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周三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除提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以外，还表示政府将倡导全民阅读。这是中国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阅读。而有媒体报导还引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消息声称中国准备对全民阅读立法！中国真的面临阅读危机？这种焦虑主要来自于据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调查发现，中国人均每年读书4.39本，相比之下，韩国为11本，日本为8.4本，美国为7本，而犹太人为64本。大概六个月前，这一调查结果开始在中国媒体上传播，甚至被官方媒体新华社所引用。官方新华社称，根据这一调查结果计算，扣除教科书之外中国一年人均读书还不到一本。问题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教育部门称，上述调查根本不存在。

2013年3月，中国黄浦江及其上流支流惊现 数千头漂浮死猪 ，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都震惊了：这些猪到底来自哪里，又是怎样出现在黄浦江上的？ 听到新闻后，潘海天只是淡淡地想：又应验了一次。 潘海天是个生活在上海的科幻作家，猪集体投江这样的事，他早在四年前就想到了。2009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年，潘海天从“猪坚强”的新闻——地震后一头被埋36天仍存活的猪——得到灵感，写了一篇名为《春天的猪的故事》的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8年，汶川什邡红白镇的村民又从地震废墟中挖出一头猪，命名“猪太强”；后来发现猪能卖钱，人们疯狂从废墟中挖猪，造成了猪的泛滥，春天快结束时，长江中下游暴雨成灾，例行巡逻时，水文巡视员看到惊人一幕：“成群的猪顺着冲沟刷刷往低洼地里滚，数量之大，触目惊心。” 像这种一语成谶的例子，潘海天记得不少。2009年，他所主编的科幻杂志《九州幻想》准备出版的新一期封面上，一个火流星撞向中央电视台那栋著名的大楼，封面没有通过审查。但不久后，央视大楼辅楼就发生了火灾。 在中国，科幻文学作品从新闻中获取灵感，甚至科幻言中现实的文学流派，被戏称为“科幻现实主义”。大英百科全书对“科幻文学”的定义是：有关科学或科技幻想的文学，多数涉及未来；科幻文学因为描述人类的独特想像常常具有惊异感和荒诞性。但在中国，这种惊异感和荒诞性并不发生在未来，而是每天出现在新闻头条中。这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大量素材，又因为科幻文学本身的特性，增添了这些新闻的荒诞。 “2007年，神舟七号发射成功，飞船上共三名航天组成员，而根据党章规定，只要是有三名党员的地方，就要建立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之前杨利伟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中国航天员今后要在太空过党的生活。”生活在北京的科幻作家韩松在采访时说，“如此一举就改变了宇宙的格局。”在韩松看来，中国是一个“科幻大国”：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尤如来自未来的上海浦东建筑；从高度接近金字塔两倍的伟岸新央视大楼，到及外形酷似外星飞船的国家剧院；从绿坝软件和防火墙，到表哥、房姐和干爹，科幻的元素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随处可见。 韩松是新华社的记者，白天写新闻，晚上写科幻。他的科幻作品深受中国现实启发，不过笔法隐晦，对现实的扭曲程度较大。以他的“科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小说《地铁》和《高铁》为例，它们主要讲述的是，在超高速行驶的火车铁轨上，出现了种种颠覆自然的事情，比如未婚先孕、乱伦。 “地铁世界映射了一个社会的爆炸性发展，”在他和鲍徳珍合写的《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科幻文学》一文中，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专业教授吴岩评论《地铁》时这样写道。吴岩在采访中补充说：“这种飞奔状态是反自然的，映射的是中国超高速发展的现实。” 中国年轻一辈科幻作家更容易受到现实的触动和启发。出生于1981年的科幻作家陈楸帆曾因短篇小说《丽江的鱼儿们》获得2012年“世界科幻奇幻翻译奖”，他的新作，长篇小说《荒潮》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的诞生。《荒潮》更具全球化视角，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东西方交流、碰撞触发的问题，都能在其中读到。小说描述了的时代为2025年左右，在中国南方一座电子垃圾处理小岛“硅屿”上，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本地宗族势力、外来垃圾劳工和资本精英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其中一段描述了“垃圾人”小米被轮奸的情节，场面具体而残酷。小说出版时，这段文字被删节。 “其实我觉得现实可能比这个还要残酷吧。”陈楸帆在接受采访时说。之后他提及发生在5月的安徽籍女工袁利亚京温大厦坠楼身亡 事件 ，  “（袁利亚）生活在贫困底层，虽然很努力，但还是看不到希望，底层劳工不就是被轮奸的感觉么，他们没有反手之力啊，他们什么也做不了。”陈楸帆说。 “《荒潮》集中描写的很多问题 ，指的就是我们中国正发生的一切。”作家韩松在采访时这样评价《荒潮》。 很多非科幻作家也受到中国荒诞现实的冲击，开始用科幻文学的方式回应现实。2009年，中国工信部发布消息，称要在国产以及进口到中国销售的电脑上强制安装“绿坝”——一种上网行为管理软件，以保护青少年。随后，作家韩寒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一篇博文，为绿坝软件的发展画出一个宏伟蓝图，其中包括：到2013年，绿坝三代已发展为智能版，可通过网络直接连接中央电视台，做到同步学习和更新精神；而到2020年，绿坝将被直接植入婴儿大脑。 2013年5月15日，居住在上海的电视剧编剧六六在新浪微博写道：“校长拉孩子去宾馆开房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强拆碾死人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深井排污水致癌一村人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赵红霞雷政富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郭美美和干爹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大桥断裂里面没一根钢筋可以写电视剧里吗？全部现实题材真实发生的都不让写，你逼我写现实科幻剧啊。”六六的代表作以都市家庭剧为主，包括《蜗居》、《王贵与安娜》等。 “面对现实，因为有太多禁忌问题，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反而在逃避，这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科幻应该关心现实，正如著名科幻作家刘兴诗所言：‘如果科幻不关心现实，谁会关心现实？’” 《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姚海军在采访中说。这份创立于1979年的期刊是中国科幻文学的主要阵地。 因为政治审查等原因，中国主流文学在现实批判方面显得无力。“像雾霾、环境、食品安全，这么多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但主流文学可能在这一片领域都是失声的。”陈楸帆评价说。而韩松则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也具有深刻的作家，刘震云、余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一流的主流文学比一流的科幻更加深刻；但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主流文学作品正在变成纯粹的文字游戏。 因为科幻文学本身的荒诞性，它与审查制度周旋时似乎没有那么悲情，反倒像场游戏。2010年12月由于资金和刊号问题现已停刊的《九州幻想》就曾多次踩到审查的红线，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因为插图照片里的墙上一行电话号码里出现了数字8和9的以及6和4，另一些则因为封面出现了五角星。“五角星不行？改成六角星。还不行？换齿轮，嗯……勉强通过，”《九州幻想》的主编潘海天说，“就像一场游击战。” 科幻文学在中国始终与政治纠缠不清。1950-1970年代，科幻文学作为革命宣传工具，被限定为两种：1，有关科学家头脑中的想象；2，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 因此出现了不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跑步进入火星的《从地球到火星》；精神矍铄的百岁老人毛主席生活在共产主义大花园里的 《共产主义畅想曲》等作品。文革后，科幻文学也具有“伤痕文学”的特点，以反思文革为主，比如郑文光的《三根鞭子》，三根鞭子聊天，文革的时候我抽过谁，你抽过谁；金涛的《月光岛》，一群从文革逃出的人到达了“月光岛”，他们没有重返陆地，而是追随外星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1983年，中国掀起“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科幻文学被认为宣传了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宣扬了消极悲观情绪，而成为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 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在关照现实，抨击现实的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暮气沉沉，悲观压抑的集体人格。2013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质问80后为何暮气沉沉，因此引发争论。 “压力这么大，环境这么恶劣，你让80后怎么朝气蓬勃？” 陈楸帆在采访时反问，“你说我看新闻联播就能high吗？我看《人民日报》就能high吗？不可能。都是自high或者假high。如果环境无法改变，单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种正能量，很难。” “中国现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荒谬感。比卡夫卡的小说还要荒谬。 很多东西表面上十分正确、严肃，但恰恰是这样，它显得尤其荒谬，”韩松说，他认为这种荒谬投射于科幻作品中，带给科幻作家的并非兴奋，而是挫败，“现实太科幻了，我们怎么写得过它？” 科幻文学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像描述一种梦境。作家潘海天讲到他做的一个梦，梦中他成了超级英雄，正当为自己突然拥有超能力惊喜不已时，一封盖着公章、来自居委会的信被送到他面前，信中要求他前去居委会登记，还严格规定了他的飞行距离以及飞行路程。 “当中国人变成超级英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拯救世界，而是拯救自己。”潘海天说。在这个人民被要求集体做一个“中国梦”的国家，科幻作家们却描述着另外一种梦境，他们的梦无比现实。

在李克强担任中国总理之后，“城市化”（中国官方的提法为“城镇化”）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这一议题也恰好是李克强1994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的主题。中国的“城镇化率”2012年刚刚超过51%，与各个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字显然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在中国亟待寻找下一个经济增长引擎的时候，城市化自然就落入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视野。 目前关于城镇化的各种阐释，都与之前胡温政府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发展方向上有所不同。可以预见在本届政府任内，发展城市会是主流，并且人的城市化日益成为共识。未来关于城市化的争议无非是发展大城市还是中等规模城市，以及优先发展哪个城市等。而让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将是实际行政中的巨大挑战。 Feng Li/Getty Images 习近平博士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完成于2001年12月，指导老师是清华大学的刘美珣老师。 但是广大的农村将会何去何从呢？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深刻影响了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多次占据中央一号文件的版面。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讨论农村问题，对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或能从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中窥见一斑，尽管习的博士论文并不广为人知。 习近平博士的论文题目是 《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 ，完成于2001年12月，指导老师是清华大学的刘美珣教授。尽管这是一篇经济学的题目，但习并非在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而是2002年获得“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这一专业的博士最终获得的是“法学博士”学位，因为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设立在“法学”之下的一个专业。 在形式上习近平博士的这篇论文没有多大可以挑剔的地方，具有完整的体例，学术引用的格式也非常规范。且与一般的印象不同，习近平博士在读博期间（1998年-2002年）非常高产，共计完成了5本署名著作，分别是主编的1999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2000年与人合著的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2001年主编的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的选择——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以及同年主编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爱国》等。 不仅如此，习博士在此期间还在清华大学制定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2篇学术论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就是在习博士并未全职念书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同期习近平还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并先后担任代省长、省长。这与不少拥有博士学位的中共官员属于同样的情况，都叫做“在职博士”，只是学术界对此类博士评价甚低。这似乎从习近平博士论文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讨论中获得印证。 但仔细研究习近平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发现与其博士论文的主题还是相当一致的，都是关心农村和农业的问题。习近平的文章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公共政策议题，即农村经济的发展困境问题。在他看来，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有三大现实难题：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在《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这篇语言风格极其政府公文化的博士论文中，习近平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农村市场化”。简单来说，就是农副产品要通过市场买卖，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资金来源要通过市场来筹集，最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要靠市场来进行合理的配置实现有序转移。 为此习近平在论文中强调了农村市场化的重大意义。首先分析了农村市场化的概念与内涵，其次回顾了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历史，而后比较了与西方国家农村市场化之间的异同，再深入分析了加入WTO对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具体影响，最后提出了推进农村市场化的政策建议。这篇论文采用了中国式政策论文最常用的结构，即首先定义概念，然后回顾历史，接着借鉴西方，最后提出建议。至于古今中西之间是不是构成有逻辑的论述，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比较，则不在考虑之列。 整体而言，习近平的论文大张旗鼓提倡农村市场化，但在涉及加入WTO后农产品如何提高竞争力以及宏观调控的时候，又强调政府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此得到了应用，不熟悉这种说辞的读者很难从其中了解到作者的确切想法。 在论文中，习近平回顾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提及了放开价格改革以及农村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例如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增加，但对历史上中国农民的两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并没有展开论述。至于为什么没有论述，在论文中并没有解释。 而不管是承包制还是乡镇企业，都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情况下朝私有的方向进行改革，重点在于确权。例如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和中国经济学者王宁在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就将这两项称为“边缘革命”，并认为“确权”切实解决了农民的激励问题，使得农民有激励为自己增收付出努力。同样，黄亚生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英文文章《How Did China Take Off？》中解释中国农村经济的起飞，也提到乡镇企业的私有程度其实超过想象。黄亚生的研究表明，根据官方198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200万乡镇企业中超过1000万是私人所有的，只有不到200万登记为集体企业。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大部分是私人企业，所以这其实证实了私人产权的有效性。乡镇企业大幅度减少了农村贫困，提供了就业岗位，并且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的论文在提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是讨论该政策造成的一项非意图后果——即承包制下农户经营规模过小，使得其没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习认为这是承包制导致分散经营造成的。这一短短的论述可能是全文最接近学术原创性的地方，可惜的是，习近平并没有详尽展开分析。取而代之的是，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测算农村市场化率的指数，并得出结论，到1998年的时候，中国农村市场化整体发达程度达到46.29%。这一数字既表明了改革的成就，同样也显示出有进一步市场化的空间。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习近平在提及西方经验时，特别指出在农业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农业市场化程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推论则是中国政府不能放弃对三农问题的宏观调控。 习近平同时还认为必须坚持走城市和农村共同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特色之路，而与一般的城市化不同。一般的城市化就是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学假设中，农村和城市获得人口流动均衡，需要城市和农村的收入相当，这样人口才会慢慢停止流动。更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在此处却是用乡镇企业来作为农村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借口，而不顾在当下金融支持比较微薄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很难获得融资从而顺利设立，遑论提供就业岗位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乡镇企业在历史上没有发挥过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如果农村发展能有金融支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发挥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按照黄亚生的看法，农村改革伊始，金融自由化程度并不低。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成立，使得农民获得信贷比较方便；其次私人企业家获准进入金融中介行业；最后由于上述改革的累积效应，使得私人能够获得金融资源。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就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尤其是贷款。1985年，所有农业贷款的76.8%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而且农信社还负责近一半乡镇企业的贷款，占47.8%。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信社新一轮改革放松了60-70年代国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对农信社的控制，与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相互对应。而90年代初，农信社改革，私人准入金融中介，以及获取信贷都被逆转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领导层的更替，偏向改革的领导人被替换。这导致了金融控制收紧。从1986年到1991年，近30%的农村家庭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信用。而到了1995-2002年间，这一比例下降到仅有10%。 黄亚生的研究还显示80年代之前，家里有没有党员背景，对能不能获得贷款没有影响。而到了1990年代，党员背景与获得贷款之间正相关。这意味着金融逆转之后，政治力量称为贷款分配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考虑。这同样可能阻碍农村的进一步市场化。 农村改革的逆转最主要是因为金融自由化逆转。农地承包并没有在1990年代得到深化，而基层选举也因为党的村支书控制实权而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改变，但农村改革依旧有赖大力推进产权改革和金融自由化。 而习近平的论文则几乎没有讨论“确权”和“金融自由化”对农村市场化的重要作用。 在农村市场化的大方向上，习近平的论文是可取的。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不过遗憾的是，对阻碍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户籍制度，他的论文没有讨论该制度的影响，也没有提出要如何改革。绕过这一重要的问题，削弱了其对农村市场化相关论述的力度。 简而言之，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值得讨论，以推动农村市场化与城市化并进。而破除各类限制要素流动的制度（例如改革户籍制度、放松金融管制），进一步对要素进行“确权”（例如落实农地权利），将是农村市场化的重点所在。 李华芳是专栏作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