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7c6926fa6ded972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CoChina 2010-06-28 15:10 此文是 Co-China 论坛主办的第 11 场活动 “ 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 ” 第一部分的文字稿,此文版权归 Co-China 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 论坛活动文字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 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 2010 年 6 月 19 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讨论嘉宾: 长平: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撰稿。 程绮瑾:香港大学社工系在读博士,研究传媒报道与自杀的关系。 邓志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编辑。 胡力汉:香港有线新闻中国组首席记者。 胡泳:研究互联网问题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黄煜:浸会大学新闻系主任。 令狐补充: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 《时代周报》等媒体撰稿。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新闻总监。 麦燕庭:香港记者协会主席。 毛向辉:网络专家,关注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潘毅:研究劳工问题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 王冠绪:西语作家,为西班牙媒体撰写中国问题专栏。 汪永晨:环保学者。   主持: 杜婷: Co-China 论坛负责人   第一节:地震、矿难和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杜婷: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论坛,我们第一个主题是地震、矿难和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先请闾丘露薇做综述。 闾丘露薇: 对于突发新闻来讲最主要的一点是准确性。但这一点在突发新闻中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事件在不断变化,你可能第一时间看到的东西和得到的信息在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发现有非常大的变化,有可能你第一时间看到的东西到最后证明它是错的。所以记者在采访这些突发新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一方面是看记者的脉络,你的信息来源到底足不足够,另外一点就是记者本人的判断能力,这些跟记者的经验,专业水平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怎样去接触到比较全面、准确的信息源?像微博客、网络这些在突发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在过去一两年,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比方说我在泰国采访红衫军的时候,其实真的要多谢 Twitter ,它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不懂泰文,在泰国时看着泰国电视台不断有直播,政府每天有两场记者会,但我不知道它在讲什么,我们的翻译水平也很有限。这个情况也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发生过,我以为翻译翻的蛮准确,但很多翻译因为你不懂他的语言,他的水平到底是多少,你经常是会被欺骗的,你以为他告诉你准确的东西,其实他在里面加了很多自己的诠释、解释,这样就影响了你的判断。所以我觉得网络的出现对于报道的准确性,以及对于报道更多元化和更多的消息来源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另外一点是角度的问题,我想这个可能我们等下可以讨论。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除了告诉大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发生,包括它发生之后它的趋向会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我们拿汶川地震来举例。我记得地震一发生我就写了一篇博客,因为当时我在日本,我提出的问题是: “ 为什么学校倒塌那么多,死亡的学生那么多? ” 我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是因为我 在日本看电视新闻和报道,它报道出来死亡的人数最多的是学生,我自己觉得我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说为什么会这样?同样的情况在玉树地震发生之后,我记得凤凰网马上就有一篇报道,它的标题是学校没有事。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凭什么那么快就判断说学生是安全的,学校是没有问题的?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判断是怎么出来。那么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新的更进报道出来,发现是有学校倒塌,凤凰网的编辑也承认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只是确认一家小学没有问题,但他们的标题就变成所有的小学都安全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媒体在报道突发新闻时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媒体的判断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之后的救援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对政府对事态的判断往往有一个过高的估计,觉得他们应该对事态有全面的掌握,但其实并不是,他们很多时候是依赖媒体,依赖第三方的消息来做判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方说之前听到新华社的某位编辑说 7.5 事件,中央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态到底是怎样,他们依据的实际是新华社的内参。 最后一点我觉得需要去关注事件背后的原因。这一点我想从 SARS 开始,其实从更早,从 98 年的抗洪开始,大家已经慢慢去尝试探讨。 98 年我在江西采访抗洪的时候,虽然大部分媒体还是集中在怎样去救灾,民众、军人怎么样去抗洪,但也有一些媒体,他们已经是去关注到工程的安全性,是否豆腐渣工程等等。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其实可以跟进的东西可以更多,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包括水利设施的合理性,过度开发等问题。 汪永晨: 其实主要是湿地的问题,我们原来的湿地是蓄水的,后来全给填了,或者就盖房子修路了。本来应该像一个大缸,用来蓄水,但是填了以后就像一个坛子,一来洪水水就溢出去了,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闾丘露薇: 对,像这样的人为的因素,很可惜的是 98 年的时候大家看问题还没有那么深,还没有用一种专业的眼光去看这些突发事件后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两年开始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的时候,大家更多地学会去关注后面的东西是什么了,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还有一点我觉得在突发新闻报道的时候需要注意,就是怎么样去问一个准确的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怎样去问官员问题。很多媒体,包括凤凰,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喜欢堵领导人。我觉得堵领导人是没问题的,堵高级官员也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你堵了领导人之后你到底想问什么。你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怎样去利用它?比较著名的例子是香港的一家电视台在汶川地震之后堵到了胡锦涛,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 你有什么话对我们香港人说? ” 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实在是有点浪费机会。但是这里面也反应出媒体人本身的心态问题。我讲讲我的经验,我在汶川地震之后追温家宝大概是追了三个镇,最后追到他。其实问了他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比较宏观,就是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为什么这么问?因为这样的问题是他乐于回答的,先问这样的问题有助于采访能进行下去,接下来我就问了豆腐渣的难问题,还有非政府组织在地震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报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会去认可它。因为地震发生后对非政府组织的 态度,从一开始的宣传很快就变得非常低调,不再提他们,当然到最后就是打压。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问。最后的一个问题是问善款会不会有贪污的问题。我为什么会从这四个角度来问?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官方的,要给政府说话的机会。豆腐渣工程和贪污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你问低层的官员他肯定是不会承认的,既然有高层官员在那里我觉得不应该浪费机会。他当时的回答虽然没有直接承认有豆腐渣工程,但是说会阻止,或者说防止出现。我还记得当时谈到媒体的时候,我觉得对方是非常严厉的,说你们要给我们时间,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不要添乱。另外一个问题关于非政府组织,我想在整个救灾过程中以及未来类似情形出现时它是蛮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怎么样问问题是蛮有意思的,是对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种考验,可以看出你的思路是怎样的。 怎样问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就涉及人文关怀。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包括在之后玉树,还有其它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尤其是电视媒体,为了追求画面的渲染,或者是煽情,或者是感染力,经常会去追着灾民,这是有一种二次伤害的可能。当然最恶劣的一种情况是阻碍到救灾的进行,这一点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发生的比较多,比方说为了配合直播,记者和救援人员讲你先不要救,让我先采访做完直播之后你再去救。但我们都知道救援工作里面差一两分钟效果都会有很大不同。包括默哀的场面,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为制造的因素,这都是媒体应该要反思和考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把灾民当成我们的道具、背景来展示我们的新闻,还是说我们真正地把这些受灾的人,突发事件受影响的人作为主角。有很多媒体的心态是觉得我是主角,而其余所有的东西是为我媒体服务的。我想这个是在媒体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大家都要快,都要有自己独家的东西,都要让人印象深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制造新闻,渲染画面等情形就时有发生。我举一个香港的同行跟我谈起的例子,我觉得蛮有触动的。有一次香港的一个家庭遇到车祸结果父母死了,只留下很小的一对孩子。所有的媒体都在堵祖父母,因为祖父母要去办理丧事,要去照顾这一对小朋友。其中一个记者他觉得很不忍心,因为他看到祖父母已经很伤心,但是被媒体从楼下追到楼上,但是他又不能不做,因为别人都有,他没有的话他的老板会说你怎么没有,为什么别人都有这个同期有这个采访你没有?于是对他来说,他一方面觉得内心很难过,过不去自己这一关,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不得不做这个报道。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做这一类新闻的时候,记者怎样去取舍是蛮大的一个考验。 最后再讲一个例子,关于富士康。前两天我接到我的一个非常熟的朋友,一个香港同行打来的电话,他非常气愤地说: “ 今天我的同事,还有你们凤凰的记者,和台湾一个媒体的同行都收到短信,说富士康有一个人要自杀。你们公司的记者当然就不管了,因为反正你们也不能报。我们是报了警,另外打电话给他们的公关,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件事情,但选择不去采访。但台湾的这家媒体居然去做了采访。 ” 我听了之后就相信了,一方面这是一个我很了解的朋友,另一方面之前对台湾媒体的印象就不是太好,尤其是电子媒体,他们经常在突发事件时做一些 煽情的或冲突性很强的报道,喜欢过分地渲染。后来我就在微博上写了这件事,毕竟有一些媒体道德底线的问题。三分钟之后就有人在我微博留言说我不了解情况,五分钟之后我的手机就响了,是这家台湾媒体的当事人,他说: “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发短信要自杀的这个人找到我住的酒店,缠着我不放,跟我倾诉,我把我的摄影师叫来了,但我们没有拍,也没有采访。没有报警是因为觉得在中国内地报警的话可能更复杂,所以宁愿不报警。但是我们通知了富士康,当然通知富士康的过程很复杂,所谓的热线电话还有公开的各种电话都没有人听,但最后还是找到了。之后我们把要自杀的这个人送回他住的地方。 ” 我当然马上在微博上道歉,我说台湾同行他们采取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处理方法。这个事之后我就总结,反省之后我觉得之后凡是不是当事人的我就不在微博上转了,因为有的时候别人的转述有一点点的差别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时这位台湾同行说你的微博一发我们台湾总部就看到了,给他很大压力。 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同一天我手机上又接到一个短信,是一位公民记者发来的,他转发的短信讲有一些人今天要去北京的某个地方自杀,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出来解决问题,并不是真的要去死。我对转发给我的那个人说,我说你可以通知媒体,但是我希望能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事件的发生。对于内地很多同行来说,这种事情处理起来比较为难,因为我们知道报警之后很可能会害了当事人。但作为媒体来说,我们是不该希望看到这些悲剧事件发生的。 杜婷: 刚才闾丘提到媒体对当事人的伤害,我想起去年 5.12 一周年的时候我帮《明报》做几个访问, 5 月初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些朋友,有一个人就说: “ 最近我们这很热闹,大家都来庆祝地震一周年。 ” 注意他用的词是 “ 庆祝 ” ,当然说完以后他自己马上意识到说错了,然后改口说是纪念,或许这是个无意识的错误,但作为媒体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我们的行为有没有打扰到他们,媒体造成的喧嚣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二次伤害?其实这也是最初有想法要做今天这场讨论会的目的,就是媒体在做这种灾难报道的时候怎样尽量降低对当事人的伤害。 闾丘露薇: 我想问胡力汉,好像你们之前有个记者就说他当时在汶川的时候遇到那种一边要采访,一边有一个人可能要等着被救,这个时候会不会比较矛盾。 胡力汉: 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没有矛盾,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受伤,但他没有可能去搬那个石头,太大了,他没有能力帮她。他的队伍里面包括摄影师、工程人员三个人合力也都不可能帮到她,所以他决定只拍。拍的同时叫救援人员过来,但那个时候救援人员也不够用,只能眼看小女孩在里面。在画面里他很尴尬,表面上他只顾着自己采访,其实他和我说他心里面很痛,他救不了那个孩子,他能做的就是采访他。 长平: 闾丘刚才讲了两个,一个是灾难报道另一个是突发新闻,其实在内地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记者的反应和采取的手段以及要面对的人也都不一样。灾难报道尤其是纯属天灾的,地方官员一般来说比突发事件更愿意接受采访。所以这个时候记者遇到的问题就是要怎样报道,这和西方记者遇到的情况一样。随着 2012 越来越近,我觉得 电影《 2012 》里面缺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记者 ,那些秉持专业主义精神的记者在那个时候怎么反应,我其实很想知道,虽然说它是一个很不严肃的娱乐电影,但是我去看电影的时候会想在那样一种灾难面前你完全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活的时候记者该怎么做。其实四川地震也是这样,记者一方面可能要考虑自身安全,另一个方面要面对你的采访对象,再一个要面对你的读者,包括你的领导。在那种时候极容易把问题推向极端,很多哲学问题,生命极限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和事物性的报道问题,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怎样去技术性处理你的报道,所有这些被搅在一起。很多记者,特别是内地记者,都有这样的问题,这其实是平时缺少专业的讨论和训练,缺少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讨论。内地记者是属于干部体系的,他是一个官员,以前我们前辈的经验,他都可以下去找省委书记开个会,说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开个会你们来说一下这个情况是怎样的。但是以现在的专业主义角度来讲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在过去那种情况下记者去救人,去帮这个人解决问题,这和报道是不矛盾的,现在可能是越来越矛盾。就是说你是去帮这个人解决问题,还是你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去报道。在灾难报道中会有这样的纠缠,这可能是境外记者不容易感觉到的。但 突发事件的话,内地记者很多精力就耗在怎样去揭开盖子和官员去斗智斗勇。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的确会把记者引向极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就耗尽记者所有的精力心血,但在专业平衡报道等其他方面就欠缺考虑了。不要说记者,邓玉娇事件最典型,在一般人看来会觉得律师怎么就哭了,这太不职业了。记者很多时候其实也是陷入这样的处境。 邓志新: 闾丘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一对夫妇出了车祸,记者们都是围堵祖父母。其实我有一点好奇,如果说你觉得大家都在围堵他,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这时你会不会调转枪头,干脆就来报道说记者抢新闻造成二次伤害,把记者放在新闻事件的中心?这样在事件中形成次要话题,甚至有可能后期发展成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当然这么做的一个后果有可能就是其他同行会很不忿,后续的口水战会掩盖原本的惨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内地没有记者自己的协会,除了大学也少有这样的同行之间的研讨会来促进交流 ,那很多时候比如说突发事件时记者被打,这时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形,一种就是所在媒体把这个新闻做得很大,在头版里导读,然后用两三个版这样,另一种就是会收到禁令,那你就不能够再报道了。如果所在媒体自身能把事件做到很大,可能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觉得终于把我们的冤情说了,但这种时候的问题就是原本的新闻事件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但如果收到禁令,大家就会很生气,觉得做记者风险这么高,我们作为当事人,事情确凿了然,却不能报道,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用。产生对自己职业的怀疑,对自己所处机构的怀疑,这种事情很不正常。我一直觉得这种情况下即便你这个媒体自身不能报道,也应该有一些更合适的方式。我们的官方记协完全是摆设,可能需要一些民间的联合机构来帮忙记者处理这些事件。 闾丘露薇: 我想问一下胡力汉,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发生灾难的时候要去堵受害人,比方说地震灾民,或者是出车祸之后受伤的人,或者是丧失亲人的人,我们都要求记者去堵,你不堵,别人有你没有,你回去以后可能没法交代。但是其实很多记者当时是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又不得不做。我不知道香港的新闻机构怎样,反正我们记者跟我说有这样的情况,我是可以理解,我觉得宁可不要这个新闻,但香港好像蛮多那种,是因为竞争还是因为老板的要求? 胡力汉: 其实香港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制度的问题,很多老记者都已经到幕后,不在第一线,第一线的记者没有经验,他不会很详细问老板,只要给一个大家都有的东西给老板就好。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是盲目的,他没有详细思考,人家全部冲过去的时候他也冲过去。相对来说比较老的记者在前面的时候他们会有分寸,他们知道我们底线在哪里,我们应该跑到那里。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记者本身的问题,是香港媒体内部的问题,跑了三、四年的记者老板已经不让他往前面跑,就像我一样。所以前面的没有经验,后面的人也管不了太细致的东西。还有刚才提到就是采访的时候是应该采访还是救人,我看这个矛盾不大,我们做新闻的时候,作为观众看新闻的话,一个记者救人也是新闻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这两方面完全对立化,有这个没有那个,可以不矛盾,你救人的时候也是很珍贵的新闻材料。 令狐补充: 我很同意胡先生说的,是救人还是报新闻,就像他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报道的记者有一个技术性失误,他觉得很尴尬,但是他为什么不在他的报道中把情况说明呢,说明我们没法救,石头太大了,现阶段不能救,所以我们先采访。实际上可以用这样一种铺垫把事情缓和下来,或者说更客观更真实的一种呈现。 国外媒体有很多都有细致的指引和操作规范,遇到什么情形应该如何做,但我们不是 。内地媒体的情况和胡先生刚才讲的很像,我们是实习生在前头采访,后面的人再来把关。记者把一次关,编辑再把关,然后还有三审制度,最后出来的东西如果把责任归在记者的头上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长平: 在内地因为新闻管制最先放开的是体育新闻和娱乐新闻,所以你会看到体育新闻特别发达,然后就是娱乐新闻,娱乐新闻可以做到很极端,一方面的确是娱乐致死,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你只给我开放了这一点,所以我要把它用足。同样社会新闻的报道也是如此,这在都市报是比较明显的。十多年前我在成都做一家地方媒体,我们领导或者编辑会要求记者把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把它写精彩,甚至会去策划。我记得有一件事,一个丈夫把孩子给扔了。媒体先是找到这个丈夫,然后就在宾馆包个房间让他住,不让其他媒体有机会采访到,要独家,这还不够,然后花钱把妻子给接来。为了让这个场景更有戏剧性,那有一个记者,他后来还成了很著名的记者,他带妻子去见丈夫,他在路上就一直在和这个妻子讲你丈夫这么做很可恶,但你别动手打他,他其实就是在提示这位妻子。 杜婷: 这相当于一个导演的角色。 长平: 对,他就是一个导演,为什么呢?其实中国大陆新闻很多,这可能跟香港不一样,香港台湾有些时候就那些事情,你真的需要把那个事情做足,我们有太多的新闻发生,但你能做的可能就那个事情,所以很小的事也能做到几个版。当然更大一点的事情像杭州的飚车案,可以放开的那一天杭州的都市快报做了将近 10 个版左右,他就要把所有的细节做完。 胡力汉: 刚才几位说到内地媒体的情况,内地对媒体因为控制太严,一般的新闻做不了,很多限制,他们没有事做,做不了大新闻,做不了真正的新闻,所以只能做一些管制之外的新闻,因为正规新闻做不了,所以就把花边新闻正规化,是结果正规化,不是手法正规化,所以很小的一件事情也会用很大篇幅,用调查的手段,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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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上)

潘毅:我最近刚好是因为富士康的事情,有机会跑了一下两岸三地,我并不认为现在对富士康事件媒体的评论和看法已经达到平衡。刚才也提到自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可是在国内大量媒体是针对心理因素这一部分,社会因素是一直都没办法拿出来讨论的。香港报章算比较中立,但也只是比较重视管理压力的问题。我去了台湾5天,我们都知道富士康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非常重要,大陆也有很多台商,所以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希望找一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学生去做田野调查,和学生对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学生问的问题是跟台湾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接相关的,他们经常问到底这次事件是否是中共的阴谋,要把郭台铭赶出去,还有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新闻媒体知道得越多就越没有信心。西方媒体的话他们想把富士康之后的罢工事件变成一个独立工会的追求,所以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就硬把这种观点塞到你的口袋里,所以我真是对媒体很失望,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很快改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太投入了,所以对媒体有点气。 ● 无论自杀还是罢工都是必然会发生的 杜婷在邀请我过来的时候希望我谈谈自杀背后的社会因素,我们一直在富士康厂区做研究,工厂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巡逻,有人要自杀他就上去把你拉回来。我看富士康的问题,我会把这些工人理解成一个寄生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把农民工放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这个背景上看,这些工人背后是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那我们就会看到今天工人的这种行为,不管自杀还是罢工,我认为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次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今天我们要过度渲染罢工,跟我们渲染自杀其实是一样的。在我的研究里这十多年在工业区一直都是有自杀的,但因为工厂太小,一两千个人,自杀一两个人,根本就引不起关注。从03年到现在其实工业区也经常有罢工,甚至不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少,但也不会有太多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罢工就是几天的事情. 我讲的重点是这些东西其实过去十多年一直都是存在的问题,我自己就处理过好几个个案。重庆、西安、天津什么地方都在罢工,这些现象本来就说明了非常明确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太关注,这次是通过富士康的事情一下子揭露出来。 ● 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的付出 中国在工业化道路里面,它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其他第三世界不是没有,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外劳,可是我们的农民工还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在整个三十年的工业化里面,城市化、工业化基本是脱钩的两个过程。我们让农民工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走进工地,甚至也能走进饭馆、酒店工作,可是你就这样让他在城市,如果不能保障他们生存权利的话,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同时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一直模糊不清,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工人,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是农民,我们在用劳动力的时候把他理解成临时性的、过度性的。我们所有农民工拿的工资都不是最基本能保障生活的工资,所以现在富士康说加了300块钱,加了之后依然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而不是正常工业化后转化过来的工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讨论,我们在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在这样付出。 ● “自杀即他杀” 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不同。我95年的时候在工厂里面生活了8个月,后来在我的书中有写到那时候是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宿舍、食堂的条件也比今天差很多。可是经常我会被问到“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会接受?第二代不愿意接受?”这是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扣连在一起的。第一代的时候,虽然在外面打工很苦,可是他整个生活的意义感或者价值观是对照在农村的生活,所以他在城市里面多苦都好,赚点钱之后他想回农村盖一个房子,然后让他们的孩子出生,抚养他们长大,最希望就是他能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就是不能考上大学,也希望他们长大了能离开农村去城市。所以离开农村进城市这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实一直贯穿在这两代人身上。第一代人比较愿意回去,年龄越大越知道他在城市生活的不可能,而到了如今这一代,他整个生活价值观已经改变了,他渴望留在城市里生活。富士康那些年轻人进入到那种工厂之后,他其实更容易会看到那种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在城市留下来生活,但他们又不愿意再回去。这就是我们说的从抽象的社会学意义来讲“自杀即他杀”,他现在自杀的只是他的身体而已。年轻人喜欢新鲜的东西,潮流的东西,在富士康门口就有一家商店在卖手机,每个手机都是两千块钱以上,工人的工资不会支持他在城市有这样的消费。 中国这种很特殊的半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今天这种困局,困局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绝望,绝望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自杀;另一种情绪就是愤怒,就是罢工。你希望他愤怒还是希望他绝望?我们是希望能改变他背后的根本东西,改变背后的社会结构。 ● 很难找到比富士康条件更好的工厂 还有一种问题是说那些工人为什么要自杀?他们为什么不离开呢?据我所知工人最初是选择离开的,我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本上都才做两三个月,要很辛苦才能找到一个人是工作超过一两年的,所以在遇到问题时他首先是选择离开,只有小部分人会选择自杀或罢工。我想说的是就算离开了,以后他去哪里?他离开以后同样不会想找到一个比富士康更好的条件和空间是很难的。 ● 宿舍劳动体制让如今中国的工厂模式可以维持下去 像这种工厂的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可以维持下去?可以这么稳定?在城市里我们没有给这些工人家庭生活,但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他提供了宿舍、公共食堂等等,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其实就把他的工作空间跟他的生活空间高度重合在一起,这种重合从生产方面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工厂一接到订单可以马上开工,可以非常有效率。同时工厂的宿舍也提供了工人最基本的需要。之前有人说要拆掉富士康的宿舍,如果把宿舍拆掉的话工人就一定要到外面找地方住,就他们的工资水平怎么可能生活?你进A工厂,有个宿舍给你,你离开了进B工厂,也有个宿舍给你,你要真是离开这些工厂,那就只能离开城市。这种宿舍劳动体制让农民工从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合理转化工程变得不可能。先讲这些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杜婷:谢谢潘毅,潘毅今天讲到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两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还有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黄煜老师,您先让潘毅对我们媒体行业恢复点信心吧。 ● 媒体不过是整个制度中的一环 黄煜:首先媒体对潘毅的大量采访和报道让潘毅的很多观点被我们了解,这就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其实是一个市场,当然有不好的,但有些还是很值得尊敬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市场化的媒体制度,很难要求所有媒体都是用一种道德来自我要求,当然这里面还有人性的问题。刚才说富士康,但我们想想当iphone出来的时候,一天就定了60万部,这些苹果的使用者有多少人去关注他背后的血汗工厂,这些自杀的工人?苹果给富士康的利润这么低,所以有时候我对郭台铭也有一点同情,他整个军事化的管理恰恰就使得苹果可以有很大利润,也可以比较价廉物美出售给我们,所以最后你转了一圈,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越研究深刻就越糊涂。对媒体来说责难容易,但是媒体本身也是整个体制下的一环。 ● 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结合使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长平:富士康事件出来之后,我在南都发的一篇评论就是介绍潘毅的《中国女工》,我也给很多记者推荐,我当时文章的标题是《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中国女工》有一章重点分析了一个女工的梦魇,从一个梦魇延展开去,分析底层社会反抗的途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这个社会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这种孤独一方面使他们更隔离,一方面又使他们更紧密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除了自杀还有日常的精神痛苦、灵魂挣扎等等构成了这种普遍的反抗。 在书中提到国家资本和父权制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很准确的描述,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国家的权利和资本的权利的勾结,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概念。富士康就是典型的父权制管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管理的不得已,但是这种管理本身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另外由于这种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勾结,甚至沆瀣一气,他使得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一个工人可以有几种身份,对老板而言他是一个工人,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公民,有政治权利。刚才潘毅讲到宿舍的管理方式,在过去中国最早的国企也是这样管理的,这实际上剥夺了工人的政治权利或者说是混淆了政治权利。最近有个消息,富士康说我要把工人交给深圳市管理,这个消息本身可能有它的价值,但这个说法很奇怪,这样说就意味着资本家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我可以交给他管理,明天可以拿过来自己管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的话,其实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权利的不清晰,然后一旦到了某个时刻,一个管道堵死了整个就没有呼吸了,富士康就比较典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过去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给工人涨工资可以,但是我的利润薄了那我可能就撤走了。对农民工而言你是要打工的机会还是要一个公民的权利? ● 媒体对罢工的集中报道使人们意识到工人才是产业升级的主体 刚才潘毅提到媒体对罢工事件的过分关注有可能有负效果,但有一点是好的,过去我们关于产业升级换代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都是处于“被”的状态,他们不是主体,主体是国家的发展、产业的方向。我们的讨论仅限于产业要是不升级国家经济怎么发展,工人作为主体是被忽略的。现在他们站出来了,我们才发现其实你是不能忽视工人的要求。 ● “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 邓志新:金融风暴之后对以出口为主的广东的制造业影响很大,当时媒体有很多报道,有一些在同一家厂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就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整个生活目标就是把子女亲戚都带到城市,在这里安定下来,结果经济不好厂里根本没有生意,要回去,他们觉得生活完全中断了,不知何去何从。我记得一些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有一些很感性的话,比如说有一位说“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还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可以用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个手机,因为他们需要用手机和外界联系,成为感情的一种寄托。这些让人看了很感慨,我的一个朋友北风当时有一个想法,他想要做一个调查,调查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回去之后怎么样,是不是能在家里待下来,工友之间会不会有联系,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他们之间如何互助等等,当然后来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调查没能做下去,但这种想法很有价值。 ● 媒体担心过多的报道会妖魔化某种力量从而导致民粹主义 还有富士康的问题,我和一个朋友曾经有个争论,当时我们作一个评论,我会考虑各个阶层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反映,比如说有一个大学生关注无良企业的组织,他们要求通过对苹果、惠普这些企业施压让富士康改善工人的用工条件。我的这个朋友是同行,他就很抗拒这种做法。他本人高中毕业后在东莞打工,打了好几年工才出来,他觉得富士康的问题就在于那里都是年轻人,他根据他自身的经验认为在年轻人聚集的工厂环境中大家的抗压能力会比较单一,压力会迅速转嫁和传染。他不同意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富士康,他觉得如果只是把问题纠结在这一环就很容易妖魔化富士康,对很多工人来讲是更不利的。因为相对而言富士康的用工条件算好的,薪水可以按时发,你找不出他太多违反国家用工条例的地方。他所讲的也让我开始犹豫那个评论是不是还按之前所想的做,因为我们在国内做媒体很多时候担心妖魔化某一部分力量,担心民粹的东西泛滥而起。在这个极权社会中我们确实要对公权力非常警惕,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但对于其他的一些力量,我们是不是就要宽容一点,不要随便妖魔化。 ● 媒体四面楚歌 胡泳:我第一次见潘毅,她说的话让我很震动。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做媒体的,而且做了很多年。倒不是完全说潘毅一个人让我震动,因为很多人像她这样想,这件事就会让人震动。在两会的鸿忠抢笔事件中,曾经新闻界有一个联署,但是新闻界想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新闻界本身有什么好说的,这件事就是抢人民日报记者的一个录音笔而已。包括艾未未在他的twitter上,他把媒体直接就叫做倒霉的霉。还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比如说王力雄,还有很多,他们很多时候是很怀疑媒体的公信力,怀疑媒体的判断,至少他们在为很多事情努力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把媒体当作他们的同盟军,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换句话说今天的媒体人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当然我指的不是全部媒体,我指的是比如说在座的诸位,大家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些共同的认识和判断,这样的一些媒体人。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当局觉得你老说政府不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民粹会骂你,说媒体特别犬儒,特别娱乐;自由派会说你没有立场;我们自己来讲可能精神很分裂,所以媒体就变成四面楚歌的境况。而且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对社会的很多不满投射到媒体上,就以前两天著名的六九圣战为例,有的人就说是媒体在这里搞鬼,媒体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走。我看到展江有篇文章说“社会有病,媒体吃药”,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之所以那么乱七八糟全是你们媒体搞的,谁对媒体都不满意。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网民对媒体的反对,包括像潘毅老师这样的学者,还有在座很多为了今天的社会做各种努力的人对媒体也是这样的看法,媒体怎么办?媒体自己该怎么做来促进这种东西的改变?这可能是大家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 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 刚才潘老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了自杀的社会因素,但其实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我很欣赏袁剑说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讲我们背后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因为这种政治结构决定的,而这种政治结构如果不改的话,即使中央开经济会议,说我们要调整结构、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金融危机都在导向说我们应该赶紧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到高端。但实际上这整个过程如果没有触及到政治结构的话我觉得都是瞎扯,而这个瞎扯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东西,刚才长平讲在中国资本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资本和政府互换的背后,你会在中国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全球化绝对是政府的同盟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化在很多时候是中国现在这种政治结构的同谋。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强,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崛起的能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能力,而如果没有全球化,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有这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前些年西方反全球化的东西,我们觉得离我们那么遥远,比如说G8开会,一些NGO去抗议,还有反耐克的血汗工厂,抗议那些不讲社会责任的公司,我们以前觉得这些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而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还基本上是建立在跟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这种同盟之上来维持现在的这个局面。所以要对全球化作一个重新的思考。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下) / 2010-07-09 23:50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下) / 2010-06-30 19:44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上) / 2010-06-30 16:12 / 评论数( 1 )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文字稿 / 2010-06-28 15:10 / 评论数( 1 ) 突發新聞報導研討會 / 2010-06-17 23: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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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相亲节目

节目内容和意识是否低俗?这个很难判断,因为没有一个標准,关键是要有一套机制。拿香港来説,如果观众觉得节目内容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到管理部门投诉,当然,不是所有的投诉都是合理的,因此,如何处理投诉,也需要有一个公平公开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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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中国商人走出海外的准备

坐在乌兰巴托成吉思汗酒店大堂,一名中国人走过来在我的对面坐下,他自我介绍是在当地的中国商人,有话要和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媒体说。听他讲了好久,才明白了他要表达的意思,那就是在蒙古的中国商人没有表达的渠道,在发生问题之后,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 他擧了一个例子,那就是一个中国人在当地经营的煤矿,因为一名中国员工开车不小心撞死了一名蒙古人,结果在蒙古媒体大量报道下,细节被不断渲染,甚至偏离了事实,而这些报道,激发了当地人的强烈不满,煤矿被一百多名蒙古人包围,要为死者讨回公道,为了平息民愤,这家煤矿的执照被政府吊销,但是政府所罗列的这家煤矿不符合蒙古有关规定的罪状,都不至于吊销执照。 因为事情已经变得政治化,虽然这名煤矿主尝试走法律途径,但是连他自己都觉得希望不大。这名煤矿主也在酒店里面,看上去很彷徨的样子在那里走来走去,因为同一时间,酒店里面正在举行中蒙经贸论坛,两国的总理刚刚对者两百多名中国和蒙古的企业家发表完讲话,希望进一步推进两国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关系。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在蒙古工作很久的朋友也告诉我,这一年多,在当地的中国商人,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了。 我想是因为过去一年多,来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人越来越多,就好像在非洲,关于中国公司的负面报道变得多了起来。这里面的原因很多,首先,对于商业媒体来说,有新闻价值的,当然是哪些有冲突性的所谓的“负面新闻“,这一点,对于很少被“负面”报道,或者看“负面”报道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人来说,会觉得很不适应。但是这是无法改变的,只能学习应对。所谓的表达渠道,也就是主动地接触媒体,比如召开记者会,接受访问,而不是传统的思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出面为自己摆平,而且当政府介入到经济商业纠纷里面之后,很容易把问题政治化。 其次同样也是这些中国企业和商人们自己的认知问题。在蒙古也好,其他的国家投资也好,是否了解当地国家的法规,是否懂得如何和工会打交道,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把自己习惯的一套在国内做生意,经营的方法搬到国外,即便是哪些经济水平远远低于中国的地方,也同样会遭遇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因为这些方法,原来在那些国家,是走不通的,或者是要承担法律风险的。 当然,在一个缺乏法治,讲求关系,金钱利益输送的地方,这些方法可能是走得通的,但是同样也有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其他的用这样方法的竞争者,也来自于当地民众。几年前在非洲采访,就有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当面向中国领导人投诉,中国企业不单单行贿,而且还留下了很多劣质项目。 事实上,如果一个地方,这些关系能够走得通,也就意味着当自己的企业遇到麻烦的时候,是不能够指望透过法律途径解决的,而在这些地方,还会有人身安全的风险,这个时候,当地政府当然是不会承担起保护个人安全的职责的,这个时候,只能去找自己国家在当地的使领馆了。 当然,说到使领馆,正是这个商人抱怨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遇到麻烦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找。私交不错的,当然可以打手机或者直綫电话,但是大部分的人,只能够打总机,或者是中国的电信服务公司在大家抵达一个国家之后所提供的热綫电话,当然,如果有尝试过的话,都会有同样的体会,那就是,当遭遇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些电话是帮不了自己的。 不过説到使领馆,忽然想起了朋友的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在泰国的香港人,因为在当地经商的关係,需要提供一份住址证明。结果去了中国使馆,对方表示,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想起来自己还有一本英国海外公民护照,於是去了英国大使馆,很简单,交了工本费,因为对方需要和香港入境処有文件往来,一个星期之后拿到了证明。 这名蒙古的中国商人要求不高,他说,他只是希望中国使馆能够让在当地的中国人知道,比如在马路上遇到了当地交通警察的勒索,知道应该打电话去当地警察局的哪个部门投诉,或者是这些中国人到了蒙古,可以获得一本使馆提供的手册,上面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比如当地的法规,各种联系方法,而不是让这些企业在当地一边撞墻,一边慢慢摸索。 虽然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確实不应该过於依赖政府,但是既然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而且如果在一个地方,中国商人遭遇问题,不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那末政府就有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不然的话,当小纠纷演变为政治化问题,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正如这名商人的感嘆,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在海外的国民不尊重不爱护的话,又如何要求別人尊重和爱护?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闾丘露薇的最新更新: 政府公共外交的责任 / 2010-06-03 13:58 / 评论数( 9 ) 不单单是富士康的问题 / 2010-05-28 08:21 / 评论数( 59 ) 泰国红衫军採访手记(下) / 2010-05-26 19:36 / 评论数( 3 ) 曼谷红衫军採访手记(上) / 2010-05-26 19:24 / 评论数( 0 ) 泰国的1976年 / 2010-05-23 10:37 / 评论数(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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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泰国的1976年

这样的场景当然似曾相识,那些看客的兴奋,年轻学生激情之下的冲动,如果不是因为死者的喇叭裤,差点会以为这是六十年代文革期间的中国。很难想象这是泰国,因为一直以为,泰国笃信佛教,不应该有如此暴力的行为。但是一个军政府独裁统治下的国家,出现这样的场面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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