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

舆论解读薄熙来恐将难逃牢狱之灾 舆论解读薄熙来恐将难逃牢狱之灾 中国网络照片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中共中央昨晚通过官方媒体宣布，停止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意味着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而且还有可能步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后尘，难逃牢狱之灾。 《联合早报》今天（4月11日）引述北京时政评论员李伟东的分析说，在今年秋天中共即将举行的十八大换届之前，薄熙来的政治生涯“肯定结束了”，至于会不会入狱，李伟东认为，要看调查的结果，但很“有可能会入狱”。 与此同时，被视为是左派学者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也在受访时说，新华社通稿中所列出的问题“都相当严重”，所以，薄熙来的政治前途肯定是终结了，至于是否会被判入狱，扬帆也认为，要看调查结果，他相信调查结果一样也会公开的。报道又说，63岁的薄熙来，自从2007年11月入主重庆之后，积极开展的所谓“唱红打黑”等运动，被外界强烈质疑为是要复辟文革。对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的公开表态，也被普遍认为是对“重庆模式”的一个间接否定。 不过，在中国官媒昨晚发出的通稿中，并没有关于批判和否定“重庆模式”的内容。但李伟东对此解读说，有关方面不愿意让“底下的矛盾或道路之争公开化”，是希望借此凸显全党是意见一致的，并将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全力准备召开十八大。此外，薄熙来被立案调查，又将如何影响今秋十八大换届政治局常委会的位置分布？有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原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原本就不存在薄熙来在十八大入常的问题，另一种则认为，他本来是有可能进去的，但他现在出局了，空出来的名额就由别人来替补，“这相对来说，整个格局就变了，至于由谁来替补，哪一种力量，这个就要下一步观察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荣剑：重庆红色之困 ——回望重庆之二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薄熙来    ● 荣剑       重庆“唱红”，作为“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为导向，在中国西南一隅狂飙突进，不仅让人联想丰富，引发各种记忆，而且也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据说最大一次的红歌会，聚集人数有十万人以上，书记市长领头，各套班子倾巢出动，红旗招展，红装在身，红歌嘹亮，会场一片红海洋，此等场景，大概只有在文革时代毛接见红卫兵小将时才会有。局长出走领馆事件发生后，重庆依旧组织红歌团远赴香江演唱，真不知香港人民在目睹聆听重庆红歌表演之后，会有何种感受。          红色中国这个词汇，曾经让中国引以为豪，也曾让帝国主义反动派心生恐惧。在冷战和铁幕时代，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充满着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及对革命、战争、暴力和鲜血的赞美。文革终止后，人们在反省毛时代的制度弊端时，也会反省在红色名义下所发生的一切。正如人们在反省自由时会说：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认知红色主导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冷静反省。改革开放，说到底，是在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后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绩。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红色记忆淡化，文革渐行渐远，外部世界已经不在乎我们的红色输出，倒是我们在担心东欧的颜色革命会蔓延进来。这个时候，重庆以公权力的巨大优势，以运动化的方式，大规模推行“唱红”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活动，构成中国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寓意深远，自然引发人们高度关注。和重庆“打黑”一样，“唱红”一出场即引起巨大争议，毁誉不断，如果不是因为最近的人事变局，重庆长期坚持其“唱红”做法应无异议。现在人们在看，这场超大型的红色秀是以正剧落幕呢？还是以闹剧收场？          赋予色彩以政治正统的意义，由此确认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从夏商周三代往上，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就有了后来经传中的一个普遍说法：“改正朔，易服色”。《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这里提到的“易服色”，是指车马、祭牲、旌旄、服饰必须具有该朝代的法定色彩。到战国时，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争鸣，其中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大盛，为统治者所信服。《吕氏春秋》根据该学说 ，认为黄帝时土气胜，其色尚黄，到大禹时木气胜其色尚青，再后来就是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朝代更替本质上是“五德”循环轮替，易服色也就意味着朝代更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认为秦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是因为秦乃水德之始，压制了周的火德，故决定易服色为黑，以接续“夏德”。刘邦立汉，他本人及手下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身份，不是贩夫走卒，就是屠狗要饭，稍好些也不过是“吏椽”或“狱椽”，就是在衙门或监狱看门而已。这等身份要继承秦帝国的庞大遗产，显然难以服众。为解决法统问题，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搬出五德始终说，认为汉是延续周德，改正朔易服色就必须延续周制，故色尚赤，以取代秦的黑色。曹魏篡汉，魏文帝曹丕对“五德始终”说已不信，知道那是糊弄百姓的鬼话，但从寻求魏的正统性出发，仍有必要讲究服色配置。儒生再次出来立功，这回是攀上远祖，认为曹魏继汉乃是土德所致，接续的是唐虞，比秦汉都要正统得多，土德尚黄，以黄色为曹魏底色。魏晋南北朝以后，玄学横流，佛学昌盛，儒学道统中断，到宋理学再次复兴儒学时，儒学的基本说法就开始改变，充满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再也上不了朝廷台面，易服色也就不再和改正朔挂在一起，诸如黑白青色在皇家的色彩谱系中被淘汰，惟独黄色因其黄金般的华贵而成为皇帝独有的色彩。黄袍加身，那是天子专利，平民百姓不得染指。除此之外，其它色彩恢复其世俗本性，不再具有特定的政治涵义。          红色和革命相关联，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受苏俄革命影响之后，掀起红色崇拜。欧洲范围内的激进主义浪潮，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崇尚暴力，崇尚流血，使红色成为暴力美学的主要色彩。苏联十月革命则将红色进一步上升到革命合法性的高度，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军队称为红军，对敌实行的暴力镇压称为红色恐怖。在红色的名义下，一切行为都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敌关系也由此经纬分明，简单易辨，凡是主张红色的人都是自己的同志，否则，都是敌人。红色同时也是精神动员的主要方式，苏俄时期所创作的一系列红色歌曲，意义明确，歌颂斗争。唱着这样的歌，热血沸腾，慷慨赴死，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暴力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红色总动员，极其有效，能够迅速凝聚士气，划清敌友，鼓舞斗志，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用红色叙事囊括一切革命教义、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斗争哲学，使之简易明白，通俗易懂，进而所向披靡。革命成功之后，红色的神圣性进一步被确认，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执政党法统的象征，谁占据红色资源，谁就占据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到了文革时期，红色崇拜在中国更是达到高潮，红旗，红歌，红宝书，红袖章，红卫兵，红海洋，最后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要求千秋万代红下去，永不变色。红色对于中国的意义，达到这个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包括苏俄时期，也绝无仅有。          文革时期的红色专政，使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状态，执政党实际上也是深受其害，大批高级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有毛和“四人帮”一伙，愿意以红色名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但这套路线和做法，在林彪事件之后，已经彻底丧失信用，失去人心。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宣告毛的红色法统破产，依靠革命叙事建构起来的执政党合法性，已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否则，只能被人民唾弃。邓小平领导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为执政党重新寻求合法性基础，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彻底否定文革，摈弃以斗争暴力为核心诉求的红色传统，在理论上提倡依法治国，逐步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应当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执政党一个新的法统，其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之上，执政党近三十年来的稳定执政，就在于它初步满足了这些要求，为中国进一步迈向宪政民主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革作了初步的清算，但并不是彻底的清算。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主要还是顾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的统一，该决议在涉及毛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错误时，虽然基本否定，但还是留有许多尾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把毛的错误和所谓毛泽东思想进行切割。党内元老黄克诚专门写过文章，谈把毛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单独撇出来的意义。邓小平也说过几回，强调不能砍旗，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在这个基调下，社会上对文革和毛更深入的批评声音很难正常表达出来。巴金在80年代初期就多次提到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这个意义深远的主张在执政党内石沉大海，从未得到有效回应。执政党承认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是一个浩劫，但对于学术界和民间的相关研究一直予以限制，不让往深里说，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讳莫如深。毛的错误及其根源只能限于执政党相关决议，按所谓“三七开”的标准来评价功过是非。可以这么说，清算文革，检讨毛的错误，从80年代起，执政党就没有做好功课，做的是一锅夹生饭。          虽然毛的思想在最近30年里一直被供在理论案头，但其影响力用他自己的一句牢骚话说，大概真的不出北京城。不仅如此，执政党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都处在失效状态，干的和说的不一样，“打左灯，向右转”，唱共产主义高调，干资本主义实事。邓的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话语，是“猫论”的升级版，是在左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讲经济时用右手出牌，讲立场时用左手出牌。这种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路线，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符合实用理性，搁置意识形态争议，放手发展经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现实生活有进步，口头上说些“政治正确”的话，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左右逢源，看似灵活机动，其实矛盾冲突的根子还在,集中表现在，右有正当性，却缺乏左的正统性。这些年来，左右之争不绝，原因就在于左的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着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改革的合法性始终未能取代毛的正统性。理论和实践长期不能统一，使得思想冲突不断，不争论类似鸵鸟政策，无法彻底终止价值信仰上的分歧。重庆“唱红”异军突起，毫不掩饰其左的价值倾向，也应置于这个背景下来认识。          左的思潮重新崛起，是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后所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80年代，文革和极左势力虽然未被彻底清算，但声名已经狼藉，正当性不复存在，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头上戴着一顶左的帽子。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发生变化，学界形成“新左派”，已不羞于和左的名号为伍，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左翼传统。起初羞羞答答，后来大张旗鼓，从“鞍钢宪法”到继续革命理论，经过“新左”诠释，别有一番新意。现在更是进了一步，以60年为时间单位，算总账，把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之功记在前30年的制度配置上，提出“中国模式”，以中国经验对抗普世价值。和“新左”隐晦的学术面孔不同的是，党内“老左”一出场即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掩饰自己的身份，匿名撰写多篇“万言书”，从改革纲领到具体政策，全盘否定邓小平路线，把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这种用毛左法统公开挑战改革法统的做法，执政党居然从未予以回击，听之任之。2000年，党的前任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意图向社会民主迈步，在党内“老左”万言书的狙击下，只迈出半步便不敢往前。党内“老左”掌握毛的法统，对执政党实际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底线。在“新左”和“老左”的呼应下，民间逐步形成民粹主义的“毛左”，以“乌有之乡”为代表，态度更加极端，公开要求恢复文革路线，把打到“四人帮”称之为一场硬性政变，把邓公1992年南巡讲话称之为软性政变，把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称之为汉奸卖国贼，言辞之大胆激烈，不仅完全超乎现行法律，也超乎执政党现有的政治伦理。“毛左”思想领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就在于他们高树毛的旗帜，以极左理论劫持执政党意识形态，以红色话语刺激民意，动员民粹。因此，言辞虽然极端，却毫无政治风险，近年来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实际上已形成政党雏形，一旦时机成熟，恐怕还会造出更大声势。          左的思潮的大规模回潮，有多重原因，除了80年代执政党清算文革不力留下后患之外，90年代以来持续存在的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原因。近20年来，国民经济总量有了巨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权钱交易形成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操控和垄断社会主要资源，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利益毫无保障，以至社会危机浮现，群体性事件不断。在缺乏制度有效合理解决的前提下，人们怀念毛时代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在客观上为左派思潮重新崛起创造了民意基础。左派的存在已不仅仅是一种见识，一种理论主张，而是代表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左右之争的根源是利益分裂、阶层分裂和族群分裂。从当下的社会构成来看，工农弱势群体，左翼知识分子，退休官员和其他不掌握资源的人群，的确构成了左派的社会基础，对于这批人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如何表达，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左派阵营的三股势力，学界“新左”，政界“老左”和民间“毛左”，虽然话语方式不一样，但价值取向一致，都是力求抓住这些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重庆模式”的出现，让左派欢欣鼓舞，左的资源不再分散四处，各自为战，而是得到制度整合。左派教授去重庆任职，红色网友去重庆朝圣，执政党高官纷纷前去背书，重庆俨然已有革命延安风采。对于左派来说，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政策，符合底层群体利益，是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重庆的价值导向，即红色资源的再开发。福利主义战略在任何制度下都可实行，惟独中国的红色传统是毛奠定的革命正统，已荒废时日，有待重新振兴。重庆“唱红”显然是红色传统再次复兴的重要举措，大规模的运动化的群众性的唱红方式，也极其符合历史上红色动员的传统做法，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革命正统标准，参与其间，身受革命教育，延续革命法统。          重庆的最高决策者，在决定推广“唱红”运动时，其政治远见应该远远超于乌有之乡所看到的那些范围，大概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制造声势这些外在效果。对于文革的惨痛记忆，他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切身的感受，对于毛的一系列极左政策和做法，私下里也未必不会有批判和反思。在他以前的政治经历中，似乎也没有和左的人物与事件有过什么特别关联。这回以异乎寻常的做法，主动以左派救世主形象出场，一手“唱红”，一手“打黑”，即便引起巨大争议，也在所不惜。对于一个意图高远的政治家来说，他这样做，一定是基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各方力量对比的判断，选择打左灯，向左转，已经不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而是战略选择了。他实际诉诸了两方面力量，一是来自于民间左派阵营的各种力量，包括新左老左和毛左，和他们形成互动格局，相互支持。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的那些意气相投者或利益相关者。这10年来，在执政党控制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宁左勿右已是常态，对于左派彻底否定改革路线的各种言论，听之任之，纵容不管；相反，对于右派言论则是严防死守，不得出格。国民待遇不一样，是因为左的正统性在执政党内依旧保留着，毛的至尊地位还被供着，左的话语即使充满文革腔调，那也是一个祖宗谱系中的不同分支而已，价值取向一致，都要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大目标下，左派不分激进与温和，不分党内和党外，已形成一股合力。“重庆模式”的提出和实施，借助的就是这个力量。打民生牌召唤民意，“唱红”掌握革命法统，“打黑”两者兼具，三者的共同目的是最大范围地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势在必行的政治突破，以便在最高权力的更新换代中掌握主动权。          “重庆模式”看起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正面临重要关口，路径选择、结构调整和人事更替交错在一起，充满机遇，时不我待。所谓“地利”，重庆虽偏于西南一隅，但此地自己做主，随心所欲，动静做大了，可影响全局。所谓“人和”，用“唱红”整合红色资源，动员民粹，抓意识形态主导力量，重新型塑党内法统。如果没有局长出走事件，占据如此有利条件，加之上下呼应，内外结合，重庆这位政治强人应能按其意愿，上位成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个看起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偶发事件，瞬间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个政治强人的无奈出局，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信用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重庆模式”的正当性也将遭到根本置疑。民生经济尚可进行，其绩效的总体评价早晚也会到来，最后必将拷问国家主义制度及其政策的合理性；“打黑”模式基本瓦解，其合法性荡然无存，执法违法的相关当事人和机构必将接受法律审判；“唱红”则是处境尴尬，欲罢还休，大规模的红歌会已经休克，以前说出去的大话要费劲再收回来，重庆卫视更是在活受罪，财政一旦断粮，肯定打回原形，再和广告过不去就是关门歇业。由此看来，重庆这幕大剧难以为继，看似偶然，其实早已内在注定，从其开始起的一系列诸多做法，违背经济规律，违背法律，违背社会普遍正义，甚至违背人之常情。从根本上看，是以毛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法统违背由邓开创、由广大人民实行的改革法统。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多么鲜艳的红色面目，都注定无法长久持续下去。          迄今围绕“重庆模式”所发生的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法和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到诸如是坚持市场导向还是国家导向、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回到文革还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和不同回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重庆所能涵盖的范围，也超越了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解释。人们透过重庆这些年来的一系列做法，其实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不同走向。究竟是以毛以来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继续作为中国的合法性基础，还是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重新建构符合宪政民主的历史价值观，可能是比经济路径选择更重要的选择。如何认识中国红色传统中的革命叙事和阶级斗争思维，如何认识和清算文革历史，如何认识和评价毛的政治错误，都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而有待解决的急迫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给出正确的结论，左右之争仍将长期存在，并将进一步加剧和放大社会分裂，各种红色动员活动还会一再出现，重庆的红色之困也将持续地成为中国之困。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薄熙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6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事情原本不该如此收场。直到不久前，人们还一直认为中国领导层换届会按部就班进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分别出任下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更换七名成员，其中一位新进者应该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大张旗鼓地试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但近日中共出人意料地宣布免去他的职务，为他的这一努力画上了句号。薄狼狈地退出权力舞台，引得各界大声叫好。自由派人士为薄的倒台击掌相庆，因为他发动的“唱红”运动让人回想起极左时代的疯狂——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全民歌唱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歌曲。谨慎而又紧张的官员们长出了一口气。他们憎恶薄，因为薄无所顾忌地争取“上位”，打破了中共一向反对公开争夺最高领导层席位的禁忌。薄让他们感到惊恐的原因是，他很擅长独树一帜：他没有安静谦卑地在中共体制的权力走廊里排队前进，而是擅自打造了极具魅力的公共形象、向党施压。民营企业家们也在庆祝薄的倒台，因为他的言辞充满民粹主义味道，而且在重庆高调的“打黑”运动中采用可疑司法手段没收商人资产，这一切都让民营企业家们深感不安。 考虑到薄熙来很少掩饰的野心和剑走偏锋的招数引起颇多争议，人们很容易把他的倒台当作一场政治道德剧来看待。如果真是如此，那人们就错了。不管薄多么不招人喜欢，这起事件揭示出的问题都远比个人政治蠢行更为深刻。 对中共而言，薄熙来这位政治冒险家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此人浮沉引起的麻烦却远未消散。首先，薄熙来事件揭示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在权力分配和中共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薄公开挑战中共长期以来的人事晋升规则，表明他——以及中共体制内的许多人——不愿继续遵守这些规则。他们认为，这些规则偏爱那些不愿承担风险、毫无生趣的官僚。就目前而言，党内当权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压制住了这些党内的反对派。但是，现行这种通过暗箱操作在各“山头”间分配权力的体制，有朝一日必会招致像薄熙来这样有野心、爱冒险、且自认受到该体制不公正对待的党内人士的反抗。如果此类愤恨增强，备受中共珍视的党内精英团结——即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把党内各派维系在一起的凝聚力——将受到侵蚀，危及中共生存。 薄熙来能够轻而易举地以其左倾民粹言论和荒诞的举措调动民意，这一点也应引起中共的担忧。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早已把毛泽东的幽灵赶走——毛是唯一一位能够召集群众来恐吓号令党的共产党领袖。薄非常有效地利用了群众对社会不公和腐败的不满情绪。这表明，只要中共的政策继续维系权贵资本主义，未来就还会出现薄这样的政治冒险家，还会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来实现其个人野心。如果说中共从中有什么要吸取的教训的话，那么首要的不是防止再次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而是务必解决滋生左倾民粹激进主义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实践中，这要求开展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 这整出闹剧中展露出的唯一一线希望是，中国社会已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和影响力。如果可以的话，中共原本会把家丑严严实实地捂起来。但是，在这个信息革命的时代，公众的警觉性之高前所未有，家丑不外扬已经很难做到。甚至在薄熙来的左膀右臂、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逃前的2月初，就已有中国媒体在激烈争论薄大肆吹捧的“重庆模式”。许多自由派人士质疑重庆模式的成就、合法性和可持续性。当近日王立军在成都美国总领馆短暂寻求避难时，民众的反薄情绪在网络上急剧增长。中国老百姓对一名高官（王立军是副部级）做出如此叛国之事义愤填膺，此情无可非议。老百姓更加愤怒的是，文革结束35年后，让人回想起臭名昭著的“林彪事件”（1971年，这位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企图逃往苏联）的政治阴谋再次成为举国谈论的焦点，而他们却在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 在这场“完美”的政治风暴中，薄熙来的命运已定。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能否把这出丢人的闹剧转变为机会，来实施变革。 本文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 译者/何黎

中国多家被视为极左派网站和右派网站论坛收到当局命令，将关闭一个月进行整顿。与其海内外媒体关注。 中国几家被视为极左派的网站，如乌有之乡、红色中国和毛泽东旗帜网星期五都已经无法正常登陆。海外多维网报道说，另有四月青年，凯迪社区、共识网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也同时被关闭。不过经本台记者上网查证，中国的四月网、共识网和选举与治理网仍能正常登录，但其论坛已无法进入。被视为右派论坛大本营的凯迪社区仍可正常进入。共识网和四月网，被视为左倾的网站，而凯迪社区和选举与治理网则被视为右倾网站。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另外也有一些平时常发表民主自由的论坛，也收到了当局要求整顿的通知。他认为，这显然是中共高层的妥协产物。 “这个反映出了中共高层对此也没有达成共识，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因为现在胡锦涛强调稳字当头。所以，左派也关、右派也关，反正统统把它关掉了。” 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表示，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网管办和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与两家网站负责人“联合谈话”，指责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和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网站从4月6日起关闭一个月整顿自查。 刘先生分析说，中国当局整顿的主要目标是极左网站，首当其冲者为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张宏良，一个是黎阳。这两个人被乌有之乡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一直在全国各地巡回讲演，主要的核心就是‘反美备战、除奸救党’。反美备战就是干扰了现在的主旋律了。除奸救党的‘奸’到底是指谁？高层主要就是以温家宝、汪洋为首的一些改革派，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贪官污吏，另外还有各种主流的知识分子，这个‘奸’就比较广泛。所以有报道说，这帮人一旦上台他们计划大概要杀掉几十万所谓的汉奸。所以，乌有之乡成为胡的重点目标。” 3月中旬，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后，乌有之乡曾被短暂关闭，恢复之后继续发表大量支持重庆模式和薄熙来的文章。刘先生介绍说，包括乌有之乡在内，中国大陆其他几家极左网站都发表过大量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包括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还有红色中国都号称自己是纯正的左派。而所谓纯正的左派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路线。比如说他们搞群众路线、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像对江青、四人帮进行平反。所以，温家宝多次在讲话当中指出的一些文革余孽就是指这部分人。” 乌有之乡网站负责人范景刚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要求当局出示违规文章的列表，但没有结果，当局也没有指明被恶意攻击的“国家领导人”是否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但他承认，该网站确实发表过不点名批评中国领导人“违反宪法和违反中共党章”的文章。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则表示，虽然他不同意极左网站的观点，但也不同意当局封杀网站的做法。 “有些网站的观点当然和我的观点也不大完全一致。但这个不要紧，它有它言论自由的权力。随便关闭一些网站是违背中国宪法的出版、言论自由权力的内容。” 孙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的政局极为敏感，最高当局显然不希望在社会上引起过多政治争论，因此才有封网站的举动。但他说，极左派网站的言论，仍然在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范围之内，其发言权利应该受到保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