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

爱思想|​闵良臣:你爱什么爱啊,那是二

      一    没读过几年教科书,那时节,读书无用甚嚣尘上,哥哥初中毕业就下放农村去了。于是十三四岁就开始在街道混。十五六岁时被县外贸局与自己所在街道(口头语,现在叫居委会)派到周口地区淮阳县学习养水獭,据说学成了,回来可以帮助国家挣外汇。打记事起,就知道,要爱国嘛。    当时信阳地区别的县是否也派有人去,实在记不清了。    大约是1972年夏,我们一行三人(街道去两人—另一位叫李贤奎,与我哥同龄人,不知他为何能逃过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县外贸局派一位带队,现也记不清他姓什么了),先乘火车到漯河,下火车乘汽车,经周口到淮阳。    因是夏天,到淮阳时天还不黑。    我们住在淮阳县城红旗旅社。与我们同寝室抑或隔壁(现也不敢肯定),有一个与自己所在的县是同一地区的固始县人,大约有三十几岁,每说到二的时候,嘴一张就是:“爱”。我们让他发个“二”声,他死活发不出,一张嘴,还是“爱”。    我们不免就笑:你爱什么爱呀,是二。    然而好像与他同行也同是固始县的另一男士,平时跟我们聊天说到二时顺口念的也是“爱”,可当我们刻意让他把二发出二声让我们听听时,他很容易就做到了。    于是我们就故意逗那位死活不会说二的人:如果他能发个二声,我们就跟他赌什么什么。然而没用。他再认真,嘴一张,还是“爱”。    现在想来,就是赌个金山给他,他也发不出“二”来。       二    之所以有上面几行文字,起因是在互联网上读到一篇文字,有人采访王小波夫人—中国社科院性学专家李银河,在谈到1949年后中国有关“研究 60 年来性话语是怎么演变的”时,她告诉人们:“比如对同性恋,最早都是否定的,慢慢变成中性的了。比如涉性表达,一开始是性和爱都不能写,在文学作品里出现‘爱’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时候刚建国,是要献身革命的,爱什么爱呀”。    就是上面这一小段话的最后几个字“爱什么爱呀”,也不知触动自己哪根神经,一下子勾起四十多年前往事,竟然联想到那个只会发“爱”而不会说“二”的固始人。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当自己在城市满大街墙上又见到一片要“爱”的口号的今天,想想,很有意思。很多说爱的人,确实很二。是啊,你爱什么爱呀,那是二。    南都周刊记者最近采访九十二岁的何兆武先生,文中说何先生“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自己订阅《人民日报》,直到中苏论战之时,有一天他看到评论里写:今天看起来,双方说的都是废话。而这之前,他们投入近两年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学习《九评》。劳动就这样白白废掉,他有些黯然。”当时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啊,绝大多数百姓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然而,一个代表国家的政府跟另一个代表国家的政府成年累月说着废话,甚至用废话打笔仗,真是情何以堪哪!难怪另一个代表国家的政府二十余年前就已经垮台了!    自己造孽,自己买单,再正常不过。    又,南方周末最新报道,过去20年,中国发钞速度是美国的12.5倍。正如一位网友所言:“一个国家印出来的钞票居然比很多国家共用的钞票的总和还多,正常吗?这世界第二有真实性吗?”而本人要说的是,生在大陆,这二年总能听到我们的喉舌不断地骂美帝国主义不该大印钞票,给全球金融秩序带来如何如何动荡。现在真相大白天下,看看到底是哪个国家在大印钞票。真个是贼喊捉贼。    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府,偶尔撒点小谎,外人都能原谅甚至理解,可说谎到无耻、说谎到不要脸的地步,就太让人恶心了,也万难原谅。    特别是现在有些人稀里糊涂,什么人让他团结一致,他就团结一致;什么人要他一盘散沙,他就一盘散沙。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该爱什么,又不该爱什么,这种人自己好像完全不知道。于是,别人叫他要什么,他就要什么;别人叫他爱什么,他就去爱什么;别人说什么不要爱,他也就不去爱。    结果如何?有些人给人作了枪使,有的人在原本不该爱的事情上爱得很疯狂,被原本要他去爱的人先是口诛笔伐,后又替罪羊似地给这种人还判了刑一比如西安,比如广州,不都有人因爱国反日游行最后进了号子吗?想想,只能怪这种人不长脑子或说脑子进水了。    是啊!你爱什么爱呀,那是二。    2013-10-21晨    水獭:shuita  哺乳动物,头部宽而扁,尾巴长,四肢短粗,趾间有蹼,毛褐色,密而柔软,有光泽。穴居在河边,昼伏夜出,善于游泳和潜水,吃鱼类和青蛙、水鸟等。皮毛厚而软。(摘自《现代汉语词典》)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79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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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闵良臣:应该告诉人民真相

  提要:普选是什么,就是公开透明,就是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用托克维尔的话说,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7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我们有些人不是常常喜欢拿某种改革甚至拿民主自由作幌子,尤其说普选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而在中国绝不能实行吗?可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山推荐官员阅读的书中,告诉人们的却是与有些人的幌子相反。要知道,今天中国城市如果实行普选而不是委任制,许多“城市病”都几可消除。   一   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特别启蒙,只需讲出真相,只需普及常识——就够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普及常识,就是启蒙。也不错。   远的不说了,只看大半年来的喧嚣,不论是宣扬宇宙真理也好,还是鼓吹某个主义是大海也罢,抑或反对实行民主宪政,认为西方政党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中国的“集体领导”优于美国的总统制等等,说到底,都是在掩盖真相,欺中国很多国民不了解常识,继续实行几十年一贯制的愚民招术。   特别是当想到这些胡言乱语全出自号称高级知识分子之口时,心里很难受。因为这些有知识者公然愚弄和欺骗自己的同胞,真不知他们的良知是不是叫狗吃了。   在很多方面,人们要求做的,他们认为都不该做;人们要求公开的,他们都觉得不该公开;人们不希望继续存在下去的,他们却又死死维护。   人们希望更多的民主自由,最好是依宪治国,他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人们要求官员财产公开,他们说不符合国情,甚至认为那些在街头打出横幅提出这种要求的国民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好一个社会秩序!),得到的回应是拘留;而对于矢志不渝提倡公民运动、宣传公民权利者,换来的更是刑拘。至于像南京2013年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副厅级”却肆无忌惮地可以“除外”。   这也还能说是人民当家做主吗?这也还能说不是“官本位”吗?这也还能说是社会正义吗?难怪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的古希腊,有一位名叫特拉西马库斯的修辞学老师,当听到苏格拉底与一个叫作西法鲁斯的老人以及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等人讨论过一阵正义之后,坚决“反对这种幼稚的胡扯”,并强调说:“正义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参见何兆武、李约瑟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这个有关正义的观点,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中国官员身上实实在在地体现着。不然,就只问一句:凭什么副厅级可以除外?如果说有人强调“官员也是人”,是说官员也应该享受到普通群众享受的资格、权益,那么,副厅级官员凭什么要享受普通群众享受不到的——此时此刻为何不强调副厅级也是普通人?   至于西方政党是不是“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是否优于“美国的总统制”,全世界都知道,单凭几个早已失去良知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忽悠,不会起太大作用。   据说不久前又有了一个9号文件,从互联网上读到后,觉得那里面所讲没有几句能站得住脚——应不应该提倡民主宪政,应不应该提倡普世价值,应不应该提倡公民社会,应不应该实行新闻自由,应不应该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这一切都是中国很多人甚至包括拟定文件、签发文件的人心知肚明的,然而有人却罔顾国民呼声,自欺欺人地拟定和签发这种有违常识的东西!   人们提出民主与宪政理念,你们说不好。不仅不好,竟还诬蔑说其“实质”是要推翻这要颠覆那,就是不想自己反对民主与宪政的“实质”又是什么?可不可以说就是不想依法治国(不讲宪政,即不讲法治)?就是要继续维护极权统治?就是不想让中国人民享受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成果?全世界凡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是用民主与宪政治国,有些人为何总要逆人类进步文明而动?   人们提出普世价值,你们也说不好。不仅不好,还说其“核心”就是要排除执政党的领导,就是要让执政党让步。可你们如此反对提倡普世价值的“核心”又是什么?不就是要拒绝人类先进文明吗?你们为什么要用中华民族拒绝人类先进文明、延缓进步的代价来换取领导权、换取某种坚持权呢?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中华民族吗?到底是一党之领导权重要,还是让中华民族跟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真正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与文明高度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重要?   人们提倡公民社会,你们还是说不好。不仅不好,还说“要害”是在基层建立新的政治势力。这就奇怪了,英国早在17世纪(甚至更早)就实行了村民自治,那时的英国执政党怎么就不害怕他们的人民“在基层建立新的政治势力”,而你们为何就如此害怕呢?请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坚持这样做,到底是因为什么?   人们提倡新闻自由,你们更说不好,说这是西方的。不仅不好,还说这是反对你们一贯坚持的“喉舌论”,是要摆脱你们对媒体的领导。如此这般还嫌不够,另外又给加了一些罪名,即提倡新闻自由,就是要搞公开化;要搞公开化,就是要用搞乱舆论来搞乱社会。   这就让提倡新闻自由的人们想笑了:如果说提倡新闻自由的结果,就是为了要搞乱舆论,然后搞乱执政党搞乱社会,那西方社会岂不是早就大乱了?此外,不知你们是否真的学习马克思著作,又是如何学习的?即使对照马克思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论述,本人也完全有理由认定有些人不过是一帮打着马克思旗号的骗子。   至于人们要求中国政治改革,你们就更是拼命反对了。不仅反对,还说那些要求的人们是在歪曲改革开放,不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不该说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非实行政治改革不可,否则经济改革很难进行下去。   难道人们说错了吗?中国真的没有出现官僚资产阶级?真的没有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早些年就偃旗息鼓改不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你们知道,人们所要求的中国政治改革并不是要推翻这要颠覆那,不过是希望实行已经被世界历史证明的“普选制”。而你们的用意不过是给要求政治改革的人们一旦加上“推翻”、“颠覆”的罪名,这些善良的人们也就百口莫辩,由你们治罪了。本人怎么也想不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华民族如此古老的一句用语,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有效!   普选是什么,就是公开透明,就是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用托克维尔的话说,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7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我们有些人不是常常喜欢拿某种改革甚至拿民主自由作幌子,尤其说普选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而在中国绝不能实行吗?可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山推荐官员阅读的书中,告诉人们的却是与有些人的幌子相反。要知道,今天中国城市如果实行普选而不是委任制,许多“城市病”都几可消除。   二   由上所言,那个9号文件,说到底,不过还是证明了中国有些人就是要坚持自己搞的“这一套”罢了。可这一套除了证明对政府统治有利,对中国官员有利,滋生更多的腐败,让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还能证明什么呢?   尤其是证明着人类进步文明的,到底是西方搞的那一套,还是我们搞的这一套?要说真话,不要胡扯,不要昧着良知,不要自欺欺人。   西方“那一套”是有着强大的历史逻辑支撑的。古希腊雅典的改革人物代表梭伦与其后的亚里士多德都看重社会的“中间层”,后来叫资产阶级。再后来,西方把这种社会称作“橄榄型”。这样做,目的就在于“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也就是缩小“橄榄”的两头,让中间大起来。人类历史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因此,就这个观点而言,梭伦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是正确的;“西方那一套”是正确的。   近段时间,有那么几个实在应该打上引号的教授学者很猖狂很嚣张,公然挑战人类现代进步文明,不要宪政,不要民主,甚至不讲法治,进而反对普世价值,反对提倡公民社会,把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冀望的宪政梦全都说成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甚至认为“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我不知道,除了“西方那套理论”,还有什么理论可以代表人类现代进步文明?又还有哪套理论可以“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已经彻底崩溃的原苏联“老大哥”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吗?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吗?现已公开下令金家要世袭独裁的北朝鲜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吗?   只要有可以代表可以反映,且已成体系,并能称之为“套”的,不管是谁的,都行——关键是,这个世界,我们除了看到中国有些人极为反感的“西方那套理论”,并没有看到比这套理论更进步更文明的啊。不然,就连不承认西方那一套的人也是一张口就要把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称作“西方发达国家”,公认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至少比中国要高得多,甚至就连环球时报一把手胡锡进不久前在接受中国南方媒体专访时也坦诚:“美国很好,如果一下子能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我不反对。”试问:西方那一套不好,为何会比我们文明、比我们进步,连胡锡进这种人也不反对中国成为美国呢?   有些人理屈词穷,就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而社会主义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更短。可事实胜于雄辩——且不说北京放的那个什么大型系列片子(本人真想把这种系列片说成是“骗子”)还说人类社会主义历史有五百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吧,1945年战败后应该说比中国还要一穷二白,可为何他们就只发展了几十年,他们的社会文明就可以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呢?关键是跟中国相比,日本还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除了制度,他们依靠什么?难道认为是大和民族的人种优于汉民族优于中华民族?不然,什么人站出来给个合理解释!   你说中国现在搞的这套好,可还要全世界的人们相信啊。人类社会已经证明:没有宪政,就没有现代国家;不实行宪政,就称不上现代国家。一个连被称作现代国家资格都没有的社会好个什么好!这种“梦”做下去,会做成什么样?   就因为1978年后多多少少学了一点西方(有些花岗岩脑子的人至今不肯承认),大多数国民有饭吃有衣穿,国家也没对外“输出革命”,于是,就说自己“自信”这“自信”那,一连弄出几个自信,仿佛中国没有不自信的了。于是也就有理由反对别人不该对中国“说三道四”,不该批评中国。总以为只要中国承认别人好,别人也就不能说中国不好。什么逻辑!   本人常常觉得西方人真是太君子太讲礼貌了,不然,他们完全可以说一句:你们有啥好自信的,不就是向我们学习,然后向着我们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步吗?难怪连昔日的“老大哥”都嘲笑中国有些人,自己光着屁股,却还在那指责俄罗斯的裤子拉链没拉好。   三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总是有意无意在挑战人类现代文明,让世界上很多皈依民主自由实行宪政的国家特反感。对此,一张口就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还很不高兴,很不理解。有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了高度文明的人们跟我们一些人的思维就是不一样。   其实,这就好比现在有很多国民并没招惹政府,更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和平散步,只是无声地在街头打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甚至只是约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去城市的某个饭馆一起吃个饭,或者提倡公民运动,这样,政府就不乐意,就要想办法百般刁难,有时甚至还要抓人。请问:相比之下,你说哪种情形更令人担忧?哪种情形更容易引起世界人们的反感:是国民和平散步、无声要求公开官员财产、以及三五好友聚餐、甚至只是提倡公民运动对人类文明进步破坏性大呢,还是反对讲普世价值、反对讲公民权力、反对讲新闻自由对人类文明破坏性大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将人心比自心。还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难道有些人的心与大多数中国人以及那些比我们文明发达的国家的人们的心长得不一样?   你当然会说,一群人街头散步是有政治意义的;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有些人约在同城一起吃饭,那是一种政治聚会;提倡公民运动,对眼前这个政权是个威胁。就算你说的这些是吧。那么我就请问,这些行为哪一条违反了中国宪法?宪法中有不许国民集体散步吗?宪法中有不许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吗?宪法中规定了什么人不能在一起吃饭吗?宪法中规定了不能提倡公民运动吗?我们不是天天吆喝着依法治国吗?像现在这样搞法,你依的是哪门子法?治的又是什么国?   既然你们连这些都干涉,又为何反感世界上有人不该担忧你们要搞与人类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那一套”呢?(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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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空军大校戴旭最不肯动脑筋想的问题

  最新一期,也就是2013年4月18日这一期《南方周末·深度》刊登一篇人物专访,对象是中国空军大校、国防大学教授、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戴旭。这篇专访的题目是《戴旭:我掌握的资料没必要告诉你》,紧接着还有一个类似文章副题的句子:“我本来就怀疑美国搞生物武器”。常在中国互联网上浏览的网友们都知道,戴旭是一个特别喜欢想当然的人。   这里不谈戴旭如何偏激如何张狂,只说你读这篇专访,除了介绍戴旭家庭的那些文字外,从字里行间读到的就是在戴旭眼中,美国就是中国的敌人,而美国似乎也总是要与中国过不去。不仅如此,如果有外星球来客,又懂中文,读了这篇专访,还会以为美国就是这个星球上的“邪恶国”——你看,在戴旭眼中:“美国的军事科技引领世界,并企图成为世界帝王,它在打乱、威胁这个世界。”啧啧啧啧!   我不知戴旭是如何定义“威胁”这个词的。且不说让戴旭去想美国为何如此强大,且强大到能“威胁这个世界”,只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估计包括戴旭在内没有人会反对;美国更是一个民主国家,估计同样包括戴旭在内,也很难有人反对。那么说一个公认既讲法治又非常民主的国家“在打乱、威胁这个世界”,如果还不能说他是胡说八道,我就想问:你的逻辑性在哪儿呢?   作为一名中国空军军官、国防大学教授如此不讲逻辑,就不怕别人耻笑?设若上帝哪一天真的安排了一场中美战争,美国空军作战指挥员遇到戴旭这样不讲逻辑的中国空军军官,他们又何惧之有?不讲逻辑,指挥起来必定混乱,而战争中一混乱,必败无疑。   换而言之,如果说一个公认既讲法治又非常民主的国家居然“在打乱、威胁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星球上那些不怎么讲法治更不讲民主的国家又会干出何等事来呢?当然,这些,估计都不在戴旭大校考虑的范畴。戴旭,就是一个跟着自己感觉走,代表一班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军人。其余什么都不是。   当然,上面所说的显然还不是本人这则文字最想表达的。现在退一万步,就算如他戴旭所臆断,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甚至“敌人”到像戴旭在一次演讲里所宣称的“2030年美国将肢解中国”,我也还是想问:一个既讲法治又非常民主的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中国?中国为何这么惹美国仇视?问题是出在美国还是出在中国?   戴旭肯定会说,问题当然出在美国并非中国。不然,他那强烈而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精神,也就没理由继续坚持并发扬光大了。既如此,就容我们往深处一点说。   估计戴旭大校也知道,美国之所以跟中国一直“好”不起来,关键不是别的,正是意识形态,再说得具体点,那就是美国讲司法独立,中国讲党的领导;美国讲一人一票,中国讲等额选举;美国讲法治,中国讲人治;美国讲民主,中国讲专制;美国讲人权,中国讲稳定。   当然,本人也能猜到,戴旭大校一定也会讲: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无论在人口数量还是历史悠久方面,都数一数二;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活法;中国不讲法治或中国很不民主,也仍然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总之,中国政府不论说什么做什么,关老美屁事!   是啊是啊!关起门来未必不可这样说,而且这些话说起来还总能“理直气壮”,似乎很合乎“逻辑”,仿佛真理一般,谁也驳不倒似的。其实不然。   就像美国政府讲的中国政府不讲一样,美国人懂的,戴旭也未必懂。比如,在美国人看来,流氓国家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一如现在的朝鲜。由于这种国家实行的是专制独裁制度,而谁都知道,专制独裁下,一不讲法治,二没有民主。在这样一种国家,下至平民百姓,上至中央政府,什么坑蒙拐骗、欺诈谎言都能发生——再说得严重些,什么邪恶的事也都做得出来。而最不幸的是,这些年咱们的“大中国”有意无意间也正是这样表现的,因此,在一些外人的眼里也就成了这种“形象”。别的一切都不说,只举一例,我们几乎所有够不够级别的官员,一边大骂美帝国主义大骂西方,又一边把自己的子女和家人往美国或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送。我相信,无论美国政府、美国总统还是普通美国人民以及西方那些国家,都一定在笑话:看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官员把自己的孩子往我们这种国家送,却在国内说他们自己的国家说他们的制度是多么多么优越,甚至在一年一度全国两会那样的大会上一再宣誓“绝不”实行我们这种社会制度。   戴旭大校能没看到吗:近些年,面对普世价值,面对民主大潮,我们实在抵挡不过去了,于是就一再强调“多样的中国”、“多样的世界”。然而,“普世价值”的含意绝非是“多样的”,而是世界的“一元化”,如同孔子所讲的“大同”。大同,就是社会实行一样的制度。戴旭大校,你懂吗!   另外,我们其实就是想保留自己的“特色”,就是想“多样性”,不想和世界一样,不想“全球一体化”,更不想听到和看到什么“普世价值”,甚至就希望“马列主义加上华夏文化可能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周有光《朝闻道集》第11页)。而只要“多样性”深入了13亿多中国人的大脑,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全中国人“心往一处想”,那么政府在高度集权下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不管你说应该学习和建立西方那样一套民主制度,还是说也像人家那样把几种权力进行分立,以便相互有效监督,有人不仅一定会说那不合我们的国情,还会跟你讲:世界应该是多样化的呀,文明应该有多样性啊。不过,说这话的人有所不知,也正因此,这个世界的民主国家才对我们有所害怕,甚至还发出了“中国威胁论”。   说来很奇怪,据有人测算,我们即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也不过才达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水平。那么人家为何还会发出“威胁”声,甚至表示“害怕”呢?原来,正是缘于我们一个劲地强调要“多样性”要“多极化”。在民主国家看来,世界多极化容易导致战争,而一体化才能和平共处。更重要的,你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是集权制度,人民难以监督政府,而在这样的国家,从这“多样化”一直“多样”下去,不论政府要说什么还是要做什么,人民也都只有俯首帖耳、听之任之,人家难免会害怕。   可这些问题,你问问戴旭大校,他什么时候动脑筋考虑过呢?在他这种人的大脑里,就只会考虑:美国在包围中国!美国若干年后要肢解中国!美国就是中国的敌人!正是出于这种思维,才让他不讲一点逻辑更毫无证据然后想当然地发表一则又一则荒唐透顶的微博,不仅让中国众多网民觉得可笑,估计也让既讲法治又非常民主的美国感到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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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闵良臣:干部制度为何要庇护官员

今天的中国,所谓政治改革,说穿了,主要是干部制度的改革,就是对官员们特权享受的改革。本人完全赞成近日在互联网上读到的刘燕波在《政治改革的死敌——干部制度》一文中关于现行干部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社会发展“不共戴天的敌人”一说,也完全赞成其在文章中所说的:“干部们抵制政治改革,是因为现行干部制度一是容易混日子,二是容易捞好处,三是无论混也好,捞也好,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但为什么会如此,除了刘燕波文章中所讲,本人试着再补充几句。 估计中国的官员们早就清楚得很,中国所有官员,与中国的干部制度包括社会其他制度紧密相连,一如红楼梦中几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权利用设计的一种制度来维持政权,而制度又利用人性的贪婪和卑鄙来维护这种制度,于是,官员们就利用政权不想改变制度以维持政权来为自己提供特权提供享受,真个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当然,中国所有的官员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既然是这样,那么他们的一切开销一切享受,自然也就应该由国家由党由人民来承担。多年前,曾有个连卫生巾都由公款报销的女贪官就“义正辞严”地对办案人员说:“我是国家的人,报销点卫生巾算得了什么!”现在有人对我们的执政党开十八大不仅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到底花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很有意见。这也是不懂“行情”。执政党认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那么它开大会的一切开销自然也就应该由中国人民来承担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现行干部制度为中国官员们提供的那些特权和享受,我们的官员们一天也不愿意做下去。正如十余年前广西有一腐败分子曾公开自己做官的“宣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而中国眼下一切腐败,皆缘于这种干部制度,要说“特色”,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特色”;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我们在这方面就是最具“特色”的了。 本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取消了官员们的那些特权享受,或者说就是不让他们因可以大肆受贿而发大财,中国99.99%的官员也都一定举双手赞成:所有的官员由“主人”们公开选举,让那些愿意只为荣誉而做官的人们去做吧。中国的官员们之所以一直竭力反对、抵制公开选举,正是因为官员有特权,可以合法地享受,更可以受贿发大财。而许多官员的无法无天也正好体现了在我们这种社会里官员至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官本位”。当然,名义上(尽管即使名义上也说不通)叫“党的事业至上”,党领导一切。好在,只要实事求是,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中国人(包括那些说党的事业至上的官员们)相信了。 正是因为中国是这样一种干部制度,凡是在客观上维护了这种制度的官员,都一定会得到制度的庇护;反过来,又因为制度庇护官员,官员也就维护这种制度。试想,如果所有的官员都主动不去享受特权,不要那特殊待遇,不去总想着受贿发大财,甚至模范遵纪守法,把所有纳税人真正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如此这般,我们现在正在实行的这种干部制度还有用吗?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这种制度吗?中央还需要强调“坚持”这“坚持”那吗?我们还怕什么“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吗?还愁海峡对岸会不与大陆统一吗?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种制度白送给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台湾以及港澳),人家都不要。这与有些人所说的“国情”无关,与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指导也无关,只与制度设计有关,与人的思维有关,与是不是官本位有关,与是想做一个人还是想做官有关,与是真想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还是只想执政统治有关。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港澳、台湾),才真正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为了他们的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大陆不是。我们到现在都一直在为“领导权”,即执政党能不能继续执政统治下去而殚精竭虑。在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和人民幸福与能不能由现在的执政党继续执政统治相比,显然,后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只要不让自己执政统治,只要改由别人执政统治,中国人即使过得再幸福,执政党也不会高兴。 而这种思维在别的方面同样在套用。比如之所以像现在这样一再强调要“坚定地”坚持走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一例:他就是要中国人民跟着走他所要走的路,如果不是,即使走别的路,再宽阔再好走,他都不舒服。这就如同我们常常批评某些顽固的人那样,即使知道那样做不好,即使知道换个做法比他现在正在做的要好,并且已有无数的先例,可他就是要坚持那样做。这种人往往不跟你讲道理,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来横的只来蛮的。之所以会这样,别人都明白,他坚持这样做,一是不愿意失面子,二是这样做:他高兴,或说他喜欢,有时这种人甚至就直言不讳地故意气旁观者:就是为了自己高兴,你怎么着!大半个世纪来,或者说即使从1978年至今,中国很多官员在把事情办砸了之后仍然继续办下去,也多是缘于这种思维。 扯远了,回过头来说。这种干部制度为何就那么庇护官员呢?除了刘燕波文章中所讲及本文上面所说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小是个官员,只要在官场混过几年,都一定开过无数的会议。而在中国各级官场的大小会议上,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每次会议或会场上那个最大的官员(有时就是主持会议者),他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多么无耻的话都敢说,跟站在大街上或是面对百姓公开说的话,简直天差地别,很有点夫妻同床共枕夜晚所做的事白天怎么也不好意思公开说出来一样。当然,只因为他是“大官”,他说什么,会议或会场上都不会有人公开反对。比如毛泽东在他主持的很多会议上以及与下面的人谈话时就常常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什么都敢说(包括说他自己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等),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他说得不对。由于现在已经公开出来的毛泽东的胡说八道(他老人家无法无天,不论私下还是公开乃至在任何场合都敢胡说)已经不少,这里就不用本人举例了。 不要以为只有毛泽东会这样。由于中国是一个专制了两千多年的国家,中国人早已对专制意识耳濡目染,甚至浸入骨髓,因此,大小做了一个官,不自觉地就让专制思想意识占据了大脑,这样,大小官员当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敢于胡说八道也就再平常不过了。比如,那还是十余年前,有位乡长在动员他那个乡的工商、税务各种公务员去乡下收税的大会上就敢于公开要这些人不仅不要怜悯农民,而且要把农民当作敌人对待:“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同志们一定要眼疾手快而且立场坚定……交税是公民(闵按:要钱时才把农民称作公民,平时把他们当公民对待了吗?另外,可怜的中国农民哪里知道,早在14世纪,像英、法这样的欧洲国家就牢固确定下来了一句格言,这就是:“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应尽的义务,他肯定说他没钱,没钱不要紧,他不是有猪吗?不给,就牵猪,扛粮食,抬床板,办法总会有的……” 而我们的干部亦即官员,由于参加过无数的会议,听到过大小领导们无数各种卑鄙无耻的话,“组织”如果不保护他,让他把在各种会议上所听到的都公开出来,那简直就等于要了有些官员的命,若是再用有些人的话说,甚至会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政权。 这里还举一例。很多网民一定不会忘记,就在几年前,本人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个副处长就因对记者说了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当然,据我所知,这个副处长一直在优哉悠哉地做着他的官,毫发无损,“组织”认为他没有任何过错;别看事后本省省委书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不点名地还批评了这个副处长,那只是一种姿态,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我们现在,不,当时好像就有人说了,这是一句极为平常而很真实的话,只是这位官员一不小心对记者公开说了出来而已。要知道,类似这种话,甚至比这更露骨的,官员与官员们开会时也不知说过多少,只要不被记者“捅”出来,让那些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天真纯洁得让官员们感到好笑的广大网民听到,屁事没有。现在就这么一句话就让这个副处长“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把他们在会议和官场上讲的那有些话全抖搂出来,那整个社会还不“炸了锅”,那一个二个的官员还能继续做下去吗?那些官员还敢说他们是在为人民利益吗?我们的政权又将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如此这般,你让“组织”如何不庇护这位副处长?当时本人一口气连敲几则评论,一言以蔽之,认为这位副处长所说的这句话,正是组织多年教育的结果(当时有网友翻阅党章后甚至认为:“逯军雷人实话是有党章根据的”)。 一个政权最害怕什么,或说觉得什么最危险,如果不能消灭之,往往就会向其妥协。那么我们的政权最害怕又觉得什么最危险呢?不怕下岗工人,不怕农民,不怕进城的农民工(这些人都是一盘散沙),也不怕群体事件,它最害怕和感到最危险的,就是所有的干部不听使唤,甚至“反了”。如果有一天,干部不听使唤,把组织的真正意图如实告诉广大人民群众,那么,会发生什么,即使猪脑子,也能想得出。正是由于官员们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才敢于反对中央出台任何会损害他们利益的制度改革(包括公布官员财产)。这也是我们干部制度之所以要庇护官员的最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短文本该作结,可我还是很想为现代资本主义为现代资产阶级说几句我们有些人特别不喜欢听的话,不说憋得慌。 请有些人再也不要对今天的资本主义对今天的资产阶级泼污水了!你们说一说,中国社会在哪一个方面做得比资本主义社会好?如果按比例,我们又有几个官员的知识素养以及人品超过了资产阶级官员?尤其是,为什么总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移民,而罕有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向我们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移民?不说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像香港这种已经“回归祖国”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居然也是那么吸引我们这些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一个个孕妇总想钻空子,把自己的孩子生在香港,弄得香港现在像防贼似的防着大陆孕妇过罗湖桥进入香港(本人觉得真丑。有些大陆人,为了追求下一代的幸福,可以说什么廉耻都不要了),并且公布了相应的惩罚条文。看到这些,我们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有权力让中国人民获得幸福尊严,也有权力让中国人民过得很痛苦的的官员怎么就不觉得丑呢?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那儿说我们如何如何好?还有什么理由要“坚持”这“坚持”那,就是不想坚持让中国人民过得更民主、更自由,同时也是更幸福、更有尊严呢? 好了,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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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闵良臣: “中国特色”真的还应该“坚持”下去吗?

一 此次让两千多名代表鼓了若干次掌的报告给自己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点就是强调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点,其实与第一点相同,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叫做“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说白了,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 那么什么叫“坚持中国特色”呢?用陈有西最近在上海宪政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中的话说,就是“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的邪路不能走,新的道路又没有指出来,于是只能原地踏步”。 先前是党领导一切,统管一切,现在还是党领导一切,统管一切,尽管我们所说的“党”,其实就是被上级委任为某级政府或某个部门的某个人。既然一切还是党说了算,是代表党的某个人说了算,绝不许三权分立,相互监督,那么,什么法律,什么民主、什么舆论监督,统统都是他娘的没有用的东西。像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重庆李庄案,浙江钱云会案等就一定也还会继续出现。再说,《人民日报》近日甚至强调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强调“党的事业至上”,“外界”再说什么,又有什么用!尽管我们看到在这个“至上”后面紧接着又跟了两个很有点好玩的“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可谁都看得出来,后两个“至上”不过是陪衬罢了,实质还是“党的事业至上”。不然,我们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人民利益、宪法法律”之外还有个“党的事业”,而且居然要排在三个“至上”的第一位?执政党不是无数次地表白自己“没有丝毫利益”吗?一个没有丝毫利益的党居然要把自己的“事业”放到“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之前,那么是什么“事业”竟然还会大于“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呢?天底下有这样的“事业”吗?这难道就是我们有些人所说的“理论创新”? 先前依靠强拆,现在仍然可以继续强拆,不论有人跳楼还是自焚,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出了事,有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在后面撑着,各级公安、法院也一定会很好地配合。“有本事,你们到法院告去!”早已成了我们一些官员无法无天时的“口头禅”。他们之所以如此猖狂,就是因为那法院与他们是“几位一体”,有时甚至与他们家开的没什么区别。 先前同一个单位,领导与员工的工资可以差十倍几十倍,今后这种差别也还是可以存在下去。如果有人不乐意,完全可以告诉他: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所谓“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没有什么不对的。 …… 坚持就坚持吧。天大只由天,谁也没有办法!不过,毕竟管不住很多中国人还是要想:就像上面这些所谓的“中国特色”,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应该“坚持”下去? “坚持中国特色”,给中国所有人尤其是给官员们传递出的一种信号就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路线、方针、政策仍然保持现状,不会改变。用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要保持制度、政策的“连续性”,延续现行的一切,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几个代表再加上后来新添的什么发展观来指导中国人的生活。现在不仅要这样做,还把这样做说成是“形成了第二个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恕本人不客气地说一句,如果这也算“理论创新”,整个星球的理论界不是欲哭无泪就是要狂笑了。 假设这种“特色”坚持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不动摇”,那么,将来的一天,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在作报告时,开篇就要在“指导”前先念上几分钟类似主义思想理论代表发展观之类的“定语”。若是再假设这种“特色”能坚持一万年,这种要坚持的定语真不知要念上几个钟头。我在想,真到那时,这种大会是否还能开得起来。不然,谁愿意作这样的报告,下面的人又还怎么能坚持听下去。有人当然会斥责我这是“杞人忧天”。可没办法,人有个通病,总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要知道,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所谓的保守派们,还有那准备继续腐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有点权力的各类公务员们(不要以为不是官员的公务员们就没有腐败的机会,不是。在中国,只要是政府员工,皆有腐败的机会和可能),听到这种报告,私下该是何等地欢欣鼓舞哦!他们像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这回不怕了!就像“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指导”我们的东西不变,旧制度就也不会变;旧制度不会变,我们先前该怎么做就还怎么做。所谓亡党亡国,那完全是吓唬人的不说,就算是真的亡了又有什么关系,这些腐败分子早就移民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过他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去了。怕什么! 一边坚持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一边又说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鬼才相信这些话! 二 我们不是一直叫着要政改吗?政改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要改革政治改革制度吗?既然要“坚持”这“坚持”那,“既不——也不”,那还改个什么啊?容本人斗胆说一句:中国实在不能这样继续“坚持”下去了呀!否则,就不仅是什么全国的老百姓成了“老不信”,而是让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超级“火山口”。这难道真是要“坚持”者想要的吗?读一读(或叫温习一下)约一百六七十年前的法国托克维尔吧,即使不去读他《论美国的民主》,也应该去读读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读读《托克维尔回忆录》。读了,说不定不仅就会清醒些,而且还会惊出一身冷汗。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将来看到火山喷发而不知所措要好呀。 在本人看来,不论要“坚持中国特色”还是“既不——也不”,都是为了维护旧制度,要“保持现状”。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哟,这样的现状是否还应该保持! ——买官卖官(有人很无耻,把明明是买官者非要换个词,称作“跑官”,让原本就奴性很重的中国百姓听着似乎不那么无耻了),风行全国上下,遍及各级政府部门,甚至从公开的媒体上看到披露,连省部级高官居然也能明码标价。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今天的世界上真可说是“独树一帜”,实在堪称“中国特色”。由此可知我们的用人制度和监察制度烂到何种地步!到了这般田地,还在那儿说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既不——也不”,让人说什么好呢? ——每年十几二十万次的群体事件,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么多群体事件的发生,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发生群体事件的当地政府官员管理无能,而管理无能,正是我们这种用人制度所造成;二是政府官员与人民群众不仅并非“心连心”,而且是离心离德。群体事件往往都是群众对政府官员忍无可忍才发生的。而官员与群众离心离德,同样是我们这种用人制度所致。所有官员只唯上不唯下。难道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这些群体事件不正是在一些人要坚持这种中国特色下才发生的吗? ——每年光是被举报或不经意间“东窗事发”而被“查”出来的大小腐败分子,夸张点说,不计其数,这还主要是因为国家政府精力不够,不想也不可能更认真地监督和彻底调查我们的官员,否则,我有理由相信,中国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也不知有多少!中国有多少官员腐败,又贪腐到什么程度,整个地球人都心照不宣。如若不信,这里还有个最好的印证,那就是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至今都因害怕而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几乎所有地方的财政部门也都不肯公布官员们的工资收入。 为什么呢?一公布,就会露馅,一露馅,就有可能激起公愤,一激起公愤,这乌纱帽也就戴不成了。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各级官员一旦公布财产后引起极为严重的“连锁反应”,这才是我们的政府和执政党感到最可怕的。至于我们各地的财政部门之所以不肯公布官员工资收入,那正是因为他们要完全听党的话,党不叫他们做的,他们绝不敢做。而现在代表党的各级官员都不愿意公布财产公布个人工资收入,你叫受那些不愿公布财产也不愿公布个人工资的官员领导的财政部门怎么敢去公布呢? 事到如今,执政党一再迁就这些国家的“宝贵财富”,迁就的结果,就是“表哥”、“房叔”不断涌现,腐败分子多如牛毛(听听民摇,就知道本人这样说绝非有意夸张),一个处级官员居然能有二十多套房产,如此这般,你叫中国的商品房如何不贵!买的不住,囤货居奇,想发大财,而需要住房的人却买不起。 三 “中国特色”已经“坚持”有些年头了,坚持的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其实,所谓“中国特色”,一言以蔽之,正是上面所引人民日报那句话,这就是,就算我们要实行法制,也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而“社会主义的法制”就必须是“党的事业至上”。也难怪,至今在很多地方,代表党的人叫法律干啥,法律就干啥。代表党的人说某人有罪,某人就有罪,说某人该杀,某人就该杀。现在可以这么说,“党的事业至上”,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党的事业至上”。如果没有了这个“特色”,中国一切“特色”也都将“暗然失色”。 可殊不知,也正因此,才让我们又看到了下面这些“中国特色”: (也许)除了大年三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各级政府或信访部门所在地(京城更甚)上访;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里竟然建有众所周知(据说北京公安部门反倒不知,真是奇哉怪也!可谁信呢)的“黑监狱”;各级政府派便衣到京城截访,把有冤情而当地又不解决的访民强行带回去;中国有不少张口闭口总是教育人民要爱国的官员竟然是“裸官”;有些山区可怜才只有几岁的孩子每天却要像大渡河上的勇士们那样攀爬铁索桥(下面是滚滚的河水)去上学,而我们却在外国有三万亿外汇存款或投资;中国国民收入相差几倍几十倍乃至几百几千倍,多少老翁老妪在街头垃圾箱中翻找能卖钱的垃圾,官员却挥霍浪费;中国人一年丢的自行车达天文数字无人过问,一日本旅游者丢了一辆自行车就很快破案;中国的孩子因没有合格的校车,每年都会有若干小生命提前告别这个世界,而我们却支援比我们要富裕得多的国家那么多合格的校车;自1949年算起,中国饿死人无数(因国家至今没有公布统计数字,确切数字只有天知道),因贫穷看不起病只能等死的中国百姓成千上万,我们却在中国第一报上向全世界夸耀我们这些年无偿援助了多少多少国家(怎么也好意思说得出口)…… 好了好了,像这种不光彩或者可以说简直就是负面、甚至是丑陋之极的情形一直列举下去,不说多,至少可以列出一部书(很多网友一张口就是“罄竹难书”)。 有人当然会说这些肯定不在“中国特色”之列,可上面所说的这些绝大多数不正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的这些年里“实现”的吗?或说这其中绝大多数不正是在“建设中国特色”期间发生的吗?既然如此,我们居然还要坚持“中国特色”,是不是希望上面所说以及尚未列举出来的负面乃至丑陋之极的情形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扬光大呢? 中国民间骂人的话有很多,但有些骂人的话确实能令人警醒,比如就像这么一句,我就觉得对听者未必没有益处:放着阳光大道你不走,偏要去走那些邪不浪当的路! 请问: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放着整个人类都向往的民主自由的阳光大道不肯走,偏要去坚持所谓的什么“中国特色”,弄得天怒人怨(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就是最好的例证),你说怪谁呢! 我当然承认,一张口就能代表中国的那些人也是人,他们也总是说自己爱国家爱人民甚至也爱整个人类,可正如有人在批评或叫指责那位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那样,有人好像只“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 2012年11月12日—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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