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

段钢:报纸在自媒体时代的竞争立足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5a66c0100hdwd.html 段钢:报纸在自媒体时代的竞争立足点 (2010-04-06 16:40:10) 2010年2月21日,在刚刚上线不久的人民网人民微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名字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2010年3月4日,新浪CEO曹国伟在新浪2009年度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透露,新浪微博的用户已达到500万。2010年3月13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接受《新京报》的专访时说:如果说BBS是第一座里程碑的话,微博当然有成为第二座里程碑的潜力。新华社新华视点两会微博编辑组负责人贾奋勇说:在新华社内部,我们经过充分的论证、评估,形成的共识是,面对微博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不能缺位,不能失语,而应该主动去参与、利用。如果不参与,就是没尽到新闻人的责任。[1]这些都预示着,又一个成熟的自媒体形式形成了。胡泳说:我这里所说的微博具有里程碑意义,主要是指在传播形态层面。[2] 每一次媒介的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但这次的微博热潮并不是技术提升带来的,只是一种模式的创新和技术深化利用。然而对于报纸来讲,任何技术的推进都会引发更多的恐惧与自省。 报纸消亡论的阴影笼罩着整个行业。报纸的转型似乎已成为所以从业者的热门话题,各大报纸都在探索未来的发展之路,虽不至于到在夹缝中生存的地步,但仍是荆棘满布。变是从业者的共识,但如何变?变成什么样子?现在仍是未知数。微博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更多的疑问。在一个新的媒体时代来临之时,报纸是否能够成功应对新的挑战,继续掌握主流新闻话语权?报纸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或是会走向消亡?唯一能够给出答案的是时间。然而将这些问题拿出来进行讨论,仍然是有价值的。这些讨论将有助于提高报纸转型的效率和降低转型的成本。 一、微博挑战者 1.微博自媒体的延伸 微博,即英文中的Microblogging。维基百科对其定义为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200字)并可以公开发布的博客形式。微博与普通博客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在内容、文本规格等方面都远远小于后者,更加便于点对点的人际间传播。这种特点使得微博使用者传送信息的方式更为多元,包括短信、即时通讯软件、电子邮件、网页等。此外,微博客也可选择发布多媒体内容,如图片、影音剪辑等。 之所以将这个媒体时代称为微博时代,其寓意不仅在于一种新的媒介形式的诞生, 更在于其所带来的传播模式与传播理念的变化。微博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渠道霸权,使自媒体的特点更全面地展现出来。 自媒体概念的正式提出要追溯到2003年7月,当时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出版了一份由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和克里斯威理斯(Chris Willis)联合提出的自媒体研究报告,该报告定义: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 径。[4]2004年,美国互联网界著名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Dan Gillmor)出版了其专著《自媒体》,该书全面地介绍了草根记者(博客主)的激增是如何改变新闻传播方式的。他指出:由于每个人都能够制作新闻,发言权被赋予了那些无声的人们。[5]也就是说,依赖技术的发展,人们作为原子化的个体成为新闻的生产者、传播者,向其他个体或群体自主发布、分享信息。至此,传统媒体的渠道霸权被打破,报纸、广播、电视不再是新闻传播的唯一渠道,我们告别了拥有渠道,就拥有经济回报的黄金时代。 回过头来看微博,不难发现它就是自媒体的一部分。它秉承了自媒体环境中个人自主传播的特点,并以一种更快速、更便捷的方式将个体与世界相连。在微博时代,以往被传统媒体忽略的信息得以传播,其所展现的价值也更加多元。实际上,这些反映的就是自媒体的特点。 因此说,微博就是自媒体必然的延伸与拓展。 2.自媒体挑战的不仅是渠道 一直以来,人们以为互联网的威胁主要在于它使报纸等传统媒体失去了渠道霸权。因此有关报纸发展的讨论自然主要围绕在如何拓展渠道上,如报纸整合、网上办报等。对于报纸而言,依托网络壮大起来的自媒体挑战的就是其渠道地位。这样的讨论固然重要,但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被忽视了,而这个问题将在判断报纸存在的必要性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自媒体挑战的不仅是报纸等传统媒体由于拥有渠道而保有的地位,它挑战的是整个记者作为职业存在的必要性,乃至整个媒体行业作为专业新闻机构存在的必要性。 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掌握新闻的来源。而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发布者,并且这种新闻具有更加强烈的贴近性、近向性和趣味性时,那么,由报纸等专业新闻机构在传统新闻价值判断下制作的新闻时吸引力就大幅衰减了。 自媒体的核心在于自主交互传播。这种传播首先在便捷程度上更有优势。互动性增加了传播效率,与传统媒体单线式的传播有很大区别。此外,由于信息是由使用者依据个人判断发布的,在价值上更符合目标受众的偏好,尤其是在价值趋同的小众范围内。 这不仅对报纸,乃至对所有新闻机构来讲都是致命的。他们原以为失去的仅仅是渠道,内容为王,自己仍掌握着内容的密码。然而他们将发现,围绕个人展开的自媒体在内容方面以及价值判断方面,对统一的传统新闻机构构成威胁,传统媒体再也无法垄断对世界的解释功能。 个人掌握了传播渠道,且具备制作、发布新闻的能力,将来还有可能创造出营利的模式。那么,职业记者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养着这群职业记者的专业新闻机构,其中报纸最为典型,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这就是自媒体发出的挑战。 二、微博时代报纸生存的依托 既然微博时代,或称自媒体时代挑战的是记者、报纸作为职业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报纸生存所依托的东西便成为应对挑战的关键。目前来看,报纸在这场竞争中仍然拥有优势,而这些优势也成为报纸存在的立足点。 1.新闻真实性 早在丹吉尔默(Dan Gillmor)提出自媒体概念时,他就指出草根新闻的兴起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包括真实性和公然欺骗。[5] 这并非杞人忧天。2008年10月5日,在CNN旗下的一家公民记者网站iReport 上,有用户发布了一则新闻称,苹果公司总裁史蒂夫乔布斯因突发心脏病,被送进了急诊室。这则新闻在网上迅速传播,甚至导致苹果股价出现大幅下跌:新闻发布后,当地时间上午9:41,苹果股价从高位106.19美元开始跳水,到9:52已滑至低点95.41美元。直到苹果公司发言人公开指出这是一则假新闻,而多家专业新闻媒体也纷纷证实乔布斯并未因病住院,苹果股价才慢慢回升。 这家iReport网站以提供无编辑,无过滤的新闻为口号,但结果却如此尴尬,由此可见,在虚拟世界实在难以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实际上,无论是微博还是已经流行很久的传统博客、论坛,自媒体工具的更新并没有绝对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2008年11月,传媒巨头默多克在美国广播公司一年一度的系列广播演讲中说,现在的人们对信息比任何时候都饥渴,而报纸对于博客以及行业内其他新秀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加可信的新闻。 为此,默多克还预言,我相信报纸将在21世纪达到一个新的高度。[6] 报纸是否会真的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然而,这句话对我们的启示是重要的:人们需要信息,更需要可靠的信息。在满足受众这点要求上,报纸显然比自媒体更有优势。 报纸有严格的内部审核机制,中外媒体皆是。各个报社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记者手册,规定着记者编采行为的方方面面,如:如何处理信息源,如何通过可操作 模式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当记者采写归来,编辑会再次确认信息的可靠性,以确保报纸上刊登新闻的绝对真实性。甚至有的新闻媒体还有严格的新闻核查制度,即在媒体未刊登前,会由专职核查员对新闻当事人或受访者进行进一步的核实。中国新闻学者钱钢就接受过《纽约客》的核查。[7] 记者,在职业道德和受聘媒体体制的双重约束下,在自律与他律的过程中,实践着对新闻准确性与真实性的要求。当然,这也是新闻记者的职业追求,这种追求使记者天然地占据道德高地并对社会现象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可以说,报纸作为一种新闻机构的存在与记者作为一种职业的身份,二者结合确保了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这方面的优势无论在微博兴起的今天还是在更多新媒体技术冲击的未来都不会改变,因此这也成为记者和报纸生存的依托点。 当然,再严密的机制也难免有出差错的时候。但总体来看,这种出错的几率要远远小于网络等虚拟传播,而且传统媒体极少出现主观故意的失实。毕竟,在现实世界中,声誉不论对于个人还是机构都非常重要,它是社会地位与经济回报的保障。也许有人会寄希望于虚拟传播模式中真实性的改善,但目前网络实名制的难产,已经说明,这个道路还很漫长。 目前,报纸仍保有新闻真实性方面的优势,而新闻真实性也将成为报纸在自媒体时代发展的立足点。 2.系统过滤vs. 个人筛选 传播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被称为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把关人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于1947年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后经传播学者怀特于1950年引入传播学领域。该理论认为,在信息流通的过程中,媒介组织是一道关口,对社会上庞杂的信息进行过滤后,再传递到受众手中。[8] 社会上可作为新闻素材被编译的信息很多,但最终到达受众那里的新闻却是极少数的。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信息的把关人或者过滤者,依照自身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或为新闻理想,或为迎合受众、或根据个人喜好,在众多素材中挑选出可用的编辑成新闻传播给受众。这个筛选的过程可能只涉及个人,如记者、编辑、主持人等,也可能涉及整个媒体机构。总的来看,媒体把关的过程就是一种系统过滤行为。 此前,有不少学者探讨了网络发展对 把关人理论的冲击,认为网络信息的多元化正在淡化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角色。然而,尽管有冲击,但这种冲击还不足以抵消 把关的作用。 网络的兴盛带来的是海量的信息,尤其在网络发展所促成的自媒体时代。个体传播者依照自身各不相同的喜好与价值判断所发布信息铺天盖地地袭来。微博的诞生使这个局面加剧,将人们推入信息爆炸的火焰中。面对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个人难免会有无助感。看什么,不看什么,从哪里看,都成为棘手的选择困境。更严重的问题是,在成千上万条信息中,有多少是有用的或是有价值的,如何从各种垃圾信息中筛选出真正需要的?搜索引擎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但如果连关键词都不知道,又从何入手呢? 面对这种信息爆炸或是垃圾信息成灾的局面,报纸再一次显现出其优势。由于拥有着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队伍,报纸通过系统过滤,去芜取精、去伪存真,为受众挑选出符合普遍新闻价值观的信息,将受众从个人筛选的无助中解救出来。 时间就是一切!系统过滤为大众所节省的时间所形成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人们需要多元化的信息,人们更需要有价值的信息。报纸所做的就是,让受众在更短的时间内阅读更多有价值的新闻。而这样做,在今天,在将来都是有意义的。 的确,微博一出现,就有人开始呼唤传统新闻价值观的改变。但正是新闻行业已形成的一系列标准,为读者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此,报纸生存的另一依托点将在于新闻价值观的保留,以及由此衍生的系统过滤功能。 3.制度优势 丹吉尔默在《自媒体》一书中说:如果今天的主流媒体是恐龙,它不会悄无声息地灭亡。[9] 在这里,今天的主流媒体就是指报纸、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之所以说即使它们消失也不会是静悄悄的,原因在于政府不会坐视不理。 尽管网络的地位在上升,政府对于报纸的重视程度依然高于网络。政府对报纸行业的最大支持在于对网络新闻采写权的限制。新闻采写权的缺失不会完全扼杀网络新闻的生命力,但仍然极大地限制了其发展。无论是网站、论坛、播客、博客、还是微博,没有采写权,发布的新闻就不能称之为新闻,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毕竟没有经过权威授权,就会缺乏约束与责任。 目前一些新闻从业人员也会通过博客、论坛、乃至微博发布一些信息,其中也不乏自己采写的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这些有采写资格的记者想要以自媒体的方式发布新闻也需要依托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平台。在大多数情况下,除非说明文章已在某报纸(或其他传统媒体)上发表,否则这种以个人方式发表的新闻一样缺乏公信力。当然,以流言、谣传的形式继续散布又是另一个范畴的事情,与真正的新闻无关。现在,一些网站在争取新闻采写权。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不能解决虚拟传播领域的实名制问题,或是形成有效地新闻制作问责制,政府不会放宽采写权。文责自负对于传统媒体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约束机制,既是强制约束,也是道德软约束。而自媒体只要一天无法解决约束机制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与传统媒体竞争。 政府支持报纸等传统媒体也是不无道理的。例如报纸,经过长期的积淀,已形成自己的品牌。当受众在自己信赖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他是不会去怀疑这则新闻的真实性的,这就是品牌,这就是公信力。著有《正在消失的报纸: 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一书的美国学者菲利普迈耶说报纸的主要产品既不是新闻也不是信息,而是影响力。[10]政府看重的便是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包括一些报纸所传递的主流意识。这些是不可能被个人、被网络迅速取代的。政府也将继续给予报纸等传统媒体制度上的支持。 三.报纸的变与不变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报纸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所占有的优势也将成为报纸未来发展的立足点。 报纸消亡论不能被完全否定,谁也不能保证报纸绝对不会消失。新技术的推进,无论在渠道上还是内容上,的确给报纸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而在报纸最大的优势新闻真实性方面,微博也发出了相应的挑战。 不论是新浪微博还是人民微博,都不约而同地引入身份认证制度。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名字只可能属于一个人;而诸如姚晨、赵薇、李开复、黄健翔这些大众所熟悉的名字,经过认证,也对应着传统媒体上我们所熟知的那些人。这无疑是微博在探寻网络实名制过程中的一大有益尝试。人们对自身名誉有着天然的保护意识,实名就意味着责任,保证真实性的责任,维护个人名声的责任。 可惜,微博推出实名制的范围仅限于公众人物,其初衷也只是维护名人名誉权不被侵犯;当然更原始的初衷的是通过名人效应吸引更多的用户加入微博。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微博的实名制,这与能够实行监督者角色的全面实名制还相距甚远。此外,这种部分实名制的尝试仍停留在自愿的基础上,非必须,非强迫。只有当实名制在网络上形成强硬的制度性安排,网络真实性才有可能得到保障(当然,实名制也不是对付虚假信息的灵丹妙药。而且有人认为,实名制对网络自由的损害从而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其对信息真实性的助益)。即便是把全民都有可能打造成记者的微博,也并未完全解决自媒体在新闻真实性方面的欠缺,更谈不上信息的过滤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仍是网络等新媒体所无法取代的,而网上众多的传言也有赖传统媒体去证实或澄清。例如,2009年发生的杭州 57交通肇事案,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杭州飙车案。事件发生后,各种流言便在网络上散布开来。例如有网民爆料,称与胡斌(肇事者)一起飙车的伙伴是杭州一市委常委的儿子;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又有网民在论坛上发帖称出庭的被告人胡斌是替身,还贴出照片加以佐证。不实的传言使公众的情绪愈发激烈。直到传统媒体介入后,才调查证实网上流传的全部是假消息。可见,新闻的真实性仍需要传统媒体来维护。 摩尔定律[11]显示,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是飞快的;也许有一天,在技术的推进中,自媒体会发展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高度。然而,依据自媒体的特点,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都很难逾越虚拟世界固有的矛盾真实性。而自媒体的优势恰恰是依托虚拟世界而形成的海量信息。当然,一旦自媒体拥有真实的海量信息,且能够做到迅速地筛选与搜索,传统媒体的危机时刻也就到了。 报纸消亡论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理论。报纸的生存依然需要在求变中寻找空间。例如默多克曾建议,报纸要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新闻和意见。[12] 这个建议对中国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报纸发展有特色的观点、评论,有利于在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的中国报业内,开辟出新的空间,避免在竞争中被淘汰。而细分市场,收缩报道范围,增加报纸不可替代的社区影响力[13]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当然,有关报纸发展问题,讨论最多的仍然是融合,与互联网融合,报网互动,以利用网络实现更多的人性化服务。针对微博,相信也将会有如何将报纸与微博技术相结合的讨论出现,这些都是不无裨益的。 报纸为了生存可以变,可以广泛接受融合自媒体时代的新闻表述方式。但对于自身已有的优势,例如在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观判断等方面的优势,报纸必须有清晰的认识。这些是报纸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一旦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必将受到威胁,报纸消亡论也就不可避免。 注释: [1]高明勇.《两会微博带来什么?》[J]《新京报》2010年3月13日B04/05版。 [2]如注释1 [3]转引自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J] 《探索》2006(2). [4]Dan Grillmor. W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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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我接受了《纽约客》的核查

http://www.infzm.com/content/31122 钱钢:我接受了《纽约客》的核查 作者: 钱钢 2009-07-08 22:03:16 来源:南方周末 我在接听 《纽约客》核查电话时,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 从事新闻工作30年,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本周一,我接受了美国《纽约客》杂志的Fact Check(事实核查),颇感新奇。 一个月前,我曾接受《纽约客》记者的电话采访。他在做一篇人物特写,主人公是我的朋友,北京一家著名杂志的女主编。周一打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同事已经交稿,文中内容要向我核查。 对曾采访我的记者,我印象很好。他富有采访经验,对事实和细节穷追不舍。然而这位事实核查员(Fact Checker)似更谨严。她核查的内容包括:时间、地名、场面;记者在文中引用的我的原话;记者本人提出,而得到我认同的某观点,等等。 接电话时我有个突出的感觉:即使最优秀的记者,他所转递的信息也会有些微偏差。例如我说过,那位主编写的一本介绍美国报业的书,曾是我们这群人的必读物;而文章给核查员女士的印象是,那是一本按规定必读的书。我还曾对记者回忆,那位女主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记者很自然地理解为她说话声音很大 (我向核查员解释了声音清脆和说话大声的细微区别);先闻其声还包括女主编当年脚穿高跟鞋的走路声这也没有逃过核查员的眼睛:你说过她爱穿高跟鞋,对吗?我忙解释,那是十来年前的事!现在,谁还电话那边这时传来轻松的笑声:是啊,现在连年轻人也不爱穿了,太老土了。 我接受核查约半个小时。想到我只是众多被采访者之一,对那位核查员女士的勤勉不禁感叹。放下电话,我即向专家求教,并上网搜索。原来,美国传媒的事实核查制度始于百年前的普利策时代。《纽约客》杂志专设一个事实核查部(Fact-checking department),聘请富有经验的人担任事实核查员。这是很有前途的职位,据说担任过事实核查员的人,被媒体聘为总编辑的几率很高。 核查员有其独立性,和被核查的记者无个人瓜葛,核查规矩很严。港大陈婉莹教授,曾在美国作为记者接受过事实核查。她给《村声》周报写稿,交稿时,同时交出所有被采访者的联络方式。核查员向他们逐一去电,文章的内容,包括所引用的被采访者的每句话,被细细核查。《纽约客》等杂志还要求记者交出采访录 音。这无疑意味着很高的工作成本,所以只在一些顶级媒体实行,陈婉莹说,太贵了。 对美国传媒素有研究的展江教授告诉我,这10年来,严格实行这一制度的美国媒体越来越少。难怪我在接听《纽约客》核查电话时,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普利策先生当年准确!准确!准确!的名言,在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似乎已是飘逝的远烟。是的,愿意投重兵重金去做长线调查报道,并严格核查事 实的媒体越来越少了。 如今,报得快似乎比报得对更加重要。据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先生观察,新闻的生产方式,过去是过滤,然后发布,现在开始向发布,然后过滤转移。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在21世纪,当每个人都成为记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新闻丛林,好坏参半,优劣共存(胡泳:《众声喧哗》P119-120)。 这个问题困惑着我。我不认为,网络的崛起必然导致经典新闻理念的坍塌。2007年7月18日济南特大暴雨后,腾讯网召集济南网友提供目击证言,短短数小时,大量准确的事实公之于众,速度和力度均为传统媒体难以企及。华南虎事件,广大网民群起核查事实,最终戳穿谎言。更别忘了,还有个人博客,不畏艰辛担当了事实核查使命。 但毋庸讳言,相反的例证也很多。许多网上的事实让人莫辨真伪。虽说网络自有纠错功能,但无情的是,在网上第一次出现的事实,多半成了最终的 事实,无法修正。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朋友热衷谈论传统媒体的衰落和解体,以浪漫的言辞描述新媒体带来的革命,但是对传统媒体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价值和操守,却似有意无意地轻视。在融合媒体时代,还需不需要新闻专业主义?还需不需要从事调查报道的一整套技术和规范?在大学新闻专业,我们如何教育学生?当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可能变得越来越多元、许多人将到网络去打拼的时候,我们的新闻课,还要继续讲《大公报》、讲范长江、讲水门事件调查吗?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传统课程,已经到了必须更新的时候。但,如何更新? 新闻的本初命题提供准确事实,正面临强劲挑战。新的传播环境下,传媒如何进行Fact check(事实核查),应该不是一个迂腐的提问。 (作者为传媒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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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留给执政党的珍稀遗产(转)

作者:傅剑峰 |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作者:钱钢

摘要: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天的领导层,能认识这些遗产的宝贵价值、并将这宝贵资源转化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吗?

  “又走了一个!”5月9日凌晨,原中宣部长朱厚泽去世。朱厚泽,新闻界朋友称他“朱三宽”,因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宽容,宽厚,宽松”政策。朱厚泽的名字和政治改革密切相连,代表着一个令人怀念的开明时期–温暖而又短暂。他的离去,在网络上引来惋叹。

  80年代中期朱厚泽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1986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提出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信任的气氛”。6月,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8月,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朱厚泽的“三宽”,出自他的文章《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他的原话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人民日报1986.08.11第7版)

  1986年的中国充溢着解冻气氛,传媒上出现了大批有关政治改革的文章。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的专访《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的《走向政治体制的高效化和民主化》等。那种活跃的政治气氛,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的《唐山大地震》,也是那年春天发表的。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本在当时突破一些禁忌、讲了些真话的书,正碰上一个对新闻出版管制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早一些或晚一些,都不可能顺利出版。

  朱厚泽在胡耀邦辞职后而卸任,离开政治中心。然而他从未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和对中共自身改革的思考。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走上经济突进,政改滞后的畸形发展道路。对于一种崇拜权威、崇拜国家、醉心于举国以赴办大事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评论家笑蜀命名为“新国家主义”),他敏感而警觉。早在1999年,他就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尖锐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2009年3月,在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泽写道:“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朱厚泽反对新国家主义,呼唤公民社会;反对“富官”的权贵资本主义,呼唤“富民”的健康市场经济。2008年,中国出现了关于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他的文章提到,“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一些老同志”,就是中共党内像朱厚泽那样一群忧国忧民的高级干部。他们亲身参加过中共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斗争,对建政后的教训有切肤之痛。他们曾聚合在邓小平、胡耀邦周围,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建立功勋。30年光阴,白驹过隙,80年代风华正茂的改革英才,转眼年至耄耋,正相继离去。我们为失去他们而神伤,也为失去他们而深忧。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天的领导层,能认识这些遗产的宝贵价值、并将这宝贵资源转化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吗?

作者授权中国改革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改革网”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511/16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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