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

冉云飞: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心向背

冉按: 这是为11月号《明报》杂志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特辑”的专文,此辑文章写作者和采访者有徐友渔、北明、刘绍锐、陈子明、陈彦。其网址如下: 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main.cfm 。大家可以移步观看(当然有些文章只能看到摘录)。现将拙文全文刊载于敝博,请大家批评。 2010年10月30日8:19分于成都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人,第一次有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是自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继著名非战人士、记者奥西欧基狱中获奖之后,第二位在狱中获得和平奖的人。此前中国人获得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奖项,早已离开中国,甚至已非中国国籍。由于当代中国是个不鼓励创新、没有言论和学术自由,且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国家,尽管中国“贵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因此诺贝尔奖只要与中国人沾点边,都会成为传媒和大众口中争相腾播的谈资,甚至每年到颁诺奖的时候,传媒就会出现短暂的意淫状态。   法国籍中国人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官方展示了他们叶公好龙的本领,这回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干脆将一些欢呼和“饭醉”的人抓起来。对于诺贝尔和平奖花落一个被他们诬入狱中的“犯人”,中国官方是如此地恐惧,的确让世界震惊开眼。人们不免要问,一个到处送钱、四处做金元外交的政府,一个动辄用经济牌来威胁它国的政府,为何害怕一项推进人类美好事业的和平奖呢?一个小小的诺贝尔评委会组织,为什么不买中国政府的账,却“一意孤行”地要“伤害” 中国人民的感情,将一项和平奖颁给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刘晓波呢?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是因为中国政府经常粗暴侵犯民众的人权所致,而刘晓波只不过是中国不少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中之杰出者罢了。   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社会的变态维稳,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整个社会深刻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曾经深度参与了八九六四运动、矢志不渝要为中国民主自由事而战的刘晓波,参与了以推进宪政改革为主旨的《零八宪章》的起草工作。可令人气愤的是,中国政府竟将这样真正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人逮捕入狱,而且使尽一切手段打压零八宪章签署者,不把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是绝不收场的。但事实并不如官方所愿,虽然中国政府挖空心思用强大的GWF等工具摒蔽诸种信息,传统传媒亦严加管制,但信息全球化使得他们任何想要掩盖的丑行,都远不如以前那般顺利。刘晓波被抓及其他同道遭打压的事迹,藉半残废的中国互联网传播开来,持续发酵,终至得到全球许多人士的关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多重意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意义是可以藉此回望和前瞻人心向背。人心向背似乎看上去眩不着边,但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公平道义和实际利益诸方面的考量,从地域界别上看则可分为世界与中国。历来对诺贝尔和平奖的颁授和获得者,固然有不少争论,但不管有多少争论,说这些获奖者对世界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我想大家应该有比较相同的看法。一般说来,诺贝尔评委会不会莫名其妙地将诺贝尔和平奖这样重要的奖项颁给无名小卒,因为这不符合这个奖项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自身荣誉的核心理念就是:倡导理性和平、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也是自砸牌子。也就是说,自八九血案以后,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争取自由民主的人士,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顾中共的利诱和压力,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反对派的力量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也让西方各国政要在与中国合作时,在注意利益之外,不得不坚持从人权等普世价值上给中共施加压力,令世界上更多的人民认识到“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虚幻。   八十年代对官方多是文学式的批评,反抗大抵是道义的上反抗,而且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里。而如今对政府的批评多是法律和政治上的批评,反抗则大多是具体的维权式的反抗,而反抗也多集中在底层。两个时期各有侧重和缺陷,如今缺少更多的知识分子具有超越性地批评政府的诸多不是,因为八九血案后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官方收买了。也就是说,如今的道义反抗集中在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少部分知识精英身上,正是这种不懈地坚持,构筑了底层维权和异议阶层有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底层民众通过自身利益受损,通过血拆、上访、被关黑监狱、强行送精神病院或劳教,终于弄明白,向一个不受制约的强权政府索要权利,必须关心那些具有一定话语权、且富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反之,知识分子亦意识到关心底层具体维权者的利益,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意义。十多年前许多良心犯受审被关,别说一般民众不明就里,就连我这样比较关心社会现实的人也所知不多。这里面固然有彼时网络不够发达的因素所致,但问题在于,那时普通民众对自身利益与社会进步的关联,远不如今天这么看得相对深透,同时知识分子与底层维权者的互动也远不如今天这般多。   以我的切身体会和具体观察,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遭受各种各样打击的良心犯和维权人士,他们得到了较多的道义和物质支持,这是十几年前不可想像的。我认识的一些人,不仅不把为坚持正义而遭受打压的人,视为异类,而是从各个方面加以保护和支持,这不仅在动辄要和“反革命”划清界线的年代不可想像,就是在2005年以前也是少见的。以四川为例,谭作人、黄琦、刘贤斌等人被抓遭判所得到的诸种道义声援和物质捐助,就不说了,就是不太知名的“链子门事件”和左小环案件,也得到了程度不一的关心和支持。滥觞所及,饱受监狱之苦的良心犯,一旦他们出狱,也得到了此前不曾有过的欢迎和支持。正是因为社会不懈的关怀和支持,使得良心犯家属不再埋怨他们,其周围的人们也不再歧视他们,甚至逐渐引以为荣。这个心理态势上的转变,看是小事,实则蕴含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评,对腐败、强暴的政府在精神和心理上的抛弃。中共官方现在军力的强大、税收的丰盛、传媒的愚弄等方面,都还占有比较强的优势,但你看由蜂起的群体事件和频发的灾难,所造成的变态维稳,则不难从中窥看人心向背之一斑。   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因大规模正面抗战,损伤了不少军力,共产党消极抗日趁机坐大,固然是不到五年国民党政权易手的主要原因。但其中艰难的民生问题所带来的民心向背,在国共两党易势上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今天,中国的经济看上去繁荣,但其畸形病态,政府腐败不堪,贫富差距前所未有地拉大,都在加速民生问题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动荡困境。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浪费腐败和效率低下、国进民退对经济活力的打击、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诸多社会不公,使得一个意识形态尸骨不存、没有基本诚信、制乏底线政治伦理的政府,迟早都有被民众抛弃的危险。在这种需要重建社会公正、呼唤自由民主的时代,以刘晓波为代表的正义之士的出现以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谓适逢其时。刘晓波获得诺奖既是民心向背的产物,也是进一步促成中国社会民心向背的分水岭。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受奖主体来看,当然是表彰他从八九血案以来,坚持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理念,持续不断批评中国政府和推动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努力。但从和平奖的覆盖面、影响力、后续发酵来看,毋宁是对二十年来推动中国民主自由进步事业的所有人的一次集体褒奖。因为如果推进中国民主自由,没有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无论刘晓波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致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获悉自己得奖后,含泪说这个奖献给天安门血案中的亡灵。而那些为民主自由而死的六四亡灵只不过是所有推动民主自由事业的普通人的代表,进而言之,刘晓波亦只是“零八宪章”群体的代表,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领会刘晓波这句话,才能洞穿其间深蕴人心向背的含义。刘晓波获奖,其短期效果是激励更多同道不懈精进,其长期效果则是持续发酵,使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来,最终达致民心向背的实质效果: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专制国家和平转型为民主自由的国家。   2010年10月10至11日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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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心向背

冉按: 这是为11月号《明报》杂志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特辑”的专文,此辑文章写作者和采访者有徐友渔、北明、刘绍锐、陈子明、陈彦。其网址如下: 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main.cfm 。大家可以移步观看(当然有些文章只能看到摘录)。现将拙文全文刊载于敝博,请大家批评。 2010年10月30日8:19分于成都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人,第一次有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是自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继著名非战人士、记者奥西欧基狱中获奖之后,第二位在狱中获得和平奖的人。此前中国人获得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奖项,早已离开中国,甚至已非中国国籍。由于当代中国是个不鼓励创新、没有言论和学术自由,且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国家,尽管中国“贵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因此诺贝尔奖只要与中国人沾点边,都会成为传媒和大众口中争相腾播的谈资,甚至每年到颁诺奖的时候,传媒就会出现短暂的意淫状态。   法国籍中国人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官方展示了他们叶公好龙的本领,这回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干脆将一些欢呼和“饭醉”的人抓起来。对于诺贝尔和平奖花落一个被他们诬入狱中的“犯人”,中国官方是如此地恐惧,的确让世界震惊开眼。人们不免要问,一个到处送钱、四处做金元外交的政府,一个动辄用经济牌来威胁它国的政府,为何害怕一项推进人类美好事业的和平奖呢?一个小小的诺贝尔评委会组织,为什么不买中国政府的账,却“一意孤行”地要“伤害” 中国人民的感情,将一项和平奖颁给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刘晓波呢?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是因为中国政府经常粗暴侵犯民众的人权所致,而刘晓波只不过是中国不少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中之杰出者罢了。   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社会的变态维稳,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整个社会深刻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曾经深度参与了八九六四运动、矢志不渝要为中国民主自由事而战的刘晓波,参与了以推进宪政改革为主旨的《零八宪章》的起草工作。可令人气愤的是,中国政府竟将这样真正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人逮捕入狱,而且使尽一切手段打压零八宪章签署者,不把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是绝不收场的。但事实并不如官方所愿,虽然中国政府挖空心思用强大的GWF等工具摒蔽诸种信息,传统传媒亦严加管制,但信息全球化使得他们任何想要掩盖的丑行,都远不如以前那般顺利。刘晓波被抓及其他同道遭打压的事迹,藉半残废的中国互联网传播开来,持续发酵,终至得到全球许多人士的关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多重意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意义是可以藉此回望和前瞻人心向背。人心向背似乎看上去眩不着边,但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公平道义和实际利益诸方面的考量,从地域界别上看则可分为世界与中国。历来对诺贝尔和平奖的颁授和获得者,固然有不少争论,但不管有多少争论,说这些获奖者对世界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我想大家应该有比较相同的看法。一般说来,诺贝尔评委会不会莫名其妙地将诺贝尔和平奖这样重要的奖项颁给无名小卒,因为这不符合这个奖项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自身荣誉的核心理念就是:倡导理性和平、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也是自砸牌子。也就是说,自八九血案以后,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争取自由民主的人士,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顾中共的利诱和压力,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反对派的力量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也让西方各国政要在与中国合作时,在注意利益之外,不得不坚持从人权等普世价值上给中共施加压力,令世界上更多的人民认识到“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虚幻。   八十年代对官方多是文学式的批评,反抗大抵是道义的上反抗,而且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里。而如今对政府的批评多是法律和政治上的批评,反抗则大多是具体的维权式的反抗,而反抗也多集中在底层。两个时期各有侧重和缺陷,如今缺少更多的知识分子具有超越性地批评政府的诸多不是,因为八九血案后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官方收买了。也就是说,如今的道义反抗集中在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少部分知识精英身上,正是这种不懈地坚持,构筑了底层维权和异议阶层有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底层民众通过自身利益受损,通过血拆、上访、被关黑监狱、强行送精神病院或劳教,终于弄明白,向一个不受制约的强权政府索要权利,必须关心那些具有一定话语权、且富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反之,知识分子亦意识到关心底层具体维权者的利益,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意义。十多年前许多良心犯受审被关,别说一般民众不明就里,就连我这样比较关心社会现实的人也所知不多。这里面固然有彼时网络不够发达的因素所致,但问题在于,那时普通民众对自身利益与社会进步的关联,远不如今天这么看得相对深透,同时知识分子与底层维权者的互动也远不如今天这般多。   以我的切身体会和具体观察,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遭受各种各样打击的良心犯和维权人士,他们得到了较多的道义和物质支持,这是十几年前不可想像的。我认识的一些人,不仅不把为坚持正义而遭受打压的人,视为异类,而是从各个方面加以保护和支持,这不仅在动辄要和“反革命”划清界线的年代不可想像,就是在2005年以前也是少见的。以四川为例,谭作人、黄琦、刘贤斌等人被抓遭判所得到的诸种道义声援和物质捐助,就不说了,就是不太知名的“链子门事件”和左小环案件,也得到了程度不一的关心和支持。滥觞所及,饱受监狱之苦的良心犯,一旦他们出狱,也得到了此前不曾有过的欢迎和支持。正是因为社会不懈的关怀和支持,使得良心犯家属不再埋怨他们,其周围的人们也不再歧视他们,甚至逐渐引以为荣。这个心理态势上的转变,看是小事,实则蕴含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评,对腐败、强暴的政府在精神和心理上的抛弃。中共官方现在军力的强大、税收的丰盛、传媒的愚弄等方面,都还占有比较强的优势,但你看由蜂起的群体事件和频发的灾难,所造成的变态维稳,则不难从中窥看人心向背之一斑。   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因大规模正面抗战,损伤了不少军力,共产党消极抗日趁机坐大,固然是不到五年国民党政权易手的主要原因。但其中艰难的民生问题所带来的民心向背,在国共两党易势上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今天,中国的经济看上去繁荣,但其畸形病态,政府腐败不堪,贫富差距前所未有地拉大,都在加速民生问题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动荡困境。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浪费腐败和效率低下、国进民退对经济活力的打击、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诸多社会不公,使得一个意识形态尸骨不存、没有基本诚信、制乏底线政治伦理的政府,迟早都有被民众抛弃的危险。在这种需要重建社会公正、呼唤自由民主的时代,以刘晓波为代表的正义之士的出现以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谓适逢其时。刘晓波获得诺奖既是民心向背的产物,也是进一步促成中国社会民心向背的分水岭。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受奖主体来看,当然是表彰他从八九血案以来,坚持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理念,持续不断批评中国政府和推动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努力。但从和平奖的覆盖面、影响力、后续发酵来看,毋宁是对二十年来推动中国民主自由进步事业的所有人的一次集体褒奖。因为如果推进中国民主自由,没有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无论刘晓波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致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获悉自己得奖后,含泪说这个奖献给天安门血案中的亡灵。而那些为民主自由而死的六四亡灵只不过是所有推动民主自由事业的普通人的代表,进而言之,刘晓波亦只是“零八宪章”群体的代表,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领会刘晓波这句话,才能洞穿其间深蕴人心向背的含义。刘晓波获奖,其短期效果是激励更多同道不懈精进,其长期效果则是持续发酵,使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来,最终达致民心向背的实质效果: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专制国家和平转型为民主自由的国家。   2010年10月10至11日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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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给晓波朋友们的公开邀请函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我和大家一样 ,内心充满感动和感恩,感谢国际社会和诺贝尔委员会对晓波多年努力的认同, 感谢朋友们这么多年对晓波的支持,感谢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晓波说过, 这个和平奖属于六四亡灵,我想,这个奖也属于大家,属于所有那些为了捍卫尊 严而无所畏惧的中国人。 遗憾的是,从10月8号开始,我就处在软禁当中,行动没有自由,和外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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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BBS的对话

与莫之许对谈“30年社会转型与思潮变迁”记录整理(全本) (博客上只能放出节本,无法放出全本,所以这里放出全本,欢迎各位广为传播。) 1984BBS大讲堂第五期:与莫之许对谈“30年社会转型与思潮变迁” Live!大讲堂第5期 【主题】莫之许与1984BBS组员对谈“30年社会转型与思潮变迁”,在线问答形式。 【时间】2009年12月15日,晚上20点-21点。 【嘉宾介绍】莫之许,“八九一代”学生,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牛博等网站的blogger,牛博最受欢迎的博客作者之一。网易等媒体专栏撰稿人;图书策划人;其经济政治类的 文章受到一定欢迎,主张民主政治,是宣传民主自由思想者的一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9年9月17日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候补理事,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和菜头曾评论莫 之许“他几乎符合所有武侠小说中高手的描写”。(via wikipedia) 附: 莫之许的博客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mozhixu/ 莫之许的Twitter https://twitter.com/mozhixu 【策划】上肛上腺 【整理】李夏 (共享资源,请注明来源1984BBS) 【开场】 宋石男: 各位组员兄弟姐妹,今晚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向大家隆重介绍我的师兄,民间思想者、行动者莫之许莫大总统。我为有这样的校友而自豪,同时也为我和莫师兄还有李鹏这样的校友 而悲愤。 一般人只知道莫之许是资深异见分子,不知道他还是资深媒体人。6、7年前,莫之许是华夏时报的评论部主任,而他当时在报社的同事,大伙儿熟悉的就有安替、魔鬼教官、秋风 等人。 我最佩服莫之许的不是他的异见,也不是他的资历,而是他的意见。莫之许常常有比一般人的常识更多走那么一小步的本领,而这一小步,对绝大多数时评家来说,则是不那么好 跨越的一大步。也正因这一步,莫之许跟他们就成了高手与中手的区别,或者高手与低手、庸手、烂手、断手、没手的区别。 一句话,莫之许最大的长处在其过人的洞察力,可以呵气溶雪,以及不凡的逻辑思辨能力,可以一剑穿心。 下面,就让我们围攻莫之许莫大总统吧,我们攻的是他的虎躯,一震的是他的锐思。 一、关于89 xazei:抢先一问莫大总统,89年那事在30年社会转型与思潮变迁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莫之许:89事件的作用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打破了此前近10年的某种平衡状态,一般认为,当时主要有四种势力在起作用,,一是所谓的改革派,其实就是邓小平为首的当权 派,由他们在推动改革开放,但同时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要硬;一是陈云为首的保守派,陈子明先生称之为还原派,我以下也称之为还原派,因为他们也反对文革,理想 是回到文革前的某种状态,由国家主导经济等等,这一派也得到了第三派也就是更左倾的文革派的支持,所以面目比较模糊,海外尤其分不清,常常将他们统称为保守派;其三就 是文革派,但经过文革后的多次整肃后,这一派已经难以公开正式地发挥作用,所以一般是依附混合在前一派中;其四就是改革后因思想解放等等而兴起的自由派。要注意的是, 当时尚不具备如今这样的社会空间,以上四派其实都在体制内。 朱学勤先生认为在这10年前存在所谓的改革共识,其实就是说的改革当权派与自由派的共识,或许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改革当权派的总 头目也就是邓小平对于自由派始终是警惕的,他反复在强调反对自由化,因此,是否真存在共识是可疑的,我的看法是改革派和自由派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共识,但也有根本的分 歧。89事件中这种分歧表面化了,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改革派老大甚至不惜动用暴力对自由派加以清除。 如果从这个框架来看,89事件的作用首先就彻底破坏改革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关系,使其根本分歧无法调和,后者或出走体制,或流亡海外,即使有部分留在体制内的,也因89事件 被边缘化了,所以可以说89事件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自由派和体制的决裂。 89事件的第二个作用指向89之后,在我看来主要就是实现了改革派和还原派的合流。一度还原派偕同文革派,在1990年代初颇占上风,但邓通过南巡,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将文革派 彻底排挤掉,但与大家一般认为的相反,南巡后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清除还原派,倒毋宁说是改革派与还原派的某种结合和折中:既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又要国家主导,所以 一开始就提出抓大放小,随后就是分税制改革增强国家能力,然后是做大做强,这才是近10几年发展的主线,顺便说一句的是,朱容基其实出自陈云的计委门下,他出面主掌经济 ,本身就可以看作是改革派与还原派的合谋。 因此,89事件一是打破了80年代的平衡,进而实现了改革派与还原派的合流,经过多年演变,原来的四派一是由改革派与还原派结合形成了官方主流,一是出走的自由派与体制内 残留的自由派等等形成了泛民间反对派(零八宪章在很大程度是一个反映),此外文革派就成了现在的毛左派,体制内也还有一帮改革派的老人,既与民间异议保持距离,但又坚 持改革理想,这或许可以叫做炎黄春秋派?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理的话,其所对应的思潮也很清楚,80年代主要是主流改革话语与自由派启蒙话语的结合,其他如还原派、文革派,其实也各有其话语,而 89后,则一变为四 :一是官方主流话语,一是民间自由话语,此外炎黄春秋等还在重复坚持80年代的主流话语(强调要回到13大政治报告,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就是毛左派的话语。我的基本看法 是,无论是 80年代的主流话语(其最重要的说辞就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毛左派的话语,暂时都不具备大范围的影响力,未来中国的思潮演变主轴,还是在官方主流话语与民 间自由话语之间展开,这个问题太大,以后再说。   饭碗:请教莫老师2个问题: 在您看来,89之后的二十年相较于89之前的十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哪些好的变化和坏的变化? 如果我们再次面对89的情况,这些变化会让事件的结果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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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谈谈”中国模式”问题

一位与朱厚泽先生和我都十分熟悉的老朋友,曾让我作个准备,与厚泽先生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我在《领导者》双月刊召开的会议上最后一次与厚泽先生见面的时候,也已经和他约好要去他府上拜访。可惜没过多久,厚泽先生就住院了,然后就传来了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刚看到姚监复《朱厚泽最后的访谈》一文,厚泽先生在访谈中大声疾呼:应重点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假若我当时与厚泽先生长谈,肯定也会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响应厚泽先生临终前的号召,谈一谈我对“中国模式”问题的看法,作为对厚泽先生的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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