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艾未未被警方拘捕两周后家属仍不知其下落。 中国异见艺术家艾未未“失踪”已超过两周，其家属仍未从警方获知任何有关艾未未下落的消息。 艾未未的姐姐高阁周一（4月18日）在接受BBC中文网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们没有得知有关艾未未的任何消息，却不断听到艾未未工作室人员“被失踪”的消息。 高阁说，中国警方已经严重违反刑诉法，和他们继续进行交涉已经毫无意义。 高阁还说，西安艺术家岳路平在谈到艾未未事件时只是因为说了“新华社不要滥用我的名字”就收到威胁其生命的恐吓信，这种事件令人感到恐怖。 她还说，温家宝总理周日再次谈到“要讲真话”，可同时讲真话的人却被抓进监狱，就像1957年共产党号召民众给党提意见，后来却把所有提意见的人都打成“右派”一样。 音频：艾未未姐姐仍不知弟弟下落 艾未未被捕两周余，他姐姐高阁对BBC中文网记者称仍然不知道他的下落。 没有安装Flash播放器 下载Flash 用视窗媒体播放器播放 高阁希望温家宝所讲的是真话，并认为对艾未未的处理不是来自整个党中央，而是某些人的“个人决定”。 与此同时，香港媒体报道说，目前正在香港访问的中国作家章怡和与阎连科都表示支持艾未未，批评中国当局罗织罪名。 章怡和说，艾未未首先是一名艺术家，无论是破坏性还是反抗性都是艺术，不应当因言治罪。 阎连科则说，中国当局一方面表示不认可艾未未在美国登记注册的婚姻，可同时又要以重婚罪起诉艾未未，这种做法很荒唐。 点击 页首

微语录第29期：古今中外，人们颂扬为抗拒强暴而自杀的女子，同时蔑视那些放荡的女子。贞节表现了精神，放荡表现了欲望，二者如此对立。可是精神和欲望人们都需要，如何协调二者确实是个难题。从前法国有个故事：一位妇女被几名士兵干了以后说：“感谢上帝，这辈子总算有这么一次，我不用感到有罪而着实满足了一番。” @周国平：当今社会最触目惊心的现象之一便是人心的冷漠。在一个太重功利的社会里，冷漠会像病毒一样传播，从而使有爱心的人更感到孤独，甚至感到愤恨。不过，让我们记住，我们不要由于孤独和愤恨而也堕入冷漠，保护爱心、拒绝冷漠乃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灵魂的一份责任，也是我们对于社会的一份责任。 @雾满拦江：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来到了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里边住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国王问道：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一声询问，道破了贵族文化的真谛：人易富而难贵。有钱就可称富，但如果缺少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缺少了一种尊重他人的高贵理念，钱再多也只是个土包子。 @许开祯：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的坚强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结果。 @冯小刚：虽然我发现装不正经比装正经还累，但是装正经比装不正经还恶心。都不省心，又不能不装，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还是继续装不正经吧。 @笛安：在我刚刚长大成人的时候，我曾经那么谦卑地，怀揣着一种善意的温暖去和这个世界相处，我诚恳地自我检讨，我发自内心地批判自己的骄傲，我尽力地去理解每件事情——但是现在，我只想说：够了。我不够好，但是，这个世界真的更糟糕。当谦卑已经变成了自我欺骗，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曹保印：学校不是宗教场所！见过胆大的，没见过这样大胆的。日前，重庆西师附中将《圣经》开设为选修课，这是该校首次将宗教经典列为课程。宗教进入课堂，这并非教育小事，而涉及诸多复杂问题，极为敏感。《圣经》可以进，佛经、《古兰经》可不可以……即便在基督教国家，《圣经》也不能讲课堂啊。 @阎连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这个“高”就是要向权力靠拢。无论别人如何，对我来说用我个人的声音唱出最有个性的文学的歌声是最重要的。管不了别人，但我应该能管得住我自己。 @余华：古今中外，人们颂扬为抗拒强暴而自杀的女子，同时蔑视那些放荡的女子。贞节表现了精神，放荡表现了欲望，二者如此对立。可是精神和欲望人们都需要，如何协调二者确实是个难题。从前法国有个故事：一位妇女被几名士兵干了以后说：“感谢上帝，这辈子总算有这么一次，我不用感到有罪而着实满足了一番。” @池莉：我友中年得子珍贵无比要子成龙，昨夫妇携小子前来求教。谈笑间小子问其父：你咋不娶阿姨？友怒。我答：你已有母，一男只能娶一女。子说：那我娶阿姨！友盛怒。我又答：行啊但你首先必须长大成人。子立刻双目炯炯信誓旦旦：明天起我坚决好好学习快快长大早日成功！夫妇大喜。此乃赤子之心，人得善呵护。 @王潮歌：考上大学与否，把人分成了上等人、下等人；结婚与否，把人分成了正常人、非正常人；这几把简单的尺子，就把人衡量了、归类了、标签了。想逃脱吗？ @吴祚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国家艺术创作爱好，黄帝登基的时候就有云门舞颂，而秦始皇更是创造了兵马俑长城这样的伟大艺术作品，武则天用胭脂钱投资了龙门石窟，前清的圆明园颐和园均是艺术杰作，当代呢，奥运会、世博会也是艺术巨献。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要与与国家比艺术创造，谁比谁死。 @六六：如果文科男生说浪漫的话，我第一感觉就是嘴尖皮厚。如果理科男生说浪漫的话，我就觉得双慧兼修。我所有的仰慕都来自于理性思考，意思是和我不一套系统的思维方式。由此看来，人类对智慧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或者说是缺啥想啥？ @岳南：听说北师大叫董藩的一个东西说40岁赚不到4000万就是耻辱，真他妈奇怪了，这种无脑疯狗一样的话怎么也能冒出来？想民国的时候北师大也是有品格的学校，现在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们从来就没有4000万，难道他们就必须要为此自卑吗？可怕的不是被洗脑，而是被洗脑还不自知。 @张宏杰：中国之所以乱，是因为不同朝代的人都生活在今天：有要把自己的“敌人”食肉寝皮的原始人，有崇拜流氓文化的朱元璋信徒，有坚持五不议的太后子孙，也有在红海洋中泡得骨髓发红的红色人种，当然，更多的是你我这样，脚踩五千年大地，头伸到二十一世纪的冬虫夏草。你感受到的痛和耻辱，他浑然不觉。 @朱文轶：我们要坚强的活着：尽管油价又涨了，房价还坚挺；尽管核辐射笼罩着天空，地震持续不断；尽管双汇含有瘦肉精，毒大米时有出现；尽管学位紧缺床位难求，孩子常在校园遭意外；尽管小三横行滥情成风，老板还不加工资；我们都要坚强的活下去，因为……因为墓地又涨了。 @罗永浩：迪伦后期的现场录像我也看过很多，完全听不进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为了听音乐，反正我和我的朋友都是为了朝圣、致敬、参观摇滚活化石，或是了一个心愿去的。可快结束的时候我还没看到迪伦的脸呢，犹豫了半天跟边上的人借了一下望远镜，圆满了。在演唱会上借望远镜给陌生人的，都是真正的天使。 @欧阳奋强：助手给他女朋友电话说：为了我的奥迪，你的迪奥，我们要加油…… @欧阳奋强：那年《霸王别姬》评选金棕榈奖时，张国荣没有因为程蝶衣这一角色而拿下当年的影帝称号。据说在1993年，张国荣仅输给英国演员戴维·休利斯一票，从而令后者成为当年的戛纳影帝。而评委中，有一个人误投了一票：将张国荣评为影后。听起来很像是愚人节新闻，不过确实是真事。 @彭晓芸：说到鸡蛋和墙，弱者的堕落甚至更快，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抵御堕落的资本。但在一个信仰如此匮乏的国度，强者也没有生成什么价值和信念，没有催生精英和既得利益阶层甘愿放弃一点什么来推动社会进步。这两个维度，哪一边都在向下滑，所谓下流是也。 友情提示：如果文章有分页可能会被截断，请 点此阅读全文 。 阅读佳人美文，让自己更美好！请访问： http://www.jiaren.org 卿本佳人 for 佳人 | 订阅 | 热文 | 投稿 | 广告 | 豆瓣小组 | 精选淘宝皇冠店 | 佳人淘宝商城 佳人猜您也喜欢： 霍金经典语录 周国平语录 几米经典语录 大学老师超搞语录 孔子语录英译版 无觅

许多年前，某期《书城》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何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多是宏大而抽象的，摆脱不掉文人和史官的颜色。除去钦定的正史，民间的“野史”，又大多数由文人骚客作主角。作者的结论是，因为在传统社会，民智尚未发达，只有受过教育的文人有意识和能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自然而然，留下的记忆脱不开他们的情怀。 如此说来，民智开化之后，此种情况应当大大改观。然而就我所见，情况并非如此。确实，晚清以降直至民国，出现了大量私人的记述和回忆；然而建国之后风气大改，虽说扫除了大量文盲，但个人的记录和回忆却大大减少了（许多年前齐白石的自述到建国即止，许多年后何兆武的≪上学记≫也是如此），即便出现，也多是知识分子的诉苦篇章。可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所占人民的比例并不高，而且一味的悲怆也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不易接受。于是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顺理成章地把握了相当的话语权，或者说，不把握都不行。许多年前，我在学校读书时，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来讲座。到提问环节，中文系一名研究生问：文革时期，不应当是孩子们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天堂年代吗？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说的就是这样事情嘛。葛教授的回答是：那部电影反映的，充其量是北京某些特殊群体的孩子的经历，还有大量的事实，是你没有见到，甚至也没有想到的。 有句话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同样道理，没有其他的容易接受的声音时，片面重复一千遍，就成了全面。故而，部队大院孩子们无拘无束的经历，在大银幕上一再重现，就取代了其他人群的记忆，甚至演变为后代人的认知——阶级背景、父母资历、所处城市等等背后的条件，被悉数忘却了，不用担心被抄家、不用担心批斗、也不用担心上山下乡的孩子，千真万确是无忧无虑的。于是简单简单化的结论就成了，“文革”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年代。 实际上，我也很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可是我也知道，这并非那段生活的全貌，历史的颜色绝不只寥寥几种。要想了解更全面些，必得依赖更多的材料。比如熊景明女士就在回忆她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在香港某次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上，有北京的学者慷慨激昂，说到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内心激荡，感到国家处在大难之中，自己有无限的使命感，熊女士大感意外，因为“同龄的云南人，完全没有对核心政治的参与感”，回顾熊女士父亲的青年时代，则更是“顺心性、听良知、追求生活”的人，“而非献身主义的时代青年”。幸好，有熊女士的回忆（ 《家在云之南》，熊景明 著 ），我们方才知道，同样身为青年，同样在风起云涌的年代，其实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有赖北京这位学者的回忆，更有赖熊女士的回忆（毕竟，前者更多见），我们才得以真切全面地认识那个年代，才不会简单得到“文革是孩子们的天堂”的结论。 最近我读了 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 ，这本书收集了二三十篇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其中占大多数的，是北岛、陈丹青等人的回忆，或许可以归类为“精神贵族”。他们的经历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诉苦，也不同于官方钦定的描述，他们的叙述是充满理想激情色彩的，他们所谈和所提及的，更多是我们耳熟能详，而又高高在上的名字，比如“大小刘麻子”之一英若诚，比如陈伯达的儿子，比如“学部”（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他们的生活多有“往来无白丁”的沙龙和聚会，总之是让人艳羡，也占领了相当话语权的一类表述。 不过艳羡归艳羡，我更喜欢的，还是另几种生活，这就是范迁、蔡翔、邓刚的回忆。范迁当时是在上海印染机械厂，因为会画几笔画，被厂里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因不满官方孔武有力的画法，时常会“夹带私货”尝试一些新鲜的创造，由此也卷入了黑画风波；蔡翔是上海一家铸造厂的工人，他详细描述了70年代工厂里的各种景象：厂长对工人师傅毕恭毕敬，小姑娘如何把工作服穿得好看，老师傅们又如何讲起评书，“四人帮”就是奸臣，“老干部”则是朝廷的忠良……我最喜欢的还是邓刚的回忆，除去工厂上班，他纯粹是个“山狼海贼”，就是仗着自己身体好，游进大海捕捉各种海参鲍鱼的能手，因为父亲“有问题”，他到接近30岁还没有对象，着急得四下打听，最后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女孩，还是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并且最终成婚——这段叙述流畅而自然，全篇没有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语言却分明带着明显的政治烙印，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描述小尔化之的平常生活：比如他说因为出身不同，自己与女孩的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难”，但“顾不得许多，只能背水一战”，又比如他提到结婚前夜下海捞海鲜，因为太贪心，无力上岸，被巡逻的快艇发现（当时海湾是军管，防止人民偷偷游上外国货轮出境），“（快艇）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 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不是自己切身的体会，文字不会如此翔实流畅。这是独立于官方描述、知识分子苦难史和“精神贵族回忆”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在我们周围，这种回忆不常见，但平凡、真实，而且个中充满情趣（当然也可能是苦涩）。我相信，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阶层差异巨大的中国它让我们相信，它属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但又是不甘平庸，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普通人的生活轨迹。除去庙堂之高、沙龙之雅，满怀热情的普通人也有专属于自己的志趣；万千个它拼合在一起，才最终构成了完整的社会和历史。 而且，这种“完整”的跨度，有时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知青的回忆录里，在王小波的文章里，农村生活往往是愚昧而不讲理的，阎连科的文章却提出：“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但是，我之前却没有想过，我们的历史中，还有这样的一面。即便熟读历史，面对这类具体问题，考虑不到，或不能接受其另一面，其实无非是两脚书橱而已。相反，能容纳和驾驭这种跨度，可算是真正的成熟。 推广一点，近年来，我越来越认识到，个人的真实的生活，也绝难用寥寥几句话、几个词来概括，因此，由无数个人生活所构成的社会和历史，也绝不仅仅有几种颜色（你以为“几种”相对“一种”就是全面吗？其实仍然少得可怜）。我们对那纷繁的各种颜色了解更多，或许越难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但认识确是更深刻、更全面了，对自己的生活，也更有信心了：你可以完全淡然面对那些光鲜耀眼的生活，内心摆正的，其实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从来就存在着。 邓刚文章在线阅读： 我们兄妹全是“狗崽子”

看了博讯新出炉的“2010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让我深深地感到：其视野的狭窄。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境内外的认识的脱节”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