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阎连科:致总书记和总理的一封告急信

尊敬的总书记、总理:我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和大学老师,在决定给你们写这封信前,犹豫如风雨样在我心里吹袭卷动。之所以最终落笔,缘于第八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周前总书记在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处处散透着对中国文学和当代作家的期冀和暖意。 因此,也才心方落定,要把我所目睹和遭遇的强拆事件,简要的报告给你们。三年前,我在北京丰台区花乡世界名园小区用稿酬和筹借购得一处房屋,今年7月,接到正式通知,说因修北京万大连韩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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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 | 这是我们的权利

应好友沈浩波之邀,我执笔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发一声呼喊吧。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删掉了很多内容,这一篇是完全版。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这是我们的权利(全文版)      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不告而取谓之偷,百度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它偷走了我们的作品,偷走了我们的权利,偷走了我们的财物,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让我们回顾历史:在大约一年以前,百度MP3开始提供免费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流行歌曲。这事有一个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唱片业的整体萎缩。一个艺人穷数年心血打造一张专辑,原本可以销售几万张,他可以凭此养活自己。但是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唱片业空前萧条,有些艺人一张唱片的全部所得不过几千元。这其中有巨大的不公平,付出与所得的不公平,劳动者和小偷间的不公平。有些艺人迫于生计,只能转做他行,因为唱歌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所有的歌者都不再歌唱,仅剩一个百度 MP3,它还有什么可供分享?如果所有的歌者都停止歌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又该是何等的贫瘠与荒凉?     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成为事实:这片土地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而百度功不可没。      再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更早以前,百度打着自由、宽容的旗号,卑鄙地排挤走了比它更自由、更宽容的谷歌。然后大肆推销它的竞价排名,向亿万中国人推销数以亿万计的假药、假酒和各种卑鄙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度是中国最大的黑心广告商。  以下也是事实:在这个卑鄙的市场上,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卑鄙之事,而百度公司正是其中最卑鄙的一环。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邪恶公司,它所宣称的“宽容”,只是对黑心厂商的宽容;它所宣称的“自由”,只是在各种屏蔽、遮掩之后的头戴枷锁的自由;它所宣称的“免费分享”,其实只不过小偷销赃时的无耻叫卖,慷他人之慨,自己却无耻地从中大获其利。 我们认同自由、宽容的互联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宽容和自由决不是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在那场已经结束的可耻战争中,音乐人大受其害,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沉默、忍让和谦退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德,但百度公司利用的正是他们的沉默、忍让和谦退,善良者每退一步,为恶者便前进一步,他们步步进逼,逼到最后,唱片业垮掉了,中国的喉咙嘶哑了,这片土地即将沉寂无声。然而百度并没有停下它邪恶的脚步,它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写作。 我们不责怪那些自发上传的朋友,只谴责百度公司的邪恶平台。读者大多出于好意,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感谢你们的厚爱,但你们是否曾经意识到,你的行为也损及了我们的权益?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百度公司加倍地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你是善良的,但百度利用的恰恰就是你的善良,它疯狂地攫取,无耻地叫卖,你的善良已经成了小偷行窃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并不冲突,我们创作,你们阅读,我们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读物,而正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最后的家园。面对百度这样庞大而卑鄙的行凶者,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但是,一旦我们站到一起,我们将无比强大。我们可以对抗百度,也可以对抗更庞大、更卑鄙的行凶者。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也可以为所有人的权利而奔走,我们无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便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我们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你。我们就是街头的小贩,有权利拿回自己的财物。我们就是废墟上的钉子户,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家园。我们也是作家,面对偷走我们作品的窃贼,我们应当站到一起,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住手,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抗争,而我们终将获胜。为恶者可以恣肆一时,却终难横行永久。其间或有煎熬,或有挫折,但只要我们坚持抗争,相信正义终将如阳光照临大地,照亮我们的道路,也照亮每一条人间的道路。 这不是什么宣言,我们只是一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站在即将变成废墟的危房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请支持我们,因为这同样也是支持你自己。 传闻南海中有恶物曰雷蟹,长一丈,宽亦一丈,重万斤,独步海内,无与争锋。此物不信人间律法,更不畏天上雷霆,惯持双螯横行鱼虾水草间。读者们,朋友们,请你们擦亮双眼来作壁上观,且看持螯者能够横行到几时? 联合署名:贾平凹、刘心武、阎连科、张炜、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当年明月、林白、方舟子、王小山、南派三叔、李银河、韩东、东西、苏小懒、石康、熊召政、春树、沧月、冯唐、谢有顺、彭浩翔、张欣、虹影、陆琪、曹昇、匪我思存、七堇年、蒋方舟、安意如、唐家三少、江南、顾漫、王卯卯、慕容雪村、郭敬明最世文化旗下所有作家、沈浩波、路金波、黎波、张小波。 执笔:慕容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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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

作者: 杜君立   去年沸沸扬扬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曾经拍出《铁西区》的新锐导演王兵的第一部剧情电影《夹边沟》吸引了无数眼球。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位于西北戈壁滩不毛之地的右派劳改营粮食断绝,导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识分子因饥饿而死。尽管王兵在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写实的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王兵之前拍摄了许多纪录片,这部电影的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说夹边沟是1959年到1961年持续3年的巨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共党依靠暴力在占领全国并建立新政府之后,就开始了军国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全国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农民严厉限制在土地上,以粮为纲,依靠大量掠夺农村资源,出口农产品进行高比例的国家资本积累,以此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反右运动消灭了所有异见和意见之后,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使全国陷入超英赶美的非理性经济狂热之中。 中国进入1949年之后,内战和混乱局面基本已经结束,土改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后,中国重新又回到勉强温饱的糊口经济水平。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在和平时期迅速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战乱结束也大大降低整体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1个多亿。但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并没任何大的改变,粮食生产依然与2000年来的传统模式一样,产量依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政府急于从粮食出口中积累建设资金,以提高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水平,因此左倾冒进投机分子在政治博弈中获得成功,从上到下张扬着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浮夸风和放卫星行为。原始低效的集体农业在丧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纵下,很快便走向崩溃。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农民原有的家庭积累经过土改、合作化、炼钢、大食堂和”颗粒归仓”等无数运动搜刮后已经完全破产,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当局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这种人为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大量的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进行暴力镇压,阻止饥民外逃求生。后者往往导致饥民坐以待毙,使当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就属于此类罪恶暴政。 在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嘘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将军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狂热的毛万岁认为他们是可恶的体温计–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体温计,彭刘二人随后俱死于毛万岁之手。 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饥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历史中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笔”。批判人类的纪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红卫兵的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1000万到4000万,甚至6000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 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饿鬼》的作者贝克先生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我在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我说”有100万人死亡”,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飢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纪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共党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三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魔鬼。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永远伟光正的中共当局义无反顾地将罪恶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农民日记》。他在1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原籍豫南,他在一篇博客中记录了他母亲在大饥荒的遭遇: 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对中国影响巨大,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毫不讳言地说,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他认为粮食多了就不会饿死人,我们常常也认为房子多了,我们就有房子住了。在中国一代作家中,都具有一种共同食物崇拜癖和饕餮欲。善于煽情的路遥写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那场政治饥荒的万般悲苦催人泪下。阎连科、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无不是为了能摆脱饥饿才走上写作之路–听说当了作家国家就会像养猪一样给养起来,那个猪圈叫做作协。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政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虽然面临同样的北京压力,一些地区死于饥荒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另外一些地区,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相对而言,关中和整个陕西虽然也遭遇饥荒,但并没有酿成类似”民国十八年年馑”那样的高死亡率。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饥荒严重的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民国31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象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 很多年以后,我们村里的甘肃媳妇还是有很多,几乎占了1/3,她们大多是因为那场饥荒远嫁过来的。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甘肃乞丐挨家挨户乞食。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扒火车东下关中,只讨食物不讨钱,而且不计生熟粗细。他们总是谦和悲切的样子,不偷不抢,不出恶语,令人大动恻隐。我们孩子们看见衣衫褴褛的乞者,就前呼后拥地领着他(她)逐户化缘,甚至不用他(她)下话,我们就跑进人家,去面缸里用小手抓了满满一把面出来,放进他(她)的口袋。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昼不闭户,但乞者是坚决不会进人家里的。乡亲对他们既同情也尊重–人都会有难处。如果有孩子戏耍羞辱乞丐,会被大人严厉责打的。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乞食现象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后走街串巷的多是些来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们只要钱而不要食物,这已经与饥饿没有关系了。 补一花絮:1960年中国大饥荒,青壮年每天定量3两米(150克),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相国周恩来闻讯,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此期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但茅台酒厂1959年到61年的产量并没有减少,且更有收藏价值。1958年土陶瓶茅台酒以145.6万元创中国白酒最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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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网 | 【喷嚏图卦20110813】我看見我回家,穿過那些夜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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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英国巴恪思爵士《太后与我》揭与慈禧荒诞性史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5日 – 08:51 | 3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慈禧太后 今年正值辛亥百年,两岸三地兴起 清 末民初相关史料的出版风潮,但在台港两地最受文化与史学界议论和关注的新书,却是一本与 慈禧 太后诡祕情史有关、由晚 清 寓居北京的英国 巴恪思 爵士所写的《太后与我》,书中除了自曝与 慈禧 之间的荒诞性史之外,并进一步揭露宫廷贵族耸人听闻的性事,已经使得本书被视为近百年罕见的奇书! 《太后与我》是清末寓居北京的埃蒙德. 巴恪思 爵士(Sir Edmund T.Backhouse)以自传体撰写的一本回忆录,他除了是清末北京使馆区着名的男同性恋者,也被喻为「慈禧太后的英伦情人」。全书内容以他的宫廷奇特见闻为主轴,揭露诸亲王与机军大臣、后妃之间男女情爱、男男性事,以及作者与慈禧之间维繫多年的性爱情史。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十一岁的巴恪思在北京病逝,巴恪思在临终前,将英文手稿委託同样驻京的瑞士籍友人贺普利(R.Hoeppli)协助编辑出版事宜。但因战争等因素,加以内容极富争议性,使得书稿迟迟难以出版,贺普利也在一九七三年逝世。 骆以军:如瞎掰 巴是伟大小说家 本书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原始手稿终于重现天日,并以中英文同步发行。 《太后与我》中文香港版四月出版后,受到两岸文化界瞩目。据《亚洲周刊》形容说,台湾作家骆以军接过新书,随即翻阅,「至少十分钟没有再说话,读得津津有味。」擅长书写怪诞、极端、夸张情节小说的大陆作家阎连科在香港翻阅后,更是连呼「奇书!奇书!」 作家骆以军近日在为中文台湾版(印刻出版)写序时指出,他在第一时间看完后,即对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说:「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胡说此书是真是伪。它作为史料的辩诬与可信度并不那麽重要了。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如果全书是巴恪思瞎掰的,那他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鲍朴曾对《亚洲周刊》说,《太后与我》应非「压抑扭曲性慾的最后发洩」,它所目击的光绪、诸大臣与慈禧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史书记载有颇大距离。但「跃然纸上的沧海桑田,人间变幻无常的苍凉悲伤之感,显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 此外,该书译者小说家王笑歌则表示,清末宫廷变化都与慈禧有关,从 义和团 到幽禁光绪、慈禧之死,皆引人注目,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最高层之利直接白描,或透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巴恪思晚年所写回忆录,因为涉及百年前清末宫廷绝密情史,人与事都难以精确查证,但是仍有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伯(Trevor Roper),在一九七六年出版《隐藏的一生:巴恪思爵士之谜》一书,后来改为《北京隐士》,就对巴恪思的人格与着作的真伪,提出强烈的质疑。 特雷弗.罗伯指责巴恪思有计画、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他更进一步揭露巴恪思临终前完成的着作《往日已逝》和《太后与我》,根本就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他说:「无论文笔如何有才情,也无法掩盖这种病态的淫荡;它们不过是一个自闭的同性恋的淫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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