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

冯学荣：再谈日本为什么侵华                    对于 “日本 为 什么侵 华 ” 这 个 问题 ，笔者猜想：中国 99 ％的青年朋友可能会 这样回答：“这还用问吗？日本灭亡中国蓄谋已久！”               可是，这只是历史爱好者说的话，而不是学者说的话。讲“蓄谋”，是需要举证的。而青年朋友列举得最多的证据，恐怕无非是以下两项：丰臣秀吉、田中奏折。               首先说丰臣秀吉。丰臣秀吉这个人，其实是中国明朝 时 代的一个日本封建 领 主，即便此人有“ 灭 亡中国”的蓄 谋 ，也不能代表日本整个民族的意志，更不能用它来证明 1930 年代日本政府的 对华政策。我举个类似的例子：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陈济棠向蒋介石建议：“以十年为期，吞并越南”（ 《陈济棠自传稿》 ）。这则史料能否证明“中国灭亡越南蓄谋已久”？显然是不能。因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军政要人的提议，不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志。一个既定的“国策”，不但必然是达成各方共识的，而且还必须是成文的、稳定的、清晰的。             再说田中奏折。说起来滑稽：动辄拿田中奏折说事的人，又有几个人真正耐心地通读过（几万字篇幅的）田中奏折呢？我们拿一个历史文件说事，首先要通读它、读透、读懂，才有发言权。田中奏折的真伪，本文暂且不论（我的书中有论述），就它的全文而言，它 95% 以上的文字，都是在谈“满洲”。从头到尾，都是讲的怎样经营“满洲”，而根本没有提到一个具体怎样吞并全中国的计划。要知道，一个小国要吞并一个大国，这是一个大计划，要在实行意义、可行性、具体步骤等方面，作出详尽的策划和说明，显然，这一类的文字，田中奏折里面是没有的。而更重要的是：田中奏折（就算它是真是的）也只是首相向天皇写的一份建议书，它并没有获得天皇的正式批准（奏折上并没有日本天皇的批复文字）。也就是说，这事就算是真的，也仅仅在讨论阶段，类似于陈济棠建议蒋介石吞并越南，并不能说明这是“既定国策”。                有的青年朋友还会说：日本人秘密绘制中国军事地图，细得连哪个村一个水井都画上了。这就是“灭亡蓄谋”的铁证。可是，说这个话的青年朋友，可能未必知道以下的事实：   1 、战前中国的高精军事地图，许多实际上是中国留日学生毕业回国之后从事测绘工作而绘制的。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感叹：中国留学生测绘的地图精确度很高，他在充当孙传芳军事顾问的时候，想法弄到了一些。另外，抗战爆发之初，日军也从国军王赓的手上弄过一些精密地图。另外还有一个事例：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东北抓到了绘制军事地图的日军间谍中村震太郎，一审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为了对苏作战做准备。   2 、当然，除此之外，日本也的确有间谍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绘制军事地图，但是，当年在中国绘制军事地图的，远远不止日本人，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 …… 许多国家的间谍都有。杨虎城曾经在陕西抓到过绘制地图的日本人、美国人，杨虎城果断枪毙了他们。而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 …… 他们之间也互相派遣间谍、互相绘制对方的地图。这看似混乱的一切，其实指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常识：对潜在敌国的日常情报收集，是一个国家情报机关的正常谍报活动。直至现在，美国和中国仍然在互相收集、刺探军事情报（当然包含搜集地图），这并不能说明美国灭亡中国蓄谋已久，也不能说明中国灭亡美国蓄谋已久。               当然，也有朋友会 说 ：日本都打到中国大西南来了，“ 灭亡中国蓄谋已久 ” 还 需要 证明吗？这样说的朋友，会遇到尴尬之处： 1979 年，中国的军队直捣越南大地、径直打到了越南首都河内的外围谅山。若不是国际上反对和谴责的声音一边倒，中国军队将打到何处为止？但是，这能证明“中国灭亡越南蓄谋已久”吗？证明不了。              抗日战争结束至今，已经有 68 年了。“日本为什么侵华”这个问题，是时候该弄清楚了。不能光看横店神剧，而连人家为什么打你，都不知道。            事实上，日本和中国交恶、直至大打出手，症结还是为了东北。            要讲清楚这个事，必须要先交代当时的三大历史背景：   背景一、殖民主义方兴未艾； 背景二、日本民族 发 展瓶 颈 ； 背景三、 苏联 共 产 主 义扩张 。             谈 “日本 为什么侵华 ” 这 个 话题 ，如果不从上述三大 历 史背景入手， 则看什么都是糊涂的，谈什么都谈不出个客观的结论。            首先谈谈第一个历史背景：“殖民主义方兴未艾”。在当时，世界上有许多个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驻军、有治外法权、有租界、有租借地、有许多铁路、矿产的经营权。日本只是其中一个。在这一点上，当年的日本，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日本希望能将白人的势力，排挤出亚洲以外，这样它可以在“共存共荣”的亮丽口号之下，独占亚洲市场，名利双收。这显然是自私的，但这个和灭亡不灭亡，还不是一回事。          第二个历史背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其民族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瓶颈。日本国土耕地不足、资源贫乏、人口膨胀、市场狭窄。尤其是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使日本走入了“不进则退”的困境。于是，日本不但要拼命维护它在海外的一些殖民特权，而且还有意将它们扩大，否则无法维持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有理，而是说：人是自私的、贪婪的。中国人信奉“存天理、灭人欲”，可人家日本人不信这个。            背景三、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这个问题直接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防，构成了威胁。而日本由于其领土与苏联接近，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就苏联的威胁而言，日本是首当其冲。日本人当年的设想是：希望担当亚洲反苏联、反西方的先锋和盟主，并从中牟利（名利双收），而要做到这一点，日本的双手必须要插到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土之内（例如驻军、租借地），否则无法“完成历史使命”。我们可以说它霸道，但是它认为自己很“伟大”。             弄清楚了几个主要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来具体谈谈中日之间的事情。中日交恶的事情，其实起源于东北。 1905 年日本打败俄国之后，日本将东三省绝大部分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但是它也继承了俄国先前在东北的一些殖民特权：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特定林产和矿产的开采权。日本也依照和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派了一支日军部队驻守在南满铁道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            日本为什么要大清国同意它“继承”俄国的这些特权呢？两个动机：经济、国防。从经济上而言，日本在东北取得了旅顺、大连两处殖民地。从国防上而言，日本的势力开始进驻东北，可以与俄国抗衡。          日本自从 1905 年取得了上述的东北殖民特权之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一直与它相安无事，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也没有挑战日本的这些既得利益，可是，蒋介石发动北伐之后，事情就糟了。           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了“革命外交”、开始挑战日本的既得利益。国民党宣称要“收回东北一切国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换言之，国民党要把日本人从中国东北赶出去。国民政府不但这样说，而且还开始这样做。例如：修铁路排挤南满铁路、禁止东北人租地租房给日本人、抵制日货 …….

　　 时下有论者曰：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1]。但是，当我们谈论”人民的社会”或”人民的统治”时，我们在谈些什么？本文从马克思（Karl Marx）、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勒弗（Claude Lefort）出发，对这一问题作一讨论。 　　 一　人民的统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 　　 “民主”（democracy）常被视为”人民的统治”，这是一个美妙的承诺。其实，作为一种政体，民主制最早幷不具有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性，它一开始是与贵族制（aristocracy）和君主制或王制（monarchy）相对，不同的政体意味着统治者的组成和人数不一样。在古希腊的思想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或平民政体幷不必然比贵族或王制政体更优良。相反，它可能是一种很坏的政体，可能成为”多数以强力胁迫富户”的暴民政治[2]。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分析的，民主作为一种统治形式获得道德上的绝对优势是在欧洲的近代，当身份平等成为横扫社会所有角落的力量，当个人从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之时，民主──即人民的统治──就成为唯一合法的统治形式[3]。他在《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一书中说，在美国，”人民主权原则是法律的法律”，”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4]。直到今天，”人民的统治”、”人民的政府”、”人民的社会”仍是政治语言中最难以抗拒的词汇，而”人民的意志”被视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所谓的”公民社会”其实也就是”人民社会”。”公民社会”和”人民社会”幷不是一组互相对立的概念。 　　 然而，世界是复杂的，美丽的语言中总是掩藏着不易察觉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谁是”人民”？什么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统治到底是谁的统治？事实上，”人民”或”人民的意志”都是抽象的概念，但统治行动及其结果──包括法令、政策、政治行动等──却是具体的。在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矛盾和距离。在具体的统治中如何体现所谓”真正的””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会不会最终沦为某一部分人的意志？代表”人民”的人会不会成为”人民”的主人？ 　　 马克思对这一矛盾早有极具洞察力和穿透力的回答。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对”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概念的普遍性作了深刻的批判。在这篇写于1843年的著名文章中，马克思从批评鲍威尔（Bruno Bauer）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看法出发，进而指出，如果国家代表着人民在政治上的解放的话，取消宗教信仰的要求仍然无法解决社会内部主流宗教和少数人宗教之间的矛盾。然而，马克思讨论的重点幷不在宗教问题本身，他从鲍威尔的问题出发引出的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张力。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普遍性的载体，国家承诺公民的政治解放[5]，但（市民）社会则是特殊的，人们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和生产关系中。国家的政治解放与社会内部的异化和压迫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难以超越的内在矛盾。 　　 “由人民来统治”──资产阶级这样承诺。如果把资产阶级社会从近代到当代关于普选权和普遍人权的发展考虑进去，可以说，所有人──不分男女、种族和财产状况──都是平等的，他们拥有同等的权力参与政治并掌握统治权力，每个人在选举中都有一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普遍性”是资产阶级社会所提供的政治解放最微妙之处。但他指出，”人民主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把戏。事实上，人们的真实生活永远是不普遍的，人们永远生活在特殊性之中。他们的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财产收入状况从来都不平等。但资产阶级国家却宣称可以从这些特殊要素中抽离出来而获得一种中立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马克思分析说：”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6]也正是在这一普遍性中，资产阶级国家才宣布它所提供的”政治解放”是合法和有效的：每个人只要能够”抽离”出其特殊性，都可以在这一普遍性的国家中获得”主权者”或”主人”的身份，即是”人民主权”的一部分。 　　 马克思认为，所谓国家的”政治解放”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无论国家如何从市民社会中抽离，它仍然需要以后者为基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内在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却不断被否认。国家的存在以”人民主权”为基础，但”人民”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谁也无法获知到底谁是”人民”。”普遍性”不过是空中楼阁，它实际上是被用来掩盖特殊的社会内部阶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最终来说，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普遍的”人民主权”最终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7]。 　　 可以说，马克思撕开了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中所谓”人民主权”的面纱。在自由民主主义的话语中，平等的个人所组成的”人民”的代表充满着普遍性，平等、自由和正义同时在这一普遍性中得到实现。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天国永远是尘世的投影，国家只能是维系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工具，它既不普遍，也不自由。马克思说：”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即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8] 　　 二　官僚阶层和人民意志：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马克思的思想幷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马克思本人思想之外的存在。有趣的是，这一实践也遭到了以马克思自身思想为基础的批判。1936年，苏联著名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发表了《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一书，将矛头直指斯大林。托洛茨基以一种悲剧式的执著延续着马克思的批判色彩，只不过这时批判的对象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托洛茨基认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未完成革命、苏联国内经济状况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在一国之内建成的社会主义存在重大的缺陷。这其中，最大的危险在于，以无产阶级先锋队面目出现的革命领导者迅速成为国家的官僚，这些官僚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和被国有化的所有生产资料。可以说，官僚掌握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这些官僚却愈来愈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他们以一国之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任务为依托，实现的却是自己的野心和私利。他们不允许任何党内的组织和派别存在，禁止任何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国家机器在”革命”的口号下却成为压制无产阶级的工具。托洛茨基说：”官僚击败了所有这些敌人：反对派、党和列宁，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思想和论辩，而是自己的社会力量。官僚的沉重的臀部压倒了革命的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秘密。”[9] 　　 对托洛茨基来说，在斯大林统治之下，官僚成为新的统治阶层[10]。而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在”无产阶级”以及”人民意志”的口号下完成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愈伟大、人民的意志愈具有普遍性，则官僚所能掌握的权力就愈大。事实上，托洛茨基揭露的不过是另一种虚伪，一种马克思已经揭露过的、但有别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虚伪。官僚以人民的真正意志为名，却成为压迫人民的新的力量，声称代表人民的”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1]。托洛茨基因此认为，斯大林政权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和列宁对革命的设想，他说：”官僚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叛了革命。”[12] 　　 托洛茨基对马克思思想的回归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批判角度。马克思强调真正的人民意志的普遍性以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为基础，而根据托洛茨基的理解，世界大多数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且幷无立即松动的迹象，而且苏联国内生产力相对来说幷不先进，在此时，这种最终的胜利虚无飘缈。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实现的后果即是，人民意志的普遍性被官僚的虚伪性所代替，人民的意志和无产阶级的意志被官僚的意志所代替。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尽管批判了斯大林政权，特别是其官僚的特权和腐化，但他始终坚持认为苏联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在性质上有别于幷优于任何其他国家。只不过，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当时的局限性使其官僚阶层暂时背离了革命。从大局来说，苏联因其对马克思思想的实践而大大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托克洛茨基反对社会主义在一国实现，主张的是”不断革命论”，而不是”反革命论”。甚至在逃亡过程中，在斯大林派间谍暗杀他之前，托洛茨基还在维护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13]。 　　 尽管托洛茨基的理想最终没有得到实现，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却影响了许多人。1960年代西欧社会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直接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此运动中的许多人又对斯大林主义的实践抱有深深的怀疑，托洛茨基显然为他们的怀疑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人运动以及形形色色的共产党的活动在西欧社会得以长期存在，无论它们内部对斯大林主义持何态度，它们大致都可算作那个时代”多元”的一部分。然而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却以更为激烈的方式上演着种种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怀疑”。 　　 对”人民意志”的解释由一党及其领导人垄断，任何对此的”怀疑”都无异于一场潜在的颠覆，都会引来动荡、对抗甚至流血。这不仅存在于苏联本身，也存在于其加盟共和国内部，以及加盟共和国对苏联统治的反抗中。在这里尤为著名的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领导人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论述。在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下，吉拉斯将共产主义革命中出现的掌握特权的官僚描述成一个新的具有剥削性的”阶级”。这种关于”新阶级”的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知识上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与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定义不同或一致，我们暂且置而不论。但它起码在现象上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斯大林式的党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明确反对，其程度远超过托洛茨基式的”批评＋正面评价”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吉拉斯意识到，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真理只掌握在一个党及其领导人手中；另一方面，人们对真理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怀疑又永远不可避免，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它迟早要面临严重的危机[14]。 　　 三　抽象性中的政治：勒弗对马克思的回应 　　 当代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勒弗早年曾深受马克思以及托洛茨基的影响，他甚至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1960年代的法国工人运动中举足轻重。他对马克思乃至托洛茨基的回应以及他自身的理论建构都颇值得深味。对勒弗来说，马克思虽然有效地揭示了所谓”人民主权”的普遍性与具体统治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但其自身思想所包含的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使马克思将目光转向了遥不可及的未来──即共产主义社会。而在现实中，在”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却以另一种形式上演着普遍和特殊之间的矛盾，其结果的灾难性远甚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主权”的虚伪。 在勒弗看来，马克思批判的局限性在于，它被完全包裹在一个关于历史真理的叙述之下。国家对马克思来说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意义。因此，资产阶级国家虚伪的普遍性必然要被另一种真实的普遍性所代替，这是历史规律使然。阶级斗争的结果应该是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掌握国家政权。但在这时，无产阶级本身失去了其阶级的特殊性，它因历史赋予的道德地位而与”人民”本身结合为一体：人民即是无产阶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