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来袭，从企业到个人，收入都在减少，当然，一些央企和国企是例外的，唯独政府税收收入不减反增，让人难以理解。似乎，越是危机，政府越是收钱 　　文/本刊记者 崔晓红 　　2008年，金融风暴肆虐全球， 　　余波至今仍未平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中国虽不是这场危机的主战场，但也难逃一劫。大量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在风暴中沉沦。对许多企业而言，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就在众企业勒紧裤腰带过难关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国家税收收入依然坚挺，延续着大幅上涨的态势。这让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纳税人甚感不平和不解。无论经济环境多么恶劣，政府税收收入总是如此稳健，旱涝保收。这是为什么？

广东省工潮向中国其他地区蔓延之后，一些经济学家惊呼，中国经济出现“路易斯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力被经济增长和都市化进程吸纳，标示着中国廉价劳动力市场的提前终结。专家分析，这是中国逐渐进行产业升级与生产率调整的结果。 路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路易斯(Arthur Lewis)在1968年提出，形容农村廉价劳动力被经济增长全部吸纳后，工资会显著上升。路易斯用这套理论显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经。 中国沿海劳工短缺，以及广东工潮向中国其他地区蔓延之后，各地工薪大幅提升，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路易斯拐点”效应。 *经济增长改变劳力市场* 美国财政部前亚洲办公室与中国科代理主任、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凯德尔(Albert Keidel)承认，中国劳工市场的突然变化令人吃惊。不过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不一定是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因为中国西部开发与农村经济的改善，是造成沿海劳工短期的主要原因。 他说：“开发西部的政策是真实的，他们的确集中了大量国家资金，对这些内陆省份进行投资，西部就业机会现在增加了很多。” *生产力调整* 世界银行前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认为，“路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中国生产力逐步调整的开端，这个进程开始之后，以往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廉价劳工市场将不复存在。 他说：“中国人均生产力开始逐渐调整，技术开始调整，产品与生产程序开始升级，这些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每个人都有时间进行调整，其实人们都在进行调整。你如果想提高中国家庭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他们就需要获得劳动报酬，需要按照国际价格制造足够的产品，才有理由获得高工资。” *利用危机进行产业升级* 工资提高的直接后果，是沿海许多工厂关门，向湖南、安徽等内陆和东南亚地区迁移。鲍泰利指出，政府2007年就开始关闭珠江三角洲不少效益低下的小型工厂，作为在全国推广产业升级的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利用机会，听任产业倒闭，进一步助长这种趋势的发展。 他说：“2008年中期，金融危机爆发前，他们就关闭了珠江三角洲地区15%的公司，政府现在又利用这场危机，作为继续强化制造产业升级、淘汰许多低端产业的借口。这场危机从许多方面提供了这样做的理由。2008年12月下旬金融危机达到高峰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就批准了这套向全国推广的最后定型的升级模式。” *工薪增长有助内需* 凯德尔认为，“路易斯拐点”出现后，中国沿海地区低技能劳工的平均工资今年已经上升了10%到15%，技能型劳工工薪增长更多，这种趋势会继续发展，但会追随经济周期而出现波动。总体而言，这有助于拉动内需，因为内需不能光靠政府刺激，主要还是依靠家庭消费的增加，而家庭消费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这个趋势希望现在开始扭转。 他说：“2009年，中国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至少是十年来 的第一次。2010年迄今为之，这个趋势似乎还在继续。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非常低，2007年只有35.5%，是最低点，美国是中国的两倍，但这个比重似乎正在增加。印度的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60%，中国要达到这一水平，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中国至少似乎正朝正确的方向努力。” 凯德尔认为，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人类经济史上有两个时代在当时被形容为“萧条”：伴随1873年大恐慌（Panic）通货紧缩及经济动荡年代；伴随1929-33年金融危机的高失业率年代。 无论19世纪的长萧条（Long Depression），还是20世纪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都没有造成经济的连续下降——反而，都包含经济的增长的周期。但这些增长都不足以弥补危机爆发时的经济暴跌，并且增长不稳定，伴随着反复。 我担心，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次萧条的早期。这可能更像是长萧条，而非更为严重的大萧条。但对世界经济，尤其是数百万因缺少工作机会而受害的人而言，代价将无法估量。 第三次萧条首先是政策失误造成的。环顾全球——上周末让人深感沮丧的G20峰会——各国政府都着迷于控制通货膨胀，而真正的威胁则是通货紧缩；宣扬政府需要减少开支，而真正的问题是开支不足。 2008和2009年，看起来似乎吸取了历史教训。不像先前的领导人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提高利率，现在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领导人采取降低利率，以支持信贷市场；政府也不像以前之政府在面对经济衰退时，试图平衡财政预算，现今的政府则允许赤字增大。良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避免了世界经济全面坍塌：去年夏天，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也许业已结束。 但以后的历史学家将告诉我们，这并不意味着第三次萧条已结束，正如1933年开始的经济回升并非大萧条的终结一样。毕竟，失业率——尤其是长期失业率——仍处于不久前还认为的灾难性水平，并且没有迹象表明将很快下降。美国和欧洲正在向日本式的通货紧缩陷阱迈进。 面对如此惨淡之景象，你或许期望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他们没有做足够的事情促进经济复苏。但并非如此，过去几个月，令人震惊的出现了重返硬通货及预算平衡的传统经济学（orthodoxy）的趋势。 就言辞而言，传统学说在欧洲的复兴最为明显，欧洲各国政府似乎已将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讲话中得到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乃至宣称增税和减少开支可事实上通过提高工商业信心来发展经济。然而，作为一项实际问题，美国并没有做的更过。美联储似乎已意识到通货紧缩的危险，但它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应对呢？没有。奥巴马政府明白提前结束扩张财政政策的危险，但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和保守民主党不会批准向州政府提供额外的援助，无论如何，要开始执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了——以减少州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 这些错误是如何转化为政策的呢？强硬派常引用希腊或欧洲边缘国家的问题为其行为辩解。诚然，债券投资者以棘手的财政赤字向政府施压。但没有证据显示在面对经济衰退时，短期的财政紧缩能使投资者安心。与此相反：希腊同意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却发现风险更快的传播；爱尔兰大刀阔斧的裁剪公共开支，结果却被市场认为比西班牙风险更大，而西班牙最不愿意执行强硬派所开出的政策药方。 仿佛金融市场理解的东西，而政策制定者却不明白：长期财政政策职业固然重要，但在经济不景气时缩减开支，将加深经济衰退，并为经济萧条铺路，事实上将弄巧成拙。 因而我不认为这和希腊有关，或是财政赤字和就业率两难的折中的现实考量。反而，这是未作任何理性分析的传统学派的胜利，他们的主要原则是在困难时期，向他们施加痛苦是证明你领导能力的方式。 另外，谁将为正统学说的胜利付出代价？答案是，数千万失业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不得不失业多年，一些人将永远无法重返劳动力市场。 添加新评论 相关文章：    G20与会领导出现分歧 美警告欧洲或再遭经济危机    身后的号角声    我失去的兄弟    快钱时代，以及它带来的创伤    《纽约时报》：人民币升值与东亚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