指定性的，或者是政变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交接。其实这个问题，从建党时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的最高权力，来于苏共的指定。而从苏区开始的AB团事件、到延安整风清除王明势力、再到1949年后的高饶事件；从毛泽东指定刘少奇、林彪又最后颠覆之，到华国锋、邓小平通过政变取得最高权力；从邓小平指定胡耀邦、赵紫阳，最后又已一介平民身份夺回最高权力，复又指定江泽民和隔代指定胡锦涛为接班人，都是一再重复“指定性”和“政变性”的非制度性的最高权力交接的喜剧和闹剧。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家最高权力的更替，从没有脱离“指定性”和“政变性”这两种模式。一直在两种模式中变换而已。 指定性或政变性的最高权力交接，是国家危机的根源。文革之前，最高权力受到挑战，导致毛泽东发动政变，打倒刘少奇，造成了10年文革的国家涂炭。从华国锋到邓小平的权力交接，虽没有造成社会震动，但埋下了下一波的社会震荡的种子。文革之后的邓小平登上最高权力，退位后对最高权力“交而未接”，不光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最高权力交接的好制度，还立下“垂帘听政”和“隔代指定”的恶例。退出军委主席后，身为平民，却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罢免。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64运动和国家的政治震荡。 这种政治传统，又被江泽民发扬光大。江泽民从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退位后，胡锦涛“隔代指定”上任。然而，江泽民先是以军委主席“垂帘听政”，后来又以一介平民身份，通过政法委“法外授权”，建立了一个与最高国家权力核心近乎平行的“第二权力中央”，不断干预现任国家最高领导，形成了实际上的“第二中央”的权力核心。他实施了持续近10年之久的“垂帘听政”，自邓小平之后，再一次造成国家最高权力的“双头”现象，使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成为“跛脚鸭”。这个“第二权力中央”，目前正在引发另一场最高权力交接的恶斗。 《卫报》2012年3月18日的一篇文章说，这是多年来最剧烈的一次政治震荡，但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这场恶斗可能成为胡锦涛延续“垂帘听政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消息说，胡锦涛至今没有解散“胡办”的计划和步骤，在他退出国家主席和党主席后，可能沿袭等邓小平开始的、江泽民继承的“垂帘听政制”，继续担任国家最高权力的核心——军委主席。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中国第五代国家领导人，将再次陷入从邓小平开始的“被垂帘听政”的命运。为下一次国家领导制度交接危机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 非制度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从来不能为国家提供绝对的安全保障。三十年来，中国从来都没有逃出国家最高领导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的诅咒。“文革”这个由最高权力的非制度性交替的典型案例，不是不可能再次发生。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可以从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政治制度危机中找到根源。 目前，是这种危机可能爆发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解救之道之一，是国家领导制度的彻底变革，建立起一套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法律制度。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人，能不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吸取第二、三代领导人“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干预新一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甚至另起炉灶，建立“第二权力中央”，造成“政出双头”的教训，是中国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能不能走出周期性危机的关键。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完整的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制度和程序，保证国家最高领导人，或直接由全民选举产生，或间接由全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关键是，国家领导人的最高权力，必须有来自代表大多数选民授权，必须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和法律程序的权威性。通过这样的制度与程序获得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国家最高领导人，具有宪法保障和保证的最高权力，不容任何派系力量的挑战。一任的任期结束前，新的最高国家领导人，通过重复制度规定的步骤和程序产生。权力的转移和交接，才有可以持续复制的制度和程序的保障。这是解决中国国家领导制度中最高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的唯一正确的出路。 南岛，《纵览中国》

孙兴杰：中国需警惕民主话语的泡沫 （2012-03-29）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两个岛屿的启示 [香港政情] 分析师：梁振英当家楼价不会大跌 [名家专评] 薛理泰：朝鲜发射卫星将面临新制裁 [中国政情] 乌坎能否避免政治“小岗村”化 中国聚焦 孙兴杰 随着薄熙来的淡出，民粹主义的道路将难以进入未来中国道路的选项之中。 　　2012年3月15日，中国“两会”刚刚落下帷幕，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便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而在微博这样的自媒体时代，这一敏感话题更是热得烫手，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严厉表态，以及对重庆人事任免的通报来看，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失去了合法性。关于民主的讨论，将成为未来政治正确的话语，但是民主的话语与民主的制度之间相距遥远，莫让话语泡沫掩盖了民主的制度性建设。 　　薄熙来毫无疑问是一个魅力型的领导人，脱稿演讲、合宜的微笑，都使他成为一个媒体追捧的政治明星。由于他的到任，地处中部内陆的重庆一跃成为中国的芝加哥，成为欧亚大陆交通与物流网络的关键一环。美国副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哈珀等世界政要都要到重庆一游。 　　不能否认，薄熙来的执政理念，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是一个异类，尤其是打出了“唱红打黑”的旗帜，引发了中国政坛的一股“左倾”旋风。打黑过程中出现的僭越司法程序的事件屡见不鲜，政治决定压倒司法程序，使得打黑行动被有些人讽刺为“黑打”；而唱红行动，则被认为是复辟文革。 　　薄熙来被免职之后，不喜欢他的人们在微博上有种“幸灾乐祸”的情绪，认为薄熙来所掀起的左派风暴平息了。而关于民主的话语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声音，尤其是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并不讳言政治体制改革，并声言阿拉伯人民对民主的渴求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弦外之音也是说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望也是无法阻挡的。 　　如果抛开中国国内关于左派与右派的区分与争论，薄熙来是一位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他的领导风格及施政措施，都带着浓郁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从根本上是反对制度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对魅力型领导人的限制。唱红与打黑更多的是薄熙来的个人政治意志的体现，尤其是唱红运动，这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与控制。政府主导之下，全民动员，贯彻一种所谓的主流价值观。这也是一场造神运动，那尊神不是某个人，而是关于红色的浪漫记忆。 　　民粹主义，只有在制度化水平比较低、法治意识不彰的社会中才能流行起来，通过神话“人民”这个内涵虚无的概念，贬低官僚，从而营造出一种短期的“人民伟大”的泡沫。官员、学生的“上山下乡”活动，体验人民的疾苦等等，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在排斥劳动分工和专业学习，短期来看，可以提振官员士气，赢得民心，但是却无法长期持续。 仅靠话语无法带来民主

赤字只是纸面游戏 围绕重庆有没有财政赤字，出现了两种声音： 第一种认为有。2011年，重庆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508亿元，增长51%，支出完成1641亿元，增长45.7%。 第二种认为没有。3月24号，重庆本地华龙网报道，有网民在分析《关于重庆市201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时，将2011年财政收支差额理解为赤字。 对此，重庆市财政局相关人士表示，《预算法》第28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我市十年来无论是年初预算编列，还是年末预算执行结果，均未出现过赤字。 产生误解的原因主要是简单将当年收支相抵。该人士指出，地方财政支出的来源主要有三块，除当年收入外，还有上年结转资金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以2011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2908.8亿元，加上中央补助1157.3亿元、上年结转636.1亿元、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50亿元，减上解中央21.5亿元后，总财力为4730.7亿元，而实际支出为3961.7亿元，收支相减后尚余769亿元，结转2012年使用。这些在公开的预算报告上均可查到，而地方财政的收支执行情况每年都将依法接受专项审计。中央财政补助在支出中的占比是逐年降低的，且在西部省市中所占比例是最低的。 真相到底如何？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表示，重庆一度财政问题很严重：“2002年，重庆预算内财政收入157亿元，而当年政府财政负债余额450亿元。按照国际惯例，这是一个要破产的政府。” 所谓十年无赤字，在作者看来，是个忽略隐性负债的文字游戏。从理论上说，中国地方政府不允许列赤字，因此，即便入不敷出，也不会体现在地方财务的报表上，而是体现为隐性债务。 隐性负债不可小视 重庆大规模基建主要靠政府主导的“八大投”与作为金融控制平台的渝富公司。 一系列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重庆的地方基建75%是由“八大投”完成的，形成了强势的政府主导格局。 所谓“八大投”，是指重庆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八大投”平台在2002年末开始启动。 “八大投”的资产在政府的隐性支持下急升。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称，2003年，“八大投”的资产只有300亿-400亿元，到2006年底，资产猛增到1901亿元。单是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总额就高达809亿元。2010年6月，重庆财政局局长刘伟表示，重庆“八大投”总资产已达4139亿元，8年累计投入2413亿元，年均投资300亿元以上。2000公里高速路，5000公里高等级公路，20多座横跨长江、嘉陵江的城区大桥以及150公里的城市地铁、轻轨等等项目顺利开工建设。按照当地所说的60%的负债比例，负债大约在2500亿元人民币。根据重庆所公布的更为激进的“十二五”规划投资数据，这样的负债比例不敷所需。 “八大投”的资产几何级数上升，办法是先注资、再融资，有点类似于资金钓鱼。 据《时代周报》2010年报道，政府对“八大投”有“五大注资”，一是国债注入。中央政府定期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重庆市政府将每年获得40亿-50亿元人民币的这类国债,作为资本或股本配给投资集团；二是规费注入。将路桥费、养路费、部分城维费等作为财政专项分别归口注入各集团公司；三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赋予部分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将土地增值部分作为对投资集团的资本金注入；四是存量资产注入。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上百亿元存量资产比如路桥、隧道、水厂等，划拨给各有关投资集团，成为其固定资产。五是税收返还。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实施施工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作为资本金返还给投资集团。黄奇帆称，政府通过以上5种注资，在8年时间差不多为“八大投”注入了1500亿元资本金。

中国政治正在走向公开化 原标题：薄熙来出局令中国高层密室政治不再密不透风 作者：周西 来源：李逊达荐稿 来源日期：2012-3-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8 0:51:28 阅读量：31次 　　谈到中国 “政坛明星”薄熙来急转直下的政治命运，有分析人士感慨说，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想起了司汤达小说《红与黑》里那位崇拜拿破仑的主人公于连，这个政治的投机者最后以失败告终。如今，我们这位重庆“唱红打黑”的主政者，也在中央的一纸人事调整决定下，不得不黯然离开了山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在此之前，尽管民间舆论对于薄熙来和“重庆模式”的“讨伐”与支持之声，一直争议不断，但最终的局势变化之快，还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中选网编辑部作者树民的文章说，中共中央的这份免职决定，就给这五年来的诸多争论划上了一个句号，——而且，是政治定性的句号。要想读懂中国的政治，需要咬文嚼字，因此，听温家宝总理此前在两会记者会上一字一顿的相关发言，要远比听奥巴马总统那极具演讲口才的演说，来得更有滋有味，这正是中国高层“密室政治”所特有的诱惑。15号上午10点整，新华社发布了那条震惊世界的，来自中央的人事变动消息，然而，相比这条新闻，随后公布的中组部长李源潮在重庆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却更加值得回味。 　　据官媒的报道，李源潮说：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那么，什么形势?何种大局?为何要上升到形势与大局的高度呢?……字里行间，引发人们对中国特色官场政治的无限想象，有人说，这是宣布重庆模式正式破产。不难看出，中央的意图更多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做工作，首先需要清除的，就是这五年来在重庆地界形成的思想山头，尤其是，在这中间所突显的对薄熙来书记的个人崇拜。要知道，这种所谓“魅力型”的领袖，会让当今致力于集体领导制度的中央层面感到愤怒，甚至是恐慌。 　　重庆临时换帅之后，紧跟着的就是高密度的政治表态，尤其是军队、武警和警备区的相关表态，更是让人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据官媒报道，重庆方面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背后的潜台词显然是：要同地方主义以及那些有政治野心的党内小权威划清界限。对此，有网友点评说，显而易见的是，这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人事调动的范围，根据历史的经验，这已经是涉及到党内路线斗争的政治表态了，换句话说，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了。(网友甄炎) 　　与此同时，也有评论回顾说，自从薄熙来推出“重庆模式”和“唱红打黑”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以来，其影响力早已经超出了重庆一个地方，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以挺薄和贬薄为界，明显地已经被划分成为“左派”和“右派”两个阵营。对此，网友“西澳凯文”的文章说，那些被称作“右派”的贬薄人士，对薄氏那套照搬当年伟大领袖“文革”式的做法忧心忡忡，担心今后那种“一人独大，全民遭殃”的“文革”悲剧再现。而自我标榜为“左派”的挺薄队伍，则在自己的左派网站和刊物上为薄书记的言行拍手叫好，摇旗呐喊，网上甚至出现了《薄熙来之歌》的歌曲和诗朗诵：“啊，薄熙来，世界因你而存在，世界因你而精彩，你是一颗不朽的恒星，是天地间永远的圣者……”。 　　同时，这些左派传媒又对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大肆讽刺、挖苦和揶揄，甚至不惜引用出口转内销的小道消息，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不可否认，薄氏有极大的能量和掌控传媒的高超技巧。前段时间，不仅“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就是国内的官媒和其它影响力较大的一些网站论坛中，批评现任领导人的言论也要大大超过批评薄书记的，更不要说被薄氏收买的海外某些传媒了。尽管如此，一些海内外媒体仍然在猜测，薄熙来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认为这场风波过后，其仍然有可能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类的职务。 　　对此，文章作者认为，这些推测不仅言之过早，也未免太过天真，究其原因，高层对于薄熙来的处理和定性，还要看王立军和黄奇帆等人的揭发和爆料。如果问题严重的话，就连赵紫阳模式都算是轻的，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处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公审模式，判个几年或者十几年的徒刑，过几年再以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放出来。与近几年诸多落马的高官不同，贪腐和生活等其它方面的问题将不会是主要问题，薄熙来的定性当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尽管野心家、阴谋家的“桂冠”在文革以后已经很少使用，但薄氏此次有可能再度获此“殊荣”。 　　纵观薄熙来这几年的表演，得此“殊荣”也不为过，其在重庆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过，薄氏的表现，就像当年的高岗一样，在政治上还是显的嫩了一点，但也是自己急于求成，谋求上位，早日“君临天下”的天性使然。 　　综上所述，树民的文章又说，纵观薄熙来出局前后相对宽松的民间舆论空间，人们发现，微博不仅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对称的信息结构，它也打开了中国高层“密室政治”的一个小口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可能像当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那种茫然无知好几个月了，既便是仅仅六年前，同为政治局委员的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众目睽睽和舆论汹汹。不过，网民们在兴奋之余，还是应当保持一种冷静。毕竟，当前的种种景象，仍然是高层决策者密室里透出的微光，对此，人们只能透过门缝，打探不已。焦渴之中，我们期待着打开这扇门，让里面的一切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        

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8 10:58:56 阅读量：18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政治、军事、航空、核大国。此时又恰逢全球经济危机把“华盛顿共识”拉下神坛，光环尽失。于是一时间，中国模式亮丽登上舞台，被世人热烈追捧。应该说，中国做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超大型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而又重新复兴的纪录，怎样美誉都不为过。严肃和公正的学者也都承认，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和中国六十多年来政治体制的变革密不可分。简单说来，中国以集体领导、任期制告别了前三十年的一人核心和终身制，从而实现了政局稳定和权力的制度化传承。可以说，没有这个政治层面的演进，就不会有中国奇迹。2012年，中国再度进入“新老更替”时分，被认为是建国后出生的一代领导人即将走向前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匪夷所思、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中国模式投下了阴影。这就是震动全球的王立军事件。 　　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昔日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究竟为了什么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美国领事馆究竟做了什么—-两个知情者：一向被西方批评不透明的中国和一向自诩十分透明的美国均联手保持沉默(白宫面对媒体和国会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就是尊口免开)。但人人都知道“事情很离奇，后果很严重。” 　　王立军，做为中共副部级干部、而且是声名享于海内外的打黑英雄，竟然私自进入他国驻外机构—-而且是一向被认为对中国颇不友好的美国，把党内争端曝于外人，甚至还有求助美国之嫌。此种行为，不仅党纪难容，就是中国“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也难国人以接受。这由不得世人会想，中共现行体制难道已经失去解决内部分歧的能力?或者这种政治水平的官员竟然能够提升到如此高位，难道中共的干部培养、任用机制也不再有效? 　　3月15日，随着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事件迅速升级，数年来赢得无数掌声和民心的重庆模式宣告终结(历史定位尚待时间)。至此王立军事件引发的冲击波终于直达中国模式的核心：政治制度。 　　薄熙来的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的派系平衡。众所周知，中共建政以来，向来追求代表全体人民。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固然是对新时期社会发展现实的反映，但根本上讲，也是中共传统的延续。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各阶层也有了极大的分化，相对应的，左中右在中共党内均有代表。如以李锐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和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左派。正是由于社会上各个群体都能在党内找到代言人，其利益诉求都有相应的表达空间，才保证了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转型期的总体稳定，也确保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走向极端。另外，左右对峙和相互制衡，也令主张稳定和发展的中间派(即改革派)左右逢源。然而，王立军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打破了这种平衡。目前中共的主流派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左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弹。二是右派借机施压，试图进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左派不管怎样讲，本质上最多只是反对政策而不会反对这个体制，而右派则是政策和体制都反对，他们才是中国稳定大局的真正隐患。但由于左派刚刚受到重创，主流派失去了一个对右派制衡的力量，假设对右派强硬以对，又有可能同时成为左右反对的目标。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平衡。 　　薄熙来的去职，还标志着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全力打造的权力交接制度化的努力和成果受到了挑战。应该承认的是，中共建政以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真正实现了制度化的权力正常交接。这种制度化，带来了社会稳定的预期，将可能的政治风险担忧降到最低。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之际显示了其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薄熙来，这位中共党内出镜率最高、海内外最引人注目、能力确实出众的地方大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突然去职，表明中共目前的权力交接体制仍有相当完善的空间。假设薄熙来这样的官员无法通过党内正常途径得到上升渠道，他必然会寻找其他突破口。这种尝试的分寸稍有差池，就会酿成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从而损害甚至动摇世人对这种体制的信心，这种信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来投资者来讲，是最重要的大环境。薄熙来的命运也同样表明中共今天的体制还需要更大的包容度和柔韧性。 　　薄熙来及其创立的重庆模式对中共有双重积极意义。一是在弱势群体重建道德高地。二是展现中共体制的生命力。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黑社会沉渣复起、教育、住房和医疗市场化改革都引发百姓强烈不满。虽然中共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和有效的应对措施难符百姓期望。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以过人的政治敏锐、勇气(家庭背景有关)和能力，从中共的传统中寻找意识形态资源，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民生，倡导共同富裕和“分蛋糕论”，打造风生水起的重庆模式，使他也使中共在低层弱势群体层面上重建了道德高地。所以也有理论家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在他主政的这几年，重庆成为西部吸引外资的第1名、年均GDP增长超过10%，经济增速连续三年居全国前三，2011年跃居全国第一、工业产值连翻四倍，2011年达到1万2千多亿元、预算支出连续4年保持50%以上用于民生。在有争议的打黑之后，群众安全感指数2010年达到95.89%，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可以说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给中共的执政增添了更多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 　　相对而言，薄熙来在中共党内颇有些特立独行，也被海外认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他的不同于中共传统的执政风格以及取得的成效，反而展现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大党的活力和多样，令人不由感到中共体制的旺盛生命力。所以尽管他过于张扬的风格和颇有民粹色彩的做为有违中共传统，高层对之仍是默许和支持。但受王立军事件影响，薄熙来失去了重庆的舞台，他所创立的重庆模式迅速褪色。但受到损伤的不仅仅是薄熙来和重庆模式，还有中共本身。包括他为中共撑起的道德高地和体现的体制活力。 　　重庆风云发生于互联网时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考验了现行体制对信息时代的适应性。自从2003年非典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后，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公开和透明度大幅提高，在迅速满足民众知情权、掌握事件话语权的同时，也展现了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但这一次，可能是由于王立军事件几十年未有，或者过于重大和复杂，难以迅速做出判断，致使信息的公布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一时间海内外谣言四起，更有反华势力借机大做文章。中共此次不仅对王立军事件本身反应过缓，对出现的谣言更没有及时的反击，以致竟然出现几十辆军车包围美国领事馆的荒唐传闻。 　　薄熙来事件对中共现行体制的另一个影响可能是潜在的，发生在未来的。由于他的成就和去职，使他完成了从一个领导者到左派殉道者的转换。左派也由此有了自己的精神领袖(相对而言，右派仍然是四分五裂)。以他的性格，未必就此沉默。假如时机来临，他可能会寻求东山再起。这也是为什么海外有人将他比做当年被苏共清理出去的叶利钦。假设如此，薄熙来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不过薄熙来事件也不全是负面影响。首先，将促使中共更大力度的关注民生议题，采取更有力度的措施回应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薄熙来事件对中共在道德合法性和民意流失的损害。否则，民意将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弹。事实上，重庆模式能够迅速崛起和被百姓认可，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密不可分，否则仅凭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实是时代需要重庆模式，时事造英雄。其次则促使中共进行更大力度的体制性改革。如果一个政党无法吸纳内部的精英，怎么能够更广泛的吸纳体制外的精英呢?另外，重庆风云也意外的令自由派有了反思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机会。正如西方媒体所报道的，薄熙来在美国肯定胜选。薄熙来得到下层民众如此高度的支持，对自由派的民主理想显然是一个考验。 　　最后，还要讲几句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值的肯定，但未必应该全国照搬。真理都是有边界的。超过这个边界可能就走向谬误。比如重庆卫视可以如同英国的BBC一样不播广告，但CCTV却未必可以。薄熙来做为重庆的第一领导者自然可以全力浑洒，但到了中央就未必可行。简单说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很多，适合重庆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地区。重庆模式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得到百姓认可的解决办法，这不仅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更为不认同重庆模式的其他模式造成了必须行动的压力。 　　重庆模式争议最大的是打黑的方式。确实，如果从纯粹的理论上讲，王立军铁腕式打黑自然有可议之处，但是放到现实中却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重庆打黑之前，黑社会竟然敢于公然袭击武警，负责治安的最高行政官员竟然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就只有个人色彩的铁腕才能治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其可议之处远胜于今天的重庆打黑，但在哪个时代，却也是必须的，可能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有着漫长的人治历史，其影响无所不在。就是自由派，在这次重庆风云中，也一样原形尽显。王立军被宣布免职时，北京律师和宪法专家吴革指出，中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行政长官的做法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王立军是重庆市副市长，副市长的任免在人大闭会期间应由(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 (中共)中央只能处理他的党的职务问题，不能处理他的行政职位。所以程序搞错了，应该说中央建议免去他的职务，然后说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而，一向把法治放到嘴边的自由派群体包括法学专家贺卫方—-他曾公开炮打重庆模式是践踏司法的文革，却保持沉默。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说，他对中央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认为这符合党内外很多人的愿望。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讲，“重庆打黑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因为重庆打黑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呢?当然自2007年重庆模式横空出世以来，自由派并不是第一次违背人民的愿望。在重庆打黑之前，听不到他们为民众发声，而当重庆向黑社会开刀全面打黑之际，他们却为一名律师的命运积极奔走，并借此事件否定重庆模式。显然，在他们眼里，低层百姓受到黑社会的威胁并不重要，但社会地位远高于普通百姓的一名律师的命运却珍贵无比。 　　不过，不管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多少问题，都无法改变这是近两百年最适合中国的模式。这不仅从六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验证，而且放眼全球进行对比，也同样如此。美国的制度已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但几十年来仍然无法避免重大的宪政危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球转播之下，肯尼迪总统众目睽睽之下被暗杀，被抓获的嫌疑犯又在警察重重保护之下，在电视镜头前被枪杀。随后相关人员离奇死亡的高达上百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总统的尼克松竟然违反游戏规则，派特工窃听竞争对手的总部。事件发生后又百般阻挠调查，拒不配合司法，直至最后酿成辞职这一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宪政事件。相对而言，王立军事件甚至文革时的林彪事件，都远远无法和上述事件相比。何以美国如此重大的危机都不会令人否定它的制度，中国就会被如此兴师动众呢? 　　正如危机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有效力量(当然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不太适用，经济危机四年多了，西方可做出多少改变?)，今天的重庆风云也将令中国未来的道路走的更稳健，崛起的更加迅速和平衡，这不仅仅是海内外中国人的良好愿望，也是历史的必然。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