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莹

白衬衫 | 陈婉莹:港大不能在时代的责任前面退却

原标题: 陈婉莹:港大不能在时代的责任前面退却──我对下任校长候选人的看法 新校长公布的消息周一(9 月30 日)下午五点四十分,通过港大教务处发送电邮给全体教职员,宣布“下任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唯一的候选人马斐森教授(Professor Peter Mathieson)为下任港大校长”。周五马教授将与教职员、学生等会面,校务委员会即日下午开会考虑此项提名。   消息成为校园讨论热点,大家尊重遴选委员会的公正性,但对马斐森教授的资历表示质疑。对他的医学成就,内行人认为及格,但不能说卓越; 有五年医学院院长的经验,不能说是资深; Bristol大学和港大的比较,媒体已有述及。值的探讨的还有他对香港和亚洲事务的一片空白。   媒体报道都提到马斐森当选的历史意义,他将成为港大41 年来第一个非华人校长。华人和非华人不是选择校长的标准,重要的是资历,但是资历不限于学术成就,也包括社会经验和背景,而马对香港、中国和亚洲地区的有关经验近乎零,国际经验限于非洲,在香港曾任过客性质的外籍考官。他在今年三月才获任为教资会研究评审(RAE)评审小组众多成员之一,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的港大和41 年前不一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就读港大时,校长正是最后一任非华裔校长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彼时,英语是香港唯一的官方语言。中文媒体很少报导或讨论政治问题,影响力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的运动。港大学生会连同中文大学三所学院和其他专上学院学生举行研讨会,发动万人签名运动,致信英国的官员和国会议员请愿。1974 年,政府终于立法通过中文与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   时移世易,英文独霸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不知道遴选委员会曾否考虑看不懂中文媒体、无法直接掌握香港脉搏的校长如何治校?如何领导大学和香港社会的“持份者”(stakeholder)沟通?大学要为他配上多少口译和文字的翻译?他需要多少助理和顾问?即使配备了翻译大队,效果也有限,因为翻译只能展示字面,其中微妙的语意、语境要如何让他了解?   非华人当然可以学习本地的语言和事务,但却难以速成,学习也取决于个人的态度和素质。从马教授提供的有限资料中,没有迹像显示他对地方事务可以很快上手。笔者看到他给校务委员会的一封“使命陈词”(Mission Statement),满纸空泛的原则性陈述,比如说要促进教学、研究,没有展示任何愿景,对一些关键的问题还有误读。   马教授对申请港大校长职位的诚意也是疑问。我们指导学生求职时要根据雇主的要求及工作性质设计简历;马教授却没有为申请港大的职位而特别撰写简历。他在广发给师生的五页简历中“使命陈述“一栏写道:”我的目标是令自己乃至供职机构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更趋卓越。我旨在推动英国及国际临床学术的专业发展,也将继续尽力帮助乌干达及其他发展中的地区。” 他显然曾向乌干达求职,而把发到非洲的简历挪用为港大的申请,甚至没注意把“乌干达”改为“香港”。   从818 事件到学术自由之辩   818事件之后,徐立之意兴阑珊,婉拒续约,这两天有媒体重提818为徐“下马的导火线”,以及李成康被“禁锢”的事。但818事件调查委员会已有定论,表示“禁锢”的指控并不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和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的文灼非。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断然指出:   “检讨小组确信,基于以下理由,保安人员没有对学生做非法监禁。1、很明显三位学生在关键时刻可以自由离开楼梯间。因此如果三位学生想要从另一出口离去,保安人员是不会阻止的;2、事实上,三位学生中至少有一位确实是离开了楼梯间位置,加入一群访客中间离开了。”   委员会推翻“禁锢“的指控,没有得到显着媒体报道,港大也没去澄清,就背上了这个“禁锢”的黑锅。   818事件影响了港大的形象,成为公关灾难,如果没有校内外声讨,也会鼓励讨好北京的气氛。但是,徐立之任校长的十二年以来,我没听到港大因为他的政策而妥协了学术自由的事故。   我只知道,大学每天都在很活跃的讨论和探索。上周,我的同事钱钢开设了面向全校及公众的《通传媒,识中国》课程,讲述1949 年以来的国事风云和传媒变迁,有400 多人报名上课,济济一堂,需要另开一个课室做现场直播;我们历史系的Dikotter(冯客)教授关于大跃进的专着揭露了中国一场大浩劫的真相,最近又出版新书, 质疑内战后8 年的历史。我们法律学院有占中的旗手戴耀廷;自由派、民主派,泛民派议员和活跃分子都是校园的常客。第一个“占中”商议日,就在港大新落成的百年校园举行。大学提供了思想碰撞的空间,鼓励独立的思考,容忍多元的看法,法律学院有温文的陈弘毅教授,为普选探求北京和港人都能接受的提名方案。   港人反感的是大陆官场的风气腐蚀香港,各大校长和李源潮会面不稀奇,但校长和高官一字排开拍标凖照让人刺眼,我宁愿见到报导说校长和政治局常委见面谈到有关学术自由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对北京的不满,而幻想要和官方拒绝来往。   消息传出第二天,外界赞成马教授任校长的理由包括:外国人没包袱、非华裔校长不会去讨好大陆;更有说 “洋人学者会放弃自己一生坚持的独立自主、学术自由的价值观去屈从权势的,总比华人少得多”云云。这反映了反共到了盲目崇洋的心态。洋人就天生比华人有骨头?要知道,去大陆淘金或讨好的“老外”和外国大学校长多于牛毛。   马教授在被问及港大学术自由的问题时,不意外地承诺将维护学术自由。然而维护学术自由有赖大学的机制,包括课程的设计、人事制度等。对于一个完全不懂中国以及香港社会运作、中港历史、不懂华人社会人与事之间微妙关系,简历上看来和人文和社会科学没有涉猎的校长而言,他要怎样维护一所大学的学术自由?我们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不无忧虑,港大师生每天都在努力透过学习、教学、科研开拓言论和学术的空间。要说从只有43 万人口的英国Bristol市空降一个要向港人问道的医学教授来维护我们的自由,那是天大的笑话。   对时代使命的退却   有消息说,马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没有选择”,因为香港的竞争力不够,没有人愿意来,也有人说香港极端政治化,使优秀人才却步,所以只能选马教授。如果这是事实,那我们更要反思香港的位置,寻求对策。   中国崛起,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为五亿人脱贫。但是政治改革举步维艰,不平衡的发展造成诸多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官僚当道、人权受到打压。港大面对的挑战和机会,正是面对变局,为港大定位、对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提出新思维,进而为中国的发展有所贡献。选出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校长,所谓洋人不会和“政治”打交道,也就不会“出事”,希图无知无为,等于在时代的责任前面退却(retreat),这将是港大的悲剧、香港的悲剧。   我听到的旧生和同事的反应,从震惊到失望到鄙视(disdain),同声的说,“港大值得一个更优秀的人,”(”HKU deserves better”)。遴选委员会主席兼港大校务委员主席梁智鸿周二说,校务委员会不是橡皮图章,我相信梁先生的诚意,期待周五开会的校务委员聆听校友和港大同仁的声音。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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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为何西方媒体少有“车马费”

作者: 苗蛮子   “车马费”,这一堪称中国大陆媒体圈的“行规”,最近因农夫山泉与京华时报之间波澜迭起、火药十足的PK,而再次引发社会热议——5月6日下午,农夫山泉新闻发布会现场给媒体记者派500元车马费,参加发布会的知名网友五岳散人当即退还,随后发长微博将矛头直指昔日的媒体同行,质疑他们将收取车马费视为理所当然的心态。一时间,质疑农夫山泉500元“收买”记者的声音四起,记者再一次悲催地被批评为“妓者”。 车马费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并在诸如“车马费范围”、“车马费标准”以及“哪些车马费可拿”等问题上,似乎已然有规律可循:一般认为,凡是商业性活动,以及少数官方会议或活动,一般都会有车马费;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展示地方形象,往往由当地宣传部门邀请外埠媒体前来报道,这种情形下,车马费是少不了的。至于车马费标准,则根据媒体影响力和媒体级别大小而不同。比如中央级媒体记者的出场费可以高达数千元,而一些地方媒体的记者,三五百元就可以搞定。 尽管传媒学者陈婉莹说“车马费对中国新闻业来说很尴尬”,但对于许多中国媒体人来说,除了对有偿新闻稍嫌不妥,以及对负面事件中的“封口费”有所顾忌之外,对于商业活动和正面性会议中的“车马费”,非但不觉得尴尬,反而拿得理所当然,乃至多多益善。正是基于这种心态,围绕“车马费”,各种丑态尽显:冒名顶替混车马费者有之;嫌红包少或混红包不如愿而耍大牌闹事者有之;甚至于,同一媒体因事先沟通不到位致使多位记者参会抢红包也有之。一些记者参加活动,在与同行交流时,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红包”、“给了多少”这类庸俗的问题。 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既然拿了人家的好处费,那就意味着要给人家见见光,但很多商业性活动,本身就没有新闻价值。倘若将这种稿子堆上编辑的版面,到时领导批评的不是记者而是编辑。记者得了好处,编辑却要遭罪,恐怕还没有哪个编辑傻到这个份上。于是,一些老道的公关公司,通常会绞尽脑汁使会议的主题跟当前热点拐弯抹角挂起钩来,同时还得准备两三份礼物,分别孝敬记者、编辑,以及报社某个领导,于是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利益同盟之下,一些打擦边球的软新闻,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报纸版面。 较之中国大陆记者拿得心安理得,英、美、日等国的记者则被严令禁止,记者如果私自收受红包是要丢饭碗的。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老牌财经媒体就明确规定,记者及其亲属不能接受采访对象提供的价值25美元以上的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如果收了则要上交报社,并在每年的圣诞节前夕拍卖捐赠给慈善组织;并且,采访过程中,不得接受对方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帮助。而在日本,早在1946年就制定了“新闻伦理纲领”,两年后又发布“编辑权声明”,对报纸的新闻报道进行明确规范;此后,日本的电视、广播、出版等业界以及《朝日新闻》等大媒体,也陆续推出行业伦理纲领、基准或内部报道指针,对记者与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界定。 值得一说的是,对于采访对象“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帮助”,往往被中国的一些记者拿来解释拿车马费的“正当理由”,因为中国很多报社并没有相关的采访经费预算,记者如前往采访,只能自掏腰包。这样收支相抵,互不相欠,于是也就心安理得。其实西方媒体也很少有采访预算,有些时候也会接受采访对象的邀约,但他们是如何处理的呢?《远东经济评论》北京分社负责人介绍称,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新闻报道文后注明:本次采访的全部交通及住宿费用由xx公司提供,以利于读者对文章价值的独立判断。 不过话说回来,车马费并非只是中国大陆所独有的东西,其实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类似费用也颇为普遍,许多编辑和记者因为较低的薪资水平,也难抵一些公关公司的金钱诱惑;而即便在日本这类发达国家,一些不入流的所谓媒体也曾爆出类似丑闻。反过来,在中国大陆,也有极少数珍惜自己羽毛、颇有声望的媒体,如《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是明令禁止记者收钱的。 如此看来,人性在金钱面前,并没有什么中西之别。无论是西方媒体记者还是中国内地记者,在新闻理想的认知上,恐怕没有什么不同,即媒体应当志在成为社会之公器。但理想还需要物质来支撑,否则便只能是空中楼阁,或只是新闻之路上的孤独者。事实上,“车马费”之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几近绝迹,关键就在于:媒体在设定严格的报道伦理的同时,通过高薪保证了记者的衣食无忧。在英、美、日这些媒体成熟的国家,记者属于偏高收入阶层。比如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工资,虽然比投行职员略差,但和高收入的医生和律师比肩;而据日本新闻协会2012年的数据显示,日本报社记者平均年薪为680万日元(42万元人民币),若是规模超过1000人的大报社,记者人均年薪高达55万元人民币,即便是中小媒体的记者,年薪也至少有20万元人民币。 反观中国内地记者,他们的工资待遇如何?一则流传甚广的段子不无戏谑地这样概括:每月拿8000块,和一帮月拿数十万的老总们高屋建瓴地谈产业规划,是财经记者;每月拿着7000块,留着哈喇子说着年薪百万以上的人怎么吃穿玩乐,是时尚记者;每月拿6000块,两眼放光地写“中国向何处去”之类,是时政记者;每月拿5000块,全国各地追查真相常常被赶出门偶尔被追打,是调查记者。 然而,实际情形比段子所描述的更为糟糕:数据显示,除了极少数有影响力、市场效益较好的报社记者年薪有10万元之外,中国内地媒体从业者的平均年薪仅为4万元左右——既然说的是“平均数”,那么也就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媒体的年薪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值。收入水平低,而工作压力又高,使得媒体从业者成为当下中国最为辛苦,令人感到可怜的群体之一,也难怪乎中国媒体人往往自嘲为“新闻民工”。 这种双重压力之下,“车马费”也就成为中国媒体人保持一个有尊严生活的来源之一,甚至成为部分记者收入的大头。当然,除车马费之外,收“封口费”、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甚至通过某个负面事件要挟曝光,也是中国媒体人创收途径。只不过车马费较之其他途径,较为“光明正大”一些。但显然,这种表面风光的“有尊严生活”,恰恰是以践踏自己尊严换来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段子说,某电影新闻发布会,一名没有受邀请的记者闻讯前往,试图得到红包,主办方说,您的名字没有在受邀之列,所以没有。该记者大怒:“怎么可以这样?这涉及到我的尊严问题。”问题是,你还有尊严么? 中西方媒体的待遇为何如此之大?原因无疑有多种,比如相较于西方媒体专心于新闻业务,相关预算向新闻采集倾斜,中国大多数媒体则在新闻业务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而西方媒体之所以更专心于新闻业务,乃是因为它们不像中国媒体那样,有那么多的宣传任务,以及通过摊派而拥有固定的用户——正因如此,中国媒体即使缺乏质量与公信力也能够获得收益,何况有的党报还有不少财政拨款,于是也就用不着太过关注于读者的脸色与自身的约束。 如果说,西方媒体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那么中国媒体最大的压力来自政治权力,其次才是市场。由此不难看出,市场与竞争,正是中西媒体的分野所在。而熟悉媒介与政治关系的人都知道,媒体的市场化水平,往往取决于政治权力对媒体的干预程度。而这,正是中国媒体人生存境况的制度性总根源。 然而,制度有病,并不意味着媒体人就可以无所作为,更不应该成为记者收取红包的理由。我们除了期待政府和社会对这一群体更好一点,媒体人也应该自律。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媒体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代表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倘若媒体利用本该属于公众所有的资源牟取私利,不仅有损职业道德操守,也是对公众利益的严重侵犯。最终带来的不仅仅是媒体公信力危机,更是社会信任危机。而一个失去了信任的社会,还会有什么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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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婉莹:《出大事了——新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与公民行动》序

翟明磊的新作《出大事了——新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与公民行动》出版了,在天地书局,香港机场以及香港各书店销售。 本书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的系列丛书,主题环绕突发事件,新媒体和群众运动的关系,其中聚焦新媒体时代公民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 公民又如何透过媒体,挑战社会不公、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激发社会变迁。书中案例反映了信息科技动员和传播的力量和局限,收集的案例从2003至2011年,可以说是胡温十年执政的一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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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香港优秀报道荣获金尧如新闻自由奖

香港 — 香港金尧如新闻基金星期六下午颁发第4屆金尧如新闻自由奖,表彰香港体现优质新闻和新闻自由的报道作品。 明报“唐英年梁振英僭建系列”调查报道和有线电视记者林建诚的对湖南邵阳民主人士李旺阳的专访,从36个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印刷和电视传媒组大奖,各获奖金3000元。 由于部分作品的评分与获大奖作品相近,金尧如新闻基金特向苹果日报和爽报的 “D&G禁摄系列”、香港电台“头条新闻”节目的“中国人权状况”,以及香港电台英文节目“脉搏”的“反法轮功活动及言论自由”,颁发鼓励奖及1000元奖金。 香港中大新闻讲座教授陈韬文、城大传媒讲座教授李金铨、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浸会大学退休讲座教授朱立、金尧如新闻基金主席程翔以及记协主席麦燕庭参与了评审。 金尧如曾担任香港亲中报纸文汇报总编,1989年因不满北京暴力镇压六四民运,在文汇报社论中以“痛心疾首”4个大字表达抗议,遭整肃后宣告退党,与中共决裂。金尧如移居美国后仍经常发表评论文章,敦促中共推行政改,直至2004年病逝。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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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陈婉莹:国民教育之争是“一罐机缘”

“ 《中国模式》手册不过是把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乱不清: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却在新高中课程中将中史降格为选修课程。让香港新的一代,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香港大学博物馆总监曾对我说,到博物馆参观的中学生,有的连’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常识都不懂。” 如果说香港国民教育之争打开了一罐虫子(a can of worms),它也打开了一罐机缘(a can of opportunities)。让香港人审视自己被误导的价值观,也推动港人积极提出自己的“中国论述”,而不是被动的“取消派”。 国情教育课程引起家长群情汹涌,反映了香港中小学教育的深层问题,也带来了全民参与、改革教育的契机。国民教育之争牵动了香港人的神经,特区政府不可能与天下的父母为敌。政府笨拙施政,没有道德权威,也讲不出能取信大众的道理,硬推的话,可能引致比二十三条更大的管治危机。 但另一方面,反对国民教育运动目前的挑战不是能动员多少人上街,或争取多少签名,而是如何超越反对和批判,提出面对现实与将来的“中国论述”。 国情教育风波的导火线是《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教材》,这小册子由香港教育局出钱,但编得太烂,内容偏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也不敢为之护航。特首梁振英退而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为挡箭牌,只是该指引同样问题百出。对所谓国民教育的内容简单化为对国民身份的认同,脱离香港的现实,得到社会认同注定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国民教育教学大纲》的基本理念是“国民教育以情为本”,鼓吹“国情、真情、情怀、情感”,所包含的概念层次太低,鼓吹对国家的“情怀”,就比大陆的开明人士落后太多。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夏中义在中国推动“大学人文课程”,带领团队编了一套三册读本:《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二零零二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人与国家》卷首语写到教材的宗旨是要让学生反思“你将如何面对故土百年沧桑,及其社会文化转型,以期将自己塑造成迥异于卑微子民的‘现代国民’”。 什么叫合格的“国民”?《人与国家》的九章目录勾画了国民认知要求的脉络:“让记忆唤醒历史”、“传统与变革”、“重新点燃启蒙火炬”、“革命反思录”、“自由思想档案”、“民主ABC”、“平等与公正”、“个人、社会、国家”、“什么是知识分子”。在这些命题下,编者选进的中外作者有鲁迅、陈独秀、胡适、李锐,也有得到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亚马提亚·森等人,合共约一百篇文章。香港的中学何不利用现成的材料,编个简本给中学生? 《人与国家》的编者在导言中这样解释国民的精义:“及格的公民应该能够走出专制主义造就的‘顺民’与‘暴民’的传统笼罩,清楚地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意识到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如果这是香港“国情教育”的宗旨,相信家长和公众都不会反对。与之比较,香港的教材指引空泛肤浅偏颇,令人汗颜。 媒体越挖越深,发现香港推行国民教育早在十年前启动,并非今年才开始。 《中国模式》手册不过是把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乱不清: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却在新高中课程中将中史降格为选修课程,让香港新的一代,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香港大学博物馆总监曾对我说,到博物馆参观的中学生,有的连“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常识都不懂。 其次,风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暴露了香港教育的不平等:厘定教育政策的政府高官早就对教育制度投了不信任票,把子女在中学的时候就送到海外,或者选择国际学校。有办法的上英基学校,普罗大众的子女才进地道的本地学校,要上国情教育课,这更使平民家长气愤难平。 香港是一个自由社会,多元声音、各种政治倾向的学校共存。办学团体有权选择教材,家长也有机会选择学校。不同理念的团体,可以出版不同的教材,让学校和家长选择。 《中国模式》教材的问题出在其得到了政府资助,教育局有没有资助其他国情教育教材的出版?还是只此一家?教育局是经过什么的程序招标、评核?又如何挑选“当代中国研究所”设计教材?教材写好后又经过什么程序“收货”?国民教育的经费是多少?如何分配?社会大众有权要求教育局公开有关材料,保证公款使用公平、透明。 另一方面,公众反对港府版的国情教育教材,特别是大众媒体,也要避免轻易标签化他人的想法或其他教材“红色”。 我也反对双重标准,譬如陈日君主教也发声指责国民教育洗脑,讽刺的是天主教学校就是在主持大规模的洗脑工程,教授创造论,宣扬天主造人和天地万物,和进化论唱对台戏。美国就规定公款支持的学校不得组织集体的宗教活动,但不限制个人信教自由。反观香港,罕见社会质疑教会教育内容。 学生和家长组织起来参与校政,是改革教育制度的契机。参与中国改革是香港的宿命,香港和中国大陆是命运的共同体,寄望港人能超越对港版国民教育的反抗,进而建立对中国课程的共识。   (陈婉莹,香港大学新闻教授、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总监,曾在美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一九九八年来专注高等教育,推动信息开放和教育发展。本文原载于《亚洲周刊》2012年8月19日刊。原文链接: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f&Path=2283519512/33af1.cf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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