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BBC | 高毅:英国的权钱交易该怎么玩?

克鲁达斯得意忘形,大谈权钱交易,被迫辞职。 英国正值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这种复苏的力量也将一桩丑闻公之于众,令首相卡梅伦头疼不已。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隐藏身份,扮作有意投资英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持有者,从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联合财务主管彼得·克鲁达斯(Peter Cruddas)口中得到惊人报料。 克鲁达斯说,只要捐25万英镑,就能获得与党魁接触的“顶级”渠道,包括与卡梅伦和财相奥斯伯恩共进私人晚宴,捐款人可以与两位“巨头”共商国事。 商人出身的克鲁达斯说着说着得意忘形:“如果你有不满意的,我们会倾听,然后将你的反馈纳入唐宁街十号的政策委员会。” 把握分寸 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是政治生活中公开的秘密,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各种衍生的政体。 政党捐资和政治游说也是西方政治中司空见惯的,利益集团为了能获得于己有利的政策,不惜花巨资游说进而影响政府。 正像所有的游戏一样,捐资、游说、权钱交易都有自己的规则,倘若把握不好,就会捅娄子。 迫于压力,卡梅伦将公布与他进餐的保守党主要捐资人名单。 那么,克鲁达斯的过错到底在哪儿?难道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克鲁达斯犯的致命错误就是在政党捐资和政策影响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将与首相卡梅伦接触的渠道明码标价,这意味着可以用钱直接买来对政策影响。简而言之,将政府政策当作商品买卖。 所以,游说政府进而影响政府政策,与赤裸裸地拿钱买权力之间有着一条红线。 游说方式 英美同为西方民主政体,但对利益集团游说的态度和文化不一。简而言之,美国的游说政治更为明显,多达100多个利益集团从各种渠道,对共和和民主两党进行捐资游说,金额高达上百亿美元。 英国的政治游说则相对低调。无论英美,共同之处就是对游说和政党捐资有明确规定,将利益集团、捐资金额、捐资去向公之于众。 比如,英国政党捐资规定,超过7500英镑以上的捐资必须被选举委员会公布。保守党的捐资条例还列出不同捐资额会得到怎样的“待遇”,比如年捐资额超过五万英镑的可以有机会参加政党高层的酒餐会等。 所以,只要遵守公开的游戏规则,游说政治不足为奇。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弗兰西斯·莫德(Francis Maude)就说,捐资人通过捐款影响政策“没有问题”。 2006年布莱尔因以钱买爵丑闻接受警方调查。布莱尔称,丑闻给工党造成巨大损失。 天下乌鸦 同情克鲁达斯的人说,他只不过说出官场的“潜规则”,但从法治和公开与公正的角度看,克鲁达斯所言越过红线。 毋庸置疑,这条红线的分寸很难把握。比如,传媒大亨默多克据报多次从唐宁街十号后门进出,这进进出出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政策谁能说得清? 工党执政时期,也出现“以钱换爵”的丑闻,前首相布莱尔因此还接受警方质询。 自民党也曾收到诈骗犯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 高达240万英镑的捐款,令该党难逃其咎。 正是担心“引火上身”,卡梅伦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后,誓言修改政党捐资法,但时隔五年,进展甚微。 英国公务行为标准委员会(Committee on Standards in Public Life)去年年底推出改革建议,要求将个人捐资额限定在一万英镑内,让工会成员在是否捐资给工党有更多发言权,甚至考虑让纳税人为政党买单。 建议虽好,但问题不少:比如,一万英镑的上限合理吗?保守党提出,这太少了,起码得五万英镑。如果让纳税人为政党捐资,怎么分摊这笔资金呢?况且,在金融危机的今天,这一要求也不现实。英国三大政党深知,谁先开这个口,谁就会失去选民选票。 这桩“政党捐资门”事件或许会给改革注入新的动力,迫于压力,首相卡梅伦表示将公布与他在唐宁街十号进餐的捐资人名单。改革前景尚难预料,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媒体的监督力这次又投下一枚“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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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李满长:从南斯拉夫分裂看多党制的危害

李满长:从南斯拉夫分裂看多党制的危害 进入专题 : 多党制 南斯拉夫    ● 李满长       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不同的民族组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国情需要建立起与其相符合的制度。反之,则大乱。     20年前的南斯拉夫和苏联,由于违反了这一规则,最终导致二战以后欧洲最大的政治悲剧。          一、南斯拉夫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建立起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铁托倡导的“兄弟情义和团结友爱”得到了全国30多个民族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民族大团结”构成了南斯拉夫统一国家的坚定基石。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探索,创立了“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制度”,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大胆创新,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强国。1950年至1980年,南斯拉夫GDP总量增长了5倍,1960年至1980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5%,远高于当时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性、优越性和活力。南斯拉夫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文化繁荣,国家强盛。人民生活水平赶上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是佼佼者。随着国力的提升,南斯拉夫在国际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西方和东方阵营拉拢的对象。     德国前总理科尔曾向当时的南斯拉夫领导人表示,德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都是南斯拉夫的数倍,但德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远不如南斯拉夫。凡南斯拉夫在国际上想做的事情,基本都能成功,他非常羡慕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领导人回答说,正因为南斯拉夫在国家制度和对外政策等方面不同于西方,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地位和这么多的朋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领导人和各领域的专家曾纷纷前往南斯拉夫学习取经,借鉴他们改革开放和建设的经验。          二、南斯拉夫的教训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两次向南斯拉夫表示,欧共体(即现在的欧盟)愿意立即接纳南斯拉夫为其成员国,只要南斯拉夫放弃共产党一党执政即可。铁托两次坚决地拒绝了西方的要求,铁托知道西方这么做的目的,深知多党制将对多民族的国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之后,南斯拉夫破获了西方的一份情报,其核心内容是,南斯拉夫的发展模式非常成功,已经对西方模式和价值观形成挑战,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会有更多国家模仿南斯拉夫的模式,对西方不利,应设法把南斯拉夫纳入西方势力范围。     东欧剧变后,南斯拉夫成为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军事实力为欧洲第4强,当时南斯拉夫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西方趁机利用“经济援助”换取南斯拉夫“同意实行多党制”,软硬兼施,迫使南斯拉夫共产党接受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就出现了1000多个政党,在首次地方选举中,新成立的政党在4个共和国取代共产党上台执政,共产党只在2个共和国保住了政权。反对党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一是煽动民族主义,攻击和大骂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失误;二是得到西方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从政治到资金。     以斯洛文尼亚为例,斯洛文尼亚是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地区,在社会主义时期每年该共和国要拿出相应的资金支持欠发达地区,为争取民心,反对党提出斯洛文尼亚“不再受剥削”、“斯洛文尼亚首先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等口号,而其他几个共和国的政党也纷纷效仿,激进口号层出不穷,他们煽动群众情绪,煽动民族主义,使各个共和国之间、各个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剧,把社会主义时期几十年精心培育的民族团结、兄弟情义毁于一旦。此时,以斯洛文尼亚为代表的北方和以塞尔维亚为代表的南方矛盾激化,斯洛文尼亚要求扩大共和国的权力,把联邦制的国家建成松散的邦联,而塞尔维亚则要求收回共和国的部分权力,以加强中央的权力。斯洛文尼亚以不满足其要求则独立相威胁,塞尔维亚以“所有塞尔维亚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其意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生活着200多万塞尔维亚族,如这几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塞族也可以独立出这些国家)做回应。在西方明里暗里的支持和帮助下,闹独立的共和国有恃无恐,组建自己的武装,从西方国家得到了1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独立道路上越走越远。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以这两个共和国的行为破坏了国家宪法为由,派军队接管了与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边境,引发与这两个共和国的武装冲突,生活在克罗地亚的40多万塞尔维亚人也宣布成立自己的“国家”,并独立出克罗地亚,民族冲突由此而起。欧共体立即介入南斯拉夫危机,从此,本属于南斯拉夫内政的问题国际化,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永远失去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和可能。继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后,马其顿和波黑也宣布独立,波黑的塞尔维亚人同时也组成“塞尔维亚族共和国”并独立出波黑,波黑的克罗地亚族也成立了自己的“国家”,仅一个波黑就一分为三,从此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间爆发了一场3年多的波黑战争。这是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时间最长、最残酷、损失最大、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争。波黑战争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难民100多万,10多万人死亡,40%的桥梁被破坏,公路完全被毁,经济倒退20多年。     自1992年起,西方为了彻底削弱共产党执政的南斯拉夫,采取了外部经济制裁和内部分化瓦解的策略:在南斯拉夫与邻国边界处增派观察员,监督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和禁运;支持黑山共和国与塞尔维亚闹矛盾和寻求独立,从内部打垮米洛舍维奇。至1999年,美国这一政策的效果微乎其微,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仍是巴尔干地区的大国和强国,政权仍掌控在共产党人米洛舍维奇手里。米洛舍维奇虽然有意改善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但仍继续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拒绝加入北约,拒绝进入西方势力范围。米洛舍维奇政权成为北约和欧盟双东扩的障碍。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以保护塞尔维亚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人权为由,对南斯拉夫联盟实行空中打击,在78天的轰炸中,共出动4艘航母,55艘其他战船,1200架飞机,飞机起飞34000多架次,投下了20000多枚炸弹、大量贫铀弹和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集束弹,对军事、民用、电视台、学校、医院、国际列车等目标进行轰炸,对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轰炸达250多次,造成2000多人死亡,其中近百名儿童和婴儿,6000多人受伤,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200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政府宣传的“西方式民主、自由和人权”,他们保护人权的法则是,夺取一批非亲西方的无辜人的生存权,来实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为了尽快推翻米洛舍维奇,西方出人、出钱、出力,把塞尔维亚的所有反对党组织起来形成统一阵线,向米洛舍维奇政权发起攻击,要求提前组织大选,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处也积极出谋划策。为确保反对党在选举中胜利,西方提供了3亿多美元的经费,外加广播、电视、办公和宣传用品等设备,在南斯拉夫邻国匈牙利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在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分别举行了军事演习,北约多艘军舰进入亚得里亚海,对南斯拉夫形成大兵压境之势,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公开表示,如果米洛舍维奇选举后继续执政,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答应,给南斯拉夫选民制造强大压力和恐怖感。在首轮总统选举中,米洛舍维奇和反对党联盟领导人均未获得过半数的支持,但在西方支持下,反对党联盟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以米洛舍维奇在投票中作弊为由,号召全国各地群众到首都集会抗议,他们冲击议会和政府部门,占领广播电视台等,宣布自己已经取得大选胜利。外部有西方和俄罗斯的压力,国内有几十万人闹事,面对巨大压力,米洛舍维奇被迫宣布下台,交出了政权。     2001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以反人类罪被送到了海牙国际法庭,2006年3月死在牢内。     2006年5月,黑山举行全民公决,结果多数人支持黑山独立。     2008年,在西方的支持和经营下,科索沃宣布独立。     至此,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建立的南斯拉夫已经一分为七,成为7个独立的国家。          三、 西方在南斯拉夫搞多党制的实质          西方着手推翻共产党特权,为把南斯拉夫完全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西方以多党制为武器,开始对南斯拉夫实施手术。采取的步骤有:     第一,收买南斯拉夫国内部分政治家、亲西方学者和媒体,由他们提出多党制的优势及南斯拉夫引入多党制的迫切性,强调舍此别无他路可寻,不断制造舆论,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形成巨大的内外压力。     第二,压迫南共盟放弃一党执政。西方压制南共盟有两个手段,一是不支持南联邦政府制定的稳定经济纲领,不提供新贷款,同时不断讨要旧债;二是冷淡与联邦的关系,强化与地方、共和国的交往与合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南斯拉夫改革,欧共体也提出条件,要求南斯拉夫加快政治改革和军队改革,要学习借鉴东欧经验等,一改过去几十年的政策、立场,称世界上最发达、富裕的国家都实行多党制。     第三,用新出现的亲西方的政党攻击南共盟统治时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失误,为击败南共盟并取而代之创造条件。     第四,取消南军队中共盟组织,使军队非政治化,夺取党手中的军队,为彻底击败南共盟和分裂南斯拉夫创造了条件,这是西方分裂南斯拉夫采取的关键一步。     1989年南斯拉夫宣布政治改革,引入多党制。西方在南斯拉夫搞多党制的实质在于:     1. 客观上的事实是把一个完整的社会分成无数个利益团体、民族团体,或者以区域划分,或者以民族划分,让这个社会形不成合力,让大家相互制约,相互反对,相互斗争。形成了三心二意,争权夺利,互不服气的局面。在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出现以民族为特点的政党,则不利于民族团结。如果形成以区域为特点的政党,则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2. 多党制使非法的政治组织合法化,让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极端分裂主义分子等成为政治家,为这些极端组织生存提供了保护和发展空间。     3. 多党制使非法的要求和非法主张合法化。他们以政党的形式出现,通过媒体合法地宣传他们的主张,蛊惑人心,欺骗不明真相者,寻找支持者。     4. 多党制使少数对社会有仇恨、不满者和有意破坏社会稳定分子很容易形成团伙,他们可以打着政治旗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社会大舞台,使他们社会化。     5. 在国家经济上,由于各个政党政见不同,所以不可能有长远规划,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长期战略规划,政府更迭频繁,多则4年,短期的一两年即下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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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勇:为什么这轮调控房价变得诡异?

王勇:为什么这轮调控房价变得诡异? 进入专题 : 房地产    ● 王勇 ( 进入专栏 )       这轮房地产调控号称史上最严厉,把限购这种核武器级手段都用上了。但房地产价格显得颇有韧性,很多城市只是传来了稀落的降价声,没有出现所谓的断崖式下跌。现在竟有专家开始“未雨绸缪”,大谈“房价降30%中国经济崩溃”。与2008年相比,这轮调控房价变化确实“诡异”。可以这样说,2008年调控是“房地产死,百业遭殃”,那么2011年调控更可能是“百业死,房地产方死”,房地产业已经演变成为实体经济的“抽水机”,房价的坚韧很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对比一下2008年和2011年这两次调控,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两个年份都在实施调控,都是为了抵御通货膨胀,均实行了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两次调控结果却大不相同,08年调控的结果是经济增速和房价均大幅下降,而11年调控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经济增速出现持续下滑,房价却表现出明显的抗跌性,而实体经济空心化趋于显著。为什么这两次调控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呢?是国际金融危机,抑或是其它原因呢。     不可否认,国际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外贸出口急剧下滑,出口企业经营快速恶化,沿着产业链迅速传递到其它行业和地区。而这又和宏观调控叠合在一起,势必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加之国民经济正值下行阶段,自然就放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当然,至于金融危机是否房价下降的主导原因,却值得大大商榷一番。唯物主义观认为,外因是要通过内因发生作用的,内因才是关键。     观察这两次调控,玄机是在货币政策。08年调控货币政策侧重价格工具,贷款基准利率在07年12月21日达到7.47%,银行准备金率在9月25日达到峰值17.5%;而11年调整货币政策倚重数量工具,银行存款准备金在12月5日调高到21.5%,贷款基准利率在7月7日为6.56%。正是宏观调整工具的差异,尽管使用了最严厉的行政手段,却还在结果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到底这种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呢?     从国民经济角度而言,房地产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生产过程属于实体经济范畴。但由于房地产具有很强的保值性,在金融工具支持下,房地产变成了投资品,很多金融衍生产品便基于房地产。在国内,无论是房地产开发,还是房地产交易,都采用了杠杆方式,即“本金+负债”。这种融资方式放大了不同货币工具的影响。     首先从房地产自身的角度看货币政策的影响。08年调控货币政策侧重价格工具,多次加息经过杠杆放大,必然对房地产业的现金流产生影响。而11年调控货币政策侧重数量工具,加息为辅,利率水平较08年低约1%,项目利息支出自然小于08年。另外,这种影响也会由于项目的类型有所差异。如果是一个开发项目,房地产商经过了09和10两年V型反弹,资金储备有相当基础,自然抵抗加息的能力强于08年。如果是一个投资项目,由于近两年房屋租赁价格快速上升,11年的租金回报率高于08年,而且利率为七折,投资人现金流自然更好。这样看来,在11年调控中,房地产业具备了比08年更强的抗压能力,自然更有韧劲。     如果仅仅从房地产自身角度解释房价诡异,那就有点简单化了。事实上,货币政策影响机制远比这复杂。透过产业结构看这个问题,会发现更有力的影响因素。大家都知道社会平均收益这个概念, 这个收益是由不同行业共同形成的,而且不同行业的收益率是不同的,在结构上是有差异的。众所周知,这些年,几乎什么行业都在参与房地产,这自然说明房地产业的比较收益高,这也符合资本逐利的本性。正是不同的货币工具,透过行业的比较收益结构,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     运用价格工具,各个行业承受相同的利息水平,虽然会抑制经济增速,而且也不会改变房地产业作为资金净流入的地位,但其它行业受制于自身收益水平,且需承受增大的资金压力,自然会减少对房地产业的资本输出。更为重要的是,利率增加会抑制全社会货币规模,进一步减少房地产的资本流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房地产业杠杆系数较高,通常会先于其它行业发生调整。     运用数量工具,名义上各行业承受相同的利率,但由于是数量控制,导致名义利率大大低于实际利率。透过不同行业的比较收益结构,房地产业具有比较收益优势,能够持续吸收其它行业的资本流入。但麻烦是,数量管制下资金流动是有选择的,享受名义利率的行业或企业为了追求实际利率,进行套利交易,将资金投向房地产业。这与运用价格工具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数量工具使部分行业或企业享受了一种“特权”,能够获得所谓的低廉资金,而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巨大落差又使其有足够的动力开展套利交易。虽然运用价格工具也会发生其它行业资金流向房地产,但由于行业间比较收益的差距要远远小于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落差,且行业承受资金压力相同,这样资金流动的规模和动力就会小许多。     由于11年调控是以数量工具为主,房地产业本身具备了较08年更强的抗压能力,同时成为一个功率巨大的资金“抽水机”,很多行业和企业沦为融资平台,扮演了资金输入者的角色。这样一旦,房地产局部稍有调整,一批企业就垮掉了。更糟糕的是,由于实际利率大大高于名义利率,使很多行业成为无辜的“受害者”,需要接受实际利率,承受高企的资金压力。随着经济增速下滑,这些行业很容易哀鸿遍地。这样11年调控就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百业死,房地产方死”,而不是08年调控的“房地产死,百业遭殃”。     那么,实行差别金融政策能否破解这一困局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且不论高昂的管理成本和低效的金融垄断体制,即使金融机构成功控制企业将资金用于实体经济,但问题是资金会沿着产业价值链流动,必然超出金融机构控制范围,金融机构不可能全方位地实行控制。而这时,只要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生成的套利机制存在,资金一样会流入房地产业,其它行业照样面临“抽血”。     现在是到了调整货币政策的时候了,加息和降准应并行,加快利率市场化。虽然房地产业调整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但由于租金下调,能够间接减少人力成本上升压力,会舒缓很多行业的经营压力。当要素之间成本结构调整到合理水平,依托国内具备的巨大经济潜力,用不了多长时间便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推动国民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另外,应大幅度减少对战略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消除其获得“廉价资金”的特权,根除套利机制。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技术开发和市场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资金支持应限定在研发环节,防止形成产能过剩,并沿着产业链流动直至构成套利资金。同时,要认真对待房地产存量贷款七折问题,这个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利率上升的压力,会大大压缩利息的运用空间。     政府必须容忍一段时期经济低速增长,下决心解决政府融资平台、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等系列问题,要相信国内经济增长潜力只要得到有效释放,完全可以步入新的增长周期。放眼大洋彼岸,托房地产深度调整之“福”,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不同要素的成本结构关系,为产业结构调整重组和聚集要素资源腾出了空间,依托高效的市场机制和创新能力,美国经济逐渐露出暖色。而此时,正构成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黄金窗口期,借助美国经济对冲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风险,正像美国在09年得益于我国的经济刺激计划。 进入 王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地产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51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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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日本时报》 中国需要新的邓小平

核心提示:中国正在走向经济长城,即其他国家所知的”中等收入陷阱”。30年以来有效的经济模型已经达到保质期。北京必须进行会损害既得利益的彻底经济改革,否则增长将会持续放缓。 原文: China in need of new Deng | The Japan Times 发表:2012年3月13日 作者:KEVIN RAFFERTY 为《日本时报》特别供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香港】  就在中国努力成为经济强国之际,新的邓小平--为中国的新时代描绘前景的那个人--在哪里? 当我在中国的人大会议上看见身着灰色制服的人大代表在温家宝总理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时机械地鼓掌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与中国大肆吹嘘的30年来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这个数字要低得多,但它传达的明确信息是中国的增长率将变得更慢、更低--一些经济学家预言它可能降至3%的爬行速度--除非、直到北京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肯定会与大增长造就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冲突,并将永久改变中国的面貌。 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北京披露的468页的重磅报告详细阐明了改革的信息,他强调了更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对市场经济的重新承诺。 我将把它称之为”世行报告”,但佐利克费了很大劲强调该报告是世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努力的结果。该中心由常务副总理、候任总理李克强领导。 佐利克称赞了李克强作出的”坚定承诺”,援引世行中国项目组负责人维克拉姆·尼赫鲁的话说:”结束的那一天,中国和世行团队真正变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目标和深厚友谊的联合团队。”世行行长还召唤了他称之为”中国现代发展之父邓小平”的灵魂以”实事求是”。 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谁在给谁提供保护。正如《经济学人》残酷指出的,”就世行而言,中国仍然很重要,但对中国而言,世行算不了什么。世行的贷款余额(价值206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0.6%。”中国的改革家一定是希望世行的名称将给改革诉求带来重大的催化作用。 该报告还裹了一层糖衣,对中国自邓小平开放国门以来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大加赞扬,这表明所建议的改革仍将面临尖刻而强大的抵制。甚至连报告的名称《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都充斥着感觉良好的术语,掩饰了给改革设置陷阱的严峻政治问题。 正如佐利克和这篇报告所描述的,严峻的现实是中国正走向经济”长城”,即在其他国家已闻名的中等收入陷阱。 30年来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统制模式已经到了清货之时。该报告给出了6个战略支柱: ★重新定义国有和私营行业的作用,以使中国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 ★促进创新,采用与全球研究和发展网络相联系的开放社会体系。 ★推动绿色发展。 ★确保所有中国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护。 ★加强财政制度、增强金融稳定。 ★确保中国作为国际利益攸关方继续与全球市场实现一体化。 报告对中国目前的五年计划作出了响应,但五年计划有所保留,谈到调整和改善收入差距、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时用词更为温和,好像现有的增长势头能引领中国在没有太多痛苦的情况下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情况并非如此。中国需要的远不只是敷衍了事,它需要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政府应转变角色,实行法治,在减少国有企业的作用和力量的同时,增加私营企业的作用和力量,将创新、竞争和企业家精神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依赖政府。 就拿第一个观点来看,这需要改革中国的户口制度以让工人更自由地流动,加大对农民的农耕地的保护力度,扩大土地登记和出租权利的范围,这一切都将削减共产党官员和老板的权力。 此外,政府必须不再干涉市场,同时限制国有企业。 博主”中国旁观者”称这篇报告为”以经济蓝图为幌子的政治宣言”,并指出它对中国改革者给予了深具影响的支持去继续推进重振经济的改革,改革”现在已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最坚硬的岩石,速度慢得犹如冰河时代”。 改革对共产党的存在构成了挑战。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在实行全面市场改革的同时仍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中国必须面对如下事实:报告提倡的自由和平等将损害共产党的控制权,控制权被共产党视为对这个庞大而复杂国家的政府的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刊登了一幅罗伯特·佐利克的漫画,他对一位身着毛式制服、抱着一个也穿毛式制服的超重孩子(其标签为”国有企业”)的家长祈求道:”把他的奶瓶拿开。”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的评论积极乐观。他说,中国做好了加快改革的准备。他以中国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国有企业和银行实行的重大改革为例,说明中国有能力采取强硬行动。 这是错误的敷衍了事派。中国以出口和大规模国有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压制了消费(现在仅占35%),已不再适用。 这一次,政府必须将其自身和国有企业的规模都削减下来。引用报告里的话就是,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制度、规则和法律”,与此同时,”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领域的垄断,使所有权多样化,降低进入私营企业的门槛,使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 报告并不建议将国企私营化,或许认为这会激怒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者。 如果中国不改革,它将陷入其高速发展带来的无情矛盾中: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增长将放缓;污染将吞噬特权阶级的收益。在中国变得富裕之前,中国的整体人口有老龄化的风险,因为5年后,从劳动力中退休的人要比加入劳动力的人更多。 今年晚些时候和明年初,北京政局发生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尚未有新的邓小平--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出现的迹象,一个可以领导仍是发展中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度过危机、进入阳光灿烂的高地的人。 但邓小平本人也是有争议的人物:正是他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怦然关闭了向往自由的年轻人的理想之门。 KEVIN RAFFERTY为PlainWords Media主编。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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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痛批重庆模式

“地方政府竞争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祸所依,这一独特机制很可能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在《谁来约束地方政府?——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一文中如是开头。 “重庆模式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他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现在要担忧的不是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不够大,而是起的作用太大了。” 其实,对重庆经济模式的争议由来已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于2011年举办的一个关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比较的研讨会上,他就试图论证“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久”。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 刘海影认为,如果非得给重庆经济发展定义一个模式的话,那就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这种模式在短时间来看效果是很好,长期来看则未必美妙,因为“借钱是要还钱的”。 事实上,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以来的十几年历史里,重庆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年这样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切都离不开被外界称为“重庆的CEO”的黄奇帆市长的积极运作。在重庆市政府的主导下,一系列经济建设大手笔给外界印象最深。 2002年重庆市八个城建融资平台创立,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八大投”),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在“十一五”期间,“八大投”充当了全市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建设、水利设施、轨道交通、旅游投资等各方面的主体。 重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重庆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发展到如今1.46万亿元的规模,其资产分布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原来的重庆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是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 这些大手笔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全市生产总值在5年中翻了一番。2011年,重庆更是凭借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在各省市GDP竞赛中以16.7%的增速荣登榜首。 不过,在这些成绩面前,刘海影的看法始终比较谨慎。他认为,历史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经济项目不太具有经济合理性,长期如此,政府借的钱可能还不了,到时候会出问题。 刘海影在上述文章中曾指出,仅在2011年,重庆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比例高达76%。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政府不应该是经济直接参与者、操盘手的角色,尤其不应该靠打压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来搞纯粹建立在投资拉动上的经济。”刘海影对记者如是说。 刘业进则进一步指出,“重庆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经济的社会工程师“工程技术思维”,不太严格地说,可以称为小计划经济。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面,以工程技术思维来处理必败无疑,这是以20世纪计划经济导致数千万人蒸发换来的经验教训。 高赤字和高负债并存 政府主导经济和投资驱动的结果是,重庆政府面临高赤字和高负债隐患。 来自重庆市财政局的一组数据显示, 2011年,重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900亿元,地方财政支出超过3900亿元,收支增幅双双超过40%。同时,2011年,重庆财政赤字规模超过1000亿元,占整个GDP比重达10.52%,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实际上,重庆市如此巨大的赤字规模还是发生财政丰收的情况之下,“政府有多少钱也不够花”这一点在重庆市得到印证。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三年,重庆市实际财政收入分别为2009年1165.7亿元,增长21%;2010年1990亿元,增长70.8%;2011年2908.8亿元,增长46.1%。支出方面,2009年实际完成1806亿元,增长24.7%;2010年实际完成2749.5亿元,增长48.4%;2011年实际完成3961.7亿元,增长44.2%。 刘海影在分析文章中指出,2011年重庆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 仔细研究还会发现,在重庆市财政支出中,中央补助部分占比很大。重庆市2011年获中央补助、上年结转等共计1843.4亿元,而与重庆财政收入规模相同的另一直辖市天津,获中央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等资金332.9亿元、上年结余166.8亿元。重庆此项可用资金是天津3倍还多,这体现了中央对于重庆这一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视,而重庆如果对此过度依赖,长期而言令人担忧。 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中央政府推出激进刺激计划为契机,各地政府同时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秘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 事实上,与财政赤字同样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八大投”负债。对于精通资本运作的重庆市政府来说,“八大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一直是个谜。“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总债务规模约5000亿元,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值得担忧。”刘海影对记者表示。 千亿投资换来公租房建设 如此高的财政赤字和地方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颇具重庆特色的各种民生建设工程。重庆最典型的民生工程有以公租房建设为重点的“民生十条”和“五个重庆”建设。 2010年重庆“两会”期间,黄奇帆市长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全国率先建设大批公租房,计划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前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这一计划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 重庆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累计开建公租房2871万平方米,配租11万套,规模、进度和配套水平全国领先。 不过,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租房建设其实就是政府讨好老百姓,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纳税人的钱。”茅于轼认为,政府建设公租房会有寻租和后期运营维护的问题,相比于市场建设商品房出租没有经济效率。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重庆公租房建设总共需约1000亿元的投资。其中,政府将投入30%的资本金,由土地出让金收入、对高价房的税收、土地储备收入等来负担,此外70%要依靠市场融资。 而按照《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采访黄奇帆时所作的保守测算,三年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这将占去重庆市2009年至2011三年财政收入(约6000亿元)的1/5,这还没有包括政府在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此外,2010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决定本届市委任期内,用两年半时间,在解决全市群众最关心的十大民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个“民生十条”还包括农民万元增收、森林绿化、农民养老保险等各个方面。据重庆当地媒体报道,为实现此次全委会提出的“重庆民生十条”,两年半时间内,重庆市政府的总投入将高达3400多亿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民生投入,茅于轼不无担忧。他认为,应该由政府实施住房救济的只是最低收入的少数人,而且应该通过货币补贴的方式让他们到市场上租商品房。 而刘业进则对记者表示,“住房问题的根本是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使用扭曲了住房供应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产权,允许建设小产权房入市交易。”他认为公租房可能导致分配不公,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裕、公租房需求降低,可能面临巨大的浪费。 福利主义道路是条死胡同 重庆大规模投资公租房建设和所谓的民生工程也引发“福利主义”的担忧,尤其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于大政府主导下的福利主义的担忧更是挥之不去。 在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关于如何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问题就产生过激烈争论。“民间确实有主张大政府搞二次分配的福利主义土壤,一些学者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记者。 在那次研讨会上,以独立学者秋风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当下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要求进行再分配是完全正常的。“如果经济学家根本不能说服政府降低民众税收负担,那么,要求政府在给定的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改善中低收入民众的生活,就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刘业进认为,秋风发现了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药方。他告诉记者,面对分配不公重要的是找出形成收入差距的原因,而不能简单地通过税收、通过行政的方法来抹平差距。“当前形成收入差距的机制是两个方面:权利歧视、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或者转移了关注的重心,去关注收入本身的分配问题,这其实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刘业进认为,针对当前宏观税负高的问题,对策是呼吁减税,控制政府扩张倾向,而不是承认既成事实,然后去“分配错误的收入”。搞民生工程,恰恰为高税负提供了口实和短时期的合法性,也为前述垄断收益提供了道义支持。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税收水平已经远超GDP增长速度,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4.8%;而个人所得税在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的情况下规模仍达6054亿元,同比增长25.2%。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如果国家扩大福利政策,势必要征收更多的税,个人与企业将难以负担。 “没有财富的生产,哪来财富的分配,重庆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有更高效的财富生产呢?”茅于轼认为,“重庆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进民退,恰好是降低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你哪来那么多钱搞民生给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银行举债。” 很明显,政府福利不是免费午餐。刘业进从三个方面向记者讲述福利主义为何行不通:“首先政府有一只手为你提供免费或相对廉价的公共物品,就一定有另一只手从你的口袋里攫取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次,我们应该看到福利国家的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福利国家几十年的实验告诉我们,高福利打击工作创造的积极性,鼓励了懒惰,从而使得国家经济不可持续;第三,我们要从捍卫任何一个人合法私有财产的角度,去防止通过福利主义合法地剥夺公民财产。” 刘业进主张,以“普遍富裕”替代传统“共同富裕”的说法。因为“共同富裕”暗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诉求,“普遍富裕”是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承认人与人之间合理的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在于保护产权和鼓励私人领域的创新,而绝不是均富式的“福利主义”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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