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

雷一宁：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 进入专题 ： 鲁迅 教育    ● 雷一宁 （ 进入专栏 ）       钱理群先生为我写的书序《向“伟大的中国女性”脱帽致敬》（注：见《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本文所引我的文章，均出自此专集），我早已看到。拜读之后，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可是由于疾病和治病，身体和思想都处于半麻木状态，加之这些年的“脱胎换骨”，思想也早已处于僵化状态，始终未能把内心的想法理出个头绪。这些天，翻了翻手头的鲁迅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著作，才渐渐得到一点儿灵感。     钱先生经历过“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鲁迅先生有深入的研究，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孩儿王–教师，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的了解，铁流先生请他为我写书序，再合适不过了。但他称我为“伟大的女性”，我实在不敢当，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写文章的目的，只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遇我们曾经遭遇过的厄运。保护孩子，是女人的本能。记得在我当学生时，老师讲巴黎公社历史时，讲过一幅名为“巴黎公社社员墙”的浮雕，画面很简单，只是一个（面对反动势力）伸开双臂保护她身后的许多孩子的女人。当时老师未能展示实物，哪怕是一张照片，但他形象的描绘使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我脑际，至今不忘。现在，我要履行的就是这个对女人来说再平凡不过的职责。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母亲，没能把“爱”给予孩子们（包括我的儿女）；作为一个“教书匠”，只是身不由己地做了无产阶级政治/“党”的喉舌，我欠了孩子们太多太多。     作为一个读过几本书的女人，我深深知道几千年来女性的厄运，也耳闻目睹了现当代中国女性的遭遇，还亲自品赏了中国女人的苦难，深知女人要真正解放，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前巴基斯坦女总理碧娜芝·布托，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在事业上不亚于男性，却按传统做法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由母亲决定和包办，婚后对丈夫又十分顺从，以至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都葬送在这贪腐的夫君手里；日本皇太子德仁的妻子小和田雅子，也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精通六国语言，婚前便是日本外务省的明日之星，可婚后却为能否为皇室传宗接代而受尽委屈，以至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们，地位够高的了，读的新书够多的了，却仍然逃不脱厄运！这典型地表明，女人，尤其是东方女人的命运至今没有改变，用李慎之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我之所以忍着往伤口上撒把盐的疼痛回忆这些往事，只是为了做一块漫漫长路上的踏脚石，使后人少走些弯路。为了写得更典型集中，我曾想把我自己、沈巧珍和另外几个女右派融会贯通写到同一篇文章中，但在快要成文时，有关的人严正地提出，这会给她的家庭带来伤害，不同意我写，而且文章也显得冗长。于是我把有关的内容删除，并把一篇文章分成几篇，不过所表达的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思想，即马克思的这句话：“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赋使命，有句俗话，“孩子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写女人，不可避免要牵涉到孩子。试想，“爱”这个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最原始最具体的人性，是在家庭里，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在父母亲主要是母亲的“爱”的熏陶下形成的。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的十个等级之后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认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男孩子尚有跳出这奴隶地位的日子，女人是永无出头之日的（除非她甘心扭曲自己做丈夫/男人的附庸/奴隶），一个正常的女人所剩下的只有造物主赋予的他人难以剥夺的“母爱”了。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连“母爱”都被打翻在地（详见第224-226和233-235页《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一文，及《魂系，归来！》），中国的孩子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母爱都不能得到了，多么可怜！     早年的鲁迅曾把改变中国社会的“吃人”本质，改造中国国民的奴隶性格的希望，寄托在孩子/青年人身上。1918年，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1919年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明确地对父亲们提出：“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就以做一块“踏脚石”为己任。可是，后来，事实教育了他，他对孩子的明天有了更深的忧虑。于是，在他去世前的1933和1934年起，又接连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在《上海的儿童》和《立此存照（七）》中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呐喊。     1949年，在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我们这些当时的孩子，无不欢呼雀跃，以为中国再不会发生“吃人”的事，中国人不再是奴隶了。谁知，     吃人的事却在变本加厉地重演，“救救孩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听到了许多类似于“救救孩子”的呼喊，看到了许多对“爱”的呼唤。那许多被压在废墟下的鲜花般的生命，一下间唤醒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共同人性，唤醒了人们沉睡了几十年的社会良知。我十分高兴，似乎看到中国人从鲁迅所谴责的思维习惯“瞒和骗”中摆脱了出来；似乎看到鲁迅最希望的中国人所最缺乏的“诚和爱”终于回来了。岂知，不久后揭露出来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又把我打入失望的深渊，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许多劣根性已经凝固为国人的血液，很难删除了。要改革中国，要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何其难哉！于是，我在《魂兮，归来！》一文开头引用了另一句话：“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Ihaveswornuponthealtarofgodeternalhostilityagainsteveryformoftyrannyoverthemindofman。）”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ThomasJefferson）的话……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狂人日记》的结尾是两句话和一个省略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还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很明显，他不是指没饭吃没衣穿的孩子，而是指在“吃人”的重压下挣扎的孩子，是指在“心灵专政”下痛苦呻吟的孩子。“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不正是91年来“救救孩子”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原因吗？因此，要完成“救救孩子”的使命，必须首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心灵”？“心灵专政”是怎样进行的？这“任何形式”都有哪些？……如果人脑像电脑一样，能用灌满专制独裁者的思想观念的软件来代替原有的软件，事情就简单了。可是，不能！     我翻查了手头能找到的工具书，发现“mind”一词有多种意思和用法，作为名词，第一位的意思是头脑，精神，心（神）；接下来是：意向，愿望，心理，心情，理智，智力，感觉，情绪，记忆等等。《美国传统辞典（双解）》中说：“头脑、心（神），人类产生于大脑的意识，尤以思想、知觉、情感、愿望、记忆和想象力体现出来”；还说它是“精神、智力的本源”。这么说，“对人类心灵的专政”，也就是“对（人类思维的物质）头脑的专政”，便是对头脑所产生的一切，如精神、智力、思想、感情、记忆等等的专政，换个形象具体的说法，不就是“洗脑”吗？     现代科学证明，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请看《往事微痕》第一期中纪增善的《小学生的呐喊》一文吧，刚解放时，孩子的头脑就是这样被洗的！经过八年的洗脑，到1957年，这些小孩变成大孩子后，他们已经不会发出和老师不同的呼喊，于是，当领袖、导师发出“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就相信那是伟大的正确的，谁会想到那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呢？当伟大的“号召”变成了卑劣的“诱饵”时，孩子就由“好人”变成了“坏人”。名副其实的“语言游戏”！     据说，1921年1月，列宁签发了一道命令：《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包括狗食（巴甫洛夫是以狗来进行条件反射实验的）。为什么在这个新政权刚诞生不久，在人们都缺衣少食的“大饥荒”日子里，在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时期，要签发这样一道命令？后来，在独裁专制的斯大林统治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更公开采取政府行为，强行推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用以改造教育学心理学，尽管巴甫洛夫早就坚决否认自己是个心理学家，他之获诺贝尔奖也是由于他在生理学或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教育学心理学无关。这都是为什么？因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重塑人性/扭曲人性的可能，说直了，就是为了对心灵实行专政，为了洗脑。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说明了大脑皮层的神经活动规律，他通过实验证明，学习是条件反射的建立，记忆是条件反射的巩固，一切复杂的习惯、行为都是通过很长系列的条件作用逐渐形成的。条件反射有两种，一种是非条件反射，即人和动物先天具有的本能，如，吮奶、吞咽等；另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件反射，它是个体后天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射，它是以“非条件反射”为基础形成的、在头脑里建立的暂时联系，既不是先天具有的，也不能永远保存。它可以随着刺激的反复出现而强化；也可以随着刺激的消失而逐渐消失。如，狗吃肉会分泌唾液，这是非条件反射，这反射反复多次之后，这部分神经通路渐渐加强，得以巩固，以致后来只要肉的形状和气味等一出现在它面前（并没有让它吃到嘴里），它就会分泌唾液，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把狗换成人，只要这非条件反射的神经通路已经形成，只对他说“肉”，他便会分泌唾液，“语言”这个第二信号系统，可以像真实的“肉”一样，刺激人的神经。只有人类才有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们是在人类千万年的社会劳动和交往中产生并巩固的。词语是客观世界中具体信号（如，铃声、灯光等）的信号，是现实的概括和抽象，人类借助词语进行抽象思维，并表达思想，它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词语可以成为刺激物，用来刺激人类的神经，形成条件反射。……2007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林培瑞（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这些假话，刺激着13亿中国人的神经，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通路，人，大写的“人”都变成了重复谎言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便是中国人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根本原因–写到这里，我又糊涂了，难怪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始终在神州大地流行。按理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又像是有阶级性的，如：大陆说“49年解放了”，台湾说“沦陷了”；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解放后大陆说“出身不好”，解放前和在台湾却说“出身好”；现在，有人说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是北大的光荣，要努力伸张它，有人说是北大的耻辱，千方百计地要抹煞它……     49年解放后，“一边倒”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教育也不例外。1949年12月23日，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说：“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此话的意思就是：教育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一种工具。于是，在对经济基础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对所有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包括教育、文艺，电台、报刊等等以语言文字为宣传教育工具的部门。所有学校都被收归国有/党有，从学生的招收，到教师的聘请，教学内容的确定等等，统统都掌握在无产阶级/党的手中，正所谓：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此开始了“全面专政”，包括对“心灵的专政”。在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专政达到顶峰，不仅统治者对其臣民专政，每个人都要对别人专政，还得自己对自己专政：把自己一分为二，“左”的自己对“右”的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     解放后，学校里取消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代之以政治课和政治辅导员/班主任，院系调整时在师范院校中新设了政治教育系，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此成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这就是要求教育及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无条件地运用条件反射理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请注意，我此文所谈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胎教等。     其实，条件反射理论并不是巴甫洛夫的发明创造，中国的统治者早就运用这原理对其臣民/子民进行愚民教育/奴化教育，从两千多年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不久前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都是典型的对心灵的专政。只是由于中国人既不习惯也不善于逻辑思维，也不去做科学实验（归纳思维），没有把它上升为理论罢了，如，“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谈虎色变”，“三人成市虎”就是人们能了解的事例；现代还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说的都是：条件刺激重复多次之后，有关的神经就连贯起来，原来不存在的“通路/网路”就贯通了。当大多数人都建立了反常的神经通路之后，那少数正常的人，就成了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疯狗”（详见第47-49页，《魂兮，归来！–一个女右派的遭遇》一文），被视为患了精神病。最近，中国的上访民众不是都被定位为“精神病”吗？还有邓玉娇，她因为反抗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一条潜规则–金钱能使鬼推磨，而必须进监狱；最后，是由于她“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心境障碍，即神经有问题）”，才幸免于处罚。多谢网民们对她的救援，终究时代不同了！互联网对“心灵的专政”是极大的冲击，统治者正千方百计要改变这种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要强制往在中国生产和出售的电脑里装“绿坝”过滤软件就是其措施之一，而且冠冕堂皇地以保护孩子的名义，他们自己竟成了理所当然的“父亲”！还是由于网民的抗议，这规定暂缓执行了，不过也只是“暂缓”而已–行文至此，得知一个最新消息，在各方的强烈抗议之下，当局取消了强制往电脑安装“绿坝”软件的决定了，但是学校和网吧等公共场合不受此限。乍一听到此消息，不得不为他们对孩子的爱护所感动，他们要为未成年的孩子筑起一道绿色的堤坝，使孩子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呢！然而，姑且不论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对孩子的心灵实行专政，“绿坝”以外那些洪水猛兽般的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东西能挡得住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来治理？为什么不采取坚决措施来禁止成年人散发那些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毒气？     中国几千年来“指鹿为马”式的教育，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一套所谓“仁义道德”，凝固成了中国人的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难以改变了。何况，马克思的这句话至今仍被断章取义地作为一个基本原理运用着：“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详见192页，《脱胎换骨纪实续》），他们维护这一套东西是理直气壮的，尽管不得不对这些东西来一番包装，给它们披上美丽的外衣。     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鲁迅先生还是我们，从一来到人世，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就紧紧包围着我们，陪伴着我们一步步跨进人生，度过童年、青年、老年，单靠零零碎碎地读了几年“新书”，是不能摆脱这些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文化传统的，就连勇于自我解剖的鲁迅，在晚年也不再把自己看作“先驱者”，而是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抽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罢了。咱们呢？一旦做了父母，就会有意无意地用这一套东西来教育子女；成了教师，就会以这一套来教育学生；既不是父母也不是教师的，也还是一个存在，是构成中国这个大环境的一分子，咱们的思想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熏陶、浸润着下一代–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因此，我在《脱胎换骨纪实续》中说：“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必须从家庭内部改起，必须从改变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做起，‘家庭’乃是丑陋的中国人得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最小的，也是最具体的‘酱缸’。”     因此，要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成年人，救救父母，救救他们的心灵；要救救心灵，首先要改造教育；要改造教育，就必须使教育跳出被经济基础决定的窠臼，跳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条。我曾说，教育是否被经济基础所决定，是否是上层建筑，至今没有定论（详见第192-193页《脱胎换骨纪实续》），可60年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铁定的方针。事实胜于雄辩，还是来看看六十多年来，这条教育方针为中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吧。先看正面的，可是，我首先遇到一个难题，以什么为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能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势民众争取权益和机会的社会良心？产生了多少既有自尊也能自律，既能自强也会自胜，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能独立、自由地思考的真正的现代公民？产生了多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恕我孤陋寡闻，找不到合适的官方认可的例子。那就换个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太抽象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觉悟”？按毛泽东在“老三篇”中提出的标准去找总不会错吧：像老愚公那样，决心把挡在前进路上的大山挖掉的人，不过，……大的就免谈了，就看邓玉娇吧，她只不过想把压在身上的一座小小的山搬掉，就差点儿挨蹲大牢，看来，“山”是不能随便搬的。那么，像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自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据说，这种富豪的人数，虽然在人口中的比例只占百分之几，拥有的财富却超过了总人口财富的一半！然而，只听说这类人，有用巨款为自己或儿女举办盛大婚礼的，有用巨款为儿子举办极排场的生日的，有用巨款为自己修建豪华住宅的，有用巨款为自己或父亲修建漂亮坟墓的，还有不少是携巨款带家眷潜逃国外的……有几个肯用巨款来兴办慈善事业，或修建学校的呢？还是找不到恰当的例子……再看负面的，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出身很好或较好的孩子，有的成了宋斌斌/宋要武那样的，双手沾满鲜血至今仍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英雄”；有的成了官方文件中提到要严打的“少数违法犯罪者”（详见第233页《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一文）；有的成了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贪污犯、官老爷或投机倒把的大贾；满脑子“知识”的精英，多数也只会点头哈腰，歌功颂德；至于更多的并非出身不好的孩子，由于被剥夺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而沦落到社会底层，成为不知现代公民为何物的，“暂时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臣民/子民。解放后，由于要继续革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造成一个出身好的统治者阶级的同时，还造成两个贱民阶级，一个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他们既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也没有劳动自由，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另一个就是地富反怀右及其子女，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还受尽打压。这两类人的“被剥夺”是必然的。（关于这点，请看《往事微痕》第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中，杜光先生的《在贱民家庭的阴影里挣扎成长》一文。）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谁知，解放后“上帝”竟变成了“奴隶”！……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这种状况还要继续下去吗？     救救孩子吧！     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他说：“中国现在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为此，他在文章末尾表达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愿望：“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编一套12册的中学公民课本。”行文至此，我想到前几天在“凯迪网络·文化散论”（www。cat898。com）上看到的的文章，《奴化教育喷撒“迷奸粉”》（作者苏中杰）中的话：“近几年出现了个热门话题：公民教育。……公民的‘启蒙老师’一批刚喷完口水，就又来了一批。说得天花乱坠，讲得云天雾地，听得人神志昏迷。迷蒙中，凉水在额头上一激，才发现”启蒙老师“没说什么是公民，也没说公民的现代意义，只说要做个好公民，就要‘谦逊忍让，理性宽容，热爱祖国，克服暴民作风’。……”如果，避而不讲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公民课的基本内容，而孤立地讲这些内容，这岂不就是教育学生做一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臣民/子民？这岂不是借“公民教育”之名，行“心灵专政”之实？     救救这些“启蒙老师”的心灵！     半个多世纪之前，当时的大孩子谭天荣曾经发出“救救心灵”的呼喊（见他于1957年6月24日写的大字报《救救心灵》，此大字报见季羡林等人编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然而，他却因他的独立思考被“吃”掉了……     现在，谭天荣们的后人，比他们的父辈彻底了，干脆“向这个喧嚣功利的现今世代”发出了“拒绝出生”的呼吁：“没有足够的爱和责任感，不具备一定教育常识的人，请你们不要做父母！你们的孩子有权拒绝出生！”此话见铁流先生主编的《往事微痕》第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中冰眉写的《一个“家庭右派”在“病梅馆”的成长经历》一文。现在，在互联网上，这类议论多起来了，如，萧瀚写的《蔑视母亲的民族没有未来》，文见“天益网”（www。tecn。cn）。可是，近来，想要打开天益网时，出来的都是Thepagecannotbedisplayed。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原来是“未作任何通知就封闭了天益的域名”。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网站，竟遭此厄运，这又是一个对心灵专政的典型事例！     最后，让我引用一段话：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她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仍旧贯如之何’一语出自《论语·先进》，大意是：仍然按照旧的习惯去做，又怎么样呢–雷注）……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文见鲁迅写于1918年的《朝华夕拾·热风·随感录二十五》。如果把这这段话中有关特定时间的词语如“前清末年”等删去，不是很像是针对现在而说的吗？91年了！由此可见教育任务之艰巨、周期之长了。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毛泽东以斯大林式的独裁专制，搞得民穷财尽，人民沦为只说假话的机器人；新中国的第二个3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资本主义之实挽救了社会主义之名，人民才获得一点点言说的权利；现在，新中国的60年大庆已轰轰烈烈地举行过了，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毫无顾虑地对那赤身裸体的皇帝喊：“呀！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     拖拖拉拉写了很长时间，鲁迅先生的128岁诞辰刚过，此文也算是对先生永不忘却的记念。 进入 雷一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鲁迅 教育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72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各位网友：毛澤東辩护士章立凡先生的大作《〈中苏密约〉文本真伪考》终于在香港《开放》八月号上发表了。在他只有3700字的作品中，有将近2000字都是他人材料和注释所堆砌的，而剩下一千多字的个人论述中，也大部分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重复。看过这份作品之后，人们会产生疑惑：这是一个专家学者写的还是一个言之无味却强词夺理者所写的文章？！ 　　中國有句俗话，叫做“小人得志便猖狂”，当《开放》编辑金钟先生向章立凡先生约稿，准备为他发表文章时，他那手舞足蹈的高兴劲立即表现了出来。他相信《开放》一定会登他的文章，就马上给我们发信说：“无兴趣与您继续作无意义的争论，但金钟先生来信沟通，于是决定就作伪文件的来龙去脉作一考证……”“金钟先生邀我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文（日后您会看到的，这里就不赘述了）。”他还以教训的口气要我们好好学习他发给我们的材料，说“随手附上一束关于中苏条约的研究论文及档案译本，望好好学习。日后听您谈学习心得。”想不到我们这些被中共黨文化洗了六十多年的脑，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后的七老八十的人，还要接受章立凡先生的这套“贫乏谎言的再教育”束缚，不然的话，他就对我们破口大骂，他骂我们“找抽”，“被社会唾弃的人”，“这辈子的罪白受了”……在章立凡发给我的信中，那更是恶语伤人，脏水四溢，称我是“逻辑混乱，言不及义”“心智昏聩”的“脑残人士”。而我所写的文章则是“只是为了不断制造文字垃圾，制造得越多，留下笑柄也越多”东西而已，只有像章立凡那样充当毛澤東的辩护士，才算是像样的作品。 　　我本想为此事作一了断，不再回应。但是细细一想这不是又为章先生找到了许多口实吗：朱先生这下子“沉默无言”了吧，“蔫”了吧，“无法回答”了吧，“退却”了吧，“心虚”了吧……于是我又提起笔来写了这篇文章《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用理性来说服这个狂傲之徒。我准备把此稿投寄给《开放》，看看他们会不会刊登？在我印象里，香港回归后很快在变化，这“一国两制”好像在向“一国一制”迅速过渡，曾是融汇全世界普世价值的国际化都市香港，许多报刊媒体越来越变得像共產黨的喉舌和工具了。我不知道《开放》杂志是不是中共在香港地区的喉舌和工具，仅以这次而言：《开放》杂志是月刊，每月出一期，七月号刊登了铁流的文章《中苏特别条约曝光》，其实这篇文章是我所写，有人却冒用铁流的名字发表，经过质疑，《开放》编辑答应更正向作者道歉。八月份的《开放》上才能刊登这些更正和道歉，或者再以朱忠康的名字把文章重新发表一次，发表时可以加上编者按语。然后是章立凡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对我引用的材料提出伪证的质疑，他的文章应该在《开放》的九月号上才能刊登出来。如今却是在八月号上刊登用“朱忠康”名字发表《中苏特别条约曝光》一文，同时又发表了章立凡的一篇文章《〈中苏密约〉文本真伪考》，对朱忠康文章中所引用材料的真伪提出异疑。这样《开放》挽回了面子，他不用如此麻烦了：既要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又要向作者表示赔礼道歉：一份香港刊物竟向一个小人物道歉多丢人现眼！如今不但可以避免，而且还从“暗箱操作”过渡到“明箱操作”进行一次性完成。于是《开放》不得不令人怀疑它是不是也从一份公开公正公平的讲普世价值的民主刊物，向着中共的喉舌和工具转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 　　我曾写过一组《用事实说话》文章，它由两部分组成：一组是《用照片说话，揭开惊世罪恶之谜——公布〈中國同胞的地狱〉〈日本战犯的天堂〉照片集》；另一组是《用文件说话，揭开惊世罪恶之谜——公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文章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后又发给了网友，于是其中的一篇用《文件说话》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命运。先是《开放》七月号上以铁流名字发表此文，标题为《中苏特别条约曝光》。为此我向《开放》提出质疑，要求澄清。《开放》以实事求是精神表示更正和道歉。就在我们双方交流之际，冒出了一个章立凡先生，来信指出我引用的材料是伪证，并以共罪论谴责说：“必须谴责一切卖国行为，同时谴责屏蔽伪造历史；但以伪造历史文件的方式来谴责，相当于以伪证伪，把自己降低到作伪者的同等地位……”章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这段话的意思说卖国行为可恶要谴责，伪造这份材料的人也很可恶要谴责，而引用这份假材料的人也同样的可恶要谴责。也许章先生可以反驳称他没有说过此话！是我自己按上去的！但是请问“把自己降低到作伪者的同等地位”不就是与和作伪者一样可恶吗？章先生的这段话真可谓是一箭三雕。章的“共罪论”证耍了个花招：汉奸卖国贼不怎么样，揭发汉奸卖国行为的人也不怎么样，都是半斤八两！而在章立凡先生的眼里，可能汉奸卖国贼不算什么，可恶的倒是揭发汉奸卖国贼的人，因为他们用假证揭发别人汉奸卖国贼的行为。 　　这样章立凡先生的假面具真面目终于暴露无遗，原来他想用这篇文章把毛澤東的汉奸卖国贼行为一笔勾销，变成一个英明伟大的领袖。章先生的腔调与中共官方的论调是何等“相似乃尔”，不愧为被操控的五毛分子。在他的“以伪证伪”这句中有两个“伪”字，这前后两个“伪”字可谓是大相径庭完全不同的概念：前一个“伪”字，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协定》是“伪”的，一是指把伪材料取来作“伪”证的人；而后一个“伪”字，就是一个真的人被作“伪”了。也就是说原本英明伟大的领袖——被伪证者作伪后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章立凡像耍魔术一样，竟把毛澤東大汉奸大卖国贼行为说成是别人给他伪造的，当然那饿死四千万人的罪行也不是他一手造成的，而是“国策”不是阴谋。相反我们所有揭露毛澤東滔天大罪的人倒变成了有罪的人。 　　为此我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他进行了驳斥。他又来了第二封信，我对他这种学霸文痞式争论进行了驳斥。当他来第三封信时，我不理睬他，他却对支持我的两个网友发起了攻击，一方面他称我“沉默”了“理智”了，不是像第一封信里指的那样“心虚”了。另一方面又大骂他们“找抽”，“被社会唾弃的人”，“这辈子的罪白受了”等脏话，给人印象这不是有修养的历史学家，倒像个嘲骂别人的地痞流氓。他还把寄给我们的材料教训我们要好好学习，并要向他汇报。我们这些被中共洗了六十多年的脑，至今已经醒悟，难道又让我们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样，去“接受贫乏谎言的再教育”吗？ 　　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怎能忍受如此对待，于是我又不得不提起笔来作了回应。他又骂我是“逻辑混乱，言不及义”“心智昏聩”的“脑残人士”。而我所写的文章则是“只是为了不断制造文字垃圾，制造得越多，留下笑柄也越多”东西……这究竟是在为《协定》真伪争论还是在进行一场打架的对骂？ 　　现在我要对他的这篇文章作一次理性的回应。 　　首先我要为“引用”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引用网上的材料可不可以？章的文章大量引用了 沈志华 和栾景和的文章，都是正确的，而我引用网上的文章就是不正确的，难道他引用的文章比网上材料更可靠吗？ 　　第二、网上的材料有真有假，我们这些网民怎么知道有些是假的呢。就像消费者在商店超市不小心购买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我们究竟谴责谁？难道要谴责不知情而无辜的消费者？而章立凡现在做的就是把消费者摆在与出售假货者同一地位来谴责，甚至与生产假货者一起来谴责，这公平吗？章立凡不去找制作伪材料和发布伪材料的单位和网络，却找我引用者纠缠不止，甚至以共罪论证，这公平吗？ 　　第三、今天是信息化网络时代，它拥有强大的优势和众多的网民。而中國的网络又是受中共当局严格控制的部门，任何一两个敏感词组都逃不过层层过滤和筛选。我相信经过严格筛选后侥幸存下来的材料呢？还是相信个别专家学者教授的研究成果呢？我相信网络上的材料，哪怕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正确。何况还没有确定这份材料是真是假。 　　现在我们再来理论这个《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这个《协定》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签订前两天签订的，即1950年2月12日签订的。章始终回避这个问题，却大谈2月14日公诸于众的这份《条约》及当时签订的几个附加协定，而他所引用的材料也是签订《条约》时的情况。章立凡应该举证12日那天毛澤東和斯大林没有签订这份《协定》的证据来，如毛澤東周恩来去外地参观去了，他们去串亲访友去了，以证明这一天不可能签《协定》的。 　　章立凡是用想当然来论证《协定》真伪的，第一封信中说如果有这协定，那是“完全背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及中國国情”的，“足见伪造者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是“荒诞不经”的。此谬论被我驳得哑口无言：当时二战之后，冷战开始，世界划分为社會主義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两大军事集团。欧洲德国分裂为东西德，亚洲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國出兵一百多万，核大战迫在眉睫。专以斗别人的两个好战分子坐下来签订《协议》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怎么不可能呢？ 　　在理屈词穷情况下他又搬出了人口理论，称毛澤東说过“人多好办事”“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说毛澤東决不会订减少一亿“人口”协定的。我们知道毛澤東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言而无信”的人，他的所有摆在台面上的正确的话都是对别人而言的，而他自己则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整风运动中，他刚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两个星期之后，已经在“暗箱作业”准备反右运动了。 　　而对于在大跃进运动中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类浩劫，章立凡先生竟还为毛澤東的罪恶开脱，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是国策错误，而不是预定的阴谋！”把毛澤東好大喜功，一心想当“馬克思加秦始皇”暴君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为毛辩护说是“国策”错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而且竟是从五七冤民儿子的嘴里说出来的。 　　现在我们再来论理这份《协定》，它究竟有没有签订过？是不是存在过？回答这个问题最权威的是签订此条约的当事人。可惜这些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即使他们还活在世上也是没用的，因为双方已经在《协定》第十九条上写明：“协定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既然见证人不能开口，我们只能让档案文件来说话了，只要能翻出这份文件来，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但是数十年以来，政治家们从合纵到连横，从冷战到热战，世界格局在变，形势在变，中苏两国从蜜月期很快走到了对立动武的地步，就说明了这种瞬息万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领导者和子民们无不都在干着有利于本身的事情，于是见证时代变迁的档案材料也就经历着不同的命运。 　　我们可以把档案材料的遭遇列出几种可能性来： 　　第一种可能：这份《协定》正如章所说根本没有订立过，现在网上公布的是伪造的赝品。 　　第二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签订过，网上公布的是真的。 　　第三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签订过，但是原档被销毁了或是弄丢了。所以 沈志华 先生没有找到这份档案，并不表示未曾签订过此协定。我们知道斯大林办公的地方不单单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有两套住宅），他还在近郊孔策沃别墅和远郊祖巴洛沃别墅里办公过，各处都有存放他档案的地方。1953年3月2日斯大林中风，5日死亡。死后内务部长贝利亚就把斯大林家里所有物品都搬走一空，不知去向。他不是为物品而来，而是为档案而来。许多档案都是成包成包地烧毁，因为这些档案也记录着这些后继者们过去助纣为虐的记录，他们不想把那些丑事暴露在别人面前。 　　斯大林死后，继承者的政治斗争加剧，先后有许多人轮番下台，贝利亚被处决，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被赫鲁晓夫打成反黨集团，最后赫鲁晓夫也被赶下了台。每一次黨内领导人的更迭，首先都要把不利于自己的档案销毁。所以沃尔科戈诺夫曾指出：“他（斯大林）去世后，其私人文献遭到不止一次的清洗。”（转引自《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一书第80页——新华出版社出版）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实际就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套住宅，可以想像饱经几度沧桑的住宅，留下的还会有什么？ 　　第四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存在，只不过没有被中國学者找到。因为苏联过去的档案多如山海，它们不是集中放在一个地方，而是散落在各处。在苏联有许许多多档案馆，除了现在放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外，过去还有人民委员会、黨中央、政治局、国防部、外交部及其它部委的档案馆。而各加盟共和国也建有档案馆，甚至下面还有档案馆，如乌克兰政治局档案馆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一份目标档案，犹如是大海捞针。 　　第五种情况：许多档案还没有公开公布，一位中國通的苏联外交官叫列夫多斯基，曾在中國工作了十年，先后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驻北京总领事、驻沈阳总领事，与国共两黨领导人都打过交道。退休后专门从事苏中关系、苏美关系问题的研究。他在《斯大林与中國》一书中曾写道：“由于新闻检查和长期保密的档案文件虽已开放，但有限制，而许多档案文件迄今仍未解密……”此书后面还附有翻译陈春华所写的《译后记》，他说：“近年来苏联档案虽已开放，但开放的并非全部。许多档案对俄罗斯学者也有限制，而对外国学者根本不开放。”“‘冷战’结束后，这一题目需要根据不久前才解密的档案文件作全面研究和重新认识，而许多文件现在仍不对研究者开放。这不仅指苏联和俄罗斯档案馆，而且也指外国档案馆。” 　　像这样一个苏俄外交官要弄清一个问题搞到一份真实的资料都很困难，那么 沈志华 先生就这么容易把中苏绝密的档案资料都搞到了手，难道都是全面的都是正确的吗？ 　　章立凡提供的 沈志华 先生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集来的材料，难道就都这么可信吗？中苏的档案是不是都全部收集了？有没有遗漏的？有没有还未曾公布过的？有没有已经被销毁的？ 　　其实有没有这份《协定》章立凡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是有的，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吧了。 　　我们知道毛澤東访问苏联之前已有两批高级代表团进行过互访：1949年1月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肩负秘密使命出使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直接会谈，为了保密，他化名为安德列耶夫，在那里一直呆到2月8日。接着这年夏天刘少奇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于6月26日秘密抵达莫斯科，8月14日刘少奇带着百名苏联专家离开莫斯科回国，刘少奇在苏联呆了将近五十天。此时中共尚未建立政权，但已经与苏联在做秘密交易了。所以当毛澤東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时，许多事项早就准备就绪了。当毛澤東于1950年2月17日离开莫斯科时，他已经在苏联呆了两个月。中共两个领导人在苏联呆了超过百日之久时间，难道仅仅只签订这几份表面文章的条约吗？ 　　章提出十九条《协定》的母本是来自1947年5月《哈尔滨协议》十三条、1948年12月《莫斯科协议》七条和1949年12月26日《中苏协定》十三条等等，“这三个文件的共同特点，即发布者均为国民黨官方‘中央通讯社’，消息来源据称都来自国外，均无可质证的同时期证据材料，实际上只是冷战时期常见的宣传品而已。”章先生承认这是冷战宣传品，但没有说这些材料是真还是假的，而且前两份材料还被台湾学者引用过，可见十九条《协定》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它脱胎于其它三个协定的。 　　于是章立凡先生的论点已经处于十分荒谬荒唐的地步：他一口咬定十九条的《协定》是不存在的，但是《协定》的母本《哈尔滨协议》十三条、《莫斯科协议》七条、《中苏协定》十三条倒是存在过的，而且十九条是十三条的“扩展本”。章立凡可能会说我没有说过这些都是真的啊，我说的是这些是冷战时期宣传品，是国民黨官方“中央通讯社”和来自国外的消息，在章的眼里这些都是不可靠的。那么请问中共喉舌和造假机器制造出来的消息就这么可信吗？中共中央权威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期间每天刊登的粮食亩产十多万斤，三年饿死了四千万人是自然灾害，五七年反右不是黨开展整风运动引起的，而是右派向黨进攻造成的，连章的父亲粮食部长章乃器也在进行着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章立凡竟相信造谣机器的喉舌，却把有着普世价值的自由世界新闻报导称为冷战宣传品，章立凡充当毛共辩护士是否太露骨了吧！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毛澤東与斯大林的确签订过这份协定，中國的历史学家们敢不敢写，写了之后，可不可以出版。那些《红太阳的陨落》、《墓碑》、《毛澤東和他的女人们》、《毛澤東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澤東不为人知的故事》不都是在境外国外出版的吗？何况此《协定》属于高度机密文件，在大陆谁敢捅这个被中共《保密法》紧紧捂着的《协定》，只有国外媒体才敢于做出这惊天动地的事来。最近7.23动车撞车事件的发生最能说明问题，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事故刚发生不久，伤亡人员尚未全部救出前，中共就出动大功率工程车进行了切割、砸碎和掩埋工作，进行着毁尸灭迹工作。配合这项犯罪行动的还有曾被毛澤東称为“阎王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不使这件丑事在黨的生日蒙羞，几次下达禁令，不许记者进入现场采访，不许新闻媒体公开报导。许多媒体不得不纷纷撤下已经排好的版面，用开天窗的方式进行无声抗议。 　　在暴政如虎的体制下，只有像章立凡先生那样的应声虫和中共辩护士们才能活得自由自在，当然谁想发表《协定》真本，其后果可想而知。台湾学者张玉法在《中國现代史》一书中曾引用过《哈尔滨协议》和《莫斯科协议》，章立凡听说这位作者还健在，他就确信如果他的书再版的话，“上述引文不会保留”了。章立凡说这番话时，简直像是一种隐形杀手的威胁，为了使“上述引文不会保留”，他们将会采用除了变相的暴力專政手段外，可能还会采用流氓地痞的手段。从中共对待7.23事件中的态度中，也可窥见中共在推行黨文化时的專制和粗暴！ 　　章立凡先生为了辩证一件历史事件材料的真伪，锲而不舍斤斤计较。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大跃进期间饿杀4000万中國人只不过是国策的失误，而不是毛澤東蓄意的阴谋。这是我第一次领受到毛派人物为消灭毛澤東罪证的辩护，如果按章的逻辑推理，五七的反右运动只不过是毛澤東的“阳谋”，而非阴谋也。毛澤東在建政后开展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运动，也都是国策而非毛澤東的蓄意的阴谋了！ 　　令人惋惜的是充当辩护士角色的人竟是五七受难者的儿子。可见，中共的黨文化教育不但能把杀人魔王日本战犯改造成人，把毛澤東的受害者变成毛澤東的辩护士，还能把杀父、杀夫的仇人家属和谐到一笑泯恩仇的地步。这是中共洗脑和驯服教育结出的硕果，不啻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次奇迹。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凡是拥毛崇毛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刘少奇最早歌颂，最先崇拜，林彪举得最高，喊万岁喊得最多，他们也是受害最深下场最惨的人。 　　如果章先生真的具有历史学家的客观和良知，他应该把曾被篡改涂抹伪造过的中國近现代史，来个正本溯源返璞归真，把千千万万件曾被颠倒过的历史再次颠倒过来，还其本来面目，那将是国家之幸事，人民之幸事。 　　2011-8-20 　　作者:朱忠康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谁砸开了苏联专制的大门？ (6) 警惕“普京主义” (2) 苏联时代的“被精神病”恐怖 (0) 苏东剧变——二十年之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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