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德国之声|长平:北京禁言到境外?

香港民众就李波的失踪举行抗议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有一种功能,就是说穿警方为了假装法治千方百计掩饰的黑幕。例如,当警方以经济案件调查艾未未、浦志强等异议人士时,该报连篇累牍揭示其因言获罪。其总编胡锡进甚至在微博替当局承认,“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这一次,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位人士失踪案件尚在“调查”之中,该报就发表社评为该书店进行政治定性:“虽然铜锣湾书店存在于香港的环境中,但它实际上就是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在中共的政治版图中,香港被称作“境外”。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策略是把世界分为“西方”与“中国”,“境内”与“境外”,或者把人类分为“人”与“中国人”,声称中国国情特殊,中国人素质不高,不能适应宪政民主、言论自由等普世人权。最近若干事件表明,北京正在放弃这种策略,改而要求全世界都统一遵从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环球时报》关于香港铜锣湾书店案的社评,是一个明确的表达。它认为该书店的“罪行”是出版“禁书”,“像是要刻意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拱出一块灰色地带,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宣称“谁恶意挑动冲突,就有罪于整个国家,也是对香港根本利益的背叛”。首先应该明白,所谓“禁书”是特指在中国内地禁止出版的书籍。它们被禁,不是因为“造谣”,更不是因为观点有悖基本人权价值观。任何政治书籍,在中国内地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否则就不能出版。审查的结果是,直接谈论中共领导人的书籍,只剩下虚伪的歌功颂德一类。香港“禁书”为中国言论自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试图揭示政治黑幕的书籍,当然会有一些事实不确凿的地方,甚至整个叙述都建立在猜想和推测之上。在言论自由的地方,这些书籍中的某些部分也许不符合出版要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不确和猜测,是因为中共当局对政治类信息的封锁。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无论多么专业的媒体,多么资深的学者,在报道或研究中国、朝鲜等国的政治问题时,都难免出错。跨境绑架挑战人类政治文明越禁越想知道,这是人类基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致。更何况,中南海的秘闻远远大过八卦的价值,事关中国人的政治命运和日常生活,也事关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如果因为信息封锁后容易出错就不去报道和研究,那正好符合专制者的利益。因此,专制政府以事实不准确而谴责报道者和研究者,就如同把人关在黑屋子里而谴责他看不清东西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然而,禁了就不能说,在黑屋子里看不清东西就有罪,在中国内地的宣传部门看来,竟是理所当然,很多民众也接受这样的逻辑。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和法国记者高洁(Ursula Gauthier)因为讨论新疆问题被逐、德国人雷克(Christoph Rehage)评价毛泽东被指“犯法”等事件一样,表明中共试图将此逻辑推及全球。香港特首梁振英称,“内地执法人员如果到香港执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符合《基本法》。”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倘若内地人真的到香港强制带走香港公民,那不是“执法”,而是绑架。更何况,即便在内地,警察跨省执法,也必须和本地警方打招呼,申请“协助调查”。这种失踪案,连“执法”的伪装都懒得做,那是赤裸裸的黑道行为。当它来自一个位居联合国安理会“五常”的大国时,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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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长平谈男性女权者|不能假装自己不是墙里那块砖

刚接触女权主义的时候,有一句话对我印象深刻:至少要把女权主义的讲台留给女人。因此,即便在国内有较大发言权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抢这个话题。我在几个杂志做过主编或副主编,同时也为若干媒体写专栏,遇到有兴趣的女权话题,我尽量让女编辑去找女作者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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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张平:变出一个“合法性”?

从中共政权、香港政体、国民党名称到台湾人的身份,都在发生挣扎于“合法性”与生存危机的变化。王岐山提出中共的合法性源自历史后,各界瞩目。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政权党授的困境》,作者贾也认为,中国既不想再走君权神授的“老路”,又不想走公权民授的“邪路”,但取法于君权神授的逻辑,将国家管理团队神圣化,凸出宣传两个逻辑:一是历史的必然,二是未来的必然。贾也认为,这种“政权党授”的斯大林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全面崩溃,苏联及东欧国家走上“邪路”,即走向公权民授,中国的另外一个近邻朝鲜则正式回归到君权神授的老路。面对历史困境,中国何去何从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世纪难题。贾也说,中共管理团队目前面临两大方面的挑战:一个来自自身,一个来自民众。缺乏民众监督,一切靠自觉,自身出了问题也只能靠自我纠正,这就难免陷入利益的陷阱;日益觉醒的民众想到了自己的权利,他们不想做蚁众,盼望着做国家公民,而恰恰因为这个管理团队包办了一切,难免心存怨隙。最佳的方式,就是政治改革,通过国家管理团队来释放政治红利,消弥这个被撕裂的时代。北京将要废除“两制”?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曾借调中联办工作的北大学者强世功,在同一个场合先后发表对一国两制重新阐释或质疑的言论。法学教授陈文敏在香港《明报》发表评论《一国两制的丧钟?》,认为基本法规定特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并定期向立法会作施政报告,特首是政府的首长,政府自然包括政府首长,基本法没有任何地方指行政长官凌驾于三权之上,相反是明确指出各司其职和互相制衡的关系。陈文敏认为,这些规定,张晓明不会不知,如果只是想突显行政长官向中央负责的地位,那是没需要指特首凌驾三权。他的言论,似乎是要从政治上重新界定特区的制度,这和强世功的言论不谋而合,强认为一国两制令两制隔离,从而产生孤立封闭和排斥中央的心态,故质疑一国两制窒碍香港的发展。陈文敏说,废除两制,让首长不受制衡,这不正是为何内地出现遍地贪官的制度诱因?从“中国国民党”到“台湾国民党”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发布新书时说:王金平是国民党本土化的代表性人物,未来说不定会做国民党主席,让“中国国民党”自然改成“台湾国民党”。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社论认为,此谈话应当称为是李登辉的“愿望”,而不是李登辉的“预言”,因为以当前国民党的结构,若要实现,恐怕存在着诸多障碍需要克服。社论认为,“中国国民党”若能成为“台湾国民党”,是去殖化极具象徵性与实质性的重要步骤,更是台湾转型正义的一个环节。马英九时代结束后的国民党,这些要由国民党人自主完成的机率,似乎不大,原因出在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当年李登辉最终要“被离开”国民党的原因。社论说,历史上的改革,多数是被迫完成。要使“中国国民党”成为“台湾国民党”,需要外力介入,民主国家最佳的外力就是民意,它需要几个步骤:第一,首先要清理掉党产;第二,“中国国民党”现有的权力中心,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委会,需要新陈代谢;第三,国民党内部必须出现一位新的领头雁,采取以台湾为主体的政治带领。不可以“作为台湾艺人”?台湾艺人林依晨在韩国首尔获奖致辞时,因一句“作为台湾艺人”,遭中国网友怒呛。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作者林柏宽指出,近年来香港移民台湾的查询人数明显比以前多,去年底申请移民台湾的个案比2013年底增加约一倍,因为北京政府对港府的控制与压迫却显得越来越强,台湾人应该警醒。林伯宽说,政客为了自身利益出卖香港,人民不够体会民主自由的意涵,等到失去后,才徒呼负负。对比现在的香港民众前仆后继地想要呼吸台湾“民主自由”的空气,台湾内部却有一群怀抱“统一梦”的政客与人民不断向中国输诚、交心,朝圣中国,屡屡沦为中国统战的样板。林伯宽认为,“连林依晨这位当红艺人都愿意大声说出她是台湾人,台湾民众还要傻傻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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