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

今天的中国，所谓政治改革，说穿了，主要是干部制度的改革，就是对官员们特权享受的改革。本人完全赞成近日在互联网上读到的刘燕波在《政治改革的死敌——干部制度》一文中关于现行干部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社会发展“不共戴天的敌人”一说，也完全赞成其在文章中所说的：“干部们抵制政治改革，是因为现行干部制度一是容易混日子，二是容易捞好处，三是无论混也好，捞也好，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但为什么会如此，除了刘燕波文章中所讲，本人试着再补充几句。 估计中国的官员们早就清楚得很，中国所有官员，与中国的干部制度包括社会其他制度紧密相连，一如红楼梦中几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权利用设计的一种制度来维持政权，而制度又利用人性的贪婪和卑鄙来维护这种制度，于是，官员们就利用政权不想改变制度以维持政权来为自己提供特权提供享受，真个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当然，中国所有的官员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既然是这样，那么他们的一切开销一切享受，自然也就应该由国家由党由人民来承担。多年前，曾有个连卫生巾都由公款报销的女贪官就“义正辞严”地对办案人员说：“我是国家的人，报销点卫生巾算得了什么！”现在有人对我们的执政党开十八大不仅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到底花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很有意见。这也是不懂“行情”。执政党认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那么它开大会的一切开销自然也就应该由中国人民来承担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现行干部制度为中国官员们提供的那些特权和享受，我们的官员们一天也不愿意做下去。正如十余年前广西有一腐败分子曾公开自己做官的“宣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而中国眼下一切腐败，皆缘于这种干部制度，要说“特色”，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特色”；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我们在这方面就是最具“特色”的了。 本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取消了官员们的那些特权享受，或者说就是不让他们因可以大肆受贿而发大财，中国99.99%的官员也都一定举双手赞成：所有的官员由“主人”们公开选举，让那些愿意只为荣誉而做官的人们去做吧。中国的官员们之所以一直竭力反对、抵制公开选举，正是因为官员有特权，可以合法地享受，更可以受贿发大财。而许多官员的无法无天也正好体现了在我们这种社会里官员至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官本位”。当然，名义上（尽管即使名义上也说不通）叫“党的事业至上”，党领导一切。好在，只要实事求是，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中国人（包括那些说党的事业至上的官员们）相信了。 正是因为中国是这样一种干部制度，凡是在客观上维护了这种制度的官员，都一定会得到制度的庇护；反过来，又因为制度庇护官员，官员也就维护这种制度。试想，如果所有的官员都主动不去享受特权，不要那特殊待遇，不去总想着受贿发大财，甚至模范遵纪守法，把所有纳税人真正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如此这般，我们现在正在实行的这种干部制度还有用吗？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这种制度吗？中央还需要强调“坚持”这“坚持”那吗？我们还怕什么“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吗？还愁海峡对岸会不与大陆统一吗？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种制度白送给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台湾以及港澳），人家都不要。这与有些人所说的“国情”无关，与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指导也无关，只与制度设计有关，与人的思维有关，与是不是官本位有关，与是想做一个人还是想做官有关，与是真想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还是只想执政统治有关。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港澳、台湾），才真正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为了他们的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大陆不是。我们到现在都一直在为“领导权”，即执政党能不能继续执政统治下去而殚精竭虑。在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和人民幸福与能不能由现在的执政党继续执政统治相比，显然，后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只要不让自己执政统治，只要改由别人执政统治，中国人即使过得再幸福，执政党也不会高兴。 而这种思维在别的方面同样在套用。比如之所以像现在这样一再强调要“坚定地”坚持走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一例：他就是要中国人民跟着走他所要走的路，如果不是，即使走别的路，再宽阔再好走，他都不舒服。这就如同我们常常批评某些顽固的人那样，即使知道那样做不好，即使知道换个做法比他现在正在做的要好，并且已有无数的先例，可他就是要坚持那样做。这种人往往不跟你讲道理，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来横的只来蛮的。之所以会这样，别人都明白，他坚持这样做，一是不愿意失面子，二是这样做：他高兴，或说他喜欢，有时这种人甚至就直言不讳地故意气旁观者：就是为了自己高兴，你怎么着！大半个世纪来，或者说即使从1978年至今，中国很多官员在把事情办砸了之后仍然继续办下去，也多是缘于这种思维。 扯远了，回过头来说。这种干部制度为何就那么庇护官员呢？除了刘燕波文章中所讲及本文上面所说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小是个官员，只要在官场混过几年，都一定开过无数的会议。而在中国各级官场的大小会议上，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每次会议或会场上那个最大的官员（有时就是主持会议者），他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多么无耻的话都敢说，跟站在大街上或是面对百姓公开说的话，简直天差地别，很有点夫妻同床共枕夜晚所做的事白天怎么也不好意思公开说出来一样。当然，只因为他是“大官”，他说什么，会议或会场上都不会有人公开反对。比如毛泽东在他主持的很多会议上以及与下面的人谈话时就常常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什么都敢说（包括说他自己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等），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他说得不对。由于现在已经公开出来的毛泽东的胡说八道（他老人家无法无天，不论私下还是公开乃至在任何场合都敢胡说）已经不少，这里就不用本人举例了。 不要以为只有毛泽东会这样。由于中国是一个专制了两千多年的国家，中国人早已对专制意识耳濡目染，甚至浸入骨髓，因此，大小做了一个官，不自觉地就让专制思想意识占据了大脑，这样，大小官员当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敢于胡说八道也就再平常不过了。比如，那还是十余年前，有位乡长在动员他那个乡的工商、税务各种公务员去乡下收税的大会上就敢于公开要这些人不仅不要怜悯农民，而且要把农民当作敌人对待：“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同志们一定要眼疾手快而且立场坚定……交税是公民（闵按：要钱时才把农民称作公民，平时把他们当公民对待了吗？另外，可怜的中国农民哪里知道，早在14世纪，像英、法这样的欧洲国家就牢固确定下来了一句格言，这就是：“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应尽的义务，他肯定说他没钱，没钱不要紧，他不是有猪吗？不给，就牵猪，扛粮食，抬床板，办法总会有的……” 而我们的干部亦即官员，由于参加过无数的会议，听到过大小领导们无数各种卑鄙无耻的话，“组织”如果不保护他，让他把在各种会议上所听到的都公开出来，那简直就等于要了有些官员的命，若是再用有些人的话说，甚至会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政权。 这里还举一例。很多网民一定不会忘记，就在几年前，本人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个副处长就因对记者说了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当然，据我所知，这个副处长一直在优哉悠哉地做着他的官，毫发无损，“组织”认为他没有任何过错；别看事后本省省委书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不点名地还批评了这个副处长，那只是一种姿态，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我们现在，不，当时好像就有人说了，这是一句极为平常而很真实的话，只是这位官员一不小心对记者公开说了出来而已。要知道，类似这种话，甚至比这更露骨的，官员与官员们开会时也不知说过多少，只要不被记者“捅”出来，让那些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天真纯洁得让官员们感到好笑的广大网民听到，屁事没有。现在就这么一句话就让这个副处长“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把他们在会议和官场上讲的那有些话全抖搂出来，那整个社会还不“炸了锅”，那一个二个的官员还能继续做下去吗？那些官员还敢说他们是在为人民利益吗？我们的政权又将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如此这般，你让“组织”如何不庇护这位副处长？当时本人一口气连敲几则评论，一言以蔽之，认为这位副处长所说的这句话，正是组织多年教育的结果（当时有网友翻阅党章后甚至认为：“逯军雷人实话是有党章根据的”）。 一个政权最害怕什么，或说觉得什么最危险，如果不能消灭之，往往就会向其妥协。那么我们的政权最害怕又觉得什么最危险呢？不怕下岗工人，不怕农民，不怕进城的农民工（这些人都是一盘散沙），也不怕群体事件，它最害怕和感到最危险的，就是所有的干部不听使唤，甚至“反了”。如果有一天，干部不听使唤，把组织的真正意图如实告诉广大人民群众，那么，会发生什么，即使猪脑子，也能想得出。正是由于官员们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才敢于反对中央出台任何会损害他们利益的制度改革（包括公布官员财产）。这也是我们干部制度之所以要庇护官员的最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短文本该作结，可我还是很想为现代资本主义为现代资产阶级说几句我们有些人特别不喜欢听的话，不说憋得慌。 请有些人再也不要对今天的资本主义对今天的资产阶级泼污水了！你们说一说，中国社会在哪一个方面做得比资本主义社会好？如果按比例，我们又有几个官员的知识素养以及人品超过了资产阶级官员？尤其是，为什么总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移民，而罕有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向我们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移民？不说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像香港这种已经“回归祖国”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居然也是那么吸引我们这些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一个个孕妇总想钻空子，把自己的孩子生在香港，弄得香港现在像防贼似的防着大陆孕妇过罗湖桥进入香港（本人觉得真丑。有些大陆人，为了追求下一代的幸福，可以说什么廉耻都不要了），并且公布了相应的惩罚条文。看到这些，我们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有权力让中国人民获得幸福尊严，也有权力让中国人民过得很痛苦的的官员怎么就不觉得丑呢？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那儿说我们如何如何好？还有什么理由要“坚持”这“坚持”那，就是不想坚持让中国人民过得更民主、更自由，同时也是更幸福、更有尊严呢？ 好了，不说了。

一 此次让两千多名代表鼓了若干次掌的报告给自己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点就是强调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点，其实与第一点相同，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叫做“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说白了，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 那么什么叫“坚持中国特色”呢？用陈有西最近在上海宪政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中的话说，就是“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的邪路不能走，新的道路又没有指出来，于是只能原地踏步”。 先前是党领导一切，统管一切，现在还是党领导一切，统管一切，尽管我们所说的“党”，其实就是被上级委任为某级政府或某个部门的某个人。既然一切还是党说了算，是代表党的某个人说了算，绝不许三权分立，相互监督，那么，什么法律，什么民主、什么舆论监督，统统都是他娘的没有用的东西。像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重庆李庄案，浙江钱云会案等就一定也还会继续出现。再说，《人民日报》近日甚至强调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强调“党的事业至上”，“外界”再说什么，又有什么用！尽管我们看到在这个“至上”后面紧接着又跟了两个很有点好玩的“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可谁都看得出来，后两个“至上”不过是陪衬罢了，实质还是“党的事业至上”。不然，我们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人民利益、宪法法律”之外还有个“党的事业”，而且居然要排在三个“至上”的第一位？执政党不是无数次地表白自己“没有丝毫利益”吗？一个没有丝毫利益的党居然要把自己的“事业”放到“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之前，那么是什么“事业”竟然还会大于“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呢？天底下有这样的“事业”吗？这难道就是我们有些人所说的“理论创新”？ 先前依靠强拆，现在仍然可以继续强拆，不论有人跳楼还是自焚，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出了事，有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在后面撑着，各级公安、法院也一定会很好地配合。“有本事，你们到法院告去！”早已成了我们一些官员无法无天时的“口头禅”。他们之所以如此猖狂，就是因为那法院与他们是“几位一体”，有时甚至与他们家开的没什么区别。 先前同一个单位，领导与员工的工资可以差十倍几十倍，今后这种差别也还是可以存在下去。如果有人不乐意，完全可以告诉他：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所谓“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没有什么不对的。 …… 坚持就坚持吧。天大只由天，谁也没有办法！不过，毕竟管不住很多中国人还是要想：就像上面这些所谓的“中国特色”，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应该“坚持”下去？ “坚持中国特色”，给中国所有人尤其是给官员们传递出的一种信号就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路线、方针、政策仍然保持现状，不会改变。用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要保持制度、政策的“连续性”，延续现行的一切，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几个代表再加上后来新添的什么发展观来指导中国人的生活。现在不仅要这样做，还把这样做说成是“形成了第二个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恕本人不客气地说一句，如果这也算“理论创新”，整个星球的理论界不是欲哭无泪就是要狂笑了。 假设这种“特色”坚持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不动摇”，那么，将来的一天，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在作报告时，开篇就要在“指导”前先念上几分钟类似主义思想理论代表发展观之类的“定语”。若是再假设这种“特色”能坚持一万年，这种要坚持的定语真不知要念上几个钟头。我在想，真到那时，这种大会是否还能开得起来。不然，谁愿意作这样的报告，下面的人又还怎么能坚持听下去。有人当然会斥责我这是“杞人忧天”。可没办法，人有个通病，总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要知道，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所谓的保守派们，还有那准备继续腐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有点权力的各类公务员们（不要以为不是官员的公务员们就没有腐败的机会，不是。在中国，只要是政府员工，皆有腐败的机会和可能），听到这种报告，私下该是何等地欢欣鼓舞哦！他们像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这回不怕了！就像“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指导”我们的东西不变，旧制度就也不会变；旧制度不会变，我们先前该怎么做就还怎么做。所谓亡党亡国，那完全是吓唬人的不说，就算是真的亡了又有什么关系，这些腐败分子早就移民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过他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去了。怕什么！ 一边坚持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一边又说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鬼才相信这些话！ 二 我们不是一直叫着要政改吗？政改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要改革政治改革制度吗？既然要“坚持”这“坚持”那，“既不——也不”，那还改个什么啊？容本人斗胆说一句：中国实在不能这样继续“坚持”下去了呀！否则，就不仅是什么全国的老百姓成了“老不信”，而是让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超级“火山口”。这难道真是要“坚持”者想要的吗？读一读（或叫温习一下）约一百六七十年前的法国托克维尔吧，即使不去读他《论美国的民主》，也应该去读读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读读《托克维尔回忆录》。读了，说不定不仅就会清醒些，而且还会惊出一身冷汗。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将来看到火山喷发而不知所措要好呀。 在本人看来，不论要“坚持中国特色”还是“既不——也不”，都是为了维护旧制度，要“保持现状”。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哟，这样的现状是否还应该保持！ ——买官卖官（有人很无耻，把明明是买官者非要换个词，称作“跑官”，让原本就奴性很重的中国百姓听着似乎不那么无耻了），风行全国上下，遍及各级政府部门，甚至从公开的媒体上看到披露，连省部级高官居然也能明码标价。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今天的世界上真可说是“独树一帜”，实在堪称“中国特色”。由此可知我们的用人制度和监察制度烂到何种地步！到了这般田地，还在那儿说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既不——也不”，让人说什么好呢？ ——每年十几二十万次的群体事件，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么多群体事件的发生，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发生群体事件的当地政府官员管理无能，而管理无能，正是我们这种用人制度所造成；二是政府官员与人民群众不仅并非“心连心”，而且是离心离德。群体事件往往都是群众对政府官员忍无可忍才发生的。而官员与群众离心离德，同样是我们这种用人制度所致。所有官员只唯上不唯下。难道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这些群体事件不正是在一些人要坚持这种中国特色下才发生的吗？ ——每年光是被举报或不经意间“东窗事发”而被“查”出来的大小腐败分子，夸张点说，不计其数，这还主要是因为国家政府精力不够，不想也不可能更认真地监督和彻底调查我们的官员，否则，我有理由相信，中国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也不知有多少！中国有多少官员腐败，又贪腐到什么程度，整个地球人都心照不宣。如若不信，这里还有个最好的印证，那就是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至今都因害怕而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几乎所有地方的财政部门也都不肯公布官员们的工资收入。 为什么呢？一公布，就会露馅，一露馅，就有可能激起公愤，一激起公愤，这乌纱帽也就戴不成了。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各级官员一旦公布财产后引起极为严重的“连锁反应”，这才是我们的政府和执政党感到最可怕的。至于我们各地的财政部门之所以不肯公布官员工资收入，那正是因为他们要完全听党的话，党不叫他们做的，他们绝不敢做。而现在代表党的各级官员都不愿意公布财产公布个人工资收入，你叫受那些不愿公布财产也不愿公布个人工资的官员领导的财政部门怎么敢去公布呢？ 事到如今，执政党一再迁就这些国家的“宝贵财富”，迁就的结果，就是“表哥”、“房叔”不断涌现，腐败分子多如牛毛（听听民摇，就知道本人这样说绝非有意夸张），一个处级官员居然能有二十多套房产，如此这般，你叫中国的商品房如何不贵！买的不住，囤货居奇，想发大财，而需要住房的人却买不起。 三 “中国特色”已经“坚持”有些年头了，坚持的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其实，所谓“中国特色”，一言以蔽之，正是上面所引人民日报那句话，这就是，就算我们要实行法制，也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而“社会主义的法制”就必须是“党的事业至上”。也难怪，至今在很多地方，代表党的人叫法律干啥，法律就干啥。代表党的人说某人有罪，某人就有罪，说某人该杀，某人就该杀。现在可以这么说，“党的事业至上”，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党的事业至上”。如果没有了这个“特色”，中国一切“特色”也都将“暗然失色”。 可殊不知，也正因此，才让我们又看到了下面这些“中国特色”： （也许）除了大年三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各级政府或信访部门所在地（京城更甚）上访；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里竟然建有众所周知（据说北京公安部门反倒不知，真是奇哉怪也！可谁信呢）的“黑监狱”；各级政府派便衣到京城截访，把有冤情而当地又不解决的访民强行带回去；中国有不少张口闭口总是教育人民要爱国的官员竟然是“裸官”；有些山区可怜才只有几岁的孩子每天却要像大渡河上的勇士们那样攀爬铁索桥（下面是滚滚的河水）去上学，而我们却在外国有三万亿外汇存款或投资；中国国民收入相差几倍几十倍乃至几百几千倍，多少老翁老妪在街头垃圾箱中翻找能卖钱的垃圾，官员却挥霍浪费；中国人一年丢的自行车达天文数字无人过问，一日本旅游者丢了一辆自行车就很快破案；中国的孩子因没有合格的校车，每年都会有若干小生命提前告别这个世界，而我们却支援比我们要富裕得多的国家那么多合格的校车；自1949年算起，中国饿死人无数（因国家至今没有公布统计数字，确切数字只有天知道），因贫穷看不起病只能等死的中国百姓成千上万，我们却在中国第一报上向全世界夸耀我们这些年无偿援助了多少多少国家（怎么也好意思说得出口）…… 好了好了，像这种不光彩或者可以说简直就是负面、甚至是丑陋之极的情形一直列举下去，不说多，至少可以列出一部书（很多网友一张口就是“罄竹难书”）。 有人当然会说这些肯定不在“中国特色”之列，可上面所说的这些绝大多数不正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的这些年里“实现”的吗？或说这其中绝大多数不正是在“建设中国特色”期间发生的吗？既然如此，我们居然还要坚持“中国特色”，是不是希望上面所说以及尚未列举出来的负面乃至丑陋之极的情形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扬光大呢？ 中国民间骂人的话有很多，但有些骂人的话确实能令人警醒，比如就像这么一句，我就觉得对听者未必没有益处：放着阳光大道你不走，偏要去走那些邪不浪当的路！ 请问：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放着整个人类都向往的民主自由的阳光大道不肯走，偏要去坚持所谓的什么“中国特色”，弄得天怒人怨（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就是最好的例证），你说怪谁呢！ 我当然承认，一张口就能代表中国的那些人也是人，他们也总是说自己爱国家爱人民甚至也爱整个人类，可正如有人在批评或叫指责那位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那样，有人好像只“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 2012年11月12日—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