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

纵览中国 | 闵良臣: 有关钓鱼岛的题外话

一 近段时间,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有关钓鱼岛“来龙去脉”的文字在互联网上着实看到不少,让人大长见识。特别是当最近又读到胡平先生发表的文章《钓鱼岛为什么在日本之手》后,似乎什么都明白什么都不用说了:这个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没错,可日本有些人之所以敢于说是他们的领土,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事出有因”,用胡平文章中的话说就是:“假如说中华民国政府还仅仅是默认了钓鱼岛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干脆是承认了。” 正因此,在有关钓鱼岛的领土之争上才让我们今日如此尴尬,如此难堪。 即使这样,本人也还是不想完全“就事论事”;再说,这种领土之争,是国家政府的“国是”,一个普通百姓实在没资格随便插嘴。 只是这些天本人一直在想,区区一蕞尔岛屿,几个日本人要它干什么?就算像罗斯福总统当年所说的它可做台湾的屏障,却未必可做日本的屏障啊。所以说,日本人想方设法、千方百计争这个岛屿,100%属于“意气之争”,说白点,就是有意在中日之间“挑起事端”,看你中国政府能怎么着。 这样一说,就涉及到另外的问题:有些日本人为何要如此“造次”,敢于向我“堂堂大国”叫板?难道就不怕我们真的要跟他们动武吗?难道就不怕像我们有人在报纸上义愤填膺地吆喝要洗刷一个世纪的耻辱吗?他们不知道,在有些中国人看来,今天的“大中国”完全可以把“小日本”给灭了,而用国防大学教授戴旭上校的话说就是:“它敢动手就干它。” 这是何等豪气何等牛×啊。 可事情果真像有些人想得这么轻巧吗?也就是说,中日真的一旦开战,我们就一定能洗刷一个世纪的耻辱甚至一定能灭了“小日本”吗?本人倒是持怀疑态度。 说来也是巧了,前几天无事翻看胡适80年前写的一些“时论”,从当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胡适所发表的一些观点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今天有些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挑起事端、之所以这么有“底气”、甚至之所以如此嚣张的“根源”。 二 在这个世界上,相比较而言,如果要问中国人最痛恨哪一个国家,我相信,日本必定排在第一位。即使没有南京大屠杀,中国很多人也还是恨死“日本鬼子”了。这一点,日本国民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不会糊涂。单从19世纪末的那场“甲午海战”算起,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日本多次侵略中国,死在日本枪炮和刺刀下的中国军人和平民更是不计其数。这种家仇国恨,岂是国家的一个“中日邦交”就能弥补得了的?据说今年是中日邦交四十年,可看看眼前的情形,就知道这个“邦交”对两国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反过来,如果问日本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最不害怕哪个国家,回答估计就是咱这个最大的近邻,否则,绝不会出现这种蕞尔小岛之争。 翻开历史,自19世纪中后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就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这到底是为什么?一提起来,有人就会“背书”似地说什么,旧中国积贫积弱,当然不免受人欺负。可单单一个“积贫积弱”就导致如此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清末的中国再不济,又能比“小日本”贫弱到哪里去? 再说,中国真的就像有人所说的那般“积贫积弱”吗?积贫积弱的意思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贫困弱小,可中国不是这样啊。唐宋元明不说了,即使到了清末,大清朝的国库也并非一贫如洗,不然,慈禧这个老妖婆又哪来那么多银子去修建她的颐和园呢?就算是挪用海军经费,说明当时毕竟还是有钱的嘛。如果再集整个国家的国力,更是可以说绝不在日本国之下。然而,中国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好欺负”。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你一读历史,一读当年有识之士留下的文字就明白了,问题就出在一国之政治制度和一国之政府身上。政治不清明,制度落后,政府腐败,对国民施行虐政,导致人民不仅不与政府和军队合作,甚至盼着外人把他们从虐政下解救出来。如此这般,你叫整个国家还有什么人气?整个国家没了人气,别国自然也就看不起你;若是再遇到像日本这样侵略成性有狼子野心的国家,它就会欺负你,侵略你,根本不把你放在眼中。 周有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大和民族是一个喜欢向别人学习的民族。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多年后,到19世纪中后期,发觉中国不值得学习了,于是就转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明。说起来也奇怪,当这个蕞尔小国进行了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后,对它一衣带水甚至做了他们几百上千年“老师”的近邻就再也看不上眼了。不仅如此,从看不上眼发展到蠢蠢欲动,最终动了虎狼之心,先是侵占我东北三省,进而进犯全中国。 三 造成这种局势,自然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有关,但当年中国政府中国政治制度就没有责任吗?我们还是来看看胡适当年在文章中是如何说的吧。 从1932年到1933年,就日本侵略中国,胡适写了多篇时论。今天翻看这些时论,特别是读到有些文字,仍有“亲切”之感,因为胡适所指出和批评的有些东西,即使80年过去,仍无多大改观。 从胡适有些时论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日本公开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并藐视中国,而中国当时政府领袖包括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中国军队和政府一样腐败,故对日本军队怕得要命,但遇日本兵侵犯,毫无抵抗,而且摧枯拉朽地溃败; 人民受虐政之苦太甚,甚至不惜暂时求仇敌来解救他们。 先说第一点。胡适1932年10月25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的演讲。胡适在演讲中说道:“昨天报载日本斋藤首相发表谈话,极端侮辱中国,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谈直接交涉。……仇人说我们不是现代国家,我们自己的政治领袖也说我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实在,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努力,失败在一点上,即是没有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 很显然,当时不仅日本首相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并极尽侮辱之能事,就是胡适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确实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国的失败也就失败在这一点上。换而言之,正因为当时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才被原本是我们“学生”的日本人看不起。 那么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标识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政治不清明,民权没有保障,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腐败,政府对人民施行虐政。1933年2月19日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胡适《民权的保障》,文章开篇就引了杨杏佛先生几天前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席上所说的一句很沉痛的话,这就是:“争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这话确实很沉痛。问题是杨杏佛和胡适二位怎么也不会料到,离说这句很沉痛的话以及发表这篇文章又过去了79年半,中国大陆百姓仍然在为争民权进行艰难而不懈地努力,其中包括不惜被谈话、被软禁、被抓捕、被毒打、被判刑,甚至传闻还有可能被活埋。也就是说,在西方,原本是十八世纪所做的工作,而中国人到了二十一世纪依然不能不做,甚至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乃至牺牲生命去做。既是这样一种情形,也就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算不上一个“现代国家”。既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又焉能不被像日本这样有狼子野心的现代国家因看不起而所觊觎所欺负呢? 又因为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也就乱象丛生:政府不爱它的人民,人民也不爱他们的政府;军队不能保护百姓,百姓也不敢依靠军队。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军队将领,多是贪污腐败。这样,一遇敌人来犯,毫无战斗力,也就只好溃逃。在这方面,胡适的日记和文章中都多有记录。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之后的第二天,胡适日记是这么记的: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闵按:指1894年甲午战争),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样)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1933年3月2日日记: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再看3月4日日记: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 3月5日又记: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别的不说,一句“人民欢迎敌军”,该是怎样的荒唐和悲哀! 128个日本兵居然有这种“威力”,说白了,正是当年中国军队、中国政府给的。一个国家到了人民居然盼望侵略者来,侵略者又怎能不嚣张!这种国家又还能有什么指望! 胡适不仅记了日记,在稍后的1933年3月12日的《独立评论》上又发表了《全国震惊以后》。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告诉人们,在日本兵眼里,视中国军队为无物: “南方同胞派来的慰劳抗日将士团的代表还在津浦车上,带着一百五十箱的慰劳品,每箱里装着无数男女同胞的热烈的期望!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六十万方里的土地已在十天之内完全被我们的敌人不战而得去了!他们梦里也想不到孤军深入的敌军,一百二十八人,四辆铁甲车,可以爬山越岭,直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总退却,退入长城以内了!” “我们的失败是摧枯拉朽的失败。” “从这回的热河事件,我们可以证明一件历史事实: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几百个决死攻城的日本兵眼里就没有看见那二十万的东北大兵。即使没有那九月六日张学良将军‘不准冲突’的密令,即使没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那二十大兵也不会抵抗的,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崩溃的。……日军孤军深入,丝毫没有顾忌,正因为敌人眼里早已不看见那十几万的正式军队,更不看见那号称十几万的义勇军。日军一昼夜冲锋五十英里,因为他们经过的是虽有人而等于无人的土地!一百二十八个日本先锋冲进了承德,十几万的中国大兵就总退却了!” 这种大溃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胡适在《全国震惊以后》里有“总结”:“军官的贪污堕落。朱庆澜将军曾说,‘军官有了两万块钱以上的财产,决不能打仗了’。”又说,“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热河政治之腐败,人民之怨毒,是人人知道的。锦州失守后,北票朝阳已成了前线,而汤玉麟父子叔侄们还只用种种苛法剥掠这地方的人民,使人民天天盼望有人解救他们的迫切的苦痛。……朝阳一带的人民,本有自卫的组织,抗捐至一年之久;后来因抗日救国的民众团体的劝告,自动的把一年的抗捐全数补缴给政府!这可见人民真是好人民。但这种可爱的举动丝毫不能感动那一群贪官污吏的天良;苛政苛税借军事而更加严重,竟使人民不能不暂时投入仇敌怀抱里以求避免当前水深火热的暴政。张学良将军前几天亲对我们说,热河人民因痛恨汤玉麟而痛恨一切抗日军队,所以丁春喜旅进入热河,途中丢了两个营长,大概是被老百姓杀害了。是的,热河人民因痛恨虐政而痛恨一切曾庇护这虐政的更高当局,这是这回失败的大原因。” 由痛恨政府虐政转移至痛恨同样腐败的军队身上,以至于人民杀死自己军队的军官,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军队又谈何战斗力? 四 好了好了,引了胡适这么多文字后,似乎无须再说什么。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证明,被我们总是一厢情愿而友好地称之为“东邻扶桑”、“一衣带水”的日本国确实侵略成性。 日本今日虽不敢说仍存“亡我之心”,但对我确实有非分之想。可如果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如果我们政治清明,官员廉洁,民权有充分保障,没有那么多贪官污吏,没有那么多社会不公,没有强拆,没有自焚,更没有制造出那么多上访者,全国同仇敌忾,一个“小日本”还敢“乱说乱动”吗?别说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就算因种种缘故,导致有些“说不清”,他们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猖狂吧。 所以说,还是胡适先生近90年前和近80年前有几句话说得好:现在“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也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全国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国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动,用在口号标语式的打倒帝国主义”上(胡适《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见《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既然是现在这样一种“国情”,请问,中日真的一旦开战,我们真能洗刷一个世纪的耻辱吗?光会说大话没有用。国情不好,还是想一想如何改变我们的国情吧,让中国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然后再来说大话不迟。 2012-9-8初稿,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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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闵良臣:“伟大领袖”好不好

闵良臣:“伟大领袖”好不好 ——毛泽东去世35年随想 标签: 毛泽东 ● 闵良臣 ( 进入专栏 )       若在文革时期,仅就这个题目,仅是如此提问,即有可能要了闵某人小命。     如此说来,中国社会毕竟还是进步了。让我先浮一大白再说。          1     孟子只说民贵君轻,绝不敢去想若是无君后会如何?     转眼毛泽东去世35年了,也不知哪根神经又撩起我想到自从“主席”去世后,我们就没有了“主席”,没有了“伟大领袖”。     后来的“总设计师”已经算不上※,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用说了。总之,毛泽东没了之后,中华民族的“主席”和“伟大领袖”也就没了。     没了就没了。没了谁,地球都照样转。只要不是昧着良心说话,毛泽东没了之后,中国人民不仅照样生活,在物质生活上显然比有“伟大领袖”的时代还要滋润一些。          2     就人类发展史而言,把一个人称作“伟大领袖”,其实是一个进步了。而在称“伟大领袖”之前,我们更普遍的称呼而现在又知道的,大约还是先叫王,后来又改叫皇上,叫万岁爷,而皇上万岁爷又称天子,即天的儿子,是“上天”派其来治理臣民的,因此,大家都只能匍匐在天子脚下,然后山呼万岁。     在天子时代,普天之下,只有奴隶,只有奴才。难怪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那篇《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在杂志上发表后又在网上发表时,有网友跟帖就这样说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皇帝一个人站起来了,其他人全趴下喊万岁。”     这样说,虽嫌极端,却也并不诬蔑。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心里,除了被称作“伟大领袖”外,确实也还给人以“王”以“皇上”以“万岁爷”的感觉——他老人家活着时也不知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3     可人类文明总是在不停地进步,这样一来,比“天子”称呼要进步得多的“伟大领袖”也落后了。我们尤其看到,凡有“伟大领袖”的国家,人民其实并不幸福,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玩。有些国家甚至还与王与皇上时代庶几相同,严重的,更是等而下之。     这可不是信口开河。     二十世纪能称得起“伟大领袖”的很有几个,而最最著名的非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莫属。前不久读到崔卫平教授一篇文章,题为《迷人的谎言》,说的是一位活了很长的女艺术家的“故事”。读其中提到有关希特勒的某些细节,让我有茅塞顿开或叫醍醐灌顶之感。     比如说,纳粹分子当时见到希特勒的那个著名的行礼姿势(估计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中看到的,两腿啪的一并,右手胳膊抬起往前一伸,同时整个身子略向前倾),“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遇到对方、互相问候的意义,而是一种效忠的象征,是要表明‘我是服从的’或者‘我是属于元首的’诸如此类的含义。而且它需要人们一再表明这一点,需要一再公开自己的效忠,让所有的人得以看见、得以听见,这同时也在呼唤别人同样的忠诚。在这种互相展示和卖弄当中,形成那样一种广泛的气氛背景,于其中任何人也别想有别的想法和举动,不存在一丝一毫的缝隙。因此,仅仅是举手之间,指向全部纳粹统治和镇压的体系。”     其实,中国有那么几十年,单说在中共高层内,见到“伟大领袖”后虽没规定一定要有某种行礼,可一个“主席”的称呼已尽显效忠了,也更是表明“我是服从的”或者“我是属于主席的”。让人悲哀的是,在这一点上,“主席”不仅并不比那个“元首”仁慈,相反还更加残忍,对那些即使表示效忠也确实效忠的人们也没有放过,甚至还置不少在他面前“主席”长“主席”短的老战友于死地而后快,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就都是大家张口就来的例子。     不用说,苏联也是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可在有“伟大领袖”的七十年里,苏联人民吃够了苦头。又因斯大林连自然科学家都不放过,以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家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都会颤抖。仅就我所看到的荒唐到近乎笑话的苏联历史,包括一些“段子”,就让人有点不寒而栗,这里不说也罢。     再有,就是被政府称作“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那个近邻,至今也还有“伟大领袖”,被中国民间称作“金二”。然而,也不知那个“伟大领袖”和他已经去世的爹——也就是那个老“伟大领袖”是如何领导的,说起来也独立大半个世纪了,其人民却仍要依靠国际上的不断援助才能勉强活下去。前不久还从电视报道中看到,他们民族的另一半,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因“跟着美国跑”而发展得欣欣向荣的南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又给不仅一直有“伟大领袖”领导且还与他们“摩擦不断”的一半运送去多少多少吨面粉。我想不出,这有“伟大领袖”领导的一半居然也还好意思接受。     这大约正应了中国过去故事书上所说的“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想想,与我们“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这个邻邦,现在,或说几十年来,不都一直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形之下吗?真是悲哀!          4     几年前,自己写过一则短评,题为《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网上可以搜到拙文),其中就一位作者在谈有关“毛主席专用陶瓷”时说的有些话,很让人不安,甚至感觉就是在歪曲历史。现容本人将其中一些段落移至此文中,算是又抄一回自己。     比如那作者文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毛主席生前生活极其节俭,连睡衣打了补丁也舍不得换件新的。一日三餐,基本上以吃素为主,偶尔吃几块红烧肉,老人家都诙谐地笑称是‘打牙祭’。”     依作者这段话来看,毛泽东过的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只是我实在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年代——是毛泽东1949年后在北京还是他“老人家”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毛泽东在生活上并不奢侈,睡衣上打有补丁,好像这都是事实。但说他老人家“基本上以吃素为主,偶尔吃几块红烧肉”还要认为是“打牙祭”,那就是天真得不可爱了。这里我不想搬出过多的资料乃至早就公开的他老人家的食谱,只拿已经去世的河南杂文家王大海先生发表的题为《白头宫女说玄宗》这篇杂文中征引的史实,来证明这个作者到底说的是真实还是谎言。     王大海先生在文章中告诉我们,他先是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很炫人耳目,叫《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大约又因还配有作者——面目姣好的一位少女的照片,于是,王大海不经意间将文章读了一遍。那么这篇文章说了什么呢?通过王大海的转述,我们知道文章说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位本来是海军疗养院护士后为文工团员,从杭州到首都近十年间执行“重大政治任务”,即陪伴各位中央首长跳舞的回忆。回忆的主人当时还是一位女孩子,说她开始“执行任务”是在杭州“汪庄”(王大海先生插了一句,说:“这地方我仅闻而已,只知道这是西子湖畔一座最高级的园林式别墅,普通人即使是世世代代杭州人,是一辈子也难以踏进这座园子的”),后来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她经常去执行光荣伟大的任务:参加中南海、紫光阁等举行的舞会,多次为伟大领袖伴舞——时间是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     因这篇回忆文章写得很生动,有些细节更是耐人寻味,王大海做文章时忍不住原文引述了一些。这里为节省篇幅,容自己只引其中一部分。回忆录的主人写道:“那时天天有舞会,我们没觉得腻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下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留下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是很丰富的,有鱼有肉,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女孩子来说,都非常美好。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看“参考电影”而且还“都是香港的”,我们现在完全能理解。只是我实在不知道,是否这些伴舞的女孩子比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比“毛主席”的身体还金贵,让毛“以吃素为主”,而让这些女孩子伴舞后倒是“有鱼有肉”?     我们说话写文章,尤其说到历史,都不能不拿出证据来。王大海这篇文章被选入多种版本,这里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华杂文百年精华》,在第624~625页。还要说的是,王大海这篇文章几乎都是在引用或转述,自己很少说话。只在结尾处,他说了这么几句:“这位当年的美丽少女写得明白:时间是在1957年后的那几年,那是怎样的‘岁月’?!”又说,“在全国,特别是本人所在的河南省,不正是大跃进!饿死人!吹破天的时代吗?仅仅是在中原这块沃土上,饿死的农民数以百万计……联想到这儿,我的心为之颤栗了!”     再容笔者接着说几句:还是“困难时期”,而且连伴舞的女孩子尚且能吃到“大鱼大肉”,那么,不是“困难时期”,又还是国家领导人,尤其还是“伟大领袖”还是“毛主席呢”?就算毛主席想“基本上以吃素为主”,中南海里那些负责领袖们饮食起居的“管理人员”会答应、敢答应吗?          5     南都周刊前不久有一期刊出一篇《李庄说李庄案(转自杨金柱律师博客)》的报道,也就是说有关律师李庄案的庭上庭下,我们终于可以听到当事人的诉说了——尽管此时的诉说因可以想见的原因依然有很大的保留。     这不能怪。在一个有16万律师的国家,司法高官依然敢于说“凡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必须‘讲政治,顾大局’”,你叫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包括律师们,说话时又怎敢不有所保留呢?只是那高官不懂,众目睽睽之下的“历史”是包不住的,犹如纸包不住火一般。     这里当然不是要探讨这个话题,只是其中一个细节更引起我的兴趣。这篇文字中李庄律师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出狱后,他“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确实不习惯”。当南都周刊记者问他这句话的所指时,李庄是这样说的:“失去了自由548天,刚一出来呼吸到突然到来的自由的空气,确实有些不习惯,所谓惯性就是不自由成为习惯,自由反而成为不习惯了。”     好一个“惯性”!短短548天,就让一个身份属于律师的国民居然也习惯了“不自由”,或说反而对自由“不习惯”起来。这种情形,恰恰印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即奴性,也表明我们就是容易产生“伟大领袖”的国度。难怪到了二十世纪,在鲁迅在胡适在郁达夫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里,中国仍是一奴隶之邦!     想一想,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堂堂一律师,仅仅是受些精神压迫(好像没有肉体虐待)而不自由五百多天,从牢狱出来就对自由已经“不习惯”了,那么在几千年特别是在始皇帝之后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压迫下,你叫中国人又还如何坚持“自由的习惯”?     所以说,时至今日,只要有什么人哪怕像变魔术一般又制造出一个“伟大领袖”来,我有理由相信,无数的中国人肯定还会顶礼膜拜,尽管中华民族的许多灾难也正缘此而生。     遗憾的是,天大一群奴隶们至今不觉悟。     难怪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闵某人看来,也不知比孔子要伟大多少倍)就认为欧洲蛮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而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富于奴性,而我们知道,中国在五千年来是完全有资格代表亚洲的。“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2页,参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在亚氏看来,“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同上,第367页)。     这些意思,我们在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也能读到。当然,说不定孟德斯鸠也正是沿袭了亚氏之说。          6     如此说来,把造成中国人的奴性全都记在秦始皇头上,或认为就是始皇帝实行专制集权后中国人才生长出奴性,显然也有失公平。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推理,中华民族的奴性近乎“与生俱来”。也不知是否真的与我们的地理有关。     不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二十多年前,有个叫苏晓康的先生在一部名叫《河殇》的电视剧中就特别强调了“黄河文明”与“蓝色文明”的不同,这里不说了吧。     前不久偶尔看一次百家讲坛,从中国古史中又得一例证。早在春秋五霸时代,从齐襄王之死时发生的一个细节也能证明中国人的奴性在那时就已浸入骨髓了。     被后世史学家认为性格属于“无常”的齐襄王,外出狩猎时因受到惊吓(依现代人观点,估计是齐襄王发生幻觉)脚受了伤。回到宫中,躺在床上,不仅脚受了伤,疼得很,发现自己的鞋也不见了,于是气不打一处来,非要身边的人去把他的鞋给找回来不可。被派的这个人相当于后来的太监(那时叫寺人),名字叫费。这个费在宫中的院子里没找着齐襄王的鞋,被齐襄王用鞭子抽打得遍体鳞伤,并命其继续去找鞋。     既然在宫中找不到,费也就只好准备出宫去找,哪怕到齐襄王狩猎的场地也要把鞋给找回来。哪知道,费一出宫门,就撞上已经包围了宫廷的叛臣。叛臣将其捆了起来。     一见这阵势,这个太监全明白了,并且暗中拿定主意,先是让叛臣解开他的衣服,又对叛臣说,你看给我打成这样,我还会抵抗你们,还会不帮你们吗?紧接着这个寺人又编了个谎,让叛臣先放了他,说让他进去直接把齐襄王给结果了不就得了。叛臣一听,觉得合情合理,于是就让费返回宫里去了。     谁知,这个费进宫后,赶紧将齐襄王从床上扶起来,并将其藏好后,又安排另外一个人假装齐襄王躺到床上,迷惑叛臣。然后,自己站在宫门口与叛臣殊死搏斗。费自然不是叛臣对手,很快被杀死(而齐襄王更不用说,也很快被搜出,自然也是难逃一死)。     事情至此,原本没什么可说的。让人殊堪玩味的是,北师大教授李山,在百家讲坛讲到此处时忍不住大发感叹:“看历史看到这个地方,也让人感慨:多忠义的奴才,打成那样,还那么忠心耿耿。所以这就是人格。人格不分地位高低。高地位的人不一定高。齐襄公地位高,一点人格也没有。”     啧啧。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个太监,一个奴才,竟还能受到已是信息时代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如此高度赞美。难怪约两千五百年后,中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右派分子”、作家刘绍棠先生,在恢复了正常人身份后抛出了“娘打儿子论”,认为自己被错划为“右派”,不过是自己这个“儿子”被“娘”误打了。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两千五百年里竟没有一点改善,没有一点进步。在本人看来,若要感叹,这才真是值得感叹的。     可让人搞不懂的是,一个人格如此之高的奴才,为何却要去保护一个“一点人格也没有”的东西呢?难道就因为他是王是自己的主子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与只知道效忠主子的一条狗又有何区别!再说,一个人,一做到奴才的份上,再不要侈谈什么人格。奴才何来人格?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种人早已万劫不复了。而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中有段话说得更达意:     “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关于列宁这段话,早在十几年前,就在广东《随笔》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过,近来在网上又看到有人引用,感觉对中国而言,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认可列宁此说并允许再接着列宁的话说下去:被打得遍体鳞伤或是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20年之久,还要拼死捍卫主子或认为不过是“娘打了儿子”的奴隶,显然就比奴才甚至比“无耻之徒”还要等而下之了。     相比较而言,自己倒是特别欣赏那个叫太监之后的有些人们。比如,看着秦始皇出巡,项羽就觉得“彼可取而代之”;而民间说得就更令人神往:皇帝轮流坐,来年到俺家。     多有气势!          7     当然,也不只一个刘绍棠,读一读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本人最近从互联网上读到一篇摘录),你就会明白,在中国,即使在当代,像奴才那样万劫不复的东西多的是。由此可知,为何鲁迅要说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的改革,也要流血?为何中国能在专制集权下生活两千多年?为何中国人都是见了狼是羊,见了羊又成了狼?     赵的专业是顶尖的,这不用说。可就是这么一个业务顶尖的人,奴才(而不是奴隶)意识极为浓厚。他在书中说道:“尽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却总像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在屏幕前我离得他那样近,看着他黑发转苍,红光消失,逐渐衰老。在他晚年接见外宾的那段日子,我更觉得是日夜陪伴,朝夕为他服务。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并没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说是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他的高兴,无论白天、黑夜,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于是,当年只要电台一宣布某位外国领导人到达北京的消息,我们的前期记者与后期录制人员就照例会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现在我有点明白了,那其实是由于健康原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气足时,才有可能接见外宾。”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赵除了忠于毛忠于自己所谓的“职守”,作为一个人最应该具有的独立意识完全丧失了,甚至可以说与上面提到的齐襄王的太监毫无二致。     费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却还要誓死保卫王;而赵就因老人不肯退位,要把“主席”把“伟大领袖”一直坐到死,于是,为了保证“伟大领袖”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能“神完气足”,他们工作人员就得“往往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并且心甘情愿。你说这与费的奴才意识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     更重要的是,即使几十年后,在回忆这段“光荣岁月”时,赵仍没有丝毫觉悟,仍沉浸在奴才的享受之中,带着一种甜蜜的回忆:“我已记不清值过多少次这样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兴奋,感到很神秘,也很神圣。大家期待着‘出发啦’这一声信息。”而这一切,又都缘于“伟大领袖”晚年接见外宾,不仅没有既定的日程,还要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看他是否高兴,甚至不论白天、黑夜,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兴致,“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不想见,也就拉倒。     现在想来,赵先生不说,真是可怜了当年那些来中国要等待这位“伟大领袖”接见的外国领导人!你们要来见这个二十世纪下半页中国的“皇帝”干甚!          8     据最近有网民截图,一位被称作“影后”的女艺人在微博中写道:     “一个强盛的国家,开放枪枝都不会颠覆,一个虚弱的政体,卖把菜刀都需要实名;一个人性的国家,总统会逐一念出遇难者的名字致以哀悼,一个冰冷的政府,遇难人数出来都是高度秘密;一个自由的国家,记者将内阁大臣追问到满头大汗,一个禁锢的体制,官员则告诉记者,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就因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知皇帝天子为何物,而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却是在“万岁”声中一代一代“滋润”着生息繁衍的。          9     早在公元10世纪时,平等自由的理念就广泛地存在于北欧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的自由民头脑中了。当他们在法国的一条河流上游览时,河岸边一个送信的人问他们:“你们领头的叫什么名字?”这些人回答道:“没有领头的,我们都是平等的。”(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在这样的人群在这样的社会,“伟大领袖”就很难有立足之地,更难有生存空间。          10     华盛顿时代,美国开国时,有那么多可敬的人物都可做“伟大领袖”,但他们不做。他们知道,一有了“伟大领袖”,民主自由也就玩完。所以华盛顿一再要求辞去总统职务,尽早卸下领导国家的重担,恢复他的平民身份。     在美国,做总统,就仅仅是一个职务,总统本人必须这么看。人民虽然不能随时罢免他,但有权公开批评他,甚至弹劾他。法国政治思想家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上卷232页,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就是总统与“伟大领袖”的根本区别。     这就是自由之国与奴隶之邦的根本区别。     尽管那个总统形容自己是站在铁笼之中作演讲据说是“捏造”的,然而,那种情形不正是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想要的吗?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不能限制自己的权力,反而总是让他的人民像在囚笼中生活一般,最终他自己倒是要真的或站或躺在囚笼中了。     这一点,曾被称作“铁腕领袖”且一“领”就是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现正做着“演示”。          11     至此,终于可以说了:     一个有“伟大领袖”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     一个有“伟大领袖”的国家,也一定是一个奴隶乃至奴才之邦。     没有“伟大领袖”的意义,很多人感觉不到,还有很多人甚至不适应,就像一直没有自由的人,给了他自由他却未必领情,甚至还很难受一样。     在今天,如果说我们很多人都确实看到了中国还有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那么,这希望也正缘于我们终于没有了“伟大领袖”。     欢呼吧,我的同胞们,“伟大领袖”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且已过去35年了!     一切企图复辟者,不管唱着什么颜色的歌儿,把话说得多么动听,也不管他是否愿意,甚至表示“绝不”,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注:当然,有“总设计师”,仍然是悲哀的,后来的血腥历史也给了证明。 进入 闵良臣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0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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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闵良臣:咱们工人没力量

[微博]曝出一条消息:中石化河南油田工资表泄露,干部比工人高出10倍。 不论是从消息题目还是从消息内容,只要你是中国的一个工人,或者说你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人”,我都有理由相信,看了消息后一定会有几句话想说,而最想说的一句很可能就是:咱们工人没力量。   从咱们工人有力量到咱们工人没力量,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社会,只要是一个单位,不管下面的工人生产干活有多苦,很难说有多苦的工人的薪水就一定会比领导还高;换句话说,在中国在眼下,相对而言,有些官员就是发财就是享受的代名词。   别的不说,消息中那句“广场上右手边,停放的几十部小轿车折射出令人炫目的白光”就在不经意间透露着一些信息。请问,这几十部折射出令人炫目白光的小轿车是不是全是公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就想问:南韩首都汉城只有四辆公车,而我们一个小小的南阳油田,有什么理由要配这么多公车?如果不全是,其间夹杂有私车,我也想问,其中有多少是私家车,而这些私家车中又有几辆是普通员工而不是油田官员的?   消息中还说,今年6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在建党90周年前,油田给所有员工都发了一笔费用。我们来看看这笔费用是怎么发的:“科级干部在3500元左右,全民工是1000元,非全民工(劳务派遣工)是700元。而据说,处长们拿了7万元、甚至有人说是8万元。”   如果说官员的工资是普通工人的10倍就已经太悬殊了,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出,建党前所发的“一笔费用”,处级官员就是普通全民工工人的70至80倍,是劳务派遣工工人的100倍以上了,这样,即使用“悬殊”这个词,也仍嫌太小。如此这般,不说这些官员还如何心安理得,又怎么还能让你们的工人们心理平衡呢?特别有意思的是,这笔费用显然是利用“建党90周年”的名义而发的,论起来,这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意义以及党的宗旨是什么,请那些包括处级以上的官员站出来讲一讲好不好。   看到这条消息,可以说,给全中国所有的普通工人以及不是工人的普通百姓留下最深印象也不过就是这么几个字:太不像话,实在太不像话!   而不管什么人,什么事情,一到太不像话,总是不好的,甚至还会面临危险。记得那还是若干年前,笔者在发表的一则短文开头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不敢说我们的百姓都是最听话的百姓,也不敢夸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民,可我敢说我们的百姓是最有忍耐性的:不是忍无可忍,他们都会忍了;不是太不像话,他们就会“认”了。两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们,只要给一线生机,有条活路,不横竖都是个死,就绝不会拼着性命造反,华夏也就没有这被后来认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当时的统治阶级实在“太不像话”,才成全了奴隶们留下万世英名,这是那些做着统治者的奴隶主们怎么也没想到的。眼一眨,两千多年过去,其间有太多太多的“太不像话”,因而也才有大大小小的上百次“农民起义”,才留下一句“逼上梁山”的成语——几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去借鉴这“历史教训”,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不说两千多年过去,眼一眨,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在执政党一再要求“维稳”的今天,我们那些只知道发财只知道享受的官员们为何就不能理解中央高层的苦心呢?有些官员们这样做,还不只是“几个钱”的问题,而是这些人对我们的社会到底是在维稳还是在添乱呢?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在中国,在眼下,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对中国社会的维稳都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相反,不稳定的因素绝不在百姓,甚至恰恰就在官员。是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在各自的位置上制造着大大小小的乱子;也正是这些人在影响和破坏着“党和政府”竭力要创造的和谐社会。   说起来有些官员可能不信,每当自己在大街上、马路边看到那些依靠做个小买卖,甚至只是卖点瓜果卖点蔬菜的百姓都会想到,他们实际上是在减轻政府的负担,尽管这些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这些年来我们许多城市中有一种叫“城管”的人,却一次又一次与这些实际上为政府减轻负担的人们过不去,无数次地驱赶他们,或者是没收他们的这没收他们的那,甚至还殴打这些人,极端的,更是将人殴打致死。如果说添乱,这些人才是添乱的主角;如果说要维稳,这些人才应该是维稳的对象。   前段时间,有那么一位有相当级别的官员居然忌讳公民社会,甚至希望不要提。这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想通了。一个公民社会,有力量的不是官员,是公民,是工人。只有在公民社会,官员才会做一个真正的仆人,才真正懂得“服务”的含义;只有在公民社会,公民才是真正的主人,享受着公民应该享受的一切权利和权力。   更重要的是,从人性上讲,尤其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文明进步程度来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性尚未发展进步到甘愿做“仆人”的程度,因此从实质上说,我们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很多很多的中国人之所以想做官,也依然不脱那句老话:“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而我也更有理由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他们做官,想的就是升官发财“做老爷”,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早在约十年前,官员中就有一位堪称“榜样”的人物就十分坦诚地说过这么一句大实话:“做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正因此,那位被称作“伟大领袖”的人,虽然一再说过或叫强调过“要为人民服务”,可不论其动机如何,事实上不仅实在是忽悠了他的臣民们,也是“咱们工人”从有力量到没力量的根源。时至今日,正本清源的时候到了。   2011-8-3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来源日期:2011-08-16 | 责任编辑:左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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