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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甜蜜岁月”(摘译)

奥巴马在任的这四年时间,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分歧愈发严重的四年。最近读到的 Pennsylvania Avenue   ,其中谈到了党派间的分歧和不同的政治倾向,并回顾了几十年前两党之间摒弃党派分歧的故事,对比今日两党之间日益加剧的争斗,让人颇有感慨。现将其中章节进行摘译,与读者分享。   分歧,永远是宾州大道 [1] 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美国民主诞生以来,美国人就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兴趣,不同的种族和信仰,不同的地域和异见而各处居所。但是,今天的分裂却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权力在两党间的过于分散,无论是对于充满争议的法案,抑或是推动提案的通过和实施,都没有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掌控力。简而言之,就是无人负责。   Pennsylvania Avenue 审视上一代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我们不难发现,选民获取的主要信息,就是国家两大主要政党在各项议题上格格不入的姿态:民权、女权主义、性别革命、社会福利、税收和政府开支、越战。选民们还看到这种分歧持续不断,未见弥合。竞选幕僚比过去更精于信息的扩散与传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直投邮件,直到互联网,无所不用其极地强调各自的立场,最终的目的无非是要自己的候选人从中获益。 这一切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就是:处于党派冲突之中的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更加尖锐。曾几何时,共和党既能拥有来自商会实干人士的支持——他们大多来自共和党政治腹地美国的中西部,同时,它也能笼络到位高权重、出身贵族的东北政客,例如小布什的祖父,如今的共和党党员,变成了清一色的保守派;曾几何时,民主党能让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拥趸和北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共处一个党派屋檐下,如今,民主党只是左翼人士的天堂。在美国政治图景中,中立人士往往包括南方的保守民主党人士和东北部的共和党人士,这群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两党隔阂,让分歧不至于持续加剧。今天,这群人中的保守民主党都变成了共和党,而来自东北部的自由派共和党也几乎在政坛消失了。政治图景下的中间地带,变得异常空旷而凄凉。 当代政治中所采用的技巧和手腕加剧了党派分裂。当在国会山忙碌的立法者回到自己的选区,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选民的政治立场和自己如出一辙。今天的科技让候选人可以准确了解到每个街区乃至每个住户的投票偏好,对这类信息的处理和分析,选民分析专家能识别出更加稳妥、更加同质化的选区,结合每十年一次的联邦人口统计,这些数据对于立法者而言都是他们竞选时的重要参考。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Tom Davis说,现在不是选民选议员了,而是议员在挑选选民。 [2] 于是,保守派议员为了连任,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找到保守派选民宣传竞选纲领;对于自由派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地盘,国会议员再也没有必要招惹其他选区和其他选民,他们的就业问题也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议员要做的,只是照顾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选区内的本党同僚满意即可。21世纪的科技进步,带来了高水平的选区划分技巧,而这种再分配也让高度党派化的风险降至最低。2002年至2004年之间,在加利福尼亚州53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中,没有任何一个席位出现过党派更迭。 [3] 即使在被普遍视作政坛动荡的2006年(当你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拿下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共和党也只丢掉了第11选区的众议员席位。这么说吧,最近的选举结果表明,在下一次选举中,这53个席位发生党派变更的可能性小于1%。 媒介生态的发展也让各党派自说自话的现象愈发严重。有线电视网的崛起,谈话节目遍地开花,电邮宣传攻势,博客和聊天室,这些加剧着碎片化的公共传播,引发孤立乃至狭隘的对话。 曾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Elliot Abrams向我回忆起里根时代。那时候的华盛顿,一到晚上6点半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在CBS、NBC和ABC三大电视网播出的晚间新闻,它们在媒体中的重要地位让自己的声音成为所有政客必须关注的焦点。包括著名记者Sam Donaldson和Lesley Stahl在内,他们选取素材并构建新闻框架,对政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今,广播电视新闻网让位于有线新闻网和互联网两大巨头,它们24小时不间断新闻模式让政治新闻永不停歇。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新闻机构经常基于预设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传播单一政党的新闻。密苏里的保守派人士可以每天享受Rush Limbaugh的节目 [4]  ,与此同时,加州自由派人士可以随时浏览和他们志同道合的Markos Moulitsas的博客Daily Kos [5]  。 今天,Abrams说:“我甚至都不看晚间新闻了。反正看晚间新闻再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Abrams不是个例。尼尔森收视率调查显示,上世纪里根竞选总统时,晚间7点时有75%的电视机播放的频道是三大电视新闻网;待到小布什的第二任期(2004年至2008年,译者注),这个数字跌倒了37%。 这个趋势表明,所谓的成功政客,过去要做的是缓和党派激愤,而现在,要做的是迎合、唤起党派激愤。这个趋势的代价就是:对于那些游走于滨州大道的政客来说,他们曾经强悍无比的寻求政治妥协的能力逐步丧失了。 过去,华府存在着聚拢政见不同者的机构,它们尽力弥合党派分歧所带来的沟壑。但是这些机构在逐渐削弱,消失殆尽。今日的华府,由于两党的分歧,即使个人层面的社交活动,也很难看到他们互通有无了。 要知道,过去的通勤可不像今天这么便宜快捷,大多数国会议员和家人都住在华府周边,不敢离得太远,这也为政客之间的社交和沟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今他们却尽享交通之便利,对于国会议员,尤其是面临两年一次选举的众议员来说,周末呆在华盛顿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工作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周二至周四”,一到周末,就会返回选区,然后就是和选民见面,争取保住席位。 在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的联邦众议员John Dingell是来自民主党的著名政客,其父亲也曾任联邦众议员。他回忆起他第一次到华盛顿的时候,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从密歇根州乘坐12个小时熬人的火车,之后,他更多地选择长途汽车往返于华府和密歇根。这两种方式都是既痛苦又耗时,所以不能频繁往返。于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所有议员都住在华盛顿,在这里,民主党和共和党彼此十分熟悉。“现在呢,大家谁也不认识谁,”Dingell无奈地说。 举个例子。姑且叫做“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Sam Brownback‘两点一线’的生活”吧。他的爱人和五个孩子没有搬到华盛顿,还是住在Topeka,他的爱人很少来华盛顿,他笑着说,“一年也就一两次吧”。 于是,Brownback在工作日过的是单身汉的生活,平常和其他众议员在华盛顿合租度日。不过现在,他在离国会山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一户小公寓,目前和一个同事合住。周末他乘飞机离开华盛顿,要么回家,要么参加本党的地方选举集会。 长期以来,国会的健身中心都是议员非正式的会谈场所。年轻的共和党政客,包括Donald Rumsfeld(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译者注)和老布什,会和年轻的民主党政客,比如John Dingell,一起打板手球。这里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非正式晚宴,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相聚于此,抽烟,打牌,闲聊。现在,这种年度晚宴也不见了踪影。当然,议员夫人们曾经也时常一起吃个午餐逛个街,现在一个月能有一两次就已经很不错了。 Cokie Roberts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对议员夫妇的女儿。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节目中,她说起这几十年以来华盛顿、尤其是国会山发生的社交氛围的变迁,流露出遗憾和酸楚。 Roberts的爸爸Hale Boggs是民主党的众议院多数派领导人,他死于空难,由妻子Lindy Boggs接替了他的职位。她童年最好的玩伴,是共和党众议员Bill Miller的女儿。在1964年大选中,Bill Miller是共和党一方的副总统候选人。在Roberts眼中,一天劳顿辛苦后,党派分歧被搁置在一边,议员们“聚在某个人的办公室,开瓶香槟,闲聊放松”。大多数议员举家搬到华盛顿,在他们眼里,华盛顿就是家。“夫人们彼此熟识,有专门的议员夫人俱乐部,我和尼克松的女儿一起去舞蹈学校学习。不少夫人一起加入美国家长教师联谊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和一些慈善组织……如今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了。”她还说,没什么人住在华盛顿,初次竞选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把华盛顿当靶子,华盛顿简直成了“波多马克河畔的索多玛(a sinful Sodom on the Potomac)” [6]。党派的意识形态愈发严重。   注释 [1]  宾夕法尼亚大道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条街道,联结白宫和美国国会大厦,是所谓的“美国大街”(America’s Main Street)。 [2]  选区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票的流向和成功与否,衍生阅读推荐 《选区划分,大有学问》 http://www.zhengtan.me/?p=921 [3]  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后,自2002年国会中期选举开始,加州联邦众议员席位升至53个。2003年来,除了加州第11选区的众议员席位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由民主党变为共和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党派之间的变动(见下图)。10年,52个席位,没有变动。是你的总归是你的,“席位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摘自维基百科  en.wikipedia.org/wiki…   [4]美国排名前列的广播谈话节目,著名保守派广播节目。 [5] 美国激进的左翼网站 [6]依《旧约圣经》记载,索多玛是一个耽溺男色而淫乱的城市。在英文中,是带有贬义的词语。华盛顿特区,位在美国东海岸大约中间的部位,被包围在马里兰州里,西南以波多马克河(Potomac)与维吉尼亚州相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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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快车:是谁叫他停下?

25岁的山东菏泽人王海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她拿出手机拍摄D3115次列车车厢内情景后不到五分钟,她所乘坐的列车就被D301次追尾了。 死里逃生后,她坐在病床上用手机播放记录到的情景:明亮的车厢内,几乎坐满了乘客,这段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很可能是追尾事故前,唯一的一段车厢影像记录。 王海茹和她的丈夫曹卫东坐在D3115次列车第16节车厢的27、28座,20点30分,事故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她觉得自己碰上了地震一样,身体止不住地往下滑,感觉像掉到了车下面。 与此同时,位于D301次列车第二节车厢内的部队文职军官孙淑琴,正躺在由卧铺改造的硬座包厢上铺看书,突然她感到车厢发生剧烈翻滚,她的身体随之猛烈摇晃,幸好她紧紧抓住了上铺的栏杆,没有被甩出上铺。 在事故发生时,D301次列车的车头数节,在追尾瞬间被拱离了铁道,高高昂起头部,随后往下急坠,从20多米的高空,跌落翻滚到铁道高架下的泥地上。 而D3115次列车的尾部两节,则被D301次车头压扁,王海茹死里逃生后回忆,D3115次最后一节车厢已经被压缩得不到原始体积的三分之一,倒数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车顶,被压塌得紧紧贴在了列车内的车座上沿。 幸运的是,王海茹和她丈夫座位右侧的列车窗户被巨大的冲击力震碎,使得这对夫妻在事发后几分钟内,就从破裂的窗户爬出;孙淑琴则凭借着自救知识,在跌落的车厢内苦苦挨过了几十分钟,最终被救出。 司机惊魂 追尾事故发生后约一个小时,曹卫东和王海茹,经乘务员提示,看到了D3115次列车司机。彼时,他正打电话向领导汇报情况。 王海茹回忆,司机当时瘫坐在D3115次车尾附近的铁路路基边,她质问:”我们后面这么严重撞车,你不知道吗?”答:”我不知道出事了。” 这段对话得到D3115次列车另一名乘客、温州瑞安市文联秘书鲍永远的证实。当时,鲍永远曾给司机递了一根烟,7月25日在接受央视电话采访时,鲍永远称司机曾对他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人家(D301次列车)追尾,不是我的事情。” 王海茹则表示,当时确实有乘客给了司机一根烟。看到司机软瘫在一边,王海茹心生同情,没有继续追问,但随后她听到司机反复在喃喃自语这么一句话:”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开车了,我没有责任的。当时我说能过去的,应该走的,但他非要让我停。”面对记者追问,王海茹坚称记忆不会有误,”司机就在我旁边,我能听错吗?” 司机口中”能过去”是什么意思?下令停车的”他”又是谁?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破解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原因的线索之一。 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与铁道工程系教授孙章对此分析称,”如果事发前雷电确实没有对列车动力供电造成影响,那么D3115次列车就有动力能继续行驶,司机所称的’能过去’可以作此解释。” 司机指称的那个”他”,孙章则分析认为,”他”很可能就是调度,”别人没有权力让司机停车,只有调度命令可以。” 调度之误? 追尾事故发生前,两辆列车停靠的最后一个车站是温州境内的永嘉站。该站一位不愿具名的站务人员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D3115次列车在双岙村段内停车,”肯定是因为有调度命令。” 若是调度命令让D3115次停车,则表示追尾事故发生前,永嘉站及邻近站,很可能已经进入了”非常站控”-此时,列车脱离系统控制,进入传统的车站人工控制模式。这标志着指挥列车行进的指令,从电脑自动生成转为人工下达命令。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D3115次列车于当日20点15分左右,晚点20多分钟从永嘉站开出,列车启动后行驶速度非常缓慢,因为一旦列车以非常站控模式行进,车站可向列车司机通知,须以目视行驶列车,此时,列车的车速应保持20公里/时左右的速度行驶。 坐在曹卫东和王海茹夫妇正后方的D3115次列车乘客吕德民,向记者证实,从永嘉站开出后,列车经历了从启动、缓慢行车、加速行车,最后到减速行车的过程,”车子从永嘉站启动时就很慢,我感觉很奇怪,慢速开了两三分钟以后就加速快起来了,接着以比较快的速度又开两三分钟后,列车开始减速了,减速过程持续一分多钟左右,此时车速已经十分缓慢,等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事故。” 据铁路业内人士称,如果永嘉站和温州南站确实已经施行非常站控,则两站间就会形成完整的一个闭塞区间。所谓闭塞区间,指的是铁路上一个个逻辑上分割的区块,同一个闭塞区间内只允许同时存在一辆列车,以此保证列车不会发生追尾事故。 而在施行非常站控的前提下,D3115次列车行驶在永嘉站和温州南站间,D301次列车是不会被允许从永嘉站开出的,因为这违反了同一闭塞区间不得同时存在两辆及以上数量列车的原则。 为何D301次列车在永嘉站会得到指令启动?业内人士分析,启动指令仅有可能来自列车调度员,如此,造成同一闭塞区间内出现两辆列车,很有可能是调度员的错误指挥。 在追尾事故发生后,被紧急调任至上海铁路局长位置的安路生,出席了7月25日召开的全局电视电话会议,并发表讲话。7月26日晚,疑似讲话全文出现在国内某专业铁路论坛上,据记者多方了解得知,论坛里出现的内容,极有可能就是安路生的讲话原文。 这段讲话称,”由调度集中区段转为非常站控时,必须经调度所值班主任准许、确认车站盯控人员到岗后,方可转换”,业内人士对此的解读是,该讲话强调了转换非常站控的流程,暗示7·23追尾事故发生前,永嘉等车站转入非常站控,出现了严重违反流程的情况。此外文章还强调,”行车部门不要盲目指挥行车”,这也暗示追尾事故前,存在调度盲目指挥行车的可能。 而据一位乘坐在D301次列车第三节车厢56座的山东籍乘客称,列车从永嘉站开出后,他从车厢电子显示屏上看到,列车行驶速度为170公里/时左右,并一直保持较快的速度,直到追尾前,都没有中途停车。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教授、列车制动专家夏寅荪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称,按照铁道部技术管理规程,时速为160公里的列车,规定的制动距离不得长于1400米,此时,列车最长需要62秒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制动。 夏同时称,即使司机采取紧急制动,也不能刹车刹得太猛。因为一旦减速超出标准,乘客会有被惯性甩出座位的风险,甚至会导致伤亡。 据媒体称,D301次列车在撞上D3115次列车时的瞬间速度超过100公里/时,这表明D301次列车司机未按规定制动距离对列车施行紧急制动,因此很有可能直到列车司机目视前方出现了异常情况,才拉下了紧急制动,导致列车还未成功停车前,就用完了仅剩的一小段制动距离,最终与前车发生追尾。 双岙村鼎立峰鞋厂,正位于事发高架路段直线距离不到200米的地方,厂区办公兼生产楼共有四层,在附近是第一高度。该厂员工阮长宵在事发前正在四楼天台检查楼顶是否漏水,就在此时他目睹了两列动车追尾的全过程。 阮长宵称,在追尾发生前几秒钟,D301次列车车头灯光曾闪烁了几次,而他也向记者证实,事发时前车D3115次并未停车,而是在缓慢行驶。 一个异常的细节是,按照D301次和D3115次列车的正常时刻表,D301次在永嘉站并不停靠,而是会直接通过。据D301次多位旅客回忆,列车非正常停靠在永嘉站内,车厢曾一度广播通知,因为雷电大雨原因,列车需在永嘉站内停靠。 此时,D301次和D3115次列车同时停靠在永嘉站内。D3115次乘客吕德民回忆,D301次在站内时停靠在D3115次列车右侧的轨道上,8点15分左右,D3115次列车先行启动,D301次仍在站内停留。 但根据列车正常的时刻表显示,D301次正点抵达温州南站的时间为19点42分,D3115次列车正点到达时间则是19点57分。在永嘉站内,为何D3115次列车率先开出,从而将D301次甩在车后,目前这仍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雷击谜团 更大的疑问是,在当时据当地人描述为”好几年都没见过”的猛烈暴雨和雷电强对流天气下,事发路段的接触网、信号线路是否真的发生了因雷击造成的故障,目前仍未有明朗答案。 孙章教授说,中国三万余公里的电气化铁道线路,此前从未有过类似被雷击后导致的严重事故,因此他形容,动车线路被雷击导致信号完全丧失,并产生伤亡事故是”小概率事件”,目前也无法证明此次追尾事故就属于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甬温铁路上实施了CTCS-2级列车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实现向列车传输运行许可信息和线路数据,是监控列车安全运行的中枢神经。 CTCS-2系统包括列车自动防护子系统(ATP)、列车自动监控系统(ATS)、列车自动运行系统(ATO)三个部分。在此次事故中,ATP子系统成为被广泛关注的角度。 ATP子系统可以同时配备在列车和车站。在列车上配备的ATP子系统,如果正常工作,可以识别列车前方以及运行环境信号,据此判断是否需要自动减速或制动,以强迫列车停驶。 配备在车站内的ATP,也可识别相关信号,向车站内调度员及时显示,并自动作出判断。 因此,即使D301次列车上的车载ATP子系统因为雷击无法工作,车站方面仍可通过GSM-R系统向司机下达紧急制动命令,避免出现追尾悲剧。 GSM-R系统是普通用户使用的GSM移动通信系统的铁路特制版。通俗地说,在列车与列车之间,列车与车站等之间的语音对话,都由一个特殊的”手机”实现的,这个”手机”的样子区别于普通用户使用的手机,但两者都可实现”打电话”的功能。 然而,纵然甬温线上采用了上述几种技术手段确保列车安全行驶,但在7月23日这个电闪雷鸣的暴雨之夜,它们仍然无法阻挡D301次列车剧烈地向D3115次列车撞去。 7月24日,铁道部党组决定,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业内人士认为,之所以对以上两人予以免职,是因为发生追尾事故的路段为上海铁路局管内,局长和党委书记毫无疑问是责任人。 值得注意的是,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同时宣布被免职。铁路电务的职责中,包含对雷电灾害的防护,何胜利被免职,究竟是因为雷电确实导致信号系统故障,还是迫于舆论压力,目前尚不得而知。 不过一个可供参考的细节是,安路生在7月25日的长篇讲话中,对于雷电防护的着墨甚少,在”抓好季节性安全”一段内,”抓好防雷防风工作”被安排在此段最后的第四点,内容为”针对管内雷雨较多情况,电务部门要全面做好防雷工作”。在该段内的第一点,安路生强调的是”要抓好防洪工作”。 另一个细节是,安在讲话中强调称,”要尽快攻克道岔和ATP系统故障,组织技术攻关,抓紧软件升级”。 而盛光祖自今年2月12日正式上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后短短五天时间内,就两度强调了运输安全问题。 根据公开报道,在上任当天晚10点召开的铁道部全路电视电话会议上,首次亮相的盛光祖便要求,全力以赴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持续稳定,全路要把确保运输安全作为重中之重。 三天后,盛光祖再次强调”全路要把确保安全持续稳定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他是在铁道部调度指挥中心视察时,发表了上述言论的,而调度指挥中心,被认为是”指挥全路安全生产司令部”。 7月24日,国务院专门成立了”7·23″事故调查组,集中了各方面专家和相关部门人员,统一负责事故分析及善后工作,铁道部也派出一名副部长参加。 via   你可能感兴趣的: 纹身:活体死亡士兵纪念碑 (@yeskafei) StickMan-火柴人60种死亡方式 (@youqusoft) 快讯!浙江温州动车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89人送医院抢救 西安一泡菜厂发生事故,3人被熏晕死亡(图) 就这样看着你们长大了!《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部终结篇超赞新版预告片!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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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杨钰莹,隐身11年,至今未婚

香港文汇网报道,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杨钰莹曾是歌坛红极一时的玉女歌星。1994年,她与比她小一岁的赖文峰“一见钟情”。1998年,杨钰莹与赖文峰分手,并悄然淡出歌坛。赖文峰是赖昌星的侄子,“远华红楼案”爆发后被捕入狱。受这段感情的影响,杨钰莹极少在公开场合唱歌,更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她曾是中国唱片销量最高的歌手   她曾被誉为内地歌坛第一位玉女歌手   淡出乐坛11年   如今的她,究竟怎么样?   杨钰莹曾是歌坛红极一时的玉女歌星。1994年,她与比她小一岁的赖文峰“一见钟情”。1998年,杨钰莹与赖文峰分手,并悄然淡出歌坛。赖文峰是赖昌星的侄子,“远华红楼案”爆发后被捕入狱。受这段感情的影响,杨钰莹极少在公开场合唱歌,更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1998年,杨钰莹淡出歌坛后,曾到世界周游,也去过加拿大读书。直到2000年,她加入姐姐开的深圳世纪星辰文化有限公司,发唱片重新出发。但很快又消失了,至今已经整整11年。   本文采访了一手把她扶上歌坛的着名音乐人恩师吴颂今,以及杨钰莹的好友,了解到杨钰莹的最新近况。    她的生活:定居深圳与母亲深居简出   披露人:恩师吴颂今   杨钰莹的恩师吴颂今透露,21年前,他将名不见经传的江西南昌女孩名叫杨岗丽(杨钰莹的原名),打造成为中国的甜歌偶像。交谈时,吴颂今仍对杨钰莹充满希望。   当年,杨钰莹还是一个土气的南昌小女孩,吴颂今让杨钰莹吃住在自己家里,与女儿一起生活。吴颂今骑着自行车满广州跑,利用自己在音像圈和音乐界的关系,带着杨钰莹的照片和录音小样,强力推荐这个南昌小妹。   记者问:“杨钰莹为什么不愿公开复出?”吴颂今说:“据我了解的信息,杨钰莹最新的近况,在深圳买了房,目前一直在深圳与母亲生活。在广东歌坛,她也是很少亮相,做人极为低调,可以说是深居简出。”   吴颂今说:“这孩子天资聪慧,唱功好,希望她能重新振作起来,重返歌坛。毕竟赖昌星案,与杨钰莹本人没关系。如果她复出,我和当年一样,会无私帮助她!”    她的情感:至今未婚复出可能性极小   披露人:好友肖先生   广州某媒体一位资深记者肖先生,曾长期报道杨钰莹,是杨钰莹的多年好友。记者连线肖先生,当问及杨钰莹的近况,他说:“杨钰莹很低调地在深圳生活,目前她还没结婚,与家人生活在一起。”记者问:“她复出的可能性大不大?”他表示:“可能性极小。”   日前,有网友曝光杨钰莹的近照,1971年出生的她,虽已40岁,皮肤依然白皙透亮。网友“baobaofan”就说:“有图有真相,杨钰莹真的是我邻居,哈哈,下次我直接去蹲点等签名。大家觉得她保养得真的很好,还是那么年轻。”    她的演出:拒绝复出,花重金也请不到   披露人:演出策划人刘力鸣   北京着名晚会策划人刘力鸣采访时说:“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有多个演出商花重金都请不到杨钰莹,她现在根本不愿出来。”   刘力鸣说:“1992年,新时代公司为杨钰莹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登上央视舞台。在这之前,毛阿敏、韦唯是凭借参加歌唱比赛获奖,那英等是凭借影视歌曲流行后,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杨钰莹完全凭借唱片公司的宣传,在全国几乎没有知名度的情况下,登上当时由刘璐主持的央视最火的音乐节目《旋转舞台》,配合那首量身定做的歌曲——《风含情水含笑》、杨钰莹一夜之间迷倒了全中国的无数歌迷。”   刘力鸣透露:“杨钰莹至今仍有坚挺的市场票房号召力,喜欢杨钰莹的受众都是40岁以上的高收入人群。我们一直在策划杨钰莹的全国个唱,而且是出一线明星的身价,但杨钰莹始终低调,不愿意出来。”    《网曝赖文峰杨钰莹97年香港结婚》   搜狐曾报道,杨钰莹这位甜歌偶像如今已经销声匿迹,当年她关于“厦门爱情”、“远华红楼”的风波,如今看来,早已盖过了那句“让我轻轻地告诉你”。或许这也是她在这十年间,逐渐隐退,直至“失踪”的原因。   当重磅新闻发生于热点时间时,风起云涌的各种消息总是很轻易地将真相湮没,特别是杨钰莹之远华案件,事件敏感性与新闻吸引力的正比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那时的杨钰莹正处于几近成名的躁动期,而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或许就要归结于人类那与生俱来的欲望。《完全娱乐》特派记者前往厦门、晋江,一面在庞杂的信息中搜索,一面尽力地实地求证:那三年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在这样一件“建国大案”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角色?    欲望:7层小楼藏住杨钰莹   2008年,晋江市,烧厝。   没有想像中的顺利,因为城市满路上皆是无秩序飞驰的“摩的”,宽敞的大马路,5分钟才见得到一辆的士。“摩的”司机清一色来自外地,见记者在烧厝绕来绕去地拍照,只说:“杨钰莹是唱歌的那个吗,但你为什么拍照,为什么呢?”想来应该跟春晚的流行语无关,10年时间,足够让很多东西默默失踪。   而到了烧厝,并没有见到某些报道中的那样,“ 世外桃源”、“杨钰莹家喻户晓”:漂亮的别墅衬上低头可见的垃圾堆,偶尔有几声狗吠也只是来自流浪狗;村民一提到杨钰莹或赖文峰,便是一脸戒备的神色,统统说“不知道,不要问我”。   站在烧厝村的路口,头上是一个巨大的牌坊,写着“旅港人士赖昌星先生捐建”,旁边是一栋7层楼高的红色小楼,密闭、中式琉璃屋顶,与村里的其他低层西式建筑格格不入。也许是因为主人早已不知去向,这幢小楼也显得缺少人气,冷冷清清,让记者不敢想像这就是杨钰莹和赖文峰曾经的爱巢。   1994年杨钰莹遇到赖文峰;1996年底她退出歌坛,开始三年蛰伏生活,时而厦门时而晋江;1997年至1999年,杨钰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烧厝这栋七层小楼里。1999年,远华案爆发,杨钰莹离开晋江;2000年至今,杨钰莹推出过新专辑,传过高调复出,却离公众视线越来越远。    6辆奔驰俘虏杨钰莹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远华集团开始发迹,之后触角遍布闽南,更延伸至香港。赖氏家族从地道的农民家庭,摇身一变,显赫得无人不晓。而赖文峰作为首脑赖昌星的侄子,是家族香港业务的主要负责人。  对于一夜暴富的很多人来说,金钱已经算是最低等的满足,那时候变得更加珍贵的,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还有屏幕里遥不可及的清纯女星。而在那个年代,杨钰莹的事业如日中天,再加上她甜美的音色和柔美的形象,让她成为了众多男士的梦中情人。   赖文峰很早便喜欢上了电视里唱着甜美情歌的杨钰莹,甚至连赖昌星位于红楼的办公室中,都经常播放杨钰莹的唱片。1994年的某天,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赖氏一家跟杨钰莹来次亲密接触——厦门的各大媒体打出广告,“甜歌天后”杨钰莹即将来厦参加商演。   厦门是远华集团的大本营,在这个城市,当时几乎没有赖氏家族做不到的事。时至今日,记者在厦门打听当年赖文峰与杨钰莹的“一见钟情”,都是这么一种说法:赖文峰找到那次演出的主办方,直接要求承办演出的所有招待活动,其中硬性规定,包括安排演出人员的住宿。而在杨钰莹抵达厦门的当天,赖文峰带领六辆奔驰600组成的车队,亲自去机场接机。   2004年,身为杨钰莹前老师的在那本《我给签约弟子杨钰莹写“真”》里,也谈及了这种说法。而对于他所写的,“赖文峰为了在杨钰莹面前表演英雄救美,不惜让六辆奔驰相撞”,记者在调查中也只听到个别人提起而已。  但能证实的是,赖文峰与杨钰莹自从第一次见面之后,彼此便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之后关系进展飞快。赖文峰不仅在厦门对杨钰莹关怀备至,此后在杨的全国演出过程中,更是攻势猛烈大献殷勤。   记者采访到当年厦门一家知名茶馆的老板,她说当时赖文峰和杨钰莹都是常客。“听说那时候杨钰莹去哪里演出,赖文峰就跟到哪里,就像豪华旅行团一样,怎么可能追不到!”这位老板还告诉记者:“那时候赖文峰会经常跟人来这里谈事情,杨钰莹比较少来,但人还不错,进进出出都会点头笑一下。”    动荡:杨钰莹退出歌坛嫁为人妇   在赖文峰的穷追猛打之下,杨钰莹开始正式与赖文峰恋爱。由于赖文峰的事业主要在香港,所以最初一段时间,杨钰莹奔波于厦门、香港之间。期间,赖文峰还经常带她出国旅游,为了她的爱好——美容,赖文峰更帮她出了第一本美容书。   1996年底,杨钰莹宣布退出歌坛。6年后她接受《鲁豫有约》的采访,说到“我就在想既然已经找到自己的真爱了,将来就做一个很有型的、很时尚的,很传统的、很优秀的家庭主妇。”   而当记者接触到当时熟悉远华案的厦门公安部门某知情人士时,他则说:“杨钰莹会退出娱乐圈,是赖家要求的,他们谈恋爱以后,赖家那边就不想让她出来唱歌了。”   这本没什么奇怪,就像之前刘涛在她的世纪婚礼上,背着经纪人当众宣布“退出”一样,当女明星面对豪门,权衡利弊,隐退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不管走到哪里,杨钰莹仍说自己“未婚”。   虽然杨钰莹声称,在1997年便和赖文峰分手,但2002年《潇湘晨报》记者找到赖文峰母亲时,她却说杨钰莹直到1999年赖家出事才离开,而1997年之后,杨钰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晋江烧厝赖文峰家,还与赖文峰在香港登记结婚了。   有记者就此问题前往烧厝时,因为这是日后杨钰莹念念不忘的“度过快乐岁月的乡下”,只是赖家始终无人应门,因此我们只能如上引用。但前面提到的知情人士确凿地告诉记者,杨钰莹是在远华案后,才与赖文峰分手,“之前他们都在一起”。   分手的时间点由于远华案而敏感了起来,但这仅仅是一部分,一切果然都是有内幕的。    面对真爱:选择明哲保身   在那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电视访谈里,杨钰莹曾说“那时候非常幸福快乐,是彼此人生中的第一场纯真的恋爱,我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甚至连一手栽培了杨钰莹的恩师吴颂今在与她反目成仇之后,仍在书里写着,相信杨钰莹是真诚的。   那位知情人还说:“你说的那个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办案子传唤她的时候,杨钰莹说自己是被骗的,她与赖家无任何关系。所以后来才会有一种说法,大家说她是见利忘义的人,出了事把自己撇得乾乾净净。”   在远华集团资产被全额没收时,杨钰莹离开厦门,离开晋江,离开赖文峰。   如果只是为了明哲保身,杨钰莹大可不必如此。后来官方也已明示,杨钰莹与远华案无任何关系。所以即使是传唤,只要她真的没有涉案其中,也就没什么问题。只是在面对与赖文峰的感情时,杨钰莹的说法有点南辕北辙。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隐蔽! (@yeskafei) 行艺| 刘勃麟藏猫猫新作,这回找他花了我点时间 (@yeskafei) 你的QQ为谁隐身???? (@lanyueer) 视频:久石让第一次现场演奏让子弹飞一会 全球5000万博客现在由WordPress驱动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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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动车惨案后,我为何建议中国铁道部学做豆腐

今晚做饭的时候,为一块豆腐发愁:从超市买回来的豆腐搁在冰箱里已经好多天,拿出来想吃时,发现上面写的消费期限是“7月16日”,而今天已经是23日。过期1个星期,还能不能吃?我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做了冷拌豆腐下了肚。 上网查了数据,日本的豆腐保质期到底是几天?结论是:保存的地方温度在1-5度之间的,保质期最长为4天。温度在5-10%之间的,保质期为1-2天。 但是,我吃了保质期超过1个星期的豆腐没有拉肚子,脉跳也正常,这是为什么?打电话问了一位医生朋友,他告诉我一个道理:日本的任何食品都有绝对保质期和相对保质期之分。绝对保质期是指绝对食用安全期,也就是商品上注明的“消费期限”。在这个绝对保质期内吃了出问题,生产厂家要负全责。但是,相对保质期要看商品的储藏与保存情况。像豆腐之类食品如果一直放在冰箱内(5度以下),放上半个月也应该没有问题。 从豆腐这件事上,我发现了两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商品的安全期限应该是一个绝对值,也就是说在这个绝对安全期限内吃了,绝对保证没问题——这是生产厂家对于消费者生命与健康的尊重,也是生产厂家对于自己商品的自信;对于超过绝对安全期的商品,或者没有按照商品说明书上特别注明的保存温度进行储藏,消费者吃了出问题,那么厂家可以不负责任,一切由消费者本人自定。 我觉得,这是消费者与生产厂家之间建立的一个很好的游戏规则,而这个游戏规则是完全基于“安全”因素考虑——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和企业的责任安全。 吃完豆腐上网,发现中国的网友往我的微博上发了3个纸条,告诉我:中国动车出事了。立即上新浪网查,知道是两列动车在温州的高架桥上追尾相撞,其中有两节车厢直接被撞飞坠落桥下。 我第一感觉是“完了”。因为我一直有这么一种预感,中国的高速铁路迟早要出事,没有想到,出事出的这么快,而且这么惨! 事故现场,一个“惨”字。 我不清楚中国铁道部为何要把中国的高速铁路,分为“动车”和“高铁”。估计这么分法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中国。“动车”从日本引进的时候,就是日本东北新干线上奔跑的“疾风”(はやて)新干线列车。在日本,新干线就是高铁。 陕西网友dhmao在微博上给我指点迷津说:动车指的是分散动力的车组;高铁指的是设计时速超过200公里的专用轨道;动车可以跑在既有普通轨道上以较低速度行驶,也可以在高铁上以高速行驶。打个比方,动车可以看做是跑车,高铁是高速公路。 另外一位北京的网友dayandnight也在微博上给我留言:徐先生,所谓动车,即动力分散客车组,是相对传统的动力集中的机车来说的(火车头)。所谓“动”和“高”只是区分列车速度等级,没有人把高速铁路列车硬是分成“动车”和“高铁”。 看了两位网友的指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中国铁道部为何要区分“动车”和“高铁”的原因? 对于中国高速铁路的问题,我已经写过几篇文章。有网友开玩笑说:“你一定进了铁道部的黑名单”。我想铁道部不是卫生部,咱不能低看了铁道部的度量。但是,作为一名新闻人,我想我们更多的责任,是监督和帮助政府部门完善他们的职责,减少他们工作中的过错,避免国家和国民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包括生命和信誉的损失。——虽然我是海外媒体的一员,对于中国铁道部的一些做法指手画脚有点“干涉内政”,但是还是请中国铁道部接受我的爱国良知,因为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根据官方的说法,今夜20时34分发生事故的是北京到福州的D301与杭州到福州的D3115,两车方向一致,行至在双屿路段下岙路,D3115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D301追尾,D3115两个车厢脱轨坠桥。中新网记者连线乘客温小姐,她说: “D3115的司机减速,但没有通知后方的列车,导致追尾。”网友“我很低调的”因此调侃说:追尾的7分钟前,都有围观群众发微博了。以后每辆车应该安排一个人专门看微博,没准能避免灾难! 现场照片:已知32人遇难171人受伤,死亡人数还将会继续增加。 温州动车相撞坠桥惨剧,我想应该有动车技术问题,也有运营管理的系统问题。动车也好高铁也好,没有很好的避雷装置和技术,这是不可理解的。遇到雷雨天气就断电,就被迫停车,实在有些脆弱。中国的高铁技术号称“世界第一”,但是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而且还因此酿成如此惨重的撞车坠毁事故,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自己。 大家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有反感,但是估计对于日本的新干线不会有反感。刚才我查了日本新干线的资料,1964年开通以来,没有出现过雷击断电停车相撞的事故,也没有出现过在商业运营中列车出轨或相撞的事故(除中越大地震之外)。日本新干线能够做到的事,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高铁就做不到?这只能说明我们的车辆技术还没有完全过关,因此也就还没有可以到说“世界第一”的地步。 前方列车停驶,后续列车也应该当即停驶,这是最基本的铁路运营管理技术,不仅是日本,我想德国和法国的高铁也一样,不会每天都在半路上亲吻拥抱。今夜的事故说明,中国高速铁路列车虽然已经开出了350公里的时速,但是还需要扳道工来扳岔道——我指的是系统管理根本就没跟上。系统没跟上,高速铁路就开始乱跑,作出这样的决定自然是轻率的行为。 今夜写这一篇博客,我很为那么多无辜的,热爱中国高铁相信中国铁道部的死伤同胞们伤感。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中的一段悲惨的历史。 追求豪华,中国高铁的水平绝对不低。但是技术的可信度,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其实,我更为担心的是,这一系列的停车事故,加上今夜的列车相撞和坠桥事故,已经给中国的高铁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而这一层厚厚的阴影将严重阻碍中国高铁技术的出口,中国高铁驶入华盛顿的梦想也许会因此破灭。与俄罗斯、巴西、中东等地区达成的出口中国高铁的协议也将因此而搁浅。中国的制造业要崛起,中国要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大国,一要靠汽车,二要靠高铁,三要靠飞机,四要靠重机。国产汽车还处于爬坡的阶段,中国的飞机制造业还刚刚起步,中国的重机只有个别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的高铁虽然自称已经用5年的时间超越日法等国登上了珠峰,但是,最近一系列的事故,将会让世界失去对中国高铁技术的信赖。中国高铁技术要走向世界,至少会被推迟5年,甚至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期间的经济损失,以及我们制造业的损失是难以估算的。不知中国铁道部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知道那些决策者在下达高速列车提前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盲动会给中国这一个国家,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多大的信誉损失? 我高兴地看到,中国铁道部长终于露面了,他正披星戴月赶往温州事故现场。我也相信,这一起惨案终于引起了中国最高层对于高速铁路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也许,这么多逝去的鲜活生命将会给中国高速铁路铺上一条走向正轨的血路。 写完这一篇博客,东京已经是凌晨4时,肚子有点饿,我又想到了那一块豆腐。假如中国铁道部能够像豆腐制造商那样,在造动车时想到一个对于消费者的绝对安全保质期,也想到自己生产动车高铁应该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就不会这么蛮干了。 人应该多一点责任心,少一点虚荣心,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少给别人添乱。 via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俺建议平顶山公交公司增加2路公交车发车密度 (@375bbs) 铁道部公布去年税后利润1500万元,仅相当于浙江一个家庭作坊企业年盈利。 (@fanjian)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遇难人数增至35人,210人受伤 快讯!浙江温州动车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89人送医院抢救 乘客微博直播动车追尾坠桥全过程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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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执政党的”红色经济”

在过去十年中,伴随着红色庆典的红色经济,已经从地方自发变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力推。具体到当下的建党九十周年,各界也正力图让政治和经济“双丰收”,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庆典经济”渐成模式    一套红书的生意经   红色浪潮正带来滚滚财富。借助执政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的政治大气候,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各界正力图让政治和经济“双丰收”。   明显受益的是出版行业,比如湖南方面的《红藏》系列丛书,其庞大的规模在业界可谓罕见,这也是建党90周年最为显眼的红色出版物之一。预计全部出齐将达到1200卷,每卷还会分成多册。   该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与湘潭大学出版社联合申报,将整理并影印1915~1949年间由中共直接和间接领导创办出版的红色进步期刊,也包括各进步团体在内的中共外围组织创办的期刊。   湖南人民出版社下属的《大视野》杂志社社长张自文是该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据其介绍,丛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杂志,计划5年内出齐;第二编报纸、第三编图书将在后五年出齐。   张自文10年前就在出版界从业,他坦言2011年年“红色出版”热非昔日能比,国家给予的重视也大大超过10年前——新闻出版总署拨给《红藏》第一编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就达1146万,创下湖南省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金额之最。   这位策划者说,国家重视“红色出版”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出版社则顺应政治气候,看到商机。“很多出版单位都在争取出版基金资助,我们能拿到这么多也是经过很多竞争的。”张说。   他们的竞争砝码有二:一是湘潭大学的学术背景,该校是全国唯一设有国家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的高校,是在全国最早设立党史专业本科专业和硕士点的两所高校之一。第二,这也是更关键的,湖南是众多革命伟人的故乡。   获得国家资助的同时,他们也将《红藏》销售对象主要瞄准在各级党史研究部门、图书馆以及高校文科党史、历史专业的资料室。张自文说,“我们不会印很多套,将控制在300到500套之间,但定价会很贵。”   他预计,《红藏》第一编出版成本可能在3000万元以上,但盈利能有1000万元。   与这些尚在筹划的项目图书相比,更多的借助建党九十周年销售的书籍大都在热卖。比如新闻出版总署今年确定了建党九十周年80种重点出版物。其中包括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该书创下了党史类书籍发行量之最,书自2011年1月面世以来到6月已发行108万套,该书每本定价是150元。   在2011年的红色出版物中,党史类图书尤其走俏,在市场上名为《建党伟业》的图书至少有7个版本,人民出版社一家就出了2个版本的同名图书,该出版社在今年推出了90种重点图书献礼。   编辑王世勇负责编辑了两本党史读物,一本是《亲历中国共产党的90年》,一本是《党史细节》。“销量出奇得好。”王世勇7月9日说,尤其是《党史细节》这本书,一开始只印了5000册,到7月9月,已经连续加印5次,印到了3万册,“这几年一般图书能走到1万册就已经很不错了。”    全线飘红,今年不同   2011年的红色经济中,党旗也成了宠儿。杨菊仙是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晨阳旗业”的老板,2010年她一共卖了10万件左右,今年估计已超过30万件。以前几乎被忽视的党章今年也销量大涨,到目前大概也卖到了30万枚,而去年不过才5万枚。   热销的不仅是党章党旗。   唱红遍布中国,红军服租赁生意今年火爆,这是建党90周年与上次80周年的不同之处。   北京“柏屋”是一家销售、出租舞蹈礼服的公司,其经理郭晓波说,今年4月以后,他们开始接到很多机关单位租赁红军服的订单,“主要用于红歌合唱”,每套红军服每天的租金为五六十元——这个价格没有上海高,在上海,七一前的红军军服租赁价都在百元左右。 柏屋自2001年开始有舞蹈服装租赁服务,那年刚好是建党80周年,但当时只租礼服、燕尾服,没有人租赁红军服。对红军服有需求大约是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出现的事,一般只是在春节之前。今年则出现了“井喷”,最近几个月平均一天能租出去1500多套,六月份最多的一天租出去3000套。郭透露了今年红色租赁带来的收益:“营业额是去年的六七倍。”   按照收藏界有题必炒的习惯,红色藏品的价格今年也在一路飙升。6月中旬,中国银行发行了以建党90周年为题材的纪念币一枚,面值5元。仅仅几天之后,深圳书城M层的邮币卡市场上的报价则达到二十多元一枚,上涨三倍多。   老藏品的涨势同样惊人,1967年发行标号“文1”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邮票,一套共11枚,总面值0.88元,2010年11月时销售价格在4万元,目前已达7.5万,半年多时间上涨87.5%。   深圳市收藏协会常务副会长韩昌晟则发现,今年的红色收藏与建党80周年也不一样,主角不再是单一的民间力量。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列举说,2001年以前,红色收藏主要集中在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湖南、郑州、西安,主要是收藏品爱好者的自我收藏行为。   2001年至2003年,建党80周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带动起了红色收藏热。在这一时期,一些民营企业家们加入红色收藏。自2001年开始,国家重视文博建设,增加馆藏。韩昌晟认为,正是国家对红色藏品的征集助推红色收藏形成规模。   而2003年以后,兴起的红色旅游也带动了红色收藏——红色旅游不能只是看风景,还要有博物馆、革命文献等。在此期间,国家投入建设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韶山毛主席纪念馆、延安革命博物馆。这三个博物馆每个投入都超过4亿元,都在世界范围内征集革命文物。    红色经济开始升级   事实上,与上文中提及的各种红色消费相比,红色旅游才是红色经济的主导。   郑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刘思敏,是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一直研究红色旅游与红色经济。他说,建党80周年时红色旅游还处于点状,今年已实现从点到线、再到面的“升华”。   过去六年,红色旅游平均每年增速为20.4%,新华社报道,2011年 1~5月份,江西全省红色旅游接待游客数量2570万人次,旅游收入1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2.56%和35.88%。2011年上半年韶山游客同比增长39.0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核心县炎陵,2011年1至5月,更是同比增长了52.1%。   据旅游网站同程网提供的统计,自2011年年初至今,游客对知名红色旅游景点及线路的搜索量最高增长了200多倍,红色旅游线路的预订情况在今年6月份,较去年同期有3倍的增长。   刘思敏的观察认为,今年的红色旅游与建国60周年不同:建国60周年时几大战役纪念馆火热;而党的生日则是与党成立关系紧密的特别是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弱小时的景点火爆,如一大会址等地。至于延安、西柏坡、井冈山则是任何有“红色旅游由头”的年份,都会火。与此相关的是,新华网的消息说,有关人士分析认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到年底参观者突破60万人是有可能的,而一般正常年份是20多万人。   今年红色旅游区还呈现出另一新现象:一些红色景点集中的地方,已不满足单个景点的旅游开发,与如今遍布全国的各类综改区、实验区等类似,地方主政者试图让红色标签变成一个门类,升级成为“红色经济区”。   2011年2月15日,山东省两会期间,该省政协委员刘继双就提议省政府应该争取建一个国家级的红色经济区,可以将济宁、枣庄等地市一并纳入,提议得到了山东省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的响应。   不少革命老区都有着同样的“红色经济区”的雄心,广东韶关、湖南郴州、江西赣州近年都在推出“红色经济圈”概念,这些红色经济圈颇具宽广视野,已与香港等地的资本接洽。 刘思敏的观点是:只有那些在中共历史上起关键作用,且文化遗存又比较集中的如西柏坡、井冈山等地,才能形成聚合效应,设立“红色经济区”。   事实上,正在实施的西柏坡经济区的规划与刘思敏的想法不谋而合。今年河北省决定,依托“革命圣地”的“红色引领”作用,实施“大西柏坡”建设,将投资415亿建设以西柏坡为核心的红色经济区,目前已经开建。   根据规划,“大西柏坡”将是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旅游总收入达到100亿元。规划中的大西柏坡地区除了“红色”之外,还包括教育培训、温泉度假等产业。    庆典经济渐成模式   “执政党与民间都在利用建党90周年这个节点,各取所需,前者需要舆论氛围,后者看中了经济效益。”郑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刘思敏说。   “90周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关键。”中央党校党建教授王贵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百年大党,在有十年一大庆传统的中国,90周年是百年大庆之前的最后一个庆典——这对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很重要,所以就不难理解90周年大庆的“隆重和热烈”。   中央党校另一位党建专家叶笃初持同样观点,他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用了“行百里者半九十”以说明90周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   此背景下,官方主动向社会推出红色产品,这也是历次大庆之年的贯有做法。   广电总局2011年6月7日推介了28部庆祝建党90周年的重点影片,新华网报道,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要求,“发行放映单位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发行放映好这些重点影片,票房收入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这应该是一个保守的目标”。截至7月3日,受推荐的电影《建党伟业》已连续三周夺取内地票房冠军,累计票房超过3亿。   资料显示,中共自1941年开始有正式的建党纪念活动。此后,逢5周年、10周年大都会有纪念活动。最近10年中国则历经了四次重大纪念活动,包括建党八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今年的建党九十周年。   “政府倡导,民间跟进是惯性。”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各种活动都能产生经济效益。推荐重点图书、影视作品是一直都有的做法,近几年则开始推荐红色旅游路线。   每次庆典,都催生一轮演出热潮,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至少都会组织一场正式演出,民间文艺活动类似今年的“唱红”更不可少,公开资料尚未看到此类费用的公开。   不过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2011年7月11日接受《重庆日报》采访时,侧面透露了一些 “唱红”的开销:前不久,应中国文联之邀进京组织的“唱读讲传”活动,上千人到北京演了四天,车费住宿费“总花费没超过600万元”。   在红色经济的消费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占了相当的比例,各地党政部门给工作人员免费发放《建党伟业》电影票就是一个例证。此前的2009年,建国60周年时很多机关单位也发了《建国大业》的电影票。而今年,山东烟台下属县级市一官员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该市也采取了财政购买后发放的做法,市领导每人一本,每个机关单位两本。   每次重大庆典,领导人在全国性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会产生经济效益。按照惯例,讲话一定会发行单行本。   7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每本售价3元。7月3日在北京上架,到7月4日下午,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已销售15000余册。   据《光明日报》报道,此前的2001年,建党80周年大会后,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截止到当年8月2日,人民出版社主发的“讲话”已达110万册,外地租型印制的“讲话”达193.1万册。   单行本不是“讲话”效益的终结,它们还会带动一批辅导读本问世,今年到目前已有中央文献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出版了辅导读本。过去几年,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都出过此类读本,包括光盘。   “七一”虽过,余热未消。2011年7月8日下午,上海市严肃游戏产业发展联盟在世博园中国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8月1日将上线我国首款红色网游《星火燎原》。 via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为什么血是红色的? (@10why) 天朝隐形税收一览——《南方周末》 (@fanjian) 南方周末:谜一样的中国汽车销量 南方周末:歌儿为什么这样红 南方周末:煎饼快跑!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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