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一個人在黑夜裏獨行，眼睛大大睜着，耳朵高高豎着，求生的本能會讓他放大一切希望，甚至忽略了明顯的危險。一個國家也是如此。正在北京召開的十八大，雖然晦暗不明，但無數人仍然努力將它看作是正在燃燒的煤球。 當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公報發布之後，熱切盼望着的輿論立即發現，其中沒有提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於是宣布「去毛化已成定局」。隨後有人找出了中共十六屆七中全會公報的全文，大家才發現這類文件早就沒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 趙紫陽女兒王雁南女士接受《新京報》專訪，談自己在文物拍賣領域的經歷和成就，也讓很多人感到莫名興奮，稱是23年來的第一次，表明風向正在轉變。又有人搜索了一下，發現王女士此前也接受過內地媒體採訪，比如2008年《揚子晚報》刊發過類似報道。 十八大新聞中心11月1日對外開放，新華社展示了歷屆黨代會圖片。眼尖的人發現，其中一張照片的背景中竟然出現了趙紫陽，前景則是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與葉劍英交談。正當人們紛紛猜測其中的政治含蘊的時候，這張照片卻被悄然撤除了。 更早的時候，習近平會見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也被視為政治改革的信號。胡德平的弟弟胡德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醒說，習近平強調的是「穩中求進」，穩不穩是他們的感覺，那意思是「想改就改，想不改就不改」。有知情者說，這也可以解讀為「打招呼」，讓胡德平別亂說。 希望的泡沫不會全都破滅，最有可能的動作仍是在中共黨章中去掉「毛澤東思想」。這被稱作「去毛化」。這輕輕的一筆，將會勾銷太多的歷史恩怨，海內外輿論都已經準備好放聲歡呼。如此划算的交易都不做的話，我只能理解他們不需要和世界做任何的對話。 然而，「去毛化」到底是要去掉什麼，代之以什麼？「知青一代」領導人，以青春的熱血和熱淚，去實踐過毛主席的教導「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有充沛的感受和感情。然而，理性分析起來，答案卻未必美好。 最普遍的說法，「去毛化」之後，會以「高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替代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這種說法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歸功於鄧小平的創造。這實在是不了解中共的歷史。 根據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的確立，源於劉少奇1945年5月在中共七大會上的報告。劉少奇在題為《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稱毛澤東「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敢於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於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得到了高度發展」，創立了「最堅固的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創始者，正是毛澤東本人。「去毛」而又堅持「特色」，那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政治遊戲。 薄熙來在重慶不僅「黑打」，而且還要「紅唱」，因此人們覺得「去毛化」就是去掉這種「文革」重來的危險。其實，薄熙來在重慶的胡作非為，踐踏法治，漠視人權，控制輿論，吹脹經濟，並不是因為他信仰毛澤東思想，也不一定非得要套上這件「毛皮」外衣，那不過是他揀起的一張牌而已。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的名義，完全可以幹出同樣的事情。 毛澤東思想的確是中國共產黨的靈魂，那就是以「中國特色」為策略的現代專制。最迷惑人的地方，就是它的游擊戰。換個地方打兩槍，就能管上一陣子。 我相信足夠聰明的中共新政權，一定會以新的遊擊戰，讓全世界為之歡呼。 我並不是要給滿懷希望者潑冷水。我完全明白，如果沒有希望，孤獨的夜行人可能連走下去的力氣都沒有。但是，我們一定要明白，要想走出叢林，最關鍵的不是如何沉迷於繞道的樂趣，而是不能迷失方向。

法广：长平先生您好。 长平：您好。 法广：长平 先生您曾任职南方报业集团，是资深的媒体人，徐怀谦先生的死因，国内的报道说是怀疑他患有抑郁症。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长平：对徐怀谦先生的死，我很遗憾，非常惋惜。对具体的病因，我不太了解，只能说：普遍来看，中国媒体人的健康状况确实是非常不好的，尤其是精神健康，我看网友的传言反应了媒体人在工作中，因精神上受到压力。甚至处于分裂的状态，这确实是事实。 法广：您是媒体人比较了解中国媒体这个大环境，现在中国媒体大环境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长平：中国媒体是多元的，但是总体上归宣传部门管辖，宣传部门会有一些统一的新闻方向的指引，和一些非常具体的禁令，这个差不多全国媒体都一样；但另一方面，很多媒体又是市场化的，甚至包括《人民日报》的一部分，它们又希望赢得读者的认可；所以，媒体和媒体人都处于分裂的（状态）。 一方面，（媒体人）要为读者工作，要为新闻的客观、公正、以及媒体人的新闻理想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媒体人）又要为党工作；这就意味着，要掩盖一些新闻事实，要歪曲一些新闻事实、要扭曲一些道理来工作，那么处于这两种状态中，的确会让很多媒体人的精神状况是不良好，再加上媒体工作本身的不规律性，所以，我相信，很多媒体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法广：除了亚健康状态之外，他（徐怀谦）选择这一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或是隐情呢？   长平：这个我就不好猜测了。我知道徐怀谦先生，也看过他的文章，但是对他的具体生活状态不太了解。因为抑郁症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在中国也是，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一种疾病，不管在哪个行业，都有可能存在这种疾病。通过这样的例子（许怀谦事件），一方面以防我们对媒体行业的关注，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引起对抑郁症这一疾病本身的关注。 法广：徐怀谦生前所说的一句话：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这种情况在中国媒体（行业）是不是普遍现象？ 长平：是的，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就像我刚才所说，媒体人处于分裂的状态。徐怀谦先生的这句话体现了，媒体人一方面的确是想说想写，想传递真相，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所以这具体是不是导致他（徐怀谦）患抑郁症的原因，我不敢说，但至少，他说出来了他的一种苦恼，我能确认的是：这是媒体人普遍的一种苦恼。 法广：同是有新闻审查制度的缅甸，突然宣解除新闻审查制度，缅甸的这一举动，对中国媒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长平：缅甸的媒体开放，是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缅甸整个民主进程中的一部分，所以不大可能只是媒体某一块开放，更不可能是某一部分或是某一领导（开放）。因为在中国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人会说：广东媒体某个领导叫开放了。 首先我想说的是：媒体开放必须是放在整个民主进程中来看，她才可能得到实现，缅甸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他（媒体开放）对中国媒体一定是有影响的，或者说：对整个中国民主进程，我相信一定是有影响的。因为缅甸直到今天，某些方面比中国，问题可能还要严重，管制还要死一些。 中国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慢慢来，尤其是民主、自由这些要慢慢来。这个说法本身是没错的，关键是慢慢来是越来越扼杀呢？还是说在朝一个开放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第二个，慢慢来的速度到底是指什么？如果说想缅甸这样的国家、还有越南等等，过去，并不一定认为比中国更开放的，他现在都能开放，那么中国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开放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缅甸解除新闻管制）一定会对中国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中国媒体人对媒体解禁的渴望，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的。 法广：缅甸宣布新闻解禁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了发表社论说：不能拿缅甸做中国的图腾，您怎么看官方的这一反应？ 长平：环球时报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官方的、现行的政治制度、媒体管制进行辩解的一份媒体，但其实，它也不完全代表官方、或者说政府内、体制内所有人的意见。 关于中国要维持现状，甚至往专制的方向走的更多的一些的这样道理，环球时报讲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说：中国应该适度的腐败、适度的环境破坏。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为现行制度进行一些无理的辩解，因为我能想见的，比如说：中国很大，人口更多，跟缅甸比，中国国情更复杂，这些道理其实都是很容易想明白是不成立的。因为缅甸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虽然他国家小。 中国国家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难道不是环球时报经常论证的优势吗？为什么在民主、自由、媒体开放方面他就变成劣势呢？它（环球时报）的论证经常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说它会论证，中国的人口太多，所以不能像欧洲一样搞社会福利，否则的话，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他们为什么不用同样的道理论证中国的官员太多，我们不能像别的国家那样让官员贪污，否则每个人贪污一点就是很大很大一笔钱，国家负担不起，他不这样论证，反而说我们要适度腐败，他这些都是自相矛盾的。 法广：您怎么看中国媒体未来的发展？媒体人生存的环境、工作的环境会不会向好的方面有一定的改变？ 长平：这个要看媒体人的反抗如何，必须一直进行抗争，那么情况就会越来越多的改变，包括体制内的，徐怀谦先生作为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他都有这样的反抗之心，那么其他一些媒体，更市场化的媒体，可以说反抗之心和反抗的行为更多，事实上这些反抗是见效的。 媒体人的环境或者说媒体的状况应该说和以前相比是有不少改进的，这个不是得益于当局的管理放松，当局的管理其实是越来越紧了，因为媒体人的抗争越来越多，新媒体技术越来越发达，那他（当局）需要花的功夫（新闻管制）越来越多。 由于媒体人的抗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由于全世界的，包括缅甸的改变，对中国带来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整个舆论环境，我认为：他的空间整体上来看是越来越大，所以从未来看，只要媒体人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价值、坚持对管制进行的反抗，那我相信他（媒体环境）会越来越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請允許我重複這個故事——有一位辛勤勞作的農民，他每天都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挑水。疲憊的他一直被一個問題困擾著：皇帝老爺怎麼挑水呢？有一天，他終於開竅了：皇帝老爺一定是用金扁擔挑水的！ 過了很多很多年之後，到了中國的“文革”時代，這個故事有了新的版本：江青（毛澤東的夫人）到底過著怎樣腐敗的生活呢？有一天，一位成都市民突然想明白了：她一定是手裡拿著油條，面前擺著兩個碗，一碗白糖，一碗紅糖，想沾什麼糖就沾什麼糖，真他媽的太腐敗了！ 這個故事原本用來嘲笑農民和市民的沒有見識。但是，按照現代政治觀念來看，他們沒有什麼值得嘲笑的。高牆禁苑，諱莫如深，政治就是幕後鬥爭，民眾沒有任何知情權，當然無法想像紫禁城和中南海的事情。可悲的地方在於，由於政治關涉每一個人，不知情的百姓還是忍不住要去猜想。 北戴河正在開會。這是中共真正的十八大，接管這個超級大國的新領導班子，以及他們手中的權力分配，都會在這個會上確定。隨後公開召開的十八大，不過是他們的就職儀式而已。——北戴河真的正在開會嗎？這個出現在全世界媒體上的事實，卻從未被中共官方的確認過。一群連影子都見不到的人，正在決定中國和世界的未來。金扁擔的故事延續至今。 假如是在民主國家，現在正是如火如荼的大選進行時。候選人正在傾盡全力親近民眾，反覆闡釋政見政綱，每天微笑笑到面部肌肉發僵，握手握到胳膊發酸。媒體努力曝光一切黑幕，稍有疑點就窮追不捨。中國的邏輯恰好相反：如此重要的大事，一定要秘密進行，媒體千萬閉嘴，異見人士更不能添亂。至於普通百姓，務必保持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讓領導們安心為我們謀劃一個光明的未來。 中國民眾滿懷期待。正如數千年的歷史一樣，新皇帝也總會有一些休養生息的政策，供黎民百姓歌功頌德。儘管這不能改變專制政權的性質，也不能改變朝廷越來越無能的趨勢，直到有一天走投無路的底層民眾揭竿而起，多年混戰中打出一個新皇帝。 我並不相信這個結局會重覆，因為現實正在發生改變。儘管外界仍然津津有味地猜想中南海的權力更替，但是北戴河對中國民眾的魅力已經大不如前。很多人已經放棄焦慮皇帝怎樣挑水，江青的油條沾什麼糖，只是一心改善自己的運水條件，吃好自己的早餐。如果有人要來破壞自己的生活，不管他以什麼家國大義做說詞，則努力表達憤怒並予以阻止。去年的廣東烏坎，最近的四川什邡和江蘇啟東，為了保衛家園，反對腐敗，民眾都怒不可遏地走上街頭，甚至衝進政府，逼迫官員收回成命。 在這幾起事件中，年輕人走在抗議隊伍的前頭。他們並不想重覆過去權力鬥爭的故事，而是捍衛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的生活。現代政治的原則，是權力來關心民眾，而不是民眾引頸翹望權力。官方輿論趕緊呼籲要結束什邡—啟東模式，當然也拒絕民主政治的模式，他們想要回到過去的模式。 全世界對深宮禁苑裡的權力傾軋給予了太多的關注。我們已經關注了幾千年，在當代也猜想了六十年，應該知道無論權力鬥爭的結果如何，大的格局並不會有太多的變化，再多猜就猜到了皇帝的金扁擔。中國有一批政治捐客，他們號稱自己瞭解權力內幕，並能穿針引線。為了吸引客戶，他們一邊宣傳自己熱愛漸進民主，一邊誇大高層變化的可能性，並描繪黑幕中的改良前景。其實他們最希望維持現狀，否則他們的生意就無法繼續。 中國很大，遠遠大過北戴河和中南海。真正想要瞭解中國的人，不要只知道緊盯那兩個神秘的地方。如果你理解民主，就會相信太神秘的權力一文不值。真正的改變來自民間社會，來自散佈於各地的生活新思維。 来源：thinkingtaiwan.com

为了避开提前与本方队友在淘汰赛中相遇，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组合在与韩国组合消极应战，被取消奥运会参赛资格。 (德国之声中文网)假打、假摔、让球、弃权，这在体育比赛中并不是新闻。其中有些属于商业收买，但是更多地发生在中国等竞技体育市场化并不发达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教练或领导会告诉队员让出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安排。这也不需要太多的说服工作，一则是一种传统，二则运动员都是国家出钱出力培养出来的。少数公开挑衅这个规则的运动员，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喝彩，在内部都引起较大的争论。 这种长期公开运用、甚至被视为高明的策略的运筹帷幄，此番被国际奥委会、世界羽联严厉惩罚，对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其半官方的解释是，为了国家利益，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这种来自苏联的计划体制，在市场化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之后的中国，仍然大行其道，是因为很多人钟情于它的如下”优点”：由政府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可以集中力量，配置观念统一、计划全面的优秀教练员。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遵守纪律，训练刻苦，易于取胜。 举国体制竞技体育的实质，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其他资源配置一样，就是牺牲个人，成全国家，牺牲多数，成全少数，牺牲日常生活，成全特殊时刻。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它必然导致教练安排的让球、假摔等消极比赛。这已经让很多观众感到愤怒。但是很多人不明白的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看，少数运动员获得金银铜牌，是全中国民众”让球”的结果。 有人曾经计算过奥运会的一块金牌，价值人民币7亿元。由于体育总局跟中国其他官僚部门一样，预算和开销并不透明，这种计算的结果未必可靠。然而，花费全国纳税人的钱财，”集中”培养体育尖子，却是无需证明的事实。另一方面，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一塌糊涂。奥运成绩无法反映国民体育运动实际状况，很多屡屡夺金的项目，民众只有在大型比赛的电视屏幕上才能见到，还要为它们喝彩。喝彩不是因为比赛如何精彩，而是获得了金牌。消极比赛也会有人称赞其策略英明，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更大的问题在于，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举国体制可以遴选出优秀人才，并让他们获得较好的发展。没有市场配置的调剂，人才市场也必然伴生着低效和腐败。完全封闭的选拔和培养机制，让很多有运动天赋同时又希望得到全面发展的人望而却步。即便那些获得金牌、所谓为国家争过光的运动员，大部分也在退役之后无所适从，甚至生存艰难。更不用说那些被要求假打和让球的运动员要忍受的委屈。只有极少数明星级运动员可以游走于中国的计划与世界的市场之间名利双收，还能当上政协委员。但是他们传递给青少年的信息，未必像媒体宣传的那么正面。 对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的检讨已经很多年了，媒体对它多有批评。不少批评有者认为，这和已经深入中国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举国体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本身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多数人被迫”让球”的结果。同时，它也把全世界拖入了不公平的比赛。有一天，这种比赛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吗？ 作者:长平 责编:谢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