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长平:北京禁言到境外?
香港民众就李波的失踪举行抗议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有一种功能,就是说穿警方为了假装法治千方百计掩饰的黑幕。例如,当警方以经济案件调查艾未未、浦志强等异议人士时,该报连篇累牍揭示其因言获罪。其总编胡锡进甚至在微博替当局承认,“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这一次,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位人士失踪案件尚在“调查”之中,该报就发表社评为该书店进行政治定性:“虽然铜锣湾书店存在于香港的环境中,但它实际上就是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在中共的政治版图中,香港被称作“境外”。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策略是把世界分为“西方”与“中国”,“境内”与“境外”,或者把人类分为“人”与“中国人”,声称中国国情特殊,中国人素质不高,不能适应宪政民主、言论自由等普世人权。最近若干事件表明,北京正在放弃这种策略,改而要求全世界都统一遵从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环球时报》关于香港铜锣湾书店案的社评,是一个明确的表达。它认为该书店的“罪行”是出版“禁书”,“像是要刻意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拱出一块灰色地带,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宣称“谁恶意挑动冲突,就有罪于整个国家,也是对香港根本利益的背叛”。首先应该明白,所谓“禁书”是特指在中国内地禁止出版的书籍。它们被禁,不是因为“造谣”,更不是因为观点有悖基本人权价值观。任何政治书籍,在中国内地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否则就不能出版。审查的结果是,直接谈论中共领导人的书籍,只剩下虚伪的歌功颂德一类。香港“禁书”为中国言论自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试图揭示政治黑幕的书籍,当然会有一些事实不确凿的地方,甚至整个叙述都建立在猜想和推测之上。在言论自由的地方,这些书籍中的某些部分也许不符合出版要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不确和猜测,是因为中共当局对政治类信息的封锁。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无论多么专业的媒体,多么资深的学者,在报道或研究中国、朝鲜等国的政治问题时,都难免出错。跨境绑架挑战人类政治文明越禁越想知道,这是人类基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致。更何况,中南海的秘闻远远大过八卦的价值,事关中国人的政治命运和日常生活,也事关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如果因为信息封锁后容易出错就不去报道和研究,那正好符合专制者的利益。因此,专制政府以事实不准确而谴责报道者和研究者,就如同把人关在黑屋子里而谴责他看不清东西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然而,禁了就不能说,在黑屋子里看不清东西就有罪,在中国内地的宣传部门看来,竟是理所当然,很多民众也接受这样的逻辑。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和法国记者高洁(Ursula Gauthier)因为讨论新疆问题被逐、德国人雷克(Christoph Rehage)评价毛泽东被指“犯法”等事件一样,表明中共试图将此逻辑推及全球。香港特首梁振英称,“内地执法人员如果到香港执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符合《基本法》。”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倘若内地人真的到香港强制带走香港公民,那不是“执法”,而是绑架。更何况,即便在内地,警察跨省执法,也必须和本地警方打招呼,申请“协助调查”。这种失踪案,连“执法”的伪装都懒得做,那是赤裸裸的黑道行为。当它来自一个位居联合国安理会“五常”的大国时,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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