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法广 | 中国观察: 常识距离代表和委员到底有多远?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咏红的评论称:“今年‘两会’召开前一个月,2月上旬,重庆发生副市长王立军在美国总领馆滞留一天的事件;下旬,官方媒体以近年少见的坚决姿态力挺改革,《人民日报》一系列评论文章直指改革不能怕风险,所谓‘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透露出中共高层准备重拾改革大旗,以改革为‘两会’与今秋中共‘十八大’定调的气势。”“不过,在向邓小平路线与科学发展靠拢的同时,重庆并没有放弃唱红。本次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记者会上针对王立军问题的表态,表明了中央政府对重庆社会与经济建设成就的肯定态度。就在2月下旬,中央宣传部门正掀起新一轮‘学雷锋’热潮。” “这些信号,看来有点不协调。一方面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一方面宣扬早期的革命精神资源与代表人物,这两个因素组合起来的画面,没有指示出清晰的方向。”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到了瓶颈,与经济持续增长不相适应的体制问题,令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至临界状态,政治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今次‘两会’在发展与改革的问题上,有何决策,有何举措,当然广受国内国外注目。”“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在国外环境,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发酵未止,中东局势硝烟味依然浓烈。在国内形势,经济增长面临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难题,也面对出口市场疲不能兴的挑战。在这种氛围下,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向上,如何在拉动内需、遏制通胀、平抑房价等问题上采取适切措施,并加强社会保障,以改善民生,减少民怨,正是人们对两会的期望。”“其实,到了今天大家都明白,政治改革绕不过,始终得面对,问题只在时机、幅度和力度。只是今次‘两会’,既为十八大中共领导层换届前的一次全国性会议,相信不会‘越俎代庖’地在政治改革议题上作出重大决定,反而应是各方各派政治力量,就政改交换‘条件’、凝聚共识的一次大好机会。”   广东《南方日报》署名韩方明的评论称: “近年来,两会期间不断有代表或委员‘为赋新词强说愁,语不惊人死不休’,爆出假话、空话、大话和雷人的话。经媒体公开后,吸引民众眼球、招致抨击、批评和讽刺的同时,也让公众对代表和委员这个群体的能力和水平多有诟病,逐渐削减了对‘两会’的信心。怪不得有人会撰文质疑:常识距离代表和委员到底有多远?”“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绝对不是一种荣誉称号,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言人,是代表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人,因此要敢于代表、善于代表、勇于议政。”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众所周知,大凡有资格成为人民代表的,不是在职官员,就是董事长、总经理,或是体育、娱乐明星,他们只代表权贵利益,权为钱用,权为己用,根本不了解基层百姓的疾苦和诉求,遑论服务于民。所谓人大代表,说穿了其实是人民的‘伪代表’。”“在辞职或被罢免资格的26名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4名商人和22名官员,其中11名官员已被判决,3人被判有期徒刑,3人被判无期徒刑,5人被判死缓,当中包括原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米凤君和原深圳市长许宗衡。3,000代表中有20多贪官,10人坐监,5人死缓,人大代表贪渎犯罪的比例高过其它社会群体,实在让人瞠目。由此可见,人大已不单是政治花瓶,也是官场藏污纳垢之地。”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中在香港为您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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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最大的公益:推动社会的自主变革

      中国财富:您将近代企业家群体类型归纳为五类,即绅商型、商人型、买办型、回本土创业的华侨、知识型,这几种类型,对当代企业家有传承影响的是哪一类?   傅国涌: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了。上世纪50年代初整个企业家阶层曾经被连根拔掉,之后有长达30年的历史断裂,近代企业家的精神价值未能传承下来。   这五类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时代转型中又接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企业家阶层是从零起步,他们是在“文革”的废墟上,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从满目疮痍、民生困境中重新起步,最初的出发点其实只是求生存,而不是求发展,没有想那么多。   近代企业家在创办企业、从事工商经营之初,往往并不是为了求生存,他们对财富的渴望也没有那么强烈,其中有更深层的追求。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来创业的新一代企业家,几乎都是为了生存,对财富的追求是压倒一切的,很多人是穷怕了。   中国财富:您曾经认为,辛亥革命后到抗战前一、二十年的时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黄金时代,您为何如此判断?   傅国涌:如果要划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黄金时代的话,我认为最好的时期是北洋时期,即1912年至1927年。这十五年间当然也遇到过问题,比如1922年发生了普遍的金融危机,经济滑坡,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如果往后延伸,还可以加上1937年前的十年,国民党掌握政权后,毕竟没有摧毁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只是压缩了民营企业家施展抱负的空间,设置了一些障碍,并增加了压榨和勒索,整体而言并没有将发展空间封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为刚性的原因,很多企业撤离东部沿海地区。   黄金时代如果再往前也可以延伸到晚清的十来年,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程并没被打断,中间没有一个分明的界限。辛亥革命只是结束了帝制,属于政治制度的更迭,并未打乱整个社会结构,更没有全盘摧毁晚清时期所确立的经济法规等。晚清和民国在社会经济层面中间没有断裂、没有鸿沟,许多重要的企业家都是在晚清创办企业,在民国发扬光大,包括张謇、荣氏兄弟都是。   中国财富:在您所写的文章当中,您一直很强调一个企业家与时代环境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傅国涌:两者相互成全、相互效力,“相互效力”来自于《圣经》。相互成全,相互效力,这八个字可以概括企业家与时代环境的关系,也可以概括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其实,任何一个阶层与时代的关系都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到了近代,中国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文明社会转型之际,产生新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偶然的。   农业文明时期的商人主要从事流通贸易,明代以来,商人开始建立一些跨地域的商业系统,并为此感到骄傲。缺乏终极关怀的中国人比较重视身后的名声,到明代后期,有些商人会在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上“创业垂统”,他们创立的“字号”,可以一代代传承下去,子子孙孙都可以继承。谁有资格创业垂统?在此之前只有像刘邦、朱元璋这样开创新王朝的帝王才敢说这个话,而在士农工商当中“商”排在最后一位,这也投射出时代变化的趋势。但由于中国还没有出现新式的机器工业,没有金融银行,还没进入工商化社会,包括票号、钱庄在内都还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还不可能产生影响社会进程的企业家阶层。   到了近代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工厂,也使中国更多的读书人、士大夫阶层投入创办企业的行列。这样一来,一个全新的、以往没有的阶层产生了。   他们借鉴西方创办企业的经验,但骨子里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包括只读过私塾的荣氏兄弟,他们都熟悉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经典,同时他们又遇到了一个中西碰撞、交汇、融合的大时代,农业文明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他们看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呼吸到全新的空气,迅速地效仿西方模式来开办新式企业,那个时代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他们的实践也给那个时代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们不是通过做官从政而是办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同样可以影响社会进程,不仅是提供了新的 就业 机会,他们生产的产品也提升了社会人群的生活品质,他们还通过办企业的盈利做社会公益。他们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并直接参与许多公共事务,以有力的姿态介入到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当中,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发挥出影响力,在政治领域同样有影响力,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公众人物。那时,那个时代不仅“学而优则仕”,而且可以“商而优则仕”。不说状元出身的张謇,就是刘鸿生、穆藕初、卢作孚等人也都有从政的经历,把他们企业管理的经验运用到具体的施政当中。   我认为,这个阶层与时代的关系就是,时代环境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让他们有机会创办企业,并有机会对整个社会进程产生影响,反过来他们又曾深刻地影响了时代的走向,相互成全、相互效力。   中国财富:您提过,像穆藕初、卢作孚、史量才等所代表的那一代企业家,最主要的价值在于他们可以为今天的企业家阶层提供路径依赖,这路径指的是什么?   傅国涌:对今天许多做企业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是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下开始创业,在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成为耀眼的“财富明星”,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身处这个时代,却非常迷茫、甚至彷徨。穆藕初、卢作孚、史量才等所代表的那一代企业家是独立的,他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是从老中国来,他们身上有中国传统文化给他们的全部装备,他们是传统的中国人,到哪里去呢?要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去,他们正通过他们办工厂、办报纸、办银行、办出版社等举动,参与塑造着一个以往没有想象过的新的现代中国,因为他们深知中国的病根所在,深知中国文化的局限,深知人性的局限,同时,他们看到外部世界的变化,西方社会早已走在中国前面。西方的企业家阶层产生于17世纪,而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19世纪末才产生,有两三百年的差距。他们试图将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技术和管理与儒家文化传统相结合,去实现他们实业报国、实业救国的目标。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这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路径都被看作错误的道路,只能批判,也就是只承认一种救国方式,那就是“革命救国”、“共产主义救国”,只承认暴力革命这一条道路,其他的道路一概否定。   我这里所说的路径,便是从晚清到民国大致上两代企业家所创造的那个传统——“实业报国”或者说“实业救国”。那时他们的人格是健全的,他们曾经活得很真实,他们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追求梦想,那时的现实政治也没有残酷到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剥夺,良性、正面的传统还能得到生长的土壤、空间。这种传统也并非企业家固有的传统,而是一些人类共通的精神层面的传统。这个路径具有非常丰富、深远的精神价值,是可以传承也应该传承下去的,虽然它曾在那个特定的时空中不幸中断了,但是我相信,每一种传统一经产生就融入了历史中,化在了土壤里,时机一到就会复苏。   中国财富:当代企业家与近代企业家有何不同?您说,从穆藕初的身上看到了企业家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   傅国涌:每个时代,人与人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受到时间的限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制度的限制等。这几代人之间,最关键的不同是所处时代的空间不同。穆藕初之所以有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首先在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将他做事的空间给剥夺了。我不想特别强调个人才智、品格、个性之间的差异,而强调时代的空间,一个时代有怎么样的空间,就能产生怎么样的人物。这是相辅相成的。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为多数人信奉的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也就是基本的价值判断。今天我们在谈论企业家这个概念时,更多的是从职业角色而言,把那些办企业者都称为企业家,而没有考虑精神内涵,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承担社会责任这些指标其实都没有放进来。如果用严格的标准,我真不知道今天这块土地上有没有企业家,或者有多少人配得上这个称呼。当然,不同时代条件下,遭遇的压力、风险完全不一样,很难简单的类比。穆藕初的时代,他又意识地想去改变社会,并有成熟的思考与行动能力,他就可以这样选择,实际上整个社会也认同了他的这种选择,尽管他也有理想未酬的遗憾。   中国财富:您强调社会要给予企业家发展的空间之时,是否还强调一种社会价值认同?   傅国涌:在近代历史上,人们至少还能遵守那一套几千年来经过世世代代共同信守的底线,人们心里都有一杆尺子,例如中国人平常讲的“天地良心”。由这一价值标准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社会道德规范是普遍被接受的。近代企业家面对的时代是有底线的,那是因为社会是有底线的,人们还可以从容生活,从容做事,从容面对未来,即使遭遇一些突发事件、重大变故,也不会产生一种种无底的恐惧。他们往往有进取的一面,有走在时代前面、勇于尝试的一面,也有在私人生活、伦理道德上保守传统的一面,正是对中西方价值观的兼收并济,使穆藕初、陈光甫、史量才等中国读书人转变为新型的企业家。   中国财富:如今,第一代创业的当代民营企业家都将“退出”,进入由后代接班的时刻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称他们为“富二代”阶层,您如何看待这个新富群体?   傅国涌:现在还很难判断这一新富人群体以后的价值取向,对他们的种种判断也许都为时过早。对于这个新富人群体而言,最担心的恐怕是财产安全问题,而非财产自由问题。安全与自由不是一回事。他们的父辈这一代对财富很在意,当然希望后代能安全地继承财富,但对于财产与自由这些还不会有更深的关注。他们的子女大致也没有到这样的阶段。当今社会,考虑的更多的是财产安全问题,因为考虑财产自由的风险太大,自由是需要代价去追求的,这样的风险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而安全则是一个压倒性的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们的问题。   中国财富:造成不安全的原因是什么呢?   傅国涌:制度困境造成的。“富二代”生活在一个已经拥有财富的家庭中,不需要再为原始积累去拼命、去冒险,他们可能更多的会考虑财富安全,因此,很多人可能选择移民,拿绿卡,拿外国护照,然后依然生活在中国,因为父辈留下的企业还在中国。而在中国挣钱相对容易,在无尺度无章法的制度环境下,既然积累了一定财富,在原有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去获得更多的财富,毕竟方便多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选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考虑。   中国财富:那您对“富二代”群体有何评价?   傅国涌:我刚才说过,现在对他们做判断为时尚早,我认为,这个阶层的面孔仍是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画面,至少我们看不到这个群体的价值趋向。况且,整体的大环境也不允许他们展露锋芒,不允许他们呈现棱角的,我们不大能看到这个群体的独立姿态,他们还活在他们父辈的影子下,或者说在父辈的卵翼下。在这样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制度环境中,一般而言,这个群体至少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具有公共关怀的公民倾向,这不符合正常的趋利避害本能,这符合这个社会的刚性逻辑。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这个群体中同样有一些有理想、有抱负、有很好公民气质的人,如同其他群体也有,可以说,这个群体当中同样存在着一些正面、健康的价值趋势。我看一些杂志关于“富二代”传承的讨论、报道,主要是涉及一些比较表面的接班问题等。在当代,除了谈物质谈金钱,很难涉及更深层面的东西。所以,我说这个群体目前还是一片模糊、混沌的状态。   中国财富:其实“富二代”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歧义,它是相对于“官二代”、“贫二代”产生的,这个词背后蕴含某种“仇富”情绪。而“富二代”自身很抗拒这样的称谓。   傅国涌:是的,他们很可能会成为被牺牲的一代,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不确定因素,未来一、二十年的走向无人可知,这一代人的前面比他们的父辈当年还要充满不确定性。他们的父辈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短暂的十几年、二十几年,通过各种手段发迹了,但他们的后代,在社会变动不定的时代,不知往哪去。其实,“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这些说法本身也是社会撕裂的信号,社会变成了一个“比富”状态,贫富成为了一个截然对立的关系,这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富人阶层生活在不确定性当中,贫困阶层同样处于巨大的不确定当中,每个阶层都处于不可预测的大环境之中。因此,我相信“富二代”人群也有很多焦虑与痛苦。也许他们表面上的物质满足,暂时掩盖了内心的不安的情绪。他们开着豪车、住着豪宅,拥有花不完的钱,但这无法改变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状态,当然不仅这个群体。如果一个时代无法提供自由、安全的环境,那么人们就无法确定地面对自己的未来。   中国财富:那是否由于时代不安全感,才造成了“富二代”抱团生存,例如他们会成立富二代俱乐部等。   傅国涌:富人抱团是这些年非常热的一个现象,这里有这样几个侧面:第一,官方至少是默许了他们的抱团,或者支持他们抱团;第二,他们因为安全感的需要,内心有更强烈的抱团渴望;第三,穷人抱团实际上是不允许的。面对强大的赢家通吃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新富人群与穷人一样,本质上都是弱势群体,即使是那些进入了特殊利益集团的人也随时可能被甩出来,成为弱势群体。我常常想,这恐怕是一个过往的历史学家不曾遭遇过的时代,我们今天还无法清楚地去解释它,不知道未来的史家如何叙述这个时代,它似乎已经没有逻辑,只剩下了修辞,修辞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装饰。这个时代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个巨大的装修工程构成的,到处都是装修,什么都能被装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的时代,富人群体,包括“富二代”,他们内心对抱团的渴望一定超过普通人,他们需要抱团面对未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中国财富:那对于新富人群投身公益,您怎么看呢?   傅国涌:他们投身公益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正面去理解,他们投身公益后会赢得社会正面的评价,获得参与社会、融入社会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是花钱买安全,当然我们不能以动机猜测的方式去看,但这里面有潜在的一条线,正是因为有安全的担忧才通过投身公益方式,试图消解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   另外,要看投身什么样的公益,不是所有的公益都值得鼓励和倡导,不否认有打着公益旗号掩埋黑幕的行为,所以,公益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对公益我们也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这两年,哗众取宠的公益多于非哗众取宠的公益,真正默默无闻地做公益者不多。如果说,无论哪种公益总会让一些人受益,那我们也不好随便评价。一个社会的评价法则无非是合情、合理、合法这几条,如果公民没有合法从事公益活动的空间,只剩下 政府 垄断的公益慈善,那就只有官益,没有公益了,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本质意义上的公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公益应该是普世价值上的公益,今天中国最大的公益就是推动自主变革。   中国财富:那除了投身公益之外,新富群体应该做些什么呢?   傅国涌: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我不知道他们该做什么,我只是想,在一个举世喧嚣被物质俘虏的时代,只有通过多读书,读好书,培育起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认识真实的社会,对自己所在的社会作出准确判断,这是做事的基础。对每个年轻人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做一个明白人,而不是急于做一个公益人。做一个拥有自由思维的人,通过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有一天,他们也完全可以成为像穆藕初那样的企业家。我相信,一个不自由的人通过自身努力照样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自由的人,最终赢得自由与尊严。   中国财富:您接触过这些新富人群吗?您的评价是?   傅国涌:我的接触不是很多,因此无法对这个群体做出整体性的评价,而且哪个群体也是千差万别,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他们已没有父辈那种对财富的极度饥渴,他们没有像以前一些媒体宣染的那样糟糕,也就是跟常人没太大的区别,有个别比较出色,具有企业家的潜质,有个别有很强的思考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无非是普通人。   与“官二代”相比,“富二代”还是可塑性很强的,跟这个时代可以互动的。至少“富二代”中多数人并不自我膨胀,而是正常做人。这个社会既不要对他们太寄予期望,也不要用特别的眼光看待他们,而要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因为,属于他们的时代还没到来,还有待观察。未来十年是“富二代”接班的高峰,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会看到,他们以什么样的底色、什么样的姿态站在中国的大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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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英国大学毕业生三分之一做蓝领

大学毕业生比没有上大学的人失业率低 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数据显示,和10年前相比,大学毕业生做低技能工作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数据显示,2011年年底之前,有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从事了非大学毕业生水平的工作。而在2001年,这一比例数字是四分之一。 现在,英国还有五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失业。 同时,英国一工会的秘书长巴伯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来改变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从事低技能工作的现象。 新数据显示,收入最好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是有医科和牙医学位的毕业生,他们收入超过每小时21英镑。 有艺术和人文学位的大学毕业生收入水平最低,平均为12英镑一小时。 这一研究统计数字显示,21到64岁之间的大学毕业生一般的平均工资水平略高于每小时15英镑。 而非大学毕业生的一般平均工资水平约为每小时9英镑。 不过,数字显示,大学毕业生比非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比例要小。 但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近期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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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政策》 没有普京主义的普京

核心提示:但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开始走向末路——唯一的问题是他的统治将以何种方式结束。今天,反对普京成了一种时尚。一直以来备受冷落的俄罗斯反对派不会错过这个期待已久的机会。 原文: Putin Without Putinism 发表:2012年2月8日 作者:ANDERS ÅSLUND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莫斯科在过去两个月内彻底换了一种气氛,因为俄罗斯人开始相信,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政权即将终结。人们并不感到紧张或愤怒,而是表现得幽默和兴奋。 矛盾的是,反对派认为自己已经获胜并且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里,而政府却认为自己仍在统治国家。然而,这两种对现实相互矛盾的理解很快就会发生冲突,俄罗斯的政府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将被彻底改变。 人们普遍认为普京将赢得下月4日的总统选举。但俄罗斯人对选举之后的期待存在严重分歧。目前的莫斯科对未来存在5种不同的观点。 主流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俄罗斯陈旧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俄罗斯将经历和平和渐进的民主突破——是渐次式发展而不是革命。尽管普京总理将再次担任总统,但他的权力将逐渐缩小,两三年内将实现完全的民主转型。根据已故政治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塞缪尔·亨廷顿建立的现代化理论,俄罗斯的富裕、教育和开放水平之高决定了它不可能继续专制和腐败。 政治学家利利娅·舍夫佐娃提出的另一种自由派观点认为,普京在选举后将加强控制,他的新总统任期将比现在的统治更强硬。她写道:”普京时代正在终结,但当局正在不择手段地制造一个惊心动魄的结局。”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主要是支持普京的西方商人,这种观点认为,普京明白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他将再次推行在2000年实施的改革计划,强调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进行司法改革。按照这种思路,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他将在维护其个人权力的同时进行自由经济和法律改革,从而削弱抗议活动。 一些自由主义者还担心,支持市场化的政权一旦衰落,国家杜马中的极左翼和极右翼势力将结盟并走向台前。这个联盟将由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共产党、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和谢尔盖·米罗诺夫的公正俄罗斯党组成。它将支持大规模没收私有企业、增加公共支出、提高税收和进行价格管制。普京政权常常发出”我们之后任它洪水滔天”的论调,加剧人们对出现这种前景的担忧。 第五种观点盛行于体制的忠实拥护者之中,这些人认为,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政治领袖们只是想活动活动。毕竟,俄罗斯经济从1999年到2008年间增长了7%。就像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57说的:”坦白地说:我们的人民大多数从未过得像现在这么好。”这些官员和商人称政治稳定是最重要的,他们呼吁普京再统治12年,不要太多地改变现状。 尽管很难预测俄罗斯将如何改变,但一件件事情接踵而至,因此,莫斯科的政治改革将无可避免。如今,尽管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过去4年一直在鼓吹理智的俄罗斯现代化计划,尽管他从未为计划的实施办太多实事,但他的计划在公众中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中产阶级可能在9月24日梅德韦杰夫提名普京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就放弃了对梅氏的支持,但他们仍在寻找其他途径来实施他的计划。 与此同时,普京曾在12年的时间里把权威与压迫结合起来运用自如,但这招看上去似乎失去了魔力。11月20日,转折点出现了,当天,普京在出席一场国家电视台转播的格斗比赛时遭到观众嘘声。独裁者应该让人感到害怕才是——否则,他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普京的地位在他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赢得12月4日的国家杜马选举后进一步下降。独立选举监督机构”戈洛斯”说,选票造假手段十分拙劣,估计统俄党有15%-20%的选票为假票。即使这样,统俄党也只获得49.5%的支持率,比2007年少了15个百分点。普京的独裁统治从未显得如此无力过。 反对党或许人员组成复杂并缺乏有效的组织,但它已经展示了自己有能力带领人民走上街头并且围绕着一个不可思议的一致目标团结在一起。12月10日、12月24日和2月4日的3场示威活动是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它们打破了人们的恐惧防线。示威活动井然有序,没有让警察找到任何动武的借口,而警察现在似乎对镇压反对派已经束手无策。自由派反对人士安德烈·皮翁特科夫斯基写道:”任何用暴力镇压示威活动的行为都意味着政权已经失去合法性。”根据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历史,警察很可能拒绝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因此,即使普京想成为更残忍的独裁者,这种选择也很有可能行不通。 反对派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其正式诉求围绕的是公正选举,但更主要地集中于两个问题:民主与法治。左翼呼吁公正,而右翼呼吁高效的司法服务。这两个愿望都直接把矛头指向腐败和被视为俄罗斯头号腐败授权者的普京。被反腐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内称为”骗子和小偷党”的统俄党成为民怨的爆发点。 政府的反应有些令人疑惑,很多时候甚至自相矛盾。奇怪的是,克里姆林宫在12月份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梅德韦杰夫呼吁恢复普京在2004年废除的地方最高行政官员直选制。普京还没有作出什么反应,但地方最高行政官们立即开始反对联邦政府的这一决定,他们意识到自己今后很可能必须取得地方的支持才能保住权力。例如,在1月底举行的一次论坛上,4名州长公开批评地区发展部长制定的联邦支出评估体系导致资金被滥用。 州长们同样也受到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压力,要求他们一边承受杜马选举舞弊的指责,一边还要帮助普京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选举。显然,他们已经预见到未来的灾祸,不会为联邦政府做太多的工作,这有可能威胁到普京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能否获得多数选票。 克里姆林宫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普京撤掉了长期以来担任他的首席政治顾问并以阴险狡诈出名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任命经验不足的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接替他的职务。这两人之间最主要的分歧是,苏尔科夫主张普京应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中胜出,就像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雅克·希拉克击败让-玛丽·勒庞那样——从而取得更多的合法性。但沃洛金和普京不希望冒这样的风险,他们希望在第一轮直接胜出。 就连选举团队之外的政治任命也显示出普京完全没有与广泛的公众接触的意愿。他在12月任命自己的两位最亲密的老朋友——在圣彼得堡时的克格勃同事——担任高级职务。谢尔盖·伊万诺夫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纳雷什金被任命为国家杜马主席。 在不断在身边安插亲信的同时,普京还越来越依赖于反美主义来支持自己的政权。他最近任命两名俄罗斯最著名的反美政治家担任高级外交官:任命德米特里·罗戈津为负责国防工业的副总理,任命阿列克谢·普什科夫为国家杜马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普京还发动了一场反美运动,指责美国国务院支持抗议活动——这种老套的指控现在看来是如此过时和落伍。 同时,整个联邦政府也陷入动荡。12年来,内阁只发生了很少的变动,现在,很显然只有少数几名部长将留任。声望很高的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于9月离任并加入反对派的自由主义一方。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已经公开欢迎俄罗斯的民主化。很多官员正在为自己找退路,一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贪得无厌的腐败行为受到审判。 按照官方的说话,75岁的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是普京的竞选指挥部负责人,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沃洛金才是总统办公室真正的竞选指挥官。奇怪的是,统俄党被拒之门外,普京不希望与这个”骗子和小偷”的政党扯上关系。结果造成很多地方上有抱负的统俄党官员目前都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地方选举。 普京在1月中旬之前都一反常态地在公众视线中保持低调,但随后却变得更加活跃。迄今为止,他的竞争一直遵循两条路线。一是大量的报纸文章和每天的公开亮相,表明他对法治和经济问题的立场。普京自然而然地大谈特谈俄罗斯的经济成绩,并承诺自由市场改革和严惩腐败行为。这些说法代表了受欢迎的自由主义回归。然而,问题在于,普京的这些话与他在本世纪初所说的如出一辙,当时的很多相似承诺事后都没有兑现。这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他当时没有做到,那投票者现在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会实施这些改革呢? 另一条路线是在5家电视台播出的宣传影片。这些影片时长通常为1小时,制作要多粗劣有多粗劣。有一部宣传片歌颂普京使俄罗斯免遭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虽然俄罗斯的GDP在2009年降幅高于20国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还有一部宣传片讲述了一个关于普京如何阻止俄罗斯发生内战的奇怪故事。这些宣传片面向教育程度较低的观众,这些人也是普京最主要的选票来源,但这种竞选方式削弱了普京在报纸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更为知性的形象的可信度。 令人吃惊的是,普京在公开场合的行事风格发生了改变。2月2日,我在莫斯科投资银行特罗伊卡-迪亚洛格银行会议上看到他在讲话。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普京与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和拉古拉姆·拉詹进行公开辩论。他指责克鲁格曼支持放松的财政政策,认为这将导致生产过剩,他还批评克鲁格曼和拉詹的民主倾向,他说,民主将导致俄罗斯的社会开支无法被削减。虽然坐立不安,但普京与我们一起度过了2个小时。 多次露面反映出普京的复杂性格。他迟于决断但又很固执。他讨厌在压力下行事并从不沟通、妥协或改变某个决定。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大胆的即兴表演者。然而,很难看出他那些老把戏能否成功地重建他在过去几个月里丢失的权威。若想重建公信力,普京需要在3月4日的总统选举之前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他必须开除高级助手中最腐败的几位,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他还需要采取措施,清理国有能源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这家公司一直被视为俄罗斯腐败的黑洞。 俄罗斯政权内部的自由派警告说,普京必须开始打击腐败才能避免革命。然而,这些措施既可能重振他的统治,也可能削弱他的权力基础,因为这些措施可能威胁到他最亲密的助手们的利益。普京看上去已经从一个双赢的位置转到一个双输的位置,由于反对派的诉求核心是法律与公正,这一次,油价也救不了他了。反对派的调查显示,普京可能以绝对多数赢得本次总统选举,不再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 但尽管很有可能成功返回总统宝座,他在过程中也将失去合法性。选举制度虽然简单但缺乏民主:普京本人选择了4位”可供选择的”候选人,他还无视抗议者的要求,牢牢控制着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行政领导权。当然,还有媒体,不分昼夜地对这位候选人进行宣传。 但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开始走向末路——唯一的问题是他的统治将以何种方式结束。今天,反对普京成了一种时尚。在特罗伊卡-迪亚洛格银行会议上,国民经济学院院长弗拉基米尔·毛总结说:”目前最愚蠢的事情是浪费这次危机。”一直以来备受冷落的俄罗斯反对派不会错过这个期待已久的机会。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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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家阿文德如何看待《中国 2030》?

核心提示:到北京来参加《中国 2030》研讨会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认为中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美国,成为第一个相对贫困的经济第一大国。 原文: What Economist Arvind Subramanian Thinks of ‘China 2030′ 来源:《华尔街日报》 发表:2012年3月2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印度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因去年出版了《日蚀:生活在中国经济霸权的阴霾下》一书名噪一时。该书推断中国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一霸。如果该推断得以印证,那中国将成为工业革命来首个将相对贫困的经济第一大国。 这位52岁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深研究员。近期,他赴中国参加一场讨论会,主题是世界银行和中国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出炉的报告《中国2030》。该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实行彻底的改革,中国将面临一场经济危机。 他与《华尔街邮报》记者鲍勃·戴维斯(Bob Davis)和汤姆·奥力克(Bob Davis)一起在北京的一家云南饭店见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WSJ:《中国2030》警告,如果不实行彻底的改革,中国经济将停滞增长。以上分析是否动摇了你之前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乐观预期? 萨:你得分清短期和长期增长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短期内出现硬着陆,政府仍有能力恢复元气,并在此后20年保持6.5%的年增长率,这就会让中国赶超美国。 WSJ:有关中国崛起的预言是否会如同30年前日本崛起的预言一样昙花一现? 萨:中国崛起的怀疑论者总是拿日本说事,认为中国有着和日本一样底层乱糟糟的金融体系,因而中国也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但是我认为这种类比毫无意义,因为即使中国经济出现停滞,全民生产总值仍然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仍有能力赶超美国。20年前日本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已经与美国持平。 WSJ:中国在经济实力攀升世界顶峰后将是如何运用权力? 萨:他们会说:”我有市场,有实力,我能搞定你,你不能搞定我。”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他们仍将韬光养晦,小心谨慎,因为他们正集中经历处理国内事务。但是他们取得主导权的速度将快于他们自己的预期。他们正在不断摸索。 WSJ:中国会做什么有建设性意义的事吗? 萨:中国可以逐步提升威信。如果不从自私自利的角度考虑的话,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来承担自己的责任,比如希腊问题,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它自愿退出欧盟还是被赶出欧盟。美国、欧洲、中国可以通过向陷入危机的国家借贷来建立一道经济防火墙,抵御危机的蔓延,如若不然,中国也会受到牵连。 中国可以效仿日本和其他新兴市场,建立一个资金额度达30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该组织的储备金达到1万至一万五千亿美元,那中国就相当于买了一个保险。 WSJ:你对《中国2030》这份报告有什么看法? 萨:我有些惊讶,不过也很高兴。对报告终于说出中国要从现状开始进行质变,这一点值得称赞。报告中说中国必须改革,但是没有提到”改到什么程度就需要政治转变”。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如何在保持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改革?在控制之下,它还能做多少改革?改得越多,你就得拆得越多。 WSJ:中国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用意是什么? 萨:从政治角度分析,是为了弱化美元的主导力。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历史问题。中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处理一些政治经济问题,正如他们通过放松金融体制度,更加依赖市场而不是政府指导一样。改革派可以这样说服保守派:”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弱化美元。” 相关阅读: 《华尔街日报》 改革的新推动力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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